【关键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策略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基于前述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提升博士研究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观进行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正确运用正确和合适的学术研究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
博物馆简介
从地铁天安门东下车，能看到马路南面有一座宏伟的大型建筑，这里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隶属于文化部，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光辉历程。
国博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120余万件，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国博的陈展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组成。基本陈列有“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专题陈列有“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艺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等。还有不断更新的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
第一座国立公共博物馆
说起国博的历史，则要追溯到民国初年。工作人员介绍说，1911年，清政府被，国内的一些社会文化名流积极倡导和努力兴建博物馆。北京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博物馆也就是国博的前身，是由著名教育家、时任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热心策划。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1917年因张勋复辟，不得不暂停，后迁往故宫的端门与午门。博物馆前后筹备了14年，以太学的辟雍礼器等古物百余件为基本陈列品，共征集到展品上万件。1926年10月，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开办的国立公共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革命博物馆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与人民大会堂遥遥相对，并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1960年8月，“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2月，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3月1日，改扩建完成后的国博正式开馆。
67年前，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67年后，当年的见证实物，历经沧桑，作为文物被珍藏在了博物馆中。国博“复兴之路”主题展中由董文希于1953年完成的一幅布面油画《开国大典》，一下子把观众带回了67年前的那一段岁月。
“天书”见证历史性一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第一次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盛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国博珍藏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和签到簿，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开国盛会的人员情况。这次会议的代表签名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的珍贵签名。宣纸上端印有人民政协会徽，纵43厘米、横32.5厘米。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为筹备政协会议和建立新中国，新政协筹备会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任，、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近3个月的紧张工作，筹备会拟定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最终确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单。代表分为五类，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党派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4个单位，165人。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派的代表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人们对国旗的有关记忆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情景，无疑是最璀璨的一幕。那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五星红旗现珍藏于国博，红布的旗面、黄绸缎的五星给人凝重的历史感。工作人员介绍了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1949年9月28日，国营永茂实业公司接到市委紧急通知，需要按照政协刚刚讨论通过的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规格的国旗。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市委直接领导下，代管北京工业生产的组织机构，包括接管敌伪工厂。那时还未着手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京的印染业无论规模和技术条件均达不到印制国旗的要求，只有组织手工缝制。
第二天，经理甄树德找到参与负责国旗组织监制工作的党员干部宋树信说，市委指示，10月1日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长5米、宽3米的特大号五星红旗，红旗质量要好，五星必须要用缎子做。必须在10月1日前，把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这项任务交给你负责。
宋树信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却找不到做五星的绸缎。骑车跑遍北京城所有的布店，整整一天都没找到，急得夜不能寐。30日一大早赶到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一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助翻翻库存。瑞蚨祥派了几个人一起找，两个小时后，交给他一卷质量好的黄色绸缎。宋树信抱上绸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特大规格国旗连夜用缝纫机赶制，可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最大的五角星，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做主，经过层层请示同意拼接，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接缝。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已是10月1日凌晨。
关键词：博物馆学教育；中外差异；原因；途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096-03
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从初创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①。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所出现的诸如办学模式类同、办学层次单一、课程结构不全面、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学科教育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供给。因此，通过中外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比较，分析原因，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失为一条改进的有效途径。
下面分别从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教学模式等方面，试对中外情况做比较。
一、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国内状况。根据招生简章提供的信息可知，近年来开设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达近50所。其中不仅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老牌大学，而且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类院校，同时也不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为代表的科研机构，以及一些艺术类院校，如广州美术学院等。如果按中国博物馆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以及国土面积、人口等因素全盘考虑，国内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数量还未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
2.国外状况。美国的博物馆学教育十分发达，各州都有多所高校开设了博物馆学相关专业，总数达100余所。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阿肯色大学、旧金山大学、丹佛大学、西北大学、北伊利诺斯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博物馆学相关专业。当然，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印度等国家也都开设有博物馆学专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欧美国家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是比较多的，这与其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
二、学科从属
1.国内状况。在我国博物馆学专业一般隶属于历史或其他人文社科类院系，属于历史学或其他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专业名称一般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或“博物馆学”，学科重点绝大部分都侧重于考古学。据调查，除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等15所高校之外，大部分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均隶属于历史类院系。即使是这15个不属于历史类院系的博物馆学专业，也仅仅有三四所开设了专门的文博类院系，很少见到设有专门的“博物馆学学院”或者“博物馆学系”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博物馆学教育还没有建立真正属于该学科的龙头教育院校，在这种环境下，“博物馆学”只能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夹缝中求生存。
2.国外状况。欧美及澳洲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文艺术类院系，也有少量属于信息学院或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物馆学专业均属于艺术学院，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则将博物馆学专业划归信息学院，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却属于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与国内不同，除了极少数学校在提供“博物馆学方向历史硕士”专业学位时要与历史系联合培养之外，很少有将博物馆学专业从属于历史类院系的。
3.学科从属的差异。由上可见，国内的博物馆学专业一直在历史、考古专业和文物学的夹缝中艰难发展，造成本学科特色的丧失，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而国外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类学、艺术类院系，甚至属于交流、信息类专业，很少有属于历史院系的。
历史、考古和博物馆学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从学科划分而言，不宜简单地将之与考古学并为一科，甚至视作历史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作为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博物馆学专业在设置上应该独立。只有改革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博物馆专业才能健康发展。
三、培养目标
1.国内状况。国内高校普遍重视的是文博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目标是能培养出既懂得博物馆方面专业技能、又能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如复旦大学的目标是：培养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旅游部门、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则重点培养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科技鉴定、文物法规、陈列设计、文物保藏环境、农业考古等方面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看得出中科大更为重视文物保护技术方面，这与其学科优势有关。
2.国外状况。在博物馆学的办学理念和目的上，西方国家注重创新、批判性思维和领导才能的培养，同时为符合博物馆学跨学科的专业特点，以及满足日益多元化的行业需求，校方会设置多种方向，以学生为焦点，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模式，培养学生的哲学思考能力及专业实践技能，使他们成为有创新能力及卓越才干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专业人才。
3.培养目标的差异。国内培养目标中所谓的复合型专门人才，绝大多数指的是具有考古、历史专业背景的人才。这种理念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如何把握现实社会发展对博物馆形成的挑战和机遇，紧跟国际博物馆学发展趋势，不仅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博物馆主要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范、技术和发展热点，而且要探讨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手段，掌握适应当代博物馆状况和发展条件的博物馆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这样方能有机会弥补与西方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之间的差距。
四、课程设置
1.国内状况。课程设置是检验学科专业理论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博物馆学课程设置，首先表现在设置的阶段上，据初步统计，本科阶段设置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明显少于硕士阶段，故研究生阶段的博物馆学教育，是我国博物馆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次，受一些重点高校模式的影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一般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②、博物馆学③及博物馆实习等几个方面。前四个方面同时也是考古学、文物学专业的课程内容。可见考古学、历史学的课程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博物馆学课程比重明显不足。
2.国外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国外博物馆学教育的重点主要在硕士阶段，本科教育几乎没有，博士阶段教育很少。（2）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博物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展开。开设的选修课十分广泛，如艺术类、商科类、专业写作、广告与交流等学科。这些对博物馆、美术馆实际工作非常有用的课程，在国内博物馆学专业中则很少开设。（3）常见博物馆学与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联合教学的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4）非常重视实践学习，必须要完成固定时段的实习任务。（5）有着非常严格的远程教育，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3.课程设置上的差异。西方的博物馆学教育注重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大量博物馆实习相结合，并开设门类众多的与博物馆相关的选修课，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其成为跨学科的博物馆专家。而我国很少能提供学生在校期间所需要的大量实践机会，课程种类相对单一化，内容不新颖，且不能与博物馆或美术馆紧密相联。
五、其他方面的差异
1.实践教学。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创新和学以致用，这是西方博物馆学专业的两大特色。相比之下，我国的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缺乏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尤其缺乏充分的实践培训，其知识体系又与历史、考古、文物类学生趋同，因此，在就业市场上，他们既不不具备与历史考古类学生同等的竞争力，又不具备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实际工作的动手能力，处境尴尬。
2.师资力量。我国大多数“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其侧重点实为考古学，真正“博物馆学”专业数量并不多，究其原因，当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师资力量匮乏有着莫大关系。教师的专业方向多向历史学、考古学靠拢，而能为学生开设社会科学、文化政策研究、人类学、艺术史、遗产数字化、策展实践、博物馆财政及人事管理、博物馆教育和市场营销等课程的，即使是在国内顶尖的博物馆学院系内，也是凤毛麟角。不少高校老师完全没有博物馆工作实践经验，与博物馆的沟通也很不充分，使得有针对性的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和为博物馆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难有作为。而在国外博物馆学专业的教师队伍中，很多人都曾在博物馆界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校方会聘请大量博物馆专家为客座教授，最大限度地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学。
3.教学模式。西方国家博物馆学专业的授课方式灵活多样，考核形式也多元化。如采用演说、课堂讨论、专家讲座、学术会议、个案研究、博物馆实习以及个别辅导等教学方式，即使是远程教育，也会精心编制整套的网络课程计划，导师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电话、定期研讨会及当面辅导等方式，按照计划完成课程任务。学生在学习某项课程时，都需按要求完成若干份书面作业，这些作业内容各异、形式多样，可以是论文、报告、评论、活动概述，也可以是项目书或项目评估等。而国内的博物馆学教学模式，仍旧遵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物学的研究范式，至今也未见发展出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法。
六、差异的主要原因
与国外相比，国内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化要求不高，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科从属不尽合理，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实践教学方面较弱，师资不足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莫过于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的现实因素和博物馆学理论方面的因素。
1.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某些现实因素，制约着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①国内历史类博物馆数量最多，博物馆的从业者多为考古、历史专业出身。因为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遗产，所以发展到今天，虽然博物馆的门类日益丰富，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产业类等多种类型博物馆发展迅速，但历史类博物馆的数目仍然是最多的。②博物馆事业发展背离科学主道，对人才多样性的硬性需求并不强烈。由于定位的不准确，国内出现“大馆小馆、千馆一面”的重复建设现象，直接照搬或者相互模仿的结果，使得博物馆界满足于旧有的人才结构，没有兴趣追求人才的多样性，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2.理论博物馆学发展的滞后状况，造成理念上的误区与封闭。长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内容都属历史科学范畴，同属社会科学，”所开设的课程，仅有很少一部分与博物馆学相关，更多的充斥着考古学、文物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内容，且大部分是跟考古学、文物学联合开设，并隶属于历史类院系。这种不科学的设置，就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的落后，带来了认识上的误区而导致的结果。此外，国外还有很多普及的理念至今尚未被国内所理解、接受、实施，更不要说要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了。因此，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不容忽视。
总之，经比较发现，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在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和教学模式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异，但无论哪一方面，归根结底都源于博物馆学学科属性的模糊。因此，只有先解决了学科从属问题，其他问题才会随之迎刃而解。当务之急就是把博物馆学专业从历史学等专业中独立出来，设置独立的博物馆学研究院系，这样才能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国家的重视、支持与行业的协作、配合下，作为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主力，高校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注重博物馆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振兴学科地位；其次，要优化教育模式。教学形式、评估手段讲求多样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最后，要创新教育理念，注重与国外高校及博物馆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关注国际间相关新理念的实践和发展动态，积极主动的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发展创新，探索出一条最适合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最早起步，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博物实习科。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真正进入大学讲堂，则始于抗日时期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②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钱币、古建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及文物保护技术等。
③包括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学史、文物政策法规、陈列设计、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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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由六章组成，本文将对对其中令人感兴趣的内容略述浅见。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别将远古、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二十世纪的盲人音乐活动做了梳理1，为论文核心的部分――通过历史建构的眼光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盲人说书，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文化信息，对盲人说书的历史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尤其是按照时间朝代的顺序，分析了上至三代，下至元代的盲艺人的身份转变和职业状况，讨论了今天盲人说书文化的遗留价值。
如前所述，《盲人说书》里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有很好的音乐研究修养，并且基于调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结论性的研究。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时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为何在汉朝时期地位遽变，被称为“狂瞽”，几乎沦为和侏儒一样供人娱乐的地位。对此作者认为，是因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先秦神权由东周瓦解，依附于神权统治的瞽阶层随着神权瓦解而瓦解，延至汉朝已徒留技艺、沦为与侏儒比肩”。2这个结论笔者不甚同意，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才疏学浅，一点思考，做此札记，与众读者商榷。
中国自春秋以来，下至战国，无论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均处于遽变之状态，笔者很难判断孰先孰后。
春秋时代，当时所谓“一国”，仅止于“一城”而已。一国之元首，即为一族之宗子，再广封同姓之宗亲或近戚，同治国政。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或为朝聘，或为宴饮，或为盟会，或为庆吊，同家族之间往来无异。其时以言政治，则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可见一国之历史、学术、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庙，非大贵族不能见，即同姓之宗亲亦未必能看，更无论普通下层民众。
在经历了春秋两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坏之中；至于战国，变动日渐激烈，其中尤为重要者，即为封建制度渐崩，而郡县制渐起，二者并行，实属一事。其间诸侯兼并，大夫篡夺，屡见不鲜。封建诸侯逐渐沦亡，而军政国家规模形成，对内强经济，对外事吞并，普遍设郡县直辖于中央。根据《左传》记载，晋国早有县制，政权得以集中较早，也是国势日渐隆盛原因之一。任职食俸的官吏，逐渐开始替代贵族，也打破了世袭的传统，成为新兴的力量。各国争相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大力发展农耕，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从封君转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亩，而民田也得以自由买卖。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各国大兴募军养士，开城渠，制兵器；同时君卿贵族争养食客，游士兴起，纵和连横，社会面貌与春秋迥异。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一统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彻底废封建行郡县。其时丞相王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想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中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罢诸侯不便。”始皇从其议，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时同姓之亲，而除封建为郡县，实为遵循时势之变迁，因现状而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无文化之传统，战国以来，东方文化逐渐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为己有；秦人信奉三晋功利文化，至于齐鲁礼乐文化，则很少受到感染。在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后，最终瞩目的文化事件当属焚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问对，亦涉于议政。焚书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书议政，辩论废封建得失，引出了焚书之议。李斯拟出的焚书办法如下：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先秦学官与典籍的情况。大抵秦学官有两种：史官与博士。史官自商周以来由来已久，属于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的传统；博士则始于战国，相对应的是平民社会自由学术的兴起。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诸子百家大兴，乃有博士的创建。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与博士的并设，是古代“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象征。《汉书・艺文志》中以“六艺”与诸子来分类文献，“六艺”即古学，起先掌于史官；诸子为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诗》、《书》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错相应，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王官学与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态。4秦博士掌承六艺，亦不专掌六艺，焚书源于博士议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焚书以前，多有通五经、六艺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书之后，博士制度没有废除，而通六艺、《诗》、《书》之博士，则必尽在罢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远古时代掌管鼓的乐正也非单纯的乐官，而是兼有巫师与乐官两方面的职能，后来钟鼓发展成后世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6礼乐亦是六艺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王官失统，《诗》、《书》本用古文写成，流传又狭隘；随着秦统一文字、焚书和罢斥通六艺、《诗》、《书》的博士，文教影响匪浅，古代王官之学遂遭重创，相应的，从事礼乐活动的乐正、瞽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其职能也逐渐开始改变。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间仅十五年。秦之君臣，为时势所牺牲，然其开后世一统之格局，定郡县之制，影响深远。汉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剑得天下，布衣将相开新一代政治格局，质朴本色，平民精神，相较于始皇、李斯以贵族地位、学识、峻法凌驾一世，更能合于时代之趋向。汉朝开国的君臣起于草野，对于贵族生活，几乎没有涉猎，更没有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至叔孙通定礼，高祖“始知天子之贵”。汉兴至文、景两朝因袭秦之旧制，设有七十博士，为广学之路，有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经。七十余年以来，实行俭约休息之政策，内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汉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立太一之祀与兴乐府同样瞩目。
《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 以合八音之调，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
又《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因此， 西汉武帝、宣帝两朝的乐府歌诗的造作与武、宣两朝的制礼作乐有关， 其目的在于“兴废继绝”， 宣扬文武周公之道， 树立大汉帝国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同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7汉家的制度中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并行的音乐机构， 即属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庙礼的太乐和属于内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宫廷音乐活动的乐府。太乐的音乐是官方音乐， 禀承的是传统的雅乐而不是新声，多用于宗庙祭祀；而乐府则属于少府这样一个服务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内廷机构， 其所掌多为汉家的楚声乡音或新造之乐， 所谓“赵、代、秦、楚之讴”， 以娱乐帝王与贵族。武帝既然创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乐府而不是太乐。由于定郊祀之礼、兴太一之祀皆是制礼作乐的创新举动， 故而史家特别重视，尤费笔墨，称之为“立乐府”。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原先的七十博士，专立五经博士，虽致力恢复六艺，但无奈《乐经》的失传，雅乐衰落严重。根据《艺文志・六艺略・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强调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的资格，更是对一些儒生和诸侯王对古礼雅乐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厌恶。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性好古学，《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河间献王学六艺，修礼乐，被服儒术；与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诸子弟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武帝时，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十余事，文约而旨明。但武帝对雅乐表现非常冷淡，“下太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认为音乐应当符合雅乐的标准，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渐“希阔不讲”了。至宣帝时汉家制定国家祀典时，才重新出现了兴造雅乐，不过似乎没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乐师们所供奉的神之一是“东方朔”，奉他为祖师爷。有意思的是，东方朔本人恰是与侏儒一样，是皇帝疲劳抑郁时提供消遣娱乐之人，无传统的排忧解难之责。综上所述，我认为，盲人乐师们在汉朝时已徒留技艺，不能单以“春秋战国依附于神权政治的瞽阶层随着先秦神权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来解释。自秦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帝国从各方面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各方面都是积极的、反传统的。虽然武帝崇儒术，兴六艺，立五经博士，设太学，经学成为了经世利禄之学；同时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并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9，但毕竟时代已变，难以回到过去，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被纳入汉朝以来的新秩序之中”。他们失去了与神对话的权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汉之间盲人乐师们地位的转折和职能的彻底转变也对后来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皇”的传统建立，并不只是对皇权的拥护，一方面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盲艺人们新的崇拜，成为他们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逐步建立了这个以师徒关系为纽带，讲尊卑、序长幼、扬善道的代代相传的互怜互助的组织，并在往后与庙院得以紧密相连，娱乡民，宣教化，在官府、庙院、乡民中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艺人就在这夹缝中得以艰难的生存。
注释：
1《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冯丽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页。
2《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98页。
3《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5《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6《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5页。
7《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徐兴无。
唐骏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有关真假文凭的讨论,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谈到文凭,自然要涉及留学。因为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当其冲的是新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新教育开始完全模仿西方,一会学德国,一会学美国,变化很大。中国近代新学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很不完善。借助西方教育机构为中国培养各种人才,始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奖励游学或留学,也始终是政府兴办教育的手段之一。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洋博士优越于土博士,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蔡尚思先生回忆说:“我在十余年前,听见一个同事说:‘某有名大学有两个学生,同时毕了业,一个学问很好的,因为没有钱,只好进该校的研究院;另一个学问很差的,因为有钱,便赴美留学;这两人又同时毕业,在该大学任教;那位学问很好而由该校研究院毕业者,只能在该大学任讲师;另一位学问很差而得有美国学位者,却可在该大学任教授。两人的薪水,也相差到两倍以上之多。”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留学热潮。
实至名归的“海龟”
客观地讲,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留学也不例外。在近代海外留学的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致说来,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种,实至名归类。所谓实至名归,是指学问有成,同时也获得毕业文凭。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学问,也有文凭。刘半农曾以高中学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被人讥笑,一气之下出国留学,历时6年。1925年,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而获学位。陶行知,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导师是著名的杜威教授,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大学毕业,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金岳霖,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林语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类似这样的人物很多,举不胜举。一般来说,凡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同时得到名师指点,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在某一领域有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问与学位是有密切关联的。
没有学位的大师
第二种,有实无名类。所谓有实无名,是指具有留学经历,没有获得学位,但却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是相当之多,陈寅恪就特别典型。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极为丰富,跨越东洋西洋。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随哥哥衡恪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天回国,不久又与兄长隆恪同时考取官费留学生,第二次东渡日本。一年后,他因患脚气病回国疗养。1909年秋天,在亲友的资助下,陈寅恪赴欧洲留学,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因为经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回国,住在上海。1913年春天,再度赴欧,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曾到英国伦敦作短期考察。1917年冬天,陈寅恪再度出国留学。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欧洲去不成,于是决定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希腊文。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是他愚笨吗?不是。因为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为国学院导师,陈寅恪的好友、哈佛同学吴宓也来清华任教。经吴宓介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也被聘请为国学院导师。据说,梁启超当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和赞赏,曹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在当时学术界被称为“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胡适在1946年得知陈寅恪双眼失明后,无限惋惜地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国学大师王国维都曾经留学日本,尽管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丝毫不影响其学术地位与评价,相反却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萧公权曾经说过:“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高等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指出:“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其学问一定高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未尝不可对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得过外国博士学位的人车载斗量,但究竟有几个比没有任何学位的王国维更高明呢?”
胡适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应该在1917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晚了十年才获取,成为学界一大公案。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直到10年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已经引起质疑,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对此讳莫如深。学位取得与否,并没有影响胡适的学问与思想,但多少成为胡适一生的心结。耿云志指出,1948年,胡适填写中央研究院院士表格时,在学历一栏先写上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并注明“1914”的字样;接着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便没有注明何年所得。其难言的苦衷,可以想见。胡适一生总计领了35个博士头衔,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博士,却给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无名无实的
第三种,无名无实类。所谓无名无实,是指在国外混迹几年,学问没有增长,也没有获得任何文凭,无奈之下花钱买一假文凭或自称在国外某所大学获得文凭。这些人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因为中国文化重面子、给面子的传统,这类事情人们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大家知道该文凭为假,也不好意思揭穿。加上当时通信、媒体相对不太发达,所以此类事情见诸报端的很少,只是在小说中常常出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以30元美金换取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方鸿渐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实,早在晚清留学时期,弄虚作假买文凭的事就很多。清代高官端方等人就留学的种种弊端做过批评。其中论及混文凭,说道:“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弛,阅数月而骤得证书,借以表帜名高,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具体到留日学生的总体情况,有文献指出:“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所谓习速成者即习法政与师范,时间往往一年半载,语言不通,专业一知半解,其中许多人并没有上课,最后买一文凭回国骗人。所谓学习普通者,是进日本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学校,如宏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所谓习专门者,是指中国陆军生初入日本,进入振武、成城补习学校学习军事,然后进入士官学校。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此前的同类著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钱基博对中国近代地方文学史研究也贡献良多。在其所著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他条分缕析，就近百年来湖南出现的一大批学者、文人的学术成就、文学造诣、创作风格及诗人特点作出了明晰 且极具个性的评述。从中展现出了钱基博作为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风范。钱基博在书中开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
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地域的独立论及文学的独立，再及思想、学人之独立，钱基博以“独立”一词作为了湖南近代文学的基调。
本书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采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名立足于“学风”而
不是“文风”，所涉及人物也不仅限于文士，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魏源、曾国藩）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构想展现出钱
基博意图借文学指点山河，以文学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国文学、社会风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许的是，钱基博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序、传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技击”即是人们常说的武术，书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见长的市井人物的传奇故事。全书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钱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以承祚三国，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正是友人赠阅的林纾所撰的《技击余闻》一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学儒也禁
不住一时技痒，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以“补”命名，然则欲与原著一争高下的武侠短篇小说集。书中集中描绘了一群出身市井却武艺超群的英雄侠客，他们或力大无穷，或技艺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绎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简劲，往往能于一二语中勾勒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技击余闻补》作为近代文学文库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说的时代烙印。
首先，小说中洋溢着极其浓郁的平民色彩。《技击余闻补》中所叙的26个故事，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或为僧侣隐士，或为厨师渔父，或是无名妇人，往往都与官府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作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谋生糊口，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多是“量敌虑胜，饬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则。甘凤池身怀绝技却谦逊待人，因而
得以颐养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关头得以脱身。马永贞恃才自傲，终引火烧身，惨死于群贩手下。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乱神，所描绘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凭着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为钱基博等文士所赞赏，为之写心立传。在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多变的时局早已让普通百姓无以适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平民武侠小说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为钱基博这样的学者喜爱。毕竟乱世之中，就算是学富五车，也难有一分安全感。一介书生对武学之士的仰慕，也正来源于这样一种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说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借此表达出讽世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虽生长于清末，思想中却仍然保留着汉族文人一以贯之的汉族正统观念。小说中他明确指出清廷“诛锄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们“自知外夷僭盗，不为人心所归往，惴惴惧天下不靖”。《范龙友》、《南杨北朱》等篇更是为汉人武士张目。如《范龙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师之一”
的范龙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异志，移檄名捕。系狱，毙焉。或谓谳定，龙友戍极边，不知所终云”。仅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将其陷害致死。小说叙写他们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剧
不仅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更透露出钱基博强烈的民族情绪。
同时，近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战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嘉定老人》中，钱基博借老人之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
的看法：“汝吾敌也，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吾今授子以武术，子或尽吾技以授子国人，而反刃于我国，子之计则得矣，而吾何以对国人哉？吾不忍也！”话虽出自老人之口，却表达了钱
基博这一类文人的心声，民族大义当前，视钱财如粪土，身怀武艺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过于爱国之心，钱基博在小说集中反复强调练武之首，习武之德，正是自身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至诚的爱国
之心的展现。
其三，小说中展现出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小说创作于1913、1914年，这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说创作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代宿儒，钱基
博一生潜心学术，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然而却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文学样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小说创作热潮的影响。小说既宣传了传统的
道德伦理，也不分种类地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才华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又溶入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巧；既坚持了文言写作的士大夫风味，又以一种平民的平等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百态，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它与传统小说拉开了一定距离，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总之，钱基博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秉持着“阐变方今，顺应为用”的学术研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近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及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对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开阔深澈的学术眼光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树立起学术范式。在近代文学创作的亲身实践中，他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也为近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一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首创大一统君主专制帝国的秦始皇，是从实用主义立场，以帝王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并未能脱离传统影响之范围，相反地，正是在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君权至上的思想。上述三例均说明了这一点，由此能说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没有真实意义”吗?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拙见当否?亦未审余英时先生慎思细察之后以为然否?
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是关于党史的学科定位，提出中共历史属于历史学科。在讨论中，也有学者认为党史并非纯正的历史学科，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但研究党史要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搜集。只有注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为党史拨乱反正。总之，中共历史学科划分需要理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多出精品。党史研究要把学术性和政治性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学科概念、学科体系，还可以多访问外国党史研究机构，借鉴国外优秀经验。
会议讨论了党史作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作为国家，应当有一些扶持的政策向党史倾斜。党史学科应当提升为一级学科。不能因为党史放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下都不可以就设为一级学科；政治学是门类，不属于学科，党史不能完全隶属于政治学；党史属于法学也说不过去。一定要把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理清。当然，党史设为一级学科应当解决具体问题。要组织一批力量收集数据、科学论证为什么要升级为一级学科，怎样升级为一级学科，解决可行性问题。升级为一级学科还要解决好二级学科问题。
会议讨论了党史研究队伍建设问题。与会学者普遍反映目前高校党史研究后备队伍缺乏，党史研究人员外流现象严重；高校党史师资缺乏，师资队伍老化严重，很难引进党史专业博士；已有党史教师队伍任务繁重，无力关心学生。解决这个问题，要把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地方研究人员与高校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
会议讨论了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点设置问题，与会学者提出：要增设党史本科专业。目前党史本科学生少，硕士生源差，造成人才培养质量差、出路差，进而导致师资缺乏，易成为恶性循环。因此，有条件的高校先设立党史本科专业。同时，要加强硕士和博士培养。
经过讨论，与会学者提出了改进党史研究的几个方向。第一，要加强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当前理论研究薄弱，在方法上却不如国外。党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基本理论上的深化研究。第二，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要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第三，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要有机结合，不能本末倒置。不了解党的历史，只知道当前的政策不能真正认识共产党。党建研究需要党史的支撑，党建研究的调研要注重改进方法。第四，要加强党史人物研究。通过人物研究来研究历史进程。第五，党史的研究方向要规范，党史研究的方法论要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