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科学哲学已发展成现代哲学中的很有影响的一个学科。早些时候，西方科学哲学在初创阶段流派很多、众说纷纭，后来经过批判性分析，经过沉淀与清理，各派中的合理成分，也即对科学的性质与方法所作研究中的有价值成果，已被综合吸收到科学哲学的学科体系的内容中去，成为其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这方面已有不少值得推荐的论著出版。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拉卡托斯所首创，它倍受现代经济学家的青睐。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一切纲领可以说都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硬核周围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变形来消解反常，用以维护硬核不受侵犯，并促进整个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不断取得发展。三是研究纲领具有两个主要的方法论规则：反面启发法规则——指示不该做的事，即不得将矛头指向硬核，纲领的根本信念不容放弃；正面启发法规则——指示该做的事，也就是主动地调整保护带、处理可预期的反常的一系列策略性的提示或程序性的指令，包括如何增加辅助假说和改进分析技巧，如何积极解释和预言新事实等。四是保护带的调整可以朝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从而研究纲领就有进步与退化之分。一个纲领如果能产生更多可能得到确证的新预言，并能产生更有启发力的新理论，那末它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退化的。
三、当我们着手寻找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纲领，试图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侧面时，两大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纲领立即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研究纲领（或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研究纲领）。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对此格拉斯（J·C·Glass）和约翰逊（W·Johnson）率先作过研究。前一种纲领无论在西方和我国大专院校都广泛被传授，它包含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具体理论。后一种纲领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及其后人对它的发展。这两种研究纲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都具有各自的硬核和独特的正面启发法。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非常特殊的哲学性质作一番解释。硬核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它往往是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的世界图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体事物的，因此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请注意，在经济学方法论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是指探讨终极实在的抽象本性和第一原理的学问，完全没有“反辩证法”的意思。
按照格拉斯与约翰逊的意见，新古典纲领由以下四个基本假定所组成：
（1）个体主义假定经济分析必须以经济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它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
（2）理性假定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能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作出经济决策。例如，理性的消费者在对商品的选择上有稳定的偏好排序，不会采
取前后互相矛盾的决策。
（3）私人产权假定单个经济主体拥有两种类型的产权，其一与个人的智力、体力及劳动时间相关，其二与所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或所占有的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相关。
（4）市场经济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发生于市场经济之中，也就是他们能就商品、劳务、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作出独立决策。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说，也许只有微观经济学才以个体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而宏观经济学则以研究经济总量为目标。然而，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化归到微观经济学（尤其是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正象宏观的热力学的定律和公式可以化归为微观的统计物理学的相应定律和公式一样。这在科学哲学中称之为“理论还原”。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理性与个体主义同样也是宏观经济分析的硬核。
相反，马克思比经济学纲领的硬核则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基本假定：
（1）单个经济主体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从来不脱离社会历史背景来讨论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他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以及在变动中考察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2）带有社会维（dimension）的理性众所周知，现实空间是三维的，而抽象的状态空间则是多维的。尽管马克思纲领也象新古典纲领一样包含经济决策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然而马克思比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多长一个“心眼”，他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多加了一个新的坐标轴，即社会历史因子。换句话说，在对理性经济人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作出经济决策进行评论时，按马克思的分析，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维。
（3）作为社会关系的财产所有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纲领与新古典纲领有根本的区别。新古典纲领只是把财产所有制看作具体的物品的所有，并不企图分析其背后的特殊社会关系。相反，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产权带有社会历史特征。他指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构使资本家能统治工人、剥削剩余价值并导致阶级对抗。
（4）处在商品的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两种纲领都假定了市场经济。然而，在新古典纲领中，商品交换只是简单的物品交换关系。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的社会性质正是通过商品来表达的。马克思的重点在于，必须透过市场中商品（物品）交换的现象去把握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质，即在其背后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与阶级关系。
（5）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简括地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推动着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与进步。
总的来说，格拉斯与约翰逊大体上客观地概括了新古典纲领和马克思纲领的硬核的主要之点。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当然，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承担认真接受马克思纲领的义务。
四、科学哲学认为，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与硬核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正面启发法作为策略性的示向原则能提供一系列的建议或暗示来充实研究纲领，为的是使纲领能对所研究现象作出合理说明和预言。例如在物理学哲学中，古希腊的原子论纲领的硬核只是一种关于宇宙本体的纯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猜想，然而，由于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中引进了诸如广义的惯性原理、宇宙的运动量守恒原理和粒子相互作用原理等辅助假设的保护带，使原子论纲领逐步生长成羽毛丰满的在科学上富有启发力的研究纲领。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注意到的，在笛卡尔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掌握了一种思考的启发式程序，即认为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都必须具体阐明微观粒子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原子论纲领的硬核的强大启发力，从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一直延续到现代粒子物理学，影响极其深远。
正是这样，正面启发法能引导研究纲领内部特殊理论的产生，每一特殊理论不仅围绕硬核（或思辨性的本体论假定）来建构，而且也可以进入硬核内部来建构。换句话说，处在研究纲领底层的有特色的本体论假定（如原子那样的总体世界图景），能不断激发出理解新事态的策略性提示，具体影响在纲领内部的理论的建构。
在经济学哲学中，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纲领的硬核仍然极有启发力。甚至连非马克思主义者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经注意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经济分析中，马克思纲领的硬核与正面启发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纲领的主要特色是强调社会历史维度，强调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对经济分析的解释力。与马克思纲领的硬核相适应的正面启发法原则是：要立足于社会发展史着力说明每个具体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正面启发法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都能与特殊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相适应，这一策略性提示能保证产生一种独特的经济分析技巧、经济范畴和理论，使得硬核（关于社会总体图景的本体论假设）的基本特征得到体现，也就是使得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维度具体化。
例如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中虽也采用新古典纲领的均衡分析和静态比较方法，然而却强调经济主体处在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种分析技巧的马克思方法中，社会关系的独特结构具有特殊重要性。新古典纲领显然缺乏这种参照坐标。新古典纲领更多考虑的是现象学的静态平衡，而马克思的辩证分析则更强调在静态平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趋势或驱动力（它常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也常假定自由竞争，然而他的竞争分析却加进了新古典纲领所没有的社会历史维度，更强调资本家之间及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独具慧眼、高瞻远瞩。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发现，原来的封闭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它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不适应和对抗的强化实际上已
成为改造现存生产模式的内在驱动力。至此，“总设计师”的革新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并且随其内在逻辑的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在必行！（这一新概念在经典著作中查不到，是有的同志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思想明朗化以来，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适应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实际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证明了作为马克思经济纲领硬核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至今仍有强大的启发力。
五、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共性方面，这是以前所忽视的。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繁多并且各有偏颇，然而只要我们善于鉴别，就能从中学到某些对理解市场经济普遍规律十分有益的知识。
现在我们再次把注意力引向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引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评价。从科学哲学观点看，新古典纲领的硬核与正面启发法可以用作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范围内的研究活动的指导方针。换句话说，它指导研究者在微现与宏观经济学的子纲领中，以同一种新古典式的分析技巧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一反三、变通使用。因此，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一般和局部的均衡分析、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分析（包括相关经济变量从初态到终态的运动轨迹的研究）等方法都有广泛的用途。
新古典经济学纲领拥有一连串具体理论，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即效用论）、厂商行为理论（即生产论）、一般均衡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以及人力投资理论等等。其中每一实例都可以看作较大核心纲领即新古典纲领的一个子纲领。在总纲领与子纲领之间、不同子纲领之间都存在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各自从对方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经济学哲学中，拉特西斯（S·J·Latsis）有关传统厂商理论的案例分析，被认为是在经济学文献中自觉运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首次尝试。拉特西斯认为，厂商行为理论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总纲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子纲领，具体包括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等不同理论变体在内。首先，根据总纲领硬核的要求，厂商必定被假定为理性经济人。接着，厂商子纲领的硬核还作了进一步的要求：（1）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2）掌握完全的信息；（3）决策有独立性；和（4）暂且先假定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背景。当然，鉴于硬核的性质是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猜想，对它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作直接检验。为了把纲领的硬核转化为纲领的“保护带”中关于厂商的具体理论，对核心命题还必须补充一些辅助假说，诸如（1）产品是无差别的；（2）厂商数目对给定市场来说足够大（以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市场价格能单独产生可观的影响）；（3）允许厂商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所有这些辅助假说按其性质而言原则上是可能独立受检验的。
新古典纲领在厂商问题上的正面启发法，其总方针是推究出种种理论的比较静态的特性，而更具体的程序性指令则是：（1）把市场分解为买方和卖方；（2）具体规定市场的结构；（3）给出产生行为假定的理想化定义；（4）确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5）把这种情境转换为数学上的极值问题，并考察其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等等。可见，拉特西斯案例的突出优点就在于，他在运用纲领方法论评价厂商理论时，能够密切联系实际情况将硬核、辅助假说、正面启发法等基本概念表述得一清二楚，并做到一一对号入座。不过他将新古典厂商理论评判为“退化”的研究纲领却并不合适，因为他没有根据可以检验的预测，而只是抽象地考察理论假定。拉特西斯把探讨厂商行为的新古典子纲领命名为“情况决定论”。他作了一个可称之为“单行道”的简化假说——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理性的厂商只能作两种选择或决策，或者追求利润极大化或者退出该行业。这个假设是过分理想化的。
自从古诺于1838年创立厂商理论以来，“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这一核心假说屡遭非议。换句科学哲学的行话来说，它从一开始就被淹没在反常事实的海洋之中。不过任何一个纲领的硬核决不会轻易被摧毁，厂商理论也是这样。它在自己的正面启发法指引下，不断主动引进辅助假说，让“极大化”假说的外层保护带一再进行调整与变形，从而消解了一度令人困惑的“反常”情况。人们辩解说，“极大化”的含义必须澄清。比如说，在“薄利多销”情况下厂商甚至通过有意降低利润水平的手法来换取销售量的极大化。再一般地说，厂商实际所追求的是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不是单纯的货币利润。效用函数是多义性的，它包括利润、舒适程度、声誉、控制、心理满足感等等。现代决策理论为此提供了更好的理论说明。因为在多因素情况下，某一个因素的最优化往往可能妨碍其它因素的最优化。这样，若是统筹全局的话，结果至多就只能得到“满意”（即达到诸多因素的相对优化）而决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最优”。在此例中，“反常”事实对研究纲领“硬核”内涵的冲击和澄清作用是明显的。所冲洗的只是硬核表面的“尘土”，所保留的却是实质性内容。
说起“反常”，在新古典经济学纲领中，尤其是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常事实莫过于“吉芬物品”了。著名的经济学规律需求律断言，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其需求量的下跌。可是，吉芬物品或耀性物品却除外。吉芬爵士发现，在1845年的爱尔兰灾荒中，土豆价格上涨，但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吉芬物品”曾被经济学家看作威胁需求律通用性的一个伤脑筋的反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引进辅助概念与辅助假说，使需求律外层的保护带发生变形，既成功地解释了吉芬反论，消化吸收了反常事实，又维护了需求律。这里所引进的辅助概念是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某商品价格下降时，现有货币收入下购买力将提高；替代效应——商品A降价而B不变，将会导致消费者多买商品A少买B。相应的辅助假说是，吉芬物品作为低档物品，其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却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而且整个地说收入效应作用大大超过替代效应。
更一般地说，消费者行动理论从内省性基数论到内省性序数论，乃至行为主义序数论和行为主义基数论等等的演变，也都是在新古典纲领的硬核和正面启发法的引导下，面对反常情况的压力，不断调整保护带进行理论交替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华夏、叶乔健著《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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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从科学哲学观点看待经济学方法论，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文中具体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纲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纲领，分析了这两个典型纲领极为不同的硬核及其对建构经济理论的启发与调节作用，认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层次的经济规律性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纲领/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硬核/正面启发法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二)虚拟财富是真实财富吗?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阐明了其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理解。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识财富本质的基础，该理论认为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财富量就越大。长期以来，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对财富的认识本质还停留在实物阶段，即财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反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构成，我们发现以各类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构成的虚拟财富占整个家庭财富的比例持续升高，在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②。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本质上所反映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渐成为价值关系或者说财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以信用为载体的虚拟财富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与有形的实物财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扩展为: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某种价值属性，该属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观实体，也可以是某种观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资本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吗?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探讨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托宾曾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家们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从早期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估算实际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给定，得出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劳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投资。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来看，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均衡，储蓄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因此，我们说在短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也可以说取决于储蓄率。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2%，美国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呢?显然如果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我们找不到答案。长期以来，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对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起头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陈志武的测算，美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有35万亿美元来自过去10年的价值增值，劳动收入年积累的储蓄只有1.5万亿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国繁荣的房地产业由于价格的上涨而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大幅增长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消费，并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体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既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技术，而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主流经济理论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斗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和1981年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先后上台执政，为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他们分别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开始复兴，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咨询专家为这些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开出了私有化的先决条件。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流行开来。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现，它坚信市场这只看不手的力量，试图恢复萨伊定律。但是，从最后的政策实践结果来看，“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前进的脚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其一贯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如果市场中出现了泡沫，理性个体会形成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泡沫和风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即理性个体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一个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例如为戳穿资产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由此，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泡沫的产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破坏性冲击。而且，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该市场的创造力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美联储及相关机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创新行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反而积极进行鼓励。例如，1999年美国颁布了《银行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规定①，鼓励银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方向发展;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取消了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取消了关于投资银行经营不得超过15倍杠杆比率的上限规定。21世纪初，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为防止经济的衰退，2001年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经常性贸易逆差带来了大量回流美元，这两个关键因素使美国国内流动性异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并没有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大幅上扬，但是却使得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上出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金融监管的规避和分散风险，但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其实只是风险的转移，即将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的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反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次贷”事件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导致了这场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经济虚拟化与未来经济理论的演化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演化
西方经济思想起源于17世纪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商品价值、货币的论述，而其理论形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的古典经济理论甚至西方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起始点，在继承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的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和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进行了批判。另外，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之后，萨伊等人抽取了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其主要任务在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社会和历史终结的基础上仅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经过边际革命后，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继承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价值和分配理论，研究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用折中的方法把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其特点不仅表现为用主观心理阐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而且表现为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家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解释价格、价值和边际效用学派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解释价格、价值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综合，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决定商品的价值、价格。在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在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寓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的基础上，凯恩斯批判了西方传统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核心“萨伊定律”和20世纪初占据西方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新古典就业理论，建立了以国民收入分析为基础，以就业理论为核心目标，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为目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战后，为解决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难题，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代表萨谬尔森把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综合为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同时还有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二、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典经济理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上存在乐观论和悲观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前者认为经济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后者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持否定立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配第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而重农学派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比配第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认为人的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土地的重要性要超过人。魁奈在“纯产品学说”中也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魁奈，1997）。重农学派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农业生产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持续下去。其十分推崇自然力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类似于如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自然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的认识。与重农学派过分强调自然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古典经济理论之先驱斯密着重研究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认为，虽然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劳动报酬会出现边际递减趋势，但分工和资本积累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扭转经济因土地稀缺而导致增长下滑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资本扩大能增加雇工，而分工发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新机器的发明、进步、应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88）。与以上几位对经济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不同，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能长期持续发展”抱怀疑态度。其认为，虽然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能导致报酬递增，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在所有土地资源被完全利用和资本积累率下降后，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进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最后人口和资本增长将停滞，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悲观论使卡拉尔把经济学称作“忧郁的科学”。若李嘉图是“忧郁的科学”的“始作俑者”，那么以“人口论”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著称的马尔萨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更大“忧郁”。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不是财富，而且还是造成人口贫困的重要根源，并在借鉴报酬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论证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故长期来看，若不能控制人口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从而其未来充满悲观。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相似，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穆勒也持有“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表明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忧患意识，但这种担忧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而逐步被遗忘。
与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资源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在资源数量既定时，如何对其配置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难发现在关注点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偏离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关注点的转移表明：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程度的依赖并不像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那么明显。新古典经济理论总体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持肯定态度，其认为，市场自发调节能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发展能在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率的基础上克服报酬递减趋势，而且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能成为技术变革的动力，即随着稀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经济活动主体会寻找、发明节约这种资源的新技术和替代品。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并不相信“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认为知识进步、教育普及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趋势会压倒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故经济可获得持续发展和人类将有美好的未来。
从本质上看，马歇尔乐观的可持续发展信念源于其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推崇，但这种迷信和推崇遭遇到1929～1933年间席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以倡导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由于采取的是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而忽略对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动态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也不过是由以前的强调政府干预变为强调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终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根据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之后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既然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资源和环境就不会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客观地讲，经济发展在尚未突破资源与环境瓶颈前确实能给人类带来众多益处，但随着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自然资源的日益衰减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渐渐对人类生活构成影响，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进行反思。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便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他们不仅反对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更反对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新古典经济观点。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经过两次国际讨论走向成熟：第一次是20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虽引起学术界及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对该书的结论持怀疑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谑称之为“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经济增长的宣传者索洛认为米都斯等人的“世界末日模型是一个坏科学，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的坏向导”；第二次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工业化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而由经济增长引致的“三废污染”、能源紧缺、人口过剩和粮食问题等更陷入“普遍性恶性循环”。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超出马尔萨斯等人当年所言的对产出的制约。在此背景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主席布伦特兰在其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布伦特兰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在借鉴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肯定，使之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是新型工业化中可持续工业化本质的核心概括。
（作者单位：1.清远技师学院；2.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修正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行为消费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对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全盘否定，它主要是通过关注新古典消费理论在基本假设上所具有的共性，识别其中的缺陷，并融入一系列的行为心理学因素，实现对新古典消费理论基本假设的修正和理论范式的调整，使消费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在基本假设方面，将消费者是完全理性人假设改成了有限理性人假设。首先，新古典消费理论假定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偏好。而行为消费理论则认为消费者是有限理性人，对于两组完全相同的选择，描述上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其作出完全相反的消费决策。其次，新古典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和卓越的意志力，能够凭借自身的意志力和完全的计算能力去抵御诱惑，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行为消费理论则认为消费者只有不完全的计算能力和意志力，“自我约束”存在问题，可能会出现幼稚型消费者和偏幼稚型消费者，在储蓄活动中可能出现“幼稚拖延”和“成熟提前”问题。最后，行为消费理论改变了新古典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本性是“完全自私”的和完全利己的假定，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会表现出“有限自私”、“有限利己”的消费行为。在理论范式方面，从注重规范性研究走向注重描述性研究。新古典消费理论在研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时，注重规范性研究，主要是教育消费者应该怎么消费。行为消费理论在进行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描述性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现场数据证明，如果消费者面对的是复杂的消费决策，特别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消费判断和选择，消费者的“有限理性”会使其在做消费决策时产生心理幻觉。因此，过分依赖对消费行为的规范性分析会导致消费经济理论在描述和预测消费者行为方面产生与现实不符的各类错误。因此，行为消费理论认为在研究消费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分析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更要描述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怎么选择的，将规范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融合使用。行为消费理论对新古典消费理论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的修正，为行为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突出的研究方法是对现场数据的采用行为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其他消费理论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在开始阶段，行为消费理论在很大很程度上依赖于实验数据，但是近年来已走出实验的圈子，广泛使用了在所有经济学领域使用的方法。在行为消费理论所采用的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对现场（field）数据的利用。”近期研究还使用了现场试验、计算机模拟甚至脑部扫描等方法。
行为消费理论的主要观点
经济学界对消费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新古典消费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消费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消费经济现象，他们通过对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的修正，在研究消费行为决策的判断和选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消费理论，形成了行为消费理论。
1.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新古典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为基础，认为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收入来做消费决策。1988年，谢弗林和塞勒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更关注收入的来源、形式及变化，而不是收入的最终值。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消费者如何运用心理账户理论来解决收入之间具有的不完全可替代性；二是消费者个人如何运用前景理论对每一账户下的收入进行核算；三是运用选择归集理论来考察消费者个人对收入进行核算的频率。（1）各心理账户的收入之间具有不完全可替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对消费经济的研究发现：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沉没成本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輯訛輥；付费获得的消费某项产品的权利会增加该产品被使用的概率，即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人们心中会形成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会促使人们积极消费已经付费的消费品。1999年，塞勒将20年来所有对“心理账户”的研究总结到“Mentalaccountingmatters”一文中。在该文中，塞勒指出，心理账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輰訛輥。第一部分是消费者对消费结果的感知和体验。消费者对不同来源的收入态度不同，在消费时会无意识的将收入归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以提高收入的使用效率，且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各账户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账户之间的收入很难实现转借（因为存在转借成本）。第二个部分是心理账户归类问题。认为不同的收入归入不同的账户，账户之间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账户匹配有不同偏好，并按照三种方法对心理账户进行了分类。①按照收入的来源不同进行分类。②根据收入的用途不同分类。并将收入按不同比例存入不同账户中，各账户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例如人们很少会将满足生存消费的收入用于娱乐享受消费。③根据收入的类型不同分类，人们一般将收入分别存入三个不同的心理账户：现期可花费的现金收入账户I，现期资产账户A，未来收入账户F。在这三种分类方法中，由于第三种划分方法比较抽象化，更具有一般性，并且也能充分体现收入不可相互替代的特性，因此成为研究中常被采用的一种划分方法輱訛輥。第三个部分，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有较大影响。（2）心理账户收入的“整合”或“分离”有三条核算规则和四种核算方式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将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来研究消费效用问题，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x）取代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期望效用函数U（x）。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V（x）（如图1）包含三条行为规则：①可察觉的收益和损失是针对价格参考点而言的，而不是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值。这表明人们往往对可察觉的变化比绝对量的变化更敏感。参考点的引入同时也承认了框架效应会影响选择的观点。②在V（x）中，收益函数是凹的，损失函数是凸的，即当x>0时，V″（x）<0；x<0时，V″（x）>0。③相对于收益函数而言，损失函数更陡峭，即x>0，V（x）<-V（-x）。根据价值函数的这些行为特征，得到三个主要观点：对于同样大的收益和损失，消费者对损失的反应更敏感，是损失厌恶；面对收益时，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面对损失时，消费者是风险寻求者；损失的痛苦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輲訛輥。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定义了禀赋效应：消费者卖掉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去买同样一件东西时的心理定价高輳訛輥。塞勒在“Towardapositivetheoryofconsumerchoice”中将前景理论中价值函数这一单一变量函数引入账户核算问题中。他指出，最初的价值函数只涉及单次的收益和损失，当收益和损失发生多次时，对收益和损失核算有“整合”方式v（a+b）和“分离”方式v（a）+v（b）两种方法。收益和损失的组合包含四种情况：多重收益、多重损失、混合式的收益、混合式的损失，个人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核算，主要取决哪种方式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幸福感輴訛輥。（3）核算频率影响消费决策消费者对每一账户下收入的核算频率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核算频率是在跨期情形下消费者对各心理账户的收入变化进行核算的时间间隔，不断重复核算，也就是所谓的选择归集理论，而不是像新古典消费理论那样将消费者一生每个时期的收入累积起来统一考虑。行为消费理论认为，对于同一账户而言，由于受到预算约束的程度不同，不同收入阶层的核算频率不同，不同的投资方式的核算频率不同，人们对不同类型的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也会有所不同。行为消费理论认为，虽然未来收入账户对平滑消费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收入不可触及，因此其核算频率往往会比已经拥有的收入核算频率更低，对人们的消费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有限，这与新古典消费理论的“随机游走假说”也明显不同，在“随机游走假说”中，人们每期的消费决策都要受到可预期的未来收入的影响。
2.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理论时间偏好是指消费者面对相同的消费时，总是偏好于现在消费甚于将来，因此时间偏好率就等于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会影响其在进行跨期消费时的选择，即影响人们的跨期偏好。在跨期模型中研究时间偏好问题，主要是指如何在跨期模型中设定贴现函数，实现对未来收入流的效用贴现并将其与现期收入进行比较輵訛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消费理论将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技术相结合来研究时间偏好问题，将现实中存在的“市场异常”现象进行数学模拟，放松了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通过对贴现模型的拓展得出了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的结论。弗莱德葛兰姆和艾伦•艾瑞克认为，时间偏好率衡量的是消费者个人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折衷的不耐心程度，而且这种不耐心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輶訛輥。斯托兹认为消费者往往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而做出短视行为，即出现短期内的强烈不耐心。拉宾认为消费者存在“自我约束”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消费者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将对“自我约束”问题认识程度不同的消费者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偏幼稚型三种不同的类型。一般而言，幼稚型和偏幼稚型的消费者很可能由于受到现期诱惑而做出短视决策。普莱利克认为：由于消费者是风险厌恶的，更愿意在短期的确定状态下消费，因此在短期内表现出强烈的等待不耐心。而对于一个比较久远的将来，消费者表现的不耐心程度并不会因为多加1天或1个月而有很大改变。因此消费者往往在短期内特别不耐心，不耐心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此外，行为消费理论还建立了相应的模型来模拟等待不耐心递减规律即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规律这个特征。艾恩斯列輷訛輥设定的贴现函数为D（t）=1/t，而赫恩斯坦与麦佐在此基础上将贴现函数扩展为D（t）=（l+at）-1，其中a>0輮訛輦。此外，普莱利克和罗文斯坦又将贴现函数一般化为D（t）=（l+at）-r/a的形式，其中a，r>0輯訛輦。所有这些贴现函数都隶属于双曲线贴现函数，从这些函数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等待不耐心程度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为了将贴现函数与时间偏好率联系起来，普莱利克提出用贴现函数的弹性-D忆（t）/D（t）=r/（1+at）来度量行为主体的不耐心程度，这一弹性被定义为贴现率輰訛輦。其中a，r为给定参数，在a，r不变的情况下，贴现率随着时间t的增加而减小，这较好地解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现率递减的观点，也较好地论证了随着时间推移等待不耐心程度递减的结论，即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理论的正确性。随着行为消费理论的发展，行为消费经济学家对双曲线贴现模型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莱布森将菲尔普斯用于研究代际间的利他主义的方法引入个人决策问题，提出了拟双曲线贴现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对贴现因子做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分，其中茁为短期贴现因子，啄为长期贴现因子，且一般而言茁<1，啄<1。根据这一模型得出行为主体的短期贴现率高、长期贴现率低的结论，并指出只有当短期贴现因子等于1时，新古典的指数贴现的结果才是正确的輱訛輦。
3.延迟消费理论近年来，与新古典消费理论不同，行为消费理论对延迟消费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关注消费者的“情感”这一精神消费领域輲訛輦，讨论了推迟消费某一消费品时所带来的消费者情感上的满足，将情感这一无形效用的变化列入总效用考虑的范围輳訛輦。关于延迟消费对无形效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行为消费理论主要从非主效用和寄情效用两个角度展开。非主效用是与主效用完全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具有三个特征：不是消费者亲身经历直接得到的效用，而是通过比较得到的效用；它与消费并不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消费者进行消费之前或之后；并不是消费者亲身经历，而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的想象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主要包括预期效用、回忆效用等。预期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一件消费品前，想象这项消费能带来的快乐或恐惧。回忆效用是指消费者消费某件消费品后，通过对该消费过程的回忆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輴訛輦。另一个是从寄情效用的角度研究消费延迟。寄情效用是指消费者由于寄托了特殊的感情，而使一件消费品对消费者产生附加的、非物质的效用。由于寄情效用存在而延迟消费是消费者感情寄托、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的需要，是消费者主观为之，而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消费，与“自我约束”无关。寄情效用越大的商品，延迟消费的倾向越大。如消费者倾向于延迟消费好朋友送的礼物，因为它是友情的寄托。在研究寄情效用时，必须将它与米切尔的“延迟快乐”区分开来。延迟快乐是指人们通过自我约束，迫使自己抵制住眼前的诱惑，延迟快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消费，它考虑的是有形效用的增加。
对行为消费理论的简要评论
1.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内容行为消费理论在基本假设、理论范式、基本观点方面实现了创新，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内容，使消费经济理论更贴近实际。行为消费理论改变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完全理性人基本假设，从消费者自身的心理、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消费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在消费行为分析过程中强化了心理因素的影响。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规范性研究为主的做法，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描述性分析，为研究消费者如何进行选择方面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行为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研究从纯粹的物质消费领域向精神消费领域渗透，这不仅拓展了消费研究领域，而且符合当前人们追求精神文化消费的趋势。在基本观点方面，包含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时间偏好跨期递减理论、消费延迟理论等在内的行为消费理论，是消费理论的创新，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2.有利于解释当前存在的诸多市场营销策略行为消费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能够解释许多市场上存在的无法解释的困惑，如市场为什么不能出清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能够解释许多成功的市场营销策略。例如，在我们经常看到产品销售（如厨具销售）的广告中，许多产品销售都会分两步进行：首先它告诉消费者每件产品（厨具）都有多种用途而且展示给消费者看；然后增加几条激励措施，如前30名顾客可以得到八折优惠等。产品的多样化用途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吸引力，如果再加上一个折扣的话，能够极大的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提升消费者购买该产品时的幸福感，这就是对分散收益的评价方式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感的观点的运用。“一线生机”的理论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厂商要在提高产品价格后再给予一定折扣，而不是单纯地直接标注与折后价相同的价格。消费者在对心理账户进行评价时习惯分散损失的理论，也能够解释当前各种保险（房屋保险和车辆保险）营销行为。价值函数中的行为变量特别是参考点变量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改进具有指导意义。营销者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的参考点来提高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而不降低商品需求。一是提高可感知的参考价，包括直接提高零售价或提供额外的奢侈品来提高价格。二是提高最低消费要求或将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捆绑销售。三是使消费者的参考价格模糊化，从而使交易无效性变得没那么明显，如将产品以另一种尺寸或样式出售。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无经验的消费者往往会以销售者提供的建议零售价作为判断依据，这样改变参考点价格不仅不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可能还会提高其购买概率輶訛輦。延迟消费理论中关于寄情效用的研究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企业主可以通过将寄情效用与物品的实际效用分开，如在礼品类物品中加入一个可以让消费者寄托感情的小饰品，这种东西要有利于长久保存且与原商品高度相关，这样就可以缩短消费者等待消费这件礼物的时间。
3.对我国制定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具有参考价值行为消费理论在心理学基础上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的判断、选择的偏见和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制定相关政策有参考价值。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增加居民收入是实现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但是该如何增加收入从而实现对消费的刺激呢？根据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为了更有效的刺激需求，就应该使增加的收入更多的进入现期收入账户。此外还可以将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政府通过对高收入群体课征一些特殊税种（如遗产税和房产税等），这些从高收入群体手中课征的税收不是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再分配，而是用于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社会保障水平，用于教育投资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改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而且能够充实中低收入居民的当前资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从而改变消费者的心理账户结构。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居民的储蓄倾向就会相应降低，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的约束将会放松，未来不确定性相对降低，于是现时消费水平就会提高，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纳尔逊和温特早在60年代初，就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市场选择论”进行了颠覆性的反驳。并且他们后来在1982年合著的《经济过程的演化理论》一书中，将这一思想系统化。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中，他们将描述竞争市场中的动态过程的非正式理论与新古典的正统理论解释做了区分，在他们看来，经济行为中的演化将是“惯例性”的，而不是“理性选择”或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的分析前提是，经济主体现行的惯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相对的刚性，这样这种惯例就可以被当作“基因在经济学中的对应物”。由此，他们认为，演化是沿着惯例进行的，而不是沿着理性的方向进行的。纳尔逊和温特先后通过早期的集合论模型（1964）和后期采用有限的马尔可夫链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演化模型，试图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是不是选择动力学的一个“现实的”演化模型，产生了经济主体坚持最优化的正统决策规则的这种均衡状态？他们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们证明了，尽管经济主体在均衡中必须充分使用各种要素和资源（正统行为所规定的那样），但经济主体仍然可能在非均衡的状态下采取非理。由此，他们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一个选择均衡未必肯定对应一个正统的市场均衡，但选择被证明是可以引致在“正统的”均衡方向上的运动。他们在结论中指出，演化过程的选择均衡不会导致一个起初就处于正统均衡的主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通过理性最大化的正统动机而向新的正统均衡方向运动；相反，这种过程更大可能是在一种“沿着惯例的、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向上实现。因此，从本质上讲，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并没有完全证否新古典的自然选择理论；相反，却意外的在惯例选择的条件下，证实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选择论。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是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演化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这明显区别于正统理论在理性最大的尴尬下转向自然选择这种处理方法。
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在范式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惯例”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和透彻考察。这一特征是我在本节中，将他们归入“从形式化哈耶克到复兴凡勃伦”这一制度分析范式回归的主要原因。在纳尔逊和温特关于过程选择的演化理论中，他们是在“经济主体所遵循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模式”的意义上使用“组织形式”一词的，这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的组织形式概念”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在此后的分析中，他们进一步用“惯例”替代了“组织形式”。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惯例对于经济主体而言，就是“基因的经济对应物”。他们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把“经济主体行为是一种规则支配的行为”上升到演化理论的‘第一原则’这样的高度。他们认为，惯例在经济主体行为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生物进化中基因所发挥的作用；使用惯例来解释经济主体行为的稳定性，并由惯例提供经济过程中“自然选择”赖以发生的外部条件，将会像基因在自然选择理论中那样具有解释力。基于这一思路，他们在演化理论中提出了“组织的遗传学”这一命题。他们认为，“惯例的知识是理解行为的核心。将企业模型化就意味着，将惯例及其如何随着时间来改变的问题加以模型化”（1982：128）。
“企业在较大程度上自动遵守固定的惯例”是纳尔逊和温特组织遗传学的核心假定。在他们看来，组织内部的惯例化行为的核心功能在于，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并促进组织内部特定知识的存储和传播。（1982：99）此外，纳尔逊和温特还指出，惯例是带有刚性的（惰性），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力。惯例对于组织内部生产性和技术性的知识储存（组织记忆）的功能是无法被还原为其单个成员的有效记忆的。纳尔逊和温特通过将惯例引入经济过程的演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经济行为的特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根源。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惯例是一种类似于基因一样的东西，它提供了经济过程中“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可遗传物质。他们通过对经济主体与生物体的类比，揭示了“惯例本身源于自发演化过程，并通过对行为的约束来影响演化方向”的特性。
总体而言，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演化理论中提出的“惯例”、“演化过程”、“行为选择的规则约束”等问题，既是对新古典正统理论分析的修正，同样也是制度分析范式从新古典向哈耶克和凡勃伦制度分析的一种回归。
关键词：对外贸易 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前言
专业化是国与国之间贸易产生的基础，现代经济又明显的依赖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与大卫 李嘉图成为了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并提出伟大成果的学者，他们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优势理论从技术差异角度说明了贸易产生的缘由，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针对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对其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提出了要素禀赋定理，其与里昂惕夫悖论以及特定要素模型共同构成了新古典贸易理论；进入了当代又有学者结合之前的理论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重叠需求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成果共同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本文会对以上提出的贸易理论进行逐一说明。
一、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是从生产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影响的。只不过，在古典生产函数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技术差异就具体化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差异就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起因。
（一）绝对优势理论
“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花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其核心思想是：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因此各国应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那些其贸易伙伴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虽然斯密的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但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用“绝对成本说”就无法解释，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
（二）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证了各国依据劳动成本的相对差异（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认为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投入，商品的生产成本或价格与其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核心思想为A国在X商品的生产上相对于B国具有比较优势，指A国生产一单位X商品与生产一单位Y商品所投出的劳动量之比小于B国同类之比。这同时意味着， B国在Y商品的生产上相对于A国具有比较优势。 一国可以在两部门同时具有绝对优势，但不可能在两部门同时具有比较优势。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一）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最早是由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师生二人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不断加以完善。核心思想：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差异是由生产成本的差异造成的，同时各国生产同种产品成本的不同，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造成的，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又是由他们要素丰裕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各国生产要素的不同丰裕度和各种产品所需要的要素比例的不同，使得各国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分别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或纯价格优势，并且最终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二）里昂惕夫之谜及其解释
1.里昂惕夫之谜指资本丰富的美国却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一结果与H-O理论恰恰相反。
2.解释：有效劳动（effective labor）由于劳动素质各国不同，在同样的资本配合下，美国的劳动生产力约为他国（比如意大利）的3倍，因此若以他国作为衡量标准，则美国的有效劳动数量应是现存劳动量的3倍。从有效劳动数量看，美国应为（有效）劳动相对丰富的国家，而资本在美国则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
（三）特定要素模型
根特定要素模型的理论，贸易的最终要素价格会达到均衡，其主要发展罗辑如下：与封闭条件下的生产均衡相比，开展贸易以后，将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商品。那么国际贸易将促使该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由于价格上升，所以出口部门的劳动报酬超过了进口部门。这必然引起劳动由进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出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将下降，而进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则上升。于是出口部门的劳动报酬开始回落，进口部门的劳动报酬开始回升。随着劳动的在两个部门间的流动，两个部门的劳动报酬又重新趋于一致，最后达到新的均衡。
三、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一）重叠需求理论
核心思想：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决定的。由此可知收入水平越接近，重叠需求也就越大，则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越广阔，那么通过出口贸易就可获取更多好处；相反收入水平差距越悬殊，则很多国内产品相对国外市场来说要么太低劣、要么太高档，重叠需求就越小，那么就很难通过出口贸易开辟国外市场。
（一）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在于：无论国家间是否存在相对价格差异，规模经济（规模效应的作用）会促使各国厂商专门生产某些产品，而非独自生产所有产品，然后进行相互交换。这样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利益，也不伤失消费多样性。因此，规模经济是有别于比较优势的另一种独立的国际贸易起因。其从根本上讲是解释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贸易理论。
四、总结
国际贸易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经过无数学者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从要素禀赋的基础上来看日本对中国出口方便面是一个悖论但是后来的重叠需求却可以很好的解释之一现象，同样现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内容同样也不尽完善，这需要一代又一代贸易人在实践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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