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城管执法 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城市形象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城管执法工作的开拓性、创新性更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的规模多大，城管执法的范围就有多大。城管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通过对市容市貌的执法管理，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为经济提供一个和谐的发展空间，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管工作，思路有新的突破，观念有新的改变，作风有新的表现，能力有新的提高。通过创建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和服从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1]
一、城市形象管理的重要性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区域中，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维护城市形象的城管工作，对于做好城市管理意义重大。
（二）城市的发展壮大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集，企业集中。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包括大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居民的生活、学习、休息和娱乐活动，以及衣食住行，所有这些如果任其无序发展，那么城市马路再宽也要拥挤，城市建筑再好，也要被垃圾污染。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维护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正常有序，就需要城管保证这一切有序进行，这就决定了城管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
二、城市管理工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要用国际化的标准来衡量，国力的竞争就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的竞争。环境是资本、是品牌、是生产力，优化城市管理体制和模式，充分发挥城市管理的作用，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城市环境，就会吸引人、吸引资金。人流物流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护城市形象的城市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优美的城市环境，配套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是新时期我国城市管理的“主力军”，通过行政执法改善城区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文明城市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障碍物清理、维护本市形象、促进本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城管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栽下梧桐引来金凤凰，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来落户，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城管应该是构筑这个平台的得力人选。
（一）提高使命感，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都羡慕新加坡的城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靠严厉的执法得来的。******总理曾经指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把城市管理同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味、推动经济建设、促进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投入巨额资金，这是社会上纳税人的血汗钱，维护好城市的建设，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是城管工作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管好城市为己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二）规范执法，保护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规划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也只是城市管理的一个方面。确定正确的执法理念，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城管工作是以“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当地、服务群众”为工作目标，改变人们心目中城管“抢称、掀摊、追贩子、没收罚款”的不良形象，通过沟通讲解。让百姓理解并支持城管工作。切实为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市容秩序，打造一流投资环境。做到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科学执法，数字化城管，以服务与人民和社会的心态做好城管工作，是保护区域经济发展的必须。转贴于
（三）人性化执法，推动经济发展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城管执法人员耍威风打死路人，触犯刑律被逮捕；2008年4月23日，南京市城管执法人员群殴市民事件；2009年3月11日，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城管执法局，滥用暴力，致使当事人受伤，引起市民众怒；这样的报道频频，与城管没有实现人性化执法有很大关系。执法必然涉及到处罚，处罚势必会带来抵触。怎样实行人性化执法，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城管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强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执法质量和效果。我们龙港镇作为全国第一座农民城正处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容环卫设施相对滞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与人口素质和文明卫生习惯养成相对滞后的矛盾，给城管执法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人性化执法的深化和完善，是执法技巧、管理模式、服务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外在体现。城管工作难点的违章建筑、占道经营、城市三乱、街巷卫生、渣土抛洒等。通过规范的人性化的城管执法，推动本市经济的发展。
结语
维护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杜绝被各种“禁止、不准”束缚，该干的事没干好，该取缔的项目没有取缔的不作为；处理棘手问题和驾驭现场局势的能力弱，不按程序执法、导致矛盾激化的现象时有发生的乱作为，是目前我们城管执法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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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凤英.试论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运行体制改革[J].甘肃农业，2010(12).
关键词：生态文明；区域经济活动；昆明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60-02
一、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哲学关系
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生存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与部分的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1]所以，只有对整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但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过多关注的却是个体的差异性，将个体与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和整体之上，把高消费、高产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致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人们主要追求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进一步激化了人类自身内部为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和斗争的升级。譬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温室效应的出现等等都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采取何种文明来构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问题。
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曾提到，“和谐社会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建起来的，而生态文明是托起上述其他文明的基础。”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朝着生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去实践。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不仅为促进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为生态文明重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磐石。
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区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同样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离不开区域经济的贡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通盘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承载能力。假设我们把区域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小规模的系统工程，那么区域内的社会物质财富与自然生态资源势必存在着能量间的交换。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破环也会相对严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恰当性和过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且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即循环经济的规模），否则我们社会进步的成本就会进一步加大，经济粗放型增长同样也是“经济不增长”。其次，生态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结构调整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是区域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毕竟生态文明所构建出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破旧立新”在前期所消耗的成本是巨大的，它还涉及人（尤其是地方领导者）的认识程度和价值取向，甚至包括各种形态的利益之争。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转换人的意识功能对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为生态文明构建的一个核心步骤。
二、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产物，它具有人口、物质、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多位特征及要素，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昆明又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更为滞后，且动力不足，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前，昆明的城市化水平只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获得缓慢的发展。”[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昆明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反映，它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系统性工程。毕竟工业文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工业文明模式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非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虽然已经涉及和转变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多位特征及要素，但城市化发展的活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当它超越社会发展所能控制和容纳的空间基础，就会演变成为阻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和认知目前昆明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水平时期，并逐步由传统型城市化阶段向现代型城市化阶段过渡。首先，工业发展规模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所占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相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步上升（尤其旅游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就说明昆明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恩格尔系数的统计情况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586下降到2010年的0.359，人均GDP却从1979年的428.37元上升到2010年的33 549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净增值为869.7%[3]，这反映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者，加大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环保资金投入，逐步改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破坏所生成的负面问题。以滇池为例，自“七五”以来，昆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昆明市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对滇池治理的经费投入也从1997年的2.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35亿元[3]，并把生态治理作为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和基础。最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也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地节约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费用。诸如工厂技术的改造对生产效益的提高，生态技术的进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等等。以昆明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为例，1988年和2002年的总产量分别为6.7万吨和1.97万吨，向外排放率分别为40%和21.6%[4]。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2002年工业粉尘产量与1988年相比有明显的减少，但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1988年的10倍[4]。也就是说，技术改造的贡献不仅降低了工业能源的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昆明城市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仍旧处在一个负增长、高能耗经济结构模式圈当中，以致经济发展的负担和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以昆明周边滇池治理的效果为例，2010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了110.35亿元，但滇池草海的水质类别仍为劣Ⅴ级（从2006年以来未有改变），水功能类别也仅为Ⅳ级[3]，巨大治理资金的投入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昆明生态功能型的城市化进程仍处在一个起步的构建阶段。其次，昆明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属于复合型生态污染，既有大气污染、也有水资源污染，既有点状污染，也有面源污染，这与早期城市化的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合理性布局规划和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含量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应主张通过采用绿色的资源利用技术（即生态工艺：把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态圈的物质运动过程，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闭路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终的资源节约。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以资源分层多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为特征。”[5]因此，昆明要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决策者对其发展战略不应缺乏通盘考虑的眼光，要学会优化发展，走经济建设生态化才是昆明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再则，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也致使昆明城市化进程的水平相对脆弱。这里的生态系统性构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变化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城市生态系统自我补偿性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框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所提出的城乡互补方式[6]）以及逐步改变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等。过去决策者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喜欢把着眼点放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特殊化、专一性解决，关注的往往是“点上”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则是割裂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但投入成本高，其成果也是低效的。所以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段教授所说，“应该跳出环境问题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从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来探讨构架生态文明系统的对策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笔者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架却因为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依旧没能合理有序地建立起来。因此，昆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系统构架应该如何确立。下面，笔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会，结合段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对昆明的城市功能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把昆明打造成为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全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就应该充分地展示现代化的全部成果，成为落后地区的典范。然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抹杀了区域优势这一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趋于一种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进而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担。因此要构架昆明的生态文明系统，就必须首先为城市的发展减负，而减负的根源就在于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从目前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有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可以成为推动昆明可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应该适度缩减传统工业的发展规模。此外，对一些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造、提高产能效益这一层面，还应对其治污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层次要求。
其次，城市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规模的原则，“大而全”并非是谋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佳路径。段教授在讲座中提出，“滇池问题已经成为了遏制昆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政府多年的巨大经济投入为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创伤。”对于“后天创伤”的理解，这主要基于过去“大而全”的昆明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目前滇池的“严重过载、极度超容”。如果从生态文明系统的构筑层面来定义一个城市适度规模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口数量、社会物质生产总量和生态承受能力范围可以看作是构建指标的核心基础，并且它们需要通过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作为信息的反馈。而滇池“后天创伤”的现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昆明的城市战略布局必须有所调整。毕竟政治文化中心不一定就必须得是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界定应遵循区域生态承受能力范围的规律，否则人为主观意识的扩大化必定会走向一种非科学性的发展穷途。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个区域生态文明系统的构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政府与企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种契约关系下的产物。一般说来，生态文明的构建能否成为可行之举，主要取决于人或企业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毕竟良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然政府作为提供制度的保护和实施部门机构，由于受到自身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局限的制约，加上与企业之间所掌握的生态信息经常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这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架构生态文明系统的成本很高，进而挫伤了双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态产业制度安排，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才能为构架生态文明系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合理、有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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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划分 城市化 内在动因 城市群
一、引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前进方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然较低，其发展道路漫长。中国土地广博，但各地区地理、资源、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区域视角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区域包括城市及其组成的空间体系，城市可以是一个城市或城镇，也可以是多个城市和城镇。而区域城市化，是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互作用，在空间上出现的以城市（镇）为节点的、城镇体系的关系网络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
二、区域划分
（一）区域划分的历史
区域划分的一个角度是按照省级行政区进行，但是这种划分过于行政化，更多考虑非经济因素。而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区域划分有多次调整，目前的划分方式也并非最佳。所以从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角度来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国家或经济区进行人事和划分，可以使组织区际合理分工，区内各部门之间建立经济联系，实现整体经济的最优化。中国在建国以来就有了各种划分经济区域的方式 。
1、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区域完全按人为划分，体现为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统一，各地区缺乏经济的密切联系，体现了计划经济下的集中控制。
2、20世纪80年代以后，根据市场经济秩序，胡序威（1994）提出，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东中、西南、华南区。
3、90年代以后，我国又提出了全国大分工的区域划分，逐步形成七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及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这种采用了中心城市与其周边经济联系为特征的区域划分研究，体现了研究的系统性，注重了区域内部的关联性、协作性。
4、另外，都市圈式的经济区划是对原有全国大分工区划模式的突破，主要运用了区域经济中“增长极”理论，在全国组织九大城市经济区，以发挥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带动整个辐射地区。
5、2000年以后，“十一五”规划前期有关功能区划分及其政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基于不同地区主要特点，综合考虑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等因素，将特定地区划分为不同发展类型的空间单元。而类型（功能）区划分采用的指标体系包括七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特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程度、农牧业水平及地位、社会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及民族特征和自然生态特征。
（二）区域划分为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1、合适的区域划分应该满足的条件是相似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并且至少应具有一个中心城市。而中国区域划分目前还是主要依托于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的划分不一定与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在中国，每个省级行政区内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产业、环境条件、人口分布和流动程度具有不同的条件。
2、区域视角应保持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往往较为粗犷，每个区域中缺乏更小的区域视角。而区域的边界合适地界定非常困难，也是城市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基础。
三、区域划分与城市化发展作用机制
（一）区域城市化内生机制的文献研究
除外部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区域不平衡的因素以外，从城市化过程内生机制来说，区域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和方向，它既存在着现实发展的宏观和区域背景，也有内在微观组织动因，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
克利斯泰勒（1933）奠定了区域城市化的理论基础，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心地的空间均衡条件，形成了系统的中心地理论，也比较早的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在区域内城市化发展来源于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升级。Venables（2000）提出的外部开放性将影响内部地理的观点，首先应该建立在依托于内部地理的产业之间能构建起内在产业联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区域内部能够为产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提供建立的前提。
不少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解释了区域能够成长的动因，将企业、产业、城市、区域联系在一起。如江曼琦（2000）认为区域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地区，区域经济则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企业组织由于劳动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现纵向分解和联合后展开的协作活动。
我国国内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在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上。张善余（2002），杨冬梅、张宗坪和牟芳华（2002）等都以经济发达水平来判定区域城市化的指标，但却没有对区域城市化的内在形成机制和可能模式进行探究。但是胡彬（2008）认为区域城市化不是在既有的区域划分条件下的一种统计现象，它应该是具有内在生成机制和决定前提的，由空间、组织和制度共同渐进演变的结果，是个动态现象。
（二）区域划分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区域视角以及合理的区域划分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同样，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衡发展。
1、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区域化视角更快的推动了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的发展。
产业集聚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初始条件，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通过相互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和相关产业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单个城市的发展会受到人口和资本的拥有量和流动程度、地理环境、资源有限性等因素制约而有发展的上限。如果从区域视角看待问题，将区域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完整单元，具有完整的产业集群，在区域内部进行劳动地域分工，区域中的各城市（地区）秉承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在区域产业链上的部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劳动地域分工，就可以促进产业集聚，同时对区域内的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左右。当然，在这个条件下，如果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则不利于城市与区域的相互作用。
2、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带来增长极效应，促使周围城市发展
50到60年代，佩鲁等在中心地理论为基础上提出了增长极核策略。根据“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在一个区域中往往存在一个中心城市，它可以承担产业链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余部分分散或外包给附近的其他城市或地区，也会吸引其他资源进入。在其带领下，周边地区会获得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加快城市化进展。这种增长极核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区域范围，且其范围可以辐射和扩大。如上海――长三角地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做增长极效应。
3、区域的规模经济也可以促进区域中城市化的发展。
区域的规模经济能产生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外溢等正效用。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区域内各城市重点产业类似，也可以产生较好的企业间、城市间合作，而非单一的竞争后果。如广东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发展，造成区域规模经济，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四、城市群――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一种选择
城市群可以看作是区域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城市群体布局也是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之一。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 城市群并非简单城市集合，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揭示了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聚集与扩散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可以表现为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各城市之间分工密切合理，具有良好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软件”配套。它的这种内生成长型的区域特色，加强了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同时更大范围上个的要素和产业联系也加强了区域合作。
方创琳等（2005）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中国城市群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而从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不紧，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类似，并会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明显大于合作，削弱了城市群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需要从区域视角出发，走集约化道路，而城市群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城市群这一有机的城市空间发展体系，要在城市群不同层次的城市发展中，注重增强大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发挥中小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特色，引导小城镇集约化发展，带动区域内城市发展，提高区域竞争能力。
五、总结
由于外部自然环境复杂，工业化程度差异大，要素又不充分流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合适的区域化视角。而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区域一体化将为城市体系及城市化的自组织提供动态的路径，城市化作为一个增量系统，必须依托区域来实现。 但是从目前中国的区域划分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现状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城市群是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发展的一大方向，要结合中国国情，将大量农村地区的发展也包括于区域之中，建立城乡网络结构。可以建立多级的城市群，城市群之间也有产业、制度、技术、文化的联系，形成多级的区域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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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6州，19世纪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仅占11.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年该地区已有47个城市跻身于美国100个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所谓的“中京圈”。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等新支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态势。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
1．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县域经济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县多达2/3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2．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同时，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小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支撑多点多极发展。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135个县(县级市)，幅员面积4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年，四川13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13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200亿元和300亿元的县(市)分别有56、21和4个。在2013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共有21个县(市)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经济区为例，2013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5大经济区中率先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年，135个县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3.7亿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其中，59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4.5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57元，分别增长10.5%、13.4%。市场化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数量达到8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1000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仅双流、郫县2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别有26、20、16个县(市)入选;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0亿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5名，上述三项指标仅为746亿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别为江阴市的28%、74%和63%。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500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饭”状态。2013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27.0%、40.6%，县域之间地方公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64.6亿元)是最小的壤塘县的400多倍。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78个县(市)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县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明显偏低。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个县(市)的城镇化率为34%，比全省44.9%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1个百分点，并有119个县(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远远没有达到20万的经济规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5万。县域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
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县域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又为城镇化提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并积极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
关键词:社区变迁;区域经济;城市群经济;海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07-04
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1]。城市与社区是两个实质内容相近的概念。英国、美国使用城市这个概念,而且对城市的规模均有相应划分。美国在1910年还提出了“大都市化”的概念,在其国家统计总署的统计文件中指出人口在10万以及10万以上的城市,及其周围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与中心城市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 [2]。而北欧国家使用社区或社区发展的概念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中国提出了“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概念。从城市、城镇、社区的内容和本质来看,其发生和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市通常与行政区划一致,而社区不与行政区域对称,城市的概念相对具体些,社区的范围相对广泛些,广义的城市社区是针对农村社区而言的,是一个大的概念,可以包括众多城市或城市群、城市体系,狭义的城市社区则是城市中的某一部分。
一、社区变迁及其趋势
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促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变化,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演化,社区发展经历了“农村社区”到“城乡结合部”(边缘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过程。城市的扩张使城乡边界模糊,以农村村落为特征的农村社区逐渐缩小、空心化,有规划的城镇、城市逐渐扩大,而城区内又形成不同的小区,每一个小区构成一个狭义上的城市社区,城市管理依靠一个个小区管理,城市社区是社区发展的途径和方向。影响社区变迁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人口的移动引导资源流向促使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人、财、物有集聚作用,使社区本身自我发展和扩张。现代社区的变化呈以下趋势:
1.社区城市化。已有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是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的,其实质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过程。马歇尔(Marshall)注意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产业聚集现象,并指出知识的外溢性是导致工业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化通过知识外溢与经济增长联系到一起。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利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表明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并证明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1982年周一星采用137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值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了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成正比的关系式 [4]。根据张景华的模型计算,中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近5个百分点 [3]。社区通过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城市社区是现代社区的特征和形式。
2.社区生态化。社区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利益越平衡,社区的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越强。社区中个体能相对容易的谋生,生活比较稳定,保障机制比较完善,个体对社区的依存度高,社区的公共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周全,自然环境保护较好,投资、消费、生产、服务形成合适的生态链,社区的自我完善市场机制越发达,人们对城市、对社区的保护意识、保护能力越强,社区的自我完善、自我平衡、自我延续能力越强,现代社区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能力、平衡能力的生态社区。
3.社区分层化。从全国范围看,由于历史不同,以省为分界线,各个省依然存在经济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将继续,但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其差别幅度将缓慢减少。由于产业发展程度不同,集聚的人才不同,城市或社区的平衡能力、维持能力不同,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的差异增大,这种差异体现在社区中、城市中个体获取的收入不同,享受的服务不同,而由语言、收入、价值体系造成的文化差异阻碍着社区与社区的交流,从而使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分离、分层。特大城市、特有名的社区与边远地区的社区或小城镇的经济差别将进一步增大。人口变化、收入变化、文化差异导致社区分层,分层体现为城市群之间、城市之间、同一城市的社区差异。同时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致使部分个体难以在理想的城市或社区中长久生存,从而导致高知名度的城市对应着高层次的人才或雄厚的资本,知名度相对低的城市对应相对低的人才和资本。社区和社区在人才和资本的储备上存在隔离,在人才和资本的流动上存在互逆性,即在大城市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的中小资本,难以在大城市中投资或购买房地产的这部分资本将回流到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大资本将到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人才流动的方向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一致。
4.社区规模扩大化。城市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力量推动下,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演变,边缘社区不断缩小,城市社区因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边界逐步缩小,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圈是社区演变的最终结果,也是城市产生规模经济的结果,最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导致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动力体现为城市或城市群经济的增长动力。社区规模扩大使社区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名气,更大的城市规模和名气又会加强社区对人才、资金、财货的集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社区的发展。
二、社区变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社区变迁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形成区域特色和经济区域,而各个不同的区域经济指标构成和总量发生变化显示区域经济的差异。
1.社区变迁趋势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大的范围来说,社区朝着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发展,使区域经济的差异显示在城市社区的差异上。从社区发展变化趋势来说社区朝着生态化、分层化、隔离化发展将使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不同。一个社区的生态功能越完善,其经济越稳定。分层化的社区使区域经济的差异增大,这种差异导致小城镇、小型社区的经济越来越差,而大城市、有名的社区将其他地方的人才、资本、商品吸引过来,增强其发展能力。隔离化的社区使城市中的人口规模相对稳定,限制了城市和社区的过快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社区变迁趋势显示区域经济的发展依靠城市和城市群经济,而海洋经济是对相关地区的资源补充,通过扩张新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但海洋经济带有明显的区域特性,因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社区发展导致区域分工的变化。社区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集聚和产业对人的吸引不同,从而引起专业化分工不同,最终导致城市社区的特有分工和区域特色、区域分工。
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一些城市中的产业逐渐消失或转移,依托城市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发展相应的产业或优势产业,产业的分工导致城市的分工,城市发展不再是全面发展,而是向其城市优势发展,总体上高端产业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而传统产业向中心城市周围辐射,区域分工表现为城市分工。
城市分工体现在城市拥有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不同,专业化程度不同。一个城市,社区中如果拥有产业门类齐全的产业群,人口集中度高,分工越细致,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益越高,同时,产业对人口的需求越大,产业工人搜寻成本较低,人口与产业结合越紧密,城市社区中知识集聚和知识传播迅速,社区成员能够享受知识的溢出效应,个体知识能够快速提升,知识传播的途径越多,个体能力提高快速,专业分工越细致,个体工作机会越多,该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越大,人才集中度越高,产业集聚吸引人才集中,人才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集聚效应和外部效应,带动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相对发达。
大型城市集聚高层次人才比较多,其陆域经济的产业集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资本和劳动力要求较低的产业则向人力成本较低的地域移动。沿海地区则以海洋产业群的扩张为主,主要是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以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为主。海洋产业将创造和增加许多新的行业及就业机会。区域经济将以海岸为界线,沿海地区将主要发展海洋经济,其他地区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发展城市经济。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居于沿海地区,具有城市经济和海洋经济共同发展的优势,将在区域经济中显示龙头作用。
社区变迁导致人才流动,工资差别决定人才差异,人才差异决定经济差异,经济差异决定区域差异。社区变迁的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社区变迁过程中的人才流动影响资源分配和产业集聚,影响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分工,社区变迁趋势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显示出来。
三、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政策性开发与市场化运作两种价值取向,出现了由地缘关系造就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据统计,从经济存量(GDP)上看,目前四大经济区域实力顺序是:东部6.25万亿元、中部2.52万亿元、西部1.83万亿元、东北1.16万亿元;从人均发展水平(人均GDP)来看,其顺序是:东部是14 205元/人,东北10 841元/人,中部6 545元/人,西部5 335元/人。从综合性因素衡量,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性主导力量的顺序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其中东部在全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领先的主导地位[5]。但随着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区域经济将不再以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为界限划分,而是依托城市和社区进行发展,形成城市经济和海洋经济两大部分。城市经济依靠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根据目前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将形成十大特大城市群,以发展和维持传统产业为主,而21世纪是海洋的世界,靠海的区域以中小城市为依托发展海洋经济,以进行技术革新和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为主。在短期内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仍然保持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海洋的了解和掌控,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将超过城市经济。本文认为未来区域经济格局将形成城市群经济区域和海洋经济区域。
(一)城市群经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
1.城市群经济是一种规模经济。社区规模越大,人口消费量大,私人投资增加,土地可集约使用,产业门类齐全,知识外溢,产生规模经济。社区规模较大对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越显著,发挥的作用越大,社区名气越大,吸引劳动力、资本的能力越强。人才、资本推进城市、社区的发展,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大型城市和社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速,而小型城镇和社区的经济发展缓慢。原来比较大或中等的城市将朝着大城市发展,大城市朝着特大城市群发展,通过这种中心城市来支撑和推动地域经济的发展。
目前,以社区规模为标准,中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 [6]。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城市群在未来二十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上述十大城市群之外,以长珠潭为中心的湖南中部、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吉林省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中北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等都有希望发展成为新的规模较大的城市群,显示着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
城市群经济使交易效率提高,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按杨小凯的理论,专业化程度越高或邻人间距离越短,则有效率的分工水平越高[7]。当一对邻人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通过缩小邻人间距离使该经济体先从自给自足转向生产和交易的部分分工,进而转向完全分工,这一过程将使更多的产品进入分工,进入市场,并提高人均真实收入 [7]。缩短邻人间距离的优势体现在交通运输的便利、市场集中度、信息网络的发达度,信息的易获取性、通畅性。城市化、网络化都是缩短邻人间距离,一方面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促使专业分工体系更加完善,促进专业化经济的提高,增加行业门类,从而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具有较小邻人间距离优势的城市和社区对人的吸引力越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群的发展正是交易效率提高的体现。
交易效率的高低还取决于制度环境。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交换包含有许多可变的属性,并且交换延续的时间也较长,故非得依赖于制度的可靠性不可 [8]。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扩大交易范围,使生人社会成员的交往得以进行。各个城市或社区为了其自身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才和资本,稳定现有的投资和消费,通常会制定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本,引导资金流、物流、人才流动向城市社区发展的最佳方向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维持经济的繁荣。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是政策、制度优越性的较量,优越的制度和政策将延续下去,并辐射到其他城市和社区,最终使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地区发展的力量消失,引起新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将人才和资本从其他社区、其他地方吸引到本地区,制度和市场力量一起引导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
大城市和城市群由于拥有更大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大的信息覆盖网,更好的制度以及更好的执行力,相比中小城市拥有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大的交易范围,其经济更加发达。
2.城市群经济是一种互补经济。城市群经济呈现的优势主要是相邻城市的交通运输费用较低,运输速度快,能够迅速在城市群内调动资源,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1)自然禀赋优势与后天优势互补。根据传统的资源禀赋论,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越丰富,其经济相对越发达,这种优势在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依然存在。自然资源按其地理因素划分为陆域资源和海洋资源,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对资源的开发程度取决于对资源的了解和掌握,21世纪科技的重心、经济发展的重心将向海洋资源迈进,自然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陆域资源向海洋资源转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对区域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将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一个“大”资源概念,包括了城市所依赖的陆域资源和海洋资源,以及城市中的人本身所拥有的资源。一个社区、城市中所拥有的人才及其人才的创造力,将决定和带动科技的发展,人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对新的可能的资源的掌握程度将为区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优势主要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一种后天优势和社会优势。一个城市和社区中除了拥有传统的自然资源外,还有其他现代文明所需要的条件,其条件越容易使人口得到满足,其区域优势越明显。传统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方面,而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易获取性,交流的可能性,教育、医疗的完整性、消费的便利性,环境优美程度、人文环境的和谐程度,社区或城市的名气,社区或城市的支撑功能,这些区域优势越明显的区域其经济越发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强。
城市所具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与后天形成的区位优势相结合,推动城市发展,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费用、制度协调成本下降,交易效率不断提高,交易成本相对下降,城市建设的边际成本小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城市经济增长,进而发展成为城市群经济。城市群的发展实质上是社区规模的扩张,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结果。
(2)工业文明优势与人本关怀优势互补。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往往没有农耕文明的悠闲。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专业化使行业与行业的依存度增强,单个个体的依存度下降,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人们更多的依赖机器和电子产品,工业化社会往往缺少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城市社区扩大的同时,生人社会扩大,为了体现一个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城市的教育、医疗、消费需要非常便利和人性化,具有完善的就业、养老体系,社区成员具有相对安全感,人居环境和谐。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则城市具有相对人文关怀的区域优势,这样城市或社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有利于城市和社区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
(二)海洋经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中国沿海地区依托海洋区位、资源优势,正在发展成为人口、产业集聚的区域,成为区域经济中的新的增长点,到2010年左右,沿海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将上升到70%以上,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目前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已经形成。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9]显示,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已经基本形成:环渤海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5 51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32.4%;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5 86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34.5%;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3 00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7.7%。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依靠渔业资源的传统养殖、捕捞业向海洋工业、海洋服务业转移。海洋产业群将向海洋能开发、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医药、海洋化工、海洋电力发展,并由此发展滨海旅游、海洋开发与研究、海洋物流等海洋服务业。伴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区域的持续发展依靠各自区域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特色和技术创新将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
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 [10]。中国有沿海城市53个,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包括沿海城市21个 [10],还有32个沿海城市具有天然地域优势,可望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形成海洋经济特色,并形成较大型经济发展区域。目前,占中国国土总面积15%的沿海地区,承载着40%以上的人口,创造着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11],按2020年的75%计算,中国沿海地区还可吸纳20%左右的人口,依据张景华的模型计算,城市化每提高1%,经济增长近5%,到2020年沿海地区的经济将比现在提高10倍,但是增长的经济分布在哪些沿海城市却有赖于该沿海城市的人才储备、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随着社区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城市和城市群经济构成区域经济的主要部分,城市化过程拉动经济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速度不同,城市发展较快而有海洋经济作为补充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快速,总体上经济发展区域向东部和南部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东南部依靠城市群经济和海洋经济将容纳大量人口,西北部除了依靠中心城市发展原有经济外,依靠陆域经济自然资源优势作用减弱。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的经济源泉将集中在沿海地带,整个区域将在经济发展中进行重新分工,沿海城市和地区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主角。
因此,本文认为在以后的区域发展中,对区域经济贡献较大的力量在于一个城市或社区的规模、名气和平衡能力,和比其他城市或社区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社区的变迁将使区域经济呈现出分化现象,区域经济的新格局则是城市群经济和海洋经济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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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Transition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LI Fei-xing
(Ocean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Guangdong, Zhanjiang 524005, China)
关键词 :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战略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167-05 doi:10.3969/j.issn.1002 -2104.2010.02.029
鲁南经济带是山东省区域发展的重要板决之一。2008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通过并印发实施《鲁南经济带区域发展规划》。贯彻落实发展规划,实现鲁南经济带振兴,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鲁南经济带包括日照、临沂、枣庄、济宁、菏泽5市43县(市、区),面积5.05万km2 ,人口3 210.5万人,分别占全省的32.1%和34.5%。2007年生产总值达5 637.63亿元,占全省的21.8%;三次产业比例为14.7∶53.9∶31.4,全省比例为9.7∶57.1∶33.2。鲁南经济带地理位置优越,毗邻苏、豫、皖,处于环渤海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交汇地带;资源优势突出,矿产资源丰富多样,水资源充沛,劳动力资源充裕,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体系比较健全。但区域内经济总量偏小,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加快鲁南经济带发展,提高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对于提升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拓展发展空间,尤其是对于山东省经济的新一轮腾飞具有重大意义。
规划建设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搭建起区域城市经济的平台,可以快速促进产业的高水准集聚,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带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可以快速增大鲁南中小城市的发展规模,增强承载能力,提升管理水平,加快鲁南经济带的城市化进程,带动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本质变化,走上健康、快速发展道路;可以促进经济带城市资源、优势和力量的整合,提升城市辐射力,加快经济带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城市对区域的整体带动作用,实现鲁南经济带飞速发展的目标。
1 区域主要城市现状评价
1.1 城市经济实力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鲁南经济带各市经济实力均较弱。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低于区域客观情况与之接近的淄博市,远低于青岛市。产业结构上,均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主要是第一产业比例较高,区域制造业水平较低,第三产业普遍滞后。鲁南经济带迫切需要加快城市发展,寻找并确立推动力强劲的发展策略,培植经济增长极核。
1.2 重要城市辐射力评价
1.2.1 城市流强度比较
根据王海江、苗长虹等相关研究成果,鲁南经济带内的城市强度普遍不强,城市中心性都很弱,对外服务和对外联系功能比较弱。说明该区域的旅游经济普遍不强,只有日照市第三产业城市流较强。
1.2.2 城市辐射半径比较
利用康弗斯(P.D.Converse)的断裂点理论,计算比较鲁南经济带的主要城市的 辐射半径。根据近便原则选取相邻的2座城市的市驻地中心城区及近郊区经济和人口规模相关数据,得出可供参考的近似数据,其中枣庄、临沂、济宁、菏泽、日照5市分别为44、83、73、46、57 km,而青岛市为122 km。由此观察,发展和振兴鲁南经济带,迫切需要增强主要城市的内在实力,增加城市内涵,扩大城市规模,极化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尤其需要培育经济带的中心城市,使中心城市首先成为经济带的经济增长核心,带动经济带逐步向城镇体系――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1.3 鲁南经济带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1.3.1 城市分布密集,集中于中部,城市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较弱
区域内拥有5个地级中心城市,大致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彼此相距约100 km。按县级小城市标准分析,区域内共有约42个县级小城市,约计1 200 km2一个县级中心城市。城市多集中于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速公路沿线的区域中部,总共集中了2个地级中等城市、约20个县级小城市。但是,城市工业综合体普遍配置较少,产业集聚度不高,城市增长中心或者正在发育,或者发育不够成熟,对周围地区的扩散效应难以发挥。
1.3.2 初步具备点-轴开发条件,未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5个地级中心城市集聚点分布及作用明显,沿主要交通干线县级小城市逐渐形成网格状,沿京沪铁路、京福高速、京沪高速、日东高速、327、104、105、205、206等交通干线形成区域发展动力轴,尤其是沿京沪铁路、京沪高速公路具备形成核心集聚、辐射板块区的条件。但是,由于该区域的经济欠发达,在如何培育经济发展的极化带动点(弗里德曼所称的“核心区域”)、培育开发走廊(轴),进而形成网络带动发展格局方面尚没有明显政策或操作的迹象。经济带内存在核心区域分散化倾向,比如枣庄的城市组团、济宁的城市发展走向曾经徘徊等造成区域核心的内在潜力集聚力度分散。
1.3.3 城市间经济联系和合作程度低,且差异明显
通过对区域内5个地级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经济带内地区间、城市间、城乡间联系的便捷性以及彼此的经济联系合作普遍不强,经济带内资源、信息等的整合与区域加速发展的客观需求差距很大,工业布局与基础设施组合上距离最佳状态较远,比如济宁、枣庄、菏泽3市在煤化工发展上应加强工业布局的协作、互补、整合,以形成具有整体效益的经济系统;其次,济宁、枣庄、临沂的联系强度稍大,该三市与日照联系强度较大,四市与菏泽联系较弱。县级城市联系趋势也大致呈现相似特点。较为明显的是,济宁、临沂、枣庄之间的较强联系性可以使该三角区成为经济带的发展极核。
1.3.4 经济带内城市中心性弱,没有出现增长极
日照、临沂、枣庄、济宁、菏泽5座中等城市的发达程度还较低,发挥带动经济带发展的水平和能力都还相当欠缺,培育经济带的增长极是第一战略。其中,济宁市人口居第三位,经济总量、工业规模和财政收入均居第一位。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比中,济宁、临沂、日照2006年的排名分别为67 、71 、107位,枣庄、菏泽名次更靠后,因此,经济带内还没有形成区域增长极。
1.3.5 城市的地域分工组合、互动欠缺
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发明显不足。其一是经济带内城市分工没有正式启动,产业发展阶段低,趋同性强,城市群体发展尚没有发育,区域整体效益没有形成良性机制,比如沿京沪铁路线应该形成兖州-曲阜-邹城-滕州-薛城-微山-枣庄市中、峄城小城市群;其二是城市主 导产业呈传统型,或者正在形成,有的城市没有主导产业;其三是与周边城市互动不够,经济带内中小城市与苏北的徐州、连云港以及其它小城市的经济合作欠缺,区域分工、合作、互动乏力。
综合以上分析,鲁南经济带内的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普遍不强,单纯依靠自我实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困难很大。这就需要进行内部资源整合,依靠政策带动观念转变,促进区域实力整合,尽快培育区域强带动型的中心城市和集核型强辐射区域。因此,振兴和发展鲁南经济带,需要实施能够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走廊”战略。
2 “城市走廊”的空间组织
推动鲁南经济带的发展,需要经济带内优势得以整合,搞好区域分工,在近地寻求合作、支持的基础上,以群体形象、力量对外寻求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优势,赢得重视,促进增长与发展。“城市走廊”战略是鲁南经济带发展的一着战略棋,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关键举措。
2.1 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发展走形架构
总体架构呈现“之”字形。轴线大致沿N34°27′左右东西向沿日东高速、菏日兖铁路、规划中的菏泽-岚山高速公路沿线展开。日照、临沂、枣庄、济宁、菏泽5座市级区域中心城市呈“之”字形分布,其间分布近20座小城市和近百个小镇。根据测算,该“城市走廊”内的5座中等城市以及东明县、定陶县、巨野县、嘉祥县、兖州市、曲阜市、邹城市、滕州市、山亭区、微山县、薛城区、峄城区、苍山县、临沭县、莒南县、岚山区等16个小城市的经济实力增加1-2倍,鲁南经济带的发展水平就可以赶上或者超过山东省的平均水平。
2.2 “城市走廊”的组团
沿经济带东西走向,促进“之”形城镇群一体化发展。具体是5个核心圈层型中小城镇群,自西向东分别为:①菏泽城市圈,以菏泽为中心,东明、定陶、鄄城为内圈城市,郓城 、巨野、成武、曹县为外圈县城;②济宁城市圈,以济宁为中心,兖州、曲阜、邹城、嘉祥为内圈县城,巨野、汶上、泗水、鱼台、金乡为县城;③枣庄市中、薛城、峄城三角式组团城市,外圈为微山、滕州、山亭、苍山、台儿庄县城;④临沂城市圈,以临沂为核心, 苍山、费县、莒南、临沭、郯城为近圈县城;⑤日照中心城与岚山县城连体发展,带动莒县和五莲县城。每个城市圈内外重点培育10-15个中心镇、专业镇、特色镇,形成一个强镇带。
此外,从中心地理论出发,可以布局6个三角形特色城市集群,从而形成区域城市经济增长带。自东向西,大致构划如下:①“日照-岚山-莒南”沿海三角城市带,面向大海,依托同三高速公路、日东高速公路和海上航线,建设临港工业城市和海滨城市。②“临怵-临沂-费县-苍山”三角城市带,以临沂为中心,以枣庄三角城市群为重要联系区域,依托京沪高速公路、菏兖日铁路、胶新铁路以及205国道、206国道、327国道和临沂机场,发展现代物流、现代制造产业集聚型的城市群,把临沂建设成为鲁南经济带的东部中心城市和中国北部物流中心(北方“义乌”)。③“苍山-枣庄-微山-滕州”三角城市带,依托资源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北联邹城-兖州工业城市带,东联临沂物流城市群,重点发展化工产业、建材产业、先进制造业集聚的工业城市群;同时,重点在打造“兖州-邹城-滕州-薛城-枣 庄市中区-峄城”工业走廊上下功夫,力争成为工业走廊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好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成为鲁南经济带连接“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地带,成为长三角经济流、技术流、人才流、交通流的中转中心。④“曲阜-泗水-蒙阴-沂水-五莲-费县”三角特色小城市带,重点依托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发展成为“儒家文化-沂蒙风光-山乡物产”为特色的旅游业、食品加工产业集聚的小城市群,也是鲁南经济带的重要休闲中心区域。⑤“邹城-济宁-巨野-汶上”三角城市带,该区域内以济宁(市中区和任城区)为中心,涵括邹城、曲阜、兖州3个强县级市和汶上、巨野、嘉祥3个弱县,强化联系和互动,发挥好三角形东半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西部3县工业基础的提升,使该三角区成为互补型工业中心城市群,重点强化济宁的鲁南经济带西部中心城市功能,发展成为鲁南经济带西部的经济带动和增长集核。⑥“成武-菏泽-东明-鄄城”三角城市带,突出化工特色,发展成为省际边缘区域的工业中心型城市群。
2.3 “城市走廊”增长极发展趋势
从目前鲁南经济带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区域自然特征、经济实力、发展趋势、经济联系等因素综合分析,有两大趋势十分值得高度关注。其一,济宁、临沂和枣庄具备发展成为经济带中心型城市的条件,济宁、临沂可以首先成长为区域增长极。其二,区域极核初具条件,“济宁-枣庄-临沂”三角区已经具有整个经济带的极核条件,将发展成为核心型人口、产业、交通等的集聚区域,对鲁南经济带的增长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其中,尤以枣庄-临沂的相互辐射、融合所具有的潜在作用为突出。
2.4 “城市走廊”的轴线发展趋势
空间战略的发展趋势一般是点-轴-网络。轴的延伸方向对区域城市群空间布局的优化十分重要。高速公路与铁路,对区域格局重组与区域发展作用巨大。《规划》中明确指出,实现“轴线集聚、极化带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鲁南经济带中小城市空间分布特征主要是沿交通干线成“卅”字形分布。带内目前建有一港(日照港)四铁(菏兖日铁路、京九线、京沪线、胶济线)、5条高速公路、9条国道干线、两处机场。城市主要沿菏兖日铁路、日东高速公路和南北向京九线、京沪铁路、京福高速、京沪高速分布,大约集聚了经济带内80%以上的中小城市。从经济带的轴线布局来看,经济带内南部缺乏一条东西向高速交通干线。南部处于鲁、苏、皖、豫交界的边缘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差,经济活力不足,不能快速与区域中心城市联系,尤其省际、经济带内联系能力较弱,迫切需要建设一条东西向联系的高速交通轴线。
3 政策建议
3.1 优化产业分工协作,尽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产业的协调有序发展、不断的升级调整和规模膨胀,是工业化的根本。鲁南经济带各城市的产业水平悬殊不大,部分产业结构雷同,时有恶性竞争;工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产业的高度化和产业集群发展都存在很大上升空间,因而约束了城市化的进程。要增强经济带内城市产业发展的通盘规划和协调,注重发挥城市的独特优势,培育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协作,强力推动城市工业化发展,打牢城市化的基础。通过工业的振兴,促进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尽快使人口的城镇化率由现在的约38%提升至50%以上,提高城市化水平 。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科学布局,促进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的城镇体系。今后5-15年,可以形成5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济宁、临沂、枣庄应该发展成为鲁南经济带中心城市,人口接近或者超过100万。临沂市应当借鉴义乌等国内物流城市的经验,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理念最新、层次最高的物流城市;枣庄市应当在资源城市转型较为成功的基础上,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市中区与峄城区组成东城区,并继续刷新、膨胀东城区,用5年左右时间,使东城区发展成为人口超过60万的工商业城市,加上新城区,人口接近100万;济宁市应当加速曲阜和兖州的融合,与济宁城相向发展,成为组团大城市。这3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鲁南经济带的腾飞。
同时,规划建设中心型、专业型、特色型重点镇发展带。以“城市走廊”为轴,突出特色、突出重点、突出优势,科学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50-60个工商型、交通枢纽型、特色产业型、生态型的重点镇。通过加大投入,完善镇内的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通过“空心村”治理、土地置换等方式,集中建设居住社区,增强小城镇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提升生活居住水平,引导社会资本、各类企业、乡村人口向重点镇集中,使重点镇真正成为“城市走廊”的重要连接点。尤其要重点规划发展15-20个生态、旅游镇,使其成为鲁南经济带中小城市后花园和休闲度假场所。
3.2 优化空间结构,精心极化经济带三角极核
综合分析鲁南经济带的空间布局特征,可以发现,鲁南经济带中部存有一个约一小时的三角形经济集聚区域,即“济宁-枣庄-临沂”三角区。该区域约集聚了整个经济带目前50%以上的生产总值。尤其该三角区资源型经济、旅游经济、物流经济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经过进一步极化,将成为功能良好的区域增长极核。可以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辐射带动和扩散带动,促进鲁南经济带的飞速发展。其中,该三角区的沿京沪铁路、京福高速的辐线区是带内最为重要的一条城市经济核心走廊,兖州-曲阜-邹城-滕州-薛城(微山)-枣庄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等重要工业、旅游小城市一字排开,走向160 km长的走廊内,2006年集中了鲁南经济带超过1/4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潜力巨大。
3.3 完善区域交通系统,打造南部经济增长轴线
在城市走廊规划和发展中,快速便捷的交通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决定着城市走廊中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总的分析,鲁南经济带北半部以及南北向的交通状况较为良好,制约整个经济带发展的最大交通瓶颈就是经济带南部缺乏一条东西向快速交通干线,严重影响南部区域的人、物的流动,直接制约经济的成长。所以,振兴鲁南经济带,应将规划建设“日照-临沂-枣庄-跨微山湖-菏泽-东明”的高速公路大通道作为首要任务,尽快启动实施,这对于增强南部近20个县(市、区)的经济活力、打通省际交际线、优化省际边缘区的发展环境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另外,尽快启动菏兖日铁路升级改造工程,提高运行速度,压缩运行时间,打造中西部通往日照海岸线的3小时旅行干线,提升鲁南经济带的人流量。同时,规划建设高水准、环保型、生态化的现代化港口和运输设备,谋划改造运河通行条件,建设一流的运河经济生命线。
3.4 努力促进经济带各城市的良性互动,建立完善协调协作机制
产业、技术、交通、信息、网络、政策等各项高度关乎经济带发展兴衰的要素,只有合理搭配,科学使用,有序流动,才会共同良性作用于经济带的建设,推动经济带的发展和繁荣。必须建立经济带各城市的良好互动机制,在互动中协调配合,共赢发展。
建立完善经济带发展协调协作和互动机制,①成立省级经济带协作指导组织,统筹规划和指导工作,整合区域政策和资源,加强省际、市际合作交流的联络与督促工作,全面优化鲁南经济带的发展环境;②建立经济带城市联系组织,搭建协作发展平台;③加强政策研究与投入,加大省对经济带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经济带的尽快成长;④规划指导经济带进行科学的城市功能整合和分工,着眼省内发展和对接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促进城市走廊战略切实成为经济带增长的第一战略。(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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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Research of Urban Corridor in Economic Belt of South Shandong Province
SHAO Shiguan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 Econom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planning of “urban corridor”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patial layou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sufficiently significant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Shandong province in cas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belt planning should be rational and efficient. Therefor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ity corridor”, indubitably,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choice but a crucial measure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belt development. Actually, this urban corridor adopts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forming one city as development core, five agglomera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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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3-0100-05
一、文献回顾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不合理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经济的竞争力，而且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布局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低碳发展背景下，其与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呈现出复杂多变而相互交融的关系。因此，区域产业布局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研究的主线有两条：一是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的理论依据及模式。曹颖（2005）研究了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的经济学、环境学及生态学理论依据，指出产业布局的经济效益要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协调一致。刘涛（2010）构建了表征产业布局模式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以南充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吴殿廷等（2010）通过建立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的耦合模型，实证表明产业布局优化必须与区域发展相结合。二是针对特定区域的产业布局的经验归纳。目前，对长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环渤海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成渝经济区、兰西格经济区等产业布局优化问题研究已有部分成果。但是从宏观区域经济层次视角进行产业布局优化问题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本文着重拓展两个视角：一是研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产业布局呈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二是研究区域产业布局如何与国家及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的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动态协调优化。
二、关天经济区产业布局现状及问题
（一）关天经济区产业发展及布局现状
2009年国家颁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标志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已进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关天经济区成为西部地区继成渝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之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经济区之一。《规划》实施三年来，关天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总量有明显提升，各个地区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区内的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418.81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8443.83亿元，并且自2005年以来，保持着平均19.9%的年增长率，远超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均GDP从2008年的15486元增加到2011年的25829元。经济区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从2000年第一产业占经济区内的生产总值的13.78%逐渐下降到2011年的10.36%；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从2000年占本经济区内的生产总值的86.22%上升到2011年的89.64%。各市（区）依据其优势资源，逐步形成优势产业，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8个部级产业园区。
经济区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不断改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经济区产业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投资机会。乘此东风，关天经济区依据大开发提供的发展方向吸引资金和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和布局优化。“十二五”时期是关天经济区率先发展的攻坚期。关天经济区规划实施以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产业发展环境日臻完善，但是经济区产业布局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布局的共性问题，以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各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方向为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措施建议。
（二）关天经济区产业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产业空间分布的点状线性特征明显，集约化程度偏低。关天经济区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与其他经济区相比总面积狭小。7市1区在整个经济区内分布呈线状，从经济区最西部的天水市到渭南市，距离400公里，天水市距离西安市350多公里。城镇是产业集聚的中心区域，关天经济区内除西安市及其辖区外，其余6市1区所辖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总体偏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限制了产业集聚的深度和广度，规模工业主要集中在西安市及周边。经济区内大部分地区属于农业集中区域，有部分生态保护区，这使其产业分布的空间资源更趋紧张。关天经济区涵盖的甘肃省天水市区域面积狭小，且西安到天水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这给跨省区经济区域合作增加了难度。经济区整体城市空间分布呈狭长的线性结构，产业的点状及线性布局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2 开发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空间布局不均衡，产业承载能力不强。关天经济区内目前拥有的8个部级开发区，产业发展的重点基本明确，但主导产业仍缺乏竞争力，影响经济区整体产业承载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现有开发区的宏观布局不合理，大多数开发区都分布于西安及周边以及宝鸡市、天水市，开发区分布呈现一市独大的格局，与经济区各主要城市的线性布局共同弱化了产业集群辐射和扩散的效应。在管理方式上，政企合一模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开发区行政机构既是管理者，又是开发商，其在开发初期管理者的能动作用较大，但随着开发区的不断壮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本位意识和局部利益主导开发区规划，产业雷同，开发区之间恶性竞争等。政府职能的过多介入，一定程度上使得开发区功能与区域产业的整体布局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区域产业的发展。大部分开发区远离主城，发展综合成本增加。由于原有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的变更，新成立的开发区与老城区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态势，导致其与主城各区关系微妙，协作成本加大。大部分开发区突出单一经济功能，但是随着产业聚集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原有单一的经济功能不能适应开发区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不利于产业聚集和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产业发展与资源禀赋的空间布局的双重不平衡性，增大了区域产业发展的整体成本。关天经济区产业发展的资源瓶颈约束日益增强。关天经济区所涉及的陕、甘两省，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资源分布极不平衡。陕南、陕北是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的富集区域，而具有产业发展基础的关中区域能矿资源却比较缺乏。能矿资源富集区与区域产业发展中心形成空间错位性，同时能源富集区又与生态脆弱区形成空间重叠性。这种双重失衡极大地增加了关天经济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增大了整体发展成本。
4 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降低了产业布局的可选择性。黄淑芳对全国26个省区生态脆弱度的研究表明，陕西、甘肃两省都是生态极脆弱型省区。虽然关中地区自古灌溉发达，水资源丰富，发展农业等资源环境条件优越，但是如今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经济区内各级城市及乡镇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约束。一方面，经济区水资源短缺。经济区水资源总量约为82亿m3，人均占有量约为370m3，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经济区人口约占全省三分之二，GDP约占陕西全省四分之三，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不到全国水平的1/8。另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极其有限，环境污染状况比较严重。关天经济区的污染排放总量明显高于环境容量。2009年关天经济区所在的陕、甘两省工业三废排放总体状况不乐观。2009年陕、甘两省万元CDP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位列全国各省区第19位和第4位（13475.6标立方米/万元和7728.46标立方米/万元）；两省的万元GDP工业固体排放物分别位列全国各省区第19位和第8位（0.68吨/万元和0.39吨/万元）；两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位于全国各省区第16位和第2位（6吨/万元和2吨/万元）。两省的工业三废排放情况，表明关天经济区环境污染状况不容乐观。
5 城市群发展与产业布局优化不匹配，阻碍了产业集群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城市群决定了产业宏观布局的地理空间，同时其发展程度也影响着产业集群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一起构成了我国中西部最大的五个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城市的关天城市群，正逐步向《规划》所设定的“一核、一轴、三辐射”的空间发展框架体系发展。与长株潭、中原城市群等相比，关天城市群有其自身规划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差距，并阻碍了产业布局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区内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完善，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缺位。作为经济区内唯一一个超大城市，西安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非常强，但由于城市群体系结构出现断层，特大城市的缺失限制了核心城市在整体经济区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目前经济区内大城市仅有宝鸡和咸阳两市，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难以通过现有大城市的影响力向更远区域逐级扩散和传递。同时，经济区中小城市的发展状况落后，主要表现为规模小、数量少，因此难以承接来自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6 产业布局的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缺失，导致产业同构、无序竞争等现象严重。关天经济区内部各行政主体尽管都有合作的动力和愿望，但由于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缺失，以及现行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和考核机制等影响，区域经济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由于地方利益及领导考核机制的作用，各地方政府在吸引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使区域经济整体产业发展规划无法落实，导致区域产业空间同构、布局分散，产业空间组织混乱、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无序竞争及地区保护等产业发展不良现象大量发生。特别是跨省际的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土地规划管理体制、财税管理体制、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都缺少实质性的制度保障。经济区内区域合作的法制化程度很低，有些方面甚至空白，这严重制约着产业布局优化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区发展实践不协调，影响着区域产业布局的整体优化和统筹推进。
三、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产业布局优化路径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与宏观产业布局优化相协调，使各行政区域在有限的投入下获得较大利益，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力求使得产业在这些区域之间呈现出合理优化的布局。结合关天经济区及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可以采取以下路径：
（一）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布局的硬件环境
近几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改善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优化的硬件环境。针对当前区域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问题，在“十二五”期间，仍需大力推进和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关天经济区为例，应当加快拓宽经济区南北经济大通道。按照关天经济区交通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区内交通初步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最终形成一个足以支撑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合理分工、紧密联系、互相补充、竞争有序、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需要研究“十二五”及2020年关天经济区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加强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等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各个运输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合力安排不同运输方式的空间布局和结构，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各种交通资源。同时，各经济区之间，尤其是中西部地缘条件接近的经济区，如成渝经济区、关天经济区、兰西格经济区等要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宏观整体规划和建设。各经济区之间应加强联系，成立统一的协调整合机构，在国家中西部开发战略的引导下，联合出台交通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为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良性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二）创新开发区、产业园区发展机制，提高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
目前，我国先后批准成立的经济区已有十几个，各经济区内部级、省级开发区总体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分布不均衡，差异明显，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因此，今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的开发区建设急需改善质量，提升发展的综合效益。第一，规划先行，制定开发区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对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的各级开发区进行分类宏观调控，使各类开发区布局、规模和结构更趋科学合理。科学规划各级产业园区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开发区群。完善各自的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规范和优化自身的发展。第二，结合经济区产业布局，提升大中城市产业园区的数量和质量。以关天经济区为例，现有部级开发区多分布在西安及周边，其他大城市或中等城市部级开发区明显偏少。因此，要加快提升中等城市部级、省级产业园区的数量和质量，以顺利承接来自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的扩散和辐射效应。第三，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开发区发展机制。转变开发区创立初期的管理观念，理顺政府、开发区、运营商等多方利益主体的权责关系。对于条件成熟的开发区，尽快启动开发区管理体制及运营机制的改革创新。引入规范化的公司治理制度，重新定位开发区角色，分离开发区多层面的双重职能（行政职能与经营职能、宏观职能与微观职能、企业职能与非企业职能）。
（三）加速发展低碳产业和低碳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布局的合理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目标的必然选择。区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禀赋的空间布局的双重不平衡性及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非常有限，使得低碳发展必须成为贯穿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一个主轴。低碳发展与产业布局关联的实现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经济区内高技术产业比重较低；高耗能产业尽管能耗水平有下降趋势，但从能源消费结构和清洁能源比重等方面来看，产业低碳发展仍存在较大压力。应着力创新产业发展路径，在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战略，加快新能源等重点低碳产业发展。二是加速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为新兴低碳产业发展和布局提供空间和市场。一方面，推进低碳城市建设，需要大量使用低碳型新能源、新材料，这可以为经济区主导产业和新兴低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使新兴低碳产业与低碳城市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优美宜居的低碳城市，会加速产业集聚，吸引区域外资金和技术进入低碳经济的良性循环体系中。
（四）完善城市群等级结构，提升核心城市产业集聚的扩散和辐射能力
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空间载体。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依托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一起构成了我国中西部最大的五个城市群。五大城市群各具优势和特点，但在结构体系上也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应当加快完善城市群等级结构体系，提升核心城市产业集聚的扩散和辐射能力。以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为例，其城市结构体系存在断层，缺少特大城市。因此，需要培育完备的城市群结构体系，填补特大城市的空白。相关行政部门应加快出台至2020年经济区内城市结构体系的发展规划，为经济区产业宏观布局的优化奠定发展空间等客观基础。继续强化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建设。城市群等级结构体系的完备，区域经济系统内核的不断强化，将强有力地助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升级。
（五）构建省际层面协调机制，深入推进产业布局优化的区域合作制度安排
跨省级行政区是我国当前大多数经济区的现状，协调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一直是省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难题，也是当前经济区发展运行不顺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可从三个层面推进：首先，加快跨省区经济区的合作与利益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从产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利益争端解决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加速构建一整套省际间经济合作发展的协调机制，使区域经济与产业宏观布局协调发展，所有行政区共享合作成果。同时推进省级政府及各市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化建设，科学界定各层次政府联席会议的职能、程序、效力。其次，改革和创新与经济区发展不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克服区域产业布局优化过程中出现的无秩序、无效率、产业同构严重、恶性竞争等现象，必须解决行政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一是构建完整的行政实体机构；二是设立从事开放开发的专业实体机构；三是培育功能完备的专门派出机构。最后，提升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法制化程度，以良好的法制环境推动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我国调整区域经济、地区利益和产业布局主要是行政手段，相关法律法规仍然缺乏。因此，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章及实施细则，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布局的规划、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法律层面的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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