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离岸汇率 在岸汇率 变动关系 影响因素
一、影响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变动的因素分析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绝对影响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进行哪些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大政方针，其不仅决定着我国经济的主要走向，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发展速度。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不断推陈出新，也让人民币在其过程中受到相应的影响。国家的基本财政政策，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决定的，其客观的分析了我国人民的基本生活状态，也相应的调整了我国人民币在岸与离岸的汇率。但是在2006年～2010年这四年时间来看，我国的在岸汇率变动并不大，这就说明我国的财政政策在这段期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一直保持在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在此期间处于迅速向前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国家财政政策的飞速发展将会直接的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这是必然的结果。
（二）市场经济发展的侧面驱动
我国人民币的在岸汇率，不仅受到我国国家财政政策的绝对影响还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侧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状态下，我国的人民币所面临的汇率变动浮动较大，不仅包括了我国人民币价值的变动情况，同时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自我发展速度产生了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身份微妙，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的汇率变动也将极大程度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的作用。从客观上来讲，民币的在岸与离岸的汇率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发展，共同进步。而市场经济的侧面驱动，也将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推向一个稳定的状态，更利于我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
我国对外经济这一因素，不仅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同时影响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对外展示。其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态势将严重的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关于对外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对外经济中可以明显的找到由弱到强的发展态势。从不断发展的经济状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将在2016年达到近十年来的经济制高点，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也将充分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汇率情况。从2013年～2016年期间，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无论是在岸汇率还是离岸汇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标志。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走出国门，每个人都应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来以开放的眼光来面对国际市场。
（四）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关键影响
谈到互联网，我们不禁想要进一步的询问～为什么互联网的发展也会对我国在岸和离岸的汇率产生影响？首先，我们来说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实体店商家，那么实体店作为我国千百年来市场经济的主题，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所以说，互联网经济表面上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在岸与离岸的汇率没有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来看，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
那么，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网购，减少了去实体店的步伐，在这期间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实体店和交通的收入水平，也就直接和实体店以及兼通人员的工资挂钩。而人们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也会有所变动。因为在互联网购买的用户越来越多。实际上来说，受到冲击的不仅有实体店，也包括很多传统行业的人们。那么在这个期间，是不是我国的人民币在岸的汇率也可以通过对互联网的监控和调整来进行深度的适应和有利的调整。
相对于在岸汇率，离岸汇率的变动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对外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其中，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国际贸易也开始走向平民化和便宜化。从吃穿住行到居家旅游，你所能想到的，互联网经济都可以为你实现。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下定义――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我国的对外贸易变得更加容易。可想而知，以前做梦都见不到的东西，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收归囊中。对于世界人们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对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事。正因为互联网的大势所趋，让我国的离岸汇率变得更加灵活，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程度相对发达。也是对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又一重大推动。2015年马云和韩国总理朴槿惠的一次握手，也引起了我国民众的热议，甚至有网友调侃道“马云的朴槿惠的一次握手让韩国人民也开始了漫长的剁手之旅”虽然只是一句笑谈，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很多传统实体店的发展规模。那么，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呢？是对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汇率的调整，同时也是对我国政府对于经济宏观调整的一个挑战！
二、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变动的现状分析
对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积极地市场经济政策，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在现代化的世界中主动地来适应并且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成绩。而对于香港澳门台湾这些特别行政区来说，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也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联系作用。那么，人民币在岸和脸的汇率变动对其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全速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人民币在岸汇率开始变小，也就说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在不断的缩小。而离岸汇率从2006年开始也不断的缩小，这就充分说明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不断地适应世界贸易的大舞台。而离岸汇率的减少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从固步自封到积极地对外贸易，我国的态度是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在岸与离岸的汇率也在逐步的呈现减少趋势。
但在2008年前后，我国的汇率呈现出波动较大的情况，原因是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我国的经济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但是，最受影响的还是我国群体庞大的商人。所以，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无论是人民币的在岸汇率还是离岸汇率发生相应的变化都是受到了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而2006年～2016年这十年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短暂的波动，但是我国人民币总体的发展趋势仍旧处于平稳状态。
三、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对国际国内贸易的深度影响
当我们对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的汇率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让我国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可以长期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态势。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也产生了正面积极的影响。
（一）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化
我国作为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有着非同一般的资本有优势。丰富的矿物质资源和广袤的土地资源以及勤劳努力的国人，那么，我们不禁要想到的是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地位到底怎样？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为我国的经济较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晚。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照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之梦！
建国初期，我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对外贸易。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对外贸易为零。这样的基础在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以后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对我国的内部经济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也充当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急先锋！高效有力的突破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大门！勇敢的选择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方案。
那么，在市场经济占据主题的国际贸易中，我国经济稳定的发展和进步也同时决定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中的速度，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稳定地位。从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到得到国际舞台的认可，再到现在能公平的在国际舞台中大展拳脚，这些无疑都是我国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处理得当的成果。
（二）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
我国的综合实力在的领导下不断提高。从我国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到老百姓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每一个成果都是我国国家财政部门的宏观调控所取得的优异成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可以有效地支持我国的财政收入。二者相辅相成，互惠互利。同时又能有效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一定程度的加强对外贸易和自身经济发展。
我国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逐步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到对外贸易。我国作为实力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的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卑不亢，在实现了公平的基础上，还不断地把自身的实力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就是中国力量，通过20年来不断地努力和付出，让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舞台上一览无遗。但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对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相对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也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更加的复杂了。从单一的小国经济到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我国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还有很多。所以，在全球市场化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提高综合国力的中国将会在人民币的汇率方面做出更多的改良政策。
（三）稳定国际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之间的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却有永远的利益。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与各国建交的标准就是以利益为基础。那么，人民币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的稳定也极大程度的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我们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也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上层建筑。那么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人民币的汇率是我国在进行度外贸易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其中不仅蕴含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有利于稳定国际贸易的相对稳定。有效的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持续发展。
（四）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繁荣
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的内需增长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变动的幅度大小将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控制好人民币的汇率将成为2016年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小环境来看，人民币的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从国家大环境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面临着非同一般的迅速发展状态。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互联网经济的促进和发展。那么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更应该做到的是到底如何的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这将是我国人民币汇率在现如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项问题。只有人民币的稳定增长才能让我国的内需不断增长，实现一个崭新全面的经济架构模式。同时，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同时，应该不断的找出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市场经济运行的阶段不断进行调整，在发展的同时将人民币汇率调整至一个稳定适合的状态。
（五）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平衡
对于我国来说，国家财政的发展将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基础环节。首先在严格执行财政政策的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调整整个市场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财政部门应该注意的问题。只有在保证了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才能保证一个稳定安全的态势。只有保证了我国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家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来进行宏观调控。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极大程度的刺激了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且积极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我国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保持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是人民币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目的和重要的发展目标。
四、结束语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人民币的在岸与离岸汇率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与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那么如何处理好人民币在岸和脸的汇率成为我国在2016年应该加大力度调控的重要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经济的迅速进步，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呈现出一个多元化深层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应该呈现出稳定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受其影响因素而产生的不稳定态势。影响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因素还有很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也不可估量，我们能做好的首先就是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持续增长以及稳定在国内和国际之间的人民币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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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 社会 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著，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 交通 、原 材料 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 成本 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2003年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10%，但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增长高储蓄。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能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扩大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中长期问题。近几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非常突出。庞大的就业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很难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明显超过资源许可的范围，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又会引起通货紧缩，进而导致就业萎缩，影响 社会 安定。问题是，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 工业 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目前我国的经济正逐渐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之中，通货膨胀的苗头也已经出现。作为通货膨胀水平参考指标之一的CPI，2007年7月，同比上涨5.6%，1月至7月累计上涨3.5%，央行认为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增强，通胀风险趋于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 社会主义 大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解决13亿 人口 的衣食住行问题，经济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但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就业增长，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把握好“度”。
所谓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指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技术进步和投资能力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不能以牺牲人民的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和阻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的程度不能大到阻碍和破坏经济增长的地位。通货膨胀程度的大小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其基本原则应是不能降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通货膨胀幅度过大，人民生活承受不了。 历史 经验表明，只有在价格上涨幅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程度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总之，我们的宏观经济 管理 目标，应当尽可能地做到物价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大的起伏，保证充分就业。而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切实跨出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货币推动的速度型增长方式向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是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白津夫.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分析［J］.学术交流，2007(1)
过去的“又快又好”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速度和规模似乎更加重要，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包括，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经济繁荣背后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支撑能力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等。
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问题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例如，在*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这无疑是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0万亿大关。在经济总量达到如此高度、自主性高速经济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
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里，“好”所体现的“质量”，不仅体现在投入—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显著提高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等方面上。
然而，知易行难。在对“又好又快”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关键是要找准我国经济发展“快”而不够“好”的症结所在，切实找到根治“快”而不够“好”的良方。
讲症结，首先是发展观念不够科学，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目标锁定为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问题；其次是增长方式不集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痼疾；第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第四是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存在管理手段落后和管理粗放的问题，各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屡见不鲜。
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切实寻找根治上述症结的“良药”。
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坚持“六个必须”，抓好“四个着力”。即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机制，用“又好又快”的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行为，加快构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3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后，在全国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
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在下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舒适的水平，国民收入进入中等以上水平，并努力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将得到更大改善和合理化，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随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变化。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过渡，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业、大部分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和相应的中间产品加工业将从过去20年之后的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速度放慢的阶段。而与此相应的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将成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作为实现小康水平后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承前启后继续的五年，对下世纪初的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将立足在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合有效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着眼于规划好第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致力于推动2001-2005年国民经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得到巩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制度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其自身能够不断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推动2001-2005年及下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持续地释放出来。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服务业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还远低于商品市场。旧的体制不仅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而且给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使服务业的发展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和土地只是初步实现了流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仍然很弱，而且还同时处于旧体制的干扰作用下，使资源要素价格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需求和供给形势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浮现出来大量的、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来给予解决。在“九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建设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在下一个世纪将更为开放，更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牢固、高效、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和外贸体系，也将成为2001-2005年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战略
（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二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
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的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居民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发现和促进居民消费中的热点，将构成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进入下一个五年，绝大部分居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将形成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消费质量和结构将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将希望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了得到基本的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之外，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信息传媒和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消费热情和更为迫切的消费倾向。
通过对“九五”末期居民消费倾向和走向的分析，可以预测，从2001到2005年，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住宅消费，尤其是适合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宅，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仍处于较低水平，住宅的内部质量和外部环境迄待改善，而且每年还有数量稳定增长的新增住宅消费需求，因此，对经济适用、较为舒适的住宅消费需求，将在2001-2005年间成为居民消费中份额巨大、增长稳定的重要部分。其次是对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需求。由于住宅和服务业消费直接与人口的分布和流动紧密联系，因此将相应会带动基础设施、城镇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加速增长。
随着住房建设和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2001-2005年，将在现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和乡镇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小城镇，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传统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运输、邮电将进一步发展开放，新兴的金融、信息咨询、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布局密切相关，现行的人口流动制度在进入2001年后将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因此必需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推动其进行深入改革，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导致的矛盾。
2001-2005年期间，有限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日趋显著，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很低，而且严重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耕地和水资源的紧张问题首先是与我国的人口问题紧密联系的，从2001-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人口过多的局面，据预测，即使在80年代以来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情况下，从2001-2005年也将净增劳动力5300万，相当于“九五”期间3900万的1.4倍，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耕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将不可避免。其次，如果要发展居民住宅和城乡交通建设，也将会占用大量耕地。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目前正在实施和将要采用的“南水北调”，“引黄灌溉”等措施，以及修建的水利工程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给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造成困难。
从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预测，2001-2005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达到7.5%左右，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仍然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虽然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经济安全体系建设，较多地保护环境和生态，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放慢对资源的开发速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在金融领域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总体而言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
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导致要素和服务价格受到扭曲。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就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目前的人口流动制度是以阻碍人口流动为取向的，虽然在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严重地冲击了人口流动制度，但是因为它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就业、购买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很多歧视，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相应受到扭曲；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和再转让制度，使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地扭曲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为了缓解水资源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长期以来执行的水利战略是以转移水资源为基本导向的。转移水资源的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大量无偿占用可耕地，但是缺水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价格普遍偏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和真实价格。因为人口不能流动，所以用水成本的快速大幅上涨将阻碍缺水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2001-2005年将结合居民消费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进一步通过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减小对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扭曲，消除住宅产业、交通某些设施建设产业以及交通工具供给产业发展的体制约束。首先是保持人口适度流动，保持城市人口有进有出。促进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的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进行住宅消费时不存在体制障碍，就业人口在各地购买住房安置下来，与此相应大力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降低流动成本，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在城镇布局上，要推动按功能划分的城镇建设模式，使容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城镇根据资源配置进行分布，使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其次是大幅提高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轿车的供给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国内轿车生产的成本，适度引进竞争和提高进口额度。与此相应，人口布局的改变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将不断涌现。简而言之，就是以“住房－汽车－道路”三个相互联系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由此构成2001-2005年间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三、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
2001-2005年将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推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01-2005年，继续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把握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过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投资主体企业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的适度增长，通过初次分配和财政再分配体制的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市场预期合理引导消费。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从2001年到2005年，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防止总供给不足，维持经济的适度高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调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抗灾能力，使农业生产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农业产值达到年均增长3.2％。协调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改变加工工业的低水平重复状况，振兴支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保持在7.2%。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兴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2001-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保持年均8.5％的增长速度。到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50:33。
（二）社会投资和物价水平
2001-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8%。投资将重点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房地产投资的重点是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宅建设。
改革投资体制，在投资领域实现政企分开。根据营利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投资主体。实现政府投资与国有资产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分开，政府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一、金融危机以来的成都经济运行特点
（一）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但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受“5·12”汶川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两年来，成都市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在第二季度增速达到近几年的最低值（11.2%），然后连续3个季度保持约12%的增速。但从第二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4%以上，我市经济增速不断加快，经济出现企稳向好趋势，全市gdp同比增长14.7%，增速同比增加了2.6个百分点，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再次强化，增长更为强劲。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0%，同比增加了8.2个百分点。在房产市场销售旺盛带动下，全市房地产投资945.14亿元，同比增长2.4%。在多方位促进消费的政策作用下，消费品市场持续繁荣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3%，是近几年的最高增速，较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旅游市场活跃，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同比增长34%、29.1%，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3.2%。在出口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出口逆势增长15.5%。
（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减慢，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市企业经营效益出现较大下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减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较下降4和4.9个百分点，虽仍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但已为以来的最低。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市在全国率先建立耕保基金补贴农民参保机制、实现征地农民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率先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体化制度，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市级统筹、全域结算、报销比例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完成城乡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建设，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感”，为我市消费在严峻的宏观形势下仍能保持20%以上的增幅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物价指数明显降低，变动趋势趋向平缓。我市物价走势基本稳定，各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指数增幅与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全年基本上徘徊在100－101之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继续回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3%，类商品价格四涨四落，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1%。据统计，成都ppi在1月达到全年最高（104.5），之后几个月内持续下降，从8月后开始反转，12月回升至99.6，全年累计ppi指数为98.1，下降1.9%。
二、近期成都经济运行应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平稳退出超常规的金融刺激政策，将成为贯穿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线。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强调加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这个政策基调是非常清晰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成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启动民间投资。民间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活力与动力的主要源泉。我国今年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我国将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展民间投资的渠道。去年我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造成各地政府债务急剧增加，通过政府追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难度加大，我国将抓紧出台并落实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关措施可能在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等领域提出更具体的安排，并在民营企业兼并重组、财税支持、金融服务方面安排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拓宽、扩大民间投资范围，降低准入门槛，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型向民间投资拉动型转变。
（三）房地产需要保持平稳发展。去年的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作用不可低估，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复苏的微妙形势下，房地产发展既直接涉及当前的经济复苏，又涉及社会稳定的大局。国家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政策，主要是抑制投机性购房，对自住型购房和改善型购房持鼓励态度，政府将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房建设速度。未来房地产的调控将兼顾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结合，处理好投资复苏政策、扩大民间投资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本身政策这三者调整关系的搭配衔接。再则，支撑房地产市场未来二三十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政策”，大规模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在即，房地产很难出现大幅度下跌。对成都来说，蓄积的刚性买房需求在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而投机投资性买房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2010年下半年以后住房供给面积将较快增加，因此预计房价不会快速上涨，仍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四）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力度。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为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将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五）管理好通胀预期，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今年货币的供应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当前，成都经济处在逐步回升好转的态势，但还需要加快发展，进一步巩固回升的基础，巩固经济持续回升的势头，又要防止物价上涨过快，把物价上涨保持在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内，管理好通胀预期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2010年成都经济运行态势预测
2010年是我市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和灾后重建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深入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一年。围绕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奋斗目标，2010年我市要以“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为重点，以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为抓手，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拓展重点合作区域，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世界经济已逐步复苏，但进程可能比较曲折和缓慢；我国经济也呈现企稳向好态势，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再加之外需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2010年我市经济发展将面临较之以往更加复杂的宏观环境。从景气指数来看，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在近7个月都保持了小幅上升态势，这说明，至少到2010年下半年，我市经济增长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结合我市经济运行和景气指数变动情况，2010年全市经济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预计为14.1%。
（二）内需增长将有所减缓。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房地产发展前景不明朗，开发商对房地产投资仍然比较谨慎，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前几年；二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投资信心、扩展意愿不强，引进国内外投资难度加大，而本地社会资本又未能有效启动；三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通过贷款追加投资难度加大，而民生改善支出增加，来自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难以继续快速增长。预计201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0%。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在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刺激下，全市消费延续加速增长趋势，但已显现见顶迹象（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3%，是我市近10年的最高增速）。考虑到现有消费促进政策的效应正在衰减，而新政策从出台到产生效应仍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2010年全市社会消费品增速较略有提高，为21.1%。
（三）对外贸易趋紧形势将有所缓解。全市进出口总额152.7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出口总额87.5亿美元，同比增长7.4%。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外需可能会逐步恢复。但欧美经济在2010年不可能出现明显改观，在欧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为频繁的形势下，全国对外贸易形势也不可能出现明显改善，但也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极有可能是小幅上升。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预计2010年成都市进出口增速与基本持平，为15.1%，其中出口增速为14.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时度势，提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而把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好”与“快”两字的互换，不是文字次序的简单调整，其有着长远而又深刻的意义，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理念的大转变，是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观点的提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过去提的“又快又好”，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提法有着一定的历史因由，是我国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做出的发展战略选择。经济“快”的增长，是扩大经济总量，奠定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为“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才得以极大提升，从而积累和创造了求“好”求“质”的条件。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以及开始步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果仍然停留在追求速度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而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式增长方式的培养，将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是我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新飞跃。
要辩证地把握“好”与“快”的关系。强调经济发展的“好”，不是不要“快”，而是为了实现持续、长久和稳定的“快”。倡导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由过去更多地强调发展的速度，强调GDP的增长率，转为更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但这种“快”必须是在“好”的基础上的体现，是要实现国民经济保持高质量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过热充分就业
一、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著，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二、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0.0%、10.1%、10.4%、10.7%。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延续了2003年以来两位数加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繁荣期不断延长。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到政府财力支持相对较少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2003年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10%，但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增长高储蓄。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能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按照通常的规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从而对储蓄产生影响，储蓄率会相应走低。但是，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正好相反，经济高增长推动储蓄增长，而且增幅不断扩大，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攀高到40%以上，但国内储蓄增加更快。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3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明证，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每逢经济高速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最终往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缓解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总是放在降低增长速度上，而往往忽视了我国通货膨胀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突出表现在以低下的投资效率、很高的储蓄率或投资额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扩大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中长期问题。近几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非常突出。庞大的就业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很难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明显超过资源许可的范围，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又会引起通货紧缩，进而导致就业萎缩，影响社会安定。问题是，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三、目前我国的经济正逐渐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之中，通货膨胀的苗头也已经出现。作为通货膨胀水平参考指标之一的CPI，2007年7月，同比上涨5.6%，1月至7月累计上涨3.5%，央行认为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增强，通胀风险趋于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解决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经济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但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就业增长，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把握好“度”。
所谓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指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技术进步和投资能力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不能以牺牲人民的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和阻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的程度不能大到阻碍和破坏经济增长的地位。通货膨胀程度的大小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其基本原则应是不能降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通货膨胀幅度过大，人民生活承受不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价格上涨幅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程度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总之，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应当尽可能地做到物价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大的起伏，保证充分就业。而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切实跨出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货币推动的速度型增长方式向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是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白津夫.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分析［J］.学术交流，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