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论文范文一：浅谈国民经济核算的绿色之路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崛起过程及意义，阐述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体系建立及面临的困难。指出国民经济核算的提出为衡量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让人们意识到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性。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为政府提供了新的宏观调控依据。
【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绿色核算;GDP;SEEA体系(卫星账户)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崛起
自20世纪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方法问世以来，他就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提供系统并且详细的数据，从而满足以下方面的广泛需要：第一，他可以提供主要经济流量指标，监测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诸如生产、分配、消费、投资、进出口、金融活动等等;第二，他可以显现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支持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第三，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支持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计划目标的论证，为经济决策提供基础和依据;第四，在核算的国际化前提下，为进行国际比较提供支持，服务于国际事务的管理和分析。
这些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运行，一直围绕GDP(国内生产总值)展开，通过衡量GDP这一指标，来判断国家总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说，没有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管理，没有国民经济核算，经济分析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计量基础上。
然而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从当下来看他有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许多进入不了市场的自然资源或者自然环境不能被SNA体系吸纳，也就是说通过SNA体系计算得出的GDP值只能看出经济总产出量或经济总收入量的变化，而看不到其背后付出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产生的代价。于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概念，就应运而出。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绿色国民经济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通常所说的绿色GDP核算，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旨在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 连年增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性的加强，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高增长的背后是不断透支资源环境以及公共健康基础上的，现行的SNA 计算体系是以市场行为来计算GDP，他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他传递的是以货币为关系的市场信号，这也是现行GDP权威的原因，但是，许多环境要素与资源要素是进入不了市场的，这些成本在SNA体系中是无法计算出来的，例如，我们砍伐了一片森林，利用森林加工成纸张和筷子，这些是可以统计在GDP中的，然而这片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释放的氧气，森林的消失造成的水土流失，微生物的灭绝，这些损失是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一丝市场符号，他们进入不了市场，没有市场行为，所以他们不能统计在GDP中，因此，通过现行的GDP计算体系的自然资源实物量的附属表不能很好的为这些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这些环境所需要的投资进行精确的决策，以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为例，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然而在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数据偏差明显。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可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与评价提供依据。
2、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1992年，联合国与国际统计机构提出了绿色GDP这一概念，1993年，由联合国统计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负责，提出了SEEA核算体系(又称卫星账户)，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SEEA-2003这一体系，该体系是在SEEA-1993基础修订完成的，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是实物量核算以及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运用实物单位(物理量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而价值量核算，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估算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货币价值损失。SEEA-2003体系主要阐述了如何将环境资源保护与消耗等问题运用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它构建了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准则，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绿色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首先，现在运行的SEEA-2003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它涉及到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面，自然资源又包括许多，譬如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森林，空气等等资源，可以说现行的体系只能很粗略的把这些计算在其中。
其次，数据的收集也是一个难题，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这些资源的数据进行精确的计算，比如说环境造成的污染，它往往是许多年后才会对公共的利益进行破坏，那么这破坏部分产生的成本是计算在哪一年，从现行的体系中我们是无法进行统计的。
第三，目前这一体系还没有在世界上得到通用，在国际国民经济核算的比较中，有一国进行的是传统SNA 体系，另一国进行的是SEEA体系，这样两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现行的SNA体系仍然是大多国家的首选。
第四，SEEA这一体系操作难度大，计算复杂，推广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困难，更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GDP只是单纯的看经济的运行情况而不看是否可持续增长，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与资源这一成本，很有可能令现有的GDP数据大大下降，这会让人不能接受。
三、结语
当前，世界各国对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都处于探索中，敢于直面挑战，从GDP到绿色GDP，这是一个困难与希望并存的事业，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高敏雪.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核算[J].中国发展，2002(1) 4-8.
[2] 王金南，蒋洪强，曹东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2009.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创新
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贡献;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间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国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第二,逐步建立分季度和分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改进和完善地区核算方法,进一步搞好地区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实事求是地确定地区经济核算范围;及时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和宣传,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知识的普及教育。
第三,细化核算分类、健全核算体系、统一核算口径,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问题。细化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项目分类;改革和完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标准,借鉴外国的先进方法,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可比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向蓉美.国民经济核算及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3.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首次由美国的麦卡利提出，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指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但在我国关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还未有统一的口径，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业务、证券和基金公司的理财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以及民间借贷等。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影子银行开展的业务与传统银行类似，而且其受到的约束较少，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加快了资金的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再者，影子银行的资金游离于传统的货币供给创造机制之外，而且其规模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从微观角度来看，影子银行可以弥补传统银行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这样与传统银行形成竞争机制，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模型的选取
1980年，由西姆斯提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二）变量选取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为主，并且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总规模的环比增长率来衡量影子银行，考虑到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本文选取PPI作为国民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本文样本区间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于两变量的数量级差距太大，为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PPI的数据进行取对数，表示为LNGMJJ。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2.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故可以作为VAR模型变量。3.模型的定阶。由结果可知，AIC的最小值是－7.052248，对应的阶数是3阶，而SC的最小值是－6,806336，对应的阶数是2阶，综合考虑LR、FPE和HQ的统计值后，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4.Var模型的平稳性。稳定性要求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均小于1，为了方便观察，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全部落在单位圆之内，模型即平稳。由结果可知，所有的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VAR模型稳定。5.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LNGMJJ和YZYH两个变量，得到YZYY对LNGMJJ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所示。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
1引言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
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宏观政策民生倾向政府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奇迹。回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有不少问题和社会矛盾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如何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关系到我国经济今后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笔者从宏观政策的民生倾向角度，研究和阐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不仅要协调和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
政策民生倾向的内涵
所谓政策的民生倾向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大多数国民的主观判断中将使其收入和财富积累增加还是减少，以及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是否增加或减少了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和财富。
从政策的民生倾向角度可以将政策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主观与客观上的富民政策，即多数国民在主观判断上认为政策的实施将增加其收入和财富，并且政策的客观实施结果确实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主观与客观上的贫民倾向，即多数国民在主观判断上认为政策的实施将减少其收入和财富，并且政策实施的结果的确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仅主观上富民的政策，即多数国民主观上认为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他们收入的增加，但客观的结果没有使他们增加收入；仅主观上贫民的政策，即多数国民主观上认为政策的实施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但政策的实施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主观与客观的中性政策，即多数国民认为政策不影响他们的收入，实质上也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主观中性、客观富民的政策，即多数人主观上认为政策实施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实际将使他们收入增加；主观中性、客观贫民的政策，即多数人主观上认为政策实施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实际将减少他们的收入。
宏观政策民生倾向的影响
一国宏观政策的民生倾向，往往对社会经济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可能是短期影响，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影响。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失业较严重的经济系统中，具有富民倾向的宏观政策会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具有贫民倾向的政策，会使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在社会经济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主观富民倾向过度的政策，将会引发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时，一定程度上的贫民政策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增长的势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总体来看成绩很显著，但不同时期改革政策的民生倾向对经济的影响也极为明显。
改革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职工调薪、绩效挂钩的改革政策，具有富民倾向，使人民实际货币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经济迅速启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增长。1982-198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平均高达12.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由地方经济利益驱使的重复投资、以及连续几次大幅度的工资上调，使人们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增加，给本来已有很高发展速度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加温，政策的过度富民倾向，导致这一时期通货膨胀趋于严重，1985-1989年，城市居民消费品平均通货膨胀率达13.1%，1991-1995年城市居民消费品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6.5%。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企业减员增效、住房商品化、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大学公费教育等具有贫民倾向的政策集中实施，在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较严重的滑坡，尽管高投资、低利率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不断刺激，我国消费品市场直到2003年末也没有明显的转机。1997-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只有7.92%。
自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企业经济效益普遍好于往年，我国经济将迎来下一个良好发展的阶段。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有许多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医疗改革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房价虚高问题、以及贫富两极化问题等，都需要相应的改革措施，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和估计政策实施所可能导致的主观、客观民生倾向，应使宏观政策既能有效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2005
论文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的弊端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动员体制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构建新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初步设想。
国民经济动员是战争经济准备与经济保障的重要手段，科学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对于把经济力导向战斗力，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的弊端
我国传统国民经济动员体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调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但是其本身固有的弊端仍然对国民经济动员带来了众多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
1.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组织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动员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级管理、分工负责。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管理的情况是：国民经济动员的组织和领导以原国家计委为主，军品动员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由原国家计委负责归口。这种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2.国民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运用政府权力，实行行政干预；采取供给制办法，保证经济动员任务完成；依托单一公有制，采用单一计划调控；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导，提高完成动员任务的自觉性。这些手段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与时代不相融合。
3.动员主体企业的地位不突出。在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企业基本上是一个生产车间。军品动员任务按行业分配到各工业部门，动员企业的选点、定点，或以企业归口部为主，或以国防工业部门和地方为主，接受国家计委的宏观指导，试制生产计划是由国家计划下达到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经综合平衡后，按国家计划进度要求，分别下达到所属动员企业，动员组织技术措施、所需原材料或由各部门或由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动员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我国经济动员所有制结构、调节手段、管理方式、企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虽然对增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变化也使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为：
1.动员目标的政治性与经济利益的多重性的矛盾。国民经济动员是经济活动，但这一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战争的需求和社会的稳定。其“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动员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一切动员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政治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原来那种强调“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状况不同。在利益多重的情况下，只能用经济的方法，使被动员者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2.动员手段的计划性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矛盾。动员是为战争服务的，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对抗性、时效性特别强。因此要求计划周密、衔接紧凑。这只有采取强有力的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涨落、物流的波动、人才的进出等等，都有比较强的自发性。国家为了达到军事目的，往往要通过其他形式才能实现。
3.动员时间的紧迫性与市场调节的缓慢性的矛盾。动员活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对时间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而市场调节，由于有“看不见的手”的活动，其结果往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花费较多的时间。
三、我国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构建
基于以上对传统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动员不利因素的分析，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构建，从总体上看，应包括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执行机构、企业动员机构等。
1.最高决策机构。建立有权威的经济动员决策机构，是保证经济动员高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是和国家战争动员决策机构相重叠的。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为非实体机构，需要决策经济动员重大问题时，由国务院决策后交有关机构执行。
2.协调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是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办事机构与咨询机构。一般来讲，其具体职能为：为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提供咨询，起草方针、政策等各类文件，组织调查了解全国可动员资源和生产能力，依据军队需求计划编制经济动员计划草案，组织、协调各部门(行业)和战区实施经济动员等等。
3.执行机构。部门执行机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指令，实施部门(行业)经济动员所成立的机构，是连接中央领导机构和(企业)动员机构的中介环节。其主要职能一是保证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颁布的政策、指令在本部门(行业)的落实;二是依据国家经济动员总计划，负责编制本部门(行业)的经济动员计划，并具体负责该计划的实施。
4.执行机构。民经济动员中，地方执行机构与部门执行机构相协调，主要负责本地区动员计划编制，并组织本地区实施经济动员计划，具体承担物资、技术、交通运输与劳务动员。
5.动员机构。动员机构是经济动员的基层机构。建立健全企业动员机构，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动员效果，而且决定着国家经济动员的成败。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走向成熟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基础——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车间”政府由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转为利用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生产资料终极所有权，实现对经营权的约束。军队由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的只向行业部门提需求，与企业进行象征性订货，转变为联系供给、实现需求，军队与企业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刘义昌等编著:《国民经济动员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 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 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 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 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 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 ？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毛泽东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文革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毛泽东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 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右派”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 “新右派”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右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 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 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 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一、房地产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住房改革涉及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等其他很多领域后。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经验把建筑业确定为支柱产业，他所说的建筑也是包括房地产、流通、消费在内的住宅建筑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载体。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理论反复证明，房地产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超前性，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必然是以房地产的高速发展为前提和主要内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此外，房地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被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正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将进入一个大发展大提高的时期。从市场潜力来看，据了解，近几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虽提高了许多，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许多，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虽然房地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出于较冷形势，但也正一步步回暖。房地产业成为当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消费热点，市场将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的旺盛期，它使中国每个城市形态和产业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二、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房地产业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首先，房地产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物质前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房地产是社会一切产业部门不可缺少的物质空间条件，更是构成各个产业部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且当今城市经济和城市现代化都是以房地产为基础，这些都显示出房地产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
其次，房地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则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和影响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的感应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处于平均水平以上。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成此案加速上升的态势；房地产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随着我国税制调整而逐步增大；房地产业所吸收的就业人口和房地产业所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产业溢出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正改变着我国国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三、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
（一）房地产业在不断满足与改善住房问题
房地产业在不断满足城市扩大与改善住房需求方面，得到了很大水平的提高。中国各个城市的居住水平与过去已经发生了量和质的巨大变化。在八九十年代，曾多户合用的厨房卫生间已成为家家户户独套专用；曾是小底层的简易楼已变成为一切科技智能化的高层建筑；曾无任何安保措施的生活区已改变成为高绿化高管理水平的文明公寓。房地产业在建材方面也越来越有考究，现在提倡绿色环保，在选择材料时采用符合“三无”标准的材料，并且进一步改善房屋的质量，做到保温隔热防水防潮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房屋的性能，真正的改善了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样在农村居民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切都在朝着实现现代化发展，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在不断的满足与改善住房问题。
（二）房地产业是拉动内需的强劲动力
1.房地产业的投资
通过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加大，在国内资金充分的前提下，优先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利用基本建设投资，提高GDP增长。房地产业的公共建筑建设是投资行为，要通过经营收入逐步回收房地产的投资，其形成的工程产值，既对拉动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又对改善投资硬件环境，吸引新技术和国际资本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建筑工程，拉动内需持续增长，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抵御国际市场形势变化的不利影响，都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
2.房地产业是拉动消费的上行力量
家庭购房是消费行为，都会在扩大和培育内需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年来，房地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推动房地产业发展时，持续不断地带动经济健康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现阶段发展中，房地产业将会继续重要的发挥消费热点作用。房地产之所以成为消费热点，住房占据着主体和带动全盘的地位。据市场调查显示，在房地产的总投资中，住宅量占大部分比例，在广大居民的消费中，住房消费也占据绝对比重。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再加上城市化逐步发展对住房的要求，以及必不可少的房屋折旧和拆迁对住房的要求，今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仍会保持巨大的住房建设量，并会带动整个房地产业较长时期地发挥消费热点作用。
（三）房地产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1.房地产业为相关行业发展创造了市场空间
随着房地产业的开发，建筑装饰行业自身不仅得到发展，而且为相关行业发展创造了空间。建筑工程量的增长，直接带动建筑材料流通的繁荣，目前建材市场也是最火暴的市场之一。每年建筑装饰直接提供的市场容量就多带动了商业、建材、林业、轻工、机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产品销售的巨大市场。据统计数据显示，建材在建筑工程中占有的比重有40%以上，特别是由于装饰装修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得建材行业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为林工产品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国家林业年鉴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木材销量中的相当部分用于建筑业。
2.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影响
房地产开发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的投资额度大，对资金的要求周期长，相应它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必须依靠金融业的带动。但房地产因预期投资收益率高，居民贷款风险小等特点，最是吸引金融业投资的亮点，所以说房地产业又是金融业借贷资本的最大出路。据了解，目前各城市房地产消费贷款占据个人消费贷款总量的绝大部分，是金融业的发展支撑了我国老百姓的购房能力，而且每个房地产的开发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投资。
3.房地产业推动服务行业的发展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住房体系的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加强了对服务水平的需求，物业管理、家政这个新出的服务行业近几年也在渐渐兴起快速发展。物业管理将分散的社会分工汇集起来统一办理，例如：养护、修缮、清洁、保安、绿化等，大大减轻了业主的负担，使住宅或办公区域有个很好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家务对于上班族来说是件很烦琐的事情，但家政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此问题，满足了现代人生活的需求。由此看来，房地产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房地产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首当其冲。近年来，城市建设总的工作量增幅较大，住宅、厂房、公共建筑等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这为建筑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房地产业带动商业、建材、林业、轻工、机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人工的操作，行业的迅速发展会需求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这就为剩余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
四、如何使房地产业保持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最近二十年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非常大，它表现在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各地支柱产业。最近二十年是中国人民改善居住质量又好又快的二十年，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中国房地产业还使中国每个城市形态和产业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使房地产业保持健康发展之路？这又是国民最关心的话题。对于此问题，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严格控制开发用地的供应总量。政府必须根据商品房的市场需求量，来确定土地的供应总量，避免盲目扩大商品房开发规模，才能稳定地价、房价，开发商、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才会有投资信心。
二是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应通过政策缩小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要鼓励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各类房地产企业积极参与西部相对落后地区房地产的开发建设，同时还要为培育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创造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
三是房地产行业内，则要真正研究市场，防止市场出现由结构性过剩和板板性“房地产泡沫”。
四是加快推进相关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改革。房地产业关联性、综合性很强，导致房地产业的独立性差，依附性高。政府部门有必要对现行的体制和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政府主要做好三件事：首先是建“运动场”，建立有利于房地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其次是当“裁判员”，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和管制；再次是当“教练员”，以超前的意识，做房地产业发展的向导。
五、总结与展望
房地产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一个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它的发展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的波动涉及到建材、工程机械、家电等数十个行业的稳定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讲，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只要国家和投资者采取正确的措施，我对中国房地产今后健康发展的趋势保持充分的信心。这是因为中国房地产产业的生产要素的供应是可以充分得到，中国房地产产业的产品是具有巨大的市场长期有效要求的。中国房地产产业总体上是健康的，随着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管理的逐步到位，中国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会度过当前困难时期而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许峰.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2]李开发.房地产支柱理论在利益集团干扰中走偏
[3]黄兴文.房地产是否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