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诚信缺失；市场经济；根源；对策
诚信是我们一直在提倡中国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诚信是一个人必须遵循的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同时诚信也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却屡次出现诚信缺失现象，例如“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隐患时刻困扰着人们的内心。深入挖掘这些诚信缺失行为背后的根源，并及时提出可行的对策，对建立社会主义诚信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诚信缺失的根源分析
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诚信缺失的行为普遍存在。深入分析发现这些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主要有心理根源、社会根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源。
1、失信行为发生的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
我国传统诚信文化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的经济交往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传统诚信文化的视野就本能地圈定在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家族或部落之内，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发达的“熟人”世界之内的诚信文化模式，即“人情”文化模式。人们在“熟人”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建立起以“良心”为基础的各种交往方式。而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熟人”世界之外的“陌生人”的交往则感到不自信，不适从。因此，“在经济活动和贸易交换相对狭小的空间领域和血缘情感的人情交往圈内，人们更相信吉登斯所说的‘当面承诺’”。‘[1]“而对于超越地方情境限制的以现代抽象体系的象征性符号和专家系统为依托的‘非当面承诺’，人们总是缺乏信心和信任。”[2]另外，诚信虽然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诚信，仅仅停留在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范围之内，尤为遗憾的是自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后，诚信更多地“被淹没在以人伦等级与亲情距离为基础的‘仁义’或‘理义’的伦理观念中，使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和形成的信任，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超脱‘家庭’、‘亲情’、‘义气’、和‘熟人’的特殊主义限阈”。[3]对传统诚信观念在实践价值上来分析，就会发现传统文化视域中的诚信重内在的“诚”而不是侧重外在的“信”，它倡导内心的道德修养，对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却忽视了如何使这些要求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义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诚信，理想色彩远远大于其实用性，且基本上属于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道德范畴，与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诚信原则有着不同的内涵。
2、失信行为发生的经济体制转轨因素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造成了诚信的中断。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党政不分，企业的计划由国家制定，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产品由国家定价销售，盈亏都与企业和职工无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不依赖企业和个人的信誉来维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无诚信就无法履行契约，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不发达阶段，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在这一经济转轨时期，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其相适应的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尚在建设中。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经济体制和道德秩序会发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另一方面，在两者的结合处又容易形成空白点。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规范虽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但其力度逐渐缩小，而“诚信”准则尚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其力度还不足以填补旧道德规范退却所留下的空白。生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人就容易陷入迷茫、彷徨以至极端地自私之中，相互间地猜疑和不信任也就很自然了，结果造成了公众普遍的道德感的丧失。人们不仅不再相信他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熟悉的道德信条，而且还歪曲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不尊重市场契约，甚至以投机的态度对待市场交易。
二、加强诚信道德建设的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它可以将无形的信誉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现在人们通常所讲的品牌效应，就是诚信理念在企业和产品中的凝结。诚信对于当代建立、健全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1、打破“人情”本位观念，树立“社会”本位观念
由中国家族本位观念而衍生出来的人情本位文化模式与儒家所倡导的诚信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中国社会中为“人情”而失信的行为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甚至有时侯被尊奉为义举。例如，一个人为了家族的利益或狭隘的小集体的利益而对“人情圈”外的人或团体所发生的失信行为，在他的家族或小集体内是不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的，恰恰相反，他的行为会得到他们的接受甚至推崇。来自于“人情圈”之外的对于失信者的谴责最多也只是会与他在“人情圈”内所受到的“赞赏”所抵消。因此，失信者本人是不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的。相反，当一个人因诚信而损害了其“人情圈”内人的利益时，他所受到的谴责要深刻得多。这种情况下，谴责既有来自于“人情圈”内的也有来自于“人情圈”外的。他的行为会被理解为“不忠”、“不义”。所以，在中国失去了人情是相当可怕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以身试法，也不愿违背人情。由此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一幅人情与诚信关系的图景：有情则有诚信，无情则无诚信。离“人情圈”越近，失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离“人情圈”越远，失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人情这一含义辩证地包含着“无情、无义、无信、自利”等多重含义。所以人情观念必定会成为“欺诈、拐骗、不公平、不正义”的逻辑根源。因此，要建立诚信社会，首先要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消除“人情本位”观念，把狭隘的“人情圈”扩大成为整个社会，以社会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的参考坐标。其次，要树立“互利、双赢”的现代观念，消除自私自利的陈旧思想。最后，要树立现代契约观念、制度本位的思想，消除人治的管理模式。
2、加强企业自身的诚信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决定着其在社会经济诚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其自身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既受制于同时代的经济伦理，同时也能动地反作用于同时代的经济伦理。所以，在强调构建市场经济的诚信伦理时，就不能不强调构建企业自身的诚信道德的重要性。诚信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要求，同时也是企业争取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保证。
（1） 将诚信为本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把诚信作为企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树立企业家诚信经营的意识，率先垂范，也包括对员工进行诚信职业道德规范，使诚信道德成为员工岗前培训的重要内容。
（2） 将诚信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诚信品牌
以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就是要把企业的信誉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加以管理，并保证其不断升值；就是要通过企业的经营行为，感动顾客，获得合作伙伴的信任，使企业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3） 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企业自身诚信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目标相一致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目标包括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四个方面，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以上这个四个目标相一致。
3、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
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只有人人讲诚信给他人以信任，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形成，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以诚为本的经营宗旨和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有利于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而且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家庭美德建设有利于调整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形成相互信任、互敬互爱、长幼有序、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4]
4、建立信用机制，完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全民诚信品质形成的社会信用机制，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建立权威的诚信评价机构，确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对社会各机构和个人展开信用评价，建立信用档案，并公开其诚信档案资料，以供人查询及相互监督。如果有不诚信的行为，立即记录在案，只要打开诚信档案，其诚信的信用程度就一目了然，真正让讲究信用的机构和个人得到尊敬与奖励，办理任何证件和事情时都能快捷妥当，事半功倍，让不讲信用的机构和个人接受应有的约束和惩罚。让每个社会成员认识到，只有增强诚信观念，积累守信记录，塑造良好的信用形象，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也彰显了诚信伦理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2]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55.
关键词：国有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主创新；主导作用
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转型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国有经济作为主导力量，对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发展中，要努力做大、做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成为主要力量。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国有经济在有一般的经济作用，还有在转型中呈现的特殊作用。
一、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1.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在现代化经济中，我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当前首要的前提。经济增长情况与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基本观念是相辅相成的。只追求物质财富，并且忽视对环境资源和成本投入，使国内的生产总值出现不和谐因素，不能只考虑现阶段人类生存物质质量，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道路，将人力资源与环境资源相结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经济社会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更好的促进经济协调。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能够更好的形成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第一，根据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对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好的节约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方面进行保护，并且对经济效益进行宏观调控，形成有效管理的机制，对投资方向、产业结构升级、经营规模和技术等方面协调，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第二，努力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日益完善，并且能够更好的推进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监管机制。将具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使生态平衡加快发展，出现污水和垃圾，在处理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收费，更好的体现出金钱在能源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中的重要的作用。第三，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且根据新颁布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方案，对资源税制度不断进行深化改革，通过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从而能够更好的完善社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第四，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加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第五，更好的完善市场主体结构，牢牢把握事关全局的战略形势，降低能源不必要的消耗、合理节约资源、使企业经营机制与管理体制的效益明显上升。
二、经济体制发展的途径
1.优化经济结构：出现增长成本过大、增长方式粗放等情况，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现阶段，在国内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其中工业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占比重最大，在进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常呈现出能耗较高、物耗较高，使我国的重工业部分经济出现增长迅速现象，我国资源能源消耗比重过高，导致环境压力加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紧密联系。我国对经济结构不断进行优化，第一，要促进三次产业结构进行科学合理调整，首先要发展的是第三产业--服务业，使经济迅速增长，加强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并且协同带动其快速发展。根据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促进资源能源大力的发展，使能源保持消耗资源低、减少对资源环境污染、加大经济效益迅速发展的创新技术产业，并且通过采用创新技术，调整传统、落后的产业，从根本上能够提高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速度日益加快。产业政策以及引导、准入门槛进行科学合理的限制，对产能过剩有效的进行控制，行业发展方式要进行科学合理改变，并且将落后的技术、严重污染的生产方式进行淘汰。第二，将投资结构进行科学调整。节能减排工作要大力推广实施，减少高耗能、污染较高的企业在社会上发展，加强节能环保产业推动其完善并且快速发展。我国现阶段重点建设项目即为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并且建立低碳经济科学方面的试点，将环境中温室气体排放加强控制；促进循环经济不断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开展能源、资源再生以及回收再利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科学治理，加强建设经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社会；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贷款进行严格的控制，杜绝出现产能过剩行业开发新项目。
2.促进科技进步：在我国促进科技进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本质，确保少投入多收益。加强能源资源科学合理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科技一项进步。并且要尽快完善、加强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产业化等基本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经济政策条例，促进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断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共同推动国家在建设创新等方面的基本体系，从根本上能够支持基础性的调查与技术方面的研究；将企业作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进行科学结合，使科技创新基本体系加快建立，更快的使科技成果开发并且迅速向现实生产力方向转变。
三、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
1.创新管理方式：分为宏观管理方面以及企业管理方面。宏观管理方面，主要是要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以及考核指标，现在创新管理主要考核标准是国内生产的总产值，由于发展中受到限制，未能够及时的反映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导致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系统等情况发生，并且也不能够反映出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效率，就是单位所产出资源和能源消耗比重；企业管理方面，管理者要学习并且适当的借鉴先进的管理生产方式，将管理机制和约束机制体系不断的建立完善，并且要充分的调动企业及其内部人员在各方面工作中的积极性，从根本上使企业管理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2.加强劳动者自身素质：我国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这一重要条件，从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劳动者作为积极、活跃的因素，要转变其思想观念、深化劳动者体制改革、不断将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在当前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力量和管理组织机构不断创新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素质起到根本决定。劳动者、经营者以及技术和管理人才的素质较高，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需要大力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不断加强教育，并且政府在对劳动者教育方面加大投入，适当的降低大学的门槛，提升大学入学几率，专业性教育日益加强，更好的为国家的新型人才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培养、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具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全社会的智慧集思广益，更好的增强经济方式迅速发展。
四、结论
自经济体制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向生产集约型转变，这样能够有效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有利情况。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整体阶段受到了先进技术水平的制约，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等方面，通过粗放型增长的方式完成目标。总而言之，随着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开始逐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基本转变。
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协调发展，产生历史性的转变。随着经济时代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新兴工业化进程在逐步兴起、科技革命推动所带来的机遇，由于环境资源成本在不断上升、资源环境质量压力增大、收入差距拉大、不平衡发展情况严重以及世界经济运行风险不断变化等大部分情况的挑战，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方式，促进科学性转变，共同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结束语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化进程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我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确立了基本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能够加快国民经济的进程。综上所述，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等方面需要调整并且创新，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及时科学调整，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不断的调整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程必定.泛长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及政府管理创新[J]安徽大学学报，2009：（05）：75-76.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新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发展这个当代中国的主题，对“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从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新的重大发展。
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内容作出了科学界定。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某些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教训，强调中国所谋求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协调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推进的发展；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发展；是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跟科技进步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对“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依靠人，就是要看到人民群众是实现发展的根本力量，把发展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点之上；提高人，就是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之路，把发展建立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尊重人，就是要尊重人权包括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尊重人的需求、生命、价值和尊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了人，就是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怎样发展”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升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新的重大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量变与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质变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仅有单纯的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不能构成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发展过程，绝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量变过程，而更为主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质的跃迁。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既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也不符合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而言，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质的跃迁，而且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是在生产力量变和质变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社会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既要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现代工业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因此，发展必然是一个在经济增长的量变与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质变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过程。
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史观，阐明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主体的认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在这种发展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通过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发展，强调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价值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提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途径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重点论与全面论的统一，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认为发展是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所构成的统一整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经济建设是发展的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又对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坚持科学发展，必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平衡与非平衡相统一的思想，认为发展是一个由不平衡到平衡、然后打破平衡再达到新的平衡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前进过程。我国由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加之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的差别，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然而，不平衡超过社会承受的程度，又必然带来消极的后果，是必须加以控制和努力消除的。因此，必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坚持“五个统筹”，促进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统一，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要求坚定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突出矛盾指出了具体途径。
科学发展观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看到，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问题和矛盾，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中还将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迫切的新要求。
第一，增进发展的全面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相应的配套改革还需要及时跟进，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与之相比还亟待加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决非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因此，增进发展的全面性，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二，增进发展的协调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在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双重任务，这种双重任务往往伴随着两难选择，这使缩小国内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特别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解决好协调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内涵；贫困根源；贫困进展
中图分类号：F29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004-03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国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究其根源，往往是贫困所导致。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反贫困依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随着反贫困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贫困及其根源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回顾和梳理有关贫困的认知，探寻贫困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根源，对于更加深刻地认知贫困，更加有效地缓解贫困，无疑是必要的。
一、贫困内涵的研究进展
贫困内涵的认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命题，到现在为止，对贫困的认知从最初的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到目前的功能性贫困的定义，其内涵的外延不断扩展，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也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不断充实和丰富。
早期的贫困定义主要是基于满足生理性生活的需要。19世纪末，Charles Booth和Seebohm Rowntree对贫困的定义做出了主要贡献。Booth对贫困的定义是基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进行阐释，指那些没有能力去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的生活状况；Rowntree则是以贫困的分界线作为贫困的内涵据以定义，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贫困分界线，把部分人群归结为贫困人口。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即缺少达到生活水准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前后十年的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对贫困的定义也在与时俱迸，从起初的对贫困的认知是一种没有足够的资源获取社会公认的机会到贫困是一种缺少的能力，这说明对贫困的认知不仅仅是从简单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方面加以认识，更重要的是从个人能力方面加以深化，重新探索。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把贫困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以上对贫困的定义，都是基于物质层面即生理需求需要来阐述的，远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也许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所致或者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没有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抑或者是当时的贫困现象并没有今天的现象如此复杂多变。事实上，张莉莉认为贫困被视为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状况需要的观点，在早期研究中相当普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对贫困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活物质层面这一单维度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生活能力方面等多维度的研究。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罗伯特・钱伯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能力因素引入贫困之中，以人类学为基础拓展了贫困的研究视野。贫困的判定开始由简单的物质层面到不断扩展的多维度层面的视角观察。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本书中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不能仅仅用经济上的物质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的衡量，基于对某种程度的福利的机会的衡量。他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制的能力……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吸收了他的贫困概念，在基于人们福利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对人自身的能力的强调和社会对人自身的外部冲击，明确贫困的定义为：“贫困是指福利被剥夺的状态，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以及缺乏发言权、权利被社会排斥在外。”此后，对贫困的内涵的研究仅在拓展其外延上认知，并没有取得更多的研究结果，而且大多数学者很少在对贫困的内涵做主要研究，从而转向着重对减贫和扶贫方面的研究。
在对国外研究贫困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视角观察贫困现象和定义贫困。童星、林闽钢（1994）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赵冬缓、兰徐民（1994）认为，贫困指在一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条件下，人们在长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护一种生理上的需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康晓光（1995）认为，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关信平（1999）认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自理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由于广大学者的不断探索和研究，致使贫困的外延逐渐扩大，并逐渐与其他相关因素结合，探索贫困的多重内涵。王云多（2013）研究指出，教育的发展可以为减少贫困作为力量支撑，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间接指出了贫困的内涵。即贫困不仅是物质层面，也涉及到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以及功能性层面的理解和探求。这些研究和阐述丰富发展了贫困的内涵，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贫困扩展了视野。
二、贫困根源的研究进展
在贫困的根源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有贫困自然说、贫困经济说和贫困社会政治说等。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是“贫困的自然说”的典型代表，他将贫困产生的持续原因归结为一种自然机制，这种自然机制是自然法则所规定的，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是人力难以有效改变的，只能被动的去接受。美国学者纳克斯的资本缺乏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来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动力理论与依附理论等是“贫困的经济说”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贫困归结为某种收入分配格局的产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贫困的直接根源，但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指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社会学者试图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来分析贫困的根源，他们认为，“在分层的意义上，贫困就是一种不平等”，应该从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上寻找贫困的根源，这就是“贫困的社会政治说”。
随着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对贫困根源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形成了动态性理论。主要有：一是贫困的季节性理论。Lipton研究发现，那些只能获取80%必需营养的人口对食物供给和报酬性务工的季节性表现出极高的脆弱性，能量摄取低和季节性的不稳定相联系，就业的季节性波动是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因；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家庭贫困呈现出代际继承现象，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亦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进行遗传。
我国学者关于贫困根源的探究也大多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但一直是以静态分析为主。
吴敬琏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贫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等方面的不平等所引起的。刘龙、李丰春认为，农村贫困根源在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刘尧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谢惠媛指出，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和世界秩序并没有给这些贫困国家的发展创设公平的环境。
在关于贫困根源的诸多观点中，人们在社会状态下存在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困的根源的观点仍然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法国学者卢梭在1753年撰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认为，在社会状态下，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出现，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宗教地位和道德地位上的不平等。美国社会学家皮特・布劳认为，不平等是一种差异，即人们在各方面的相对比较间的差异形成不平等，人们在社会状态下存在的不平等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深层原因。这也是说明贫困问题的由来和发生是由于社会层面的人类之间关系不平等导致的，贫困的根源就是人类间的不平等。例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陈晨、刘坤指出，进入社会状态以后，首先出现的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造就了贫困。
许多学者对原始积累不平等的占有导致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梁琦研究指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延迟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导致不平衡状态的强化并进一步导致被弱化区域间的贫困加强。”
三、简要述评
本文从贫困的内涵和贫困的根源着手分析，对贫困内涵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发现对贫困内涵的变化主要是基于社会水平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迅速发展，部分学者对贫困的理解不再仅限于生活物质层面的分析，而是更加注重人的能力的研究，指出功能性能力的缺失也会导致贫困，并把其作为广义上的贫困的内涵。对贫困的根源的梳理，主要是从西方学者对贫困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国情的探索，从不同角度进行探求贫困根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贫困根源的理论，但没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人类在享有资源的不平等方面发展和提升贫困根源的理论。
一、实现团的工作社会化的宏观背景和现实依据
“社会化”一词，原义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接受社会教化，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等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的过程。后来逐渐被引申开来，成为一个组织依靠社会、动员社会，又作用于社会，以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互动过程的代名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带来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对共青团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对象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工作环境来看，不再像传统的计划体制下那样封闭、凝固、单一和规范，而是变得更具开放性和无序化。从工作内容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共青团工作的内涵不断丰富，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群团组织“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要求共青团组织不仅要服务青年，还要把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工作内容。从工作方式来看，要求共青团要运用项目化的载体、市场化的手段来创新团的工作。从工作对象来看，青年的群体分布和自身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着“四个多样化”的出现和市场法则广泛进入社会生活，青年的价值取向日趋分化，青年的选择空间不断扩大，造成了青年成长和发展中的社会需求多元化，而共青团组织相对封闭的工作模式已难以适应青年的分化和需求。体制转轨给共青团工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使团组织无限责任和有限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短缺、服务手段匮乏已成为制约共青团工作发展最根本的原因。
探索团的工作社会化是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首先，团的工作社会化是由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的。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集约型向粗放型转换，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极大解放，异军突起的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新的经济组织以及各类不断发育完善的市场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青年的从业特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种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团组织主要按行政区域设置，与党组织一一对应，工作方式以行政命令为主，青年的流动性也不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决定了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也受市场需求的调节。一方面，在城市社区和新经济组织，外来青年大量涌入，而传统的组织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方式对此显得非常薄弱；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大量流出，许多村成为“空壳村”，团组织有名无实，工作无法运转。同时，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共青团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青年的流动既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大量优秀青年人才集聚，易于发挥整体功能。经济发展又为共青团提供了可供调配的资源。作为上层建筑表现形式的共青团，只有主动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加快社会化步伐，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其次，团的工作社会化是由共青团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首先是一个群众组织，是社会团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共青团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社会团体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大小。共青团必须服务于社会，为社会发展尽更大的义务，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支持和尊重。贡献来自于实力，一个人要做出贡献，时间、劳动技能、身体、奉献精神缺一不可；一个组织也一样，其作用取决于自身拥有的人、财、物等资源以及所能调配的种类资源。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作为其子系统的共青团，各基层组织、单位分布在各条战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汲取大系统的营养有着许多便利条件。从共青团的实践来看，团的许多名牌工作和活动之所以能够打响，除了团干部的努力外，更多的还是党政的重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青年的参与。作为社会团体的共青团，应该而且必须根据党政的工作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丰富团的活动内容，拓展团的工作领域，延伸团的工作手臂，使广大青年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参与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三，团的工作社会化是由共青团的任务和自身的现状决定的。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核心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协助党加强对青年的培养教育，并不断地为党输送新生力量。然而有限的条件与无限的责任形成的反差和矛盾，使团的工作举步维艰、力不从心。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青年工作不能靠共青团“单打一”，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密切配合，需要广泛借助各方力量，大力开发社会资源。由此可见，新的形势要求共青团组织必须自觉适应社会变革，主动跳出“就团论团”的工作模式，在立足自身力量的同时，整合社会资源，在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开拓与市场经济和青年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领域、新方向，走社会化发展之路推进团的各项事业。
二、探索团的工作社会化运行机制
要实现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就必须以时代为参照系，以社会为坐标，根据全省大局准确定位团的工作，使之更好地融入社会，以发挥自身优势，“取社会之长，补共青团之短”。作为共青团组织，实现与其生存环境互动的社会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社会汲取尽可能多的营养和能量，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二是按社会运作的一般特点，及时调整自身的运作机制，以适应社会发展；三是源于社会，服务社会，通过自身工作有效地影响社会。由此可见，共青团工作社会化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共青团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我认为，推进吉林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面向社会设置组织，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共青团原有的按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建立的组织体系已明显不适应，团组织覆盖不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要求，必须按照有利于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有利于团结教育凝聚青年，有利于团组织整体功能发挥的原则，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式的社会化组织体系。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团的组织功能，创新设置方式。要打破地区、行业的界限，按照新的经济成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新经济组织建团进行大胆探索；根据青年流向多元、流量多变和流速加快的特点，采取动态设置团组织的办法，建立外来务工青年临时团支部；根据基层团组织个体存在资源局限性，但相互间又有互补性，探索组合型、联合型团组织设置模式，使团组织的资源得以有效整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增强基层团组织的整体功能。要建立以共青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为依托，以青企协、青年星火带头人协会等协会和各类青年组织为的社会化组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共青团人手不足，势单力薄的局面，使团的工作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广泛的青年之中。
2、面向社会设计活动，体现团组织的社会职能。团的工作实现社会化，要求共青团更多地体现其对社会发展的实际作用，体现社会形象，赢得社会地位。共青团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我们能够刻意、主观、机械、一厢情愿就可以营造出来的，它是社会对共青团工作的一种评价，体现为社会对共青团组织需要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作为求地位”。自古以来，社会的发展总是由充满朝气的青年一代来推动的，共青团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青年这支生力军的代表者和组织者。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发展对共青团工作的需求度和期待值日趋上升，要求团的工作根据社会的需求和期待，更好地为实现其政治职能服务，通过把握社会需求、满足社会需求来体现社会作用，赢得社会地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条十分关键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团的工作的社会化，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社会工作，通过设计面向全社会的青年及群众的活动来体现共青团对社会发展的实际作用，体现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形象和现实意义。我们过去开展的中小企业振兴行动、青年志愿者公厕建设工程，以及现在还在开展的大学生“三下乡”、青年文明社区“大家乐”、乡村青年文化节都是为社会、为广大青年所十分喜爱的活动。
3、面向社会寻求资源，开掘团的融资渠道。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形式，它最大的特点是资源配置社会化。随着共青团工作职能的不断拓展，共青团单纯依靠财政拔款、单纯依靠自身的有限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团的事业可持继发展的需要。共青团组织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注重市场法则与组织优势的结合，整合社会资源为我所用。比如，可以依托社会力量建立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青年岗位能手基金、红领巾基金、未成年人保护基金和青年志愿者基金等青少年工作基金，为团的工作的深入开展强化物质依托。可以通过青联、青企协、未保委等组织，充分协调与青少年事务有关的资源，争取有关部门在政策、技术、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整合资源，一是合作，由团组织设计专题活动，并根据活动特点制定一整套“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办方案，以互利求合作。二是嫁接。对社会上原有的一些阵地、场所，通过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进行扶持、命名，建成团的活动阵地。总之，我们要在立足自身力量的同时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努力向社会寻求财力资源，形成政府拨款、社会赞助和实业创收三结合的经费渠道。
4、面向青年提供服务，强化团的群众基础。服务青年，是共青团组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需求旺盛与团组织供给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面对新情况，我们必须坚持以团的组织系统为基础，广泛延伸工作手臂，调动可能利用的社会资源，围绕青年的学习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基本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青年的手段，推动服务青年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社会化，构建青少年服务体系。一要建立包括各级调研信息联系点、调研信息员队伍以及各种信息载体在内的信息网络，逐步形成青少年社会调查信息系统，为党政领导及上级团组织倾听青年呼声，了解青年愿望，掌握青年工作动态畅通渠道。二要以各级团校为依托，以团干部培训班、新世纪读书计划为载体，形成青少年教育培训网络。三要与劳动部门合作，以下岗青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龙头，以各级青年职业介绍所、服务站为依托，形成青年再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四要通过实施“保护明天?爱心救助行动”、“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等，形成青少年生存保障网络。通过这些措施力求做到：使工作内容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和青年需求的变化相一致，把服务作为工作导向；使组织设置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和青年构成的变化相一致，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有团的活动和影响；使获取资源的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以服务市场的方式开发社会资源。
三、推进团的工作社会化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我们所讲的团的工作“社会化”，不仅仅是具体的工作手段，更不仅仅是简单的工作项目，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共青团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思路。实践好这一思路，就要科学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的关系。团的工作如何在坚持政治职能和政治基础的前提下注重在社会化层面的推进，从而进一步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和秩序衔接起来，这是我们在团的十四大，尤其是我省团的*大以后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就决定了党团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团的工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共青团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团结带领青年是党赋予共青团的神圣使命。所以团的工作在融入社会的同时，必须首先要融入青年。要在坚持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文化引导和基础性的岗位实践锻炼基础上，更加突出对社会所需求的各类人才的培养和举荐，在人才成长重要环节和人才成果的最终体现上，有更多实质性的介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值得强调的是：一定要在青年人才举荐这一重要环节上，体现共青团组织的分量。比如：一是举荐优秀团干部和有培养潜力的优秀青年干部成为党政的后备干部；二是举荐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为新学科、新产品、新产业带头人的培养对象；三是举荐优秀青年经营管理人才为企业主管的后备人才。同时，建设好青年人才评价鉴定机制、青年人才信息资源储备机制和举荐青年人才的党团衔接机制。
关键词：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
由于国企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企经营者自定薪酬现象十分普遍。中纪委已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经营者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实质上近年来，随着国企经营者薪酬的不断攀升，其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十六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要以其管理贡献为分配依据，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前提条件。现实中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与激励报酬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为主要依据，但企业生产活动一般具有一定的环境外部性，尤其在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将以大量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利润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经营者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
（一）经济外部性释义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古（Pigou）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即在分析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相背离时提出的。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内容。外部性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广义地说，外部性还可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类型。货币外部性是外部效果，通过价格变化来体现的一种外部性。例如当一个社区新建了一些商业和娱乐中心时，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升。但这种货币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为货币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技术外部性是不能反映在价格变化或通过市场体系表现的外部现象。技术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因此，经济学上所关注和研究的是技术外部性。
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会产生很多经济外部性，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有关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如企业生产排除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破坏，林业企业对气候、土壤、水源的改善等。另外，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还存在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成本。从广义的环境概念上说，自然资源也属环境的范畴。因此在环境经济学里，自然资源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统称为“环境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比较复杂，本文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可耗竭资源（非再生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资源市场价格除去开采费用后的收益（净价格）的增长率必然等于利率。当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小于利率，则企业会尽量开采和销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另外的领域以获得市场利率。任何延迟都会减少企业利润的现值。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高于利率，企业就会尽量地将资源保留在地下，因为这时候保留资源可获得较其它投资领域高的收益率（Mickel•G•Webb，Martin•J•Riketts，1979）。这条原则说明，要保证可耗竭资源的开采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市场完善，市场价格能准确反映该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产权明晰；拥有该资源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反观我国现状，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并未反映其稀缺程度。我国的自然资源虽是国家所有，但实质上国家只是收取少量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所蕴涵的土地地租和矿山地租大多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占有，土地与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并未在经济上真正实现。实质上占有资源的地方政府与国有矿产企业并不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开采的速度，遵循的是当期利润最大化。一任政府和在任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只关心他们当期的利润，他们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是经济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近年资源开发速度快速上升、开发资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剧了资源开采使用上的代际外部性。经济福利：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在微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微观经济业绩指标。在宏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经济福利。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幸福”或“效用”。庇古（Pigou，1920）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效用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著名华裔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1979）把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向量。排除了个人福利之间的可比性。企业的捐赠与对社区的义务服务都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企业的经济利润（生产者剩余）加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减经济外部成本（或加经济外部收益）来表示企业提供的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外部成本（＋经济外部收益）。在市场是完美的、不存在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给企业的经济贡献与其为社会提供的经济福利是一致的。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性。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给企业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要得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黄有光，1979）：交换最优性（任何一对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消费此物品的所有人来说必须是相同的）、生产最优性（任何一对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这些要素的所有生产单位来说必须是相同的）、高级最优性（对于任何一对可以再生产的物品来说，共同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在社会资源、制度、技术一定的前提下，要使社会福利最大，首先必须选择好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可能线上选择），其次要选择好如何生产问题（保证最大产量的实现），再次要解决好为谁生产问题，即要将生产出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选择好了这三个问题，社会福利才可能得到最大。由此可见，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福利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可能线的外移，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类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然。环境外部性不仅会对人类健康、环境景观等构成威胁，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的损害，更主要的是，环境外部性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从而破坏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因而对社会福利构成长期的、根本性的破坏。生产的增长，可以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耗费大量资源的结果。有些企业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因此，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进行社会评价，以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福利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的完善，是对按管理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深化。
竞争性和垄断性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企业经济业绩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等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寡头垄断、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微观经济利润，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微观评价与社会评价是统一的。因此，企业微观经济业绩也是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竞争性国企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政府的环境政策问题，如经营者通过引入污染生产方式，在降低企业私人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环境外部成本。如果政府将环境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部化，则环境的外部成本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会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仍是经营者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而将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福利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社会贡献，有违市场原则，会使国企与非公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二）垄断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污染和反垄断的权衡问题。经典经济模型认为垄断性企业生产的均衡点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其产量低，价格高，社会福利未达到帕累托状态，从而损害了社会经济福利。但自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人们认识到了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如果该垄断性企业又是环境污染企业，则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次优选择问题。反垄断，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环境外部成本又会增加，这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若反污染，征收相应的环境税费，则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果是产量更低、价格更高，社会成本在下降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垄断情况下，要使社会福利状况最好，垄断企业环境外部性不一定要完全内化，从而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权衡问题。因此，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三）政策性国有企业
另外，政策性国有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政策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微观贡献体现在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及其所费私人成本的节约上。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性国企经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体现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好坏与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成本的节约上。
总之，要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竞争性国企经营者，其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仍以微观经济业绩为依据，因为政府可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选择，而政策性国企的经营目标又不是微观经济业绩，所以对这两类国企经营者进行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循环经济；市场机制；协同性
作者简介：李云燕(1963－)，女，山东滨州人，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经济、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38－03 收稿日期：2007－03－09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和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必然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并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从运行机制上讲，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协同性。
一、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协同共进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体制，与之不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与市场混合经济体制。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可以有多种经济形态或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传统经济形态或模式、循环经济形态或模式、知识经济形态或模式等。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循环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形态，从属于市场经济，受制于市场经济，即其经济活动受市场规则和市场体系的规范，其运行和发展受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调节；同时，循环经济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它丰富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弥补了传统市场经济对环境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缺陷。因此，辩证地看，循环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协同共进的关系。
(一)循环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尽管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能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对资源的循环型流动、对环境污染问题、对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等，却是“失灵”的或是有缺陷的(韦前、荆艳芳，2005)。而建立在物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循环经济模式，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来发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的基础上。虽然循环经济是在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为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张小兰，2005)。循环经济要求将环境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中，将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物质的循环流动，使市场经济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活动之中，使市场主体既能获得经济效益，又能获得社会环境效益，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要真上正实现循环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循环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培育起一个健全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包括废弃物资源再生产业、环境保护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市场体系，使循环经济模式中的各个主体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互补互动、共生共利的关系，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循环经济和市场经济都遵循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成本与效益原则
按照亚当・斯密奠定的经济原理，经济学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发展的资源存在着某种稀缺性；二是人类发展需要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当前人类面临的稀缺资源的类型已南18世纪工业化运动时期的人力资源转变为自然资源，更确切地说，是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能力在内的自然资本。当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当前，日趋衰减的自然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性要素(诸大建，2003)。
市场经济认为，价格取决于要素的稀缺程度。当某种要素变得稀缺从而价格升高时，就促使经营者从投入产出的成本与效益出发去节约它；而当价格高得无法容忍时，经营者就会寻求替代物。然而，问题在于自然界中不仅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出其再生能力，也会转化成不可再生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当自然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时，市场经济的成本与效率原则，迫使参与竞争的各方设法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当个体理性上升为集体理性时，便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发展要求的无限性、环境污染的制约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是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循环经济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本正在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它考虑的是如何在既定资源存量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把资源的消耗严格限制在阈值内，根据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来使用资源和保护环境。通过“3R”原则的运用和实施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型社会，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环境的亲善友好，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可见，循环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在自然资本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前提下，运用成本和效益原则，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循环经济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外部不经济性，促进市场经济规范有效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构建的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节约资源。它强调根据资源的再生能力来使用资源，把资源的消耗严格限制在阈值内，追求在既定自然资源存量下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它以“3R”原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强调根据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经济，倡导“最优生产、最优消费、最低消耗、最少废弃”。它以物质循环、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以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为载体，通过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园区和产业生态链建设等，使物质在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得以循环利用，让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努力实现环境的低污染甚至零污染。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对环境影响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经济产生了环境外部不经济性，而循环经济则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在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社会经济行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具体经济行为很少关心甚至不关心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一些企业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环境成本转嫁给别人或社会，致使产生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存在，是因为环境资源没有被市场所涵盖，这些资源没有产权，也没有价格。这就意味着
市场交易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资源的成本和收益，市场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
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存在使环境资源最优配置的外部条件被破坏，导致了环境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于消除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将外部问题内部化，是循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环境外部不经济性与循环经济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上。减少甚至消除污染是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循环经济要求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以资源利用减量化和避免废物产生为经济活动的优先目标，并通过废物再使用、再循环加以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排放和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李云燕，2006)。
将环境污染的私人成本社会化转变为私人外部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是“庇古税”还是科斯定理，都是潜意识地承认了只要企业支付了足够的“费用”(成本)，它就享有了污染、破坏环境的“权利”，完全忽视了无论是征税还是明晰产权都可能会给环境造成污染或损害这个结果。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限制或剥夺企业对环境的这些“污染权”。循环经济强调把环境资源要素纳入生产要素，将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将环境污染的私人成本社会化转变为私人成本内部化，以使社会成本减少甚至消除，从而达到消除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可见，循环经济是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根本途径。
循环经济要求严格避免污染，同时也排除给任何人污染环境的权利。在生产领域，要求“最优产生、最低消耗、最小废弃”，即转变传统经济“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经济模式，实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在消费领域，要求“最优消费、最小废弃”，即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在环境保护方面，要求摒弃污染的“末端治理”模式，对生产过程实施“污染预防，全过程控制”。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可以通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3R”原则的实施，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资源消耗的源头、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和废物回收利用)全方位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避免因此发生的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经济的规范有效。
四、循环经济体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统一，是市场经济的最佳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提高效益的统一性，反映了一种越是生态环保越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理论上的提升(孟宪忠，2001)。
循环经济是非常有效益的经济。它不仅能够给企业创造各种经济利益，而且还能给社会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效益。
(一)发展循环经济使企业获得更大更长远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实施“污染预防和全过程控制”的环境保护战略，可以不产生或少产生污染物，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既节省了企业为满足环保法规要求而花费的末端污染治理费用，又节省了由于污染超标而向社会缴纳的罚款、排污费等；而且，当废物的再生利用使废物排放被减少或消除时，节约的原材料、能源还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循环经济严格避免污染的结果提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维护了人们的环境权益，保护了人体健康，提高了生产力，从而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从循环经济的特点看，循环经济为社会创造的外部经济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刘华、社金梅，2004)
1．循环经济以环境友好方式，采取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技术经济范式，既创造了社会财富，又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同时又为不发达地区和后代留下了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为解决代内和代际的生态环境公平问题提出了重要思路。
2．循环经济在微观层次上，通过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从生产产品一直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循环经济使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上述这些措施都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群，为企业创造广阔的市场机会，为社会成员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3．生态工业园促成了知识与技术流通。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共生关系使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产生了集聚，再加上园区为企业提供了交通便利、信息交流畅通的渠道，使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在生态工业园内更为迅速和便捷。这种交流，使企业人才的知识水平得到提高，先进技术和最新信息得到了共享。而企业则可以获得所在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目前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加速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通过相互交流、模仿和学习，提高企业的变革速度，推进生态工业园进化进程。
4．生态工业园区内完善的基础设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工业园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对园区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从而具有生态系统的特性。通过实现生态工业园内的“能量层叠”、“水层叠”来减少工业园内能量与资源的整体使用量，从而达到减少整个园区对外部环境影响的目标。另外，生态工业园区内设有信息中心、环境中心等设施，园区内的企业可以共享，减少了企业在这方面的重复投资，节约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企业能切实感受到外部经济所产生的内在化效果。
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只有循环经济才应该是21世纪市场准许采取的最佳的经济运行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主要方面：第一，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已经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生态环保标准在各国正在成为强制标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这一标准的强制性越来越强。不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项目就不能上，产品就不准生产。第二，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已成为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随着各国环境意识的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不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产品不准买卖，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条准则，绿色消费已成为一种时尚。“绿色壁垒”(包括绿色关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检疫)和消费者的自觉抵制是阻碍不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第三，越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产品，附加值越高，越有效益。在国际市场上，有机食品、绿色农产品和绿色工业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同类产品，而且，越是绿色产品，越受欢迎。据有关资料显示，77％的美国人、94％的意大利人、82％的德国人和67％的荷兰人在采购商品时会考虑绿色环保因素。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循环经济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最为经济、最为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必须具有可持续性。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促使人类逐渐认识到目前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唯有实现两大革命性的历史转变，即实现由依靠物质资源为主向以依靠智力资源为主的转变，实现由生态环境破坏型向生态环境友好型的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变革式的经济方式，这种经济方式包含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人们称之为新经济。循环经济是新经济的根本。由于经济发展正在受到自然资源的愈来愈严重的制约，相信2l世纪的经济形式必将出现彻底性的转变，循环经济将全面取代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观念和模式的创新，它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生产、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规范和提升人类的行为，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发展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循环经济是一种既利于资源有效利用，又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而且又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济，是一种资源环境合理性与经济社会效率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因此，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市场经济的理想经济运行方式。从发展趋势上讲，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05-03
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是创新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问题。尽管其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学术的争鸣不仅没有削弱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随时展需求而创新和发展。但毕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代与当代全球化经济推动下的历史时代存在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所强调的发展性必然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应当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在此条件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拓展和延伸。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研究对象的论述
顺应时展需求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对象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范围，影响到理论成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要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经典作家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阐释其研究对象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最经典的论述就是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对于这段话中“生产方式”的含义，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有见地的是卫兴华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一文中的观点，他首先肯定了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生产方式”的含义不是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它是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概括起来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生产的技术方式一般属于生产力范畴，不具有阶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性质，而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2]，由此我们可知，序言中所指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序言中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那么就应该是指社会方式，即在什么社会关系下进行生产。卫老先生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总和）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或决定条件，所以，《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2]
二、当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对当今问题解释乏力。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再加上长期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地位、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虽然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也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致使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弱化，散见于有关章节，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明显乏力，这意味着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需要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
2.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对象的限制，传统政治经济学比较侧重于对体力劳动分析而较少对脑力劳动分析、劳动对象偏重于对资源和土地而较少对社会资源的分析、劳动工具侧重于对实物形态的机器而较少对非实物形态的知识、技术、信息与管理的分析。然而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信息与管理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力日渐突出，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苍白。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侧重于所有制的统一性而较少对其分离性的研究、侧重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对立关系而较少研究他们之间协调沟通的问题、侧重于研究资本家的绝对控制与雇佣劳动者的附庸地位而较少研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产权理论占主导地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激励机制等广泛存在并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劳资关系呈现二战前所没有的相对融洽关系，这一切都显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不紧随时展，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学，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3.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正如上面所谈到的，这些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处于弱势，其解释和指导作用甚微。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理论，而且也带来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它们都不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现有根本经济制度下集中研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发展，其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的具体解释和指导功能较之政治经济学更为有力，其在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并构成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强大威胁。要想改变这种窘况，传统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和吸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合理成分中进行创新，而这必然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上入手。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拓展：资源配置
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继工业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又迈向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地位，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指任何生产过程必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如何合理配置以实现效率优化的问题，不论社会形式如何，由于资源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必然要根据资源的用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一切社会组织生产所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源配置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的经典著作中都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论述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照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5]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6]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无关地位。
新时期将资源配置问题明确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其开放性、革命性品质的要求。揭示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但这一根本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本质分析的同时，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并认真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研究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要想完成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任务，只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那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这是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6-189.
[3]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7-35.
[4]王仁发，舒晓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5.
Resource Allocation：Political Economics Research Object Theory
HAN Chun，CHEN Yuan-f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Maoming525000，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