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二、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统计数据；产品附加值；背景；优势；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95-05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运输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成本迅速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其结果是产品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外包等新的贸易形式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中间产品进口需要反复经过海关，而每经过一次海关就要在贸易统计中记录一次，因此，这种以全球产品生产协作为基础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如，由泰国组装生产的计算机硬盘，其中间产品分别来自于10个亚洲和美洲国家；美国的波音787飞机，其机翼来自于日本，发动机来自于英国，刹车、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组件来自于法国。相关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且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40%的年均速度增长（D.Hummels et al，2001）。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的56%和服务贸易的70%（Miroudot et al，2009）。
由于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其结果是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均归于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统计新的贸易方式，即中间产品贸易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还将夸大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WTO总干事拉米（Lamy，2012）就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要有新的经济和统计方式与之相适应。好的统计数据有助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利用不完整的数据来制定政策，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如果用旧数据来研究新问题，则争论和误解也会增加。”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贸易发展的现实，WTO将于2013年初出台第一批基于产品附加值的“附加值统计”（Value-added Statis-tic）数据（或称新贸易统计数据），以更好地衡量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贸易仍将向更加稳固的自由化发展方向迈进。而WTO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正是适应世界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它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形成颠覆性的变革，同样也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对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源于世界贸易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使传统的以国别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数据不再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推动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亚洲为例，目前亚洲各国最惠国关税的税率在5%。10%之间，较之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较低的关税必然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各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如，集装箱运输船和集装箱码头的出现，降低了海运的成本；航空条件的改善则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密集型国际贸易的成本。其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贸易中的通讯成本。最后，一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制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述各方面出口环境的改善都为扩大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有效推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三）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纷纷建立了本国专门的出口加工园区。而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根据世界劳动组织（ILO）的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建立了3500多个出口加工园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五分之一产品和进口的13%产品来自于出口加工园区。由此可见，出口加工园区的建立对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伴随着运输成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约为5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约23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070亿美元。在亚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中间产品在亚洲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9年的35%。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
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 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
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
（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
（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
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
（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
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f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
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l 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关键词：贫困；全球化；贸易；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118―08
一、引 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01年，约有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日消费水平低于2美元。
与贫困率下降相呼应的另一个事实是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如果以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
以上两者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即全球化改善还是恶化了贫困状况?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是否提升了穷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现有文献较少谈及的一个问题，即使已有的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而且，大部分是间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Goldberg and Pavcnik(2004)认为虽然研究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但是很少有论及贸易自由化的减贫效应的。已有的研究全球化和贫困关系的文献大都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模拟自由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虽然就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机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但是这些成果毕竟都是预测性，对于贸易和投资对贫困影响的事后检验则是一项更有价值的工作。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廓清它们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有必要的。贫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得到缓解：经济增长或者收入的再分配。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贫困。Besley et al(2003)的研究证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平等减少一个标准差，则其贫困率将会下降约50％。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贸易自由化引起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由贸易获得的经济增长将会恶化底层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加剧其贫困状态。很多研究表明全球化引起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说穷人并没有从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鉴于全球化和贫困的度量问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跨国和国别两个层面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全球化及贫困的度量
全球化与贫困的测度是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因为不同的衡量手段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单就贸易自由化而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征之一，其测度手段就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贸易规模作为标准，一般的做法是计算贸易额占一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另一种是以贸易政策为标准，主要是通过比较各国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来衡量其贸易保护程度。虽然两种方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但是也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国的贸易开放度除了受贸易政策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地理条件、国家大小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贸易政策方法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衡量非贸易壁垒，由于WTO各轮谈判的贡献，当前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而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被发达国家广泛地采用。非关税壁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难以量化。
全球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强，大部分文献采用资本流量来衡量全球化的深度，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使用政策指标。两者相比较而言，政策指标要优于实际资本流量指标，因为后者还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测度标准对于分析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出口额和对外投资一般会倾向于减少贫困，而贸易保护手段的取消和进口额经常与贫困加剧相联系。
对贫困的测量一般使用贫困线的方法，贫困线反映了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和消费水平。对于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按一天消费1美元和2美元确定了贫困线标准。虽然世界各国的最低生活需求不尽相同，但是这条贫困线为贫困的跨国比较提供了统一的参考点。以此为标准，可以计算一国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最，也可以以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incidence of poverty，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整体的贫困程度。
对于以上衡量标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贫困线的选择标准上。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贫困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严格依赖于贫困线的选择，自80年代以来，1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人口无疑是减少了，但是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人口却有增无减。全球化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作为反全球化的论据，而全球化的支持者却更偏爱贫困发生率这一指标。
三、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理论层面的考察
根据经典的HOS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两种类型的劳动，即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关税将增加受到保护的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贸易开放将缩小该国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加大富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但是，Davis and Mishra(2004)的理论研究认为“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是错误的”，应用纯贸易理论来说明全球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比错误更严重的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一论调对于ss定理的解释是狭隘的。只有当满足所有国家生产所有产品，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产品存在替代性，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优势长期保持不变等条件时，ss定理才会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可能使很多穷国在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失去比较优势。该文还以美国、墨西哥和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虽然墨西哥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低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这种优势将会发生逆转。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改变穷人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来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Davis＆Mishra模型表明如果进口品和国内制造品是非竞争的，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真实收入，因为关税的降低同时也降低了他们购买进口品的价格。如果全球化提高穷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则贫困状况也会得到缓解。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学者放弃了HO研究框架，转而使用特定要素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假设短期内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因此，对某部门的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将会使得该部门要素的报酬减少，从而恶化该部门工人的贫困；当然，某部门出口的增加将会有利于提高该部门工人的福利状况。特定要素模型表明，全球化的对于贫困的影响要依赖于贫困人口主要来自进口竞争部门还是出口部门。而在HO理论下，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而不因其受雇于那个部门而变化。因此，一旦放弃要素自由流动的假定，特定要素模型对于分析全球化对贫困的短期影响足一个更合理研究框架。当然，也可以把特定要素模型看作HO模型在短期内的一个特例。
Easterly(2004)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全球化和贫困之间的理论联系。该研究表明，全球化会对穷人的收入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两国技术水平相当，而要素禀赋差异大，全球化将会改善贫困状况。因为全球化使得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了，要素报酬的跨国差距将会缩小(要素均等化定理)。穷国一般是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全球化会使得资本流向穷国而提高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生产角度分析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因为人均收入的差异一般是由外生的生产水平差异造成的，而非源于禀赋差异。如果全球化使得资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生产率的地区，贫困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四、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跨国研究结果
关于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的实证工作由于受到了经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而显得相对滞后，而且由于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分析结果也千差万别。Easterly(2004)发现贸易一体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Milanovic and Squire(2004)在产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以上实证结果，Easterly和Milanovic＆Squire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Easterly认为这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外生的生产率差异使得资本由穷国向富国流动从而加剧了穷国的不平等。M＆s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穷困的劳动力流动性不足而且工会组织松散乏力。
Dollar and Kraay(2001)在对Easterly的评论中考察了贸易与增长、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Dollar and Kraay援引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并进一步证明了增长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状况的。经过两层因果关系的传递，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是积极的。
Ashraf et al(2004)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对贫困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而这些农产品大都是得到OECD 国家大量补贴的。因此，对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可以使贫穷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补贴中获得间接收益。而且，Ashrafet al的跨国实证研究并未发现OECD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
以上研究都是间接考察了贫困与全球化的关系，而且大部分都是使用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Dollar(2001)和Dollar and Kraay(2001，2002)综合了实地调查的家庭实际收入分配数据和国民收入数据来计算穷人的收入水平，研究表明使用宏观国民收入数据来衡量增长与贫困消减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统计上的误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相对于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实地调查而言，这种方法会高估贫困消减的程度。
当然，大规模的针对贫困家庭的调查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偏差，但是，实地调查都具有周期性，因此很难获得完备的时间序列数据，这种局限使得学者很难使用计量技术对开放和贫困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Harrison(2006)验证了Aisbett，Harrison and Zwane对开放度、GDP增长率和贫困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一国的总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一结论与Besleyand Burgess(2003)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全球化影响穷人的福利水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金融自由化。Prasad et al(2004)使用跨国的宏观数据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因此金融一体化通过增长效应来缓解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他们还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和产出消费波动性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全球化往往会带来大规模的需求波动。Prasad et al认为如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种改革就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经济的波动性。这些配套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围内金融制度建设。
总而言之，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尚不能确认全球化是否有利于贫困的消减。而且即使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以上跨国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是难以发现合理反映贸易政策的经济指标，而且也很难控制同期内的其它变量不发生变化。其次，即使跨国研究表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关系，这种贸易引致的增长可能会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恶化穷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即使跨国研究方法通过直接检验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间的关系避免了以上弊端，它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被观察到，总体贫困状况的缓解或恶化的背后可能是有些人的生活状况改善而另一些人的收入水平降低。
由于存在以上缺点，针对特定国家贸易改革的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一般使用家庭层面或企业层面的高度分解的数据来考察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因为这些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对一国内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因此容易剔除其他一些非贸易金融政策措施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五、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国别研究结果
1.全球化对穷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Goldberg＆Pavcnik(2004b)研究了哥伦比亚1984年到1998年消减关税改革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进口竞争部门就业的职工福利水平降低了，而出口部门工人的贫困状况有很大程度的缓解。前者失业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者，而最低工资水平却要低于后者。Goldberg&Pavcnik提供的证据表明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哥伦比亚的贸易改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贸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辅之以相关政策的改革以保证穷人的利益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比如，可以适当放宽对劳动力在国内流动的限制，加强对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培训等等。
Topalova(2004)对印度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1990年代，印度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一系列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一度使得印度的平均关税率维持在90％的高水平上。Topalova通
过对印度省际数据的考察发现：农村穷人从贸易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大大低于其他收入群体。对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Topalova认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为在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
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案例研究说明穷人受惠于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墨西哥和波兰的经历却产生出相反的结果。Hanson(2004)考察了1990年至2000年期间墨西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和开放程度低的省份的劳动产出，通过对比发现前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后者，虽然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代都有所下降，但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
1990年代，波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改革，经过改革之后，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人人提高了。Goh etal(2004)针对不同的行业研究了波兰关税减让和工人工资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部门工作的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幅度最大。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减税降低使得企业不得不增加产量来降低成本，这间接导致了工人工资的提高。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降低关税和产量提高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宏观研究得出贸易开放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
2.全球化对穷人的产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并不足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Balat et aI(2004)的调查表明工资只占赞比亚农村人口收入总额的6％，因此单从工资水平角度研究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不全面的，需要从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人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般来说，城镇人口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而农村人口是农产品的净生产者。存这种情况下，南于关税改变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将会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而恶化城镇的贫困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学者分别对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赞比亚作了相关实证分析。Aisbett et aJ(2005)考察了墨西哥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麦进口大量增加使其价格下降。但是，墨西哥最穷的农民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因此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中等收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他们的福利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Levinsohn and Mcmillan(200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援助计划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该计划反而恶化了农村粮食生产者的收入状况。levinsohn and Mcmillan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向当地的粮食生产者购买粮食然后分配给无力购买粮食的穷人，这样会使得粮食的净生产者和净销费者都受益。当然，该计划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缓解贫困的，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贫困人口大都是粮食的净购买者。
在自由化改革之前，赞比业的玉米生产和消费都享受高额补贴，经过改革之后，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这种潜在的效应被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抵消了。Balat andPorto通过调查证明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能够提高他们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要辅之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制度、教育和健康服务制度的配套改革。
六、结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也日渐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设计了很多旨在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减贫工作仍然不容乐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令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除了考虑贸易和会融的全球化以外，全球化与经济体内的其他因素的关系对于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其次，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的穷人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中受益是有条件的。传统的HO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但是这一在严格理论假定下得出的结论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国别研究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是受限制的，这与理论模型的要素完全流动假定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很难及时从收缩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
第三，如果辅以相关的配套政策，穷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对印度和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在贸易改革的同时如果能够减少对国内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全球化将会提高穷人的福利，在赞比亚，获得国内信贷优惠、技术培训等其他政策支持的穷人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机会；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能够提高穷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收入支持政策，印度的农民在90年代的收入水平无疑会受到损害。正是得益于国际食品援助计划的帮助，埃塞俄比亚的穷人才避免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关键词：贸易救济；贸易救济调查；贸易救济措施；STO；GATT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032?06
贸易救济是指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因为不公平的进口行为或产品过量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各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而给予国内企业的帮助或救助。为了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和有序的竞争行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基于各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制定了在贸易过程中的GATT和WTO规则，内容涉及贸易救济调查、损害的确认、措施的实施和争端解决机制等。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增长过激等原因造成国内产业损害时，可以通过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在经贸领域的激烈竞争，使得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其形式也逐渐多样化，由关税转变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由于得到GATT和WTO规则的认可，已经成为了各国保护本国贸易的常用武器。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近年来运用较广泛的贸易壁垒手段之一。自从中国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与其他贸易国之间摩擦不断加剧，导致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断增加，甚至成为各成员国调查的重点。截至2011年，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反倾销、反补贴的主要受害者。
一、全球贸易救济调查概况
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发起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年均259.6起。其中，反倾销3922起，年均230.7起；反补贴262起，年均15.4起；保障措施229起，年均13.5起。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情况，详见表1。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反倾销。自1995年到2011年6月，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反倾销调查3922起，在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数中占比达到88.87%；反补贴调查262起，占比5.94%；保障措施调查229起，占比5.19%。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明显看出，反倾销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GDP在良好的贸易环境下不断增长，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次数也逐渐减少，立案数呈下降趋势。详见图2。[3]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聚焦分析
（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对外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摩擦也日益增多，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自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针对中国的872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全球共实施2708起最终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有646起，占实施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23.86%，名列第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情况见表2。[4]
据我国海关统计，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08.6亿美元，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73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79%。图3显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次数也日渐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略有收敛，中国企业遭受到的调查次数逐渐减少，有着良好的发展时机。[5]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特点
1. 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繁，主要形式是反倾销和反补贴
国外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次数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也与日俱增，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表3可知，国外对我国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次数越来越多，且方式主要是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我国出口产品是主要进口国的重点调查对象，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者，并连续6年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重 点。[6]
随着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频繁，摩擦也日渐增多，现今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4所示，自1995年至2011年，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872起（含保障措施1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其中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825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1.04%，名列第一；国外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46起，占全球反补贴立案调查总数的17.56%，名列第一。
2. 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角度看，从1996年以来，世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之比（简称“立案?措施比”）有所提高。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5统计所示，从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3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2543起，占发起总数64.84%；而对华发起82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612起，占对华发起总数的74.19%。
从图4可明显看出，自1995年至今，中国立案-措施比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国发起反倾销和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头号目标，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阻碍，比其他WTO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大。
3. 发起国集中，主要发起国为印度、美国和欧盟
根据WOT数据统计，自1995年至2011年6月，在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27个国家（地区）共对华发起了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45起）、美国（135起）、欧盟（104起）、阿根廷（85起）、土耳其（58起）、巴西（48起）、加拿大（36起）、南非（34起）、澳大利亚（34）起以及墨西哥（30起），这10个国家共发起709起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872起）的81%。详细占比情况由图5所示。
从对我国采取最终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来看，尽管早期发达国家在早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但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大幅上升，现在已经取代了发达国家成为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
从具体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次数来看，从1995年至2010年底，对我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09起）、美国（105起）、欧盟（71起）、阿根廷（58起）、土耳其（56起）、巴西（30起）、加拿大（27起）、韩国（19起）、、南非（18起）以及墨西哥（17起）。这10个国家共对中国实施510起贸易救济措施，占总量（622起）的82%，如图6所 示。
4. 涉案行业集中，贱金属、化工业和机电设备业产品遭受调查多
从中国被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来看，国外对华发起调查的产品涉及4000多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贱金属、化工业及机电设备等多种行业的产品。从1995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前10名的产品有贱金属及其制品（199起），化工业及其相关产品（167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104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75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55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50起），杂项制品（48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9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19起），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17起）。这11类产品共773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总数（871）的88.75%。由此可见，该11项产品向国外出口时应特别关注。
从我国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产品行业来看，贱金属及其制品为143起，化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为135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为72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64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41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30起，杂项制品42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1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6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为12起，这11类产品共577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总数（645起）的89.5%。由此看来，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业及其制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例非常高，占我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48%。
三、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战略分析
通过上述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形式、立案-措施比、发起国及发起行业进行分类统计，明确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得知中国现今面对着国际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发起次数逐年增加、形式多为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发起调查国家集中、被诉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产品行业集中”的新特点，我国政府、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如何在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前及时预警、被调查时顺利应诉和被采取措施后良好控制，成为了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政府应实行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口贸易量和出口贸易额急剧增长，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额均对国外企业及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导致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就必然要充分考虑进口国国内市场容量及进口国国内产品竞争者状况，对出口产品合理的定价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和科学技术含量。
其次，我国政府和相关中介机构要合理利用WTO规则。我国政府与相关产品业界协会应密切配合，努力在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措施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给予自身企业和产品予以更多的保护，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积极应对，对国外即将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正确评估，以确保我国政府和出口企业在WTO规则下享有应有的权利。
最后，对于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排名靠前的国家和高频行业，应予以重点防范和关注。如印度、美国和欧盟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的前三名，特别是印度均排首位，对于向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企业，应在出口产品之前就应做好相关的预警工作，对企业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竞争者信息充分把握，以便被发起调查时积极应诉和举证；又如贱金属、化工业产品和机电设备这三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17年里被发起立案调查数占全部行业的54%，对于出口这些行业产品的相关企业应加强出口产品的成本核算工作，对出口产品定价合理。
最后，中国企业应规范自身行为。在企业财务方面应遵守我国会计准则，不得在产品成本信息、销售情况方面弄虚作假，并在成本核算等会计处理方面提前做出反倾销导向。同时做好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在出口产品时加强反倾销导向，做好应对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应对准备，以及在应诉反倾销阶段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证据效力，确保企业在应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中胜诉。
这样，在中国政府、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这三方面积极配合下，对出口的产品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救济调查做好准备，在应对贸易救济调查时提供具有证据效力的会计信息并在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后控制其影响，这样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时也会游刃有余，充分发挥应对国外贸易救济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保护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获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更大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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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TO.TRADE TOPICS-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EB/OL]. http：//. 2012?05?3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EB/OL]. http：///. 2012?05?3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EB/OL]. http：///cacs/default.aspx. 2012?05?30.
[5] 马双， 林汉川， 黄满盈.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7）： 150?155
[6] 刘爱东， 梁洁. 1995年～2009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4）： 73?78
A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velation of Overseas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LIU Aidong， YANG Xuanyu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ies that is announced by WTO from 1995 to 2011，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y，emphatically analysing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is made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form of investigation，the ratio of case registration to measures，sponsor nation and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form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concentrating 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rade Remedies against China、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ponsor nation and the wide range of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four strategic measures are suggested to cope with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Trade remedy； Trade remedy investigations； Trade remedy measures； WTO； GATT
收稿日期：2012?07?12；修回日期：2012?10?10
一、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兴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的自由化使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互补性特征。全球市场形成之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
二、竞争优势的提出及国际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这些理论认为，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优势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管理学家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如果将其引用在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优势中也同样可以发挥效果。通过整合国际资源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的有跨国并购、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跨国资本通过金融市场的间接国际传导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在国际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互补性（一体化）实质是跨国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降低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的可能。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必然趋势
（一）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而这无疑为国际投资成与贸易的促进与互补作用奠定了基础，公司的内部化部分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这也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所在。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的互补，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根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跨国公司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跨国公司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纵向、横向并购等业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等。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部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这实际产生了辅企业的“中间桥梁”作用，正是这类中间业务才使得贸易与投资自发地生成了互补优势。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国际贸易通过投资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互补利益。通过国际投资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创新等。国际贸易对投资所带来的产出进行分步骤、有节奏的消化吸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利益地位将迅速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调整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较大。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货币已经成为了贸易规律的禀赋,同时也是其发展的产物。货币是推动贸易交易量与流向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既是贸易的客体,又能够对国际贸易流向、规模等方面进行有效参与,因此我国应抓住贸易中对货币持有量的优势,对世界经济流向展开引导,通过正当权益的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地位。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人民币最终会因贸易量的急剧攀升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形势而言,这种情况是贸易规律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世界市场想要稳定发展、提升效率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贸易模式进展下,国际贸易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调整为适应大国发展的模式,推动跨国贸易的有效发展。
二、建立贸易评价体系
在贸易交易量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为我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上的增加。在国际经济发展规律下,我国应改变传统落后的贸易理论,在新形势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贸易评价体系。
(一)加强理论研究。首先,我国应研究在国贸中建立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在对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贸易量等方面的对比形成全球化下平台的比较。只有充分结合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状况,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表现出国贸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
(二)建立顺差理论。在经济贸易过程中,我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会存在入超与出超这两种情况。这主要是从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做出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顺差就是全球经济大量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同一地区的表现。就我国目前经济贸易往来而言,全球产业链在许多情况下是向我国转移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贸易顺差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逐渐转移到我国内陆地区,成为了我国对一些出口量较大国家的顺差。
三、将权益作为国家战略
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推动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无形要素进入了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而且无形商品带来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有形商品。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大研究力度,研究在多维化、国际化下的经济流通要素组成,保障要素的使用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我国必须在经济上建立长远发展的目标,不能够只看到眼前利益,要将国家经济的总体提升作为战略性发展方向,保障权益的正当利用。
全球需求剧减导致世界贸易形势异常严峻
此次全球危机虽然出现在金融领域，但贸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受害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加上贸易融资的限制，全球总需求急剧减少，导致世界贸易和生产大幅萎缩。自2008年第4季度，世界贸易出现罕见的负增长，贸易下降的幅度远超过全球经济下滑的幅度(见图1)。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出口额以20％-40％的幅度下降(见表1)。
导致过去一年来贸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生产网络遭受破坏，贸易融资形势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滋生，都实质性地削弱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但贸易下降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缺乏需求所致，而不能归咎于贸易体系失灵。由于各国经济规模缩水导致缺少必要的进口需求，并且需求减少的范围比过去更加广泛，最终造成贸易额极度萎缩，贸易下降速度加快。
自2009年第2季度，随着全球经济止跌企稳，全球贸易形势也开始好转。贸易急剧下滑态势受到遏止，贸易额环比增长回升，同比降幅收窄。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出口额基本在3月或4月触底，此后从低点恢复，逐步回暖。亚洲地区贸易回暖的迹象更加明显。第3季度全球贸易改善的态势继续增强。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编制的指数显示，世界贸易量6月上升1.6％，7月则上升3.7％，创下200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但在8月又下降2％，这表明全球贸易恢复的进程尚不稳定，仍较脆弱。
目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预计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在此环境下，预计国际市场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恢复，2010年全球贸易将呈现恢复性增长，而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和幅度将不会像危机前那样快，国际贸易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10月预测，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萎缩13.0％，2010年恢复增长2.7％，低于同期世界经济3.1％的增幅。英国经济学家智库(EIU)2009年9月预测，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9.4％，2010年将增长2.9％，2011-2013年分别增长4.6％、5.2％和5.7％。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制成品贸易深受打击
世界经济衰退引发国际商品市场形势波澜起伏，价格走势波动剧烈。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至年底时已跌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位。2009年第1季度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逐渐回稳，特别是自3月以来，国际能源、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经历了明显反弹。至2009年10月，IMF编制的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2008年12月上升35.3％，其中食品饮料类上涨12.6％，工业用农业原材料上涨15.9％，金属上涨33.8％，能源上涨46.6％，但价格水平仍低于危机前的高位(见图2)。少数产品的价格接近甚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其中黄金价格已突破每盎司1200美元，创历史新高。近几个月的初级产品价格反弹与同期美元贬值有着密切关系。
从各大类产品的贸易情况看，燃料和矿产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超过其他各类商品，而制成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农产品贸易。在制成品贸易中，各主要类别产品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汽车和钢铁产品的降幅是最大的(见表2)。
迄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全球贸易严重萎缩、贸易融资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以及海外移民汇款收入减少等，打乱了它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节奏，普遍面临着出口增长受阻、投资消费水平下降、资本外流加剧等状况，整体经济增速减慢。全球初级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危机前，国际油价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为那些以燃料和矿产资源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而如今都面临着重新调整。最穷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且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能够依托的自身实力也最为薄弱。
展望2010年，仅从供求关系来看，预计在全球经济明显复苏之前，初级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价格将维持在低位震荡调整。但鉴于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尤其是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也不排除因美元贬值、避险、储备或投机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从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行情的可能，特别是包括美元走势在内的金融因素仍会对大宗商品造成价格的大幅波动。
世界服务贸易呈现下滑态势，相关行业受影响较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活动收缩的冲击下，世界服务贸易形势也出现逆转，由2008年上半年的增长态势转变为第3季度增速减慢，自第4季度以来更是出现负增长。从整体看，2008年第4季度，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比第3季度下降12％，其中欧元区降幅最大，达到14％。2009年第1季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服务进、出口同比降幅扩大，分别为16.1％和17.7％，第2季度再分别下降19.1％和20.8％(见表3)，降幅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据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数据估算，2008年第4季度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明显下降，比第3季度下降了6-9％。
但相比较而言，货物贸易下降的幅度要比服务贸易更大。2009年8月，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13％，进口下降16％，而同期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31％。2009年第2季度，以美元计价，欧盟27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22％(同期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20％(货物贸易进口下降35％)。2009年第2季度，日本的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同比下降19％和14％。
各国经济活动收缩以及货物贸易增速下滑，使与之密切相关
的运输、旅游、金融、通讯等许多服务部门的活动受到抑制。以美国为例，2009年8月，美国旅游服务进口下降8％，其他商业服务下降11％，而运输服务则下降32％，接近其货物贸易的降幅，这反映了运输服务与货物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限制贸易的措施呈现增加之势
世界经济形势自2008年第4季度急剧恶化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一年来，尽管一再承诺要摒弃贸易保护政策，但各国采取的限制贸易和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呈现增加之势，全球贸易壁垒增多。作为限制进口的重要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正被充分运用，这体现在调查立案的数量明显增多。截止2009年10月28日，2009年以来全球已发起反倾销调查171起；反补贴调查28起；保障措施调查26起。
全球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在2002年－2007年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2008年开始回升(见图3)。据WTO统计，在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一年间，WTO成员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217起，同比增长15％。金属、化工和塑料等是反倾销调查的重点产品。全球新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实施的反补贴调查往往同反倾销调查同时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同一种商品，而且反补贴调查的使用频率再增加。2009年第3季度，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比2008年同期增长115％。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2009年全球反补贴调查数将会达到一个新的记录(之前1999年为最高点，为41起)。与反倾销不一样，反补贴的发起者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反补贴调查涉及的产品很广但最主要的是金属、塑料和化工产品。自2008年第4季度以来，保障措施的使用也明显增加。截止2009年10月28日，今年全球已发起26起，是1995年以来的第二个最高记录(2002年为34起)，而2008年只有11起。保障措施涉及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水泥／玻璃／陶瓷、动物产品、金属、纸、纺织品、蔬菜、食料和木材。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在符合WTO规则前提下提高贸易壁垒，比如越来越多地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出口补贴、在约束关税范围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有意滥用贸易技术壁垒等，使得对贸易保护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例外条款”，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也为实施“低度的”贸易保护提供了空间和灵活性。以在法定限制范围内提高关税为例，如果所有WTO成员都将它们的关税水平提高到WTO的最高约束上限，那么全球关税水平将是现在的一倍。虽然各国实施的有些贸易限制并不违反WTO协议，但如果处置不当或遭到滥用，也会严重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其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仍然会使世界贸易下滑，延缓全球经济复苏。
从实践看，各国实行的贸易措施大部分是针对传统上受到保护的行业，如奶制品、钢铁、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鞋类产品、化学制品和塑料等。据WTO统计，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农产品首当其冲，受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最大，占受影响进口额的35.5％；其次是钢铁产品，占28.2％；机电产品居第三，占9.3％；纺织、服装和鞋类居第四，占7％；第五位是矿产品，占4.5％。这5类产品占到全球受影响进口额的85％(见表4)。总体看，贸易壁垒的提高仅影响了很小一部分贸易。
贸易保护行动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虽然有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的实施就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另外，贸易保护措施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某一行业进行限制，但事实上其负面效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被制裁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国政府就难免不断屈从于保护主义的压力，既使是逐渐的和暂时的。目前各国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许多国家仍寄希望于贸易保护转嫁国内就业矛盾，一些国家内部倾向于增加贸易保护的压力仍然会上升。因此，各国仍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要防范可能扭曲贸易的“低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其恶化成为更大的问题。
东亚成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
在全球危机期间，从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向WTO进行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就有25个，其中23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据WTO统计，截至2009年10月，全球有364个区域贸易协定向GATT／WT0进行了通报，其中目前仍在生效的有186个。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全球尚有1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但没有向WTO通报，还有i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
在世界主要地区中，东亚成为商签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在向WTO通报的25个区域贸易协定中，东亚地区占8个；其次是南美洲地区，占7个；中美洲和北美洲地区各4个；欧盟2个。在这些贸易协定中，大约3／4的协定是在10年时间内生效(见图5)。
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以建立自由贸易区(RTAS)为主要形式或目标，而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是成为许多国家寻求贸易自由化、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首选。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贸易整体实力增长显著，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此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不断深化，范围更加宽广。
WTO多边贸易体制正经受重大考验
WTO是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担负着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危机爆发以来，WTO与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一道，从多方面积极应对危机，高举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旗帜，运用自身的机制和条件，在促进世界贸易恢复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中发挥着自身价值。没有WTO多边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严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频频发表讲话或接受媒体专访，表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竭力呼吁各国政府抵制保护主义，重建恢复经济与贸易增长的信心。尽管WTO不是贸易融资机构，但为缓解贸易融资困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研究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冲击，呼吁各国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2009年6月，WTO召开了第二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会，提出了加强协调、
鼓励区域合作、强调受援国的主导性、重视南南合作和完善监督机制的五项政策建议，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力。
2009年是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运行20年，自1989年12月至2009年底，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共完成了305个审议报告，涉及WTO成员1361、危机爆发后，WTO启动了金融危机下的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以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为平台，监督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新的贸易措施的情况。全球需求疲弱导致更多的贸易纠纷，许多WTO成员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成员违反贸易规则的经济刺激措施提讼。自1995年正式运行到2009年11月2日，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受理了400个贸易纠纷(见图6)。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有效地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
1.1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具体表现为:(1)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我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先进技术与设备和管理经验.(2)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比重的逐步提高有助于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以获取更大利益.(4)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1.2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在外贸领域引资带来的机遇.
国际经济一体化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建立了一座桥梁.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从目前世界投资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引资面临许多有利条件: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势头强劲,跨国公司正在成为各国大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将更加频繁.第二,由于我国经济目前增势良好,有望保持一个稳定快速的增长,这将对国际大量的剩余资本形成有利的吸引.第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大批新兴国家清偿力和信心迅速下降,对外信贷评级降低,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流入这些国家的外资将大大减少.这些国家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会使我国的竞争力相对上升,在吸收西方投资中占有不断上升的优势.
1.3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机遇.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之后,我国不断进行对外开放,因而扩大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实践,对外经济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速度大约为7%-8%,其中靠对外贸易拉动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大约是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每年1/4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靠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在此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资本流动加快,并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可以便利的进行国际间资金的划拨和结算,从而为我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我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调配,闲置的资金可以转变为盈利的资本,使我国的贸易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储蓄和资金的积累,从而可以更好的发展对外贸易.
2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冲击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一体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诸多问题.从而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1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生波动的可能性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本国.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太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如果国内政策不当,就有可能发生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整个经济危机.第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过去,我国凭借严格的贸易保护建立了许多本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外国商品和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这些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者的巨大冲击,有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第三,经济全球化可能危及到我国的的经济安全.这具体表现在:(1)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处于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原来具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2)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规则使我国敞开自己的大门,保护自己产业和市场的能力大大削弱.(3)我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操纵,使还很小且不健全的市场和脆弱的民族工业处于困境.(4)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大量投机资本的存在使我国小而不健全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冲击.
2.2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领域引资的影响.资金是贸易的源泉,我国对外贸易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就必须很好的招商引资.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之后,从我国贸易引资情况看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一,东南亚危机所导致的该地区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将会使欧美国家对亚洲的贷款和投资更加谨慎,使流向亚洲的资本大量减少,从而给中国21世纪的引资带来更大困难.第二,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间的双向流动为主的趋势在当前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同时许多新兴地区也在大力引进投资,这使中国引进外资所面临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第三,拉美地区和转轨后的东欧与独联体各国也都放宽了引资政策,使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投资热点的增加,各国竞相吸引外资,将使中国利用外资在21世纪初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2.3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第一,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第二,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第三,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第四,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3我国外贸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3.1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作出的对策.
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们应该积极作出回应,根据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出相应的对策:(1)改革应着力于制度创新,开放要着眼于提升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2)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3)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人才资源利用率.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的要求,才能既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又能抵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某些消极因素.
3.2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我国外贸作出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