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金融资源 地区分布差异 协调发展
Analysi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Financial Resource in China
Wu Zhao-xia
( Business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ProvinceHunan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veloped regions growing economic strength, the regional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increase.Imbalance i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s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ne of the main.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re are obvious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China's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mot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among region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Financial resources;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还有加大的趋势。协调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己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目标。依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较大的差异，虽然有其社会、历史和自然原因，但金融差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也不可忽视。金融资源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特殊的战略性资源，其重要作用已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明。金融资源地区分布的失衡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我国的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同经济一样，存在相当明显的地域差别，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相当的匮缺。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的现状、原因，并以此提出协调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合理分布，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作用，实现我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一、 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
（一）我国金融资源的总体状况
自改革开放和金融改革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层次的金融资源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接下来，我们分别从金融资源的不同层次来探讨我国金融资源的总体状况。
1.货币资本金融资源
在测量货币资本金融资源时，我们常用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 来测量。据统计，自1990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14012.6亿人民币上升到2009年的612006亿人民币，增长幅度高达43.68倍；贷款余额从1990年的17680.7亿人民币上升至2009年的425597亿人民币，是1990年的24.07倍。存贷余额之和从1990年的31693.3亿人民币升至2009年的1037603亿人民币，是1990年的32.73倍 。我们发现，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以存贷款余额计算的货币资本金融资源总量有了极大的增加。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在开放经济下，货币资本金融资源不仅仅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资本也成为了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的背景下，测算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时候，有必要将实际利用外资额考虑在内。从1990年起，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整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199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仅100亿美元，截止2009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达到900亿美元，是1990年的9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制度性金融资源
制度性金融资源作为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银行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到目前，我国从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统我国银行金融业的状况发展到国有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并存的局面。截止2009年末，2009年，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均有增加，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18.9万个；从业人员287万人；资产总额274.1万亿元，同比增长27.3%。
同时，我国的非金融机构得到了飞速发展，自1979年10月以来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典当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相继成立。目前我国非金融机构的种类基本齐全。
同时，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了飞速发展，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系列信托投资企业；同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获准建立，随后又建立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并引进了外资保险机构等；城市信用社和和农村信用社也先后建立；自1987年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证券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典当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涌现，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种类上已经比较齐全。
与此同时，我国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货币市场，包括同业拆解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等。二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以债券和股票为主体的多种证券形式并存的，包括证券交易所、交易中介和监管机构在内的资本市场体系。到截至 2009 年年末，我国上市公司总数达 1718家。
3.金融商品资源
金融商品由最初基本空白发展到当前的包含存单、股票、债券、基金和信托凭证等多样化投资工具的格局，也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以股票融资为例，2009年我国A股融资（首次公开发行）总额达到2062亿元。
总的来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恢复，我国金融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有完善的金融制度指导和制约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以及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包含巨大数量的可用货币计的金融资源及多样化的金融商品的金融资源体系。
（二）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恢复，我国金融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有完善的金融制度指导和制约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以及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包含巨大数量的可用货币计的金融资源及多样化的金融商品的金融资源体系。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就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金融资源的分布非常的不均匀，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异。
（一）、货币资本金融资源差异
我们先对可用货币表示的金融资源进行比较。对货币资本金融资源的指标选择我们采取存贷余额。我们发现，无论是存、贷款数量还是存贷款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 都远远胜于中西部地区。2009年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35.6万亿元、9.0万亿元、10.3万亿元和4.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4.8万亿元、5.9万亿元、7.2万亿元和2.9万亿元。
图一2005年―2009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2005-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进一步的，我们考察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情况。由于我国各地的经济开放程度、投资环境、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据统计，我国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900亿美元，但是，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582.3亿美元，占全国的64.7%；而中、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之和也刚刚300亿美元，仅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5.3%。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差异
从金融银行性机构的角度来分析，截止2009末，全国各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18.9万个，从业人员287万人，资产总额74.1万亿元。但是占全国GDP一半以上的东部地区也聚集了中国60%以上银行业金融资产，银行机构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据有关统计，东部地区占据了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的39%左右，中部地区大约为25%，西部地区为27%，东北地区9%。从结构上来看东部地区不仅拥有大量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而且还活跃着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此外，东部地区聚集了中国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外资银行的总部也基本上设立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极少，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以甘肃为例，全省银行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全省尚无一家境外和外资金融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仅有兰州市商业银行一家，且规模偏小。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在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方面，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从证券类金融机构来看，2009年末，总部设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证券公司分别为56家、14家和19家，我国60%以上的证券公司的总部集中在东部地区；从基金公司来看，我国93.7%的基金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优势相当明显；从期货公司来看，东部、中部、西部期货公司分别为113家、32家、18家；另外，91.4%的保险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仅有8.6%的保险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中西部地区。就保险分支机构数量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但东部地区仍具有一定优势。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的同业拆解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金融市场交易和结算中心无一不是在东部地区。两大证券交易所分别分布在上海和深圳。发达的金融市场又为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吸纳大量金融资源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金融资源。
3.金融商品资源差异
我国各地区之间开发利用金融商品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股票和债券是最常见的金融商品资源，以2009年的数据进行统计，我国东部地区A股筹资额占全国A股筹资额的75.4%，中部地区占比仅为11.6%，西部地区为12.3%，东北地区为0.7%；H股筹资情况也大致和A股相似。从股票的开发主体上市公司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1024家、276家、304家和113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也说明了金融商品资源地区间分布的差异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测算
通过上述对各个层次的金融资源比较分析可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之间金融资源分布的差距巨大。东部地区无论在哪个层次的金融资源上面都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二、 我国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从金融资源的属性来看，金融资源是具有客观性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的金融资源的总量是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等相关的[1]。具体的来讲，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该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决定着该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社会总的投资以及居民的储蓄量等等，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金融资源丰裕程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远远的较中西部地区发达，东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社会总投资以及储蓄量都远远的比中西部地区高。因此，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的丰裕程度相应的优于中西部地区。
此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的“门槛效应”[2]。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3](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4](1997)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很多地区无法承担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设立和使用费用，因此也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差异
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较中西部地区早，而且从改革一开始就重视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基础。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运行体系还是金融运行体系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中西部地区高，而且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创新意识相当高，积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5]。从企业角度来看，其对拓宽融资渠道的要求非常强，不仅从银行等进行间接融资，并且在实践中开拓融资途径，积极从资本市场等进行融资，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较东部地区晚，而且不如东部地区彻底，政府手段代替市场的现象还时有常见，这导致金融机构的创新精神以及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意识不如东部地区，进而使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
（三） 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
我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国的经济与金融资源都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显现出相当明显的二元状态。然而，由于金融改革的严重滞后，至今我国的金融政策法规及金融调控还是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采取“一刀切”形式。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6]。这种不考虑地区差异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往往对金融资源较少的中西部地区更为不利。比如由东部地区投资过热引起的国家统一的信贷收缩政策来讲，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金规模总量基数大，所以对中央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抗震”能力较强，受到的冲击较小。相反，西部地区对紧缩，所受的冲击较大。而实际上西部地区的经济并未过热，但是却要承受信贷调整的结果，这导致中西地区也不得紧缩投资规模，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影响金融资源，扩大了金融资源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差异。2003年我国考虑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热问题而采取的信贷紧缩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甚小，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刚刚起步的经济却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打击。
（四）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
尽管国家在进行金融调控时采取一元政策，但是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在总体上开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金融支持方面上很大程度上倾向东部地区。如国家对东部地区施行了相对宽松的存贷限制以支持当地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又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的增长。国家又把资金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等设立在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的两大证券交易所和四大股份制银行的资金清算中心也均设立在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进了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建设，另一方面又为东部地区吸收来自其他地区的货币金融资源提供的便利。此外全国农村金融改革在江苏试点，全国金融综合改革在浙江温州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也首先在浙江开始，这些对东部地区的金融政策倾向给东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效应，增强金融创新的活力，降低了创新的成本。
（五）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
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效益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大量积聚在东部地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地区的效益比较低下，导致大量的商业银行不愿意进入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甚至退出中西部地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1998年到2001年进行了机构改革，其改革的一大措施是退出中西部地区，有统计表明以中国工商银行2002年与2001年相比，东部地区各省平均机构数量由1463个减为1401个，减少了4.2%，而中部地区各省平均机构数量由1044个减为883个，减少了15.4%，西部地区各省平均由601个减为515个，减少了14.3%。 另外，从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趋利性更强的金融机构来看，由于中西部地区几乎无利可图，除了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很少有股份制或外资商业银行。而在东部地区，很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深入到了镇一级行政单位了。
另外，从金融资源中的货币、资本资源等的流动性、逐利性角度进行研究，货币资本等总是追求最大回报率，其总是由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由于发达地区市场化改革早，改革彻底，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等,形成规模经济，拥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在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其实就存在着这种现象，考虑到目前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金融资源回报的差异性较大，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转移到东部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金融资源分布的差距。
三、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如何因地制宜，缩小地区间金融资源差距，进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我国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具有实际意义。从整体上来说，中西部等地区的金融资源相对劣势，因此主要从获得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丰富货币和资本资源，发展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等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1.国家宏观政策支持
对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和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区域差距的缩小在我国是一个渐进而又长期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中西部地区能否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较东部沿海地区更快更好的发展。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要强调政府的政策作用。
巴曙松[7](1999)认为由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但是这种“一刀切”的金融政策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会对中西部地区造成事实上的不利。中国的多次经济调控表明，采用无差别的金融政策，其结果往往导致西部经济“启动慢而刹车快”，加剧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
因此，要切实的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给出相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和经济的增长。如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在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基准利率和浮动上下限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实施适合自身的利率，制定利率浮动的具体界限；实施适合中西部地区实际情况的存款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低于东部地区，从而平衡因货币乘数不同而导致的金融资源的供应量的差异；在制定具体的金融发展目标等方面也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曾实施过会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不但根据银行规模大小，而且根据银行所处的三类地区分别制定。如1935年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的国民银行都属于“中央储备城市银行”，活期准备金率为26%；其他16个城市的国民银行为“储备城市银行”，准备金率最高为20%；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国民银行为“乡村银行”，准备金限额为14%。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也有类似的做法。借鉴美国和法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考虑对中西部实行与东部地区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从而增加中西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2.大力丰富中西部地区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
同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来源渠道窄、数量少，人均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只有东部地区的1/3。因此，发展中西部金融资源，首先必须大力丰富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从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构成来看，最主要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是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这占据了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80%以上。由于金融资源的客观性，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跨经济、社会背景的增长。但是，金融资源同时具有流动性，特别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的今天，金融资源的跨地区流动是相当普遍的。所以如何让东部地区以及外国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让发达地区的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往中西部地区流动是丰富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重要手段。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全方面的支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来看，由于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另外加上中西部各地区政府的支持等，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另外，在丰富中西部地区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的时候要考虑多渠道丰富货币资本性金融资源。例如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鼓励本地企业多元渠道融资，向资本市场发展。
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
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作为整个系统中的“微循环”不仅遍布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之中，还支持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明显不如东部地区，比如江苏省平均每县有107个银行机构，而青海平均每县只有14个银行机构，差距达8倍。而且由于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不如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不愿意进入中西部地区。
发展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主要是大力发展本地中小商业性金融机构，对现有的城市和农村合作社等进行重组改建，吸收地方民间资本，成立中西部区域性的发展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一些农村合作银行等地方性金融组织。此外，中西部地区政府应该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进一步丰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
4.构建市场原则主导金融体系
作为金融资源的一部分，金融体系对经济的作用也是相当的明显的。完善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对经济会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而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不仅对经济的作用不积极，在有些情况甚至会出现负效应，比如经济学家研究的“金融抑制”现象等。因此，本文建议用市场机制规范发展金融机构，建立并完善各区域尤其是西部地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大力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另外，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同时各地区应积极推进更多的金融创新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度身定做金融工具和产品，使金融业运作与地方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在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要消除行政和计划的干涉，以市场的原则进行配置，切实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效率。此外，在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和健全金融机构中介体系，完善担保、抵押、评估和保险等中介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当前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银行贷款难与企业难贷款的矛盾，促成经济金融的有效对接。
5、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
区域金融合作不仅可以打通经济区域内的各类金融市场，而且还可以在经济区域内建立金融信息共享系统，能够大大的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比较发达，而且拥有上海和深圳两大金融中心，有条件而且有能力加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考虑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现实，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上海和深圳的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在各地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指导下，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管下，形成资金流通最畅、资金使用效率最高、金融机构合作最广的区域性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形成，既是加强东部地区的金融合作的强大动力，又是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上海、深圳作为金融中心的集聚与辐射功能，使上海和深圳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功能不断向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扩散，推动东部沿区域企业通过多种渠道融通资金，并充分发挥区域内各类金融市场子市场的作用，加速区域内资金流动，优化企业产权结构，最大限度地优化区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
6、稳步发展涉外金融，进一步完善非实体性金融资源
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以适当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适当的引进境外投资者。大型的外资跨国金融机构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遍布全球的强大的服务体系。因此，我们和其合作，可以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快金融业的创新，开拓思路。当然，我们也要加强外资金融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并购管理，以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其次，逐步开放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限制。其实在东部地区，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在当地开设了营业性机构，比如在上海，花旗银行、梵高银行等已经经营多年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加强金融行业的竞争，激发中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并且在竞争中增强自身对管理、业务、风险等的操作水平，这对金融环境和金融体系的完善是很有好处的，对东部地区更加有效的开发金融资源也是非常有用的[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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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机理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持续健康运行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良影响。尽快缩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资源是经济持续成长的强大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分析各决定因素间的影响权重及相互关系，并对各因素加以合理引导，对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状况
白钦先教授最早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认为金融具有资源属性，即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并将金融资源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我们以白钦先金融资源概念为依托，对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进行了适当调整，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基本保持不变，将第三层次修正为制度性金融资源，包括微观的金融企业制度和宏观的国家金融制度供给。本文主要对能够量化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分布
1 存款资源的区域分布。我们根据各省人均存款的分布情况，计算出1978～2005年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状态，在1978年的初值接近0.45，基本上处于绝对的不均衡，在之后的十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至1990年降至最低。在随后的1990～1993年，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又快速上升，1994～2002年间保持在差异较高的水平，2002年以来，区域差距开展出现下降态势。总体而言，存款类金融资源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不包含四川和重庆。
2 贷款资源的区域差异。我们按基尼系数的基本算法，计算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平均在0.3以上，说明人均贷款资源的占有量在全国各省的分布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差异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6年，人均贷款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之后，2005年，基本保持在0.3以上。
3 股票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在配置上同样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均衡。我国国内股票筹资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2002～2005年，东部省份累计通过资本市场筹资17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72.6％，中部省份占比15.1％，西部省份占比9.3％，东北三省的占比仅有2.9％，特别是2004 2005年，东北和西部资本市场融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 保费收入的区域差异。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保费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199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167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3.35％，至2005年全国保费收入已达到4909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11.6％。但从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占有全国过半的保险资源。1990～2005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由48.1％上升到58.8％，中部地区在16％的比例上下波动，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占比由21.3％下降到15.5％，东北由14.6％下降到8.9％。从全国各省市人均保费的基尼系数来看，省际的保险差异仍然较大，但这种差距有不断缩小的态势。
(二)实体性金融资源分布
1 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地域分布同样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要金融机构集中于东部省份。至2005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20.4万家，其中分布于东部省份的7.8万家，占比38，4％，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带分别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5、5.61、1.99万家，占比分别为24.3％、27.6％和9.8％。
(2)经济发达省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区域结构看，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商业性大银行，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截至2005年，尽管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占比只有全国的38.4％，但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占全国比重的42.7％，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达64.9％，城市商业银行占比43.23％，外资银行占比高达全国的92.3％。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商业银行占比远远低于东部，其大量的金融机构中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占有很大比重。
2 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工具是作为金融中介媒介的各种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现代金融工具种类繁多，按其流动性划分，可分为七个层次：货币、短期负债、长期可转让债券、长期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股权、不可转让股权和信托凭证。优化金融工具结构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比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为了解决资本瓶颈问题，可以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如再贴现协议、股票质押、抵押贷款、公司债券等。从目前来看，随着现代化银行体制的建立，我国东部省份金融工具体系相对完善，而中西部金融工具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以第一、二层次的金融工具为主。
二、影响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多因素分析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模型
市场和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当然也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H.T.Patriek(1966)的“需求跟随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是实物部门发展的结果，实物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市场的连续扩张和产品差异性的不断扩大。而产品差异性的扩大就要求风险的分散和交易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所以，经济的差异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由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构成的初始条件起到了前提性作用。所以，初始条件是影响金融资源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由于能够影响金融资源的价格和收益率，而成为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第五个因素。由此我们得到了影响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五个因素：(1)经济差异；(2)市场机制；(3)政府作用；(4)初始条件；(5)生态环境。这五个因素除分别直接作用于区域金融差异外，初始
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还分别通过作用于经济差异，再作用于金融差异。也就是说，初始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对金融差异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初始条件由资源禀赋、区域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
(二)金融资源分布的机理分析
1 经济差异与金融资源的分布：平行效应。
(1)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的金融资源需求。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经济总量、经济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程度等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产生对金融的有效需求，从而无法为金融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居民可实现越多的消费剩余，从而产生更多的储蓄能力和储蓄需求。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企业将随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多的外部融资需求。筹资和融资需求的扩大导致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发展。同样道理，即使在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产业和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这种发展差异越大，产业部门对金融机构将储蓄资源从发展缓慢的产业向高速成长产业转移的需求也越高。
(2)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开发的“门槛效应”。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 and 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3)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差异。戈德史密斯(RaymondW.Cold 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20世纪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货币化比率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发达地区要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高。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在提高经济的货币程度，货币化程度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不同，因为核心金融资源就是广义的货币资本。
2 初始条件与金融资源分布：势能效应。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初始条件对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增长部门一是指在经济上特指推进型主导部门，二是指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则将那些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中心区，将那些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区。初始条件的不同是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前提，初始条件差异越大，则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势能就越大；如果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就缺乏前提，就会均衡发展。
3 市场机制与金融资源分布：趋异效应。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就长期和最终结果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是走向收敛还是发散，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着分歧，一派认为收敛，一派认为发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某些认为收敛的理论，他们或加入了政府干预的因素或设定了收敛的历史阶段。如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的界限会逐渐消失；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发达或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经济差距的收敛，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成长阶段，经济差距是，趋异的。所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距是趋异的，市场机制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挥拉大区域经济差异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金融资源的价格是利率，所以，利率的高低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流动与分布。在存在初始条件差异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另外，发达地区往往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地区间技术条件的不同也会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高而产生较大的投资需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通过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利率高于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
4 政府作用与金融资源分布：政策效应。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政府过度介入、强制性变迁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主导信用仍是国家政府。政府不仅是金融初始改革的领导者，还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导者，政府的意志和利益直接规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快慢和路径。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主要由居优势地位的东部地方政府的金融努力程度(如以开发区及土地批设等获取银行贷款)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具体看，政府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干预的主要手段有：(1)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倾斜、直接融资倾斜以提高某地区的储蓄函数；(2)通过直接投资、安排较多的投资项目、戴帽下达信贷计划以提高某地区的投资函数。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对投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储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如图所示的理论模型Ⅰ；二是由于政府对储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投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理论模型Ⅱ。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作用的大小，不
仅取决于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更取决于相对幅度。若绝对幅度大且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大于储蓄函数，那么不仅能够使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而且还能够吸收域外储蓄并顺利转化为投资；若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小于储蓄函数，则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将难以顺利转化为投资，而是一部分流向域外。所以，政府对某一地区的倾斜，不仅要从资金上对该地区予以倾斜，更要从项目安排上、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上予以倾斜。
5 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分布：引力效应。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信用环境、银企关系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而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与低，又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司法环境、服务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运营成本，从而影响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金融生态环境优良，则不仅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高，而且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也高，双因素叠加，则会吸引域外金融资源的流入；若金融生态环境不良，则本区域的金融资源会由于收益率和价格的偏低而向外流出。
(三)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决定因素的总体判断
通过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机理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政府作用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发挥了主导性影响。特别是在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性资源使倾斜地区在初始条件、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得到了较快的改善，一方面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源向东部的流动，另一方面在促进东部快速创造着新的金融资源；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逐步建立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作用，但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逐渐增大。随着平衡战略的回归，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趋于变小，但是依然主要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其次，市场机制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并逐步向基础性作用逼近。这在2000～2003年表现尤为明显，2000年开始实施平衡战略，但到2003年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仍在扩大，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趋异效应，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金融组织机构的分布日趋市场化的非均衡。从国有银行内部或外部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型金融机构，它们大都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配置金融机构，体现市场化非均衡的布局特征；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及新成立的区域性商业银行界大多数设立于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都与他们相伴而生，具有较强的分布耦合性。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二是市场化融资加剧了核心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非均衡。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贷款融资渠道已完全商业化，直接融资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融资行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将在未来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经济差异的大小影响着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大小，经济差异对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作用几乎呈平行变动。最后。初始条件和生态环境对区域金融资源差异的形成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矫正与引导
(一)发挥市场规则约束下的政府作用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均衡分布，仍需依靠政府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而改变，政府应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安排，即由行政性干预逐步转向市场规则约束。一是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二是建立财政政策性金融体制；三是实行适度倾斜的区域金融政策；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五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化操作。
关键词：区域金融生态；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风险；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4-0019-05
一、引言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周小川(2004)在公开场合系统性地提出金融生态。认为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各地区对银行业进行行政干预的程度不同：二是各地区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对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不同；三是各地区的商业文化有所不同。山李扬、王国刚(2005)认为，经济地理与文化差异、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差异、中央政府所主导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是造成区域金融生态巨大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构成金融生态各要素的贡献弹性，发现法制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独立性和信用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75％左右。笔者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以及信用体系的区域差异等方面，由于各地区金融生态的非均衡性，导致地区间金融抗风险能力不同、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脆弱性加大。
二、区域金融生态的内涵
徐诺金(2005)借用生态学原理，将金融生态表述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萧安富、徐彦斐(2005)将金融生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其中宏观层面包括产出、国家法律等因素；微观层面包括产业结构、银行业产权结构等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规律安排。从已有的研究看，国内学者注重对整体金融生态的考察，相对忽视各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因此，笔者从区域角度研究金融生态问题，认为区域金融生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其特征表现为：
1．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依存性。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流动性和支付便利，促进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生产的金融产品提供运行场所，促使金融机构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可以防止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机会主义倾向、利益冲突与摩擦，弥补信息不完全和弱化外部效应因素的存在。
2．区域金融体系部的稳定性，根据徐诺金的观点，对金融生态的研究，需要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展开。因此，可以将区域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看作区域金融体系。其稳定性需要通过区域金融生态调节进行，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区域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3．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在金融生态体系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生态主体有着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特征。最终形成不同的金融生态状况。因此，区域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必须与金融生态环境相适应。如果金融生态环境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生态主体就开展新的业务模式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必然会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从而冲击整个金融生态系统。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性分析
1．金融市场结构的区域差异。虽然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和产权交易等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也就是资本市场的渠道逐步发展起来，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是相对间接融资和投资需求而言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从全国股票筹资额和上市公司数看，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少，股票筹资额低，而东部地区股票市场发达，上市公司多。2004年全国上市公司1388家，中西部地区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37.3％：东部地区上市公司756家， 占全国的比重为54.4％。到2005年底，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共有1397家，其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增加到773家，占全国的比重55.3％：中部地区上市公司230家，占全国的比重16.4％：西部地区280家，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20％，股票筹资额29.2亿元，比2004年下降74.1％。特别是上市公司最少，只有8家，2003―2005年无新的上市公司，由于2005年股市低迷，东北三省未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
(2)债券融资比重的差异。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渠道，债券融资的优点在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和负债结构，避免股权分散，相对于股票融资和银行贷款而言，债券融资的资金运用自由度大，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融资工具。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通过债券融资1413亿元、117亿元、27亿元和32亿元，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债券融资居前三位。而西部地区的债券市场发展极为落后，2005年，、青海和甘肃无一家企业发行债券。这种状况表明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导致居民在投资渠道方面缺乏更多的选择，而且也难以产生投资的积极性。
2．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金融机构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地区金融机构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因为金融机构存在追求最大收益、成本外化的特性，当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机构投资收益率高，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将在该地区广设网点。而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广，也能增强地区资金积累能力。表2显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多，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少。东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03倍，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5.9倍，城市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3倍，证券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3.5倍，保险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1.5倍。特别是、青海和宁夏没有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较为单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性，必然影响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
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金融发展差距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
(1)金融资产总量的差异。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发展的规模亦相应扩大。因此，各区域间金融资产的规模，反映着区域金融部门的总体规模和金融成长的绝对水平。2005年，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61％，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4倍、3.8倍和7.6倍。省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38119亿元，是云南省的7.6倍，贵州省的13.6倍；同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3261亿元，是云南省的5.7倍、贵州省的9.9倍。
(2)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存在差距。笔者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与地区GDP的相关比率来反映金融资产分化后的各地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东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高，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67％，中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低，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13％，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当。这说明我国金融发展状况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一致的“四地分割”状态，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性经济，所以金融发展表现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而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状态导致金融分割式发展。
3．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非均衡性。从各地区信贷资金的流动看，信贷资金主要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笔者以贷存比的变动趋势反映各地区资金流动偏向，贷存比反映一个地区的存款总量转化为在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2001―2005年，东部地区的贷存比由74.1％下降到65.3％，共下降8.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贷存比由82.1％下降到68.5％，共下降13.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贷存比下降幅度为17.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贷存比的下降幅度远超过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贷存比由96.1％下降到65.2％，下降幅度达30.9个百分点。虽然中西部地区贷存比例较东部地区高，但并非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比东部地区大，也并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近几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贷存比的相关性弱)，而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资金积累少，即存款余额远远低于东部地区，2005年东部地区的存款余额为17.8万亿元，而西部地区仅有4.6万亿元。在存款余额较低的情况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存款余额转化为贷款余额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和青海贷存比下降幅度较大。
4．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实行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的政策，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心城市到边远地区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态势，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使东部地区建立了发达的金融组织体系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具体表现在：
(1)投资政策的区域差异。随着我国区域发展从平衡到不平衡战略的重大转变，东部地区拥有更大的投资立项权，国家预算内投资也主要投向东部。“九五”期间，在中央项目投资中，40％左右集中在东部，25％左右投资在中部。只有15％投在西部。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使中央财政投资开始向西部转移，但东部地区形成的市场化机制和良好投资环境，已使东部取得了“先发优势”。在差异化投资政策的影响下，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借贷、横向投资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2)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在信贷资源分配上，东部地区享有优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重点项目大多在东部地区布局，可以得到更多的信贷资金，加上东部地区企业投资效率高、信用等级好，在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中，也能获得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上，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在东部，促使全国各地资金加速流向广东、上海等地，东部地区企业融资便利。其上市公司数占全国的50％以上。
5．信用体系建设的区域差异。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社会信用缺失是金融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信用环境对区域金融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各区域信贷资金良性流动的信用环境尚未形成，且东中西部地区对信用环境的建设存在差距。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东部地区较早开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不仅建立了社会征信系统，而且建立了信用担保体系。上海、深圳、浙江等地还开展贷款企业咨询评估业务，并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而这方面中西部许多地区还是一片空白。中西部地区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银行主要缺乏的是中小企业和居民的完备的信用记录和信贷风险保障制度，使银行无法在不了解客户资信状况和有效担保的基础上拓展信贷领域。信用环境和征信建设的不足，给信贷资金的良性流动带来负面影响。
四、我国区域金融生态非均衡的效应分析
1．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在2003和2004年连续两年为AA级以上，而西部地区的、青海和新疆均为C级，特别是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金融资产质量最低，2003和2004年均为E级。这说明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各地区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强弱。李扬、王国刚(2005)等认为，2003和2004年我国金融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有70％以上是由银行体系之外的因素造成，这与中央银行所做的分析结论基本吻合(中央银行认为80％的不良资产是由不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造成)。特别是东北地区以资源型、重化产业为主导，以牺牲局部经济利益承担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本，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从而弱化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从各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看，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地方财政缺口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在国有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无法摆脱财政收入匮乏的困局，往往采取干预和控制本地金融部门的做法。
2．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强弱不一。金融系统的储蓄动员能力是衡量金融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储蓄动员越充分，金融效率越高。一个地区的储蓄动员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地区储蓄存款的多少。即资金积累率的高低：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能力的大小，即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能力的大小。
西部地区资金积累能力弱，资金供给规模小，存在资金积累不足的供给缺口。2005年末，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16％，而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61％，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储蓄资源。特别是外币存款，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5％，东部所占比重达
83％，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低。储蓄是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西部地区储蓄率的低下表明该地区现有的资金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区内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发展，资金供给缺口成为严重制约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增强的一个基本因素。
3．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指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会由于内部或外部的突然冲击而导致整个体系运行混乱、功能受损。费雪(1932)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债务、货币流通速度、利润等变量存在密切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流动性负债与流动性资产之间的期限不匹配等。这种内在的脆弱性容易给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体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大了区域金融体系的风险。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潜在性和累积性、突发性和加速性、扩散性和传染性，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某区域金融风险会逐渐扩散到其他区域，形成全国性金融风险。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银行体系具有内在脆弱性，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长期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可能向全国扩散，从而加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化。二是加剧了区域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在国际资本大量流人和广大投资者参与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会明显增加，进而增加了金融风险的隐患。
五、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1．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我国各地区应构造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方面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解决各地区企业的资本金筹集问题，扩大各地区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提高债券融资所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另一方面从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入手，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建立灵活、有效的短期融投资体制，一是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主体，二是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满足不同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的需要。
2．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作为金融生态的主体――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组织是否强大直接影响区域金融服务质量，因此，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做强区域金融产业，做强金融产业不是构建一个“大而全”的金融组织体系。而是构建一个对区域内企业、居民提供“多而全”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因此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组织来区内开办业务，实现区内金融业竞争的多元化、金融产品多元化。
3．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近几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远未达到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因此，中央政府在区域财政金融政策上，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加大促进区域公平与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时。健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一是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二是强化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与约束，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测体系：三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可考虑设立跨区域的管理机构，由中央综合部门和各省市代表组成，协调各大地区的利益关系，整合区域资源。
为打好我县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加强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交易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工作，及时查隐患、堵漏洞、防风险，严防涉众型经济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全县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以及二中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及我县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按照“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工作思路，坚持立足于保障全县经济安全运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管理、预防、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加大防范预警、案件处置、宣传教育等工作力度，切实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工作目标。涉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违规业务、交易场所违法违规经营等非法金融活动存量风险及时化解，增量风险逐步减少。大案要案依法、稳妥处置，陈案处置加快，有效化解信访投诉。非法金融活动监测到位，预警及时，防范得力，处置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显著提高，非法金融活动生存土壤逐步消除。
（三）工作原则
1.统筹协调。各乡（镇、街道）作为本辖区整治非法金融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整治工作负总责，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风险排查、监测预警、案件处置和维护稳定等工作。
2.严管严控。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按照监管与市场准入行业管理挂钩原则，认真落实监督管理职责，加强日常监管，确保监管防范不留真空。
3.防打结合。依法有序妥善处置风险，在解决好浮出水面问题的同时，做好防范预警、强化宣传教育，发挥群众举报作用，一旦发生要打早打小，在苗头时期、涉众范围较小时解决问题。
4.依法处置。各级各部门单位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和工作权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抓住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大案件，依法持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5.维护稳定。坚持积极稳妥、措施得当、维护稳定的原则，认真做好信访维稳和舆情引导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二、重点任务
（一）健全完善预警机制
1.依托省处非办牵头建设的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信息化系统，建立健全立体化、社会化、信息化的监测预警体系。将整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范畴，切实落实好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群防群治。组织力量深入社区、村组开展防范预警工作，及时发现非法金融活动线索，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阶段。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测预警，建立健全网络非法集资监管治理机制，强化网上非法集资信息巡查监控。积极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推动实现工商市场主体公示信息、人民银行征信信息、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信息、法院立案判决执行信息等相关信息的依法互通共享，加强风险研判，及时预警提示。
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办，县法院，人行XX县支行
2.发挥金融机构监测防控作用。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各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建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私售理财产品黑名单制度，对进入黑名单或利用工作之便组织、参与非法集资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依法依规实施惩戒措施；指导督促各金融机构做好对涉嫌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可疑资金的监测、问责。各金融机构在严格执行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基础上，要对各类账户交易中具有分散转入集中转出、定期批量小额转出等特征的涉嫌非法集资资金异动进行分析识别，并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交可疑交易账户报告，经金融监管部门甄别后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对纳入取缔类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要协调金融机构停止提供金融服务。
责任单位：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各金融机构
（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1.强化市场准入管理。非金融机构及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使用“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资产管理、理财、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等字样，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加强登记管理，发现使用上述字样进行登记注册的，要及时告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相关企业予以持续关注，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及时发现识别企业擅自从事金融活动的风险，视情采取整治措施。
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办，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
2.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行业主（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一线把关职责，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和管行业必须管风险的原则，加强对所主（监）管机构和业务的风险排查行政执法，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综合运用抽查检查信息公示、风险警示约谈、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探索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动综合执法机制，提升执法效果。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政法委、信访局，县法院、检察院，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经济信息和商务局、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国土局、规划建设和旅游局、农业局、林业局、文体新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办、供销社，县国地税局，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
3.强化广告资讯管理。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涉嫌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违规业务、校园网贷等非法金融活动广告讯息的日常监测，严厉查处并曝光长期、大量违法投融资类广告的者、经营者；对于公安机关认定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或相关行业主（监）管部门认为构成非法集资活动的广告，责令单位立即停止，依法查处。定期组织开展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活动，重点对在街头巷尾、车站公园、超市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及摆摊设点散发的涉嫌非法集资广告传单进行清理，有效封堵各类非法集资广告宣传和变相广告宣传。宣传主管部门要督促各新闻媒体单位加强涉嫌非法集资广告审查把关，督促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增强广告审查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审慎审查广告主的主体资格及广告内容。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办，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
（三）依法稳妥处置违法违规案件
1.依法惩处非法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检察院等部门要加大对非法集资案件侦办打击力度，加大陈案处置力度，消化存量风险；要充分发挥刑事打击的主动性，调动多警种及基层组织力量，摸排非法集资线索，做到打早打小，提高案件侦办效能法院要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依法处置涉案资产，最大限度追赃减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县法院、检察院，县公安局、金融办，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各金融机构
2.维护社会稳定。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讲究执法策略、方式、尺度和时机，依法合理制定非法金融活动处置方案，分类处置，防止矛盾激化，努力实现执法效果与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维稳属地责任，将风险处置和信访维稳工作有机结合，在处置案件的同时制定相应的维稳预案。信访部门要认真做好信访接待工作，注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引导涉案群众依法维权，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情况发生。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信访局，县法院、检察院，县公安局、金融办，各乡（镇、街道）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1.重点做好“四类人群”的宣传教育。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严防工作人员参与非法金融活动。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大中专院校学生特别是新生的宣传教育，严防非法校园网贷蔓延扩散。民政部门要加强对老年人进行防范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教育，将防范识别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宣传贯穿到“为老服务”工作中，做好老年人的提醒工作。公务员管理机均要加强对公职人员宣传教育，严防公职人员涉及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责任单位：县教育局、人社局、民政局、金融办，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
2.丰富宣传教育方式。开展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积极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公共交通设施等各类媒介或载体，以法律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剖析、投资风险教育等方式，提高宣传教育的广泛性、针对性、有效性。金融融监管部门要组织各金融机构，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警示标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定期开展不同主题、种类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防范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工作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村组，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进行宣传教育；各县（市、区）要充分发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作用，发展培训义务宣传员，引导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不参与、能识别、敢揭发，切断非法金融活动在基层的传播链条。
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体新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金融办，人行XX县支行、XX银监办，各金融机构，各乡（镇、街道）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组机制作用，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各乡（镇、街道）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强化属地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处置。各乡（镇、街道）和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非法集资、互联网金融违规业务、交易场所违法违规经菅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明确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落实职责分工，优化工作程序。
关键词：非传统业务;金融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51-06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金融业竞争日益加剧，金融监管体制变革，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经营方式发生急剧变化，激发了金融机构扩充业务范围、发展非传统业务的愿望，非传统业务因此在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与传统业务相比，非传统业务的快速发展既是商业银行业务转型、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需要，也是金融机构规避金融宏观调控、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更好满足客户多样化融资要求的重要手段。随着非传统业务的快速增长，其融资规模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对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随之加大。同时，随着金融总量的快速扩张，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非传统业务对传统银行信贷呈现一定的替代效应，信贷规模已不能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状况。因此，研究金融机构非传统业务发展对金融宏观调控管理政策效能的影响，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效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金融机构非传统业务发展对金融调控管理政策效能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非传统业务对区域资金规模及用途的影响逐步增大，增加了区域货币政策的落实难度
随着非传统业务的快速发展，其对区域资金规模及投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区域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增大区域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并逐步成为制定、实施区域调控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首先，中央银行往往需要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但是，非传统业务往往是在信贷政策收紧、银行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高速发展，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增加，市场流动资金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弱化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使得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难度加大，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实现。
其次，从投向来看，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往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及窗口指导来影响区域内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以确保区域内的信贷投放符合当地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目标。非传统业务资金更具逐利性质，大多追求高于银行放贷、购买国债等投资收益的高额回报，资金主要流向房地产、大宗商品等高风险、高收益领域。因此当区域内部分产业的融资需求在银行信贷难以满足时，经常可以通过非传统业务绕开正常信贷渠道而得以满足，使得宏观信贷投向调控目标落空。同时，由于非传统业务受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有限，可能导致的资产泡沫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也对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
（二）非传统业务的发展提高了区域金融监测调控的复杂程度
首先，非传统业务发展会增加地区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监测难度。目前，信贷规模已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社会融资规模已被认为是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但是，由于非传统业务的融资规模和资金投向难以准确统计，可测性、可控性较差，使得将非传统金融工具纳入监测范围的地区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监测难度增大。很多指标不能再简单地以余额指标来反映，还要根据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截至2014年末，陕西省地方法人信托公司投放于陕西省的信托贷款余额占其信托贷款余额不足三成。这种现象无疑对区域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监测的准确性、可控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非传统业务发展会为区域内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通过金融体系传导从而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所以，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由于非传统业务大多游离于常规监管之外，非传统业务的发展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资产质量等稳健性的指标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但不利于金融稳定，最终也会对宏观调控政策形成挑战。一是掩盖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以理财产品为例，目前国内的理财产品还没有完全置于央行的监管框架之下，银行通过发行信贷类理财产品以各种方式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表外，变相增加了实际信贷规模，与央行调控的目标与方向相悖。二是蕴含较高的系统性风险。非传统业务存在于银行经营业务活动之中， 与影子银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影子银行遇到困境，隐含于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的开户和结算业务势必对商业银行体系造成风险。
（三）在全国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下，西部地区容易处于不利地位
从非传统业务的发展过程来看，很多非传统业务的引入更多是从东部发达地区开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市场相对完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新产品创新需要动力较强，这也决定了很多非传统业务都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而引入的。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差距，金融市场活动相对较弱，很多非传统金融工具都是东部较为成熟后才通过全国性、区域性金融机构内部产品开发或者金融机构间的交易活动等渠道逐步引入到西部地区，相对来说，在时间上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但随着全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科技手段的不断丰富，这种滞后期在逐步缩短。同时，由于西部地区金融活动的活跃度较东部地区要低，因此业务规模相对有限。
应该说，大多数新业务引入的初衷都是为了有效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但是随着某项业务开发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在逐利特性的驱使下，往往会过度开展业务，甚至某些业务成了金融机构规避监管的重要手段。因此，监管机构往往会针对某些风险较大的非传统业务采取较为严厉的限制措施。但是从监管政策的制定来看，往往对地区间的差异性考虑得较少，大多数政策直接对某种业务开展的规模、增速等方面进行限制。而西部地区由于业务规模相对有限，风险也相对较小，如果直接简单地限制业务在西部地区的开展，往往会影响到新产品在本地区内融资功能的发挥，这对金融资源较为稀缺的西部地区来说，会对金融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抑制。
（四）非传统业务的开展对西部地方法人机构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说非传统业务的发展在地区间存在着一定的梯度传递过程，那么在同一地区内的不同机构间也存在着一种梯度传递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会对不同的金融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全国性的金融机构拥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因此在非传统业务的引进和开发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全国的市场范围，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在西部的分支机构较当地的法人机构能够更为迅速地接触和引进新的金融产品，从而增强在当地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西部的地方法人机构相对来说，经济实力较弱，人才储备较低，产品开发能力相对有限，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在非传统业务的开展方面较为保守，在市场中更多是处于一种市场跟随者或者模仿者的角度，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会落后于全国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考虑到非传统金融工具具有一定的资金揽存功能，其盈利性也较传统的存贷业务要高，因此会造成地方法人机构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要低于全国性的金融机构。
二、非传统业务发展对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能影响的实证分析
借鉴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非传统业务定义为：除吸收公众存款、贷款之外，具有银行信贷融资替代性，可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中间业务收入的金融业务，通过研究理财业务、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等五种非传统业务，建立商业银行非传统业务对信贷政策影响的经济模型，总结分析非传统业务发展和信贷政策调整相互影响。
（一）指标设计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作为反映信贷政策调整变化的指标，记为：LOANi，表示i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以非传统业务量占人民币各项贷款比重作为反映非传统业务发展情况的指标，记为FCTZBi，表示i月末非传统业务量占人民币各项贷款的比例。
解释变量。此处，我们主要选取非传统业务增速（FCTZS）和资金投放总量增速（ZJTRZS）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非传统业务发展情况对信贷政策调整的影响，资金投放总量以人民币贷款和非传统业务量合计数表示。
（二）样本考察期限及数据处理模型
根据非传统业务发展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数据考察期限为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考察样本为陕西省内各金融机构，数据模型为时间序列数据回归。
为了反映非传统业务发展对信贷政策调控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包含非传统业务发展指标和信贷政策指标的VAR模型：
其中y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函数分析非传统业务发展情况对信贷政策调整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根据ADF检验结果表明，FCTZB和LOAN两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两个序列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因此认为FCTZB和LOAN两个序列都是序列。
2、协整检验。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FCTZB 、LOAN、FCTZS和ZJTRZS四个序列之间至少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3、信贷政策调整对非传统业务的冲击
（1）VAR模型估计。此处，我们主要是检验信贷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非传统业务开展的影响问题，因此，我们构建了包括FCTZB和LOAN两个指标的VAR模型：
FCTZB=0.034140+0.533561*FCTZB（-1）+0.401930*FCTZB（-2）
-0.786547*LOAN（-1）-0.612824*LOAN（-2）
LOAN=0.003954*FCTZB（-1）-0.025269*FCTZB（-2）
-0.086272*LOAN（-1）+0.010195*LOAN（-2）+0.015635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上述VAR模型，我们就信贷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非传统业务开展的冲击情况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具体结果如图1、2所示。
如图1所示：当信贷规模发生一单位的变化时，非传统业务相对占比在当期没有产生响应，而在第2期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变化，且这一变化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当信贷政策收紧，即贷款增速放缓时，商业银行由于逐利本性，且为了规避监管要求，而加大对非传统业务的开发力度。例如，从近年来信托、理财产品的表现来看，这些非传统信贷产品相对于贷款快速增长，从而产生一个负向的效果，这也使得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同时，图中也表现出，这一影响的持续时间将会较长。
从图2中可以看到，当非传统业务出现一单位变化时，在当期就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一变化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主要是由于非传统产品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对应的监管政策不断完善，业务发展相对规范，速度逐步放缓。
4、非传统业务发展对信贷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
（1）VAR模型估计。此处为了反映非传统业务发展对信贷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包括FCTZS、LOAN、ZJTRZS三个序列的VAR模型：
FCTZS=0.633467-0.285598*FCTZS（-1）+0.316095*FCTZS（-2）
-12.92648*LOAN（-1）-2.811866*LOAN（-2）
-3.058205*ZJTRZS（-1）-14.73295*ZJTRZS（-2）
LOAN=0.013429+0.007156*FCTZS（-1）-0.013598*FCTZS（-2）
+0.066979*LOAN（-1）-0.152090*LOAN（-2）
-0.158033*ZJTRZS（-1）+0.189576*ZJTRZS（-2）
ZJTRZS=0.049457-0.033727*FCTZS（-1）-0.009528*FCTZS（-2）
-0.753002*LOAN（-1）-0.636627*LOAN（-2）
-0.125390*ZJTRZS（-1）-0.372560*ZJTRZS（-2）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上面构建的VAR模型，就FCTZS和ZJTRZS对LOAN的影响作用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具体结果如图3、4、5。从图3、4、5的对比来看，ZJTRZS和FCTZS两者对贷款增速变化的响应趋势基本吻合，而贷款增速变化自身的响应过程较短，且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因为信贷政策调控属于宏观调控，调控频度低，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一旦变化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都会保持稳定。因此在政策调控初期变化较为明显，这反映在贷款增速方面，主要是表现为调整初期贷款增速变化较为明显，在后期变化较为平稳。
二是如前所述，随着贷款增速的变化，会对非传统业务产生一个负向的作用，以信贷政策收紧为例，贷款增速下降，会导致非传统业务的增速提高。随后，随着监管力度和商业银行的策略调整，这一影响会不断波动逐渐减弱。
三是由于资金投放总量受到贷款和非传统业务的共同影响，而贷款变化在后期较小，使得资金投放总量的变化更多会受到非传统业务的影响，这也是两个序列响应过程基本吻合的主要原因，也由此可以认为非传统业务的发展会对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及时掌握业务发展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以确保信贷政策调控效果的实现。
三、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效力的政策建议
（一）准确衡量评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合理完善宏观调控政策
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是通过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引导金融机构按照调控意图开展业务，进而最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目前，中国货币增长方式和政策传导机制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单一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必然使得货币政策趋于僵化，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逐步改变或者充实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一是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可考虑适时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把一些金融创新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纳入到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从而准确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和力度，提高宏观调整政策的有效性。如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住房公积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等。二是要密切关注商业银行利用非传统业务转移表内贷款的途径，必要时适度调整社会融资规模口径，全面反映整体社会融资真实状况，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三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必然全面放开，应逐步将利率纳入中间目标并给予充分考虑。
（二）实施宏观调控区域化、差别化，构建区域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在目前我国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大前提下，可考虑各地区、各机构非传统业务发展差异，对宏观调控政策实行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差别化，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区域差异性。一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工具都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可充当区域化、差别化政策手段来调节区域差异。例如，考虑到各地区非传统业务发展差异，可授权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及地方法人机构设置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准备金工具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减弱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二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结合本地区非传统业务发展实际状况及各机构发展差异，通过形势分析、风险提示、信贷指导意见等多种方式，向各商业银行传达政策信号，影响业务发展方向，实现对其非传统业务开展的调节和控制，督促各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增强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三）加强非传统业务监控管理，增强宏观调控政策效力
加强非传统业务监控管理，有助于提高金融调控管理效力，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一是针对非传统业务受到监管程度、法律地位各异等问题，应逐步完善法律制度，建立传统业务与非传统业务监管统一标准，防范银行机构通过非传统业务实施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委托贷款为例，相关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与委托贷款相关的金融法规，尽快出台委托贷款风险管理指引，限定委托人范围和委托模式，明确规定委托准入条件、贷款投向、期限、利率等问题，以对委托贷款业务实施有效监管。二是考虑部分非传统业务资金具有较强货币特征，如理财产品使储蓄存款转化为企业存款，不仅存在融资行为，而且还创造派生存款的乘数作用。因此，人民银行可将银行理财产品等部分非传统业务纳入表内业务管理，要求其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进而引导其业务适度合规开展。三是建立非传统业务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增强宏观、微观监管合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调控效力。
（四）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分析制度，强化风险防范机制
从目前情况来看，现有金融统计分析制度对金融机构非传统业务开展情况统计仍有一定的欠缺，进一步完善非传统业务统计分析制度，有利于增强非传统业务的可知性、可测性和可控性，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一是强化对非传统业务风险的监测与分析，填补金融体系内非传统业务风险监测盲区。以委托贷款为例，可将委托贷款业务纳入信贷导向评估范围，通过建立委托贷款监测机制，及时掌握委托贷款资金来源渠道、运用方向等信息，对违反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委托贷款受理银行予以导向提示，必要时可通过差别化调控工具、信贷投放总量控制等手段进行调控，以此有效规范委托贷款业务。二是结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转型的需要和非传统业务发展的实际，加强对非传统业务的跟踪研究，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例如，针对当前理财业务快速发展的现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探索制定规范理财业务和表外信贷业务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理财产品的统计监测制度，提高统计信息的时效性和完整性。要根据人民银行货币信贷调控的需要，按照理财产品的风险性质和运作模式进行分类和汇总，实现理财业务发展“可知、可测和可控”。
（五）强化非传统业务内控机制，建立有效风险防火墙
目前，商业银行非传统业务开展与影子银行体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为彻底阻断影子银行向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渠道，必须建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的防火墙。一是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对银行非传统业务设定较为严格的业务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和非传统业务之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严格禁止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民间金融活动，避免风险从影子银行传递至商业银行。二是及时监控金融机构之间非传统业务开展情况，督促其合作业务规范健康开展，避免系统性风险发生。譬如，银信合作等业务应严格遵守资产真实转让和洁净转让的原则;严格防范商业银行表内资金流向私募股权基金、民间融资中介等影子银行机构;严格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银行融资比例。三是大多数基金、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民间信用中介机构等仍必须加强内部组织机构建设，按照公司治理机制要求，健全治理层、管理层和监事者的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其风险管控能力，以免风险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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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traditional Busines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Financial Adjustment and Control Policies
HAO Xuan
（Operations Office of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02）
一、前言
政策性金融是指为了满足政府特殊的政策性取向，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为贯彻和配合国家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对象，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以优惠性利率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显然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是在国家和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优惠的存贷利率，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的界定，以支持农业发展为主要职责，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家对农业支持和扶持政策的一种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
从上述界定内容看，农业政策性金融有三个特征：政策性，主要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金融性，是一种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优惠性，即其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银行贷款更加优惠。这三个本质特征充分显示了政策性金融同财政和商业金融的区别。
农业是高风险、收益率较低的弱势产业。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不仅城市的、发达地区的资金不往农村流，农村的资金还会往外流，这样关系人类生存的农业问题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手来弥补这个作用。因此政策性金融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有深刻的经济金融与社会根源，它是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目标错位与失衡的必然结果。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这三个特点恰恰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所在，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来说，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国外政策性金融支农经验分析
不同国家的政策性金融各具形式，而且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并日益普遍发展壮大，在实现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鉴他们成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和活动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日本、印度、巴西、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各具形式，但总的看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形式多样，目的明确
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式多样，如：美国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的农民家计局，有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点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点商品信贷公司，还有为融资困难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的小企业管理局等等。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和各种农业贷款。印度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三类：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地区农业银行、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每一类机构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明确，法国的农业非常发达，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它是由总行、地区和基层三级机构组成的。尽管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名称不同，但是，他们的服务范围非常明确，在执行政府的政策上富有效率。
2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样化
主要有政府资金，政府担保债券、向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等方式。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是一种政府出资的形式，然而，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的筹资方式是发行统一政府担保债券。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为支撑，所以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则是以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的形式补充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开始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后来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如泰国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3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法律制度健全
论文摘要：资本形成理论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该理论和我国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的条件，文章从资本形成模式和形成机制分析东西部两地区的差异，较为合理地解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并认为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西部必须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有效的资本形成模式与资本形成机制。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资本形成 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仅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3%。1994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3.99%。1997年，两地区人均GDP分别为8843元、3810元，西部为东部的43.09%，差距是越来越大。2009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14358元、5514.6元，西部为东部的38.4%。①这些数据印证了研究区域差距的学者们的观点：普遍认为区域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比较慢，到目前为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一部分地区。因此，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已经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思考与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寻出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或影响因素。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文献中，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和刘培林分析中国区域差距并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蔡昉和都阳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发现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魏后凯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沈坤荣和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 梁琦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加以解释：东中西区域发展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及其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所形成的工业化差异。（p198-213）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论述，认为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投入要素背后的制度根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解释区域差距的成因。陈秀山和徐瑛认为上述研究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总体上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他们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变动状况；根据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发展阶段性，利用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四个因素的区域差距影响因素框架，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 综上，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是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看，资本形成的大小无疑是其决定性因素和关键约束。②发展经济学强调加速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p180）本文就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差异的进行分析解释。 2 基于资本形成理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纳克斯（Nurkse）定义资本形成为：社会不把他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交通设施、工厂和设备——各种可用来大幅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 Capital）。他认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供消费的资本品的扩张成为可能。（p180-181）按照美国的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在成长中实现“起飞”，主要是其突破传统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工业化实现基础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罗斯托认为资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经济发展就难以“起飞”，他把区域内的资本积累率（即储蓄率）达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第一个条件。刘易斯（Lewis）更直接地把一国由原来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或5%不到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p15）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取决于其储蓄能力的大小和储蓄率的高低。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人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人区域向低收人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异缩小而呈均衡的态势。但问题是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并且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自发的资本流动是不可能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措施。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资本形成差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深刻的影响。 2.1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差异的现状 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③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金融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字，在2009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2974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的58.77%；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9303.21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8.38%，不足东部地区的1/3。④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无论自身资金积累还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都严重不足。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指标来看，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的比例1998年、2000年和2009年分别占全国的16.35%、17.77%和17.37%，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9.31%、58.50%和59.45%。在银行方面，代表地区自身积累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标中，1998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16.74%、2000年为17.01%、2009年为16.23%，远低于同期东部地区的62.96%、63.02%、64.48%；在外部资金引入方面，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98年、2000年和2009年分别占全国的19.22%、18.26%和17.34%，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5.04%、57.75%和60.95%。在企业上市权益融资方面，西部地区1995年融资14.04亿元，占当年权益融资额的18.09%，1998年融资130.89亿元，占比18.59%，2000年融资255.08亿元，占比19.09%，2009年融资急剧下降到66.29亿元，仅占当年的9.86%；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融资比例都在60%-70%。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上市融资的规模小，再融资能力不强。再看外资方面，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吸引着80%以上的外商投资额，1995年—2009年东部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8%—87.91%，而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5%左右。 2.2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演变与比较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集中经济剩余，形成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国家支持国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高速增长的基础。因此 ，改革前我国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使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因而也就不存在区域间的资本形成差异。 改革前，东西部的资本形成差距不是很大，而改革后，差距逐渐加大。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与否是造成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讲，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东部地区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大大促进了资本的形成，从而满足了东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机制正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而也就加大了与东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差距，进而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12]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工农“价格剪刀差”的缩小、劳动力价格体系的矫正以及多元产权主体竞争局面的形成，原来的国家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剩余的独特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瓦解，政府依靠传统的财政资金进行资本投入的途径受阻，但这时设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体制。此时，中央政府依旧凭借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邮政储蓄系统集中社会储蓄，来支撑国有经济。[13]（p115-116）但这种单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问题。在此金融制度条件下，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大胆尝试，在国有金融体制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进行国有经济改造的同时大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没能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因而遭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除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以外， 还建立了以下几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沪、深证券交易市场。[14]（p73-77）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又提供了便利。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另外，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投资选择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承受的行政干预较小，经营体现效益原则。[15]上述资本形成模式促进了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体制内外均赢得了发展空间。对比而言，西部地区却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其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自1998年国家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来，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利性逐渐增强，地方分支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渠道。这样，西部地区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缪尔达尔（Myrdal）的“倒流效应”和赫尔希曼（Hirschman）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缺乏向东部地区那样的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这种状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改革开放前，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线”发展战略，国家通过行政性的计划导向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西部的储蓄率，加速其资本形成，从而使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导，1993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16]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动员能力的不断降低。从一开始就非均衡发展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设立特区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使之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初始条件。在此条件下，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在政府间竞争中，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程度也越高，资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资本形成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西部），则越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东部地区则充分 利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除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成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形成模式，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基于资本形成理论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比较合理的。 3 结论与建议 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资本投人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区域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笔者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理论，从东西部两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 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培养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金融资源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资源的良好条件，该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难以聚集足够的金融资源，进而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受阻，可供积累的储蓄不足，金融资源会更加缺乏，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落入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引发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转移的资本利润率差异，当资本流转的收益足以抵偿其流转的费用时，就会产生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资本转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加上资本流动带动的其它市场要素的流动，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由此得出，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内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相对低，外援资金难以吸引到域内；又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域内存量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本短缺的困境。 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几年前我国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英明的举措。此外，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形成进行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实现共同的市场化，将会最大化社会收益。 建立适合西部的资本融通机制，打造国有金融体系外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加速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根据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需要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诱致，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变迁的获利机会，降低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不是单凭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以及政府强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因为仅凭一个强制性的制度框架是无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是应大力培育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⑤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诱致性的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变迁，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的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55页和62页的数据计算得出。 ②诺斯认为仅考虑技术因素、不考虑制度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存 在狭隘性，而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此后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文章在下面的行文中也看中制度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作用。 ③资本形成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资本形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形成；狭义资本形成主要是指金融资本形成。本文所述的资本形成仅限于金融资本，即狭义的资本形成。从实物形态上讲，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与对外贸易也是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来源。关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可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郑州：河南人出版社，2001:180-190。 ④东部11省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河北、海南；西部12省市包括：新疆、重庆、内蒙古、四川、宁夏、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青海、西藏。《中国统计年鉴2003》给出的2009年全国的资本形成额为42355.4亿元，笔者根据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合计的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出入较大，文中数字是根据笔者的合计算得的。 ⑤张杰认为，金融成长的真正动力来源于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活动经济而富有理性的参与，金融内生成长的必要条件是企业部门和个人部门的自主融资行为。参见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68。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M2;地方融资规模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2月27日
一、引言
从2011年起，我国宏观调控引入了一个新的指标概念，这就是社会融资规模。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上两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是全面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根据中央银行最新的文件中，从指标构成看，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其他。社会融资规模的含义更广，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社会融资规模能否很好的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二、基于截面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分析
我们注意到2014年2月20日央行首度公布了第一张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表。这是前所未有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早在2012年央行就已经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经过两年的摸索，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质量和时效性明显提高。由于统计口径原因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数据一直有差距，但从目前汇总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全国数据间的误差率一直稳定在0.2%左右，比2011年下降1.6个百分点，而在2014年3月份陆续公布的2013年中国GDP数据中，全国31个省的GDP总和约为63.07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的2013年全国GDP则为56.88万亿元，31个省份GDP总和已超过全国总量6.19万亿元，这种现象很大程度是归于GDP的重复计算问题，而盛松成在2013年发表文章，他通过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原则和债务和债权角度分析出社会融资规模并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很好的说明社会融资规模误差明显低于汇总的地区GDP数据与全国GDP的误差水平，已基本符合统计数据的条件，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地区社会融资总额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人民币贷款依然占有绝对的比例，其他六个融资指标只是作为社会融资规模中的补充。
对全国31省及自治区8个指标分析，社会融资规模资金数总共为162，359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贷款为83，001亿元，超过一半的社会融资资金，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最少，仅有2，218亿元。而且8个指标的平均数均都大于中位数，说明分布是右偏的，中位数更能代表数据集中的趋势，对于不同指标数据离散程度用离散系数这个统计指标。从计算结果分析出：因为人民币在其中所占比例比较大，所以社会融资规模基本上与人民币贷款的离散程度是一致的，大致都为0.66。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外币贷款的离散系数较高，说明这三项的稳定性不高，各个省差异比较大，这三类是发达地区地方资金流动性强过其他地区的一个原因，高流动性更有可能用于借入资金，以扩大投资或增加消费，从而推动总支出水平上升。
其中，从企业债券的峰度和偏度来看是属于极端类型的右偏尖峰图形，体现出在这个指标上东、中、西部的差距所在，而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有拉大差距的趋势。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公司债券是各类公司获得中长期债务性资金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成为推进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一只重要力量。但是在中国，存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政府主导、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政府管制、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政府管制，所以企业债券实际上属政府债券，它的发行受到行政机制的严格控制。中、西部缺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反映了我国对地域间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还有改进的空间，经济不发达的省份缺少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真正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其次，企业债券虽然可以由非股份公司的企业发行债券，但发行主体是股份公司，而东西部股份公司的数量有明显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