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这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客体方面来理解，而忽视了从主体、从人的活动方面来阐释。只有从共时态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中把握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才能避免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简单化和偶像化，才能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改变和消灭的。
【英文摘要】Howtounderstandthesubjectivityofsocialhistoryhasbeenoneofthemajorconcernsamongscholarsinthepasttwodecades.Previousstudieshavebeenmadefromanobjectiveperspectivebutfailedtoexplorethelawofsocialhistoryfromtheviewpointofthesubject,theman.Thearticleillustratesthatonlybymanipulatingthedynamicandstaticofhistoricalsubjectwhichareembodiedin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ubjectandtheobjectandinthecontinuityofhistoricaldevelopment,canweunderstandthatthelawofsocialhistorycanbecreated,changedanddoneawaywithbyhumanpractice.
【关键词】历史主体/能动性/受动性
Historicalsubject/dynamic/static
【正文】
既然人的活动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性，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事物，而且能不断创造出自身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那么，如何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呢？或者说，社会历史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客观性，是否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可以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程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认为以往的理解虽然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那就是都没有从人及其活动去理解，没有从实践去理解，没有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去理解，特别是没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结合起来理解。
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社会历史规律及其客观性，就会把社会历史规律看作是由外在于人的某种神秘力量创造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预先存在的东西，等待人们去认识它、尊重它、符合它，按它办事。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的活动规律，它既在人的活动中制约人的活动，又在人的活动中体现自己。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是同一个问题，这两个方面只有在理论或逻辑上才是可以分开的，它们内在地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离开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选择性谈规律的客观性，必然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离开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谈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选择性，又必然陷入历史唯心论。
一、马克思在主体能动性受动性问题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片面强调从主体性方面来理解社会规律，如柏拉图把精神性的“理念”看作是事物的原因和决定者，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个从高级理念到低级理念层层制约、有序和谐的结构；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世界，因而也统治了世界历史”。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从客体性方面来研究社会规律，例如，费尔巴哈研究的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他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1］（P148）霍尔巴赫认为“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生生不已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链条。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2］（P595），他还用人体内分子的运动来说明历史事件的发生。这样，唯心主义把社会历史引向无客体的主观主义，而旧唯物主义则把社会历史引向无主体的自然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它既克服了唯心主义片面强调主体能动性方面而忽视客观制约性方面的弊端，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客观性而忽视主体能动性方面的弊端。它把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两者统一起来，因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作为自然存在物，特别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P120）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是指人所特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包括意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现实的人的受动性是指人的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客体、客观环境条件以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依存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只有把人理解为实践的存在物，才能理解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也才能理解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性的关系。
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实践活动也就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过程。马克思也正是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来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现实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受既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制约的，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3］（P51）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43）
拉美特利把人当作一部机器，完全否认了人的能动性。费尔巴哈虽然以人本主义自居，也谈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他说：“自我是有形体的，这只是等于说：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5］（P91），但他并不是从实践来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而只是从直观的感觉和敏感程度来说明人的能动性（以及人与动物的差别），从自然的方面、从人的肉体组织来说明人的受动性，不是“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6］（P87），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把辩证法也简单地抛弃了，因而不能使唯物主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因其立足点不是“现实的人”，把人的活动看作是抽象地纯粹活动，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7］（P349）。他们的“现实的人”是有理性的实践的存在物，是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无人身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现实的人”二者的扬弃，它既吸取了黑格尔等思辨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合理内核），又吸取了费尔巴哈“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内核）。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以其对象性、自然存在物区别于思辨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又以其对象性的活动、能动性和创造性区别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现实的人”。
二、主客体双向运动中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我们知道，“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
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
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P51）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这种对象化的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人类的一切的精神文明。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的过程（主体的客体化或对象化过程）中，确证了主体的能动创造性。所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而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创造的。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这里有必要对客体作一点说明，客体也就是那些确定地和现实地被纳入主体对象性活动结构、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指向的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8］（P242）。客观事物成为客体的深度和广度，主要取决于主体的本质力量。客体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自然客体，从理论上说，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客体，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自然客体是进入人的实践活动领域、作为人类活动对象和结果的自然，即人化自然；（2）社会客体，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物质成果，包括一定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机构等；（3）精神客体，包括已经物化了的精神产品（书籍、绘画、乐曲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和历史上形成的风俗、习惯传统。正是上述这些客体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主客体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两极，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三、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中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P58）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P20）“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9］（P123）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P43）。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8］（P585）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8］（P532）。马克思在这里阐明的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现实的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指前人）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前人）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它们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6］（P20）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的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与规律的客观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历史规律能否创造、改变和消灭”问题。这也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来加以研究，或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突破口。
列宁“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他指出：“规律把握住平静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10］（P158—159）“社会历史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就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就某个人、某个集团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就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全部人类实践来说，就并不如此。因此，“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社会历史规律既可以创造又可以消灭”则是绝对的。因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方面来看，社会历史规律并不是预成的、先定的，而是产生于、存在于、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说社会历史规律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是为了肯定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孕育、形成、存在、实现所起的作用，防止历史观上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但决不是说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是人的意识、目的、思想的自由创造物，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消灭它。
社会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性的规律，也就有一个产生、实现和灭亡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况所共有的关系。”［8］（P571）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新的社会形态的规律不是补充而是代替衰朽的社会形态的规律，“新规律的作用，缩小了旧规律的作用范围，一直到最后使它完全失去作用的场所，失去任何效力”［11］（P172）。在奴隶占有制的规律为封建制度的规律所代替，封建制度的规律为资本主义的规律所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的规律所代替时，情况都是这样。当然，社会历史规律的产生、展开和灭亡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而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又不是自行产生的，它们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历史规律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改变和消灭的。
四、把握历史主体能动性与受动性的意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就在于它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主体性原则和客体性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现实的人理解为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这样，在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上，就克服了以往片面注重主体性原则或客体性原则的弊端，克服了以往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因而也是最少片面性的科学。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是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2］（P16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煞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就连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注：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7页。）这样一来，客观规律就成了具有特殊人格的“人之外”的东西，人本身倒成了客观规律借以实现自己的工具。本该体现人类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规律，被绝对化、简单化和偶像化了。这种片面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3］（P118）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4］（P18）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P108）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作为人们的社会活动的规律，虽然不以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决不是游离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认识、尊重客观规律，并不是要把人的目的、意志排除在规律之外，而是要把人的目的、意志本身纳入规律之中。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不以人和人类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人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增强或削弱”。在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的能动作用日益突出甚至深深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今天，这一论断恐怕过于武断。人们认识、利用规律，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限制某一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趋利避害。当年，马克思劝俄国人不要急于跳进资本主义的怀抱，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俄国农村公社免受资本主义铁的规律的支配。波普尔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事物所作的预测并不直接影响自然过程本身，不会改变自然发展进程，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预告“可以影响到被预告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效应”。［15］（P14）波普尔以此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对的，但也告诉我们：出于主体的某种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我们可以改变事物的初始条件，使某一规律不发生作用。
正是从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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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44-03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科学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统领一切工作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人几次理论创新的过程，既是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在新形势下坚持理论创新，一是要坚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为指导，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教条式地拘泥于个别词句，固守某些已经过时的结论，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因此，我们既不能偏离、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也就是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能否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中国实际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创新不能脱离这个实际，但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又必须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历史证明，眼界狭窄，主观空想，必然会在实践中碰壁；不深入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动。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分析和回答。三是要坚持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把大胆探索的勇气与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勇于探索是认识真理的前提条件。没有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精神，不可能有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也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突破。然而，创新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否则就会导致蛮干，造成实践上的重大失误。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我们党只有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勇于探索、大胆突破、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精神，党的各项建设事业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只有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按照客观事物规律办事。
1930年，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运动前夕，他又指出：“主观主义就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 邓小平针对“”造成的危难境遇及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重困难，冲破“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亲自倡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自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表，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努力将其贯穿于社会实践和理论思维的各个方面，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针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现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发展，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进行了理论创新。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理论上做出了新突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包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的产物，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三、坚持直面现实问题、勇于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特定的问题。理论创新就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解答时代课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在解答时代课题的实践中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支柱分别解答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面对的不同时代课题，而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问题的解决，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正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手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迫切问题。之所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能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两个凡是”既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又制约着中国的发展；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不是兴之所致，而是本着高度的责任感，解决当时存在着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导致的思想混乱、国家经济发展不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共产党执政的现实的合法性问题，也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为了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必须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四、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
理论创新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因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
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深入群众实践，进行调查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和基本要求。同志指出：“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首先就要进行调研，摸清情况。”[5]因为只有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进而解放思想，实现创新，使“三个代表”要求得到落实。同志反复强调，理论创新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这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凭一知半解，靠老经验，想当然作决策，指挥工作，没有不失败的。”[6]为此他指出，做好调查研究，就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问题，摸索情况，掌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
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
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方面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另一方面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眼光是检验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理论创新的程度取决于深邃的理论积淀和宽广的世界视野，取决于是否能把本国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大背景当中，在历史与现实纵横交叉的深厚土壤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本性来说，完全是世界性的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世界眼光和强烈的时代感，是显而易见的。以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时代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眼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是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正确理解；三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应当影响或者阻碍中国革命发展的看法；四是制定关于中间地带的战略和进行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这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比较国际斗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而形成的，尤其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科学判断和理论分析，是思想从萌芽到形成过程中一个基本出发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历史地逻辑地演绎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精辟地概括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的世界眼光，不仅表现在对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以及在这种世情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思想上，而且也表现在自觉意识到中国发展的紧迫性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方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邓小平理论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以世界进步潮流为坐标，以其他国家政党兴衰成败为参照，对党的先进性给予了新的历史定位。他结合我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对新形势下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世界的眼光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紧跟时代脉搏，回答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他高瞻远瞩，洞察世界风云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科学发展观深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关于发展的民族视野。同时，科学发展观又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宏大的全球背景中去思考，自觉融入并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为世界提供了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体现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视野。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跟上时代，瞄准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其本身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产生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应有更多的创新，我们的理想信念、党性原则、行为方式等都要注入新时代的特色和内容，这样才能适应时代之潮流，合乎发展之需要。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切合时代和形势需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新理论。
六、坚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逻辑必然是以历史的必然为基础的，但它剔除了历史中的偶然、虚假的因素，更加符合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全面地审视历史发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精密地梳理历史的逻辑，准确地概括历史的规律，形成新的理性认识，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条件。不断地从历史经验特别是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现理论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经过，使全党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党的七大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随后，在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中，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经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发展趋势，同时，非常重视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科学地总结15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发展、50多年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部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空间发展的多样性，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因而，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从理论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被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修正、发展的变化着的真理体系。正是这种动态性和理论上的自身开放性，才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还要求，这种理论没有一种唯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使这一理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时代性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他们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时，他们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夺取政权这一原理，他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不仅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列宁主义。他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还说：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主义既继承又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在列宁指引下，俄共党领导人民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功而伟大的创举。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列宁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创造精神，而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条件、注重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同样也不仅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也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这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再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诚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从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正是在上述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教条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当代中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党的十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下，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里，重点从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谈深化认识科学发展观。
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他们那里只有用于指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摆在已执政共产党人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斯大林没有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创新，反而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教条化，这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剧变的一个根本思想理论根源正源于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早在党的“”前后，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辩证法新思想。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现实立足点确定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之上。同志立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十六大以来，同志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据此，从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立足点的创新的完成。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立足于社会主义时代，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诞生。
关于“以人为本”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以人为本”，其重大理论意义在于，纠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创新和发展。
一方面，重新界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出发点的“具体、历史的人”的具体内涵。“具体、历史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人，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所说的“人”，指的是当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依据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物，“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可以从“实践—否定”逻辑和“实践—总体”逻辑考察。
先看“实践—否定”的逻辑：
批判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把握世界；要把我国改革开放伟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现实国情。当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等等。我们党用科学发展观来破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其本质是“实践—否定”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现实演绎。
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否定”逻辑表现为通过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彻底改造；而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否定”逻辑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制度根本变革，而是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等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再看“实践—总体”的逻辑：
过去“左”的时期，看问题片面化，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我们片面地从某一点入手建设社会主义，很少考虑社会整体的全面协调。例如，在“化”运动中，脱离现实生产力的总体实际状况。这些失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忽视“实践—总体”的逻辑。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思维。如，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科学发展观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同时，深刻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科学发展观强调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等等，这都是“实践—总体”基本方法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
[关键词]党的领导集体；党史研究；方法；论述；指导意义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早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十分重视自身历史的研究，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共党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科学依据。学习党的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党史，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结合对党的领导集体对党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述的学习浅谈一下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研究党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
党史研究以什么为指导，我们党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正如曾指出的：“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1]邓小平对此也有过重要的讲话。他说：“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2]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层都推崇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创立的经典，是实践了的科学的历史观，这无疑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方法，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党史工作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呢，我觉得，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研究历史，科学地认识当时的实际，在求是中总结出党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党的活动的科学规律。出席1942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对如何研究党史的方法作了具体的详尽的论述。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3]在如何研究党史方面，他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来作我们研究的对象” [4]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一个阶段；抗日时期是一个阶段”。 [5]对当时党的历史分期，是十分清晰的，是对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是对当时党的历史实际的正确反映。研究方法理所当然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要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并置之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与综合。
二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科学的全面的研究方法
党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学要求有科学的史学方法，党史学也需要科学的治学方法，其中应该坚持的一个治学方法就是科学的全面的方法。
党史研究的科学的全面的方法，我觉得应该体现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历史遗留问题，统筹历史和当前实际等方面。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要科学地去看待，全面地去评价，不能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或者积极的一面，应该科学地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分为二地去研究和评判，不能掺杂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个人情感。正如邓小平所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复杂的背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 [6]对的评价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体现。近些年来，党史界认为同志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和他的不朽贡献是无法比拟的，我们党承认他的个人责任，更看重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他对共和国的不朽功勋和在“”时期所犯的个人错误是应该区分对待的。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不应执拗于一些细节，应该从大局出发，注重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一些历史问题纠缠不休，反而会阻碍党史工作的功能的发挥。邓小平指出：“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 [7]新时期我们党的工作是团结一切力量，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史工作应该以小平同志的论述为基调，不拘泥于小节，注重在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社会功能上为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
三研究党史，必须坚持创新的研究方法
张静如教授曾指出：“科学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8]创新意识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中表现出的愿望设想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党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需要创新意识，需要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破思想的禁锢，去发掘更新更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9]。当然，党史研究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改变当今党史研究的现状，为党执政提供更积极正确的最前沿最科学的政策咨询和借鉴。党史研究的现状是，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是随着党史研究学向多领域多角度的发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开拓，去创新。同志在出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说过：“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理论努力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10]
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地方需要创新。在研究的范式上，曾经有“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范式”“党内斗争范式”，现在有“现代化范式”“生产力范式”，这些都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我粗浅的看法，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服务人民，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被人民认同，“人民，是看实践”， [11]那么，是不是可以以“人民范式”“民意范式”来研究党史呢？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民群众对我党的接触认识了解，再到对党领导的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合心合力荣辱与共的过程来研究，也许会赋予党史研究工作新的内涵和意义。在研究的具体手段上，我想，党史工作必须找到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点，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先进理念和工具，来为党史工作服务。曾提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12]对党史学科也是如此，把基本的研究规律和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在研究思路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研究手段上创新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为党史研究提供的便利条件，才能在创新中推进党史工作的新的进步。
四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着新任务新情况，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更富裕的小康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要实践党史研究工作的资政育人的功能，发挥其为现实服务的能力，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即是要把握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把党史研究工作的正确的积极的成果与当前我党工作中心，国家工作大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研究成果的即时效应。正如同志在2001年的党史学术会议上所说：“在党史工作中，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训。”[13]新的历史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领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党史工作需要做好“三个结合”。只有切实把握好科学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能力，认真总结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指引。
参考文献：
[1]《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卷399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卷119页
[3]《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卷 399页
[4]《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卷 399页
[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卷400页
[6]《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卷121页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卷172页
[8]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 第三期
[9]《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卷408页
[10]《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三卷 492 493页
[1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卷381页
关键词：建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009－05
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部包括红军长征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年后，他在十七大上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大经验，其中首要的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在全面深入阐述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之后，他又深刻指出：“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看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首要经验。
建国6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6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基础上，艰难探索、努力实现第二次飞跃的60年。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于中国共产党历经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的比较。同样，通过建国后正反经验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对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客观、更科学、更具说服力。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必须围绕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大理论成果的认识论本质，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按照这一思路，科学总结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经验；二是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即认识和判断中国实际的历史经验；三是回答“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探索如何正确“结合”的历史经验。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还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是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论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方向。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不良倾向，同志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的严肃课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所说的“本本”不仅包括马列著作，还包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别国的建设模式。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一直最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最坚决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有益经验。由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同志仍然强调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先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积极探索，也使思想继续得到发展。
然而，自1957年夏季、尤其是1966年之后，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曲折。一方面，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例如，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另一方面，将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思想庸俗化教条化。例如将思想等同于语录，将的言论当成不可移易的“最高指示”等等；后来还有“两个凡是”。这些严重失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科学地区分了思想与的错误，确定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始终高举思想的伟大旗帜”的伟大方针。同时，确立了既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方针，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这是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关键。
总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在于科学对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待党的指导思想，第一必须坚持其基本原理，巩固其指导地位；第二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认识和判断中国实际的历史经验
中国实际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而且处于巨大的历史变动之中，党主要从世情、国情、党情三个方面及其联系去认识的。
世情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全面对峙、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正确地认识了世情，别无选择地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的大国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中苏关系破裂。随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争霸。党中央对两极格局中冷战的世界体系有清醒认识，坚持世界大战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应 识和判断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断被削弱和破坏，领导者个人日益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制止和纠正“”这样的严重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经受严重曲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的世情和国情基础上，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自觉而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情变化的基础上，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解决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发展党员注意吸收各个社会阶层(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总之，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开始自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重大转变。上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不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而且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结正反历史经验，我们认为：第一，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前提条件，而正确认识和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是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三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主要维度；第二，坚持贯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科学认识和判断世情国情党情的一大法宝；第三，共产党执政后必须始终扭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放松，以此为基础找准执政党的历史方位，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坚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三、探索如何正确“结合”的历史经验
按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意，“结合”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衔接、相互依赖又相互转化的过程：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具体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前者需要对中国实际情况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者需要科学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两者都要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开了建国后正确“结合”的先河。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等特点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创造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引领中国顺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正确“结合”的关键，是深入调查研究。“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纠正本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暴露出苏联模式的缺点和弊端。这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等人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是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从1956年初开始，我们党不但在新的结合上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取得了很大成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路线等，便是集中体现。
“三面红旗”，是我们党试图做出的新的历史性“结合”，但实践证明不成功；“”也是我们党试图做出的历史性“结合”，但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其原因之一，正是违背了本人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作风，“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这些错误从反面验证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结合”方面，不仅恢复了重视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使其制度化并自觉地从“结合”的高度加以重视。1993年，同志进一步做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的结论，并深刻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倡导“要坚持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不断提高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不懈地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才深入研究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正确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
总之，正反历史经验昭示我们，要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做到正确“结合”，一是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对中国实际坚持不懈地做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以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以及时代特征；二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科学而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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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吴冷西，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背景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范式：其一是邓小平高举思想伟大旗帜，通过“继承、纠错、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二是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通过“坚持、发展、完善”的方式和途径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这两种不同范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各自独特的科学方法和创新风格。诚可谓：时代产物，各具特色。
一、“继承、纠错、发展”的理论创新范式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表现为“继承、纠错和发展”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无论在1975年整顿期间，还是在粉碎“”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中，始终以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鲜明地提出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恢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弘扬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
在邓小平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创新非要经过“纠错”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才能够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当时，刚刚经历了“”的失误，各个方面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极“左”泛滥，思想僵化，亟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时代转化、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工作重心转移、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交叉在一起，开辟新时期，把握新机遇，加快新发展任务接踵而来；所以我党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出现了以“继承、纠错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基本范式。在“纠错”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左”的束缚是关键，成为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逆向思维和独特表达艺术，摒弃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种种误读、误解和曲解，对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地高举思想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中，吸取过去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正确制定“分三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战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第一次初步地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新时代的世界主题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观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辉煌成就。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纠错和发展”的范式，终于使中国从“”灾难深重的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马克思主义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和蓬勃生机，中国社会主义显示了自身应有的特色和魅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如果没有邓小平“继承、纠错和发展”的大胆探索和努力创新，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形势。
二、“坚持、发展、完善”的理论创新范式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1989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抵御国内外风波考验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化新的历史性探索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现为“坚持、发展、完善”的基本范式。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坚持、发展、完善”基本范式的生动表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国际影响显著扩大，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历史时期我国非同凡响的发展历程，就是以“坚持、发展、完善”的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关于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思想，关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关于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等等。这些重大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些新论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要把握好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些重大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途径。
进入21世纪以后，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原理，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首要问题，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理论和新战略；在顺利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宣布中国走21世纪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总体上看，在新的历史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然保持了“坚持、发展和完善”的基本范式，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化。党中央站在新的起点上，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注重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互相结合，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三、两种理论创新基本范式之异同
新时期我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共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既不丢老祖宗，又坚持创新和发展，执著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邓小平、到主政的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前后相继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其特色和价值。
1、两种基本范式异中有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范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就其一脉相承的“坚持”和“继承”而言，具有五个相同点：
（1）哲学基础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都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新时期，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以解放思想为特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奋斗目标相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实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
（3）根本宗旨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都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所从事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都是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都是广大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忠实反映和真诚代表。
（4）基本原理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它们都共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民民主、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关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建设和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关于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等等。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老祖宗没有丢,理论创新始终行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体现为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5）根本任务相同。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最新理论成果和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在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始终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2、两种基本范式同中有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范式，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就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而言，具有四个不同点：
（1）历史条件不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人们的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催生伟大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的思想范式。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的产生和运用，各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时代，世界主题正处在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从计划经济年代转向市场经济年代，从外部封锁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重要的历史条件和经验教训，在时代是不具备的，在邓小平时代就具备了。“继承、纠错和发展”的基本范式，便伴随着新时代的脚步声应运而生，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定具有划时代的性质和意义。
在世纪之交和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发展多样化，形成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时又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条件和经验教训，在邓小平时代是不具备的，在和当政的时代就具备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发展、完善”的基本范式也是势所必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恒久的战略课题。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内外环境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范式、理论主题、创新成果等方面也就必然会表现不同。
（2）探索课题不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范式，各自所面临和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和首要基本问题有所不同。邓小平理论探索的理论主题，是要弄清楚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的理论主题，是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探索的理论主题，是科学回答“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理论贡献不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基本范式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理论创新、理论突破、理论发展方面各自都有不可磨灭的独到贡献。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思想相比，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有六个开创性的理论突破：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第四，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第六，“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围绕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形成了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等等。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思想，从又好又快是本质、“五个统筹”是关键、改革创新是保证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从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统一、对内政策与对外方针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和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4）破解难题的风格不同。在时代转换、剧烈变动的时代，在恢复和重建时期需要巨大的勇气、果敢的胆魄和超人的智慧。在这一时期，“继承、纠错、发展”的范式，更多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必须的逆向反思、批判斗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等忍辱负重、大胆犀利的思维方法和大刀阔斧、所向披靡的风格，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重塑性。在新时期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以后，“坚持、发展、完善”的范式，更多地表现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必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并且在全面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善于运用整合性的集大成式的创新思维方法和风格，把前人创造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作为进一步继续深入探索的崭新起点，做大量深化、细化、实化的基础性工作，追求实践操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完美境界。在正向继承和发展中，体现出党中央超越前人的胆略、智慧和勇气。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两种范式，旨在追求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点、中国特色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每当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都注重首先抓好理论建设，注重理论创新，这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①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就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同志、邓小平同志，从不教条，从不僵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②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坚持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历史逻辑；当代建构
一、前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要是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符合时代要求、顺应中国国情的新理论、新要求、新观点。同时，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领导人在带领全中国人民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并在其基础上改革、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是一项长久而严肃的工作，因此，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要做好长期、深入的工作准备，坚持科学、正确的革命态度，结合中国特色，进行的中国理论创新建设。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理论创新范式概述
1、中国化的马克思理论创新范式的概念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 年提出的。范式是有关于科学共同体系在特定科学实践内推动科学发展的工具、原则、信念、方法、价值等。可以说，范式不仅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其根本任务是为了解决各种危机及难题。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等存在着形式及内容上的区别，两者具有不完全兼容性。所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创新中，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库恩范式理论，而应该批判性地借鉴库恩范式内涵中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思想，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范式。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可简称为理论创新，主要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下，运用其理论的方式、立场、观点等，结合中国理论创新实践，构建的新方法论、新世界观，并总结出创新规律与创新经验，形成的新经典范例，最终成为中国化的科学精神。[1]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中的具体表现，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础所总结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想、新方法、新价值理论与新判断标准，形成的中国基本战略与路径选择。其内容包含了一定的目标规划、检验模式等，是坚持正确的价值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新范式，具有科学革命性、理论实践性、历史逻辑性，同时也是工具理论与价值理论、原则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其目的是探索、细化、提炼、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最直接、最有效，同时也是最通俗易懂、善于把握的具体范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可分为基本范式与具体范式两个层级。其中，基本范式，相当于原理性范式，其形态和节后具有相对稳定性，是一种较为正确的方式，也是党和人民依据实际状况而直接选择、运用的理论范式。例如：马克思主义为一个理论范式，其是人类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基本范式。而具体范式主要是党和人民在基本范式的理论指导下面对新的实践及新的课题所构建的范式。一般来说，基本范式无需转换及创新，而只需理论主体能够坚持与继承，具体范式会随着任务的改变而不断转换及创新。
2、中国马克思理论创新范式的发展
从理论创新的范式特质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不可通约性、优先性与先导性、累积性与持续性等方面的创新特性。而从理论的创新范式生成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所形成的基础准备为党和中国人民不断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中国问题的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从动态的历史逻辑角度来看，主要经历了从部分共享，至人人共享，再到世界人民共享的过程，走过了时代的变迁，经过了不同时期的历形态转变，最终才发展、更替、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理论创新中，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理论信念，才使得理论生成有了动力，在党和人民的理论革命、实践革命后，成为了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
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的历史逻辑
中国理论创新中的历史逻辑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也是实践发展的支撑逻辑，一般来说，理论逻辑为历史逻辑的思想存在形式，也是对历史现实的抽象与理论化描述，这两者需要统一于客观的发展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实际发展逻辑中的理论反映及理论概括。从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被党和人民建构为推进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战略，是理论创新基本范式与核心范式，同时也是创新范式所形成、发展的基础。
尽管党的理论创新史并未明确的表达范式相关概念，但借助库恩范式理论，对中国党的理论创新历史加以整理，就可发现中国马克思理论客观存在且被历史与实践证明的创新范式，并形成了当前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基础与创新条件。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范式中，历史及形态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观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可对范式加以界定、划分。所以，社会主义的相关范式可先后分为三种，即：逻辑范式，主要是指恩格斯、马克思两者的社会主义；革命范式，主要是指以及列宁、斯大林为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范式，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历史发展推动着形态的改变，而形态同时也伴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历史与形态是研究创新理论最关键的因素。结合历史逻辑，便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进行四个角度的说明。[2]
（1）从理论创新层级来看，中国的理论创新范式主要经历了改革与建设的革命过程。其改革与建设所形成的革命理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范围内创新的经典范式。具体来说，革命范式，主要是以为主要领袖，形成的中共第一代领导，并坚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包城、抗日统一战线、工农割据等世界瞩目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理论。而正是在中国革命的探索、创新中，通过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中国的革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胜利，屹立于国际舞台之上。在建设与改革范式中，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突破了苏联模式，并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路线，建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等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使得中国真正的实现了改革开放，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理论，并取得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
（2）从历史实践问题来看，中国的理论创新范式也共经历了五大范式的转变，也就是问题范式转变。具体来说，问题范式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主要是从恩格斯、马列主义，再到及邓小平等，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著作强调了理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是经过不断的实践，并不断地解决问题所形成。[3]其中，以领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了艰难的斗争与历经的考验，才充分理解到理论的真谛，并充分解答了新民主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推动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等，真正形成了思想，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而中国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也同样经历了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活动，才真正解答了何为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并形成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中国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面临了一定的困境，并在重大转折时期中解答了“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建设怎样的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范式进行一个稳定、持续的阶段。之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解答了“中国实现怎样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坚定不移的开始坚持科学发展观。
（3）从中国的理论创新主体看，中国的马克思理论的创新范式也经历了“照抄照搬”到“独立探索”的过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当前所形成中国正确的创新理论范式与经历了与革命的实践，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而形成。中国的理论创新范式，一共经历了脱离实际状况是范式，到结合实际国情是范式转变过程。其过程为：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正是受之启示才真正开始。在中国革命初期，由于没有任何的革命经验可借鉴，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运用，一直都是沿用苏联模式，所以才形成了照抄照搬范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革命事业虽然道路正确，当由于没有结合自己实际国情进行创新，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到一定挫折。直到中共召开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才确定以为领导核心，开始探索出独立的中国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当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着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伟大胜利。事实和历史都证明，中国独立探索道路的成功，也正是在实践与创新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发展道路。
（4）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中国理论创新范式，同样经历了逻辑清晰的发展过程，包含传播、运用、吸收与创新四个发展范式的过程，并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从传播范式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走的是基层道路。从中国早期革命来看，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经历的艰难的历程，很多革命先辈都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形成了坚固的传播路径，所以才使得理论传播根深蒂固，为理论创新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吸收和运用范式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的历史实践，才从实践过程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们形成了坚定的思想理念，开始实现中国与民族的独立富强。在创新发展范式中，中国开始不再简单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在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4]
4、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建构
创新为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先导，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强大支撑，同时也是国家政党得以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在创新理论中，当代中国要解放思想，进行理论范式理论创新，包括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等，引导社会加快前进的步伐。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中，要坚持实践理论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寻求理论创新路径。
（1）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需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明确创新发展方向。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需注意，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基础，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促使中国化创新理论推进至另一个全新境界。就曾指出理论创新前提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推进理论得到不断创新。这说明，在理论的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是实现当代中国理论构建的关键因素。
（2）整合利用各种优势条件。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中，还需要整合利用各种有利资源条件，以推进理论得到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范式为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在发展创新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集中各项优势条件，做好战略部署与准备工作，将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实质上是一种创新条件论，其中文化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理论创新的首要生活条件；而具体问题具体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等为理论创新的首要思想条件。在创新中，党和国家要制定出相关的理论创新战略，帮助全民树立创新意识，利用社会共同力量，推动国家的不断发展。
（3） 明确理论的创新发展渠道。理论创新需要先确定创新路径，而创新路径的确定，为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的融合。[5]在创新路径选择中，应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并能够清楚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逻辑性。理论创新路径首先需要学习、贯彻、落实路径，在全党和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创新基础。理论创新为一个连续动态发展的逻辑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统一的整体。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更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为动态的发展过程，这就需要理论原理、运用、创新发展间相互协调统一，以期更好的贯彻、落实理论创新。理论创新要不断先前推进，就需要在原来的创新理论基础上，大力度宣传新的创新理论，并注意实时用新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全国人民。此外，还要在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保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坚持发展，并形成继承与创新共存的局面。
三、结束语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创新应遵循历史逻辑。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初，中国就经历了吸收、照搬、借鉴、创新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理论创新范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而在当论创新中，需要首先了解理论创新范式的概念，并结合中国理论创新范式的发展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发展理论，结合科学发展观，界定理论的存在形式与表现形式，才能够深刻理解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构建成当代的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范式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完整的体系，在理论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并结合当代中国动态国情，才能使理论创新更具实际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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