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1.1环境污染概论
环境，按照《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污染，则是指由于人为的原因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活动，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现象。随着的增长，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全球问题。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实现人类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1.2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环境污染涉及面广，危害十分严重。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海洋、噪声等污染，严重危害了当代人的健康权、生命权、环境权、财产权等，同时还会影响胎儿发育、动植物生长，造成基因突变，直接威胁着后代人的生存。
本文认为，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完成这一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经济、、伦理、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其中，法律无疑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环境保护工作应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而保护环境的法律手段也是综合的，需要运用全部法律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刑法、行政法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靠刑法与行政法来保护环境是不够的，因为刑法和行政法在防治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刑法只是保护环境的辅助手段，它既不能消灭危害环境的根源，也不能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方面的法律规范其着眼点是环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依法行政，主要执行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在侵权受害时，无法回复和填补受害人被损害的权益，民法在防治环境污染中可以弥补刑法与行政法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局限性。
民法在环境保护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在环境保护方面，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解决一部分人污染环境导致另一部分受到损害这一社会问题，通过追究加害人的民事责任，实现社会公正。(2)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使污染行为得到及时制止，污染危害被停止，排除，受污染的环境尽快得到恢复。(3)通过对侵权者进行惩罚增强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意识，广大群众，使全体公民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公民的一项义务，从总体上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4)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既可以排除环境污染危害，又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实内公平、代际公平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民法在调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民法中某些规定在司法实践的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中难以把握尺度，其中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常用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事件，使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本文将从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入手进行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完善性建议，期望有益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2.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
民法理论将民事责任分为两大类，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三节侵权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中的一种，但与一般民事责任比较，它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失责任原则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也不能很好的预防污染的发生。对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中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民法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也将着重论述这二个方面问题。
2.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的涵义，是指行为人因其污染行为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之后，应依据何种标准确认和追究污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这种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是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失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填补。
归责原则在整个侵权法中居于重要地位。侵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填补，因而如何解决损失的分担问题是整个侵权法的重要问题，而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根据和标准，是侵权责任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可以说，侵权行为法的全部规范都基于归责原则之上。[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的一种，因此，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对确认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十分重要。
2.2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的弊端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以环境侵权行为为前提，而这种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民法上，侵权行为有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之分。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实施某种行为致人损害时，适用民法上的一般责任条款，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通常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2]而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当事人基于与自己有关的行为、事件或其他特殊原因致人损害，依据民法上的特别规定或特别法的规定而应负民事责任，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民法上特别的责任条款或特别法的规定，主要是无过失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方式[3]；在免除责任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
这是因为过错责任原则坚持“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要求受害人必须举证，证明加害人有过错，方能获得补偿，是以制裁加害人为目的的一种责任原则。这种措施常常使无辜的受害人难以寻求补偿，因而显得对受害人极不公平。而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以消除污染危险、排除污染行为，对污染受害人进行补偿为目的。
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以这种特殊侵权行为为前提，在民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对没有过错，造成污染环境的致害人应承担什么责任也有规定，但存在不足。尽管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环境侵权行为在归责原则上采取无过失责任主义，无论《民法通则》还是环境保护法都有所体现，但过于简单，而且在程序法中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性条文。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的第2款和第3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环境污染致人损害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但这种无过失责任是以“行为违法性”为前提的，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把“行为违法性”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这就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用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失责任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不便。因此，实践中存在着名为无过失责任，但实质上是按过错责任来操作的情况，无法实现无过失责任的法律目的，这是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下面本文将就“何仕秀诉邓大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4]来说明。
此案中邓大友经镇政府批准建农副产品加工房，该加工房内产生的噪声、废气、粉尘等严重影响了何仕秀等邻居的休息。四川省间中市人民法院审理中要求被告何仕秀负责举证.因被告对粉尘、废气等污染是否超过了国家标准缺乏有利证据而不予支持。本案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责任的性质究竟为过错归责还是无过失归责。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以此规定可判定环境污染致人损害适用于无过失责任原则没有异议。
此案中邓大友的加工房开工后，其噪声、废气、粉尘、震动已影响了何仕秀及其他村民的正常生活，应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环境污染并且造成了损害后果。这时候，应由邓大友举证证明(即被告负责举证)根本不存在污染损害，或者该污染损害后果是由不可抗力，受害人自身过错或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否则，邓大友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本案中由原告何仕秀负举证责任，这是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原则相悖的，是不正确的。造成这种不正确判断的原因:
(1)我国无过失责任原则虽然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等实体法中有规定，但大多以行为违法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
(2)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用过错原则处理案件，或者名为无过失责任原则，实际仍是过错责任原则，例如本案中间中市法院仍按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
2.3制定《公害防治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国近年来公害事件增多，酸雨、大气、河流等污染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但以往的环境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按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事件，使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为了更好地防止污染行为的发生，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进一步实现代内与代际公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公害防治法》，将无过失责任归责原则体现于这部法律之中，更好地实现防止污染、治理公害，清洁环境的目标。本文中所指的公害是指“以由于日常的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或破坏为媒介而发生的人和物的损害”这一概念包含二层意思：(1)公害是人反复进行的日常活动所产生的损害。(2)公害必须是以地域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为媒介而产生的损害。
2.4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由于环境污染属于环境侵权行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又可称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就是指构成具体侵权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
2.4.1违法性与否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的主要代表为二要件说和三要件说，两者的分歧是应否以行为的违法性为其构成要件。三要件说大致可以表述如下:(1)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2)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3)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与污染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5]而主张二要件说的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是:(1)须有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事实；(2)须损害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6]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赞成三要件说，但本文认为二要件说更合理。在社会，人们的行为更多的受到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约束。违反了强制性标准就是违法，符合标准的行为就是不违法，但是没有违反标准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很常见，特别是在环境污染方面。如果多家企业向同一条河流排污水，尽管每家企业排污都不违反标准，但可能导致该河流污染，也同样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事实。并且损害事实与排污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尽管排放污水行为不违法，也要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规定似乎认为承担民事责任必须行为要违法，这与“二要件说”不相符，建议修订《民法通则》时将此条进行修改。
首先，将行为违法性作为独立的责任构成要件的观点，不符合我国现行的民法观点。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并没有仿造德国民法的规定，将“不法”、“违法”作为侵权行为责任构成要件；其次，由于污染防治法不可能像刑法那样采取法定主义，对各种侵权行为做出集中的举例规定，尤其是因为侵权行为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不可能全面列举各种侵权行为，特别是因为民事侵权行为大多为过失行为，许多损害是因为人缺乏注意和足够的技术等原因造成的，对这些过失行为很难判定其是否具有违法性；再次，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纠纷错综复杂，各种致人损害的行为难以用违法性标准进行判断，若把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极易使许多致人损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定，而使其被免除责任，这时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充分实现环境污染的补偿职能是不利的。所以本文认为，行为违法可不作为环境污染致害的要件之一。
对于大多数学者提出的二要件说中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本文也有不同看法。提出将“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用“污染环境的危害”来表述。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潜伏时间长等特点，“污染环境的危害”既可以包括污染行为发生之初潜在的危险又可以指己经造成的损害事实。所以二要件说可以表述如下：
(1)污染环境的危害，这里的危害指潜伏的危险和造成的损害事实两方面
(2)污染环境的危害与环境污染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下面针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分别进行论述。
2.4.2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
国内很多的学者都把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作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这是因为：损害事实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发生的根据，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环境侵权适用于无过失责任原则，不以过错为其构成要件，但也必须遵循“无损害，无赔偿”的准则，必须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基础。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主要是指污染或危害环境的行为致使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公民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但本文认为将污染环境的危害作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更确切。这里的危害既包括了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也包括污染行为发生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之前的潜伏危险。如果仅以“损害事实”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只能在损害事实发生后采取补救性的损害赔偿或恢复原状等救济措施，或对正在继续、反复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采取除去侵害等防范性措施，而无法在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之前就采取防止侵害的预防性措施，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危害，而且往往会使危害后果严重化、扩大化，对公众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这已为发达国家公害泛滥的沉痛教训所证实。所以在民事责任方面强化预防手段的运用十分必要。
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具有复杂性、潜伏性、广泛性等特点，因此把损害事实分成潜在的危险及己然的损害事实两类。潜在的危险适用于民事责任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排除潜在的危险应该成为环境污染防治法的研究方向。发达国家对环境的治理己逐渐从“末端治理”转移为以“预防为主”，这也是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果我国仍然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对全球环境将是极大的破坏，也不符合发展趋势。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承认，中国过去所采用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正在由污染物的“末端处理”政策向预防性环境政策转变。以“危害”作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在有造成损害之虞时受害人即可要求侵权行为人或环境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达到防止和减轻实际损害的目的，所以把污染的危害作为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更有利于保护环境。
2.4.3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因果关系是指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果关系的认定比一般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更要复杂。例如由环境污染引起的某些“公害病”，在上难以很快做出说明，有的至今尚无定论，有的需要很多年才能查明事实真相。20世纪50年生的日本熊本水俣病的致病原因，就是经历了十年之久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的。由此可知，证明污染环境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难度之大。我国没有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承认。我国最早的一起环境民事案件：1980年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娟诉青岛化工厂氯气污染案中，就运用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该案中王娟因吸入青岛市化工厂泄漏的氯气而患病，就此损害事实王娟诉讼到法院要求青岛化工厂赔偿损失。
法院查明:大量医学旁证证明了吸入大量氯气，可以引起支气管哮喘病，而且有的可持续多年；职业病认为“过敏性支气管哮喘”既可能是由氯气中毒引起的，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调查表明王娟在此之前没有患过支气管哮喘病，且其近亲属中亦未发现此种疾病。据此，法院推断青岛化工厂的氯气外溢是王娟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病的原因，两者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我国环境侵权案中最早运用因果关系的典型。
2.4.3.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污染因素复杂，潜伏时间长，举证涉及到很多的科学技术问题，因果关系也不是普通方法所能确定的，如果固守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因证明的困难而否定被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因此，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便应运而生。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对这种主张应由谁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在环境侵权方面，只要原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造成的，这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告一边，这就是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损害不是其造成的，那么就可以推定被告的侵害和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与此紧密相关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是指在侵权案件中，原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改为由被告举证，或者原告只需提出受到损害的证据，如果被告否认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则必须提出反证。[7]举证责任的转移或倒置目的都在于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原告请求损害赔偿的成功率。
我国立法上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在举证责任上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的第74点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其列举的适用范围基本上都是属于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的领域。根据这一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主要是提出侵权事实，包括自己受损害的时间、地点、程度及被告的相当程度的关联性，被告否认侵权的话，必须举出相反的证据，即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发生无因果关系的证据，否则，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意见》中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是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转移，这一转移又直接导致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已经运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但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单行法并没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多有偏差。例如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四川省间中市人民法院审理何仕秀诉邓大友一案，本应由被告邓大友负举证责任，但法院仍按一般侵权责任举证的方式要求何仕秀负举证责任。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要尽快完善环境污染防治法。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公害防治法》中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负举证责任由原告转移给被告，可以更方便受害人得到补偿，制裁致害者，有效保护环境。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3.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方式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其侵权责任方式有独特的一面。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排除妨碍;(3)消除危险;(4)返还财产;(5)恢复原状;(6)修理、重作、更换;(7)赔偿损失;<8)支付违约金;(9)消除、恢复名誉;(10)赔礼道歉。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是特殊侵权行为之一，因而即使是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方式，也未必适用于环境污染致害的侵权行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0条、《环境噪声防治法》第61条第1款等都作了类似的规定。这些中，把“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但是，结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民法通则》第134条列举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适用于环境污染的有五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所以本文认为，为了预防和防止污染行为，消除潜在的危险或已然的危害，应该更多适用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这几种民事责任方式。通过这几种民事责任方式，将污染行为防患于未然，促进的可持续。下面结合环境保护法律的具体规定分别论述。
3.1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停止侵害是要求环境侵权的加害人立即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方式。停止侵害的责任形式可适用于各种侵权行为。这种责任形式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防止扩大侵害后果.停止侵害适用于污染、破坏环境者正在对受害人实施侵害的情形，受害人依法请求停止侵害，以便恢复受害人的环境权益。停止侵害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四种民事责任合并适用。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中还没有关于停止侵害责任方式的规定。
排除妨碍适用于环境污染行为给受害者已经造成妨碍或将要造成妨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得依法请求排除妨碍。妨碍也可以是势必要出现的，所谓势必会出现，是指确实构成某种危险，而不是受害人的想象和揣测。排除妨碍可以更好地防止已经发生的污染行为继续扩大，应该成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认为，在制定《公害防治法》中，应该适用排除妨碍这种民事责任方式。与停止侵害一样，排除妨碍既可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合并适用。
消除危险指要求侵权人消除因其行为给他人合法权益带来危险的一种责任方式。消除危险适用于环境侵权行为给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环境权益构成威胁时，并非指已造成实际的损害，而是指极有可能造成危害，如，某违反环境法律法规，排放的污染物严重污染了周围环境，威胁着近邻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时，受害人有权要求该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险。消除危险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一样，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3.1.1三种民事责任方式在环境案件中的适用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三种民事责任方式在环境案件中经常适用，在环境纠纷处理的实践中，环境污染的大多数受害者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污染者立即停止并排除己经发生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行为。这些责任方式是侵害行为发生还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采取措施以制止或排除侵害。这些责任方式对于环境侵权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更能起到预防和防止作用的有效手段，有的学者称之为“防止性的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的意见(试行)》第162条的规定:“在诉讼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先行做出裁定。”先行裁定在性质上是人民法院确定民事责任的一种具体方式，它一般是在侵害正在进行，不采取裁定将导致损害扩大的情况下采取的，并且仅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三种民事责任方式。采取先行裁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或延续的损害，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具体体现在环境保护法中，是为了预防和防止污染行为的发生，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三种民事责任方式。
环境污染防治法仅规定了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这二种责任方式。《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规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它的污染防治单行法也有类似规定。
本文认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这三种责任方式应该成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防止污染在前，治理污染在后，我国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以在污染行为发生时，要求致害人采取措施消除因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是十分必要的。这三种责任方式有利于消除潜在的污染环境的危险，防患于未然，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议将这三种民事责任方式在制定《公害防治法》时规定下来。
3.2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是指加害人因自己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和环境权益损害时，加害人应依法以其财产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的一种责任方式。既定的损害事实可以分为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又称无形损害)和环境权益的损害。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填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责任。而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涉及到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经常出现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使受害人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
精神损害又称无形损害，是指行为人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环境权等使公民产生恐惧、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以及使公民神经受到损伤等。精神损害虽然具有无形性，不能以金钱来和衡量，但损害事实是可以确定的，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以金钱来衡量和支付的。在英美法中，受害人死亡，其近亲属得主张精神损害，而在对人身或人格侵害的案件中，受害人可就疼痛，痛苦或其他方面的精神损害主张救济。日本的公害判决，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民法中尚无具体规定。由于环境侵权常常导致受害人精神损害，确实有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必要，建议在制定《公害防治法》时加入精神损害赔偿。
3.3恢复原状
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中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害的财产或权利基本上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适用此种责任形式要求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恢复的可能。这主要是指环境被污染破坏后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的情况。第二，须有恢复的必要。这主要是指恢复原状的代价须合理。如果环境的污染、破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恢复，或者恢复原状以经济代价过高，明显的不合理，则应采用其他责任方式来代替恢复原状。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难以逆转，无法完全恢复到被损害前的原初状态，因而适用这种责任形式，只能要求大致恢复了原状。恢复原状主要是用于保护环境和资源方面，当加害人破坏环境或自然资源时，如果能够恢复原状，应当尽量使加害人承担这种民事责任，这样有利于环境保护。
如何掌握恢复原状的尺度是个难题。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只是对污染致害者处以罚款规定的较多。《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8条规定:“违反本法，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制定《公害防治法》时将对致害者罚款的一部分用作治理污染，由受害者代为恢复原状。
结论
“民法为众法之基”，本文选择民法与环境法的交叉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之我见》作为论文题目，旨在完善环境保护法律，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发生，给污染受害者以必要补偿，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该借鉴国外经验，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应该指出，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归责原则存在弊端，不够完善。虽然环境保护单行法及某些特别法都体现无过失责任原则，但规定的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以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失责任原则，要求原告举证，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对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原则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99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至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既缺乏法律规定，又没有司法解释，目前只是在一些判例中得到运用。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对保护受害人的人身、财产、环境权利至关重要，应该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
国内很多的学者认为把行为违法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但笔者认为只要污染损害事实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法性与否可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规定似乎认为承担民事责任必须行为要违法，这与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为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相符。建议修改《民法通则》时将该条文改为:“有污染致害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针对环境污染日益矛盾，有关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部《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无过失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原则。使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注释：
1.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9页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4页
3.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55页
4.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4年综合本，822页
5.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164页
6.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页
7.中国环境法制，国防出版社，1994,290页
8.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I996,267页
9.王明远，环境侵权制度法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1,292页
1.乔世明，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王曦，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中国环境出版社，1998。
3.韩德培、肖隆安，环境法知识大全，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
5.文伯屏，西方国家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
6.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德)拉伦茨，德国法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60-261。
8.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为自己行为之责任。
9.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
10.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4年综合本。
1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3.刘景一，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14.中国环境法制，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
1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关键词] 环境侵权 归责原则 归责体系
一、归责原则学说
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持三种不同观点，即一元归责体系、二元归责体系和多元归责体系。一元归责体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就是过错归责原则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单一归责原则。此种观点在保护受害人和惩罚加害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但在现实操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构成方面，存在着是否包含违法性的争论；在立法方面，存在着责任构成是否包含违法性的问题；在对免责事由的规定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统一规定，这致使免责事由的认定更加主观化，也为处于优势地位的加害人逃避责任和法官的徇私枉法创造了有利条件。[1]二元归责体系的持有者坚持过错与无过错归责原则相结合的观点。对于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对于过失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2]但是采用此种归责原则也是有弊端的，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故意与过失行为的界限模糊，致使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多元归责体系的观点则认为无论是过错归责原则还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其归宿点都应落到衡平原则。笔者认为衡平原则虽然有一定的优势，它使得人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造成环境侵权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平等性，弱者的合法权益本身就处于危险的状态，还要让他们为此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
基于我国特殊国情和法律体系，我国立法者采纳了一元归责体系，将针对污染环境的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确立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环境侵权中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旦发生环境侵权纠纷，受害人只需证明排污企业、工厂实施了损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环境污染损害，而无论加害人的主观心态如何，其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归责原则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负担，同时又可以有效的督促人们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避免环境污染。
二、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局限性
无过错归责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立法的滞后性，现阶段的环境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在理论和实践的运用中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 无过错责任有违公平公正原则
在无过错责任下，只要侵害事实、因果关系成立，加害人就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很多在环境侵权中相关联的间接责任人便逃避了法律的追究，其后果均由加害人一人承担，有违民法理论的公平公正原则。在实际生活生产中，有些环境污染是由于政府规划不合理或者制定政策的失误等原因而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有一定责任的。此外，有些企业作为当地的经济支柱，政府往往对其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包庇，其也难辞其咎。可见，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掩盖了其他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加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当加害人的生产经营自由权与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明确解决该问题的鲜明立场，需要在两个冲突的权利之间确定一个“是非”标准，维护公平公正原则。[3]
（二） 无过错原则的免责事由缺乏统一的规定
无过错责任与其他归责原则的根本区别就是行为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事由为免责的抗辩事由，不能因自己尽到了注意义务或者自身无过错而免责。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等相关立法规定，我国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受害人自身过错和第三人的过错。由于缺乏关于免责事由的统一规定，各个规定之间确定的免责范围及免责所要达到的程度也不一致，很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
（三） 无过错责任不利于发挥教育预防作用
依据无过错原则的性质，加害人无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责任。如此一来，很可能使加害人对判决口服心不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过错与赔偿责任相适应的观念，因而使得对无过错责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需要一个学习、宣传、熟悉和适应的过程。目前无过错责任运用于环境民事侵权中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很难发挥民事侵权责任的教育预防作用。[4]
三、完善环境侵权归责体系的建议
（一）引进公平责任原则
由于无过错责任可能掩盖其他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加害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列的第三种归责原则。一旦引入公平责任，对不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以及间接责任人进行规制，就可以有效弥补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保护上的单方性和惩罚上的不足，使得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能够在环境侵权体系中实现互补与协调统一。公平责任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有效保护，更能有效的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
（二）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
我国法律对环境侵权中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责任主体地位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该规定对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的责任主体并未予以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部分责任的第三人无责任主体地位。本着对法律公平公正和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追求，我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侵权可以采用二元归责体系，即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相结合。在同一个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依无过错责任，令环境侵权直接行为人承担责任；依过错责任，令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亦承担责任。
（三）明确规定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使用的是相对无过错规则原则，不是绝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加害人在法定情况出现时可获免责。在这里，我建议立法者将各环境法相关条例的免责事由进行统一规定，包括免责事由需要达到的程度，避免立法的模糊给实践中法官审判带来麻烦。[5]另外，适当的扩充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笔者建议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应增加关于当事人采用正当防卫的规定。但为了避免受害人滥用正当防卫或实施不当，破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立法者应结合环境侵权中的特点，严格界定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这样公民可以有效地运用正当防卫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促进我国环境环保事业的发展。此外，为避免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积极效果因允许过多的抗辩而受到削弱，免责条件应尽显于不可抗力，且应适当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至于受害人自身以及第三人存在过错的，如上所述，适用过错原则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妥当。
（四）适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
我国现有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以实际损害为限，因而不具有惩罚性。然而现实中环境侵权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故意行为。[6]对合法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当然可以充分发挥补偿损失的功能；但是，对故意行为采取与合法行为同样的赔偿措施则有损于法律的公平公正。故意的环境侵权行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可非难性，客观上也具有了法益侵害性，法律必须要对其加以惩罚才能体现处理此类问题时与合法侵权行为的不同，同时也才能彰显环境法的教育预防功能。因此我认为，为了弥补无过错责任在制裁、教育、预防功能方面的不足，应当对故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构成要件 不法性
一、“不法性”不能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法学界对“不法性”是否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对“不法性”采取肯定说的观点，忽略了环境侵权的独特性，存在很多不利后果。对“不法性”采取肯定说会导致很多因环境侵权的民事主体因为无法确定环境侵权人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也使得侵权行为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更不能对环境加以保护和保全受害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这也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该项法条中，并没有规定不法性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基于正常的目的而进行的，该行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价值性。并且，在一些多方达标排放污染源的行为当中，也很难以“不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依据。像大气污染致人损害，很多家企业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同时向空气中排放工业废气，导致周围居民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些企业的行为都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违法性，但其导致的后果却已经产生，这时以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话，将使这些侵权者免受民事责任，受害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利于民法的健康发展。
但同时，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侵权责任法》相比，两个法律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但是，“违反规定”这个“规定”指的是涉及环境污染的各项法律和制度，它注重的不是侵权人是否超过排放标准的问题，而是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害后果的法律适用的问题。不论环境污染是不是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只要环境侵权人做出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出现，就可以认定为该污染行为已经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对其做出相应的责任处罚。
所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中不应该包含“不法性”，它的应用具有其局限性。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具体构成要件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才能产生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不侵害他人的权利是法律对每一个公民所应遵守的义务，如果侵害他人的权益，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必须承担法律所赋予的责任。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不尽相同，侵权的不平等、广泛性、未然性，使其构成要件对行为的违法性的弱视。《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的规定，提到了“过错”，可见，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如果没有过错，就不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在环境侵权问题上，就没有根据行为人的过错与否来判断该环境侵权行为承不承担侵权责任，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无论其主观和其目的性有无过错，他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中，过错因素在民事侵权责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然同样是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所依据的条件。但是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因如下：首先，现在有很多企业不断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就要节约资金并且利用低于环保标准的原料，向人类生活空间里排放大量污染物，导致其他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同时，也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无过错责任原则会对环境侵权责任归责产生积极作用，让污染企业对其侵权后果采取积极的措施，降低污染，维护生态环境；其次，由于环境侵权这种侵权行为有其不确定性和潜伏性，侵权行为是否因为侵权人的过错行为所导致也不能立即显现出来，即使显现出来，基于现在科技发展的程度，也很难让被侵权人确定环境侵权人的过错，就更不用提如何去证明了；最后，它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中规定的归责原则的立法相一致，《侵权责任法》中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与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归责原则的规定相一致，都采取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这些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环境污染致使民事主体受到了损害。这里的损害指的是由于环境污染者的行为对被侵权人的合法权利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权益既包括民事主体的生命健康权，也包括其所拥有的财产权，还包括其他一些权利。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通常是民事主体失去生命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又或者丧失财产以及产生精神上的痛楚等等。这些后果不单单局限于某一个时间点上，它既有可能是现在就已经发生了的损害后果，也可能是将来即将或是有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所以，现实中，被侵权人受到的即时伤害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追究责任也相对简单，但在有的情形下，侵权人对被侵权人的人身财产造成的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为了使这种未然后果不会变成实际损害，侵权人此时也应该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做出补偿，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才能切实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实现《侵权责任法》保护受害者利益和预防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行为的发生的立法目的。
第三，因果关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由于环境侵权具有一般侵权不具有的特殊性质，比如环境污染过程不定期、范围宽、时间长、被侵权民事主体众多等特点，并且被侵权人自身的能力范围比较有限，让被侵权人自己去认定和证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是十分有难度的。在过错责任原则中，想要切实对这些被侵权人的基本权益进行保护，降低他们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就应该在一些情形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这样，既减轻了被侵权人的负担，同时也能使侵权人处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平台之上。这一原则按照法律的规定先推定侵权人的行为有错，如果侵权人无法证明他的行为没有过错，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首先，当今社会，多种先进设备的涌现，在分工上也更为严密和专业，而且由于知识的限制，被侵权人证明侵权人行为的过错很难，如果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去证明，就会延长案件审理的时间，耽误被侵权人得到应当得到的补偿；其次，当有很多缘由共同导致环境侵权的后果时，不知道污染来自哪个污染源，也不知道污染来自哪一个侵权人，因果关系便很难确定，但是，依据过错推定原则，只要证明他们在时间、空间等一方面导致污染产生，就能推定该侵权人的行为构成环境侵权。
[关键词]无过错责任原则 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
一、无过错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确立
民事责任可分为违约民事责任和侵权民事责任两大类。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因违约引起的民事责任很少见，更多的是侵权引起的民事责任，即因污染和破坏环境导致他人财产、人身和其他权益的受损而引起的民事责任。
根据民事侵权行为的主观状态，民事责任又可分为过错和无过错两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传统民法理论中的一般归责原则，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普遍归责原则。
但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害事故频繁发生，使得在环境侵权领域，无过错责任被引入作为主要的归责原则。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害方多为国家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或企业集团，它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也就是说，企业即使没有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或人身损害。如果坚持过错责任原则，不仅受害人个人的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无法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而且会使高度社会化的生产秩序遭受破坏，甚至会放纵现代科学技术给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某些危害因素。这种情况下，过错推定成为程序法上常用的加强对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保护的方法。然而，过错推定的效果只不过是使过错举证责任发生移转，但由于环境案件十分复杂，且加害方无论从财力、人力、拥有资讯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势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受害人在很多情况下则并无相应实力和时间完成反证，因而往往导致救济落空。所以，在环境侵权领域，无过失责任的适用成为必然。
第二，在环境损害救济中实行无过错责任也是民法中“公平合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环境损害案件中，排污者大多是经营性的获利企业，它们从事危险活动，制造了危险，并且因此危险活动获得了较大利益，既然由此而获利，就应当为其获利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因此由其承担责任合情合理，与此同时，他还可借助于价值机制、保险措施等将损害赔偿社会化，使法律责任的利益价值和补偿功能得以实现。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应用，是对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产生的对人的巨大危险的一种法律和道德的回应，对环境侵害提供了更充分、更有效的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民法过错责任原则在此领域的不足。现代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大都把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我国在此领域的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124 条所规定的：“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基本民法依据，同时，亦是我国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失责任的一个概括性规定。另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 年12 月6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4条明文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为我国民法中追究环境侵权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程序法上的补充和保障。从而，也使得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和体现。
在我国环境法中，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失责任的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先驱，该法第42 条就是关于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最早规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已废止)第41条吸取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并确立了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后来的《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这一模式。这些规定为我国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三、适用中的局限性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实践的同时，大量的质疑也随之而来。争论与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立法设计中的缺陷。如我国《民法通则》与其他部门法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定不统一。(2)在司法实践中有局限性。如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掩盖行为人的过错，对确实无过错的行为人不公平，使得行为人不情愿承担责任。(3)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掩盖国家或政府在环境污染中应当承担的责任。(4)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有可能使一些无过错致害的企业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产，而且，即使企业破产，也不能使众多环境受害者得到充分赔偿……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出现了以上这些争论和分歧，才使得它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日趋完善。
环境侵权一旦发生，解决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只有使损害赔偿得以实现，才能真正使受害人得到救济。然而，如前所说，环境侵权问题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受害范围大、赔偿金额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若继续沿用民法的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原则，受害人常常因时间、财力及技术上的贫乏，难以及时从加害人处得到赔偿。正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才使得困惑社会已久的环境侵权归责难题得以解决，真正实现民法说倡导的公平、公正原则。
1.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是为了救助无辜受害人，实现社会公平的。但无过错责任成为归责原则后，是否存在过错将不再被考虑，这就使得某些案件的真正的过错方逃脱责任，或者在共同侵权案件中，无过错方与过错方承担均等责任，这必然又失去了公平。
2.企业在无过错的情况下致害要承担责任，有时损害是巨额的，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这会给企业带来畏惧心理，因此产生的经济滞后和就业等社会稳定问题。
3.企业获准生产，缴纳了排污费后是否享有排污权？当公民的环境权与企业的排污权发生冲突后，有必要进行利益的衡量。
4.无过错责任是一种道义责任，是让民事主体代替国家和社会履行了社会保障职能。社会法制的完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大多数民法学者反对在民事侵权法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基本理由。
在此，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两个问题。一是主观过错是否是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必要要件。许多主张环境民事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环境法学者认为，因污染环境而给他人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即使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过失，也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可见，他们强调了主观方面的无过错。而质疑者主张回归过错责任原则，强调只要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即无过错，就不应承担责任，而对主观是否必须存在过错没有论及。二是过错的标准是否就只是“污染物排放标准”。质疑者普遍认为只要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即是无过错的，就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主观过错
关于“过错”的概念，学界主要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解说。笔者认为，环境民事侵权应采取“客观说”，即不以主观方面的过错为必备要件，只要客观行为存在过错，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从可行性来看，证明环境民事侵权加害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存在何种过错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环境民事侵权专业性强，涉及生产工艺、商业或技术秘密等高度专业化知识，法官或受害人要想证实加害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存在何种过错是十分困难的。虽然环境民事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往往加害人都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既非故意又非过失。倘若无法证明加害人主观存在过错，就可以使加害人摆脱责任，会造成大量环境民事侵权将无法追究加害人责任。再则，在司法实践中，据了解，法官在审查具体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时，往往都是直接审查加害人客观行为是否有过错，而不去查证加害人主观有无过错，因为这对于法官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会因此使诉讼陷入困境。
2.从必要性来看，证明环境民事侵权加害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存在何种过错，对于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加害人主观存在不正当的心理状态，但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是不能受到法律的评判的。对于环境民事侵权而言，由于加害方多是企业法人或单位，而非自然人，不存在无行为能力或者智障的特殊情况，因此只要有客观侵权行为，就可以视为主观有过错，除非该侵权是由于不可抗力或他人过错造成的。
在共同环境民事侵权中，过错程度对责任的分担有一定的意义。笔者认为，从客观方面完全可以分清责任的大小。如通过是否超标准排污，是否闲置了污染防治设施以及生产规模、作业性质等等来综合判定。如果加害方都违反了环境标准，可视为过错均等。如果有的加害方没有违反环境标准，但却造成了公民生命健康的损害（行为虽未违反环境标准，但却造成了公民生命健康的损害，仍然是有过错的，对此后文有论述），可减轻责任，但须承担人身损失赔偿责任，对其他财产损失则免于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证实环境民事侵权加害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存在何种过错，既不可行又无必要。而实行主观无过错责任，一方面可以减轻法官的审判负担，使诉讼得以顺利进行，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避免法官恣意擅断，同时也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环境民事侵权实行主观无过错责任还可以避免不适当地开脱加害人责任，使受害人利益得到保护。因此，环境民事侵权应实行主观无过错责任，采用客观过错归则原则。
二、关于环境民事侵权过错标准
违反了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排污行为是违法行为，构成过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遵守了污染物排放标准，就一定是没有任何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了吗？笔者以为不然，遵守了排放标准只能说明行政法规上属于合法行为，不受行政法的制裁，并不能因此免除对民事主体承担的责任。
侵权民事责任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过错为必要条件，而是否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则是衡量过错的标准。而注意义务最通用的标准是“善良家父”，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的行为标准。实践中，虽然一些企业是达标排污的，但客观上造成群众生命健康损害。对于这些损害，企业往往没有尽到“善良家父”的注意义务。因为对生命健康的损害，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产生严重损害后果以前，会有一些迹象显露出来的。如果企业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是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害后果产生的。但他们通常以达标为借口，不去注意他人的死活。因此客观行为虽然符合环境标准，但没有尽到“善良家父”应注意的义务，造成了他人生命健康的损害，也是有过错的，也要承担责任。
[关键词]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 归责原则 国际实践 求偿途径
随着人类对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广度及其强度不断提高，跨界环境损害事件也越来越频繁，它的危害性也日益突显，基于跨境环境损害的破坏性后果和发生的密集性，笔者认为，研究跨境环境损害责任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定义
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界定有人认为 ，国际法虽然没有规定跨界环境损害行为的归咎原则，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的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相继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环境宣言》以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等，都严格规定环境保护的国际原则和标准。并认为，对于国家构成的跨界环境损害行为，应承担国家责任，这体现了国际法的公平原则，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按照国际法严格的规定追究行为国的国家责任。
笔者认为，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是以违背不损害国外环境的义务和私人活动归责于国家为构成要件，指国家为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私人活动所造成的损害他国环境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
二、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
目前跨国界环境损害的发生，除了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之外，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而造成的跨界损害时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原则也为当前的国际社会所承认，并将其纳入到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的法律原则当中。
严格责任首先起源于国内民事交往的过程中，而后应用到国际法领域的。严格责任是指在没有考虑一国主观故意或过失的情形下，对其行为引起的损害性后果依然担负的责任大量国际实践及国际法学者的学说表明，跨境损害的国家责任是以严格责任为其归责原则的。
三、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国际实践
国际上关于跨界环境损害国家承担责任的案例还不是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特雷尔冶炼厂案。特雷尔冶炼厂案对国际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案为此后的跨界环境损害事件开创可借鉴的典范。此外，发生于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也是一起典型的跨界环境损害事件，中国政府对俄罗斯诚挚的道歉以及积极的救援与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责任。
1.特雷尔冶炼厂案
特雷尔是北美最大、位于英属加拿大哥伦比亚的一家私人冶炼厂。由于该厂提炼的矿物质中含有硫磺，烟雾喷入大气层中生成二氧化硫，大量二氧化硫气体向南越过美国加拿大边界，在华盛顿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多年来，美国华盛顿的私人层次向加拿大索赔，但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自1927年起美、加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将该问题交给两国的边境问题委员会解决。最终裁定:任何国家无权如此使用其领土，以致其污染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或其领土上的财产和生命造成损害，如果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严重且其损害被确凿的证据所证实。仲裁庭根据仲裁协议和国际法指出，加拿大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应对这个冶炼厂的活动负责，加拿大也有义务制止造成的损害。
2.松花江水污染事故
2005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事故发生后，监测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致使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而松花江又将流入黑龙江，受污染水体流入俄罗斯境内造成了污染。面对给他国造成的环境污染，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积极同俄方合作，努力将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充分表明了我国愿意承担跨界环境损害事故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松花江跨界环境损害事件也是现代国际环境领域国家承担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求偿
1.外交途径求偿
外交途径可能是跨界环境损害国际求偿的主要途径，是一种回避法律责任问题争端的解决方式。它的形式主要有谈判与协商、调停、调解等。谈判和协商是当事国双方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为灵活、迅速和节约成本的办法。
2.国际仲裁途径求偿
在当今国际社会，选择仲裁是一条可行的途径。所谓仲裁，就是当事国根据协议，把争端交给它们自行选择的仲裁员处理，并相互约定遵守其裁决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在国际求偿的实践中，通常有两种仲裁途径:一是通过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仲裁来实现国际求偿;另一种是就某一事项组成临时的仲裁机构来实现国际求偿，如国际实践中的求偿委员会或者求偿法庭。
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诉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和法国诉西班牙的兰诺克斯湖污染案都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
3.国际司法途径求偿
国际司法是指通过国际性的法院或法庭，根据国际法的规则，以判决来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的方法，其判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可受理国际环境诉讼的法院或法庭主要有联合国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此外，欧洲法院可受理欧盟成员国提起的环境诉讼。
在跨界环境损害领域，国家责任是不可缺少的责任承担方式，只要各国本着履行环境义务的精神，积极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不断完善国际环境立法、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建立合理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环境问题就可以逐步缓解，国家对跨界环境损害事故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也必将有利于解决该类事故，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淑英.国际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33.
[2]林灿铃.国际环境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0.
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将同属于第二类环境问题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截然割裂开,分别采取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责任进行处理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环境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欠缺科学性,而且还不利于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以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目的。近年来,当我们翘首以待《侵权责任法》能科学构建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时,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却令人失望!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依然沿袭《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继续无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固守传统“二分法”的做法,其实质是原地踏步,毫无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件的分析,反思我国现行立法在构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探寻我国司法实践适用现行立法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法官断案:是固守现行立法,还是造法创新?
2007年4月9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吴高斌、杨正平等与刘国权、汤昌华等环境侵权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虽然及时解决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本案受害人也在经历了一审、二审的维权历程之后,获得了民事救济,[3]但是,该案的判决理由却不得不令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一起因煤矿开采引起的水资源破坏纠纷案件。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4组村民以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高斌煤矿业主吴高斌、高平煤矿业主杨正平等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在一审诉讼中,原告认为原告所在地所发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当地水资源流失严重等现象,是由于被告开设煤矿矿井后的采煤行为所致,因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调查,在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由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每人3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0元,其他诉讼费25350元,共计42110元”,由四被告承担的一审判决。[4]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人均不服(2006)梁平县人民法院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以损害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等为上诉理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受理了此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二审诉讼中,二审法院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终因双方争执较大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二审法院最终于2007年4月9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5]
(二)法官造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
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科学地对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充分发挥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迅速救济了受害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突破了我国现行立法仅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作为特殊侵权案件的缺陷,将法学界成熟的环境侵权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堪称积极学习法学新理论、灵活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结合、积极救济受害人的司法实践典范。
1.明确案件性质是环境侵权
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首先明确了案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前提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具体而言,在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对本案性质进行了判断,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采煤后,煤炭矿层遭到破坏,原告赖以生存的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导致原告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属于因水资源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诉讼”,在此基础上,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审法院最后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开采行为与水资源受到破坏无关,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由而判决被告败诉。在二审审理中,二审法院继续坚持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是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判断,在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在因果关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构成环境侵权,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突破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创新造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4条的规定,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等,只有“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才被作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破坏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只能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且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举证。显然,这样对遭受因具有复杂性、渐进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是很难获得救济的。
为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如前所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01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八章的规定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立法规定,固守“环境污染责任”的传统规定,在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在第66条中规定只有在“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污染者”才“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沿袭,虽然该条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有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由于针对“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引起的司法实践的困惑,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早在1991年已通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进行了解决;[8]而((侵权责任法》第“条的规定,也只是对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的照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规定的缺陷。
论文关键词 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各种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严重侵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给环境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其中备受关注的康菲公司漏油事件便是一起典型事件。目前主要依靠民法、行政法的责任规制虽然可以弥补受害人的伤害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遏制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企业只要所获取的利润高于付出成本，这些规制便显得毫无意义。因此，为了切实保护环境利益，加强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除却散见于单行环境法律中的刑事责任规定，我国1997年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专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保留1979年旧刑法中4个罪名的基础上，用9个条文集中规定了14种具体环境犯罪；此外分则其它章节还有投放危险物质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其它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犯罪；在后来的刑法修正案中，也对所做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而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更是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犯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一、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的简析
（一）犯罪构成的变化
新修订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同原法条相比，在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有了重大调整。
1.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刑法所保护、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现法条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原有的法条以保护人身、财产利益为主，附带的保护环境利益，而现在却确定了对环境的直接保护，将环境利益作为重点保护对象。此处，体现了刑法价值取向的变化，即更加注重社会保障机能的展开，将保护生态利益作为立法的主要目的。这意味着仅仅造成环境资源受损，无需同时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失便可入罪，这大大降低了环境刑法的入罪门槛。这样，对于那些仅有环境利益受损，但没有或暂无相应的人身损害或公私财产损失的污染行为均可进行刑事制裁。
2.客观要件。客观要件指刑法规定构成犯罪行为客观方面必须具备的特征，主要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本罪中，一方面扩大了保护范围，即行为人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不论场所在哪，只要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均可能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另一方面扩大了“污染物质”范围，即只要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就可构成本罪，而不再要求是“危险物质”。故而相比于原来的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有害物质的范围显然扩大了很多。
（二）积极意义
1.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可以认为是人权发展第三个时期的主要内容。环境权即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进一步还包括生态环境利益本身，即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因此，在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本罪加入了对于生态环境利益本身的保护，无疑有利于保护更加广阔的人类环境权利。
2.本罪的三处修改，扩展了保护环境的范围，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降低了入罪门槛，显著前移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时机，更加强化刑法的保障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这使得本罪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刑事诉讼定刑难的困境。
（三）不足之处
1.“有害物质”包括哪些种类不明确。应当像《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对危险废物的详细界定一样，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单行规章，使之在司法过程中更加明确。
2.“严重污染环境”应当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出台的《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及构成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后果特别严重”做了具体规定。因此，在法律法规尚无对“严重污染环境”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新的解释出台之前，此规定应该可以继续适用。然而，对于那些单独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却十分困难。因为这些重大的环境污染行为往往发生在无人区域或其损害后果在短时间内无法显现而给认定造成很大的障碍。
3.犯罪的名称需重新确立。由于本修正案将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故而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便显得名不副实。
二、对现行刑法存在缺陷的探讨
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四十六条的简略分析，我认为与国外的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需求相比，现行刑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我们进一步完善。
（一）规定的罪名应当增加
1997年刑法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犯罪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共有14种具体环境犯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这比起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4个罪名，已大为扩展。然而，仍有许多实践中常发罪行并未得到有效规制，比如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并未涉及滩涂、湿地、草原等，而且对噪声污染、光污染、水土流失等普遍现象也未作规定。
（二）危险犯应当纳入规制对象
《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危害结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但究其根本，仍然以造成实害为定罪标准。而现实中存有大量严重污染破坏环境事件的危害结果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比如那些因采矿、挖掘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一般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显现。倘若根据刑法规定，待危害后果出现才去惩治，那么主要证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流失；如若出现类似于人员伤亡、物种灭绝等危害后果，则几乎不可能被化解。在国外的刑事法律中已有危险犯、甚至行为犯的立法，比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2条规定：由于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并对公众生命和健康造成危险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的罚金。
（三）财产刑的适用需不断扩大
目前，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破坏事件往往是企业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所致，若完善财产刑，特别是罚金的适用，便可使公众事先预料自己的行为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环境污染破坏方面的犯罪，往往以过失犯罪为主，相比适用人身属性强的自由刑，罚金刑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国外大量的立法亦是如此，比如，美国的《清洁水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日罚金额为5千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美国的《资源保护法》第5条规定：“任何人违反第4条（1）、（2）、（3）、（4）、（5）、（6）或（7）之规定，故意运输、处理、贮存、处置或出口危险废弃物，并且同时知道其行为使他人隐于濒于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危险之中的，在定罪的基础上，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上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或者并处。如果被告是组织，在定罪的基础上，应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罚金。”
三、争论问题的探究
（一）严格责任归责原则是否应当确立
严格责任最早出现在民法的私权救济领域，目的是为了保护弱者的权益。有些人认为现代生产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而证明环境犯罪主观罪责往往又比其他刑事犯罪更为困难，这使得惩治环境犯罪面临困境，从而提出了严格责任的理论。我认为严格责任理论打破了传统刑法“无罪过即无犯罪”的理论。刑法作为最后且最严厉的保障措施，应当具有其谦抑性，对当事人的处罚也应当慎之又慎。适用严格责任，当然会加大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但也极易造成滥用，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目前只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规定为过失归责原则，其它法条多为故意归责。我认为首先应当确立以过失归责为主，间接故意为辅的归责原则，而不宜立刻引入严格责任。在面对一些重大的企业污染事件时，可以降低对过失的要求，只要某一行为满足了对过失的最低限度要求，即可构罪。但最低限度如何规定，则需要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阐明。
（二）是否应当进行特别立法
目前许多人主张环境犯罪应进行特别立法，理由如下：环境犯罪无论是在构成要件拟制还是在证据规则设计方面均具专业性和特殊性，将环境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统一编撰进行特别立法，既可以对环境犯罪给予个别化的严厉处置，又能满足立法技术的考量，即可以圆满解决环境刑法中突兀的因果关系推定、严格责任、特殊追诉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但是我国的刑事立法目前还处于完善阶段，保证刑法典体系的完整性十分重要，不应进行单独立法。我认为，可以改变现行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体系的建置模式，将环境犯罪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