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元贬值 对外贸易 外汇 影响
2002年以来一直强势的美元开始了下跌，2007年又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以及欧元崛起的威胁、美国债务缠身和全球美元储备过剩问题的困扰，美元实行贬值来调节美国经济并期望给美国带来收益。美元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是错综复杂的。
美元贬值直接影响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走之路。而美元贬值下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是避免不了的，对于中国，我们应该以实物储备代替货币储备，加大科技投入，实践证明，这是应对危机的最好选择。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国际的经济环境会不断地随着美元贬值而变化，我国的出口与进口贸易必须做好积极的面对风险的准备，以此在未来的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中不断地通过监控来规避风险，做到准备好一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元贬值的压力。
一、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我国扩大进口。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余额巨大，是近几年被人们诟病最多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元贬值的影响下，顺差开始减少，进口开始增加，进出口趋于平衡。这样就减少了因外汇收入大增而投放人民币的对冲压力，减少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
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美元贬值幅度的情况下，美元汇率贬值会使我国进口的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这样，对于广大居民而言，消费进口产品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如果其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
2.有利于我国改善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即随着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获取贸易利益空间大小的重要指标，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美元贬值引起的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上升，将使出口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状况有所缓解，会对那些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和产品具有挤出效应，一定程度地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
3.有利于促进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美元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表面上看，会提高出口成本，减少出口。实际上美元贬值后，同样美元价格的设备转换成人民币要少得多，引进投资品的成本变得相对低廉，同样的专利技术、同样的先进设备，却只需支付相对低廉的成本，这将大大调动企业引进先进设备、购买新技术专利的积极性，最终将会加快我国技术更新的速度，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美元贬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有利于对吸引外资，扩大外资利用额度。随着美元持续贬值，预料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对外资而言，美元贬值后，中国仍是国际资本较佳的投资场；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随美元贬值而不断加大，造成的结果是资本外逃减少，内流增加。扩大利用外资额度，增强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因此美元贬值可以促进外资流入中国。
（二）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的消极影响
1.减缓出口贸易，延缓经济发展速度。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在受到次贷危机冲击之后的美国，其购买力削弱，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购买力，因此显然不会继续大量从中国进口。虽然我国的贸易伙伴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和东欧等少数国家，扩展到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对外贸易集中度过高，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此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受冲击最严重。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消费信贷方面的投放也开始紧缩，因此必然会出现信用紧缩、消费放缓的现象。同时金融危机使企业财富缩水，企业投资需求自主增长动力不足，因而导致这些国家的有效需求减少，进口自然下降。而且伴随着欧债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影响，欧元也持续走软，其进口必然会缩小，我国向欧洲国家的进口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2.外汇储备损失，加大偿还外债风险。近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量不断增加，美元贬值给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带来风险。美元贬值，加大了人民币是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带给外汇储备的结果就是贬值。
由于各国央行的金融操作主要采用美元，各大国的外汇储备也主要是美元资产。截至2012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31万亿美元，其中约有2/3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这种不合理的币种结构使得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蕴藏着较大的汇率风险。而不论是美国国债价值下跌或是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会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的资产实际购买力下降，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可能造成的我国资产的重大损失。美元贬值将是中长期趋势，中国的三万多亿外储，仍将行走在严重缩水的通道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出口带来GDP不断增加、外汇规模不断扩大，但外储实际价值不增反退或增长缓慢，导致GDP也因美元的贬值而实际价值缩水的局面。
3.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次贷危机已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上升。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速下滑。企业销售下降、利润现将、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这势必加剧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利用形形的贸易保护手段保护国内市场。目前，美国、欧盟等和我国的贸易摩擦方式开始从反倾销等传统领域向反补贴、安全标准和技术壁垒等新形式转变。这些国家开始对我国频繁使用技术性、标准型、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
由于美元贬值造成的对外出口下降，我国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地区，这对这些贸易大国起到冲击作用。美元大幅度对欧元贬值，无疑将会加剧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我国已成为涉及反倾销案件最多的国家，欧洲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数已占到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1/4左右，这与美元持续贬值不无关系。
二、我国应对美元贬值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应对美元贬值的对策分析
1.调整出口结构，实施多元化战略。首先要保持外贸稳定的增长，保持现在外贸各项政策的基本稳定。再者就是要调整结构，正是由于我国出口结构的不合理，以及我国对美国出口的高依赖性，所以我国出口才会对美元贬值带来的影响有所反映。最后是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实现出口产品及劳动力的世界需求向国内转移，只有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循环经济、以进出口贸易为辅助的二元经济结构才是长远之计。
2.适度增加进口比重，促进贸易平衡。美元贬值，如果顺差数额越大，我们的风险就越大。此外贸易不平衡还会引发国际争端。所以我们在稳定出口的同时，要继续鼓励进口，包括先进的技术、关键的装备、重要的原材料，也要进口一些有市场、有需求的消费品，这样使我们和一些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国的贸易会更趋平衡。我们还要搭建一些平台，让更多的欠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到中国来开展贸易业务。
3.保持汇率基本稳定，调整外汇结构。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对我国来说是当前美元贬值形势下的最好的选择。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不是不允许汇率浮动。完善汇率机制的核心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渐进式地放弃实际盯住美元的现行汇率制度，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取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国际收支状况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渐进式开放，要参照世界各国经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步骤，以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地推进，恰当把握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节奏和灵活度。未来需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确定我国的基准利率，推进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进程。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国债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基准的功能，为投资者提供无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和对冲工具，通过国债市场的稳步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与市场信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密切关注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效应，有效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完善。
4.积极应对国际环境，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应对国际环境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可以有效的应对美元贬值，其具体的实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大内需，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第二，认清美元贬值趋势，争取国际合作敦促美元减缓贬值速度。第三，密切关注资金动向，防范金融风险。第四，提高参与国际定价和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第五，积极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二）企业应对美元贬值的对策分析
1.逐步提高产品报价，减小汇率损失。无锡市外贸企业和国外客商签订的订单通常是以季单为主的长单，和国外采购商签约时，无法对外汇的波动作出很精准的考量，遭受汇兑损失在所难免。以往，大多数出口商总是不敢提价，非常被动，而目前外贸企业的心态大多从“不敢涨”到“不得不涨”，通过谈判，大多数企业纷纷采用提高报价的措施，和国外老客户达成一致，报价小幅上涨5-10%，对于老客户，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战术让采购商平摊一部分风险，既顾及到采购商的承受心理，又让自己的企业不至于蒙受太多损失，对于新客户，则采用一次性加价到他的心理价位。
2.采用人民币报价或远期结汇等手段，对冲汇率损失。在汇率波动压力面前，外贸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一些企业与国外客商协商以人民币报价或结算，规避汇率风险，出口企业在贸易业务中以人民币计价并通过银行跨境以人民币收付的结算方式，从外贸操作层面说，将进出口所带来的成本与收入提前锁定，无需考虑交易时的汇率风险，并节省了外币汇入汇出、结售汇等手续所衍生的费用，大大节省人力与资金成本，一举多得。截至2012年10月底，无锡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7家已经共为企业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付款业务43笔业务，金额共计3.2亿人民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呈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另外一些外贸公司则采用锁定汇率或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同等方法来结汇，对冲汇兑损失，把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风险控制到最低水平。
3.企业苦练内功，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针对目前国际国内的通胀形势，大多数外贸企业仍能抱以冷静的态度，泰然处之，积极寻求各类方法，寻求突破。外贸企业在当下国际贸易弈中，谋求转型的意愿十分强烈，一致认为还是要必须练好自己的本领，增强自己话语权，而话语权的背后，就是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的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管理能力，变粗放管理模式为精细管理模式，降低营运成本，成本就是利润，也是竞争力，要真正下大力气推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下大力气推进国际品牌建设，积极搭建境外营销网络建设，生产环节逐渐向“微笑曲线”两端衍生，要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4.支持企业“走出去”，带动出口不断恢复。适当扩大海外能源资源投资规模，加大对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支持力度，鼓励我国有竞争力的企业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和原材料出口。
三、结语
美元贬值对于全球经济来说都是威胁，经济与贸易失衡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美国的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也随着美元的贬值显现出来。中国进出口企业要想在如今美元贬值对我国外贸严峻考验的形势下立足长存，就必须认识到近几年来中国外贸的长期顺差对中国外贸的影响，以及中国进出口企业长期以来的不合理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对于美元贬值带对我国外贸带来的影响，中国进出口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引导这些企业的政府，前面的路也是非常艰难的。
参考文献
[1]时寒冰.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财经科学，2008，（12）：24.
[2]陈月生.美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广西社会科学，2008，（12）：74-77.
[3]谢栋铭.经济复苏左右美元.国际经融报，2010，（3）：107-108.
[4]易宪容.当前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多输”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10，（3）：83.
一、无形资产评估传统方法评析
在无形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下面对这三种方法进行评析并对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成本(即最开始购置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简单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购进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需的支出费用)作为推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依据。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评估无形资产时，按被估资产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重置价)减去应扣减损耗及贬值，或乘以成新率来确定被估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实际运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历史成本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成本法的适用场合是以摊销为目的的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相对于有形资产来说，无形资产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等特点，因此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重置成本来评估无形资产现值是不合理的。二是无形资产的成新率很难确定。三是大多数无形资产常常存在着开发成本高而应用前景差或开发成本低而应用前景好的现象。对这样的无形资产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合适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资产未来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值。不论是收益现值法还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发点均是将所预计的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为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用此法时基本上不用考虑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克服了无形资产历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从理论上讲，收益法以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为基本依据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评估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它克服了无形资产成本的弱对应性和虚拟性特点给成本法使用带来的不便，对于成本和收益相关性差的无形资产也能评估。第四，采用这种方法会使评估者站在买者(或受让方)的角度来确定各项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对无形资产的接受方比较有利。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存在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收益法运用中评估者需要对收益额、折现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标做出预测，预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随意性。评估者对这些参数预测的主观态度都将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三）市价法。市价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无形资产作为参照物，并根据它们的交易条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使用权转让次数，综合分析调整，来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的方法。市价法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估无形资产相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搜集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运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存在充分发育而且很活跃的市场。再者，由于无形资产垄断性强、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关信息资料十分困难，在市场上难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评估参照物，有时甚至是
不可操作的，现行市价法的局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法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的运用。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新方法
传统的方法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绍几种新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复合成本法、生存曲线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现值法。
（一）复合成本法在评估无形资产中的应用。所谓复合成本法，就是在评估一项无形资产时，不仅考虑其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还要考虑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效用函数/稀缺系数）×100％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知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劳动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1）劳动量。无形资产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论上讲应当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最小劳动量。未获得成功的无形资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则不能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劳动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才最容易成功，价值得到认可。不过最小劳动量在确定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务中应当尽评估师所能，多收集资料，筛选对比后选出最小劳动量使用。也可以用历史成本或传统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为劳动量在无形资产价值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数。无形资产的效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效用和生活资料效用。生产资料效用的测量标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效用对劳动量起着约定作用。效用系数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数越大表明效用越大。无形资产效用系数的确定可参考专家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建议按其作用的大小确定，专家如果认为使用一项无形资产可提高产量100倍，则可将效用系数定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数。稀缺度指的是无形资产的稀缺状况以及市场上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通常用稀缺系数表示。在理论上稀缺系数存在0的值，但是当其为0时实际意义及不大，所以我们将稀缺系数定在0.01至1的范围之内。而1则代表着供求平衡时的稀缺系数。系数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复合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无形资产价格和成本背离的现象，在评估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虑了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生存曲线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生存曲线法主要用来预测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时间。所有系统，都会随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终失效。而失效的时间往往是一个随机变量。生存模型就是以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状态(生命状态)为研究对象的，视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为随机变量，用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函数(生存分布)去描述，对生存分布函数进行统计处理从而预计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
采用生存曲线法预计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六个主要步骤：第一，收集生存数据。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样本进行观测，所有观测点由存活的初始状态转变为死亡状态后试验终止。另外，我们还可以观测市场上同类无形资产的生存、死亡情况来收集生存数据。第二，数据的初步分析，绘制数据图以获取模型选择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选择，即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去拟合生存数据。第四，参数估计。第五，模型检验。第六，求出无形资产的期望剩余寿命。
（三）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即历史成本双折现及超额收益现值法，是指在无形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折现值，加上其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和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减去应扣损耗或贬值，来确定被评估无形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适用于一切易于获取历史数据的无形资产的评估，重置成本可以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对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的评估，该评估方法也是适合的。当涉及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转让和许可权时，该评估方法是不适宜的，因为其评估的结果不易为交易双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双折现法的计算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值=历史成本折现值＋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历史成本折现值，即无形资产的历史折现至评估日的值。当评估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易于获取时，可根据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复利率折现为评估日的数据；如果评估日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不易或不能获得时，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过程中价值积累，即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投入积累。（3）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磨损贬值，它是指资产在使用或闲置中因磨损、变形、老化等造成实体性陈旧而引起的贬值。（4）功能性贬值，也称无形磨损贬值，它是由于技术进步出现性能优越的新的无形资产，使原有的无形资产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价值而造成的贬值。（5）经济性贬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与同性质资产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市场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供应的变化、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无形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贬值。（6）预期超额收益现值。如果至评估日，无形资产才开始出现，则公式中除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均为零．这时该评估方法与现行的三种评估方法中的收益现值法等价。
（四）成本收益现值法。成本收益现值法，就是考查评估基准日以前评估对象所费成本，并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将此成本调整为评估基准日时的价值(现值)作为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一部分；评估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各年销售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提成率，其提成额除税后作为评估对象带来各年收益，再通过折现求和计算所得的结果，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由上述可见，该方法同时考虑重置成本标准和收益现值两种标准，它比单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现值标准全面，该方法适用于商标所有权价值的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V评估值；C评估对象成本现值；α企业各年的销售额；β所得税率；r折现率；m评估对象经济寿命期分界段。
美元“跌跌不休”
虽然进入2011年以后美元得到了不少利多因素的刺激，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糟糕的财政状况令欧债危机再显恶化并给欧元形成强大反压，从而使美元在避险情绪的引领下调头向上，或者日本强震引致日元巨挫而令美元疯狂发飙，但每一次美元的亢奋与激昂却都是那么的短暂和经不起考验。除了1月10日美元指数受到美国国内失业率下降的良好数据影响而重新回到81.31位置外，美元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再也没有更好的表现，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由落体。资料表明，自今年年初至今，美元年内最大跌幅已扩大至9.3%，目前美元指数已经跌破74，创下自2008年8月以来的新低。
美元的贬值带来了其他非美货币的大幅“被升值”。在欧洲，欧元从2011年5月的1.33兑1美元开始一路跃升至1.46，以致创出2009年12月以来的新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市场的另一个重要货币瑞士法郎低至0.88兑1美元的位置，创下其问世以来的历史新高。在澳洲，澳元兑美元几乎形成了锐不可当之势，其汇率已上行1.0772美元的29年高点。在亚洲，日元兑美元从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升值5.3％，并曾一度升至76比1这一“二战”后的最高水平。除了日元，亚洲其他国家货币也大幅持续升值，其中韩元兑美元汇率触及2008年8月末以来的最高点，新加坡元触及历史新高，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14年高点，印尼卢比也触及7年高点。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突破6.5，创下自中国央行重启汇改以来的新高。在美洲，巴西雷亚尔成为了与美元相衬的全球最强势的货币之一，仅在今年3月一个月的时间中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就上涨6.4%，逼近12年的最高点。
从技术形态上看，美元在跌破74.18低位后，还会惯性下挫，下一个目标位是2008年3月创下的历史低点70.68这一心理关隘。虽然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动荡、欧洲债务危机等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或许会限制美元进一步走低的空间，但是，只要未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改变，美元势必不会摆脱疲弱的格局。
与宏观经济背离
从理论上看，一国货币的市场表现应当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保持正相关。但观察发现，尽管自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态势，特别是最为敏感的失业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诸多靓丽的数据却并没有形成对美元的强力支撑，美元走势与经济基本面发生了背道而驰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利差的扩大引发国际资金的套利活动，从而令美元饱受压力。基于对通货膨胀的忧虑，新兴市场国家和欧元区、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出台提高利率等收紧银根政策，但在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发生逆转的同时，美联储不仅依然维持0至0.25的最低历史基准利率，而且仍固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与其他非美货币的息差呈不断扩大趋势，而在美元事实上已经晋升为新的套利交易工具的金融生态中，投资人纷纷借入廉价的美元资金用来投资高息国家的股票、货币和债券等资产，这种套利行为所驱动的美国本土资金外流必然反复构成对美元的压力。
其次，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增加，削弱了美元的避险价值。尽管由于货币政策退出进程的时间差引发了套利资金在美元与主要非美货币之间的再配置，然而，欧美两大经济体逐步重回正轨对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的共同提振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传统的避险货币，美元在当前自然缺乏吸引力。
再次，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成为了压制美元的重要力量。美国财政赤字对美元的压制作用一直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标准普尔公司不久前将美国长期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这是标普自70年前开始对美国信用进行评级以来首次将其前景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其对美元构成的打击可想而知。分析人士称，过于宽松的货币使得投资者对于美元的价值判断不断受到侵蚀，高企的债务也对美元债务的安全性、甚至美元国际地位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市场对美元地位的这种担忧无疑将成为美元走弱的长期因素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从战略设计的角度考虑，美元的贬值也是美国政府乐见其成的一件事情――美元贬值所彰显出的是美国政府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运用的策略与战略。除了通过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进而拉动国内就业外，美国还可以借助于美元的缩水在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达到撇除债务的目的。资料表明，目前美国累积债务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逼近其GDP的95%。一般而言，解决债务危机的正常途径是增收节支，实现财政盈余。然而，按照美国目前庞大的财政缺口，需要其财政调整幅度达到美国GDP的14%，这就意味着美国目前的所有税率都要翻番，而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在财政增收途经自我消化债务被封死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只能将大量印刷钞票作为还债的最重要手段。有美国学者测算，美国只要保持4年6%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国现有的政府债务率就能从目前90%以上的状态降到20%的水平。
一场货币“瘟疫”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的那句名言生动地概括了时下美元贬值所形成的冷热相煎的局面。不错，在美国经济酣畅淋漓地从美元贬值中全方位获益的同时，全球经济因此承受的磨难甚至灾难在不断放大，特别是对于目前仍处于复苏状态的世界经济而言，美元的贬值势必引发其方向性选择的错乱。
全球外汇储备大幅缩水是美元贬值可视性最强的结果。资料显示，目前外国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高达5万多亿美元，美元贬值将使各国蒙受巨大的损失。有美国学者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40年前某个国家通过对美国出口得到了35亿美元，那么当时它能从美国换取1亿盎司黄金，但如果它把这些美元一直作为外汇储备储存着，现在只能购买0.03亿盎司黄金，质言之，那些相当于0.97亿盎司黄金的价值被后来的美元贬值所稀释。由于未来美元贬值更多地以实物形态呈现出来，同时汇率形态的贬值也成为常态，因此，各国外汇储备未来的缩水程度和频率将大大超乎从前。
国际金融市场因为美元贬值而发生剧烈波动是各国汇管当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汇率形成、债券发行、金融资产定价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美元的持续贬值和波动频繁，首先会直接导致外汇市场交易增加和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关系的频繁调整，从而引致外汇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会造成美元计价资产与其他币种计价资产相对价值的变化，投资者将因此对不同币种计价资产价值和收益率进行重估，并相应地调整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从而导致金融投机交易增加和资金的无序流动，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资本高度流动、金融市场高度连通，抛售弱币、抢购强币等各种投机攻击如今几乎可以同时发生，尤其是对冲基金的攻击不但为自身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还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诱导作用，吸引更多的公众加入到投机风潮中，客观上加剧了投机冲击的力度，导致汇率市场大幅波动。
通货膨胀的全球性传递是美元贬值衍生出的灾难性后果，新兴国家可能成为美元贬值的最大受害者。一方面，从美国溢出的大量资金将流向新兴经济体寻找投资洼地，从而推升新兴经济体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滋生经济泡沫。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泡沫累积的同时，美元贬值所形成的本币持续升值还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带来较大冲击，尤其是当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传递到企业最终出口产品身上时，新兴市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然受到致命的钳制和弱化，在普遍缺乏内需支撑力的前提下，新兴市场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可能因此而打断。
“美元危机”是个伪命题
踏上“熊”途的美元在未来还将继续走软，许多人由此认为“强势美元”已经死亡。笔者并不认同这种推断。
按照更为广义的理论，经济增长在长期决定了一国货币的软硬程度，其内在背景是，国家经济增长快，则产出能力提高，货币所对应的物质准备增加，因而币值走强。资料显示，美国经济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复苏，美国商务部由此将2010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年化增长率的最终值从2.8%向上修正至3.1%；无独有偶，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1.6万人，创下2010年5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同时，作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判指标，美国企业的商业信心也格外乐观。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一项针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管的调查结果显示，68%的制造业高管认为未来12个月里美国商业活动水平会有所提高。显然，这些不断改善的经济基本面构成了对美元的有力支撑并成为阻止美元下落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无形资产评估；成本途径；探讨
一、无形资产成本特性
1.不完整性
与购建有形资产相关的各项费用包括资金成本（利息）、资本化、计入有形资产原始成本，但是，在无形资产形成时，与购建无形资产相关的各项费用是否计入无形资产成本，是以费用支出资本化为条件的。一般而言，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研制开发新产品和广告、市场推广等的费用支出并不是资本化的，而是从当期生产经营费用中列支的，这样就使科研成果，如专利技术或非专利技术和商标的账面成本远远低于实际成本，有时账面成本甚至是零，自创的商誉甚至不能够入账，这样就会使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的账面成本是不完整的，并且会有大量账外无形资产的存在。另外，即使按国家规定进行费用支出资本化的无形资产的成本核算一般也是不完整的，因为知识资产的创立具有特殊性，大量间接费用如人员培训费等，仍然没有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补偿的。
2.弱对应性
知识资产的创建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艺生产开发等漫长过程，成果的出现带有较大的随机性、偶然性和关联性。有形资产形成时，一笔支出发生了，可以直接计入或通过一定会计核算方法分摊入某项有形资产的成本，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在无形资产创建时，一笔支出发生了，未必能形成无形资产；当形成无形资产时，某项支出具体受益的又是哪项在研制的无形资产，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某项无形资产可能是在一系列失败之后偶然产生的；每一项无形资产都是建立在之前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的研究可能产生不止一项，而是一系列的无形资产。这些支出如何合理分摊是很困难的。因此，对无形资产的成本费用一一对应计算是不现实的。
3.虚拟性
由于无形资产的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的特点，因此无形资产的成本往往是相对的。特别是一些无形资产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外在形式的含义，这种无形资产的成本只具有象征意义了。如商标，核算其成本包括设计费、注册费用、广告费用、保护费用等，而决定其价值的是商标能够带来的超额收益。
二、无形资产评估中成本法的应用
1.自创无形资产重置成本的估算
自创的无形资产一般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此不存在市场交易价格，主要采用物价指数法、重置核算法和市价调整法求取其重置成本。
（1）物价指数法
如果自创的无形资产有账面成本，可以通过物价指数来调整其重置成本。由于无形资产的类别物价指数或个别物价指数很难求得，因此在选用物价指数上，一般选择用以下几种指数代替：
①通货膨胀指数。在使用物价指数法进行资产评估时，―般是不能使用通货膨胀指数的，因为它是多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指数，与被评估的这一种或这一类资产的价格变化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由于无形资产的成本形成比较复杂，找不到相应的类别或个别物价指数，所以有时可以用通货膨胀指数代替，即选用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指数。
②生活资料物价指数（CPl）。当无形资产的形成成本主要由工资、福利费等项目组成时，其与生活资料价格变化相关度较高，可以选用生活资料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③生产资料物价指数（PPI）。当无形资产的形成成本主要由材料等生产资料成本组成时，其与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相艾度比较高，可以选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2）重置核算法
重置核算法是按照该项无形资产实际发生的材料、工时消耗量，按照现行价格和实际耗用标准对其进行估算的。即：
无形资产支出成本=物质资料实际耗费量×现行价格十实耗工时×现行费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消耗量不是按照现行消耗量而是按照实际消耗量计算的。这是因为：①无形资产是具有创造性的，一般无法模拟现有条件进行复制消耗量来估算重置成本；②无形资产的技术进步非常明显，如果按模拟现有条件下的复制消耗量来估价重置成本，必然影响到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态的补偿，从而影响知识资产的创制。
（3）市价调整法
如果市场上有与被评估的无形资产相类似的无形资产出售，可以按照无形资产市场售价确定，或按照市场售价的一般成本售价比率确定，即由类似无形资产的市场售价折算成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有市价的差异主要是研制无形资产的利润和税金两项。自创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不包括研制无形资产的利润和税金，而市价中包括这两项。无形资产成本与市价比率可以根据被评估无形资产所有者的几项有代表性的无形资产的自制成本与市场售价的加权平均比率确定，也可以根据同类无形资产的销售利润率的比率确定。
2.外购无形资产重置成本的估算
外购无形资产一般都有购置费用的原始记录，可以据此调整，或参考现行交易价格，评估相对交易。
3.无形资产成新率的估算
影响无形资产成新率的因素是无形资产的贬值（损耗）。因为无形资产本身没有实体形态，因此不存在实体性贬值，只存在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功能性贬值是指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使得拥有无形资产的主体的垄断性减弱，降低了其获取垄断利润的能力从而导致的贬值。经济性贬值是指由于使用无形资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无形资产的应用受到限制，甚至禁止，从而导致的贬值。
（1）专家鉴定法。专家鉴定法的本质即前文所述观察法，是邀请安关领域的专家，对被评估的无形资产的先进性、适用性进行鉴定，从而确定其成新率的方法。
（2）使用年限法。使用年限法又称剩余经济寿命预测法，其本质是由评估人员通过对无形资产剩余经济寿命的预测和判断，结合该无形资产的已使用年限，从而确定其成新率的方法。
参考文献：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四、日本亚太发展战略及其面临的障碍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版权所有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高辉清.人民币应该贬值吗？[J].中国经济信息，2001,(23).
[2]远东经济敏感格局[J].经济展望，2001,(12).
[3]何力.改变亚洲格局[J].智囊，2001,(12).
[4]陆来.重新认识货币区[J].当代经济科学，2001,(6).
[关键词] 汇率的估价调整 全球经济不平衡 货币单边主义 全球金融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24-06
美国货币单边主义的表现――汇率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
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3年底达到531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4.9％，2005年底达到6％。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两个来源：政府支出超过税收、进口的商品和劳务超过出口，称为“双赤字”。可以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危及经常项目可持续的临界点。调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成为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共识。调整的途径有两方面：第一，削减政府支出和减少消费；第二，美元贬值以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尽管美国国内外专家都认为单独依靠汇率的调整无助于改变所谓的世界经济不均衡的状态，但是在多项可供选择的调整方案中汇率调整成为目前为止唯一的政策手段。
美国的这种货币单边主义的态度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首先，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是美国消费者放纵消费的结果而是亚洲货币过分低估的结果，而亚洲货币低估的目的是确保亚洲国家“不公平”的贸易优势，通过“出口带动增长”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可以在不同时期通过印制美元来为其喜欢的支付方式融资。
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由于固定汇率和黄金可兑换性的制约，美元的这种外部扩张遭遇了“特里芬难题”的阻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解体后，在浮动汇率制下，美国外部不平衡的清偿主要依靠汇率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来调整，即依据美国经济情况利用美元的强势和弱势来使世界资源或世界财富的分配向美国倾斜。美国宣扬浮动汇率，其货币单边主义的逻辑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上述逻辑思路，外部不平衡调整的责任自然地落在了其余国家的头上。这些国家或者选择将其货币重新定值或者无限制地接受已贬值的美元，后者恰恰是不正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得以产生和持续的主要机制。
依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思路，如果缺乏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双方的结构性改革(如改变过度消费和过度储蓄行为)，当美元面临一次性大幅度贬值或明显的经济周期的改变时，由于J曲线效应的滞后反映和资本流入的减少，美元和美国经济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事实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一直在扩大，美国却可以成功地避免使用结构调整的措施，这其中的原由的确令人深思。
美国当前的货币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
――汇率估价调整
1.估价调整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
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可持续问题涉及到众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并非单纯的贸易问题。
首先，经常项目赤字是美国经济中固有的，这取决于美国在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美国对外国商品与服务的进口收入弹性大于外国对美国商品与服务的进口收入弹性，即美国收入对进口的影响与世界收入对美国出口的影响之间是不对称的。其次，美国国内居民与政府的储蓄不足与亚洲新兴市场的储蓄过剩构成的“全球不均衡”有着复杂的背景：经济上，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及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条件与亚洲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应；政治上，深受军事安全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的赤字融资需求与深受经济安全困扰的亚洲经济大量外汇储备回流的需求相对应；制度上，美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消费习惯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无法迅速地实现全面的福利保障相对应。凡此种种，单一的汇率调整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自从2001年美元贬值以后，欧元在近3年内对美元升值将近43％。亚洲区美国的主要贸易国日元兑美元升值23.1％。一种乐观的情绪在美国学者和政策层面的人物之间开始蔓延。格林斯潘就曾经发表过经常项目赤字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的相关言论_5]。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从2003年占GDP的4.9％，扩大至2005年的6％。
如果说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变化有滞后的反应，这不足以解释格林斯潘看似轻浮的过早乐观情绪，况且美国主要的贸易地区亚洲的货币(日本除外)，还未进入针对美元的正式升值程序(不排除以隐形资本流动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升值)，美国还未进入全面的经常项目赤字的调整阶段。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经常项目赤字后面的国际投资头寸NIIP(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经常项目赤字本质含义是：一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恒等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说明国内储蓄的不足，需通过外国储蓄(经常项目盈余)的流入来弥补。于是经常项目赤字的累积就表现为NIIP中对外债务的增加(或对外资产的减少)。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之前，由经常项目赤字带来的净金融流入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够较好地跟踪反映NIIP的变化。当前的现实的情况是：经常性目赤字扩大了，但NIIP却有所改善。这不符合传统的理论逻辑，但却是格林斯潘心情放松的真实来源。
事实上，早在布雷顿森林体制时代，美国就开始利用“世界中央银行”(Kindleberger，1965)的便利，通过借短贷长(借短：美元发行；贷长：对国外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基金)来维持其不断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美国不断增强了其作为金融中介的影响力。对美国过去十年的一个更为精确的描述是“世界风险资本家”(Gourinehas and rev2005)：即美国可以通过发行固定收益债券，投资于国外的股权及在外进行直接投资。美国总资产和总负债占GDP的比例在2004年分别超过80％和100％，净债务头寸(用-NIIP表示)超过20％。对外资产中的约2/3是股权投资组合与FDI形式的外币计价长期资产，相当于50％的GDP。而对外负债的本币资产占95％，大部分是固定收益债券、银行信贷等形式的短期资产，相当于58％的GDP(净NIIP头寸的资产结构与货币结构如：表1)。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与对外负债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不同，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引起总资产
和总负债收益率的差异，从而产生的“估价调整”对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正的估价调整和经常项目盈余可以减少美国净债务头寸，改善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前者称为“金融渠道”，后者称为“贸易渠道”。对美国而言，汇率变化经由这两个外部渠道对NIIP产生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美元贬值时，在短期和中期内，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国外资产的美元价值增加，而以美元计价的对外债务价值不变，因此美元贬值有正的估价调整效应；长期内，汇率下降引起国内外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经常项目盈余。如其他条件不变，一次性美元大幅贬值甚至可以消除累积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元贬值的估价效应已经大到足以使人们对暂时性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放松警惕，而“贸易渠道”的“滞后”反映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2.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估价调整--美国的特例
NIIP的估价变化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的波动。例如：当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公司股份的价格上升，也即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该公司资产的价格上升时，美国的NIIP恶化，反之则反是。另一方面，当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的价格上升时，美国的NIIP改善，反之则反是。第二，当一国对外资产和负债以不同的货币计价时，汇率的变动也会产生估价调整。例如美国的大部分外部资产以外币计价(约50％GDP，)而大部分外部负债以美元计价(约95％GDP)。则美元升值时，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货币资产的美元价值下降，对外负债的美元价值不变，美国的NIIP恶化；相应地，美元贬值时，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货币资产的美元价值上升，导致美国的NIIP改善。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由经常项目赤字引起的净金融流入与NIIP头寸之间相关性的降低现象。以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的净金融流入占到了GDP的大约2.5％，而NIIP的变化为正的1％的GDP；从1998年到2003年，不断上升的经常项目赤字使为其融资的净金融流入累计达到GDP的21.8％，而美国的NIIP的只恶化11.8％。这两个数据的差异显示了估价调整对解释美国NIIP行为的重要性，估价调整已经成为平衡经常项目赤字对NIIP影响的力量。
美国学者用经验分析数据指出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荷兰、新西兰、瑞士、英国、瑞士等国与美国一样，持有的外国资产的收益率大于外国持有的本国资产的收益率(Gourinchas and rey，2005)，NIIP与经常账户赤字之间只有很低的相关性甚至负相关，说明资产价格差异导致的估价调整存在于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之中。(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1)。
近年来，汇率变动的估价调整也在一系列美国学者们的文献中得到关注(Gourichas and Rey，2005；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5；Obstfeld，2005；Tille，2003，2005)。2001-2004年间美元的贬值产生了平均每年占GDP2.9％的资本溢价，抵消了56％由经常项目引起的金融流入的影响(Tille，2005)。
分析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的一体化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工业化国家进入一个能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别国经济增长成就的时期，也说明了汇率变动引起的估价调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存在性，但却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货币贬值带来正的估价调整是美国的特例的事实。首先，汇率估价调整来源之一，是一国总对外资产与对外负债货币构成的差异。美国是世界上极少数能以本国货币借债的国家，几乎是唯一的绝大部分对外负债(大约95％)以本币记值的国家。其次，汇率估价调整的重要性与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总规模的大小有关。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GDP约占世界GDP的25％)并且持有较大的总对外资产和总对外负债(2004年分别占GDP的80％和100％)。再次，美国具有独特的汇率调整的金融渠道(估价调整)与贸易渠道互不冲突的特征。
对于此间美元升值的估价调整的分析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1997年后美元的强势，主要以美国新经济的强劲增长为背景。特别是，由于美元升值具有负的估价效应，因而强势美元并不是有意的单边主义汇率政策措施的结果。而且.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经济增长)，货币升值的其他效应更大，如低成本地吸引外国资本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资本缺口，而因此积累的对外负债在货币贬值时又被部分抵消。
总之，由汇率估价调整导致的财富转移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是不对称的。本文将就上述观点进一步展开分析。
美元汇率的估价调整的性质与背景分析
1.美元汇率的估价调整的性质
(1)汇率估价调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本质的差别。美国是少数能用本国货币借债的国家，这意味着当美元贬值时，美国国外资产的美元价值将增加，同时美国负债的价值保持不变。从这一角度看，估价效应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外部不平衡的调整负担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分摊的机制，即货币贬值国(赤字国)的外部不平衡改善，而货币升值国(盈余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价值随着美元贬值减少，相当于财富从盈余国转移到赤字国。
(2)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估价调整具有与众不同的规模效应。汇率估价调整带来资源的跨国界转移与一国总对外资产和总对外负债规模的大小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例如：假设一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都是GDP的100％，同时所有的对外资产都以外币记价，本币贬值10％，导致对外资产的国内价值上涨10％×100％=10％GDP；当总对外资产与负债存量同为GDP的50％时，本币贬值10％导致对外资产的国内价值上涨10％×50％=5％GDP。
2004年美国总对外资产约占美国GDP的80％，其中的2／3以外国货币记价。这样，美元贬值10％使美国对外部负债减少0.1×0.8×2／3=0.53，大约相当于当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规模。理论上，来自于汇率波动的估价收益可能没有这么多，主要由于：①美元贬值的预期使美元债券的汇率风险上升，从而债券利率将上升以体现汇率的风险溢价，与贬值相联系的资本利得被债务总存量的提高部分抵消。②贬值引起美国对外资产的市场风险。如某些国家因美元贬值出现经济衰退，则国外资产(特别是股权资产)的价格下降，也可能抵消部分从汇率贬值中获得的好处。③估价调整的收益代表了正的财富效应，从而有可能提高消费与投资，导致净估价收益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反方向运动。因此，一般认为，汇率估价调整产生于未预期的短期汇率变动。
(3)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汇率调整的贸易渠
道和估价渠道方向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短期和中期内，美元贬值使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国外资产的美元价值增加，而以美元计价的对外债务价值不变，产生正的估价效应；长期内，汇率下降引起国内外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经常项目盈余。
以NIIP头寸的性质来看，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使新兴市场国家划分为两大阵营：净债务国(以部分拉美为代表)和净债权国(以部分东亚国家国家为代表)。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是以外币计价的，因此只有拥有正的净NIIP头寸的国家，本国货币贬值才会产生正的估价收益。
对净债务国，本币贬值对外部不均衡的调整具有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本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另一方面，本币贬值使净外部头寸恶化(净对外负债的本币价值增加，从而净对外债务的总存量增加)。相反，本币升值使其具有正的估价效应并改善净对外头寸，但贸易账户恶化。
对部分已经转变为净债权国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带来的正估价效应只具有账面意义，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将处于升值趋势的外国货币资产换成本国货币来使用。况且这些国家持有外币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有诸多币值之外的理由，如：资产的流动性、外汇市场干预等等。而这些国一旦从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 and Landau and Garber，2004)毕业，加入浮动汇率体系，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可能还会增加。日本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存在着负的估价冲击，货币贬值倾向于使其净外部资产头寸恶化，因此，调整必须来自于净出口的改善，其外部不均衡的调整完全来自于贸易。。
2.美元贬值的估价调整的背景分析
(1)美元的自然垄断。作为世界体系中的第n种货币(Mckinnon，2001)，美元的作用是：①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主要计价货币；②国际短期和银行间资本流动中的主要记值货币；③欧洲以外，政府使用美元作为首要的干预货币。
首先，美元的自然垄断地位，可以解释美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货币构成差异的形成原因：90年代后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增加了外国将美元作为流动性、安全性资产的需求，使得新兴市场经常项目盈余回流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形成较大规模的美元对外债务。相比之下，70年代石油美元的回流主要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欧洲货币市场。
其次，美元的自然垄断地位有助于理解美国成为“世界风险资本家”的演化过程。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期，美国通过发行美元为较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融资；而在“复活的雷顿森林体制”时期，美国通过发行短期固定收益债券(“准货币”)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同时有大量的美国资本投资于国外的股权及在外进行FDI。两阶段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缺少了黄金可兑换性的制约，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美国更能得心应手地实施其货币单边主义的政策。
(2)国际金融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的两个重要的特征事实是：①发达国家普遍的对外资产与对外负债的快速增长；②在发达国家对外资产中FDI与股权投资的重要性增加(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5)。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性金融工具提供了金融风险的国际分担机制，带来大量的外国资产和负债的交叉持有，使得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总规模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华盛顿共识”的驱使，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入到金融一体化的行列之中，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为美国成为“世界风险资本家”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制度条件。
美国的世界资本家的性质指出，美国对外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构成明显不同。美国对外资产中FDI与股权投资的比例大于对外负债中该两项的比例，意味着美国在资产价格的估价调整方向具有结构性优势，同时，也使美元贬值带来对美国有利的估价变化。因为，对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债务中占较大部分固定收益债券总存量的实际价值会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减少。其他国家是否会继续持有美元固定收益资产以保持账面价值不变，而任其实际价值贬值?在缺少替代品的情况下，恐怕只有如此。
经济全球化与汇率的估价调整
引发的思考
真实的全球化(也称生产的全球化)与金融的全球化交织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的重要特征。汇率的估价调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金融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利益体现之一，这与东亚国家真实经济的全球化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
楼市金融化的两个通道：“土地货币化”和“房子投资化”
中国房地产业的流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和两大流程，即：“拿地―贷款―建房―卖房”四环节，“拿地―贷款”和“建房―卖房”两个流程。通观上述流程及其后面的博弈，可以发现以下特殊现象：
第一，“土地货币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一个通道。在“拿地―贷款”阶段，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者之间，由于国情的复杂性和当前市场的不规范性，出现了与一般市场要求相背离的现象。正常的市场应该是：开发商出“土地出让金”从政府手中拿地去银行贷款。但现在，市场异化为下述流程：拿地以土地抵押贷款交付土地出让金。在这里，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即：把国家的货币（银行信贷）和社会的资源（政府控地）连接起来，完成了一个“土地货币化”过程。该过程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它扭曲了社会资金流的正常路径。比如，从“开发商自有资金率”这一角度来衡量，健康的房地产这一数据约为70%，即开发商需要70元的自备开发资金，银行体系提供资金30元。也就是说，在健康的市场体系中，银行只为楼市提供30%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是反映社会实体经济的基本资金需求的。但从2003年起，中国的房地产自有资金率允许35%，这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进入了楼市，此时的信贷需求不是真实的中国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在这个意义上，“限贷”和“约束货币”对楼市的“去金融化”具有直接影响力。
第二，“房子投资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在“建房―卖房”阶段，正常市场化运作流程是“开发商出资建筑商建房现房卖房”，但实际流程变为“建筑商垫资开发商期房预售内部认购”。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开发商不需要把资金开支在建筑成本上，在时间上，相当于“节流”，同时又开通“期房预售”的融资渠道，相当于“开源”。这样，通过“节流”和“开源”两手并进，开发商加强了楼市“资金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卖房时，开发商又实行“内部认购”模式，即跟开发商有利益关系的内部人购房，然后再退购，高价卖给市场。这样，通过内部购房，或者把银行货币变现为房款，形成“银行信贷=付房款”的资本运作模式（投资资本），或者把部分黑色或灰色货币洗成合法货币（洗钱资本），意味着楼市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运作对象，而逐渐变成资本运作新领域。尤其是，2003年以来推动房地产业支柱化的政策取向（尤其是原有80%“经济适用房”转变为“保障性商品房”），客观上实现了全国房地产政策框架的重构。通俗地说，2003年以前，房地产格局是，100套房子出来，80套经济适用房（用来住），10套廉租房，10套商品房（用途无限制）；2003年以后，房地产布局是，100套房子出来，除了10套廉租房不变，其余90套都是商品房，这些房子无“必须要用来住”的政策限制。这意味着，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
综合上述“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可以这样判断房子――2003年以后，房子具有了金融产品（用来投资）的性质，即楼市开辟了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自此以后，房子金融化进程加速了。反映在生活中，2004年全国房子普遍涨价。
应该说，楼市在市场化进程中，既会出现“商品化”又会出现“金融化”，这是自然现象，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健康的楼市需要“商品化”和“金融化”的有机协调布局。今天，中国楼市的金融化已比较明显。因此，必须改变这个布局，否则，异化的楼市会危及中国整体经济。
楼市金融化形成的社会力量博弈格局
从国际资本看，2002―2013年，是美元贬值区间，按照美元数据的统计规律来看，美元贬值周期约为10年多，而美元贬值，全球资源资产市场就一定会火爆，全球非美货币就一定相对升值。因为在全球格局中美元有两个跷跷板结构：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非美货币。
这两个跷跷板背后有两种职业性国际资本。“美元―全球资源资产”后面是“全球对冲资本”，该资本运作的逻辑是：美元贬值，就追逐全球资源资产，反之则反（如，美元贬值，大家就买黄金；黄金贬值，就买美元。这种运作就是对冲资本运作的主要模式）。“美元―非美货币”后面是“美元套利交易资本”，该资本运作的逻辑是：美元贬值，非美货币相对升值，升值前进入，升值后至贬值前退出，反之则反（例如，一个美国人，在人民币汇率是8∶1时，拿着1美元来到中国，换成8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了，假设升值到1∶1汇率，那么，这位美国人放在中国的8元人民币就可以换成8美元，然后回国，就会赚7美元。资本按照这种模式运作，就是美元套利交易）。具体到中国，2003年中国楼市金融化通道打开（“土地货币化”），则意味着，中国资产市场一定有利可图。所以，一则，对冲资本会进入中国布局房产；二则，美元套利资本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中进入并布局。二者合力，迅速扩大了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2002―2012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万多亿美元。当然，3万亿美元中不光包括这两类资本，但是，排除中国贸易顺差部分和正常的经济项目资本，几乎大部分都是这两类。由此可大致评估国际资本在中国楼市中的影响力。
从国内资本来看，2003年后，三大力量共推了楼市的金融化。第一，信贷规模增加，利率逐年走低直至长期负利率，这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在加大，社会资本在渴求投资机会。第二，开发商在“土地抵押贷款支付出让金”、“建筑商垫资”、“期房预售”、“内部认购”等环节获得政策默许，意味着房子金融化已经形成了大气候。第三，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土地财政）、中央政府的房地产业支柱化（国18条），在政策层面形成巨大背景支持。而深入市场内部看，随着一些现象的出现，市场内部的“资本构成”也逐渐显现化，如：房奴的出现，意味着“刚需”是存在的；股市神话消失，投资者进入楼市，意味着“房产投资者”是真实的；外汇双逆差长期持续（贸易赚钱和资本自己进来，且二者比例为1∶2），表明“国际职业资本”（美元套利交易和国际对冲资本）在楼市布局；“房姐”“房叔”现象屡屡曝光，揭示了大量“洗钱资本”的存在，等等。
综合国际国内资本运作来看，中国楼市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现象中，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楼市如何走，从节奏上看，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响；第二，楼市走成什么样，从趋势上看，主要取决于国际国内资本运作。
楼市金融化在2014―2020年面临的国际风险
在全球视野中，楼市属于资产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投资领域。过去10多年（2002―2013年），美元贬值，资产火爆，中国楼市后面聚集了大量的美元；过去8年多，楼市金融化，房子后面积聚了大量国内资本。如今，美元流动的6年升值周期已经开启，中国楼市的世界背景将翻转。
国际上，1970年代后，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变动的按钮，它形成了三个跷跷板：“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非美货币”，“美元―国债”。美元运行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美元升值，全球美元现金相对短缺，全球资源资产低迷，世界经济萧条；美元贬值，全球美元现金相对宽松，全球资源资产火爆，世界经济繁荣。这源于美元从“美金”向“石油美元”的转换。
1970年代前，美元被称为美金；1970年代后，美国黄金增量跟不上全球对美元需求的增量，所以，“35美元=1盎司黄金”标准作废，转而按照“市场需要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的标准发行美元，即“金本位”转换为“需求本位”。这一转换带来美元的信任危机。为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实施基辛格三大战略框架――“控制石油，即控制世界各国；控制粮食，即控制全人类；控制货币，即控制全世界”。之后，世界形成一种新的交易秩序，即“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石油，买石油必须用美元”，由此，美元被称之为“石油美元”。
比较1970年代前后的美元，不难发现，“美金”变为“石油美元”，背后是一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这是因为若把美元看作纸条，那么美金等于以黄金作抵押，石油美元等于以暴力（指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为抵押。以暴力作抵押的纸条风险很大。由此，全球闲置的美元现金就进行了下述选择：美元不可靠，就去买全球资源资产避险；全球资源资产不可靠，就持有美元现金避险。这样，一种新的美元全球性结构就形成了，即“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的跷跷板。不仅如此，在逻辑上，汇率是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所以，美元与非美货币之间也具有反相关关系。“美元―非美货币”，又是一个跷跷板。两个跷跷板，共同一端均是“美元”。所以，1970年代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元成为了全球经济变化的“按钮”。
研究这个“按钮”，可以发现，美元可以有序引导全球经济变动，其机制是：（1）美元是一个类似于手的双面结构，手心=美元现金，手背=美国国债，二者关系类似，“印1美元=发1美元国债”。（2）美元印得多，贬值；美元印得多（手心多）=国债发得多（手背多）发得多，国债便宜便宜，国债就卖得火卖得火，国债就会升值，即“美元-国债”之间反向运动，这又是一个新的跷跷板。（3）美元越贬值，为避险，人们就越需要购买国债，国债就越火，而买国债必须用美元，这意味着，国债火=美元需求高=美元升值，本来，美元是贬值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美元反而又升值了。所以，美元就像跷跷板那样，下跌到地面就会慢慢上升，其涨跌具有周期性。
历史数据显示：美元贬值约为10多年，升值约为6年多。基本数据是：1971―1980年，美元贬值（10年）；1980―1986年，美元升值（6年）；1986―1996年，美元贬值（10年）；1996―2002年，美元升值（6年多）；2002―2013年，美元贬值（10多年）。以此类推，2014―2020年，美元升值（6年多）。
美元升值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对冲资本撤离，美元套利资本离场。过去10年，中国因外储增发的货币估算约为60多万亿元左右，占今天国内货币总量比重很大。这意味着风险很大。具体说，在美元升值明朗化背景下，一方面，楼市后面的国际资本会撤离；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预期会到来。因此，楼市将面临内外夹击。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德定
面对世界经济减速发展，欧美各国频频降息，如美联储进人2(X)1年后n次降息，使美国的短期利率由年初的6.5%降至1.75%，很多国家采取本币贬值的政策来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但人民币汇率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走势持续坚挺，并保持稳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参加2田1 年《财富》全球论坛时表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减速发展，中国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广泛开辟国内市场，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
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目前，面对国内经济增长减缓，外贸出口增长回落，加之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经济理论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其理由:一是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幅度在30一50%之间，而亚洲国家同中国外贸出口的“碰头”产品率高达25%以上，若人民币不贬值，就会导致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减弱，造成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乏力，如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长0.5%。所以，只有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降低中国外贸出口产品的价格，把失去的优势找回来，才能达到促进外贸出口的目的;二是中国目前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严重，经济需要以增加出口来走出困境，而应用非汇率手段(如提高出口退税率)来扩大出口，虽然对出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出口越多退税越多，从而在目前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有可能减少，故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并不是长久之计;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本身就说明了人民币币值被高估。因此，人民币贬值是唯一出路;三是1998年中国的年贸易顺差达 437亿美元，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达456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仅增加了50亿美元。这说明外汇流失严重，各方面对人民币信心不足，外商投资者普遍对人民币有贬值预期，因此便产生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四是历史已经证明，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贫到富的必经之路，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强大、富裕之后，货币贬值也依然是它应付外部冲击，调节国内价格，纠正贸易逆差的一种“常规武器”，美国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而理论界中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复旦大学的谢百三同志，中国社科院杨帆同志等，则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稳定。经过认真研究，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近期内，人民币应该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