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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因素赏析八篇

时间:2023-08-04 17:18:40

金融危机的因素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1篇

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基本面

“中等收入陷阱”(TheMiddleIncomeTrap)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指的是低收入国家在经过快速的经济“起飞”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回落,难以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现象:东南亚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灾区”,而诸如拉美、中东多国也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国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陆续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些国家似乎仍难以突破人均8000美元的“上界”,同时还出现了通货膨胀、贫富悬殊、贸易赤字等一系列经济失衡现象。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典型事件。通过透视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可以给予中等收入国家有价值的启示,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

(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演变

东南亚金融危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危机孕育阶段。国际投资商冲击泰铢,泰国央行勉强维持固定汇率。第二、危机爆发阶段。泰国央行外汇储备耗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金融危机扩散到其他东南亚国家。第三、危机深化阶段。尽管东南亚国家采取措施补救,但这些措施出现效果需要时间,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第四、危机平缓阶段。东南亚国家采取进一步措施,改革金融体制,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各币种汇率逐步稳定,金融危机消退。

(二) 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看,导火索是国际投机者冲击。但本质上,它是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矛盾引发的,国际投机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东南亚金融危机,既是金融系统性风险总爆发,又是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最终表现;既有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又是经济基本面向恶的反映。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总结为:

1、国际投机资本的人为冲击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点火器。泰国央行固定汇率制度导致泰铢高估,国际游资不断冲击以期从中取利。

2、经济结构失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首先,泰国投资结构失衡,集中于房地产,泡沫经济膨胀。其次,东南亚国家出口萎缩,贸易逆差扩大,影响影响金融稳定性。第三,外债规模过大,且债务结构不合理,过于依赖外资,还款过于集中。

3、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崩溃――经济政策的失误。主要包括,盲目坚持固定汇率制,金融监管失当,信贷结构失衡,没有及时的经济提振政策等等。

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机理

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的透视,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些金融危机的起点国家,有几个共同的“外在可观特点”:

(一)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被人为高估。

(二)经济增长放缓。――经常项目赤字外汇收入不足。

(三)外向型经济国家。

(四)政府债务不可控。

这几个特点,共同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缺一不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金融危机机理,可阐述如下:

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的起点。如果政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以降低国家的金融,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减少外贸压力。仅在可观的学术研究范围内,可以认为:坚持固定汇率制度,是政府当局和政策制定者的失误,应当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最直接的最主要的责任。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有历史因素,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许多国家实施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80年代汇率制度延续。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在一定时期,对于外贸发展和金融稳定,是非常有效和低成本的。但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缺点是,它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对货币的供求,导致货币的高估或低估。它需要政府在外汇市场的运作,对于一国的外汇储备量是有要求的,对政府的外债偿还造成压力。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且逐渐出现经济放缓的现象――他们纷纷遇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三国经济放缓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经济泡沫化。例如房地产的泡沫化是1997年前泰国经济的特点。经济泡沫化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破坏力,使得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实体经济受到损害,直接危及到经济增长的基础。2、产业升级、高级化失败。三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没有找到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不能适时转换动力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就是如此。3、经济都面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国际竞争力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经常项目出现大幅赤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主要出口创汇产品是农产品三国都极易受到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可提供同样产品的国家的竞争,且不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出口产品种类相对集中,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国际市场动荡,就是是导致这四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中间因素。同时,经常项目大幅逆差,对本国货币形成了强大的贬值压力,但固定汇率制度不能反映这个变化,反而导致本国货币高估,进一步削弱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出口受到影响,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也不足。这三个特点,揭示了三国当初的经济基本面是很差的,直接影响就是政府的收入受到影响,政府债务偿还出现危机。

政府债台高筑,债务不可控,是三国共同的表现。首先,经济基本面不良,已经不能为政府提供良好的收入基础。其次,三国政府债务结构不良。高利率债务在总体债务中占比较高,个别时期债务集中清偿,极易导致政府财政崩溃。第三,外债占比较高,导致外汇压力过大。三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初,都引入了大量外资,并且形成惯性。这种历史因素导致了外债占比较高。因此,政府清偿外债需要长期稳定的外汇收入作保证。国际市场的动荡,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不足,就容易发生政府债务违约,政府信誉降低。这对于依赖外资的外向型经济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三国的普遍做法是,通过资本项目引入外资来暂时偿还到期外债。不断的资本项目引入外资,也使得利息率提高,借债的成本攀升,外资对政府信心降低。通过资本项目举借外债,不过是新债偿旧债,是一条不归路。

因此,当国际投机资本瞅准时机:要在外汇市场维持固定汇率,政府却拿不出足够的外汇储备时,被高估的币值瞬间崩塌,金融危机爆发。后果自然是金融系统崩盘、经济秩序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国际投机资本低价抄底优质资产。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2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 金融危机 中小企业 网购

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一)法律规章日益健全

中国电子商务经历了从无到有,而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的监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北京为例,2008年,加大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力度,北京工商局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加强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意见》,并逐步在全国推行。2009年,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其中北京市工商局把网络打假作为日常工作之一。在政策的正确引导下,电子商务才在不断的发展壮大。2008年,中国网购交易额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200亿,国家的法规为网购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二)财政上的支持

国务院40000亿元投资计划出炉后,支持发展以电子商务等为特点的现代服务业正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新方向之一。最新消息显示,浙江、广东、四川、天津等地均已针对中小企业加速实施大规模电子商务工程,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寒流中,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横空出世。这无疑是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这次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后,地方政府史无前例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目光投向了电子商务,大规模实施电子商务工程。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对电子商务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在2008年曾表示,伴随着全球电子商务日趋活跃,中国电子商务也已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商务部决定于2009年10月主办第二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博览会,展示十年来电子商务应用发展成果,促进电子商务在中国实现新飞跃。蒋耀平说,电子商务不仅大大降低了传统商务流程的人力和物力成本,突破了时空限制,令交易活动更加便捷、效率更高,同时因其开放性和全球性,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贸易机会,电子商务现在已是世界各国增强经济竞争实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效手段。

二、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更多的中小企业取暖于电子商务

自08年第三季起,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企业开始削减成本,由原来的传统营销模式转向电子商务模式,电子商务成为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金融危机下,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一波中小企业倒闭潮不容乐观。

然而,所谓“危”、“机”相生,眼下波及面越来越广的金融危机,也在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促使中小企业在经营销售上借助互联网的普及创新。客户资源少、推广很难有效触及目标客户以及成本增加是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电子商务由于具有覆盖范围广、低成本、高收益、效果直观等明显优势,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络推广零售,可让广大企业降低成本,塑造品牌,并拓宽销售范围、增加销量。

艾瑞市场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前后的变化中,67%的企业认为合作伙伴增多,业务渠道更宽;58%的企业客户增多、销售额增加,56%的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有关调研显示,65%的线上中小企业有信心和能力渡过经济难关,而线下企业拥有相同表态的还不足10%。即使金融危机使企业经营困难,但中小企业通过B2B电子商务贸易活跃。B2B电子商务在提高企业采购、交易效率的同时,大大缩短了原有渠道长度,降低采购价格,大幅拓展自身的市场活动空间,拉近企业贸易中的空间距离,相比于传统贸易,因距离而产生的成本降低了80%。去年中国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规模接近2亿元。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还将保持着20%左右增长速度。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1000多万家企业成为或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的用户,中小企业网络接入率已接近90%。因此,随着中国中小企业加入电子商务,并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中小企业采用电子商务来面对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选择。

三、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网民网购意向有所提升

金融危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随着购买支付力的下降或有意压缩,消费者迫切需要找到新的高性价比通道来完成购物消费,而电子商务就成为首选之一。目前,网购对中国居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正在不断加深,网络购物便捷、成本低等优点,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成功吸引了更多普通消费者的眼球。尤其是那些传统零售业布点无法到达的二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网络零售业更成了有效撬动消费需求的一根杠杆。2008年,淘宝网的总交易额达到999.6亿元,与2007年的433亿元比较,增长了131%,约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这一数据相当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人在淘宝上平均消费了80元。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互联网行业而言,影响更多体现在投资层面,也就是说过去依靠风险投资过活的企业会遇到一些危机,在互联网领域从业的人员会面临就业或失业的压力。但对网民而言,上网需求并未减弱,网民并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减少上网时间。据监测,中小站点由于运营成本低,而且也不靠风险投资过活,危机对其影响很小,因此数量并未减少,相反电子商务类站点之所以会出现繁荣景象,主要是因为危机促使众多网民选择积极尝试性价比更优良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来降低消费成本,例如网民可以在家借助淘宝、当当、易趣等网站轻松实现网上订货,成本比现实购买更低。

尽管发展十分迅猛,但总体来看中国网络零售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目前中国拥有网民2.53亿人,居世界首位。但参与网购的网民比例仅占26%,而在欧美、日韩等国这一数据已接近100%。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网络购物仅占0.68%。而在互联网相对发达的韩国、美国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为8.65%、3.72%和4.5%,

可见中国网络购物市场潜力巨大。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4篇

[摘要]本文在整合国内外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特点,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三大传导机制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路径研究,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积极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同时考虑到对应分析的静态性特点,为客观地描述传导程度的动态变化,人为设定了三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作为危机影响前期,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作为影响中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作为影响后期。在三个时间段内构建模型对比10个行业与5个传导因素的对应关系。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5篇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捍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王元龙:《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4.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雷家?:《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李?:《国家金融风险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6篇

【关键词】 金融工具; 公允价值计量; 平均市价

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引发了会计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讨论热潮。其中,金融工具在金融危机条件下由于其价格瞬息万变,公允价值难以确定,成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难点而备受瞩目。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金融工具与公允价值计量相互推动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要解决这个难题,有必要从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工具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初步确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是公允价值计量最初形成的原因。当时的美国处于经济滞胀时期,政府为了解决经济滞胀的问题,放松了金融管制,利率和汇率逐步放开,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发放贷款,但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条件下,贷款人还款能力有限,造成大量问题贷款的不断堆积,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随之不断累积,但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不需要对这些问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所以它的财务报告无法反映这些问题贷款的大量存在,不能警示金融机构日益累积的巨大风险,甚至误导了投资者对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的判断,最后危机爆发,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损失惨重。

从那以后,美国金融界就倾向于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产品,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对金融工具以当前的市场情况为依据进行的价值计量,能更早地向社会公众警示金融机构的财务风险。

这次危机暴露了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不足,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初步确立。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系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汇率、利率、股票价格的频繁波动使经济活动的结果变得无法预测。为了规避风险、扩大收益来源,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加快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步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迅速普及也为其提供了物资基础,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涌现,金融风险随之扩大。为了及时预示并化解这种金融风险,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唯一被正式认可的计量属性而得到广泛应用。

缘于对大量涌现的金融衍生工具计量的需要,会计界开始重视对公允价值的研究。1991年IASC开始对金融工具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2004年FASB的会计准则广泛采用公允价值;2005年IASB把完全实施公允价值会计作为其工作目标;2006年FASB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正式推出。

纵观以上金融工具和公允价值计量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金融工具的发展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公允价值也为金融工具提供了最相关的计量属性,二者相互推动、共同成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工具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对金融工具的投资是一种间接的投资方式,它与最终的实物投资之间存在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其次,金融衍生工具的跨期交易,要求交易双方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因素的变动趋势作出预测和判断,加之金融衍生工具以少博多、以小博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它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使其价值发生频繁的增减变动。要反映这种变动、揭示这种风险,只有公允价值计量才能提供最相关的信息。

二、金融危机条件下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公允价值计量虽然有着极大的优势,但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本次美国次贷危机就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使人们对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及其后果进行重新审视。

2007年下半年起,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屋价格急剧下跌,美国发生了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迅速蔓延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恰恰就在这一年,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开始执行,对危机中价格急速下挫的金融产品按公允价值计量,迫使金融机构计提巨额跌价准备,注销大量资产,按监管要求核减资本金,从而引发恐慌性抛盘,导致金融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步入恶性循环,同时银行压缩放贷,使经济进一步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允价值计量的确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此,美国金融界权威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将投资资产调到剧烈下挫的市价,使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幅缩水,其后果必然动摇市场信心!而且此时的市场价格并不代表公允价值,所以,他们认为应停止执行FAS157,回归历史成本计量。

诚然,这次危机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但回归历史成本计量是一种倒退,因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如何趋利避害,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才是有意义的。

从这次危机可以看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主要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金融危机状态下,急速下挫的金融工具市场价格并不能代表其公允价值,以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显然是不合理的。二是在金融危机状态下,许多金融工具失去活跃市场,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同一金融产品,不同机构给出不同定价标准,市场定价体系混乱,使其公允价值难以确定。三是按现有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只要有一家金融机构因为财务问题折价出售了某类流动性不佳的金融资产,市场所有机构都可能必须按此价调整所持该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如果以此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而实际上金融资产的甩卖价格是无法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三、完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设想

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条件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公允价值的本质。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各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不尽相同:FASB为“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卖出资产所收到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IASB为“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企业会计准则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

不难看出,这些定义中都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以公平交易为基础;二是时间因素,不论使用的是“当前交易”还是“在计量日”,都说明公允价值包含了时间因素。

公允价值是在一定时点上公平交易的价格,它以公平交易为前提。但在危机条件下,资本市场上那些被动的、恐慌性抛盘所形成的交易谈不上自愿,更谈不上公平,其交易价格不符合公允价值的本质特征,所以不能以此为据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

就时间要素而言,“报告日是当前……当前则不同,它总是指某一时日,是一个瞬间,一过即逝,当前不可能成为时间段”(葛家澍,2009),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正常情况下,报告日的市场价格能够动态而合理地反映金融工具的价值,但在危机条件下,某一时日或某一时点上的市场价格受偶然因素或是非理性因素的冲击太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剔除或者是平滑掉这种冲击,使价格相对公允。

总而言之,公允价值不等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只是正常情况下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但在危机条件下,它并不能代表公允价值。所以,必须对金融工具的计量方法进行调整,这就和企业在破产清算时,不能采用持续经营条件下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而要采用清算会计进行处理一样的正常。

通过以上对公允价值本质特征的分析,笔者认为:危机条件下,采用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较为可行。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单个时日的价格更公允;另一方面,从时间上讲,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工具的计量属于一种未实现交易的估价,这一天一过即逝,人们得到财务报告的时候价格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相比而言,用近段时间的平均价格更有现实意义,从而不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二)平均价格的涵义及其计算

平均价格是指金融工具在整个会计期间内每个交易日市场价格的平均数。以股票为例,如600642申能股份在某会计期间(如一个月)内,实际交易天数是21天,将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加起来除21即得到申能股份在该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这种平均价格是不同时间上交易价格的平均数,称之为纵向平均价格,它适用于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的计量。

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而言,金融工具的价格不容易取得,同一金融产品不同的机构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定价,这时,可以采用这些不同机构给出价格的平均数作为公允价值来计量,称之为横向平均价格。

(三)危机条件下,采用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的合理性分析

1.更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要求

采用会计期间平均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较之资产负债表日的时点价格更稳健。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平均指标是将同质总体内各单位的某一数量标志的差异抽象化,用以反映总体在具体条件下的一般水平,平均指标能反映总体变量值的集中趋势。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则代表了期内各时日时点价格的平均水平。

2.比资产负债表日的时点价格更公允

市场非理性下挫时,如果没有实质性原因,很快就会回升,但如果是在期末,其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就显然没有平均价格公允。

3.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滑作用,剔除偶然因素的影响

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价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受其直接投资对象的实际情况的影响,还要受到政治法律因素、税收因素、政策制度因素甚至是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时刻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单个时点上的价格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显然是无法预期的,而计算一定会计期间的平均价格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偶然因素的影响,排除了极端值。

4.有利于公允价值的取得

由于平均指标可用于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对比,也可用于同一总体指标在不同时间上的对比,平均价格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金融工具的价格进行横向和纵向平均,以便公允价值的取得。如在前面提到的危机条件下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缺陷与不足的几个方面中,第一种情况可以采用纵向(不同时间)平均;第二种情况可以采用横向(不同空间)平均。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思淼.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与监管启示[J].会计研究,2009(8).

[2] 周明春,刘西红.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9(9).

[3] 葛家澍.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面向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C]//葛家澍论文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5).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7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金融市场内在经济特征的分析,发现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汇率的内在不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这对正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我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 内在诱因 启示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干预市场,然而却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究竟是优先考虑汇率稳定还是国内经济?一个国家一般准备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或资本自由流动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外汇储备的匮乏会使该项目标成为不可能,汇率不能简单地一直保持固定不变。

一、金融市场的内在经济特征

汇率的内在波动性: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当需求和供给相等时,汇率达到均衡。有所不同的是,汇率是一种相对价格,两种货币的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时决定了汇率水平。但有些因素会引起两种货币供求不平衡:货币政策变化是潜在不对称的根源,其它非对称变化,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对世界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也能影响汇率,甚至是事件本身是对称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反映不同,汇率也会发生改变。

一国的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须不断地干预市场,如果干预政策有效,为了抵消起初的非对称变化导致的汇率改变,相对货币供给必须相应发生变化。

另一个原因与丁伯根定理有关,该定理表明,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独立政策工具的数量不能少于独立政策目标的数量。在目前环境下,工具是货币政策,目标是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一般来讲,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达到两个目标。

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汇率是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它们的特点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金融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迅速,短期内大量资金能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市场预期、传言和当局的可信度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和上面第一点原因,金融市场的价格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盛行,债务人比债权人具有更多的偿还债务方面的信息,这不仅容易导致逆向选择,不良项目得到融资,而且“无知”市场参与者受到意外事件冲击时容易诱发金融恐慌。进一步地讲,由于金融交易的隐蔽性和低交易成本性,市场交易者和监管部门也具有不对称信息。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显著强于其他部门的道德风险。没有其他机构能取代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诱因

在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随金融全球化而得到强化,他们构成了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有些经济萧条或政策失误就会触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跨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金融市场的特征足以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危机就会更加严重。国际借贷增大了资本流动的数量;如果发生金融恐慌,国外资金比国内资金更可能被抽逃;当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两个国际经济机构比两个国内经济机构更可能具有不同背景,当局获得国外企业信息更加困难,尤其是建立在“避税天堂”中的企业;如果一国货币是可兑换的,货币当局就不易控制货币事件,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

汇率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经济逻辑演绎的结果,具有普适性,每一个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并不是新兴金融市场的个别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危机容易转化为经济危机。这是因为,金融中介维持着经济系统的血液循环,一旦货币或金融中介活动陷入无序状态,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而又严重地受到冲击。

三、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当前,在入世的推动下,我国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国内金融领域向国外开放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前面所论述的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在我国也开始发挥作用。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改变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只能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发生的程度和频率。

四、保持竞争和保护之间的均衡

如果一国想分享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利益,资本管制无论如何也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一旦一国解除资本管制,诱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就会凸现出来,政策能改变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完银行造成的损失后,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应再替市场中的商业银行承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没有最后求助贷款,道德风险就会减少。

逐步对国外竞争者开放我国金融部门。换言之,资本流动管制不同于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对减少金融危机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深刻含义。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金融部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国金融中介标准的唯一化,如果一味排斥国外竞争者,金融中介标准就会促进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方法是开放本国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这种措施具有下列好处:国外金融机构一般要求更多透明度,规定与标准将愈加全面;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国的金融机构不仅在产品数量而且在风险管理中也必须是有效和有效率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过程中,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学习到外国同行的先进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如同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那样;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策当局将逐渐放弃对本国企业的特殊照顾,政策当局的活动将更加透明,这将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将会看到要求建立健全维持稳定的竞争性环境的法律框架的迫切需要。

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与世界公认的监管规则相协调一致,如果各国的金融中介标准一致,金融业务就会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汇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变化,根据定义,趋于一致意味着更弱的信息不对称,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考虑究竟会趋于怎样的共同规则,共同规则本身已经令人非常满意。如果共同规则能确保透明度和信息揭露度,它将更加有利。金融交易标准应该保证合同和原则向每个人公开,这种标准就是理想的“全球标准”。

金融危机的因素第8篇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四种基本均衡与四大金融危机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全局体系的风险因素,相对于的是一种局部性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金融风险,其破坏性极强,极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的基础上。这种均衡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其中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体现在币值稳定上;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体现在信用关系的稳定上;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体现在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上;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体现在汇价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上。如果这四种均衡被破坏,就会导致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根据其表现形式不同也可以分为四种:货币型金融危机、银行型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债务型金融危机。货币型金融危机是由货币贬值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货币的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短缺,金融资本向国外转移,固定汇率体制被破坏,发生通货膨胀。银行型金融危机是由银行业自身出现亏损引发的金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出现10%以上坏账,导致部分银行濒临破产开始倒闭,从而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股市或楼市出现价格的暴跌。债务型金融危机是由无力偿还外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主要表现

笔者上面分析了四类金融危机,那么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引发金融危机的发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国潜在的金融危机。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国潜在银行危机

我国现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银行业,是最需要关注和预防的。第一,我国现在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率仍有可能反弹。虽然政府一直在干预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贷款2-3个百分点,,到2005年不良贷款率降到8.6%。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随着贷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贷款也会随之加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下,会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仍旧巨大。虽然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充足问题,但资本不足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有关估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标的话需要补充1·7万亿元。第三,我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银行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国外银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较高。从近几年国家解决银行危机的方式上看,基本上就是国家出资解决问题,政府掏腰包买单,可以输国家为解决银行业的金融危机承担了高额的成本。

三、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管理对策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通过国际上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关的投资人保护制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一般来说可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寿险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等等,来有效的预防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催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参考文献:

1.苏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思考[j].现代经济2008.(8):25-27.

2.马宇等.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j].经济学家2008.(3):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