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是一门实践操作性极强的课程，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程度，培养学生实践导向的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素养，增强学生对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实际运用能力，文章主要研究针对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情景模拟教学方法”，辨析其与“模拟法庭实验教学方法”“诊所式教学”的关系，明确其功能和特征。第二部分研究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中的案例设计。第三部分探讨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中如何与目标对象进行交流和互动。第四部分分析情景模拟实践的主要内容。第五部分讨论如何对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模式下的学生成绩进行考评。
关键词：
情景模拟；教学；刑事诉讼
引言
刑事诉讼是专门司法行政机关在诉讼当事人、其他参加人的共同参与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过程。刑事诉讼法该门课程就是向学生展示这些司法行政机关、诉讼参加人在一个固定的时空、场所，如何进行法定的程序工作；以及设置这些法定的程序背后的意义。在传统的以讲授式教学为主的课堂当中，学生刚开始接触程序法，难以了解到程序的重要性和意义。大量的程序法以及程序法解释等法律性规范构建出的略显繁琐的刑事诉讼程序，会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而以实践或者虚拟的实践为导向，引入法学的职业教育，会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和法律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法学教育认识上的分歧和悖论实际上反映出法学教育中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即法学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学术研究性”[1]我国不少学者发现了该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置专门的模拟法庭课程和加强校内外模拟法庭竞赛。[2]有学者提出了诊所式教育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相一致，是实现法学教育目的的良好的手段。[3]但总的来说，第一，诊所式教学偏重于真实参与，难以在课程中普及。第二，我国目前对模拟教学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模拟法庭模式”上。第三，缺乏类型化研究。因而，文章专门就刑事诉讼情景模拟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概述
（一）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概念
辨析情景模拟教学的概念对法学教育来说比较陌生，在实践法学教育领域，更常见的是“诊所式教学”或者“模拟法庭教学”。根据弗兰克•S•布洛克的观点，“诊所式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教学。它常被称作“通过实践学习”。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4]“模拟法庭实验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担任和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接近真实的法庭场景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案件审理和判决的一种教学方式。[5]而“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地调整教学形式，通过设定特殊场景，对学生的身份进行假设，模拟现实中该场景该身份的人可能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解决。该教法属于虚拟的实践性教学方法。[6]同为实践教学方式，“诊所式教学”倾向于真实的程序参与，包括法律援助，参与办理真实的案件，参与程度较高，但同样由于条件较高，普及较难。“模拟法庭”通过虚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案例，让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角色，尽管由授课老师指导，方式仍旧较为单一，难以让学生更深层次的体验法律职业。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尽管是虚拟的实践教学方法，却更为全面的让学生体验整个司法实务过程，不仅限定于模拟法庭，包括证据调查、律师会见、检察员审查、庭前会议等多种情景模拟，通过录像视频、访谈、座谈、听审等多种方式，事先进行对目标对象的了解和模仿，从而加深学生对角色扮演的法律共同体体验程度。
（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功能和特征
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具备以下功能：第一，提高学生对课程教育的参与度。情景模拟方法与传统点对面授课模式不同，学生从案例遴选开始，到与目标人物的互动、程序操控等环节，全程参与课程设置。第二，体验式教学，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学生对目标对象的学习和模仿，带入目标对象的身份，操控和参与程序，体验职业共同体的身份。第三，以实践为导向，培养学生法学思维和法学职业素养。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属于实践性教学，以实践为导向，学生在虚拟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实战能力。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有以下特征：第一，设计虚拟的或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案例作为背景，情景模拟，要求学生进行有目标性的带入。第二，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之前，对目标对象进行学习和模仿，这一过程应当实践性的进行互动，包括视频、座谈、访谈、讲座、听审等方式，以了解目标对象。第三，学生通过带入目标对象，操控程序进行，进行体验式学习。对设计好的背景案例情形下，模仿并带入目标人物，开始角色饰演，运用专业知识进行操控程序。第四，成绩考评以过程考评为主，引入目标对象的第三方评价机制。情景模拟教学法不仅仅以结果为导向，重视过程考核，并引入模仿对象的第三方考核，真正与实战接轨。
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案例设计对于刑事诉讼法课程案例设计，主要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尽可能的丰富背景案例。在一个案例当中，尽可能涉及多个角色、丰富内容、涉及多个法律和事实的争点，涉及多项证据。第二，如何提高学生在遴选背景案例时的参与程度。设计和遴选背景案例，需要意识到该案例在教学和实践上的意义，这是教师的工作，但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模拟教学的积极性，应当尽可能多的设计和遴选热点问题，提供多个选项，让学生做选择，可以细分为四种案例设计：
（一）导引模拟案例定位：课程开始前，将本章重点内容设计成虚拟案例，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站在司法实践的立场上，代入当事人、诉讼参加人、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学习。设计标准：1.切合本章重点内容；2.具有真实性，引起学生的关注；3.多元化主体角色代入，使得学生能够站在各种诉讼主体和司法行政机关，理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内容和价值。
（二）经典案例解读定位：在重要刑事司法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制度问题上，详细遴选各国具有代表意义的经典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和比较，加深学生对原则及制度的理解。案例遴选标准：1.涉及重要刑事司法原则和关键刑事诉讼法制度；2.在各国具有重大影响，具有确立规则或者改变规则的地位；3.可以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互印证。
（三）社会热点案例追踪定位：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热点案例介绍和追踪，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法学思维，引导学生适用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思考。案例遴选标准：1.有关刑事司法制度；2.在社会上引起广发关注；3.适合学生进行讨论和思考。（四）模拟法庭和审前会议案例设计及遴选定位：刑事诉讼审判程序课程讲授之后，遴选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和模拟审前会议，让学生代入情景和角色，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案例设计及遴选标准：1.案情设计便于学生模拟控辩双方收集证据；2.法律问题具有争议，便于学生就法律和事实主张进行法庭辩论；3.角色设计繁简得当，有足够的开展空间，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也不至于过于繁琐，流于形式。
三、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二
目标交流与模仿学生进行情景模拟之前，应当已经学习过情景模拟相关的刑事法律制度，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参照性依据。因而，除了配套的课程进度之外，设计学生对角色的了解和参照原型工作，也至关重要。考虑带领学生进入公安、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进行访谈和听审，对自己需要模拟的对象有一定的参考性了解。这一部分主要针对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能使学生掌握刑事法律制度和模拟对象。
（一）辩护与制度———辩护律师讲座与访谈定位：学生以律师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辩护与制度。目标人物选取：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从事刑事司法辩护的律师。方式方法：1.目标人物讲授。讲述其辩护和过的具有典型性案例，在收集证据、会见、法庭辩护、职业风险及保障等问题上，予以介绍司法实践内容。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从业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刑事辩护技巧，及律师职业的行情进行交流。
（二）审查制度———检察人员讲座与访谈定位：学生以检察官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公诉制度。目标人物选取：地方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人民检察官方式方法：1.目标人物讲授。讲述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科属分工，检察院工作职能，公诉科的职务以及检察官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进行审查和支持公诉。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从业以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变化、检察人员的工作方式、检察院内部职能分工进行交流。
（三）庭审程序———听审与访谈定位：学生以法官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庭审制度。目标人物选取：地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方式方法：1.听审。通过学生到地方人民法院听取刑事公诉案件审理过程，现场进行学习和模拟。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庭审方式、庭审准备、庭审技巧等问题进行交流。
四、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三
情景模拟实践情景模拟实践是根据刑事诉讼课程的进度组织学生设置不同的情景进行模拟。包括但不限于：1.调查和收集证据；2.报案和立案制度；3.审查制度；4.审前会议和证据交换；5.模拟法庭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制作诉讼文书定位：学生熟悉并亲身制作书、答辩状、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培养学生归纳事实、适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要求：1.格式符合不同诉讼文书的规范要求，语言规范有逻辑性。2.案件事实表达清楚，明确具体，重点突出。3.主张明确，合理可行。4.主张理由充分，引用法律准确，事实理由清楚，证据分条别类。方式方法：1.实例模仿学习。刑事司法文书主要包括书、公诉词、辩护词、判决书四类。在进行情景模拟实践之前，首先需要为学生准备基础知识，让学生模拟学习刑事司法文书的制作。2.板块化、格式化诉讼文书。根据刑事司法文书的类型和特点，将刑事司法文书板块化，固定其写作格式，由学生就具体内容进行填充。3.根据模拟教学进程，有针对性的制作诉讼文书。随着情景模拟教学的进程，根据证据收集、审查、辩护、审前会议、模拟法庭的阶段，由负责角色带入的学生有针对性的制作诉讼文书。
（二）主持和参加审前会议定位：学生了解审前会议的功能、流程，掌握确定争点、固定证据、证据交换的技巧，为庭审工作做准备。设计要求：1.审前会议的情景模拟设计应当帮助学生了解审前会议在确定争点、固定证据方面的功能。2.审前会议的情景模拟设计应当适合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帮助学生了解证据交换中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证据交换来从对方手中收集证据。方式方法：1.情景模拟设计，背景案例设计见上文。2.分组：
（1）法官组：审判员1人。工作：召集控辩双方，住持庭前会议，询问回避问题，管辖权异议问题，调查非法证据排除，组织证据交换，确定争点，固定证据。
（2）公诉组：检察员2人，被害人1-2人。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回避问题提出意见，固定证人出庭名单，参与证据交换。
（3）辩护组：被告人1-2人，辩护律师2人。申请会议和管辖权异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固定证人出庭名单，参与证据交换。
（三）组织模拟法庭定位：熟悉审判程序操作和实体法律知识运用，锻炼法律实践技巧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7]设计要求：1.案情设计便于学生模拟控辩双方收集证据。2.法律问题具有争议，便于学生就法律和事实主张进行法庭辩论。3.角色设计繁简得当，有足够的开展空间，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也不至于过于繁琐，流于形式。方式方法：1.情景模拟设计，背景案例设计见上文。2.分组：
（1）法官组：合议庭3人，书记员1人。工作：主持审判流程、进行裁判、制作判决书。
（2）公诉组：检察员2人，检方证人2-4名，被害人1-2人。工作：制作公诉书、公诉意见，收集并提交证据，证人出庭作证，被害人做出陈述。
（3）辩护组：被告人1-2人，辩护律师2人，辩方证人2-4人。工作：制作辩护词、辩护意见，收集并提交证据，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进行供述与辩解。
五、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四
成绩考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成绩考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授课模式在考评指标、考评形式、考评内容上具有所差异。该考评方法重视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刑事司法程序的实际操控，法律职业素养。主要依据“法律推理思维”“刑事司法程序掌控”“发现事实”“适用法律”“法律辩论”“司法文书制作”六个维度指标，通过情景模拟实践和书面考核的方式，引入教师和第三方考评机制，对学生的法律思维、实际操作、法律职业素养进行考评。其具体考评方法如表1。
六、结束语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传统的讲授-演示式的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刑事司法程序的设置功能和意义，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适用刑事司法规则难以把握。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基础上，以实践或虚拟的实践为导向，设计情景模拟，引导学生有意识的学习和模仿目标对象，代入情景中运用刑事司法制度解决法律问题，进行实战演练，帮助学生体验刑事司法程序，培养学生法学思维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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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期羁押有罪推定司法救济预防机制
一、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2002年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2003年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03年被监狱超期羁押了16年，详见四川在线网2003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活动，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论文百事通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新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的必然性、“合法”性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刑事诉讼法制中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涉及经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所适用的刑事程序是否公平正当。除此之外，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在国内法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与该国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宪法具有最近的渊源关系。刑事诉讼法制与政治体制的这种“近亲性”，使其对全球化趋势中的反应略显迟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刑事诉讼法制的全球化趋势，而是应当注意刑事诉讼的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表征和固有逻辑，勾勒出其特有的发展脉络。
一、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表征与实现机制
概括地讲，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频频变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两个重要表征。
1.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现代刑事诉讼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高举人权保障的大旗，对旧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围绕着人权保障这一主旨重构了现代刑事诉讼。在上世纪中叶战争结束后，在重建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对战争中刑事诉讼对人权践踏的反思，再一次将追求人权保障作为新一轮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基础。一部刑事诉讼法的近现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权保障不断完善的历史。崇尚人权保障是两大诉讼模式的共有理念，两大法系在人权保障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权保障的实现机制不同。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强调公权力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对被追诉方权利的实现承担了大量的照顾义务，通过积极的行使职权，发现真实以惩罚犯罪、澄清无辜。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人权保障的任务主要由被追诉方个人承担，通过赋予被追诉方大量的诉讼权利并辅之以顺畅的救济机制得以实现。
二战后的人权保障超越了原则与口号意义上的价值而逐步走向具体化，显示出对刑事诉讼体制的巨大调控作用。一方面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已经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具有完整的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对各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完善具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从各个具体国家来看，人权保障也是各国完善诉讼法制的中心。美国通过上世纪6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基本确立了在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欧洲大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主要是通过《欧洲人权公约》加以规定的，特别是通过欧洲人权委员会与欧洲人权法院保证了“人权法”的实施。许多欧洲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谴责性判决后被迫修改以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意大利于1988年的修法和法国于2001年的修法以及英国于1998年通过《1998年人权法案》都是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人权法”的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一种飞跃，“人权法”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法律类别，而仅仅是要规定一些国家在使用刑事的或非刑事的处罚、治安措施或者社会防卫措施时所不能逾越的界限。[1]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法就是强调公权力追究犯罪的界限问题，强调没有不计代价的发现真实，强调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被告人权利的大。顺应人权保障的历史趋势，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提高了人权保障的水平，具体体现在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免于，废除了收容审查，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将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为防止“先定后审”改革卷宗移送方式，由全卷移送改为仅移送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完善了庭审方式，部分的吸收了对抗式庭审的积极因素等等。
2.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公约的确立成为刑事诉讼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自1945年联合国签署起，国际社会就共同关注的人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交流与合作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签署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其中刑事司法领域作为和平年代侵犯人权的最危险领域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后者是迄今为止最集中全面地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的文件。[2]此外随着国际社会区域化进程的加快，欧洲、美洲、非洲分别通过了人权公约，这些公约在各自区域内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欧洲人权公约》及其实施状况为典型代表。《欧洲人权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起草，在其中规定了大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要求的公民权利，同时欧洲人权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由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欧洲人权法院，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判例建立起来的，各国受到人权法院判例的影响纷纷进行立法与司法改革。欧洲人权法院推动下的欧洲刑事诉讼法制走向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刑事诉讼全球化、国际化的良好范例。
以上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渊源于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在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诉讼规律和基本准则，这些公理性的认识涵盖了大部分人类刑事司法活动的智慧结晶。国际公约中对刑事司法准则、诉讼权利的规定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诉讼规律与诉讼理念，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十四条就集中表明了刑事程序的进行所应遵循的基本标准：不受任意逮捕或拘束的权利；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公正审 判的最低标准为告知指控、充分辩护、受审时间不无故拖延，有权获得辩护与法律援助、有权提出证人与质询对方证人、有权获得翻译、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要求复审的权利等等。《公约》不仅详细规定了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基本人权，而且还设计了详尽有效的实施机制以保证《公约》对成员国的国内法发挥作用，实现公约签订的初始目标。比如《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在国内立法和其他措施中采纳规定的各项权利，并且建立“确能付诸实施”的违权救济机制，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公约》权利的人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和其他救济，《公约》还要求成员国必须按照《公约》规定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执行《公约》的情况，接受委员会的监督。[3]截至2000年10月，已有145个国家批准和加入了该《公约》，《公约》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影响也正在逐步扩大。总之，完备科学的公约内容为刑事诉讼全球化提供了基本标准，而通过对成员国实施公约的监督极大地推进了刑事诉讼法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趋向一致。
3.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融合为分析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尽管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是各国刑事诉讼学者在探讨问题时所通用的一种分析模型，但各国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界定、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利弊等问题都存在重大的分歧。特别是二战后两大法系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的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使二者之间的界分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两大诉讼模式之间如何求同，又如何存异这一问题就成为我们观察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有效视角。
从两大诉讼模式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绝非简单的英美当事人化。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多种原因，我们对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了解相对较少，这种知识上的缺乏极易导致对职权主义模式的诸多误解，甚至将职权主义等同于纠问式诉讼，等同于有罪必罚，等同于发现真实，等同于践踏人权，等同于落后保守，而一谈到当事人主义就是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保障人权。这种两分法是十分不科学的。实际上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是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地的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是指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主张、证据进行裁判，对应大陆法系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是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4]关于当事人主义较无争议的优点有二：一为司法裁判者的中立超然而使程序正义得以较好的实现；二为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这种对抗制的主要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美国比较刑事诉讼学者将其概括为三点：一为容易导致检察官滥用权力，从而使被害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均缺少保障；三为诉讼耗费时日，被迫以认罪协商代替审判；三是诉讼以胜诉为目的，证据常常成为秘密武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律师技巧决定审判的结果。[5]为克服这些缺陷，自70年代起，美国逐步开始参照大陆法系对对抗制制度作出若干修正。两个修法的主要方向，一是参考大陆法系制度，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中立官署的角色，二为扩大证据开示的范围，证据开示逐步由单向开示走向双向开示，发展为真正的证据交换。英美法系借鉴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另一表现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公诉制度的建立。实际上美国在建国之初汉有采用英国的私诉制度而改采公诉制度，主要也是受到法国检察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原则，也就是国家负责追诉犯罪，排除私人追诉的理念被证明是符合人类刑事司法的发展规律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逐步趋同的另一表现是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来看，英美国家的成文法化趋势十分明显。在美国，早在1947年，福兰克福特法官曾写道：“1875年之前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争诉中，有超过40%的案件是以普通法为判决依据，50年后这个比例降至5%，到了今天，不依据法律就能解决的案件几乎是零”。[6]英国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刑事程序革命，至80、90年代形成了立法高潮，其变革范围几乎涉及到刑事诉讼的方方面面，而且这种以成文法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做法仍在继续。英美法系在有些领域的成文法立法建设方面甚至超过了大陆法系国家，比如英国自1985年起就对司法监听管制立了法（通讯阻截法），而当时法国主要是通过司法判例确认了这样的做法。[7]以上仅是两大法系趋同的部分表征，实际上对两大诉讼模式在较量与融合中凸现出来的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更为细致具体的诠释体现在近期几个主要国家与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变革以及若干刑事诉讼实践发展动向两个方面。
4.近期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的发展趋势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两个重要表征。近年来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均进行了修改。其中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变革始于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修正，至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法国于2000年6月15日通过了第2000-516号法律，对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达142个条文的修改；意大利于1988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混合型诉讼模式；英国通过1984年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1985年的《犯罪法》、1994年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1996年的《刑事诉讼和侦查法》，对其刑事程序进行了重大变革；德国分别通过了1992年的《抗制违法之烟毒品交易及其它组织犯罪法》、1993年的《减轻司法负担法》、1976、1986、1987年的几部刑事诉讼修正法、1986年的《被害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了重大的更新；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自1995年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修订，分别于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共进行了6次修正。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具有不同的修法目的，限于本文的篇幅与主旨在这里不再——评析，但通过比较、分析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近期立法动态与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把握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进程，其中较为明显的共同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审前程序成为各国立法的重要内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均认识到审前程序的完善与否对整个刑事程序的运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坚持审判中心主义，侦查程序只是审判程序的准备。目前这种传统认识正在逐步发生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几十年来针对审前程序尤其是警察活动作出了大量判例，加强了对侦查程序的控制。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未进入审判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审前程序的调查结果与检察官的裁量权的行使成为了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重要因素，审前程序的作用愈发重要。英国近期的修法特别是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在兼顾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两项价值的前提下，规范了警察侦查活动，侦查程序作为英国法上的一个独立阶段的趋势逐步明朗。此外英国审前程序的另一项重要变革就是对庭审前准备程序进行了完善，许多改革前需在庭审中解决的争议、处理的事务大量的移到庭前准备程序中，在法官的主持下予以解决，虽然刑事诉讼仍然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但英国日益强调由法官主持重点突出的庭审前准备程序。[8]法国法在2000年的修订中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增设了自由羁押法官与预审法官并列，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审前程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原因有二：其一，侦查程序大体上是一种单方追诉程序，而且刑事诉讼中的大部分强制措施主要适用于此程序中，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极为突出，因此各国无不关注侦查程序的法制状况；其二，审前程序在各国实际案件处理当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大量的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即被分流。英美国家的辩诉交易自不待言，即使是奉行“法定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在严重的犯罪态势与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前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便宜原则”的运用，逐步扩大检察官不案件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案件截停在法院的大门之外。
(2)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得到确立。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称之为“法官保留”，在英美法上称之为“令状主义”。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台湾刑事诉讼法也在1997年的修改中将羁押决定权收归法官所有，2001年又将搜索权收归法官，相应的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逐步缩小。法国预审法官由于身兼二任而备受批评，为防止侦查权与强制处分决定权交叉滥用，新近的修法专门设置了自由与羁押法官，负责决定被追诉者自由的限制与剥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3)被害人地位得到提高，其权益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美国自1965年至1985年20年间形成了保护被害人的高潮，各州纷纷立法保护被害人，确立了犯罪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制度，据统计全美陆续有39个州通过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至1983年时已有至少500个“被害人、证人协助及服务方案”。[9]德国1980年通过的《被害人保护法》对改善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迈进了一大步。英国自1997年起在被害人保护方面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增加拨款，完善告知程序，建立“社区法律服务机构”等等。2002年提出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就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权益提出更为宏大的举措。[10]法国法在2000年修正中，在总则中加入了保护被害人权利原则，同时在该法第二篇专门规定了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比如加强了对被害人形象与尊严的保护，保护被害人的信息知悉权，提高救助受害人协会的法律地位，完善民事求偿程序。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也进一步扩大了被害人的权利，在法典第42条具体规定了被害人享有的22项诉讼权利，其中包括提供证据，了解案件材料，经许可参加侦查行为，出庭参与法庭审理，对法庭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上诉等一系列重要权利。
(4)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世界各国面临的犯罪问题发生了新变化。这表现在：犯罪数量大幅度增长，司法机关负担加重，而且有组织犯罪、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复杂犯罪形态层出不穷。针对这些犯罪状况，各国一方面如前所述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尽可能在审前程序中分流案件；另一方面加强了侦查机关对付犯罪的侦查手段，赋予侦查机关诸如监听、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侦查权力。比如英国通过《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警察的权力，而且按目前政府提出的立法目标，未来英国的刑事司法改革重心会倾向于对犯罪的抗制和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为对付严重的有组织犯罪，2001年英国通过的《侦查权力规则》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便衣警察、线人、直接监听或侵入式监听等秘密侦查方式。[11]又比如德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多部立法，针对控制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提出了种种对策，如由联邦总检察长集中管辖该类案件；针对新型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还创制了查缉网络追缉、人事资料对比、运用科技仪器、卧底侦查、拉网缉捕等新型侦查措施。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针对恐怖主义纷纷通过法律，加强了打击恐怖犯罪的力度。这一举动也对各国的刑事追诉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与罪状认否程序逐步得到推广，自愿协商以及处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1988年意大利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协商程序。修正后的台湾刑事诉讼法第451条之规定也正式引入了认罪协商制度。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对于刑罚不超过5年自由刑的案件规定了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经过法庭审理即做出判决，相应的减刑幅度至少为原刑期的1/3。在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实务界一直也在使用一种“非正式的认罪协商”制度，即控辩双方秘密约定，法院根据被告的自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德国联邦在判例中认为实务界发展出来的经由协议、约定、谈判而终结诉讼程序的做法，只要不侵害到调查原则、罪责原则、平等原则、意识自由原则，即该协议不违反基本法的规定。[12]
二、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参酌刑事诉讼全球化进程，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进程中，我们认为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更新人权保障观念。目前有两个因素阻碍着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是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主体泛化的观点，即认为刑事诉讼既应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应保障被害人、社会公众的人权；二是执法观念上“重打击轻保护”，以及侦破案件的手段长期停滞不前，致使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限制律师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应当着重强调保护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而对于集体人权、社会人权的保护只是刑事诉讼附随的社会效果，是经过刑事诉讼的大部分程序后决定适用刑罚时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本身是一个产生决定的过程，而并不是决定本身。强调诉讼中的人权而非泛化了的人权概念，对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问题同样适用。基于保持诉讼结构中的控辩平衡理念，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对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程度都持谨慎态度，对被害人的保护大多采用诉讼外措施。实际上被害人保护运动大多只是涉及社会服务项目、补偿等问题，而真正赋予被害人诉讼权利如独立的上诉权的做法在各国立法例中毕竟是少数的做法。如果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无限拔高，再加上公诉机关的强大力量，弱小的被告人势必会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处境，控辩平衡的诉讼结构也将受到破坏。对于第二个问题，刑事诉讼中侵犯人权的现象，从现有的案例与报道来看，主要是集中于侦查阶段。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侦查行为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因而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将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审前程序乃至整个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把握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契机，将加入《公约》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外源型动力。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正处于批准准备阶段。对于我国法律中与《公约》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或抵触的规定，我们应尽量避免使用保留条款，而应积极研究并适时修改国内立法，尽量达到公约所要求的人权保护状况。目前我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对《公约》的批准构成障碍而急需修改或完善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完全体现与贯彻。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废除人民检察院的免于，明确定罪权归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与无罪推定的实质内涵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无罪推定原则所要明晰的证明责任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加以规定，在司法实践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法官随意分配证明责任的现象。(2)《公约》规定的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证人的权利和对不利于己的证人进行质询的权利在我国刑 事诉讼法中保护不周。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得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肯定”，加之有关证人保护、补偿、制裁的法律规定的欠缺，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制约庭审方式的瓶颈。另一个问题是被追诉方的质询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约束基本上属于空白，这就使被追诉方的质询权极易遭到法官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无需阐明理由，也没有救济措施。(3)我国现有的审判前的拘留与逮捕程序与《公约》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之一就是羁押时间过长，拘留长达37天，逮捕后的羁押更是可以长达数年之久；表现之二是羁押率高，审前非羁押成为例外；表现之三为拘留措施作为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手段，没有相应的机制满足由“审判官或者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审查这一《公约》要求；表现之四为《公约》第9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在我国法律中并不存在，审前羁押的救济机制十分薄弱。针对这种状况，未来立法的完善方向应考虑缩短法定羁押期限，贯彻比例原则，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最长羁押期限，对拘留、羁押的决定权实行法官保留，同时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如保释制度的适用程序，减少审前待审羁押的人数。(4)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205条的规定，允许在判决生效后再次提起对被告人不利的诉讼，这与《公约》第64条第7项确立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相抵触。(5)批准《公约》的最大障碍在于《公约》第14条第3项所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回答”义务，也就是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的沉默权问题。
3.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目前我国完善诉讼程序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我国刑事程序与司法制度的完善面临着许多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正在积极解决的问题，我们有理由从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大潮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通过自己的积极探索为世界刑事诉讼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诉讼程序部分而言，审前程序应当成为进一步推进刑事诉讼法制改革走向深入的突破口和重要阵地。完善的路径应以公诉权为核心，以检警一体的思路重构审前程序；在侦查阶段应区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贯彻比例原则，同时对强制侦查行为原则上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对新型的侦查方法应当及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化，对监听、秘密侦查、测谎、诱惑侦查等措施的性质、效力予以明确；进一步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不处分的范围；总结“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成功经验，修改法律，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建构完善的多功能的庭前准备程序，通过设立类似于庭前会议形式的审前协商程序，为庭审的集中有效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审判程序的完善中，应考虑在满足了相关的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条件下，借鉴罪状认否程序，简化庭审程序，实现诉讼经济。
收稿日期：200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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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应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市场 经济 和民主 政治 建设的实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诚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说,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讲,就是效益。如何提高我国司法制度的效率或效益,主要是诉讼程序的效益或效率,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低效益或低效率的问题,相应提出一些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1成本政策是提高诉讼效益的理论基础
效益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学中的效益是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的比例关系,经济学的理想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
诉讼效益是诉讼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包括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两个要素。诉讼的经济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程序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这个司法资源有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力资源。指一定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法警、陪审员等。二是物力资源。指办公设施、法庭设施、办案器材、监管场所建设、通信及 交通 设备等。三是财力资源。指司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办案经费等。四是时间资源。指办案花费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高低和耗费司法资源的多少。因此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这里有必要区别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1/4,指诉讼主体以最快的速度终结案件,强调时间上的最少消耗,等同于“诉讼及时”。错误成本是美国法学大家波斯纳提出的概念,强调人们在追求正义、实现客观真实过程中不可避免所犯的错误所支付的成本。例如错判的国家赔偿,上诉或再审改判时所支付的多于一审结案的成本。诉讼的经济成本也可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两类。公共成本即国家为完成其社会管理的义务,维护统治秩序而投入的司法资源。国家握有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关系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各种灵活措施调整公私成本的负担利益分配。当诉讼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资源供给不足时,国家可以增加诉讼费用,提高私人成本以抑制滥诉;当诉讼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诉讼程序成为民众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时,国家可以减免诉讼费用,简化诉讼程序,增加公共成本投入,以换取民众对司法的信赖。这就是所谓的“成本政策”。在 现代 社会,成本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对诉讼效益进行调节的有力杠杆。在运用成本政策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时应强调两个标准:努力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解决争端的程序应迅速。
2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2.1诉讼收费过高及结构不合理
诉讼收费是国家将诉讼成本向当事人转移,提高私人诉讼成本,从而降低国家公共成本投入的方式。对民事案件收取费用是国际通例,问题是我国的诉讼收费标准过高。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我国的诉讼收费高于发达国家。第二,我国诉讼收费增长远远高于我国同期gdp的增长。以财产案件为例,1989年我国当事人支出的案件受理费平均增长3.5倍,而同期我国的gdp只增长了1.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增长了1.3倍,国家将大部分的审判成本转嫁给了当事人。第三,我国诉讼收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严重的超比例征收情况。人民法院往往规定各类案件的最低收费和加征收费。以湖南湘中某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为例,法定的收费为50元一案,执行中却收费达700元～800元,超标14倍～16倍。
我国诉讼收费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一审和二审中实行同额收费而非差额收费。由于二审当事人的请求标的额和争议范围普遍小于一审,法院在二审中的判决也往往只是一审的一部分。这样,二审的诉讼费用应小于一审。例如,一审中原告要求被告给付100万元,一审部分胜诉,获赔80万元,法院收取诉讼费用3万元。原告上诉时又对另外20万元提出给付请求,这时法院收取诉费只应就这20万元征收相应款项3 000元。这是国际通例。但我国现在的做法是再收3万元。这无疑不合理地加重当事人的负担。第二,调节制度与裁判结案的收费不分。各国的做法是为了鼓励调解或和解机制,一般调解的收费明显低于裁判。实际上由于调解制度的简化便利,法院应用调解的成本本来比裁判结案低得多。第三, 法律 援助制度中律师承担了全部义务。法律援助通过将弱势群体的诉讼成本向第三者如国家、律师等转移而充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律援助现阶段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其现实的渴求,原因之一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将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转移给律师。而后者显然单独难以支撑整个援助制度的庞大费用。
2.2部分诉讼程序的周期过长
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不合理的拖延与成本的最小化追求相悖。诉讼周期越长,当事人投入诉讼的人力、物力、财力越多,纠纷在社会上存续的时间也越长。这既造成当事人难以忍受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又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鉴于此,西方各国在二战后普遍将缩短诉讼周期作为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把“迅速审判”规定为当事人的宪法权利。
我国的诉讼拖延主要表现是刑事诉讼的超期羁押问题严重。例如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长可达7个月之久。而我国还存在着因审查和审判合一而导致的无限期羁押问题。且不用说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种时间的拖延就足以使我国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荷。看守所、监狱的硬件设施建设无法得到保障与这种司法资源超负荷运作有直接关系。
2.3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仍待进一步完善
简易程序就是对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特定案件不采取普通程序审结,而将普通程序简化便利,从而达到诉讼的效率。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不足,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学界的共识是引进“辩诉交易”和“处刑命令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通过这种协调和交易,被告人放弃获得对抗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降低对被告人所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或所请求的量刑幅度,这样就使案件不经法庭正式审判而得到迅速处理。
处刑命令程序(the penal order)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简单、轻微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刑事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简易程序被德、法、日、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2.4我国诉讼的替代程序不完善
由于诉讼程序负荷过重,西方国家普遍在诉讼程序以外设计了大量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程序。如仲裁、调解、和解、行政裁判等民间的或行政性的替代程序。替代程序的特点是将法院解决纠纷的公共成本转移到其他纠纷解决机构身上,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现阶段对这一制度的利用还方兴未艾。
3实现“效率优先”的改进措施
如上所述,我国司法制度实现“效率优先”的主要思路是成本政策,就是在“兼顾正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诉讼成本。
(1)完善诉讼收费制度,促进诉讼收费结构合理化、低额化。国家财政应考虑适当加大对法院系统的诉讼投入,法院内部应完善收费制度,禁止地方法院违规滥收多收诉费的做法,适度降低适用二审和调解程序结案的当事人的诉费,国家设立专项基金抵偿律师在 法律 援助活动中的部分遗物支出。
(2)严格规定和切实执行刑事羁押的最长期限,对确需延长羁押的情况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赔偿被错误超期羁押的公民时考虑追究事实羁押措施人员的责任,加大看守所和监狱机关的硬件设施建设。
(3)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程序和处刑命令程序,实现对简单案件的简易化、高效化处理。
(4)学界应进一步展开关于替代程序的讨论。通过完善和建立如仲裁、调解、和解等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将诉讼成本从国家和当事人移向民间组织,降低诉讼成本。
4结语
近5年间,从我国受理一审刑事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7.9%;从受理 经济 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12.2%;从受理民事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9.9%。我国的诉讼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而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总是有限的,总是跟不上案件上升的速度。况且司法资源具有高消耗的特点。特别是刑事审判,要耗费巨额财政收入,要比一般国家机关日常活动的耗费大。因此,探讨我国的司法制度或诉讼制度如何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探讨如何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加快审判活动的速度,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对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效率优先”在诉讼制度中的实现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民主 政治 的实现。
参考 文献
[1]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 羁押 必要性 审查机制 设想
羁押包括审前羁押和审后羁押，审前羁押是限制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审后羁押则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手段。我国审前羁押审查主要为逮捕审查及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逮捕后至移送审查起诉前的羁押监督仍存在种种缺失。因此，构建我国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显得势在必行。
一、当前审前羁押制度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羁押措施对侦查工作的作用，基于查明案件实体真实的需要，审前羁押的目的在于保全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保全证据、预防再犯。即通过衡量案件情况，如果被追诉者自由在外将有损于上述三种目的，则为有羁押必要 。
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审前羁押的期限比较长，对于不服羁押决定的，被羁押人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羁押期间，没有就羁押是否仍有必要进行审查的机制，也没有规定羁押的最长时限，羁押的延长由司法机关单方决定，当事人不能参与决定程序，无权发表意见，也无从寻求救济；另外羁押后很少变更强制措施，缺乏相应的替代措施 。WWw.133229.CoM导致审前羁押率过高，羁押为常态，羁押期间无比例性的现象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上的不足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对审前羁押主要是侦查、起诉阶段对超期羁押的监督，而没有规定在法定羁押期限内发生不必要羁押的情形如何处理。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退回侦查机关继续侦查至侦查机关报请延长羁押期限前，检察机关无法获悉案件侦查的具体情况，难以进行监督。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但也比较原则、抽象，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的期限、方式、必要性标准及处理等问题仍然需要予以明确。
（二）偏重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具有统一性，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仍是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价值目标，大多数的诉讼规则都主要考虑了追究犯罪的需要 。这在侦查程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一旦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发生冲突，往往对后者加以限制，使得被羁押者的人权难以得到保护。
（三）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也是中心点，它决定着国家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绝大部分的证据由侦查机关收集，新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的实施加重了控方所负的举证责任，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使取证更加艰难。如果侦查阶段未能收集到有力证据，随着时间推移，证据灭失、证人记忆力减弱等因素将使控方难以作出有力指控，从而使实际有罪的被告人被无罪释放，国家刑事追诉利益不能实现 。侦查机关在掌握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审前羁押作为延长办案时间或保全证据的手段。此外，由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侦查设备有限导致办案能力大打折扣，陈案未破新案又发，无奈之际只能借羁押来争取办案时间。
（四）重罪行不重必要性审查的观念较为普遍
在拘留阶段，侦查机关或多或少的掌握嫌疑事实的一定证据。司法机关工作者对于逮捕条件的把握，主要也是在罪行要件而非逮捕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把握较为容易，而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则受证据、角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因为有一定的证据，要承办人从内心坚持“无罪推定”是有困难的，更多的是基于不冤枉无辜及保全证据的诉讼理念，所以“够罪即捕”的做法较为普遍。
二、构建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指导思想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笔者以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为突破口，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热敏感重大案件报告和备案制度相衔接，对制定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指导思想：
（一）完善法制，使执法行为有法可依
新刑事诉讼法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要求，但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不利于实现法律的公正、严谨，急需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改变观念，在思想上重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改变重罪行而轻必要性审查的观念，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既考虑保全证据、惩罚犯罪，也尊重、保护嫌疑人合法权益。对审查逮捕环节未能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捕后继续开展调解工作，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机关释法析理，积极促成刑事和解，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三）结合实际，细化配套工作具体流程
要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必须围绕一些实务性问题尽快研究和制定可行的工作流程与机制。丽水市人民检察院经研究讨论决定，在莲都区院、龙泉市院、缙云县院、庆元县院四个基层院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试点工作。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签署联席会议纪要，以条文的形式将捕后必要性审查机制予以落实。
三、构建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适用的时间及审查主体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时间应限定在执行逮捕后至移送审查起诉前的侦查羁押期限内。目前，就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能部门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案子，由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就个案进行提请，向本部门提交《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表》，启动审查机制” 。第二种意见是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由驻所检察官根据在押人员实际情况向办案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的工作机制” 。笔者认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能部门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更为合适。第一种意见是从刑事诉讼的程序过程来分析，将审查权赋予公诉部门，实际上在逮捕后至移送审查起诉前，公诉部门无法全面了解案件，如需了解就需要办案人员的提前介入，而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承办人本身就有职责对被告人是否超期羁押及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并有权变更强制措施，故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部门为公诉部门，制度在执行上存在矛盾之处。第二种意见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赋予驻所检察室的主要原因是可以“通过驻所检察室获取在押人员的一些信息”。不可否认，驻所检察室确实可以较为迅速的获取在押人员的一些信息。但其获取的在押人员在押期间表现、有无不利于羁押的疾病等情况仅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一部分。对于案件事实难以进行全面审查。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有监督权，在审查逮捕阶段承办人就对案件情况有详细的了解，进行了全面审查，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审查职能部门也是侦查监督部门，对于案情变化情况的了解更为及时，故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部门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更为适宜。
（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及主要案件类型
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不仅包括继续羁押是否必要，也包括原逮捕决定是否正确，重点是对证明是否有逮捕必要的原有证据和新事实、新证据的审查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原则上应将所有案件纳入审查范围。丽水市人民检察院在莲都区公安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调研后发现，近两年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17个案件，类型比较集中，同时结合我国司法机关人力资源紧张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制度实施初期，为确保执行力度，应有重点的针对几类案件进行审查：（1）轻微刑事案件和轻伤害案件。主要是：主观恶性小、情节轻微、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人犯，且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同时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嫌疑人。排除累犯、惯犯及恶性犯罪案件的嫌疑人。（2）老年人犯罪。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外来人员犯罪。对外来人员涉嫌犯罪基本倾向于批准逮捕，但“大量外地人被逮捕，其中不乏在本地有较为固定住所、职业的人员，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现象非常普遍。故对于外来人员要区分对待，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及时变更强制措施。（4）自侦案件，主要是行贿案件。近年来，逮捕的行贿犯罪嫌疑人增多，其中大部分行贿人是经受贿人索取，迫于无奈给予受贿人财、物及好处。这类嫌疑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很多是公司、企业高管、负责人，长期羁押不益于经济生产及企业运转，一般决定逮捕行贿人是基于案件进一步侦查，巩固证据的需要，案情稳固之后，侦查机关应及时变更强制措施。（5）热点敏感重大类案件。据调研发现热敏感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概率小，并不常见。但受当前社会形势及信息传播技术影响，热敏感案件一旦发生影响面广、关注度高，且作为民众，更多地关注人权保障而不是法律本身，基于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考虑，将此类案件列入审查范围。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程序及审查标准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包括“被动启动”与“主动启动”两种方式。“被动启动”是指检察机关依侦查机关、羁押执行机关及相关部门（如信访部门等）申请启动；或依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申请启动；或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向侦查机关、相关部门申请后，侦查机关、相关部门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予以启动。“主动启动”是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由案件承办人每隔20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跟踪审查。但是，对于申请撤销逮捕决定或因突发性严重疾病不适合羁押的，应立即启动审查程序。
目前，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争论较大，观点较多。笔者认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应参照逮捕审查标准，从羁押事实和羁押理由两方面考虑。首先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是否发生变化，嫌疑人行为定性或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发生改变；其次嫌疑人是否真心悔过，有自首、立功、积极退赃或赔偿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再次变更强制措施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或妨害侦查；最后是否具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
（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管理方式和处理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方式包括：（1）审查案卷材料，讯问嫌疑人，听取侦查机关、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未成年嫌疑人的法定监护人、被害人的意见，全面了解案情及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件，可召集公检双方就羁押必要性进行讨论，确保制度的正确实施。（2）侦查监督部门与驻所检察室共同创建在押人员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评估结果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 。（3）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行“专人审查，检察长负责”制度。检察机关在对本文所列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要类型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后，予以登记备案，并由案件承办人跟踪审查，对捕后出现可能影响羁押的情节，报请检察长同意，作出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在审查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材料和审查报告作为审查逮捕案件卷宗的组成部分统一归档。（4）依托公检协调制度，建立健全捕后审查工作制度，设立信息传报机制，积极推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践。
对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后，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原逮捕决定正确且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作出维持原逮捕决定；认为原逮捕决定错误，可以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4条的规定，撤销原逮捕决定，通知侦查机关执行；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则应当向侦查机关发送检察建议，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果建议不被接受，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撤销原逮捕决定，通知侦查机关执行。
（五）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的限制
关键词：刑事诉讼；有效辩护；辩护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123-02
刑事诉讼讲究控辩平等对抗，在刑事控诉以国家公诉为主的背景下，控辩双方法律地位、诉讼能力均处于天然失衡状态，由此，辩护权在维护实质公平正义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辩护，辩为手段，护为目的，它不仅仅指刑事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在现代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指导下，辩护不应是形式的，它应该是实质的，也就是追求效果的辩护，即所谓有效辩护。
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刑事诉讼法从多个方面完善了辩护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刑事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但实践中辩护还仅仅停留在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这一层次，更高层次的要求即辩护取得实际效果难以实现。
一、有效辩护的概念
关于有效辩护的概念，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第一种观点以刑事诉讼的时空为线索，认为有效辩护基本内容包括刑事被追诉人既可自行辩护，也可聘请律师辩护，必要时国家还应当提供免费律师辩护；在诉讼任何阶段被追诉人都可以行使辩护权；法律应赋予被追诉人最大范围限度内的诉讼权利；对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判机关应当采纳，不采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第二种观点以刑诉主体为线索，认为有效辩护应当包括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法律应当允许其在审前、审判以及执行阶段聘请能够履行辩护义务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国家应当设立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第三种观点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认为有效辩护包括形式辩护与实质辩护两部分，形式辩护要求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充分并完整，辩护律师合格且有能力，自我辩护受到充分重视。实质辩护则从更深层次提出要求即构建理性的诉讼结构、营建宽松的诉讼环境以及完善有效辩护保障机制。第四种观点认为有效辩护突出的是辩护的目的和效果如何实现有效性。有效辩护指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实体上对是否构成犯罪及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提出辩护意见或在程序上对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最终主张被办案机关接受并获得有利结果。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我国辩护理论经历了由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到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的演进过程。相比而言，笔者更加赞成第四种观点对有效辩护的概念的定义，即有效辩护更多强调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包括对案件实体部分的意见以及程序部分的异议）能够被办案机关接受并获得有利结果，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不仅仅流于形式上的辩护。
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保障辩护有效性上做的努力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初步建立了较系统的辩护制度，其后通过司法解释以及《律师法》逐步完善，总体而言，辩护原则是我国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具体包括自行辩护权、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法院告知其辩护权之义务，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辩护人的会见权、取证权、阅卷权，审判中法庭上的陈述权、质证权、获得翻译的权利以及上诉权。
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完善，在协调处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有效辩护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重大努力：
首先，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的辩护环境，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第一，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新法实施之前，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不被承认，此次将侦查阶段的律师定位为辩护人，为扩展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扫清了障碍。第二，简化会见手续，保障会见权。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在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且不被监听。第三，强化阅卷权。自审查始，律师即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将律师全面接触案件材料的时间提前，保证辩护人能充分、及时表达辩护意见。
其次，完善指定辩护制度。一是增加了两种强制指定辩护的情形，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二是将指定辩护的义务主体从法院扩展到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将指定辩护的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从而保证指定辩护人及时介入刑事诉讼。
最后，赋予律师整个诉讼阶段表达意见的权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159、170、182条分别规定在审查批捕程序、案件侦查终结前审查过程中以及庭前会议当中，辩护人有权向办案机关表达意见。这一系列规定有效改变以往审前阶段辩护人难以同办案机关沟通的状态，能够保证辩护人及时并持续不断向办案机关阐述辩护意见，从而实现辩护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性影响。
此外，这次修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证人强制出庭、证人保护等方面的规定都从制度上为辩护人的有效辩护奠定了基础，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三、在我国有效辩护实现的主要障碍
1.缺乏宪法依据。宪法是一切法律最根本的立法依据。虽然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时并未将辩护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将其作为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准则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节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规定中，对相关条文的表述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保障辩护权的权利主体是被告人，义务主体是人民法院，行使阶段是审判阶段，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并不是保障辩护权的义务主体，犯罪嫌疑人也不是权利主体，审判阶段外的诉讼程序没有辩护的存在。辩护权作为基本权利在宪法内容和结构上的缺失使得审前阶段的辩护开展受到极大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关乎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权利，辩护权对每一个公民而言正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基本权利，应当予以普遍保护。
2.观念上对刑事辩护的误解。在我国，打击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观自古代以来一直被社会归为刑诉法的宗旨，传统的犯罪控制观念使得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未能合理平衡，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地位始终无法提高，诉讼权利亦得不到应有保护，辩护律师维护受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公平正义的作用无法体现。与这种观念相适应，公检法机关共同肩负“打击犯罪”的神圣正义使命，而刑事辩护则被认为是替被追诉人摆脱犯罪责任，是替“坏人”说话，对比之下辩护始终处于从属、弱势地位，以致辩护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实务部门的各种限制从而大大削弱了辩护的效果。
3.律师行业制度无法保障辩护律师从业权利。一方面，相比民事，刑事辩护对律师的能力要求更高，而相关的律师行业制度和法律规范对刑辩律师能力良莠不齐的现象并未予以重视，依规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前进行的培训基本也是以民商事法律规范为主，行业导向对刑事辩护的轻视导致律师职业群体对刑事辩护的不重视。另一方面，刑辩风险居高不下。刑法第306条成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柄利剑，相对较高的执业风险使大部分有能力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对刑事辩护缺乏热情和积极性。两个方面的原因阻碍优秀的律师进入辩护人行列，从而也影响了刑事辩护有效实现。
4.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律师行业迅速发展，但刑事辩护率低仍然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辩护相对于民诉收入偏低，对律师能力要求较高，使得尽力从事刑辩的律师投入和收获不易形成正比，也导致有些律师不愿从事刑事辩护，部分律师则在刑事辩护中并不尽职尽责，直接影响了有效辩护的实现。
四、实现有效辩护之构想
有效辩护的最终价值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辩护有效性依靠的不仅仅是制度改革和完善，更重要的是观点的更新，包括立法者、司法执法者以及社会大众观点的更新，在现代刑诉法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刑诉法的发展变革应当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上升到应有的高度，相关制度的构建不应仅仅拘泥于对辩护权内容的扩张和修改，而是应当自内而外地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原则构建。
第一，将辩护权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体系化地规定辩护原则及制度。首先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一章明确规定公民受到刑事追诉时享有辩护权。其次，将保障辩护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即在刑事诉讼法第11条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被追诉人都应当获得辩护，且公检法机关都有义务保证被追诉人辩护权利的实现。最后，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更加详细、具体地规定辩护权如何得以实现和落实。
第二，转型刑事诉讼构造，构建对抗式诉讼模式。有效辩护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对抗式的诉讼结构，即审判中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要想形成由内而外的有效辩护机制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公检法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方式，构建控辩对抗机制，让刑事辩护和控诉真正平等地对审判实现同样影响。从1996年第一次修正刑事诉讼法以及之后十多年的司法改革，我国在审判阶段初步构建起对抗式诉讼格局，但审前的侦查、羁押和审查阶段明显对抗性不足，甚至有着显著行政性特点，诉讼中的裁判者基本处于“偏听一方”的局面，因此应当加强对审前程序的对抗制改革，例如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审前羁押司法裁判制度、听证制度等，强化辩护参与以及辩护意见的表达。
第三，转变刑事诉讼价值观念。改变重惩罚的价值观，兼顾和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念。观念转变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既包括立法机关、公检法等执法司法机关，也涉及普通社会大众，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检法等执法司法机关，他们是刑事诉讼规范制度的具体适用者，只有公安司法人员充分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观点，明确被追诉主体的刑事诉讼主体地位，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合法权利才有可能得到现实的尊重和保障。其中，最迫切当数构建合理的制度保障，法官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做实质性的关注和处理，最有效的是建立证据裁判制度以及裁判说理制度，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详细对辩护意见是否采纳做出说明，而不是简单地写明采纳或不采纳的结论。
第四，辩护权保障制度的切实落实。新修刑诉法对刑辩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都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和完善，这样就使得刑事律师辩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变得有法可依，但笔者认为制度的完善只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是在落实法律规定的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不折不扣依法办事，杜绝以内部规定的形式架空刑事诉讼法。例如，办案机关不能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设置人为障碍，不得违法监听其交流内容，对刑辩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应当及时予以回应等等，与之相适应的是构建合理的程序违法救济制度。
第五，完善律师行业制度。一方面，要全面加强律师职业道德素质，多多开展有针对性的律师职业道德教育培训课程。同时，对于刑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违规行为、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应当建立完善的律师行业业内处罚机制。另一方面，定期开展刑辩律师的执业技能培训，提高刑辩律师的辩护能力，严格刑辩律师执业门槛，改善业内刑辩律师业务水平良莠不齐的现状，为有效辩护的实现做好主管方面的准备。还要强调一点，即要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执业豁免权，这样才能严格辩护律师的入罪条件，降低有效辩护的辩护风险，增强律师参与积极性，达到提高辩护有效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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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沉默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法律移植
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国家数百年诉讼实践的优秀成果， 它所体现的宪政价值、诉讼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法治理念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确立和实施沉默权是一种必然。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第二部分是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第三部分是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一、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在教会法中， 12 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人们普遍认为，沉默权的核心内容“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可追溯至英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13世纪，英国宗教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强迫被告人进行“职权宣誓”，否则将被诉诸刑罚。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当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支持者们正是通过此原则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 1 ] 17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逐步确立，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认识到，当个人受到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时，其地位明显处于弱势，若不对其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就难以保证司法公正，而冤假错案将会严重影响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危及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发生了一起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这促使了16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沉默权”的法案。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2 ]从此，在人类法制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受刑事指控人在审讯中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受英国法的影响， 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首次正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该修正案经过1963年的“米兰达案件”审判，其基本原则及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 3 ]今天，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几乎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沉默权确立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此外，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沉默权的精神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确认。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第六编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此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 4 ]这充分表明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维护。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权衡沉默权利弊后，纷纷通过立法对沉默权作出了限制。
1972年，英国允许法庭根据警察进行的讯问对受讯问人拒绝提供有关事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推断。1987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二条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问或说谎，该行为即构成犯罪。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各种“例外”判例，也对沉默权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进行了限制。如“善意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等。[ 5 ]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并于2000年全面实施，《人权法》的实施将对前述限制沉默权的法律构成新的挑战。[ 3 ]
二、我国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应该说，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国家数百年诉讼实践的优秀成果，毕业论文 符合法治理念，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其在宪政、人权理念上的先进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权利也说明了沉默权不可低估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在我国确立和实施沉默权是一种必然。
(一)与国际接轨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
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已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此外，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我国应对已参加的国际条约(除保留条款外)的规定有积极遵循的义务。从法理上讲，这些国际条约虽然不属于我国国内法的范畴，但也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具有与国内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对我国的国家机关和公民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沉默权。但目前的状况是，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支持沉默权，而在国内司法活动中对沉默权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只有在国内法中明确沉默权，才能保持法制的统一性。
(二)确立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十八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提出无罪推定的思想，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 6 ]而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延伸，沉默权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推动“无罪推定”原则在诉讼阶段的实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它必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被控方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规定被控方必须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就是在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被控方不应有此义务。否则，案件尚未审理就使自己在整个诉讼中陷入不利境地。至于后者，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程序正义要求诉讼主体平等，尤其是被控方的人格尊严能得以保障。但是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作保证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充分的。因此，沉默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更是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程序正义是公正的实体裁决的保证，尤其是被告人被法院认定有罪之前的人格尊严的保障。由此可见，虽然在字面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因没有沉默权制度作保障，该项原则在实践中将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
与沉默权相对应的是如实陈述的义务。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轻信口供”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手段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往往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禁而不绝，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影响就可能造成甚至纵容违法审讯，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口供，难免造成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仅与沉默权相悖，而且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回答”的主观判断的随意性，因此诱供、逼供的情况并非很偶然。虽然沉默权的确定并不能全然遏制刑讯逼供的恶疾，但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从制度上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免除因不“如实回答”而可能产生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恶果。[ 7 ]
从沉默权的实质来看，它表达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理念;同时，沉默权是一项防御性权利，硕士论文 被追诉者对不利于自己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客观上制约了相对庞大的司法权要求自证其罪的权力，是对司法专横的强烈反对。国外的实践表明，正是这一界限抵挡住了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沉默权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应当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和公正地确保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诉讼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平衡。我国既然是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就意味着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公诉方当然不得强迫被控诉一方协助自己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就不会有平等与公平。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仍带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诉讼的双方是不平等的。被告处于被纠问和如实陈述的地位，根本谈不上平等的控辩。因此，相对于如实陈述的义务而言，沉默权可以加强被控方的防御力量，使其在辩护的策略和技巧上多了一层选择的余地，从而也加强了其与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鉴于此，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较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诉讼模式，即从以前的重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其最典型的特点是加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需要沉默权制度。另外，在一个公正的程序当中，当事人应当拥有自己的武器，他没有义务去帮助对手获得用以反对自己的武器。让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 8 ]与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相比，对实际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赋予其沉默权，平衡控辩审三方地位，也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精神。
应当承认，保护权利、制衡权力与打击罪犯、控制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一对可以轻易获得平衡的矛盾，这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两难抉择。医学论文这是一个司法公正问题，更是价值取向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建立司法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将维护社会治安摆在保障公民权利之前，则必然对司法人员的行为采取纵容态度，这等于将每个公民置于司法权的强暴和被剥夺权利的危险之中。
三、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在美国和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的沉默权是宪法权利。如果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也应当首先在宪法上作出规定。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修宪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相对而言，修订刑事诉讼法不仅必须而且可行。我们建议，先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和完善沉默权制度。
(一)案件侦查阶段
侦查阶段是确定追诉对象、收集证据、查明犯罪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极易受到侵犯的诉讼阶段。而打击犯罪功能的强化，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个人人权的关怀，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在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必须设立沉默权制度。
首先，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
其次，限制讯问的时间。
第三，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
第四，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
最后，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但是，当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犯罪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关证据，此时，犯罪嫌疑人不应当享有沉默权。
(二)审查起诉阶段
在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任务，不是努力收集各种证据，而是对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予以核实和补充，因此，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激烈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犯的现象也大为减少。但由于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对抗依然存在，沉默权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当然，对抗方式的缓和，使得沉默权在起诉阶段的体现，较之侦查阶段有逐步弱化的趋势。
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证其有机会申述辩解意见;我们建议增加:“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职称论文 另外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基础上还应明确律师在场的权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思想压力，使其更为自由地行使辩护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检察人员全面了解侦查情况，使犯罪嫌疑人在回答讯问中敢于控告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以便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监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
(三)审判阶段
在审判阶段，诉讼被要求在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的格局中展开并得到解决，原来被追诉方只能被动承受控诉机关单方面追诉的状况也得到根本扭转。沉默权存在的基础，从对抗控诉机关追诉权，逐渐转向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上来。这种变化使得沉默权从防止权利受到直接侵犯等诸多目的中解脱出来，集中针对防止自我归罪，这就意味着审判阶段的沉默权，在内容和适用范围方面，比侦查、起诉阶段要简化得多。此外，我们国家法官裁判案件，遵循的既不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断案原则，因此沉默权在审判阶段，也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广泛规定。
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庭审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程序亦应予以调整。可以参照日本以“对起诉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度”取代讯问被告人程序。[ 8 ]但是，对法官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龄、单位、住址等问题，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权利的问题，如是否申请回避等，不应享有沉默权。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必须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的澄清时，此时，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方指控成立。
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自诉案件是公民个人之间的对抗，除居中裁判的法官外，没有公共权力介入强迫个人控告对方，公民个人也无能力迫使被告人自我归罪。在自诉案件中不存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讯问，案件的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承担提起反诉时的举证责任。如果赋予被告人一方的沉默权，实际上就打破了自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平衡格局，对自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自诉案件的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
(四)证据制度
我国传统的对人证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取证制度，是嫌疑人有作证义务，而证人责任则十分松驰，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如果建立沉默权制度，就必须改造这种作证传统，强化民众的作证责任和作证意识，然而这也非一日之功。我们建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公正之标志。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凡是采用非法方法(包括违背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和选择权利)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根据。”
在审理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罪案时，我们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确立自白排除证据法则。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公共安全犯罪应限制其沉默权，沉默权合理限制使用前提必须是发现了有关人员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相应证据。这个证据并不要达到定罪或起诉标准，只要能引起“常人的怀疑”就可以。英语论文 对于出现例外情况，如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拒绝合作，那么他的沉默权应作为对其不利的推断，其沉默行为本身应被刑法处置。只有进行了这些合理限制，沉默权在中国才可以在不给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得到推行。[ 9 ]
四、结束语
在法律上确立沉默权首先有利于保护人权，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这是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要求，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反映了一种诉讼规律和刑事诉讼最低标准。但是，在法律上规定了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沉默权是建立在对人权高度重视并且有较规范的法律规定配套的基础上的，它的实现有赖于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制度的健全。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也有待加强和提高。因此，我们在移植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确立中国化的沉默权制度时，必需考虑到我国国情，考虑在人权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笔者建议国家在规定沉默权制度时，能否先建立试行点，即在民主法制观念较强的地方先进行试点，进而以点及面以至整个中国。以此方式推行沉默权制度更有利于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也有利于司法人员观念的改变和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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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刑诉法学科先河
1950—1955年，刑事诉讼法学科依托刑法教研室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1955年法律系成立了审判法教研室，由刑法教研室的刑事诉讼、法院组织法、民法教研室的民事诉讼这三个研究方向组成，专门负责司法制度、法院组织法、诉讼法的教学和研究。当时，由苏联专家编写讲义，指定苏联的大学教材，讲授苏联刑事诉讼法学的相关知识，由翻译人员翻译，[2]教研室教师记录下来，据此准备讲稿，然后再向学生讲授。教学内容以苏联刑事诉讼法为主，先后翻译出版了《苏维埃刑事诉讼》（实物教材表册），[3]《苏维埃刑事诉讼教学大纲》，[4]《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庭审理的准备工作》，[5]《苏维埃刑事诉讼中的提起刑事案件》，[6]《苏维埃刑事诉讼中的上诉审和监督审程序》（增订第二版）[7]等教材。
在学习和介绍苏联刑事诉讼法的同时，从1952年起开始收集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文件，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诉讼程序参考资料》，[8]先后共六辑。“”时期，审判法教研室师生合作编写了《人民司法工作是无产阶级的锐利武器》，[9]因为本书，审判法教研室当时被评为人民大学科研先进单位。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新中国初期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弥足珍贵，也为后刑事诉讼法教科书的编写和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素材。
在编写教材和培养政法师资的同时，老师们还对刑诉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如被害人的地位（如程荣斌教授在《法学》1957年第5期发表的《试论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一文），辩护人的作用（如程荣斌教授在《法学》1958年第2期发表的《辩护人必须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一文）等进行了研究。这些教学和科研活动为新中国刑诉法学科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学科研究体系完整
本学科学术体系完整，涵盖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程序、证据制度、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等全部领域。例举如下：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这是刑事诉讼理论中一个重大而又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仅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直接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阶级实质和指导思想，制约着整个刑诉法的解释和应用，是整个刑诉法赖以产生和实施的根本出发点。深入进行刑诉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不仅能够使刑事诉讼理论日臻完善，而且有利于指导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护无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0]这些研究在后来得以深化，体现为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和控审分离原则。关于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认为它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的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未得到充分实现：法定程序得不到有效执行；隐形程序、潜规则大行其道；各地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突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该原则仅适用于公权力主体，一个重要例外是权利受处分人的同意。该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关系密切。[11]关于控审分离原则，认为其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裁判者的中立。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配合”原则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控审不分现象极其普遍，应当通过程序的完善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对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进行矫正。[12]
刑事证据理论。刑事证据理论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学科对证据的性质、基本特征、分类，基本原则，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等争议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13]首先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作了概括性总结，即“循法求实”，要求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查清案件真实情况；重证据、轻口供、严禁刑讯逼供；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符合案件事实真相。[14]对证据的基本特征，主张三性说，认为合法性是刑事证据必不可少的一个特征。它是刑事证据形成的前提条件和真实的保证。在证据的分类问题上，探讨了证据分类和证据种类的关系，得出应该在统一证据分类概念的基础上按科学的分类标准划分。[15]其次对证人资格尤其是同案被告人是否具有证人资格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区分了三种不同情况：具有共犯关系的同案被告人不具有证人资格；不具有共犯关系，但在犯罪中仅系牵连关系的同案被告人具有证人资格；虽有共犯关系，但已分离审判或已先行结案的同案被告人有证人资格。[16]这种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解决问题的态度是科学的，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律师制度。伴随律师制度的恢复，辩护律师的重要诉讼职能越来越受重视。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颁布以前，就开始探索辩护制度。提出被告人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并且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都是受国家法制严格保护的。所以辩护人为被告人进行辩护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种手段，他所保护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17]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权利作了很大的限制。本学科的学者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18]如要明确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和权利；扩大律师进行辩护的范围，允许律师从侦查或阶段就参加诉讼，诉讼文书应反映律师辩护的主要内容，从法律上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同时提出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既不从属于被告人，也不从属于公诉人和审判人。律师不受公诉人意见的约束，不受被告人无理要求的约束，不受审判人员意见的影响。[19]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使得程序虚置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扭转，但“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尚未真正革除。对此，本学科研究人员发表多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在控辩式诉讼下加强律师辩护职能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律师的辩护职能。[20]
三、搭建学术研究平台
1998年，本学科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本中心创立十余年来，每年都有二十余名研究人员从事与刑事诉讼法有关的教学、科研活动。在长期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本学科在指导教学方面逐渐摸索出来一套以科研项目促进学生成材的培养模式，将研究生引入到国际项目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理论的方式培养其兴趣、充实其知识、锻炼其能力，在成果频出的同时还增强了其实践动手能力、把握实践问题的能力。
本中心自设立之时起，就致力于完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本中心现已发展成为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里一支以实证研究与国际交流为特色的新生力量。其合作伙伴基本上涵盖了在华的所有资助机构与国际交流机构，包括欧盟驻华代表团、英国使馆文化委员会、英中协会、美国使馆、福特基金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美国律师协会、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法学院、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等。本中心承担并实施了二十余项国际、国内重大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如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合作开展了“遏制酷刑”重大项目，与美国大使馆合作开展了“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项目，与美国律师协会合作开展了“重罪案件庭审演示”项目等，项目经费累计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出版研究成果近二十部。本中心已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刑事司法研究机构，目前正在努力打造成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的全新平台。
四、推动人权保障事业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事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时代的强音。2004年我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如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部门法中予以贯彻和落实，成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在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实施中首当其冲。从司法实践看，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等诸多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十分突出。本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诉讼制度改革和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在该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刑事审前程序研究》、《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刑事审前程序与人权保障》等多部著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专门就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理论、原则和制度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在欧洲实地考察中，本中心总结了英国、匈牙利、立陶宛三国的反酷刑经验。在对这些域外经验辨别与归纳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进一步推进反酷刑工作的方向。提出要明确反酷刑的范围，酷刑不仅局限于刑讯逼供，还要扩大禁止酷刑的法律规范的范围；提高对反酷刑公约价值的认识，在立法与执法领域推进公约的落实与贯彻；要从遏制酷刑的系统论视角出发，建立并完善各种配套机制；要积极稳妥地探索司法程序之外的各种监督、预防酷刑行为的有效机制，提出在我国建立定期探访制度。通过建立独立的机构对羁押场所进行随机、定期的访问与查看，记录并反馈相关酷刑存在情形，以督促监管部门增强对反酷刑义务的履行程度。[21]
推进反酷刑工作，首先要界定清楚何为酷刑。在此基础上，结合域内外反酷刑的经验及实践，探讨反酷刑的路径选择问题。通过分析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在遏制酷刑中的作用和有效举措，提出反酷刑应实体与程序并重——从程序法上以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断绝酷刑实施者的动机，从实体法上给酷刑实施者以相应的责任；程序内与程序外并举——从程序内落实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律师的帮助权、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等，从程序外动员社会的力量，建立独立的遏制酷刑机构。[22]
在遏制酷刑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首次将遏制酷刑的着眼点由查处酷刑转变为预防酷刑，并围绕着《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批准问题，对羁押巡视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羁押巡视制度的研究使用了全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实验法，通过在吉林省辽源市看守所试行羁押巡视制度，用实证数据表明了此类羁押巡视制度的功用。[23]羁押巡视制度的推行在中国首次向公众打开尘封多年的看守所，公众监督的阳光第一次照射在看守所这一长期与世隔绝的场所。羁押巡视制度的试点推动了中国看守所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步伐，目前公安部正在全国推行看守所开放日活动，羁押巡视制度带来的一丝清风正在推动着观念的更新与制度的改变。
2010年初，本中心针对中国看守所频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就看守所法律修改这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召开了国内首次有关看守所立法的专家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领导同志与学术界专家齐聚一堂，通过对话的方式就看守所改革与立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目前本中心正在积极推进看守所问题的研究，试图弥补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这一盲区，提高酷刑预防与查处的有效性。
五、国际交流合作频繁
本学科在已有的国际合作项目、交流项目基础上，加强推进对外法学交流。首先，针对国内出现的热点问题，邀请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到国内开展讲学、讲座等学术活动，提高了学术交流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从而拓宽了国内研究的视野。为了真切地了解域外的经验，本学科组织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律师分别于2002年10月、2004年6月、2006年10月、2008年8月、2010年5月、2010年10月六次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匈牙利、立陶宛、瑞士、丹麦、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进行了保释、刑事诉讼法修改、反酷刑、量刑程序等方面的考察，了解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最新进展。通过这些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使我们的眼界更为宽广、视野更为开阔。其次，把友好访问与专题考察结合起来，把比较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在对国外的相关制度进行专题研究后，思考其本土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利用同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介绍中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以及中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增强沟通，减少误解，为国际间的平等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从2000年至今，本学科以本中心为平台，承担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科研项目，召开了二十余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联合国际知名机构和国内高层机关，如最高法、最高检等，就死刑复核程序、律师权利与司法公正、刑事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现代公诉制度等重大问题展开研讨，得到了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实务部门合作，主持召开了关于审判、检察、公安、律师等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引起了立法、司法机关的极大重视，受到高度好评。如2005年在北京举办“模范刑事诉讼法典论证国际研讨会”、“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专题国际研讨会”； 2006年在云南丽江召开“刑事法律援助培训研讨会”； 2007年和美国律师协会在厦门、驻马店、西宁举办“重罪案件庭审演示研讨会”； 2008年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英中协会在辽源举办了“中欧遏制刑讯逼供合作项目结项暨辽源羁押巡视制度试点总结研讨会”。
在这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国内外专家同仁深刻地研讨了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掌握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动态和立法、司法资料。在研讨会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和律师辩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保释制度和取保候审》，《“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抗制酷刑——法官及检察官手册》，《中欧遏制酷刑比较研究》，《规范取证行为、遏制刑讯逼供——警察培训手册》等。
六、实践实证研究方法
自1999年在诉讼法学界开创调查研究的风气开始，本学科每年暑假均组织研究团队赴全国各地实施各种调研活动。2000年实施了“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调研与对策”的研究，课题组成员到深圳、烟台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公、检、法、司等部门实务工作者对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意见和改革建议。通过实地考察和跟踪研究，出版了《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对策研究》，这两本书深入系统地归纳、总结了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这可以视作我们在实证研究与法理研究的结合上迈出的第一步。
2002年，针对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出现的辩护难问题，本学科课题组成员赴山东寿光人民法院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证据开示在基层法院的运作情况，并成功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证据开示试点。2003年，本学科教师与博士生赴大连、烟台进行实地调研。2004年，部分师生赴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调研。2006年，本学科组织教师以及博士研究生前往全国十五个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刑事二审开庭情况进行大规模调研，并出版了《刑事二审开庭程序研究》一书。针对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回后的相关问题，本中心研究人员奔赴各地进行各种形式的调研活动，最后经过细致的整理分析，形成了书面调查报告，并结集出版了《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究》一书。2008年，本中心与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合作开展了“羁押场所巡视制度”试点，在历时一年的试点工作中，辽源市共选聘了20名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员，组织其到市看守所进行巡视21次，访谈在押人员32人，并查看了看守所的主要工作区域，向看守所反馈了审讯室不规范等6个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在规范羁押场所管理、提高在押人员基本待遇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辽源试点后，在全国范围内，羁押场所分多批开始面向社会开放，提高了羁押管理的透明性，提升了民众的信任感。
在从事大量实证研究项目的同时，本学科的老师、博士生开始思考实证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近年来，本学科陆续派出年轻教师、博士生赴美接受哈佛大学组织的实证研究方法培训班，专门学习、研究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与实施，与国外同行交流，沟通实证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与研究进展。本中心在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方法也从简单的调研向更为全面的多种类实证方法综合运用的方向发展。在近期进行的芜湖量刑程序试点项目中，本学科师生已经开始熟练使用以实验法为核心的多种实证方法，包括科学地设置实验组与对比组案件，观察、调取司法统计数字、问卷、个别访谈、阅卷等。陈卫东教授在2009年第6期《法学研究》上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羁押巡视制度实证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展示引起了学术界、实务界的较大反响，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转型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七、积极参与国家立法
1979年，陈一云和张凤桐两位教授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并参加了当时中央政法小组主持的草案修改稿的讨论。该法经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后，陈一云、孔庆云、程荣斌三位教授写了刑事诉讼法名词解释在《人民日报》上刊登。[24]刊登以后，湖北人民出版社集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词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名词解释》[25]一书。此外，本学科研究人员还出版了一批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教材、讲义，如《刑事诉讼法讲稿》，[2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明教程》，[27]《刑事诉讼法学》，[28]这些教材的出版，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普及和刑事诉讼法学教育贡献了一份力量。
从1993年开始，陈卫东教授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组六名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2003年刑事诉讼诉法再修改启动时起，陈卫东教授作为再修改专家组成员多次参与立法论证。2004年3月，在欧盟主任机动基金的资助下，本中心启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项目的研究。同年6月，本中心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赴欧洲五国考察。在细致的国内调研与欧洲访问基础上，本中心拟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模范刑事诉讼法典》，[29]共662条， 85000字左右，为我国未来几十年持续完善刑事诉讼法树立了一座航标，亦成为国际友人了解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
八、献计改革服务实践
本学科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深入司法实际，推动司法实践的完善。
司法改革理论研究。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新阶段司法改革的目标已然确立。从制度层面建构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确保制度公正的核心问题；要实现高效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建设权威制度，则需要进一步强调严格依法办案，保证所有的司法行为都是以法律为准绳展开，都在制度框架下进行。[30]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正确处理好政体与司法体制、司法体制与司法运作机制、整体规划与局部推进、司法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借鉴外国经验与符合我国国情这五对关系。[31]
检察权基本定位研究。检察权的基本定位就是公诉权，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应该按照检察机关就是公诉机关的思路改革检察制度。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关系不顺的现状，应当提高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赋予检察机关指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改革现行的逮捕和其他侦查措施的审查批准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凡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的适用，均应由法官裁决并许可令状，以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32]
司法权力和诉讼权利关系研究。司法权力如果不受法律约束，只能导致司法专制和司法腐败，诉讼权利如果不受法律约束，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因此必须重视刑事诉讼程序。[33]关于刑事诉讼程序，本学科从权力属性分析入手，从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理学的角度深入地分析警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公诉权、司法权和辩护权的性质和特征，从而给刑事诉讼中的各种权力（权利）以准确的定性，以此为理论依据合理配置各种权力（权利）。[34]
同时，本学科积极投身于司法实践，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在完成本职科研工作的情况下，本学科研究人员长期坚持为全国各级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授课、讲座，为全国高、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进修班、全国公安厅、局长讲授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期望能以实际行动为提升司法队伍的综合素质贡献出一份力量，推动刑事司法实践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在云南、贵州、四川、宁夏等中西部地区积极开展针对律师的培训工作，从根本上促进律师群体职业素质的提高，并争取逐步将培训的范围延伸扩大，使更多的律师可以接受先进的法学教育。
本学科今后要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实证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通过不断地试点、召开研讨会、扩大培训范围等形式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去，将实践中的问题反馈到理论研究中去，并在立法中提出解决方案，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提供可行的思路和对策。
注释:
[1]“金刚”包括吴磊、陈一云、程荣斌、孔庆云、张凤桐、周亨元、陈启武、陈士正八位教授。
[2] 当时的专职翻译人员有王更生、卢佑先等人。
[3] [苏]卡列夫（д•с•карев）、列维娜（м•м•левина）编：《苏维埃刑事诉讼》（实物教材表册），周亨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当时的专职翻译人员有王更生、卢佑先等人。
[4] 苏联高等教育部大学、高等经济和高等法律学校总管理局审定：《苏维埃刑事诉讼教学大纲》，周亨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5] [苏]别尔洛夫（и•д•прлов）：《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庭审理的准备工作》，王更生等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6] [苏]拉胡诺夫（р•д•рахунов）：《苏维埃刑事诉讼中的提起刑事案件》，王更生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7][苏]格罗津斯基（м•м•гродзинский）：《苏维埃刑事诉讼中的上诉审和监督审程序》（增订第二版），王更生、卢佑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8]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审判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诉讼程序参考资料》（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1957年版。
[9]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审判法教研室编著：《人民司法工作是无产阶级的锐利武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参见吴磊：《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参见陈卫东、程雷：《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
[12]参见陈卫东、李奋飞：《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13]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吴磊：《关于刑事证据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
[15]吴磊：《关于证据分类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6期。
[16]陈卫东：《试论证人资格》，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2期；陈卫东：《同案被告人是否具有证人资格应区分情况》，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5期。
[17]参见程荣斌：《辩护人必须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载《法学》1958年第2期。
[18]参见程荣斌主编：《中国律师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参见程荣斌：《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和诉讼地位》，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
[20]参见陈卫东、张桂勇：《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载《法学家》1996年第5期；陈卫东：《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陈卫东、石献智：《刑事诉讼律师之探讨》，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1]参见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欧洲三国反酷刑的经验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5期。
[22]参见陈卫东、李伟、王静：《对酷刑“酷”起来——“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述要》，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
[23]参见陈卫东：《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研究报告》，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4]参见陈一云：《我是人民大学培养的教师》，载《法制日报》， 2010年6月23日。
[25]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词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名词解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6]陈一云、张凤桐、严端：《刑事诉讼法讲授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7]张凤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明教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8]吴磊：《刑事诉讼法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9]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参见陈卫东：《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1]参见王新清：《论司法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载《南都学坛》2010年第3期。
[32]参见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陈卫东、郝银钟：《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