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人类历史性实践历经的第二种社会形态。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理论的一般性，工业文明上承农业文明，下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人类必将抵达的社会。当今世界仍然有许多主体上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国家，它们正在努力向工业文明国家迈进。有许多发达国家，它们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没有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而是误入了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方向只能是生态文明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既要坚持“人类社会”最高目标，又要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已有的前提。根据世界历史，工业化的完成一般与过剩经济相联系。也就是，工业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属性建立在社会财富为交换价值或者资本的基础上。而当代中国的前提是：我们虽然在2000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进入了工业文明语境，但是，我们距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却相当遥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文明时代生产“交换价值／资本”。马克思指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4］。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产品都是交换价值，任何个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或者不是主要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而是必须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再转化为自己的生活消费品。只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一切产品和活动才能转化为交换价值，社会化的全面的依赖才能形成。“民以食为天”，考察一种生产方式及个体生活是农业文明方式还是工业文明方式，尤其是要根据获取食品的方式是否直接来自自己生产的产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人口6．66亿人，占49．68％；乡村人口6．74亿人，占50．32％。流动人口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 959 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 426 652人。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工至少2．21亿，这里我们以2．21亿计算。我们先考察49．68％的城镇化人口（显然，2012年52．6％的城镇人口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又有所提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民工至少2．21亿。这2．21亿农民工虽然是城镇人口，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显然不能完全由参与城市劳动所得的工资获取。甚至仅仅从劳动力价值考察，农民工的城市劳动收入远远低于劳动力价值。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有三个组成部分：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费用、维持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的生活费用、劳动者自己的教育和培训费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以上三项的计算标准当然要按照工作地标准。很明显，农民工不可能依赖自己的工资收入供养自己和需要抚养者在城市生活———住房、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培训、老人的看病和护理等。所以，农民工不可能依赖城市的工资收入维持自己的城市生活，目前，他们不过是两栖者，农民身份才是他们在马克思社会形态三阶段理论中的位置，即他们主要还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我们再来考察其他4．45亿城镇人口。因为城镇包含很多新城新镇。而新城新镇的人口并非都是依赖交换价值生活，有一部分人口仍然是直接依赖自己的劳动产品生活。最后，我们再来考察纯粹的6．74亿乡村人口，他们依赖农产品收入（包括家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尽管当代中国2000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的情境，2012年人均GDP甚至高至6100美元，但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考察，当代中国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并存（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尝试），甚至大部分人口主要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不论是城镇化率还是人均GDP数值都不能真实表达我们在文明阶梯上的位置。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当代中国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从“协和万邦”到“大一统治理模式”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形成的逻辑进路
正如上文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史、国史，世情、国情、党情是我们的前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依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西方先后形成了“分而治之”、“轮番而治”和“议会民主”的治理模式，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和“大一统”治理模式。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当代中国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政治治理模式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份额的竞争和分配，这种对份额本身的竞争和分配的关注是短视的，往往忽略历史大趋势。中华民族的政治治理模式源于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迥然不同的复杂生存环境。这个复杂生存环境要求具有把握历史趋势的能力、有为民的根本指标、有强有力的领导。而这也正是对当代中国选择、形成政治治理模式的根本要求。当代中国，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来说，古代、近代、现代并存。从文明形态来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从精神文化和价值信仰来说，多元文化、多种思潮、多样价值观念同时存在。从生存资源和人口状况来说，地稀人稠、资源紧张，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从国际环境来说，虽然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竞争激烈。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第一，明辨历史方向，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正如无神论是对宗教的扬弃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扬弃包括三个环节，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财产的否定和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或否定之否定，而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虽然“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相反，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这三个阶段之后又讨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完全独立”两种形态，通过这两种形态，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最终也将被扬弃，那时候“社会的人类”才能诞生，“人类社会”才能到来［5］。从过剩经济来看，当代中国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从西方绝对过剩经济来说，“人类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已经开始慢慢地具备，中国道路的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中国国情来说，生产能力尚不高，低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为中介，利用多种手段发展生产能力，始终坚持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统一，在生产力的现实的运动中，实现“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必须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第二，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对自己的本质、对自己的生命的真正占有，是人向着“社会人”的真正复归，这就要求政治治理模式的选择、形成服从服务于人的这个历史性“旅程”的完成，必须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全方位的物欲的满足是否就是幸福？马克思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那么，消费也就包括物质消费、社会消费、政治消费和精神消费，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同样包括物质、社会、政治和精神四个层面。显然，物质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低，精神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高。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社会合一，单独的政治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不复存在。那么，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为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财富呈现为物质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精神财富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推进的正是这样一条动态的不断地前进发展的路。第三，狠抓自身建设。“协和万邦”政治治理模式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就是“民”，“民”就是“天”。“大一统”政治治理模式提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就是“民”，“民”就是“水”。1939年10月，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证明辨历史方向和为民的宗旨。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总之，从“协和万邦”到“大一统治理模式”再到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当代中国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天道与人道合一
>> 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揭示辽北开发的历史进程 历史进程真实生动的记录 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误译 建设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气候影响历史进程 辉煌远景 历史进程 改变历史进程的黄埔军校 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标题的演进与社会历史进程 唐代女性介入历史进程的奇特方式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考 一部左右历史进程的法律 改变历史进程的十大天气变化 佐尔格 改变历史进程的间谍之王 汉语外来词的历史进程及规范 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上的丰碑 浅谈我党改善民生的历史进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visiting time： October 25， 2010）.这绝不是危言纵听，快速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数量正改变着英国、至少在某些城市的人口结构。
第二，英国穆斯林问题，日渐成为英国政府关注和控制的严重社会问题。实现英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合，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快速增长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并没有融合到英国的主流社会中，他们多数生活在英国社会的最底层，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社会地位地下、在贫困区生存，成为与英国主流社会“并行的社会”，这已经激起了英国本土国民的忧虑；而且其个别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有紧密的联系，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更引起了英国国民在心理上的排斥。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价值观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
面对着国内日益高涨的针对穆斯林的排外主义情绪，英国政府自21世纪以来，也相继采取了系列改革，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英国。2002年2月英国发表了移民白皮书，就公民、国籍、就业、政治避难、非法移民以及入境管制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新的政策措施，旨在减少非法移民和难民申请者的数量，促进在英国的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合。2003年2月，针对日益高涨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庞大规模，英国首相布莱尔明确表示：目前在控制申请避难者数量方面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英国政府很难遣送已进入英国但申请被拒的申请避难者。为此，他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控制申请避难者进入英国的数量”。随后，英国内政大臣戴维·布伦基特宣布了下列限制避难申请的新措施：“英国不再接受来自‘安全国家’的避难申请者，这些国家除10个欧盟准入国外，还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牙买加、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等7国；禁止已在其它‘安全国家’获得难民资格的人向英国再次申请避难；凡申请遭拒的难民在其上诉期间不能逗留在英国；从2003年3月8日起，英国有关部门将停止受理邮寄的避难申请等。”其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把申请避难的人数减少30%到40%，在2003年9月前把避难申请人数减少一半，并在未来几年内，把申请避难者人数控制在4.5万人以下。”新华社：“英国将进一步控制申请避难人数 九月前削减一半”， .据英国反恐机构披露，约有1-1.5万名英国穆斯林支持的活动，其中超过600名穆斯林男性曾经在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营地接受过训练。Elaine Sciolino： “For a Decade， London Thrived as a Busy Crossroads of Terror，” Available at： ？pagewanted=2&_r=1.由此可见，即使土生土长的英国穆斯林，由于宗教、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穆斯林仍然没有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对英国政府而言，如何实现英国穆斯林既“保持穆斯林身份认同与宗教实践，同时，又承认西方的结构，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并效忠于所归属的国家”Tariq Ramadan， Western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的社会融合目标，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宋全成，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王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及其社会融合研究”（项目号：IFW09045）。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关键词：人类文明；革新发展；数字化；节能环保
现代会展设计是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发达的标志。现代会展设计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具有经济推动和文化向导的双重功能。不论是设计潮流的变迁还是结构技术的革新，乃至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我们总能从展示的内容与设计的实践中看到这些因素。[1]在现代展示设计发展的长河中，会展设计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进步，及时运用顶尖的科技手段和新型材料进行改革，在设计理念和模式上不断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守旧的设计格局，扩展了现代展示设计的发展之路。
1 会展设计的由来与历史发展
从最早单纯的商品交易形式到现在发展成为一门设计艺术学科，会展艺术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有了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产生了交换，物品交换的场地，形成了最初的商业环境――市集。而市集就是博览会的雏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展示方式，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商品的现场交易，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流。人们将商品直接裸摊在地，并有意识地分类陈列，后期还出现了专门摆放商品的摊床，形成了最初的商品展示和展销会的雏形。[2]
会展活动的古代阶段为公元8～16世纪，会展即古代集市、庙会。欧洲集市的规模比较集中，举办周期长，功能比较齐全：零售、批发、国际贸易、文化娱乐，最著名的有中世纪的法国国际贸易集市――香槟集市，在12～13世纪尤为重要，它由法兰西的香槟伯爵建立，在其领地内的4个城市轮流举行，成为法、意、德、英等国商贾云集之地。香槟集市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古代会展活动较为完善的形式。
会展活动近代阶段为公元17～19世纪，这一时期欧洲展览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出现纯展示性的艺术展、纯宣传性的国家工业展。其中1851年的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堪称世界展览会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发现了一种国际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这种展览会逐渐发展成全面反映人类科技、文化的独特的展览会――世界博览会。
2 现代会展设计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意义
2.1 现代会展设计产生的标志――展览会、博览会诞生
现代会展设计的标志表现为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应运而生，成为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其标志是1894年的德国莱比锡样品博览会。样品博览会以展示作为手段，交换作为目的。样品博览会是现代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的早期形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综合性质的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迅速发展成为主导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到20世纪6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2.2 现代会展设计的发展
纵观会展艺术的发展史，会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大规模的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活动，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使每个参展国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世博会为例进行分析，世博会就是一部生动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会展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发展史。一个半世纪来，世博会向世人隆重推介世界首创的重大发明：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的贝尔电话机、留声机，1939纽约世博会上电视机，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复印机，1985年筑波世博会上机器人技术等等。
2.3 现代会展设计的历史发展意义――促进会展材料和会展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在会展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会展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合成材料到高科技环保材料几大发展阶段。其实，仅从历届世博会的建筑这一侧面，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世博会所创造的种种辉煌。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面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首先在绿色环保新材料与新能源的开发运用方面下足了功夫。使用节能环保的新材料与新能源，不但能够使资源利用高效循环、同时减少废物的排放量，还能够合理地提高展厅内部的舒适性，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参观环境质量。在世博会园区内，大量展馆的内外设计将采用可拆卸、可循环使用的环保绿色建材。例如，再生木材和塑料、玻璃纤维板、轻钢结构等，从点点滴滴起来完成我们的绿色梦想。其次绿色环保新技术的运用成为世博会绿色设计的一大亮点。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节能、环保、生态技术都被拿来为世博会所用。例如，透水地面、风光互补灯具、太阳能灭蚊、局部喷雾降温等新技术将得到规模化利用，从而这使得这些展馆“充满了绿色智慧”。[3]可以说世博会的发展刺激并带动了各国会展材料的革新与发展。
3 现代会展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趋势一：数字化的设计模式
今天，人类社会终于走向了一个更加崭新的天地，数字化设计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名词。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人类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也不断地面临着新的选择。经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个性化与数字化生存的概念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种潮流，一浪胜过一浪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广义上讲，所有的传统模式在它们面前都黯然失色，相信未来的会展设计正是数字化等一系列新兴科技为主导的天下。[4]
趋势二：绿色环保的设计方向
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进步的生活方式，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与烦恼。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活动对地球的环境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怎样处理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了人们日益重视的课题，绿色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慢慢地走近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现在不单单仅要求设计的美观、耐用，同时更关注的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节能环保建材的出现为现代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集可持续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新理念，必将成为未来建筑材料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符合人类的需求和时展的潮流。[5]
参考文献：
[1] 任仲泉.会展设计[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2] 王芝湘.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3] 2010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DB/OL].http：///.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访华，寻求通商并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使团启程之前，先通过东印度公司董事长Francis Baring致信两广总督，将访华一事提前告知。据英方档案，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英方这封信，有英文和拉丁文两个版本，全都送到了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手里。郭接信后，一番折腾，译成中文呈递给乾隆皇帝时，其中的英文版，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哺毗嘧吨嘶噶哂嗳喻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
拉丁文版，则被译成了这个样子：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恩，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吗嘎尔呢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
“遗憾”变成了“惶恐不安”;平等的通商建交请求，变成了对“天朝上国”的“进贡”……马戛尔尼勋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尚未启程，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译们彻底摧毁。
知名的大翻译家们，同样也在用误译坑害历史进程。近代思想大家严复，首倡“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却不能以身作则。其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国文言，满足了晚清知识界的口味，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了数代人的思想。至于“信”、“达”，《天演论》实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仅不“信”、不“达”，简直是彻底的“误译”。
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只适用于“生物界”，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界”没有道德标准，而人类有着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的本性，其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生物界”。达尔文本人的观点，与赫胥黎完全一致。但严复却在《天演论》里公然宣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二铁律。
这样与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误译”，可谓触目惊心。严复这么做，不是翻译水准不够，而是存心所为。严氏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生性懒散且久染鸦片瘾的严复，不愿意翻译斯宾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译出来“至少亦须十年”，转而选择去翻译赫胥黎内容精简的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掺入自己的私货。
自《天演论》出炉，“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俘虏并统治整个中国知识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经搞了半辈子革命的孙中山，才幡然醒悟，摆脱严氏《天演论》的洗脑，重归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国方略》中反省道：“（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所撕裂出的伤口与歧途，已无从扭转。
《天演论》之外，类似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误译”尚有许多。譬如，《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著名的口号――“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显然，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而非耳熟能详的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虽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注释，认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但在中文情境里，“无产者”不单单包括依靠正经劳动谋生的“工人阶级”，也包括“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城乡游民。
关键词：女性；历史进程；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D44？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9-0149-02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提到的优秀女性有：古代的西施、近代的秋瑾等，她们身上都拥有同样的品质，为了社会的发展，她们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直至生命，为了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民的至真至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伟大的女性在各个历史阶段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她们的音容笑貌已经汇入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几千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讲起来，她们依旧历历在目、栩栩如生。不仅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成为我们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座丰碑。她们的人生和遭遇，她们的平凡和伟大，她们的青春和热血，她们的智慧和执着，都是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楷模。她们可以归类为四种人：一种是为国为民型：如宋庆龄、西施、刘胡兰、秋瑾；一种是和亲大使型：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王昭君；还有一种是领导型：如武则天、孝庄；最后一种是文学才女型：如李清照。不论她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她们的形象永远是那么的丰满动人，她们的故事早已千古传唱，她们的事迹足以彪炳青史、流芳百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评价她们的历史作为。
汉代王昭君，聪慧异常，擅弹琵琶，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加上天生丽质、美丽无声，不仅赢得了单于的爱慕和尊重，而且带去汉代先进的经济文化，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王昭君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塞外广阔的苍穹，使她拥有了爱情和人生温暖。现在还在的青冢，让后人不敢忘记这位和平使者，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都是唐朝下嫁吐蕃的公主，我们以文成公主为例，文成公主到达吐蕃后，使得这位生长于荒蛮之地的吐蕃国王深切体会到大唐汉族女性的高尚修养与脉脉温情。秋瑾从小就接受教育她勤奋好学而且非常喜欢读一些爱国诗篇，十分崇拜女中豪杰如花木兰、梁红玉。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她们一样为国效力做一个巾帼英雄。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在厦门的所见所闻使秋瑾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地滋长了一股爱国忧民的思潮。从她当时写的“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撑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靴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可以看出她对古代英雄建功立业事迹的仰慕。这个时期应该是秋瑾在诗、词中形成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时期。
关于武则天和孝庄皇太后，后人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女性地位卑微好像就不能过问甚至执掌政权，其实不然，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偏见和狭隘，纵观现在世界，不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默克尔，她们一样叱咤风云，巾帼不让须眉。中国古代的这两位优秀女性的雄才大略和苦心经营，才有以后的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对于武则天，作为庶族地主的代表，她地位寒微，却凭借自己的美貌和聪明才智，取得唐高宗的欢心，直至掌握皇权。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承认的女皇帝，在她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一位承前启后有作为的政治家。这样评价她：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死后留下无字碑也是一种明智的作法。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而孝庄皇太后，一生培育、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君主，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特别是在对待康熙皇帝上，她与祖孙携手共治国家，比如擒鳌拜、平三藩、，孝庄都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康熙皇帝很多优秀的品质和过人之处其实也是得到孝庄祖母的真传。一位伟人不单单是她的人格魅力，而是她的言传身教会让人受益匪浅，就像一本好书让人爱不释手，不断学习。历史上还有一位自称是老佛爷的慈禧太后，虽然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但是工于心计，个人至上，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铲除维新派，对外一味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所以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
作为第一夫人的宋庆龄，不仅才华横溢精通外语，而且有一颗和国父孙中山一样执着的心灵，不论是北伐战争还是国共对峙，不论是抗日烽火还是国内战争，宋庆龄总是战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了许许多多的连那个时代男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应该说是感天动地、气壮山河。比如在抗日战争，宋庆龄不断奔走呼号，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四处筹集钱款，捐飞机枪炮，不愧为第一夫人的美誉。无愧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是20世纪的最伟大女性。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矢志不移、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世界和平殚精竭力，受到国人和海外侨胞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并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四大美人的西施，为了和越王勾践一起重整越国，忍辱负重，离开心爱的范蠡，使用美人计，迷惑吴王夫差，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西施从此和范蠡功成名就，销声匿迹。西施改变的是越国的政治经济，成为春秋五霸里面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她的美貌和灵气，她的聪明和技巧，跨越了时空，让后世津津乐道。这是中国历史中最美丽的传说，让无数女性感叹不已。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秋瑾，那种忧民忧国的大志，为了国家能够民主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麻木的民众。在旧封建礼教思想的中国，作为一个弱女子，敢于如此冲破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追求真理和光明，主张共和平等，这是弥足珍贵的。她一身正气，浑身是胆，直至被捕，视死如归。那“鉴湖女侠”的气概，就是正义和自由的化身，她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里面最灿烂的一颗星，让后来者肃然起敬。还有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反动军阀血淋淋的铡刀，大义凛然，她就像山西云周西村路边开的一朵洁白的小花，面对血雨腥风，无所畏惧、至刚至强，那是对共产主义如痴如醉的信仰，是对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最赤忱的忠爱。刘胡兰遗范垂后世，风采映苍穹。亲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用15岁的青春书写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和艰辛，她相信，黑夜很快过去，光明马上到来。
再看文人李清照，她工诗善文，更擅长词，他是宋朝一位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和她一生的坎坷密切相关，真实反映了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无尽的苦难。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追思和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所以后人对李清照的词情有独钟。
总而言之，在我国悠久历史中曾经涌现出无数优秀的女性，她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女同胞中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们的热情和抗争逐渐改变了不合理的社会，她们是那么的渺小，她们又是那么的崇高，她们就像一本书，有无穷无尽的知识，供后人学习，她们更像一座座高峰，给后人留下许许多多的思考和财富。历史无法重演，岁月不会再来。历史总会在特定时期寻找特定的代表人，这些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了美丽的浪花。对后世而言，她们的经历往往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它是前人用生命和智慧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她们的不停努力加速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是推动历史车轮不断前行中不可代替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一红.王昭君传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34-02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注 释]
①②③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83页、第2901页、第2904页、第2909页。
⑤⑦陈育宁：《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关键词 ： 无差异；陆路；市场；停滞
现代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种客观环境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环境。早在18世纪前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识到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地理基础”。普列汉诺夫在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地理环境对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笔者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多年来力图探明近代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的地理根源。本文就是探讨的成果。
一
传统观点认为，技术突破是西欧兴起的原动力。技术突破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加速了市场形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一观点没有解释：技术突破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如果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了技术创新的原理和西欧兴起原因。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具有偶然性。例如，鲁班发明锯子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这一发明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偶然性的发明和创新能否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例如，南欧人很早就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到10至11世纪时，西欧采用了这些技术，制（建）造了水力碾磨机、羊毛漂洗机和风力磨房，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在南欧未起到多大作用而在西欧起到了重大作用呢？答案是南欧不存在而西欧存在对它们的市场需求，因为利用这些技术建造相应的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只有在生产大量产品的情况下才经济合算，而大量产品都是为市场生产的，但南欧缺乏大量销售产品的市场。如果没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西欧也不会采用这些技术。可见，偶然性的发明创造能否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取决于市场对它们的“需求”程度。
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欧以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语）。人们过去一直对四大发明在中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感到迷惑不解，现在看来，它们之所以在中国未起到多大作用，完全是由于在中国采用这些技术的人得不到什么利益，社会几乎不存在对它们的“需求”；同样，它们之所以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大作用，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它们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采用这些技术能够使人获得具体利益。
根据成本收益原理分析，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出现不少，是由于这些发明创造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与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不同，按照特定目标进行研制而取得的技术成果，往往需要花费很高代价，是否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代价，就要看这一研制是否有利可图。我们以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为例作一说明。
随着海洋运输的发展，急需确定轮船在海洋中的经度和纬度。人们早就知道测定北极星的顶垂线或太阳在中天的垂线都可以求得纬度，于是关键问题就归结为如何测定经度。15世纪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一批数学家研究测定经度的方法，最后又归结到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发明计时钟悬赏1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高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赏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1万至4万镑不等。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为此耗费了半生精力最后获得了这笔赏金。如果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急病死亡，计时钟也一定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只要巨额悬赏存在，总会有一些人耗费时间和经历去从事研制工作。发明计时钟对社会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没有各国政府悬赏，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破费个人财产去进行研制。悬赏是刺激人们努力发明创造的有效途径。不过，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紧迫的项目，每个项目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为了对发明创新给予经常的刺激，英国最早创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而在发明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中，人们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对于那些容易被人仿制因而个人预期收益显然低于预期成本的项目，就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去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在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都已经出现并被人们利用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限于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生产技术的长期停滞，就是这一原理造成的。
不过，当西欧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欧的技术突破是如何出现的呢？
9世纪初，当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西欧形成时，庄园之间还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许多边远地区尚未开垦。当人口增长达到饱和以后，就会溢出到一些尚未开垦的地区。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地比例有较大差异，导致产品存在较大差异，产品差异引起交换的需要，结果在地理位置适中处，逐步形成了定期集市，以后又发展成永久性市场。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规则、组织和制度，例如委托制使得商人可以利用外地同行做远距离生意；合伙制可以使小商人参加大批量物品的贸易；保险公司分散了远距离贸易的风险；银行存贷制度使借款人能够利用他人的资金完成生产和经营活动；汇票制度则降低了携带资金的风险，并且创造了新的流通手段……这些制度和组织都方便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盈利机会。盈利又吸引更远的地区和更多的商人加入到市场活动中来。市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范围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场盈利使扩大生产规模有利可图。靠近市场的地区信息灵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那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织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诺思语），为生产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西欧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就是这样出现的。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技术突破是西欧生产扩大、市场兴起和社会进步的初始原因。诺思通过研究西欧兴起的过程证明，技术突破是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来看，技术突破是人们利用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因此，西欧经济兴起的基础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市场兴起。
我们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可以知道，近代以来西欧和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差异，归根到底是市场发展状况的差异造成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欧市场发展的状况为什么出现重大差异呢？下面我们讨论市场发展的有关原理。
二
按照诺思的看法，西欧市场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人口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为什么只在西欧引起了市场兴起呢？这就需要探讨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
过去，历史教科书过分强调剩余产品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有人就此认为，良好的自然条件使西欧生产了较多的剩余产品，是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再优越的自然条件，其最大的环境人口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引起劳动收益递减，导致剩余劳动越来越少，当人口饱和时剩余劳动就减少为零，那时就根本谈不到对商品市场的刺激作用了。因此，即使生产技术不变，剩余劳动的多少也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单从自然条件上说，文明古国所在的大河流域比西欧更为优越，单位土地产出量高，早就生产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但它们的商品市场却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光用剩余产品的多少来解释西欧的兴起不能令人信服。
在人类历史上，剩余产品大致起到了以下三种作用：第一，通过交换转化成其它商品，从而刺激市场的发展。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就是这样。第二，直接被统治者集中起来，建造宏大的工程或者进行对外战争。金字塔、万里长城 、大运河以及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隋炀帝侵略高丽战争等，都是剩余产品的转化形式或者以剩余产品为基础。第三，按照马尔萨斯论证过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转化为人口。历史上汉、唐、明、清四大王朝前期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就是剩余产品转化而来的。剩余产品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主要取决于它们本身的特点。例如白薯等块根类作物和瓜果、蔬菜都容易腐烂，不便于运输和保存，这就难以被统治者集中利用，也不容易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样的剩余产品，只能转化为人口。
历史上中国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和布匹，它们都容易集中利用和远途运输，所以历代统治者利用它们建造了不少宏大的工程，也组织过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下面我们分析中国的剩余产品为什么没有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
人们相互交换的主要是用途不同的产品。剩余产品要成为交换的对象，从而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那么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内，产品必须具有多样性，或者说，在这一地域的不同地点，产品必须具有差异性。
产品的差异性首先由气候条件决定。地球东西方向的自转使得世界各地气候呈东西方向带状分布，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西欧气候除了这种带状差异外，还受北大西洋暖流和常年盛行的西风影响，降水量从西到东逐渐减少，年温差自西向东逐渐增大，东西方向上产品差异也较大。 例如大不列颠这一南北狭长的海岛，面积比中国的河南省大不了多少，但在岛上东西不大的宽度内，西部降雨多日照少，东南部降水少日照多，结果西部发展了畜牧业，而东部则发展了粮食种植业。
西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早在10至11世纪就促使人们开始了活跃的内部贸易，先是地区内和地区间的贸易，逐渐扩展为国家之间的贸易。英国和西班牙的羊毛、法国和波罗的海流域的粮食、北欧的木材、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鱼类、法国的葡萄酒，都集中到尼德兰的大市场上进行交换，促进了交换手段和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各地区的生产逐渐走向专业化，最终都促进了经济增长。
有人会问：中国幅员960万平方公里，经、纬跨度都有四、五千公里，地形和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但为什么没有形成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在全中国范围内讨论，自然产品当然会有很大差异，例如地处热带的广东和接近寒带的黑龙江，自然产品就很少会有相同。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古代条件下黑龙江和广东不可能实现产品交换，因为它们相距太远，运输费用太高，没有人去进行交换。这就引导我们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费用问题。
三
运输费用问题不但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甚至也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不考虑运输费用，就不可能认识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的原因。
商品的运输费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克服空间距离和沿途自然条件的障碍而花费的代价，我们把它称为“纯粹运输费用”；另一部分是人为原因增加的负担，包括：（1）为对付旅途中盗匪抢劫而支出的武装保卫费用；（2）实际发生的抢劫造成的损失；（3）沿途关卡的收税和勒索。这些费用可以称为“附加运输费用”。这些运输费用的高低都与道路的性质有关。
在陆地上成批运送货物，既要有适于通行的路面，又要有结实的运载工具（车辆），还需要较大的运输动力。因此，陆路运输的“纯粹运输费用”很高。陆路所经过的荒野上常有盗贼拦路抢劫，商人们必须有武装护送。陆路经过的村庄常有领主或庄主设卡收费。因此，陆路运输的“附加费用”也很高。
利用河道运输，水体本身就能够承载舟船，不需要专门修筑道路，水上运输对运载 工具的牢固性要求也较低，并且所需动力也比陆地小得多。因此，河道运输的纯粹运输费用很低。
河道运输所需的附加运输费用比较复杂。在河上抢劫需要专门的作案工具，不象陆地抢劫那样方便（经济学术语就是“进入门槛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抢劫的频繁性；但是另一方面，商人在遇到抢劫时也无法绕道躲避，这又增加了河道运输的风险，所以不好确定河道运输时人为风险比陆地大还是小。但是，河道上很便于设卡收税。14世纪时，法国罗亚耳河上有关卡74处，加隆纳河上有70处，征税名目繁多，例如1300年时莱茵河上的通过税有35种以上。因此，河道运输时附加运输费用很高。不过，尽管承担了大量的附加运输费用，河道运输仍然有很大的收益。如果不是低廉的纯粹运输费用弥补了高额的附加运输费用的话，沿途关卡沉重的勒索，恐怕早就扼杀了西欧远距离的河道运输。
在海洋上运输货物，航路可以适当选择，纯粹运输费用比河道运输更为低廉。在广阔的海洋无法设卡收税，海盗也不易隐藏，而商人遇到抢劫时回旋余地却较大（当然并不是毫无危险，近些年甚至出现了配备现代设备的海盗集团），所以，海上运输的附加运输费用也不高。
商品的运输费用还取决于商品本身的特点。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体积和重量都很小，单位价值所摊的纯粹运输费用很低，它们最适合远途运输。但是也正因为贵重，它们对劫匪的吸引力也很大，专门运输这样的贵重物品，光是武装保卫费用就承担不起，所以历史上恐怕从来就没有过专门运输贵重物品的车辆和船只，它们对市场的扩大也没有起到过多少刺激作用。
香料、瓷器、象牙（以及现代的毒品）等有特殊用途的商品，最初生产成本低而最终消费价格高，它们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历史上跨大洲、越大洋交易的都是这样的特殊商品。但是由于最终售价很高，往往成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因而社会需求量小，对市场的刺激作用也有限。
促进了商品市场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起来的，是农、林、牧、渔等基本物品（粮食、木材、牲畜、鱼类）（低值笨重货物）的贸易。不过大多数地区都生产基本物品，而相邻地域的产品又大都类似，没有交换的必要。只有当相距较远时，基本产品才可能有较大差异。但又由于基本产品都具有低值笨重的特点，它们又承受不了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因此，低值笨重货物的交易，只能够在一些条件很特殊的地区发展起来。
中世纪初期，西欧具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因而剩余产品较多。在不大的范围内，西欧基本产品差异较大。这两个因素首先刺激了地区市场的兴起。大西洋暖湿气流使得西欧的降水丰富而且均匀，那里河流密布并且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 适于通航。古代缺乏陆上道路和机械动力，陆路运费大致超过水路运费30倍。同样的商品差价，水路可以运到比陆路远30倍的地方销售，水路市场比陆路市西欧的辐射半径可以大30倍，覆盖面积就比陆路市场大900倍。广泛的水路运输促进了西欧低值笨重货物贸易的发展，远在工业革命前就形成了辐射几百公里的国际大市场。
可见，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条件好，是西欧发展商品市场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
在了解西欧市场兴起的基本条件以后，读者也许已经意识到中国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的原因了。与西欧相比，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几乎正好相反，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差异小，运输费用高。
（1）东西方向上气候条件相同，产品无差异。
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中国文明本部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一月份的零度等温线，七月份的28度等温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地理上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大致是这一地区的南界；而一月份零下6度等温线，七月份24度等温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这一地区的北界。如果我们从该地区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土壤和气候条件几乎都是相同的，这就使得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因而没有交换必要。当然，从更广阔的范围看，中国南北方向上气候和产品差异较大，例如北部旱地产粟，南部水田产稻，不同产品有交换必要。但是，这些有交换必要的产品被运输条件所制约，因为
（2）缺乏适于通航的河流。
中国文明本部降水的季节性导致河流的季节性变化，夏秋涨水时往往溢出泛滥成灾，冬春则几乎干涸断流，河床变化大，无法建立固定码头，不能发展水运生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然河流均为东西走向，在河流的上下游地区，自然产品基本相同，不需要进行交换，利用水路没有意义；虽说南北方向上产品有差异，但却没有通航河流，而陆路运费本来就高，又正好被东西方向的河流所阻隔，南北方向的陆路交通比东西方向更为困难。历史上隋炀帝下那么大功夫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为了解决南北方向的运输问题。
那么，依靠陆路运输能不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肩挑背扛最多能把四、五十公斤的农产品运到10公里外，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后再于当天返回他所居住的村庄。手推独轮车较为省力，但一天也不能往返更远的距离。由农民自产自销形成的陆路市场，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覆盖面积不超过400平方公里。按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50人（历史上华北平原大致的人口密度）计算，市场辐射范围内的总人口不到20000人。假定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占十分之一，并且都居住在中心城镇，那么城镇最多有2000人。我们把一个中心城镇和它辐射范围内的乡村，看作一个经济系统（模型）。由陆路运输形成的经济系统，最大就具有这样的规模。一个只有区区20000人的经济系统，如果不与其他系统交往，自身很难有什么发展。
可惜的是，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直至清末民初，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集镇还没有形成。实际形成的集镇，其人口主要还是从事农业，集镇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我们设想的模型大。笔者所在的县全部位于平原地带，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民国时集镇的辐射半径大都不到5公里，农户常年男耕女织， 不同村庄之间很少交往。直至现在，全县还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的方言区，方言区之间却并无山河阻隔。
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中国商品经济不 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的中国，任何两地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就没有人去致力于基本物品的交易。因此，古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唐代长安、宋代汴梁等繁华都市，并不是经济原因形成的大市场。我们在《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汴梁的繁华完全是由于大量酒楼、茶肆、果铺、妓院、药房、珠宝店等等为宫廷官僚服务的消费行业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那些繁华的城市，与我们此处研究的由基本物品贸易形成的市场没有关系）。
过去，学者门往往把中国维持小农结构和商业不发达归咎于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这一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实际上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不是“政策”产生了相应的经济结构，而是经济结构使统治者选择了相应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