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其协调关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聊城市近5年（2008～2012）水环境中的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最后根据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相关量之间的关联度大小提出进一步改善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一、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现状
聊城市境内河流属于海河流域，主要有徒骇河、马颊河、卫运河、金堤河、赵牛河和京杭运河6条河流，共设置27个断面。监测指标为23项，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是必测指标。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主要来源于工业和生活污染两方面。近十年，聊城市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2003年河流水质达标率为0%，2012年河流达标率为33.3%，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其余污染物污染较轻。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原理
对于2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2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两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旨在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动态历程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视为一条线上的点，与待识别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所绘制的曲线进行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贴近度，并分别量化，计算出研究对象与待识别对象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贴近程度的关联度，通过比较各关联度的大小来判断待识别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
三、计算灰色关联度
本次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为评价指标，分别计算其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等各相关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找出其关联关系，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2计算结果可知：在选取的评价指标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7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氨氮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
由此可以看出，聊城市水环境质量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及万元GDP用水量的关系都比较紧密，尤其是城市污水处理率。
四、改善对策建议
1 加快污水直排口治理工程，严格控制污水直排。聊城各河流沿程仍有一些入河直排口，造成部分断面水质波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直排口治理工程力度，确保污水全部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河流。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水资源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重要的基础支撑，也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重要层次问题，都必须依靠水资源的有效供应和有效利用予以解决。目前，水资源的统计范畴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并未统计合理生态环境用水。在本领域研究进程中，主要就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要性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或者就水资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进行部分定量分析（陈积敏等，2011）。如王维平（1995），王瑜（2007）和刘品（2011）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水资源对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但较少系统地定量分析生态环境用水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定量分析生态环境用水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程度，研究中以江苏省为例，将生态环境用水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建立考虑生态环境用水贡献的Cobb-Dauglas生产函数，构造江苏省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由此推算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用水拐点。 1研究区域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介于东经116°18′~121°57′，北纬30°45′~35°20′之间，地处江、淮、沂沭泗流域下游和南北气候过渡带，滨江临海，河湖众多，水系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系特点，给江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优势。2010年，江苏省总用水量552.2亿m3（包括生产用水515.0亿m3，居民生活用水34亿m3，城镇实际发生环境用水3.2亿m3。），总耗水量305.6亿m3。地表水源供水量543.5m3（占总供水量的98.4%），地下水源供水量8.7亿m3（占总供水量的1.6%），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全省污水排放量62.6亿m3，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为78.8万t。在研究区域中，统计环境用水时只是以城镇为单位统计其实际发生量，并未测算合理生态环境用水量及与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分析。 2模型构建 对生态环境用水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联模型构建主要基于Cobb-Dauglas生产函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为了分析生态环境用水量对国民经济效益的影响，依照Cobb-Dauglas生产函数的理论方法，根据研究需要，把生态环境用水作为生产要素，与资金和劳动力一起纳入生产函数，建立生态环境用水生产函数的数量经济模型：Y=AKαLβWEγ式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万元；K为社会资本存量，单位：万元；L为社会劳动力，单位：万人；WE为生态环境用水，其中包括森林生态环境用水WEF和城市生态环境用水WEC，即WE=WEF+WEC，单位：万m3；α，β，γ分别为资金、劳动力和生态环境用水的增加值弹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结合CD函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理论，对生态环境用水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将生态环境用水生产函数双边取对数得到如下方程：logY=logA+αlogK+βlogL+γlogWE假设，logY=y；logK=k；logL=l；logWE=we，代入上述公式。同时，将常数logA省去，方程即转化为：y=αk+βl+γwe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曲线）的模型特性，令we因子中包含we2和we，故上述方程转变为：y=αk+βl+γ1we+γ2we2γ1和γ2为we的需求系数，其中，γ2为负数。因此，上述方程即为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方程中y，k，l，we即为国民生产总值（万元），社会资本存量（万元），劳动力（万人）和生态环境用水（万m3）。 3参数确定 3.1社会资本存量K参数确定 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未对社会资本存量进行直接测算，一般根据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按照可比价格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对社会资本存量（叶宗裕，2010）进行估计。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社会资本存量方法如下（ZhangJun等，2007）：Ko=Iogo+δo式中：Ko为基期固定资产存量；Io为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额；go为基期附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δ0为基期固定资产折旧率。则，以后第t年的社会资本存量为：Kt=(1-δ0)Kt-1+It式中：Kt为第t年固定资产社会存量；I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张军（2004）的研究，δ0取9.6%。在测算Kt时，由于国家统计部门对于1978年之前的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未进行统计（而且1978年之前的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数额相对较小），在统计资料不易获取的前提下，本研究借鉴了相关学者的做法，选择以1978年研究作为基期，对Kt进行估算。1952~1978年之间的数据通过递推的方式获取。部分年份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 3.2GDP参数的确定 通过《江苏省统计年鉴》（2010）查得1952~2010年江苏省GDP名义值和GDP增长速度。根据江苏省GDP名义值和GDP增长速度，以1952年为基期对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部分年份主要结果如表2所示。 3.3劳动力K和生态环境用水WE参数的确定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1997~2010）年各年的统计数据，对1952~2010年从业人员总数进行统计。为了研究需要，将从业人员细分到1997（40部门），2002（42部门），2007（42部门）年投入产出表部门。生态环境用水利用Penman公式和多目标优化模型测得（陈积敏等，2012），部分年份主要结果如表3所示。 4模型运行及分析 4.1模型运行结果 将所统计和测算1997，2002和2007年的Y，K,L,WE代入生态环境用水生产函数模型中：y=αk+βl+γ1we+γ2we2通过Eviews6.0进行多元非线性回归，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上述结果显示：α=0.066722β=1373.143γ1=0.621655γ2=-1.04×10-7因此，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为：y=-1.04×10-7we2+0.621655we+0.066722k+1373.143l #p#分页标题#e#
4.2结果检验及分析经 Eviews6.0演算，对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进行R2检验，得出R2为0.545600，调整的R2为0.534950。由于本模型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而且以5年为一个单位年份进行测算，面板数据既宽又窄。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由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其确定性系数达到0.5左右即为可行。此模型在测算中通过R2检验，结果可行。对结果进行P检验，即反映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又称为显著性检验。按照统计学原理，根据显著性检验方法所得到的P值，以P>0.05为不显著；P<0.05为显著；0.05>P>0.01为非常显著。本模型各要素的P值均小于0.01，因此，模型通过P检验，结果可行。对结果进行t检验，根据统计学原理，一般t大于2，即说明各回归系数显著。模型中各要素的t值均大于2，即通过t检验，模型结果可行。根据R2，P和t检验，说明所测算的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拟合度较好，而且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原理。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曲线示意图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随着生态环境用水的增加，社会总产出也曾一定的增加趋势；但是，当生态环境用水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即达到社会生态系统的承受极限，此时，再增加生态环境用水，社会总产出呈现下降趋势。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符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5结论 假定，在技术条件保持一定的情况下，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关联模型中的社会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数量（L）为常量，WE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此时，可测得生态环境用水库兹涅茨曲线的阈值为2988726万m3，即：WEmax=2988726万m3当生态环境用水量达到2988726万m3前，实际社会经济处于上升空间，保持良性增长；如果生态环境用水量达到2988726万m3时，实际社会经济处于峰值；但社会生产过程中生态环境用水量超过2988726万m3时，实际社会经济处于负增长状态。
关键词：金融生态 环境评价体系 主成分分析法
一、 引言
金融生态一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12月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化概括和比喻，是把金融的发展放到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观察分析金融的运行情况，把金融看作是由一定的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一切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以及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营造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洼地效应”。我国西部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长期以来，陕西省约80%的金融资源集中于西安地区，而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正是造成这种金融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陕西省各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既是对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和差异化的量化分析，也可以为政府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因此要全面系统的评价陕西省的金融生态水平，构建一个包括系列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金融学者和金融部门在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存在不同的指标体系，如陈哲明（2006）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社会信用水平和金融生态保障四个层面的43项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张晓锋（2007）从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中介服务、社会诚信文化、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企业竞争力九个层面的62项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欧阳宗旨、常庆（2009）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业务总量、金融支持作用、信用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府行为7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周炯、魏佩佳（2012）从经济基础、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水平四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等。本文根据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生态系统的总体框架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状况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16个具体分指标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三、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涉及到经济、人文、资源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一系列因素不是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其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分解，是客观评价金融环境的必要前提。通过分析金融活动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其他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经验，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分解成4大因素，如图1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系统就会越优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方向、规模、结构和纵深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
（2）金融资源水平
金融资源是金融发展的直接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水平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资源越丰富，金融机构可以向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充足的资金，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金融生态环境就越好。
（3）政府财政能力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的行为对辖区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巨大，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调节作用。本文的政府行为侧重于财政的收支，因为财政投入的增加会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提升金融主体消化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社会信用状况
金融行业所经营的是货币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以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为前提的，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与信用环境的关系紧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状况直接关系着金融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并最终影响着金融业经营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四、参数设计与测度方法
（一）参数设计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把金融生态环境细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信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二级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
根据表1可知，本文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项参数指标、金融资源水平为6项、政府财政能力为2项、社会信用状况为3项。后文的主成分分析就是基于这16项参数指标展开的。
（二）测度方法
本文中的评价指标是根据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度来划分的，依据每个层次因素的累计方差和贡献率来确定相应的权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以及专家赋值法等，基于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原有指标变量中的信息重叠部分提取和综合成几个主成分，实现对指标体系的处理。具体步骤为：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数据量纲的不同会影响分析的结果，所以采用Z分数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其中u为所有十个地区中第j个指标xj的均值，σ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并求出R的前m个特征值（λ1λ2 …λm）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3.确定主成分个数。通过SPSS18.0软件求得数据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并求得变量的载荷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得分。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检验
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所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都较高，多数都在0.5以上，近九成的相关系数处于80%以上，可知各个变量呈较强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公共的主成分，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由表2可知，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3.207%，基本上包含了各指标的信息，可以对陕西省地区间的金融生态进行解释。
表2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方差的总体解释
通过对变量共同度的测量显示出的所有变量的共同度系数，得知 x2、x3、x4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都可以被主成分解释，达到0.95以上，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即使是较小的x5和X10，共同度也达到了0.745和0.793，仅有20%的信息丢失，因此，主成分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针对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计算16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以便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指标x11、x4、x16、x14以及x7、x8、x9、x6、x2上的系数较大： x7、x8、x2、x6和x9等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程度，而x14与x16指标的变化从教育层面反映诚信发展程度，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第二主成分在指标x1、x15、x10、x3、x13以及x12、x5上的系数较大： x1、x3和x5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x15、x12和x13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水平，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及政府干预因子。
表3 旋转后主成分载荷矩阵
（三）主成分得分及各地区综合得分
采用回归法估计主成分得分系数，并输出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上表得出主成分的分析函数以及各个地区主成分得分，然后取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两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陕西省各个市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区县金融生态的差别导致金融业发展很不平衡。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区县的金融生态环境要优越，综合得分靠后的市，基本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交通不便利的市，但是，由F1 、F2可知，一些经济落后的市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并不是都低，这说明它们在某些因素上存在优势。如西安市和榆林市，西安市综合得分大于1，处于最高位置，表明西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最高，这也和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都较高，但西安在F2上的得分远小于榆林市，却在F1 上的得分远大于榆林市，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的金融资源和社会信用度高于榆林市，而在经济上不及榆林市（与榆林市的煤炭经济相关）；商洛和铜川总分处于最后两位，然而在F1 上两者的得分并不是很低，甚至高于第二名和第四名的榆林与延安地区；汉中市总体排名第七，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分F2，而延安市在F1 上的得分也证明，延安市的金融资源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展。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分解环境因素、细化指标体系确定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十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工作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针对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做好陕西省的金融工作，为其建立更有利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进一步夯实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地区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营造稳定增长的经济环境，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实现与金融发展的协调，提高金融资源在经济中的优化配置。在挖掘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盘活金融资源的集聚与配置。最终，以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方式来改善陕西各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二， 健全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发展。陕西省部分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资源缺口较大，金融业结构体系不完善，要改善金融资源问题，一方面，地方首先应加大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建设，通过广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实现金融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改善政府服务管理功能，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人才，以此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的集聚，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和居民要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企业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要重塑企业形象，以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居民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个人信贷的难度。总之，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来降低金融业的纠纷。
参考文献：
[1] 徐诺金. 金融生态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 徐小林.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J]. 金融研究，2005（11）：39-42.
一、引言
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是我们党对十六大提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具体化和新发展。目前，学术界对“和谐社会”的定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而对于定量分析和测度“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只有建立科学的衡量标准，构建与和谐社会内涵相匹配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和进程，及时发现各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着重改进的方面，才能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真正落实。本文选取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浙江是我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强省，人均GDP连续几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率先实现基本小康，各项事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对其他各省具有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本文力图构建一套既能反映“和谐社会”科学内涵，又符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致力于科学地认识我省各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和进程，为政府采取有效的监督和调控措施提供依据，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二、“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指标体系设置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和谐的利益关系为核心，以人、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命题，是我们党根据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的，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层次，为了解决各种新问题、新矛盾而提出来的。小康社会主要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数量目标，而“和谐社会”则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1］。因此“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以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基础，保证“和谐社会”评价与“全面小康”协调一致；其次要根据“和谐社会”的内涵，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定量反映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基于上述思路，“和谐社会”评价指标的设计，既要紧紧围绕“和谐社会”的内涵，使指标体系充分、准确反映“和谐社会”的各方面特征，又要保持与全面小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协调一致。
2.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
指标选取时我们遵循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指标应该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各个方面特征。（2）代表性原则：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指标，力求精简，使用尽量少的指标尽可能准确反映出实际情况。（3）可行性原则：保证指标数据容易获取，便于操作分析，实现定量反映社会和谐状态的要求。
（二）“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深刻理解，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本文设计了一系列统计指标用以评价和监测浙江省和谐社会发展状况。该指标体系以人为核心，力求充分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五个子系统，共计25个指标，见表1。这五个子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总体，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是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是目标。
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学校学生数/规定年龄人口（18~22周岁）；城镇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城镇总人口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农村总人口数；废水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总量）/GDP。现有数据指标的目标值分别为：城镇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的目标值为大于等于8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的目标值为大于等于60%，城乡收入比在1到2.85之间，城镇失业率的目标值在3%至6%之间［2］。
三、浙江省“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数据的处理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中有许多是逆指标，还有部分指标的理想值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如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等指标。如果直接使用这些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将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首先对所有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1.逆指标的处理
其中，Xi为指标理想值。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介于0.2－0.3是非常理想的贫富均衡水平，系数在0.3至0.4之间为合理水平，浙江省城镇基尼系数温州最小，为0.2749，农村基尼系数嘉兴最小，为0.2626，其值均处于非常理想的区域之内，因此本文把观察样本中的最小值作为理想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参考国家统计局“和谐社会”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把理想值定为2。
（二）对浙江省“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把众多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解释“和谐社会”的建设状况。但是，在进行因子分析时，要求选取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指标的个数不能过多（要求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否则将很难得到理想的分析效果。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比较多，并且为保证指标体系的简洁性，设计时各子系统之间多数指标的相关性并不大，且反映社会和谐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并不一定相关，这也正是和谐社会评价体系设计中的特殊之处和难点所在，因此对总体作因子分析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加深入地分析，文章首先分别对各个子系统进行因子分析，然后通过总体综合评分对各个地区进行比较。
1.对经济发展子系统进行因子分析
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经济发展子系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根据综合得分结果，东部沿海地区，如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的经济发展排在了全省的前列。其中，杭州市在财富创造和个人收入方面屈居第二位，但是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第三产业往往直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欧洲多数国家和日本都已经达到60%以上。杭州是六朝古都之一，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旅游观光业，餐饮服务业都相当发达。2005年，杭州市的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3.0%，虽然离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但第三产业的优势显著。宁波市在第一因子上排在了杭州的前面，但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绍兴和嘉兴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方面分别排在全省的后两位，这与其总体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应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从总体看，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协调，但是地区间差距较大。发达地区如杭州、宁波的人均GDP是相对落后地区如丽水、衢州的3倍多。
2.对社会进步子系统进行因子分析
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社会进步子系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计算得各地区社会进步子系统的综合得分，见表4。
与经济发展得分相比较，表4显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越大。计算两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得r=0.691，显著性检验结果Sig值为0.018，表示两现象在0.05水平下存在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但社会进步除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外，还受到其它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温州经济发展排在全省第三位，社会进步却排在倒数第二。仔细比较原始数据不难发现， 温州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变量值都偏低，在城镇社会基本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尤为落后，教育投入和医疗状况也显著落后于其它地区，与其经济发展地位极不相称。这是很不“和谐”的表现。
3.社会公平子系统的综合分析
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社会公平子系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计算得各地区社会公平子系统的综合得分，见表5。通过表5的比较，易见经济发达的杭州在社会公平方面得分较低，仔细比较原始数据后发现杭州主要是在农村基尼系数、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城乡比这两个变量上得分较低。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但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异较大，农村的教育发展滞后于城市。温州经济发达，城镇基尼系数为0.2794，收入分配公平，城镇居民收入都较丰裕；但农村基尼系数在全省各地区中最大，达0.3981，基本接近国际警戒线，说明温州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异较大。湖州、台州、丽水、衢州的社会公平得分排在全省的中后面。
4.社会稳定子系统的综合分析
与社会公平子系统同样的分析方法计算得社会稳定子系统的综合得分，见表6。
表6显示，宁波在社会稳定方面得分较低，与其经济发展地位极不相称。宁波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社会治安状况落后，亟需政府加强管制和积极引导。温州和金华就业比较充分，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温州的社会治安环境令人担忧。此外杭州、丽水、衢州就业环境不好，社会治安情况则相对较好。从就业情况来看，杭州与丽水、衢州的就业环境不一样。丽水和衢州经济发展落后，市场需求不大，企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劳动力供大于求，多属于结构性失业。而杭州则摩擦性失业居多，就业人员流动性较大。
5.对资源环境子系统进行因子分析
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资源环境子系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2个因子被保留，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4.532%，反映了原始变量74.532%的信息。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和废水排放强度在第1因子上的载荷值较大，因此第一公共因子主要反映自然资源和废水排放的情况。第二因子主要反映城市空气质量和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耕地的情况。经计算得资源环境综合得分，见表7。
表7显示，第1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是丽水和衢州，因子得分为正的只有丽水、衢州和杭州三个地区。说明这三个地区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比较丰富，与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环境保护意识有关。丽水和衢州山区面积广阔，森林和水资源相当丰富；杭州是国家绿色生态旅游城市，公民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强，保护措施得力。但杭州废水排放量比较大，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这是很不和谐的表现。嘉兴、衢州、湖州在第2因子的得分比较高，说明这些地区城市空气质量较好，耕地的利用和保护也比较好。其他地区的得分都是负数，特别是温州、杭州、台州、金华等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加强环境保护。从整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来看，丽水、嘉兴、舟山、台州、湖州的总体资源环境状况较好，杭州、温州、金华较差。
（三）对各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
以上分析是分别从各个子系统对各地区作评价，对于浙江省各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情况，我们还需要从整个指标体系的角度作全面综合的评价。
对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同样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了2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5.710%，反映了原5个子系统75.710%的信息。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公共因子1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的状况，但资源环境在公共因子上的载荷值为负，因此因子1的得分越大，表明该地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显著而资源环境状况较差；得分越小，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而资源环境状况良好；得分接近于零，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发展均衡协调。公共因子2主要反映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状况。表8中的公共因子1上的载荷值同时有正有负，说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状况之间变化的趋势不一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
由表9显见，杭州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最大，说明杭州经济繁荣而资源环境较差；其次为宁波。丽水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最小，说明丽水资源环境保护较好，但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其次为衢州。这些都是不和谐的表现。其余各地区发展较为均衡。在第二公共因子上得分最大的地区是绍兴和温州，这两个地区社会公平且稳定，值得其它地区借鉴和学习；而得分最小的地区是舟山、衢州和丽水，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也相对较差，应引起高度重视。
2.聚类分析
选用离差平方和法对浙江省11个地区进行系统聚类，以各子系统的得分为聚类的根据变量，按照聚类谱系图11个地区可分为以下4类：
第一类:{绍兴}；
第二类:{杭州、嘉兴、宁波}；
第三类:{舟山、温州、金华、湖州、台州}；
第四类:{衢州、丽水}。
其中，第一类为和谐度最高的地区。绍兴经济发展排在全省第四，处于中上游，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子系统排名位于全省第一，各个方面发展较为协调，但绍兴在资源环境子系统上的排名为全省第八，存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的现象。第二类为和谐度较高的地区，包括杭州、嘉兴、宁波三个地区。杭州和宁波经济实力强，在各子系统总体上比较协调发展，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第三类为次和谐发展地区，包括舟山、温州、金华、湖州、台州五个地区。这些地区的五个子系统发展不协调，出现“短腿”现象。例如舟山在社会稳定子系统上得分全省最低；温州经济发达，社会公平且稳定，但科教、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状况较差；湖州社会稳定，但经济发展落后；台州资源环境状况尚可，但其余各方面发展较落后。第四类为不和谐发展的地区，包括衢州和丽水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制约社会进步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浙江省“和谐社会”总体情况比较良好，从单项指标来看，有许多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家“和谐目标值”。省内各地区和谐发展状况总结如下:
杭州是和谐度较高的地区。杭州经济繁荣，在财富创造和个人收入方面居全省第二位，产业结构合理，具有显著优势；社会治安情况较好；森林资源和水资源比较丰富，公民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强，保护措施得力。但在和谐发展的进程中，杭州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社会公平方面得分较低，主要是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异较大，农村的教育发展滞后于城市；就业环境不理想，就业人员流动性较大，摩擦性失业较多；废水排放量比较大，城市空气质量较差，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这些都是不和谐的表现。
宁波属于和谐度较高的地区。宁波经济发达，在财富创造和个人收入方面居全省首位，但需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应充分利用临海望沪的地理优势，加快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宁波在社会稳定方面得分较低，社会治安状况落后，与其经济发展地位极不相称，亟需政府加强管制和积极引导。
温州为次和谐发展地区。温州经济发达，社会公平且稳定。温州经济发展居全省第三位，居民就业充分，城镇居民收入都较丰裕，收入分配公平；但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异较大。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温州社会发展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取得显著进步，在科教、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其经济发展地位极不相称。温州的社会治安环境令人担忧，资源环境状况较差，今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加强环境保护。
绍兴是全省和谐度最高的地区。绍兴经济发展排在全省第四，处于中上游，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子系统排名位于全省第一，各个方面发展较为协调。但绍兴在资源环境子系统上的排名较落后，存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的现象。作为目前发展最和谐的绍兴，今后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另外绍兴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今后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应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能级。
嘉兴属于和谐度较高的地区，嘉兴经济发展一般，第三产业发展较落后，其它各方面发展都较为协调。今后应充分利用联接沪杭苏三地的重要地理位置，重点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为建设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舟山、金华、湖州、台州属于次和谐发展地区。这四个地区在和谐发展的五个子系统上存在发展不协调的“短腿”现象。舟山在社会稳定子系统上得分全省最低；湖州社会稳定，金华就业充分，社会公平发展，台州资源环境状况较好，但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制约其它各方面的发展。
丽水和衢州为不和谐发展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制约社会进步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然而，衢州和丽水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环境，在资源环境方面具有禀赋优势，今后应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综合上述分析，浙江省各地区在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企业环保意识不强，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不够，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比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部分地区只考虑眼前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资源环境将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缓解资源瓶颈的约束，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根本转变，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难题。
第二，经济发展成为制约社会其它各个方面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越大。但社会进步除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外，还受到其它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发展指数；协调度；回归拟合；发展模式
0导言
当前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高速进程中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社会民生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何使城市协调发展成为了我国必须面临的棘手难题。长沙作为国家批准的长株潭“两型社会”配套改革实验区中的核心城市，应该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问题。本文以系统协调度测度模型为基础，就近10年长沙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情况做出定量分析，得到长沙市经济社会生态近10年得发展指数和他们之间的协调度测度，预测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为长沙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全面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有指导意义。
1 研究方法
1.1建立指标体系
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生态环境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选取指标时遵循指标的客观性、代表性和针对性，同时考虑数据的实际可得性，总共列出指标30项：其中，列出反映经济发展的数据指标10项，分别是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高新技术企业产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货物周转量；反映社会发展的数据指标10项，分别是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列出反映环境保护的数据指标10项，分别是城市污水处理率、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工业废水达标率、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之比、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工业锅炉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城市园林绿化覆盖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其原始资料均为正值，主要来源于2001-2010年《长沙统计年鉴》。
1.2数据处理
1.2.1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首先，考虑到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时数值越小对区域发展越有利，其余为越大越有利，因此把这一指标改为负值；然后，对原始数据做无刚量化处理，以消除因变量的量纲不同而影响分析结果：
利用SPSS软件对处理后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个各系统发展指数，绘出趋势曲线，并对其进行分析。其中，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综合指数计算方程为：
X为各系统发展综合指数， wi为提取因子的权重， 为各系统提取因子的得分，n是各系统发展水平提取的因子数。
1.2.2各系统间协调度分析方法
协调系数是说明两系统或多个系统是否协调的依据，协调系数在0到1的范围内，如果等于0，说明完全不协调，如果等于1，说明完全协调，描述两个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的协调系数方程为：
方程式中， C(a,b)为a系统与b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 为a系统对b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表示b系统对a系统的状态协调度；x表示a系统综合发展指数；x＇表示b系统对a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指数；s2表示a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描述三个系统间的协调系数的方程为：
其中，
2 评价过程及其结果
2.1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进行因子分析，经济系统的前两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9%，所以可提取第一、二个因子，因子得分函数为：
X1=0135d1-0.323d2-0.355d3+0.109d4+0.132d5+0.090d6+0.073d7+0.057d8+0.051d9+0.218d10
X2=0.020d1-0.667d2-0.427d3+0.062d4+0.023d5+0.094d6+0.123d7+0.140d8+0.159d9-0.207d10
其中，d1、d2、d3、d4、d5、d6、d7、d8、d9、d10分别为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全社会固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货物周转量。由因子得分函数可以看出，X1主要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实力，为城市经济实力因子，X2主要反映了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因子。同上述分析，社会系统提取出两个主要因子X1和X2，X1为社会发展因子，X2为社会稳定因子。环境系统提取出两个主要因子X1和X2、X3，X1水资源和绿地指标上载荷较高，为水资源和绿化因子，X2在工业设备和城市保洁上载荷较高，为城市环保因子，X3在工业排污上载荷较高，为工业排放因子。
最后计算得出长沙市2000至2009年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曲线图，如图1所示。其中0代表平均水平，为负值表示低于平均水平，如果该指数为正值，则高于平均发展水平，其中大于1代表比平均发展水平高一倍以上。
图1长沙市2000年至2009年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评价指数曲线图
如图1所示，可知经济、社会、环境三系统评价指数变化趋势，总体上长沙市经济、社会、环境近10年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经济系统前8年发展较为缓慢，都低于平均水平，到2007年以后呈明显上升势头，到2008年评价指数大于1，这说明经济出现飞跃式发展，这与国家确立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实验区有较大关系，然而到2009年略有下跌，这是由于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系统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状态，2000年社会系统评价指数较低，为-1以下，说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到2009年社会系统评价指数已经达到1以上，这说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达到小康水平；环境系统呈波动发展状态，2000年环境系统评价指数较低，与社会系统评价指数在一个水平，说明环境发展比较落后，从2000年到2007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至2008年发展有回落，2008年后又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说环境系统与经济和社会系统相比发展较为缓慢。
2.2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发展协调度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选择F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5，相关系数最大的方程作为最优方程：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的最佳拟合方程为：
a=0.010+1.780b-1.485c
b=0.002+0.176a+1.075c
c=0.001-0.119a+0.872b
将三大系统的评价指数带入最佳回归拟合方程中，求得各系统的状态协调值，最后利用三系统协调系数方程求出三系统间的协调系数，根据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6]，0.9以上是高度协调，0.8至0.9为较协调，0.7至0.8为较不协调，0.7以下为不协调，0.5以下为严重失调，其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得到长沙市2000年至2009年经济、社会、环境三系统发展的协调系数。
图22000年至2009年长沙市经济、社会、环境三系统相互间协调系数曲线
2．3 评价结果
如图2所示，协调系数在0和 1范围之内。社会与环境协调系数很高，每年系数都大于0.99，这说明社会和环境发展高度协调；但是，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度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出“过山车”式的起伏状态，经济与环境系统、经济与社会发展系统协调系数从2000年至2002年以前呈快速增长趋势势头，然而，2003年开始，至2008年都有快速下落的趋势，其中经济与社会系统降幅最为明显，到2008年，经济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系数仅为0.32左右，属于严重失调状态，但是到了2008到2009年有明显反弹，协调系数达到了0.85以上，说明现今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较为协调；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总协调系数来看，总体上呈波动状态，但是2009年与2000年协调度基本属于持平状态，其中2000年至2002年总体协调系数呈上升趋势，2002年至2004年总体协调系数达到0.96以上，属于高度协调状态，而2005年至2008年呈现下降趋势，到2008年协调系数只有0.626，2008年至2009年出现反弹势头，2009年协调系数为0.835，属于较协调状态。
整体上看长沙市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明显还是偏重于经济发展。从系统发展协调度来看，经济、社会、环境总体协调度近十年来波动较大，总体看是由“协调―不协调―较协调”变化，其中社会与环境发展一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但是经济发展却过于超前，导致与社会和环境发展失衡。这种失衡状态是主要是由于“十五”后期和“十一五”规划前期长沙市明显偏重于经济扩张，重点发展重工业和产业集群，而且由于产业结构较为落后，工业经济仍然以粗放增长模式为主，从而导致破坏环境，忽略社会服务发展，结果是经济与社会、环境发展严重不同步，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3 对长沙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3.1应该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带动效应
长沙市应该适度控制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投入，有意识的为经济降温，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严格控制低端产业重复建设，将投资引向高科技、环保、金融、服务和文化体育产业，发展信息产业和现代物流业，推进低碳经济系统建设，增强城市软实力；另外，应该转变城市经济发展衡量标准，注重经济带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倡用“绿色”指标和人均指标取代现有经济指标，对绿色环保产业和促进社会民生的产业加大扶持力度，给与政策和资金支持，使企业盈利与社会、环保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3.2应该继续推进民生工程，使“两型社会”转变为“和谐社会”
“两型社会”建设模式主要是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而“和谐社会”建设模式则是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式，涵盖的内容更加深刻和全面。未来长沙市应该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方便较廉价的安置住房小区和廉租房小区；重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设与城市无差异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通过技术指导帮助农民改良品种，种植附加值较高的蔬果和农作物；鼓励市民兴业创业，搭建失业人员再就业平台和残疾人扶持平台；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这些部门的投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应该加大对民办养老设施的扶持力度；推进长沙市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高城市开放度和知名度。
3.3应该加大环境投入力度，探索内陆省会生态城市发展模式
尽管长沙市环境评价指数近十年一直在递增，但是指数增长主要是由于城市内部人工环境的改善形成的，工业排放废水量近几年却没有明显下降，工业废弃排放量这两年甚至出现大幅增长。对此，应该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和相关措施建设，使环境保护与市场和经济利益挂钩；重点建设“湘江绿色生态走廊”；关闭城市内大的污染源，严控向湘江以及支流排放生活废水以及垃圾，减少挖沙船作业；对江心洲岛屿链进行科学规划；推进沿江植被恢复、生态绿道和休闲文化设施建设，恢复湘江的生态承载力；对于长沙周边农村要严格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制止房地产企业的“圈地运动”，对征地后不开工的土地无条件收回，对于开挖土地要进行回填和植被复垦；继续加强城市内部生态环境建设，控制私家车的增长，鼓励发展大运力快捷公共交通体系，铺设由乔木、灌木和草本三层植被组成的道路绿化带，增加城市环卫设施，积极建设生态小区，对生活用水、废弃物充分回收利用，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满足电力需要，实现碳零排放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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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本文所谓的环境影响的经济计量,是指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识别某一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并将影响程度通过环境价值评估技术和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估算其经济价值,实现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以便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定量判断项目总体对环境的影响, 并为项目的环境经济可行性研究提供依据。环境影响经济计量中应用了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环境费用效益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对环境影响情况下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做出判断,判断的最终依据是福利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是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以期改善社会福利的经济学说,研究的首要出发点是关于社会福利改善的判断标准问题。这些标准也是我们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的基础理论。
帕累托最优准则帕累托最优是用本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完全效率的概念, 是早期福利经济学判断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重要准则。其核心思想是如果某种经济变化的结果可以在不使得其他人境况变得更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或至少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时,社会的福利就会得到改善。具体来说,帕累托最优标准是以不损害任何既得利益者为前提的,这一严格要求使其在费用效益分析中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为几乎任何投资项目或政府决策都会既有好的影响,又有坏的影响。
也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该原理认为,如果某项决策的受益者能够补偿受损者的损失,那么,不管这种补偿是否实际发生, 该决策都被认为是对社会福利的改进。如果这种补偿在实际中必须发生的,那么这种改进就称为实际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实际中不必付出补偿,那么这种补偿只要求总效益大于总费用,此时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显然,卡尔多-希克斯潜在补偿原理的实质就是要求总效益必须超过总费用,这也就是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补偿定理不关心补偿是否实际进行,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仅仅是设想的,其是否实际发生并不影响对结果的判断。如果一项决策的效益与费用是跨时影响的,那么,必须对费用与效益进行折现,并且效益现值要超过费用现值,即经济净现值大于零。还有,在折现时,虽然考虑了代际补偿,但也仅仅是设想的。这样,按照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潜在补偿原理,如果一个项目通过了净现值的检验,并且潜在补偿是可行的,那么,该项目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项目可行。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创业环境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创业活动开始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创业带来了技术创新和组织突破，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大学生是市场经济急需的创新型人才，通过创业可促使具有创造性潜能的学生进行大胆的尝试与突破，有利于高校科技知识、创新成果向产业化转化；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创业氛围，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研究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建立有利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良好环境，使大学生创业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提高我国的经济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创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受到创业者本身创业能力的制约，也受到外部创业环境的影响。而作为影响创业的外部环境包含的因素非常复杂，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身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差异，在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有较大差异。如何在借鉴其他国家创业环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调查，构建我国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创业环境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促进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大学生创业环境研究
创业环境研究是创业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创业环境对推动区域创业活动和创业理论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等。Shane（2006）认为创业的环境方面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包括收入、资本税和财产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低通货膨胀率和稳定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包括自由、法律和财产保护措施、地方分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对创业的社会尊敬、创业的压力和特定的文化信仰；蔡莉、崔启国和陈巍（2006）将创业环境概括为科技环境、融资环境、人才环境、政策法规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叶依广等（2004 ）认为，创业环境是政府和社会为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所搭建的一个公共平台。张玉利和陈立新（2004）则将创业环境定义为：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池仁勇（2002） 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创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
从创业环境的影响因素来看，Annika（2001）认为通技术渠道的多样性、技术转移的畅通性等对创业企业的绩效有积极影响。陈琪和金康伟（2008）认为融资环境对创业企业有重大的影响。Hyungrae和Lee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创业具有积极影响，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创业者比低教育程度的创业者更有可能成功。Davidsson （2003）认为税收和其它优惠措施对创业有积极的激励作用。Standish Kuon（2000）等学者通过对阿根廷、菲利宾、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区域文化影响该区域创业活动。Webster（2002）认为，公众对创业的态度影响创业者的信心，公众对创业的负面态度使创业者气馁。
从创业环境的绩效与评价研究来看，创业环境评价是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创业环境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调查分析、评价和完善，其实质是对创业环境优与劣进行评价，包括环境评价影响因素、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及模型（朱燕空等，2008）。郭元源（2006）依据城市创业环境框架，构建了由经济、环境、科教、服务、文化、创业企业现状6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59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赵观兵等（2004）利用因子分析法和Spss软件，对2001年江苏13个省辖市的创业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得到了13市的创业环境排名。张玉柱等（2009）采用主观赋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建立了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王鹤听等（2009）对AHP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创业主体分为生存型创业主体和机会型创业主体，定量分析各环境要素对两类创业主体的贡献并构造决策矩阵，确定不同类别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体系。李春晓等（2008）则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筛选出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评价指标，建立对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等分析方法，在统一的标准下建立了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综合评价模型。朱至文（2009）则将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的分为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体系，显示性指标从城市创业环境的产出表现上，测量城市创业环境；解释性指标从城市创业环境的投入构成上，测量城市创业环境。
三、简要评述
从目前创业环境的研究现状来看：（1）在理论上，创业环境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多数文献是在分析具体城市或区域的创业环境现状，并给出相应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议和对策，而对创业环境的基本概念、特性、功能、理论框架的理论研究缺乏。而且，在创业环境的具体指标的选择上，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2）在实证研究上，创业环境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比较缺乏，难以对理论研究的结果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因此，要把创业环境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必须把创业环境纳入企业管理的内生变量，借助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如战略选择理论、新制度理论等，结合各国和地区的特殊经济文化背景，对创业环境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边界、构成要素、与新创企业之问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创业环境的分析与评价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构建比较完整创业环境研究框架，推动创业环境理论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上，既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应当结合我国创业环境特点探索适合国情的新的思路和研究工具，进一步通过更多的深入的案例跟踪研究，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支撑，实现理论与实证的统一，这将是创业环境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从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正好体现了这一研究趋势，其在GEM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案例跟踪等方法，获得反映创业环境因素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和微观计量方法，具体的分析了创业环境中的某个特定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如：Edward和William（2008）分析了当地的工业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Silvia和Annamaria（2008）研究了政府管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Simeonetal（2009）则分析了公司所得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因此，本课题试图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GEM模型，通过对当前中国大学生创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建立一套反映我国特定经济文化背景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理论演绎、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对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环境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建立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良好创业环境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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