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智慧的体现，“四书”中蕴涵着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深刻全面的教育思想：重视伦理教育、重视高雅音乐教育、推行“知行教育论”。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对“四书”的学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师资配备、教材选编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要“吸取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因此在今天的学习中，语文教育应担负起提高中学生伦理道德的使命，帮助中学生更好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彰显语文教育的人文关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经典亦灿烂辉煌。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含有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是当前语文教育中丰富的课程资源，但是对“四书”的学习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学生中的教育和学习程度、学习方式、学习效果等，还未见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关注。如何在语文教育中更好地体现“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价值，使其有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当前语文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四书”中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对今天的教育也有诸多启示。“四书”蕴含的有益于中小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伦理观念的养成
“至圣先师”孔子，作为中华承前启后的伟大师者，特别强调教育的伦理意义。这个“伦理”它包含丰富的理念。在此，仅列述一条：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口富庶之后，还必须“教之”，而使百姓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修养和高尚的品格。“教之”是“庶富”之后，必须首先进行的大事。如何去教呢？有一条纲目性的文字出现在《论语》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清代秀才李毓秀按次第先后把这几条编成家教经典《弟子规》。分别按照“入则孝”、“出则悌”等写成六章，推演为1000多字，讲的全是孔子这句话。这句话涵盖了一个人为人的基本伦理要求。今天，《弟子规》风行于世，伴随着国学热得兴起，《弟子规》在青岛的民间、企业、学校、幼儿园全面开花。事实上，这是对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很好阐释与实践。在25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仿佛又重新发现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伦理价值。以此看出，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适用价值。只有发挥教育的伦理教育功用，使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才有家庭和谐，才会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人们遵守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尽人皆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提出的。由自己一颗爱人的心延伸开来，而去关心更多的人。并且，孟子认为这样甚至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即所谓的“天下可运用于掌”。而这种想法的实现，须有赖于教育使人们达到“明人伦”的目的。这种教育目的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使得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中庸》进一步提出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也是由伦理而教育的主张。可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始终是和人的发展完善、和社会的安宁和谐联系起来的。
（二）重视音乐的教育意义
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认为：要达到明人伦的目标，就要礼乐相成，即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艺术熏陶相结合，认知和情感教育相辅相成。《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道、德、仁”与“艺”构成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六艺”中的“乐”与“礼”构成了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古人特别重视音乐教化的价值。《论语》说：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在音乐方面有极高造诣，才能算是“成人”。孔子曾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代表的是古代音乐中的雅乐，是雅正严肃的高雅乐曲。这种思想与今天所谓的“寓教于乐”是一致的。今天的学校音乐教育非常薄弱，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用音乐来教化学生的古老原则，因为音乐课不被认为是核心课程。
无论古今，教育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培育人发展人，皆宜提倡礼乐结合的教育理念。当前中小学生喜欢追逐流行音乐，对于不利身心健康的内容缺乏分辨能力，难以形成高雅的音乐素养，从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礼乐相成的教育思想更有利于其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熏陶，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回归到传统经典文化上来。
（三）推行“知行教育论”
陶行知的名字很有意思，代表了中国人对儒家“知行”理念的深沉思考。《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不是认识艰难，付诸行动才是艰难。《周易》有：“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意思是：深刻领会，才能学以致用。《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大学》则提倡以“修身”为本，所有这些，对今天的教育学习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综上，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包含深厚的人生哲理，对中学生的素质成长将会起到巨大影响。研究和推广“四书”中的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学习“四书”，让中小学生直接接触儒家经典，耳濡目染，能够给当前的素质教育和中学的语文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教育学习现状
（一）台湾中学开设“四书”课程情况
目前，国内外热衷于国学教育者组成了全国性的经典教育合作组织，如“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下设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指导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国学，“四书”是一大重点。台湾一直在高中开设国学基本课程《四书》，任继愈先生在台湾版《国学基本教材·序》中力推“四书”，认为对中学生素质成长有莫大意义。《国学基本教材》是一套在台湾历经了40年教学实践与检验的国学教材，它汲取了台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经验，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台湾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评论者认为：这套教材完整解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所作的最具普及性、也最具现代性的一次阐释。近年，此书已在内地出版，它的出版，表明内地“国学热”正悄然回归到一个理性建设的阶段。
（二）国内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学习的基本情况
1.师生对“四书”学习的认识
在百家讲坛中于丹老师讲的“论语”，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其中也不乏大量的中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有兴趣和能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在实际的学校教学中，学生对“四书”的了解和学习又是怎样的呢？
在初中学校中，学生大多能够了解“四书”的一些基本常识，例如“四书”是哪四本书，其中的一些经典语句等。但也存在着不少农村中学生根本不了解“四书”的情况，反映出教育在这个环节上的薄弱。从学生了解“四书”的途径来看，只有很少同学读过“四书”的一部分原著，并且学生了解靠的依然是课堂上老师的介绍和讲解。在调查中，大多数同学表示渴望对“四书”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认为以此可以促使他们“道德素质的养成”、“古文鉴赏能力的提高”，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据同学们反映，目前“四书”学习存在的困难，主要是学生的古文知识储备不够，课堂上老师讲解枯燥乏味，另外功课紧，没有过多的时间阅读。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学里没有形成传统文化学习的大环境。部分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不到位，组织不到位，没有制定或者没有认真落实这方面的教学计划。小学比中学状况乐观一些，以青岛市为例，在教育部2010年开始组织的“中华诵”工程中，青岛市被作为试点城市，于是几乎青岛市区的所有小学都制定了详细的儒家经典诵读计划，上级教育领导部门还要对每所小学进行抽查。学生背诵了四书中的大量格言条目，得到了经典的最初浸润和陶冶。但是如果真正重视传统文化经典，就必须给经典课程一个相当的地位，以设课来保证其修习，这是台湾《国学基本教材》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2.教材选编情况
在语文课程中，以人教版和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涉及到“四书”在语文教材中的选编情况如下：
人教版3篇：①《论语》十则；②《孟子》两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孟子》（鱼我所欲也）
鲁教版2篇：活动性学习专题——《走进孔子》、《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从结果来看，在整个初中语文教材中，“四书”选编的篇数极为有限，并且篇数多集中在《论语》、《孟子》，而《大学》和《中庸》的内容没有涉及。在选择的篇目中，内容主要涉及名言警句，论说哲理类，带有哲理教育的意味。
与初中语文教材相比，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四书”的学习情况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高中选修课程教材大量增加了“四书”的内容。如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之《先秦诸子选读》：第一单元“《论语》选读”包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仁，不让于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教无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共七章。涉及到了《论语》中的几条有名的人生格言。第二单元《孟子》选读包括：“王好战，请以战喻”、“王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共七章。
山东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也包括《论语孟子选读》，选择篇目较多，扩充了必修课教材中的“《论语》十则”及《孟子》选文，并搭配以译注资料，以供学习。
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我们可以看出，“四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少的，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学生的阅读量，换言之，学校没有相关的“四书”教材，无论是统编还是自选教材，都比较缺乏，是造成中学生对“四书”、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不够的重要原因。由于设课的问题，中学生的课业比较多，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进行国学经典的学习。
三、学习“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建议
(一)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成立专门国学研究小组
教育部门要成立国学研究小组，依托丰富的课程资源，如当地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地方图书馆的古典文献资料，如山东省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等，审慎选择经典素材，正确选择、编制统一教材。选教材要选择对学生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作用的优秀篇目。根据中学生的水平，“四书”众多经典篇目完全可以选入教材。例如像青岛出版社曾经专门为小学生编选的注音版《国学启蒙经典》读物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会很好地引领中学生学习“四书”等儒家经典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四书”学习师资力量的建设
按照教育部试点工作的要求，经典诵读工作包括诵读、书写、讲解三个方面。对此，要针对各年级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给予正确的引导，引导学生正确诵读。这就需要教师具有专业国学教育技能。“四书”的学习师资的建设尤为重要，当前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引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师，选择部分中学作为示范学校，“以点带面”，定期举行“四书”的相关学习。同时为解决师资问题，应邀请专家对经典诵读指导教师和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例如举办“四书”兴趣班；开展“四书”诵读活动；“四书”心得感悟征文活动；请“四书”专家讲解授课内容；以专家和骨干教师为专业引领者，带领学校开展以“四书”为校本课程特色建设，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
在通过教学实践而摸索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学体制后，根据实际情况，教育部门可以在中学中全面推广“四书”等国学课程。学校要合理调整其教学计划，给“四书”的学习留下足够的时间，必要时可以对“四书”进行学业考核。借鉴台湾中学开展“四书”相应的教学评价体系，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
教师在讲解“四书”以及其他国学经典的时候，要多注重一些教学方法，不能采用一味课堂灌输或者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式，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探求新途径。在课程改革背景下，结合新时期的内在要求，以中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为基础，进行学习和研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之，儒家经典的精髓就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明确以“四书”为代表的经典国学内容，并将诵读和学习发展成习惯，从而潜移默化地来规正自身的行为和思维习惯，通过国学经典来促使青少年高雅素质的养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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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学经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述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3-03
随着近些年国内流行的国学热，理论界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时下我们没必要过于厚古薄今，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有必要也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就不得不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经过人工检索，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还并没有非常关注。在学术界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输入国学经典的价值字样，发现有些国学经典的价值、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国学经典与学校德育、高校国学教育以及如何在高校有效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教育的关系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
时下我们未发现将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专著和教材，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专著和教材。现在，我们就学术界对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和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述综。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述综
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国学经典当代形态与定位。袁行霈教授指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袁行霈教授在文中还论述了国学的当代意义。林蔺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她还指出只要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2.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的当推北京市骨干教师纪连海学者。他认为国学经典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内容上，就是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其内涵内容。他认为：“国学经典的主要内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常识层面、二是学术与记忆层面、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四是民族精神层面。”
二、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认为：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已经成为很多教育者的共识。高建新学者指出：《幼学琼林》还是推广和普及成语的一种媒体，青少年读了它，不仅自己掌握了许多常用成语，而且又通过他们的口语或文章，对社会大众进行放大传播，许多成语之所以家喻户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和间接地学习《幼学琼林》所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中华民族的常用成语，就是了解了许多民族文化之精义。”夏帜红学者认为：国学文化教育宗旨在于培育人们美好的心灵，纠正偏差观念和不良言行举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谭新军学者认为：经典诵读是人文教育的最佳载体。也就是他赞成国学经典在学校应该采用诵读方式进行。饶艳华则觉得应该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采用“把漫画请进国学课、把流行歌曲唱进课堂、把动画送进课堂”的方法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于晓伟谈到“经典诵读，丰盈心灵和师生共读，提升自我”的方式来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许世明认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采取“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有选择地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和教师进行国学教育的措施和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3.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胡定荣副教授指出国学经典教学存在几个误区：①“反中国”的误区；②“反历史”的误区；③“反教育”的误区；④“反教学”的误区。杜霞博士认为：从价值功能上看，应科学理性地看待国学经典教育的功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或贬损；从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看，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根气的同时与现代观念意识进行智慧对接与整合，而不是简单地泥古、复古、照搬经典；具体到教学方式和作用途径上，则应力求让国学经典教育成为“唤醒”与“激励”，而不是“灌输”与“规范”。张晨学者认为：在研究、学习国学经典时，对圣贤们的遗教，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应该把中国伦理文化作过分的、不恰当的夸张。这是国学经典教育教学应该反思的。
4.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方面。张三夕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并认为“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付金才副教授认为“目前培养创新能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引用西方的，尚未本土化。”我们“要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学经典所蕴含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思想资源。”、韩立菊两位则认为：读成诵—自我实现的创新和举三反一—能常模的创新”。我们可以在诵读国学经典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先祖们智慧的积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从国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青少年“正德”、“修身”、“启智”、“雅行”，对于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效。
三、国学经典与高校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教育有必要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进高校的途径以及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三是国学经典与大学生的素质形象的关系；四是探究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研究。
这是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安徽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俞香云的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财经类高校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学术文章；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赵雪波、赵利利两位学者的《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一文；太原理工大学令狐国芳，赵建利两位学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学术论文《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以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中医学院新药中心陆海、张雯艳两位学者在《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学习的归因研究》一文中对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分析。
上述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忽视了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层面的探究，需要单独立项展开专门、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是基于时下“国学热”的价值再思考、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进一步发挥改善当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作用，把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并把它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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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体验
一、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与体验的表现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打开人们灵魂的窗口，无论是其文字、符号，还是其词语表达，都能给予人们一种正能量，常常在无声的文字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网络时代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汉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收藏，网络的海量空间、信息的大容量以及时空的非限制性大大提升了人们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和体验的可能性，对改变大众阅读方式和深化阅读体验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网络技术与汉语言文学之间既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又是相互排斥的。网络空间涌现出了一大批热爱文学的人，但精通汉语言文学经典的人却不多。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与体验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优势表现
网络时代为汉语言文学内容多元化和丰富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平台，由于网络平台的共享性、便捷性、虚拟化、经济性等特点，人们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往往将阅读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电子版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上，为自己打造了个性化的移动图书馆。另一方面，网络的便利性和经济性也让大众可以更广泛地阅读汉语言经典文学作品，对优化读者知识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电子书籍所依托的电子阅览器等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读者通过签到、充值领取虚拟金币，从而在购买电子书的过程中享有较大的优惠。此外，借助网络技术进行汉语言文学经典的阅读和体验，在经典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可以净化大众的心灵，遏制浮躁风、浮夸风等不良风气的蔓延，可以营造更加和谐的网络环境。
2.负面表现
种类丰富、内容多样的网络小说、网络游戏充斥网络，大众需求已经不仅局限于文字符号，人们追求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阅读情感体验，这与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作者的主旨意图相违背。再者，网络平台上的内容鱼龙混杂，管理难度大，无法有效引导大众深刻理解和领悟汉语言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同时，网络也为汉语言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情景化语言环境，传统的文学经典表现形式与新时代所提倡的文化出现了缝隙。这意味着网络IP火爆背景下，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所提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意识的熏染已经难以满足大众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碎片化与多元化的阅读方式也使得大众难以进行系统化和整体化的经典阅读，大众阅读的注意力和专注度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虽然汉语言文学经典片段会以视频、动画等不同的方式演绎出来，但是以市场营销为目标的包装总是会让经典作品丧失原有的特色，其文化内涵和价值难以精准凸显出来。
二、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与体验面临的现实问题
1.思维方式发生改变
网络时代，网络文学快速发展并抢占了阅读市场，受网络环境的影响，许多庸俗的网络用词开始出现，这与汉语言文学经典的审美标准出现了较大的差距，用词不规范、表达不正确、价值观主流意识不强等严重制约了汉语言经典文学的成长。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逐渐转向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幽默的语言表达，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人们思维方式发生裂变的结果。网络时代的汉语言文学作品如果脱离汉语言文学理论常识而单独存在，不仅无法提高大众的阅读水平，反而会使大众因过于追求娱乐化、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而影响其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从而削弱大众的阅读思考能力。
2.阅读方式发生改变
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一直都深受大众的欢迎，从《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电视节目的火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对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热爱。但是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和体验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阅读方式的改变与大众的阅读体验之间是存在着固定关系的。
3.经典文学的主流价值意识发生改变
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中沉淀了一个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认识，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对传统文学来说，汉语言文学是作为主流文化发展的，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担着教人育人的责任，文学作品内容精神与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其精神面貌的塑造、内在品质的提升上。网络文学的发展吸引了许多人投入到汉语言文学写作上来，但是被蒙上娱乐化、个性化和市场化色彩后，这些作品已经处于与传统的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中所蕴含和提倡的主流认识和价值观相背离的状态。
三、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和体验问题的解决办法
1.多方发力，营造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氛围
要摆脱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阅读和体验的现实困境，需要多方发力，攻坚作战，引导大众积极参与经典阅读。首先，要发挥好学校的教育作用，教师应主动承担起学生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思维、习惯的培养，根据学生学习状态，引领他们钻研经典文学、挖掘人文精神。同时利用好学校图书馆，增加汉语言文学经典读本的数量，并通过汉语言文学经典读书日、经典专题讲座等有效引导经典阅读。其次，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父母要改变思考方式，和孩子一起探究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的文学性和价值性。最后，要动员社会大众营造良好的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氛围，坚持以优质的内容发展网络文学同时，利用社会开放性图书馆提倡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
2.端正认识，转变经典读物的表现方式
要把握好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优点，利用网络技术，深入研究和挖掘汉语言文学经典作品，将其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以音频、视频、图画等形式表现出来，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思考和解读经典作品，从而吸引大众阅读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体验。在各大网站、公众号等平台上，展示汉语言经典文学作品内容，组织汉语言经典文学书籍讨论会、知识讲座，引导大众积极发表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后的见解与感受，进一步增强大众的网络体验。
关键词：红色经典；理工院校；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82-02
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它以其特有的革命史料、文物、遗址和歌曲等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在理工院校中红色经典一直处于尴尬的境界。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看待革命人物，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通过赏析红色作品，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提升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唤起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
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从1928年至1976年间，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1]。广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的典范性作品[2]。
1.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科技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能够提高理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通过作品本身的再现以及对革命历史的解读，增加对革命信仰的认知能力。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像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情绪。面对通俗化、自由化、大众化的言论，红色经典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经典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过程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是因为它长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使得故事中曲折动人的人物显得清晰明朗，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其时代精神[3]。通过宣传红色经典，使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生时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3.对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体现在其独特的吸引力上，这种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功能、巨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它们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4]。一部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迫的过去，需要我们对它的阅读而使内容复活，游览红色旅游区，宣传红色经典而文化，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使中国的红色经典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活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效地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继续增长。
在理工院校中，理科生有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读红色经典使他们回顾历史，加强人文思想的交流，使自身的修养得以提高，精神得以净化，更好地丰富理科生的情感，让他们感受那崇高的精神人文气息。同时把握时代命脉，唱响红色旋律，红色经典作为不朽之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逐渐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素养全面提高的过程，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等造成了红色文化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的科学技术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万能论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价值的分离，致使科技的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缺少对人文情怀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逐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文价值的培养逐渐处于弱化的地位，尤其是在理工院校，红色经典处于尴尬的地位，红色文化的缺失造涵养与职业技能严重比例失调，这将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平衡协调发展。
2.就业体制的不完善
长期以来，理工院校考虑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教育主要以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目标，专业的设置和研究方向以技能的培养为课题，旨在塑造一批有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人员，并没有对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做根本性的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也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科技，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产业化市场的缺陷造成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想空白，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培养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是社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这将不利于当代大学生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3.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受实用主义影响，高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更明显、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理工科，而将人文学科归为“无用之学”，甚至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5]。再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不健全也给学生错失了很多学习红色人文科学的机会，不理解和抽象性进而造成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且理工院校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设置文科教研室，无法给同学以查阅资料和交流的机会，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学术成就偏向于各种实验。
三、加强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人文价值的措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红色经典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会永远影响我们，也给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参考价值，那段时期的历史值得我们年轻人反思。不容置疑的是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提高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需要以下几个对策。
1.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形式单一、反映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现实时代相去甚远等原因，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认同意愿。所以对于理工类群体采用通俗易懂的主流文化或富时代性语言编辑文字，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主张运用话剧、表演、歌唱、小品、漫画等灵活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融入当时场景之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改革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频道，使红色文化的形式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打造带有时代气息的大众经典红色文化。
2.加强各种宣传方式
很多人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无法给市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红色经典文化的传播渠道日趋缩小，而资源缺乏导致红色经典作品巨大的人文价值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应该免费开放红色旅游区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旅游区，了解史料，体会革命烈士洒热血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岁月的苦难和奋斗壮歌中，融入民族的记忆，并激励大学生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6]。而科技的广泛深入，使得网络资源丰富，开发网络资源建立红色网站，通过各种论坛形式或红色影苑加强红色经典对大学生的引导和促进，通过红色旋律讲座增强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红色文化，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使文理相互融合建立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积极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学习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广博的知识吸引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才能承担起高校人文教育的光荣使命。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定期举办读书会，采取以多元化的学生人群为主体，以红色经典书籍为客体，以教师为辅助作用而进行的探讨、分享和领会的形式。师生讨论是读书会的主要特色，通过教师的引导发散思维，大到探讨人生、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畅，但紧紧围绕的一个主题内容应该是红色经典书籍。这种富有娱乐性的课堂在拉近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助于在回眸如烟的往事中感悟文学沉浮的命运，有助于在困惑苦闷的彷徨中找到一缕阳光，有助于在世俗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洗礼。通过自由的言论，来探讨学生心中的疑惑，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不同意见和争论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激情，对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整个世界。
四、结语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有人认为红色经典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符合都市潮流的时代生活，但是它宣扬的精神信仰与时代主流相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经典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显著效果，有利于中国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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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和谐文化建设[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5）.
[4]彭金钢，申曜林.论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J].新余学院学报，2012，（2）.
从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市场经济总在发掘着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和一次性消费价值，网络文学和“肥皂剧”的快速发展与膨胀已发誓要将快餐文学进行到底，一些写实性作品只着重写实，既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欠缺性格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深刻性与审美性。传统经典精神在这个时代的文学“”那里常常是被解构，而非被建构的；常常是被戏谑调侃的，而非充满敬意的。所以，传统经典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读者欣赏趣味的下滑和不少创作者耐心的极端弱化。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经典重探将给当前创作带来挑战，民族复兴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一场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新的文艺复兴必将来临。这又将是一个经典涌现的时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
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存在，其核心或根本的基质在于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取向。经典虽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造，但它日后成为经典，则是历代广大读者选择的结果。所以，经典的价值观取向应该是与广大读者的价值取向相呼应和共鸣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族经典对于民族价值观取向的确立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经典的存在就是其文明的标志，没有经典就没有文明，重探经典就是对文明的核心――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探。
经典重探还应着重于人的建设。经典是人的创造，也显示着人的理性和精神发展的高度与成熟程度。同时，经典也影响人、创造人。一部经典往往会影响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成长。因此，重探经典还应当关注经典育人、经典立人的方面。时代前进需要怎样的人，社会进步呼唤怎样的人，我们应该从经典中获取更多的启示。人应该怎样生存，是走向崇高，还是走向粗鄙；是追求精神的独立，还是陷入物欲的深渊？传统经典都曾给予过深刻的回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经典的高峰之上，我们会看得更远，更清晰。
当前文艺创作上的消费主义倾向，使文化和思想流失严重，使入的精神面貌脆弱而苍白。我们的时代显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给文艺补充更多的钙质，滋养人的心灵，强壮人的精神。而实现这一文艺使命，以蓬勃的时代精神重探经典、重释传统，将使当前文艺创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之后，将由新的经典来书写文艺存续的新的合法性。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选自“中国作家网”2014年8月25日。有删改）
含英咀华
本文强调了传统经典对创造经典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指出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着重于人的建设。思想深刻，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文学研究； 读者
Abstract: There is some background of epoch and knowledge for continuous dispute and even cultural warfare with regard to literary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An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demonstrates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in disputes over literary classics results from the dualisticopposition mode of literary discourserelation to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 rule， literary research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ordinary rea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generation; construction; reader
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近些年来持续不衰，原因就在于这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学科的教学设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以上诸方面工作对象的探讨和确认。文学经典的现实存在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因此，这个探讨的过程永无终点，但绝非没有意义。本文拟以文学经典讨论的缘起为起点，对文学经典形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经典的发生学形成这一难题做理论上的初步探究。
一、 问题的缘起
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论辩古已有之，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审美风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文学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有关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纵览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文化类型以及普通受众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反应当中。除却上述时代的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关于文学诸问题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所谓文学经典。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在选择、阐释和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但是，由于这些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观念之间并未形成正面和直接的交锋，或者说这种交锋是以一种隐在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并未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引起正面交锋，乃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场论争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这场论争中，文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交锋的战场。他们围绕文学史的撰写、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确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余音未绝。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经典只是代表了“老朽的、僵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old， 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文学成就。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要求重视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弱势文化的文学经典，要求重估已有的文学经典所承载和传达的文化价值，要求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的限制，目光直逼文本遮盖之下的政治。
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估文学经典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全球化”趋势突破经济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文化“他者”(otherness)的出现，使得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蓬勃发展，边缘、女性、殖民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在这种新的参照系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经典问题。
最后，包括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当代思想在立场、方法、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促进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改变。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语言学观念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态的主要结构，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变化又促使学科结构发生着更为深刻的转变和改造。这就造成了以新批评为主要代表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日益边缘化，而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异军突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 生成抑或建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
关于文学经典之所以形成的论争焦点集中在，文学经典究竟是自然生成的(the given)，还是人为建构的(the made)。那么，生成与建构难道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吗？我们不妨从对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梳理做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已有不少文章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经典”及其英语的对应表达“canon”和“classic”的含义。[注: 在英语中，与汉语“经典”相对应的是classic和canon。Classic源于拉丁文classius，用以区分纳税的等级。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classic来区分作家的优劣高下，到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采用，后来由于与“古代”相联系，特指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Canon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芦苇”或者“棍子”，引申为度量长度的工具，进一步引申为“法度”、“规则”等义。后来多用于《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宗教文本，有“神圣、正统”之义。18世纪之后，这一概念方超越了宗教领域，被用于文学等其他文化领域。而在汉语中，所谓“经”就意味着“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而“典”本义则是“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那么，影响“文学经典”构成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作品、世界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恰恰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原因在于，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被“追认“的特点。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的，“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这种“追认”的特点不惟是作家个人的意识，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有机构件”，变成了经典文本的基本要素；文学经典是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创造，更是历史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品、世界和读者这三个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内部因素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因素就是指世界和读者，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注: 这一划分参考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文学世界的内外因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单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分析都是片面的。内部因素的先验结构、外部因素的社会历史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因素。
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主生成说者立论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他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写出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共通心理，因而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历史、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是一种专属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情感和心理。而主建构说者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其谬误在于假定文学经典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绝对永恒的价值。在建构论者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文学经典。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历史本身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历史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何来“超历史”的文学经典呢？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下被建构起来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便会被推上“经典”的神坛。其实，建构说者在批评生成说者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的同时，自己也迈入了同样的认识误区，他们把对“否定”、“解构”和“差异”本质化、绝对化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像《哈姆雷特》、《红楼梦》那样的文学作品，他们是虽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刷而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普适的价值。
经典作品在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一般还蕴含着广阔的可阐释空间。经典之作往往兼具“深、约、宏、美”的特点，其思想之深邃、描述之含蓄、画卷之宏阔、形式之精美相得益彰。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派苍凉沉郁的气象，道尽了生命存在因不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根本的孤独之感。经典作品正是由于自身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才变得 “经久耐说”，不管是赞是弹，人们总能从作品当中获得阐述自己观点的灵感和材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
这种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在激发读者想象和情感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提供了用武之地。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操控，也正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之上的。原因在于，“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艺术的功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3］。或许，将艾略特的这段论述改成“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它以外的目的所利用”，可以更准确地表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无目的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旗手”领导下，“政治挂帅”以“三结合”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所谓“样板戏”肯定是行之不远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发生变迁之后，这些“经典”很快被推下了神坛。尽管这些“经典”在今天并未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是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其审美的价值，而非它所灌输的“革命思想”。
由此可见，“建构”是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之上的；外部的操控总须以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阐释空间为前提。
如此而论，并不是要断然否认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外部因素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
首先，必须肯定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决定性。自汉以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奉为圭臬的《诗经》，它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其神圣性不容亵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诗经》连同其他儒家经典的命运却发生了倒转。《诗经》逐渐恢复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人们开始用对待文化、文学的方法来批评、研究这部饱含喜怒哀乐、有声有色的“诗歌总集”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经典地位从古到今始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先秦两汉时期《诗经》是“经”的经典，近代以来《诗经》是文学经典，这个区别是明确的，古人从来没有过“文学式”的诗经观（明代以来有人尝试过《诗经》的文学化解读，如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但那仅仅是异类和末流）。及至“文化大革命”，《诗经》连同其他绝大部分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非禁即毁。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历史上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文学经典”分明处在意识形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肆意摆布之下，何来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进而，我们就会认为，文学经典就是被建构而非生成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之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尽管时而被奉若神明、时而被弃若敝履，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文学经典还是流传至今，甚至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各种更为新颖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可见，建构说者看似在强调还原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其实他们的缺陷恰恰在于历史眼光的欠缺，只强调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次，在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学经典的形成所发挥的建构作用的同时，建构说者忽略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从内、外两个方面，发挥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变奏作用。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就是肯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的依据。外在于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将文学作品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并通过这一途径向人们灌输认同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传声筒，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文学史经典及其批评诚然无法脱离其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制约，但它作为“文学的”而具有自己的规则和语汇及其内部法则，正如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4］
但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为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手段。文学艺术是人们寻求情感寄托、心灵慰藉和精神超越、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所分裂的人性的乌托邦，它寄予了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对于现实苦难的反抗。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间，乌托邦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文学经典的生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任何各执一端的二元认识都会导致“生成”和“建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三、 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谁的经典
在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影响文学经典形成的因素还有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和普通读者的期待。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5］虽然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也是作为读者出现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普通的读者，绝不能把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的读者相提并论。
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眼光和权威地位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文学研究者由于其专业素养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一些原本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作品经由他们的发现、修订和阐释，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进而跻身经典之列。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不仅可以影响到某一部作品的命运，甚至对某一种文体的兴衰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这一文体在明朝以前已经存在了逾千年之久，但是它的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以虚构、新奇为基本特点的小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环境下难登大雅之堂。“小道可观”是对小说这一文体最具肯定性的评价了。然而，首先由于文人对于小说文本的介入，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提升。施耐庵、罗贯中首先从一个读者，但绝不是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早已流传在市井当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了再创作，使其文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为其经典化奠定了文本基础。李贽、袁中郎、金圣叹的推崇则使小说的经典化得以最终完成。李贽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苏东坡和李梦阳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是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袁中郎在《觞政》中将《水浒传》、《金瓶梅》列为文人雅士必读的“逸典”。《水浒传》也被金圣叹列为“六才子书”。这些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是普通读者所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若非《水浒传》等小说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是不大会引起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几十年间在普通读者中间长盛不衰，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金庸及其小说在一些新编的文学史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作品也被收进了文学教材，进入了“国民教育”系列。但是，金庸的作品是否就是文学经典恐怕还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通过这个事例，只是想说明普通读者对专业研究者的影响。
当然，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于文学经典认定的差异是不尽相同的。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评选出的“百年文学经典”当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但是，乔伊斯的这一作品并没有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中国文学当中的《诗经》、《楚辞》等经典之作在今天同样也没有庞大的读者群。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学经典的“精英化”和“专业化”。这一过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经典存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原因就在于，文学经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对于民族精神记忆的保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经典的动态特征而否定了经典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其中的因素多且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文学经典“精英化”的应对，而绝非对于文学的反叛。
虽然说，作品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经过三方对话、商兑，并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的取得谈何容易。［6］正是由于对三者中任何一方的强调，导致了关于经典的种种论证。批评家的批评是文学作品赢得高贵的知识标签的基础，积极地讲，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没有文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文学就永远是玩物，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门学科；消极地讲，文学批评为文学作品的树立起了可能本不属于它的外在表现，假设了各种通向文本的途径，只有借助那些观念、概念和范畴，人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所表达，否则的话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学交流”的可能性。读者的阅读是文学作品的现实形态，作品只有进入阅读，形成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文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主观的“功能”，但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经验世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东西，所以它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不能否认的。需要强调的是，批评和阅读所形成的“文学经典”不是一种和经验科学一样的可验证、可预测的结果，它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结果。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主要观点就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传统观念不同，当代新的文学理论不会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客观根源，他们讲这种科学性集中在文学作品的“外部”。本文要指出的是，这里不存在一种内部和外部的辨证关系，因为这关涉到的实际上是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具体选择，但存在这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学发生学的知识分析，对文学研究学科的整体理解将取决于这种知识分析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2］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19.
［3］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66.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关键词】高职院校 红色经典诵读 偏离 理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1C－0092－02
当前，以“红色经典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教育正成为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热词，红色经典、红色影视、红色论坛、红色旅游等高频出现在各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渗透于高职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高职院校的红色经典诵读教学研究也备受关注。
一、红色经典诵读的现实意义
红色经典特指产生于或反映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优秀文化作品，包括文学、影视、戏剧和音乐等，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营养源。铭刻在中国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革命运动和卫国运动等红色年代里那种强大的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当前支撑国人灵魂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
红色经典蕴涵当代先进文化元素，而诵读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通过诵读教育活动，学习、理解、传诵红色文化，启迪心灵、感悟人生、内化行动。毋庸置疑，在广西经济转轨、产业迅速升级的背景下，借助国学兴盛之势，抓住红色经典文化内核，发掘和利用红色经典作品独特的价值功能，寻求全程育人的有效现实路径，激励高职生立志建设革命老区的求学、成才、创业行动，对高职人才培养具有助推之力。
二、红色经典诵读现实的偏离现象
在当今“技能”宰制的高职教育实践中，红色经典诵读却时常面临尴尬境地。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偏离：一是认识上的偏离。把经典诵读等同于一个课外活动的开设，将诵读教育的目的异化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致使教育变得外在化和空心化，偏离了经典诵读应有的目标指向。二是教育开发设计上的偏离。高职学生的基础能力与成长背景各异，呈多元化和复杂化局面。而部分高职院校的诵读教育设计脱离社会现实和学生实际，遮蔽了学生对经典诵读的本原性需求，致使学生的认同与预设目标产生偏离。学生处于“看热闹”或冷淡状态，红色经典诵读教育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三是课程探究价值的偏离。教育理念陈旧，教师教学执行力缺少理性思维，教法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缺乏创新，作品内涵探究的价值未能充分挖掘，陷入口号化的空谈泥潭，削弱了红色经典诵读的影响力，有待强化教学策略给予修正。
三、红色经典诵读实践的理性回归
(一)立足以人为本，消解红色经典诵读中的认识“鸿沟”。对于教育的反省和纠偏一直是高职教育中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红色经典诵读的理性回归，需正视以下三个认识方面的问题：一是以“育人”为根本，回归高职教育最终目标。“人”的培养是高职教育的永恒主题，经典诵读的本质在于强化文化氛围，启迪学生心智，升华学生人格，提升学生技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诵读必须回归教育最基本的原点，红色经典诵读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必须回归受教育者主体性建立，从“人本性”的视野，矫治当前偏颇于“技能化”发展取向的弊病，使红色经典诵读教育回归人类精神文明的原始面貌，实现高职语文应有的人文性、审美性、工具性和职业性价值与意义。二是回归生活与教育设计。包括红色经典诵读在内的一切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策略，都应贯穿育人的全过程中。生活是最重要的土壤，以人为本，活动设计应面向全体师生，源于师生生活，符合师生心理，贴近现实生活，借鉴和吸纳红色经典的教育元素，应将弘扬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有机结合起来，展开文化与价值的铺陈，满足师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三是教学改革和体系构建。激趣、拨惑、精思、融合、合作是经典诵读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几个方面。诵读教学改革和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经典诵读贯穿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及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适应学生智能的特点，以多元智能能力为本位开发设计课程；以任务驱动、行动导向设计链路课程；以多方合作作为课程开发的基本途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三者并重，推动优秀诵读教学设计，以提升诵读之品质。
(二)创新教育理念，开发红色经典诵读的实现途径。创新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壁垒，多广度创建平台，拓宽经典诵读教学空间，开发红色经典诵读的实现途径。
1.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诵读文化品牌。利用校园网平台，开设“红色经典诵读论坛”，理论宣讲惠及师生，增进学生对作品理解的体验活动；举办“红色经典读书月”，开展征集读书名句、红色励志短信、诵读与写作比赛等活动，提高师生读书品位和整体素质；利用红色节庆，开设经典晨读角，激励学生广泛参与诵读的自觉性，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吟诵诗文，为其展示才能、参与活动提供更好的条件。
2.拓展校地合作模式，丰富诵读人生体验。以开放视角吸纳社会参与。如请名家讲学，理论宣讲惠及全体师生；成立经典诵读志愿服务队，节假日走上街头、走进企业社区，通过“摆摊设点”的方式，向市民诵读经典、宣讲国学精髓、宣传国家政策，增强学生诵读的成就感。
(三)深化教育改革，增强红色经典教育实效。具体措施如下：
1.多元化创情激趣，确保学生的实质性参与。对工科类的多数高职学生来说，经典作品既神秘又高深，读起来艰涩，对经典诵读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并不鲜见。经典诵读，“激趣”先行。在教学中，应充分发挥红色经典作品的“浸入效应”，以情感、活动、故事、任务、创境、见闻、图等激趣，关注学生主体在活动中有实质性地参与，在传统美德和当代价值观的引导之下，充分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追求积极的情感投入与体验，促进其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内化品行。
2.多维度感悟作品，提升学生诵读技巧。现实中，如果把经典训练作为教学的唯一项目，必然导致偏枯失调，学生也会食而不化，兴趣受挫。经典诵读能力来源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感悟，文本是诵读教学的基础和关键，可通过面授、校园宣传、网络教育等多维度细研文本，疏通文义，准确把握文本的情感基调，积淀文化底蕴。同时，努力开发经典中的教育价值理念，从中汲取智慧，悟其真谛妙悟，引导学生在文本研习中升华爱国情感。提升学生的诵读技巧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帮助学生读懂文义的基础上，应创新诵读训练方法，从读正字音、读通词句、读断句读、读出语调、读清思路、读懂技法人手加强训练，分层次完善诵读中的读出文气、读出个性化的感受理解。此外，诵读强调学生的自主体验，因此，训练中宜多采用自读方式，去除大学生学习的功利化，促进行为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