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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论文赏析八篇

时间:2023-04-24 17:04:10

中国科学论文

中国科学论文第1篇

2、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的公示。进入公示名单的高校共49所,分为四个类型:新建本科院校21所,如湖北省新建三峡航空学院;学院更名为大学16所,如成都学院更名为成都大学;独立学院转设更名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6所,如江汉大学文理学院独立后转设为武汉文理学院;同层次更名3所,如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更名为郑州商学院。

3、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外储“新宠”。未来,国际市场上或将出现人民币、美元及欧元“鼎足之势”。

4、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全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完成30133.86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年持平。总量数字之外,上海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示出区域发展的新动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试行推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目前仍处于试运行阶段,收费标准为统一收取800元人民币/航段/每只宠物。

6、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买账,凯基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将苹果公司iPhone X手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出货量预期下调23%。

7、2017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共进口了3789万吨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罗斯农业部的数据,本农业年度,从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罗斯已出口粮食2799万吨,与上个农业年度同期的2075万吨相比增长34.9%。

9、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的数据显示,股神沃伦路巴菲特与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路盖茨的身家差距在缩小,巴菲特身家有望超过盖茨,升至全球第2。

中国科学论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科学理论,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把生态文明提到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举的战略高度,充分说明了我国新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1.人口压力和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综观人类历史,人口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过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翻番需要3万年。公元初缩短到1000年左右。到了19世纪减少为150年。1830年,世界人口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50亿,现在为60亿。目前我国人口为13亿,2030年将达到16亿。据专家推算,我国人口合理承载量为8亿,2030年将超载一倍,这是我国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人口的极限。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粮食和能源的最大消耗者。今后几十年中国就业问题、人口结构和素质的缺陷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负担。

2.能源资源问题

我国淡水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而且80%的水资源在长江及南方。耕地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资源的50%,而单位产量能量消耗则为发达国家的3~5倍。我国现代化发展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城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1986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随之带来的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用煤1994年为1.3亿吨,预计2010年为2.2亿吨。城市排放垃圾量1994年为0.8亿吨,到2010年将达9亿吨,增加11倍,烟气排放量也会增加1倍左右。

3.环境和生态保护

我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荒漠化土地面积262.2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7.3%,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据统计每年流失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面积被剥去1厘米的土层。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13%。另外,我国空气和水质污染情况也相当严重。199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9万吨,烟尘量为1478万吨,废水为373亿吨,废渣为6.45亿吨,2006年太湖地区兰藻污染问题的爆发可窥见一斑。长江流域已普遍出现酸雨,北京市已多次出现沙尘暴,许多城市出现雾都天气,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安全。预计到2010年烟尘排放量和酸雨的二氧化硫释放也会增加1倍左右。此外,农药的残留、白色污染也有增加的趋势。目前约有4600种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处于濒危状态。我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如果不加以保护,采取强有力措施,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之,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不可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是国际社会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深刻反思的产物。一般说来,它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之路。它要求合理开发资源,讲究生态效益,注重社会公平,倡导精神追求。中国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和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更新观念,人与自然和谐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

更新观念就是要重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理解自然与保护自然。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是自然的“奴隶”;第二阶段,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第三阶段为知识经济时代,定位为人是自然的朋友,利用和保护并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我国环境保护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一,生产领域的转变,要从粗放性经营向节约性经营转变。只有改善陈旧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的成功与发展才会成为现实。第二,全体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走“绿色消费”的道路。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物质享受和物质消费,这样的价值体系会过度地消耗环境和自然资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质量提高的规律是从依赖家庭资源转向较多地依赖公共资源,从物质消费转向较多文化消费,从户内消费转向拥有可观的户外消费。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在人们的福利增量中占据不断增长的份量。第三,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政府无法独立担负起有效保护环境的责任,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使每个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其次要在社会中设立群众性环境保护组织,宣传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组织群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监督社会污染源,代表群众环境权益。

2.制度创新是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机制。首先,要建立节约性的国民经济新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同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处理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难的关系。尽量减少环境污染,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发展战略的思路,深刻反思“黑色道路”的现代化发展观。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在呼吁一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不是禁欲,不是,而是最大限度地作为大自然之友的同时来理性地实现我们人类的需要。其次,要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加大农业投入,加大环保产业投入力度,科学耕地,节约用水,合理施肥,减少化肥、农药、工业和生活垃圾、废水污染,在品种与效益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最后,要注意在开放的情况下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性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控制、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影响今后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这对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极其重要。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完善。可持续发展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安全,而生态安全则将人类安全和生态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视为一个共同体,要求在人类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之间找到均衡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保护的被动性和效果不佳局面。生态安全要求既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危害,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性,既满足当代人的安全,又确保今世后代的安全。地球生态系统无国界,生物圈的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效益都会外溢,都会关系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利益。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大自然的“报复”往往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重新选择”的余地,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若要弥补和补偿,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时预防和及时治理的代价。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树立生态文明是最高道德文明的观点。不仅要关爱生命、善待生命,更要崇尚自然,要使每个公民明白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只有一个,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否则会遭到大自然报复,只有保护自然,人才可以在大自然中和万世,颐养天年。其次,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准则和社会进步的最高象征。20世纪以来,二次世界大战和二百多场局部战争已使地球伤痕累累。原子武器、转基因技术的滥用足以使我们生存的地球生命系统毁灭,追求享乐的消费模式所制造的垃圾将覆盖这个星球,并提前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地下资源、空间资源甚至太空资源,日益升温的地球已使千年冰川开始融化,为人类引以自豪的技术文明敲响了警钟。地球生命系统更加脆弱,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家园。最后要将建设生态文明变成一种行动,一些人为了“政绩工程”,“可以适当地破坏一下自然”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的危害会产生代际“转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云南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20.

[2]邓宁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初探[J].湘南学院学报,2004(8):14.

中国科学论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中国科学论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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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古代文学选题为例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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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论文第5篇

“少教多学”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策略与方法研究是按照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点)课题指南的研究方向和选题范围,经过投标、评审而批准立项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1年9月15日下达了立项通知书。(课题批准号FHB110067)此次论证会,就是按照全国教规办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而召开的。

应邀出席论证会的课题评议专家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研究员,北京市考试研究院副院长臧铁军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立康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崔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

出席论证会的有关单位领导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学科主管徐美贞副研究员,教育部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王海燕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艺术》杂志主编、课题组副组长郭海燕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校产办主任、课题组法律顾问程振勇律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社长陈鹏教授。

课题组学术指导、全国中语会常务理事赵明,课题组副组长、各地区指导中心主任江苏省教育厅教研室朱芒芒、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胡廑、内蒙古教育厅教研室田万隆、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王来平、黑龙江教育学院孙雷、山东省教育厅教研室张伟忠、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何立新、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邓危及课题组副组长兼秘书长、《教育艺术》常务副社长、《语文导报》副总编刘桂英等到会聆听专家评议。到会聆听评议的还有课题核心研究员孙廷锋、王金华、王炳新、何文宏、付立金、梦阳、王绍礼、范效彬,等等。正在北京参加校长部级培训的部分中小学校长也出席了论证会。论证会由课题承担人、课题组组长、甘肃省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景民主持。

论证会开始后,首先由全国教规办学科主管徐美贞宣读课题立项通知书。接着,由评议专家组组长田慧生主持评议。课题组副组长朱芒芒报告课题方案。评议专家对课题设计进行充分论证,并发表了评审意见。

专家们认为,“‘少教多学’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策略与方法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少教多学”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理想,是教育本真的回归。它不仅指向现代教育的核心问题,与课程改革的精神高度一致,而且完全符合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和语文学习的基本规律。课题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抓住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键问题,有效地开展课题研究,摸索“少教多学”的策略与方法,必将会对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效率,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实践上是有价值的,在理论上也有长远的意义。专家们还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挑起了一副重担。因为,几十年来,历经多次教学、教材及课程改革,学生自主学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我们追求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专家们建议,要认真地学习语文教学的科学理念和优秀传统,认真地研究课程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及教训,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找准研究的起点,明确研究的目标,在课程改革的洪流中,坚持正确方向,去探索符合语文学科教的规律和学的规律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专家们指出:课题研究前期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方案设计合理、有序,研究内容比较全面,研究方法适当,研究团队力量雄厚,保障条件可靠。

针对课题研究方案设计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包括: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及要素应有明确的界定;要清晰地梳理出研究的顺序、过程、路径及效果检测标准;要把研究聚焦在“少教多学”策略、方法的操作体系和评价体系上,给予教学活动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研究队伍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中国科学论文第6篇

科学主义(或称唯科学主义,英文为scientism)一词自19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起初并无现在所包含的嘲讽、否定之意。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先进器物和科学技术争相涌入中国的潮流,科学主义来势凶猛地进入近代学人的视野之中,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先生更是彰显出科学的无限权威,一举成为中国文人试图拯救中国、力挽狂澜的两件制胜法宝。 1915年1月,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在上海出版,其发刊词称:“科学者,缕析以会理,会归以立例,有理有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发刊词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种种效用,乃至最后得出结论:“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一词,成为集正确、先进、有效、光明等众多褒义于一身的崇高词汇,成为引领神州学术新风尚、判断评估学术价值的利器。9年之后,吴稚晖在其担任编辑工作的《科学周报》上又著文把“科学”再次推上崇高地位,其文称:“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近百年来,更有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言奥远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地向前走着……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吗?”①和吴稚晖相信人类能够通过精确、精密的科学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场景一样,近代学人甚至信奉有且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包括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所有方面,而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地解决。1928年,胡适甚至说过:“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②科学的崇高地位,用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的一段话描述更恰当不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维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 当“科学的”与“万能的”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的”很自然地就成了“绝对正确的”代名词,而倘使某件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违背科学的”,那么,这种事物将很自然地被认定是逆历史潮流的,将被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是,科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科学主义也成为近代学人批判传统、践行新文化、创立新学术等依赖的观念、工具和方法,并逐步成为统治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 郭颖颐曾将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全面应用及“唯科学主义”总结为简单的一句:“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②在提出该论断之后,郭颖颐进而指出:“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学科威望的一种倾向。”③诚然,热衷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强势的西方先进文化面前,利用科学所强调的客观、理性,进而去衡量传统学术,极大地刷新了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固有认识。但同时,把科学置于“万能”位置,使之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不二标准,无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化气质、人生经验等无不折服于“科学”标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造成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对西方话语的盲目推崇、笃信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等层面。学术界基本上将西方文论与“科学”画等号,将中国文论当做“不科学”的对象,进行批判、改造、转换;在对与“科学”标尺不吻合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深刻“体察反省”的同时,又努力向西方文论学习、靠拢,使“不科学”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贴近西方话语。中国传统文论显然在此思潮影响下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以西方为标尺的科学主义的价值评判之下,本土文化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被有意识地遮蔽,学界以科学之名操起时代巨斧,对中国古代文论这套传统话语体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削凿和批判,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转化过程中,被迫走上了所谓“科学”的西化之路,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中国传统文论的衰亡之路。 本文试从两方面论述唯科学主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戕害: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片面性地以西方为标尺,一步步促使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元语言”的地位丧失;另一方面,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或者学人们无一例外地抛弃了古代文论话语,而选择用西方理论话语来进行批评论述,甚至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也必须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和言说,中国古代文论仅仅成了西方文论话语言说下的“史”的材料和“死”的话语,成为完全丧失了元话语地位的在当代文坛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 唯科学主义促发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 法国学者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认识是全部指示或描写物体的陈述,不包括其他陈述,属于认识的陈述可以用真或假判断”,“科学则是认识的子集,它本身也由指示性陈述构成”。④科学的特征在于通过可验证的手段来积累知识,采取概念、术语、范畴等判断性的理性话语来展开系统性、精确性、极富逻辑思辨色彩的知识论述。但科学并非是衡量评价和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形态的“异质性”特征,它是以体验式、品味式审美为主展开的丰富的意义系统,如果使用唯科学主义的所谓“精确”、“系统”、“客观”、“理性”等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必然会陷入西方话语的泥潭之中,使中国文论丧失其元语言地位。#p#分页标题#e# 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最早产生于哲学界的一个命题,意即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的语言。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认为元语言又可以称为“纯理语言”、“符号语言”,它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与“元语言”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元批评”,伊格尔顿曾在其影响广泛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提到:“文学批评可以成为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它的任务主要不是作出种种解释性或评述性的陈述,而是后退一步去考察这些陈述的逻辑,并去分析我们作出这些陈述时是在做什么,以及应用了哪些代码和模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批评,都有它存在和言说的语境,它的逻辑基础、应用的代表和模式、理论依据等都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文化框架之中的,只有在这种文化场域中,这种话语才是有效的、可行的。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学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元话语,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符合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特质的、行之有效的元语言。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等著作,无不彰显着中国文艺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丰厚广博的土壤,代表着中国文论话语长期实践的独特魅力。气、骨、风、神、韵、隐秀、意境、文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味外之旨、本色、结构、草蛇灰线等传统文论概念,正是从中国古代诗文辞赋中产生,形象鲜明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质和文化特色。以“味”而言,钟嵘认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①。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好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至”②;赵翼评杜甫之诗歌,“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③。以“味”为中心,“滋味”、“韵味”、“意味”等话语便将传统诗歌体验性的独特内蕴、精神气质展现出来。陈伯海在《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传统喜欢使用形象化的词语,对事物整体作概括性的把握,而很少进行逻辑上的具体分析和推理。例如用‘清新’、‘俊逸’、‘雄放’、‘沉郁’等形容词或者‘芙蓉出水’、‘错采缕金’、‘翡翠兰苕’、‘碧海掣鲸’之类比喻语来评论作家的风格,用‘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样的生动画面来摹写不同的艺术境界,用‘横云断岭’、‘曲径通幽’、‘剥茧抽丝’、‘草蛇灰线’这类成语来说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而不再加以更多的解释。即使是一些专门性的文学术语,如‘风骨’、‘滋味’、‘气象’、‘神韵’之类,也大多是从日常生活的用语引申、移用到文艺评论上来的,所以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具象性和朦胧性。”④ 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中曾有明确论述:“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⑤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包括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包括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等等。诸如虚实相生、以少总多、言不尽意这些话语言说方式并非埋入历史的滚滚黄沙之中的毫无生命的遗物,它们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然而,中国“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西方逻各斯的话语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中国文化潜在规则的“意义的不可说性”,在遭遇“科学”的西方文论话语时,被唯科学主义者所依仗的“科学”评价维度逼到另类的、异端的位置之上,被视为一种非科学性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语体系。以科学主义元语言为支撑的西方价值标准,体现出其体系化、逻辑性和规范化、可验证性等特征,而与之相对的,以体验式、品位式审美为主所展开的中国文化话语,则被科学主义的标尺划归到“科学”的对立面上。 西方文论话语在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进程中是有效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将其“标准”、“合法性”、“规范性”附加到作为异质文明状态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上。也就是说,把检验西方文论的规则、标准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异质性文明体系之内,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性的检验标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遗憾的是,现当代学界恰恰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的检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标准。 20世纪,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西方现论话语的输入直接带来了中国以西学为标准的现代知识转型,科学主义也随之展开并得以顺势发展。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的含义。但是在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格局被西方先进器物、制度、思想冲击的情况下,科学具有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严复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借科学之名反对传统,到陈独秀把科学当成把人类从黑暗中引到光明之所的救世主:“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提倡使得人们很容易相信科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深信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的丁文江主张:“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②“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③在这些新观念的引导下,那些缺乏理性、不以逻辑实证为论证手段、缺乏精确分析性的知识形态,就被严厉的科学尺度所极力排斥,被定性为逆历史潮流而行,中国文化原有的规则、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论话语也都必须要接受“科学”这把标尺的测量和检验,中国传统逐渐被视为“旧的”、“封建的”、不科学的、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由于科学的观点自西而来,以科学之名来检验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其西化的必然前奏。#p#分页标题#e#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遭遇西方话语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理所当然地遵从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标尺,认定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是不科学的,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零碎散乱、缺乏体系性,与科学的“逻辑性”相违背。在这样武断地盖棺定论后,中国古代文论显然成了“三不理论”:不清晰、不系统、不科学。这一类的文章著述到今天仍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兹略举数例:《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的问题》一文开篇即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亦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④有学人又认为:“如果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分析是一种时间上的历时性考察,那么,对于其理论构成的分散性和模糊性理解就是一种空间上的共时性概括。”⑤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拒绝西方话语的话,我们便不能清楚地表达自身:“要把传统文论范畴如风骨、韵味、气韵、意境解释为现代语言可以把握的理论形态,祛除其模糊性,抽象其体验性,我们该用何种语言呢?除了西方理论话语外,我们又有何种语言可用呢?”①对古代文论妄自菲薄、生硬地抛出结论的论著还有很多,其众口一词的悖谬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中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早已形成一套适合自身的理论、方法与文论话语方式,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中国文论话语存在误解和非议,有些人盲目地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只不过就是“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意境”等让人难以言说、难以捉摸的范畴而已。 实际上,这种偏见早已经形成共识。以“科学性”来对中国古代文论发难,已非一朝一夕,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就已经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的论述。早在1905年,为中国文论话语开拓新途径的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即提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践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②朱光潜先生在《诗论•抗战版序》中也提到:“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③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话“凌乱琐碎、不成系统,又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种分析代表了彼时学界对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 科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逐渐以逻辑分析的思维来审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传统文论与“准确”、“客观”、“系统”等标尺之间的差距,成为被西方文论取代的根本原因。例如:台湾学者所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是以西方文论话语取代中国文论话语为特色的。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拓垦在台湾•序》中说道:“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④古添洪等人提到的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暗含着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科学主义式的文学理论话语,是“在严密逻辑划分的背景之下,由分析性论证所展开的诸知识点的转换、变异和创新均有谱系背景的有效逻辑支撑和可以大致确认的意义边界,并显示出明晰的推进轨迹”⑤。以科学主义话语为标准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进行衡量、评价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和文化霸权地位,势必会遮蔽相应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以科学主义语言对中国文论进行评判时,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和本质特征会受到误读、歪曲,且被武断地扣上不科学的帽子。因而,抛弃不科学的中国文论话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文论元语言的地位,便在科学主义的神威下轰然垮塌。 唯科学主义导致中国古代文论远离当代文学理论批评 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始,中国文学便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与中国文学一样,发生了如“大河改道式”的转折。五四时期在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同时,也主动告别了传统文论,转而别求科学的新声于异邦。现当代文论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恰逢与此期间,西方的文学理论被大规模地引进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文坛尚未来得及从白话文、新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时代变化、文学发展需要的文论话语规则之时,西方种种文学理论就被“拿来”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文坛。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即使是在文化多元化逐渐展露端倪的当代,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洋主义”来引领当下的文坛、操控时下理论界的话语倾向。只要稍稍关注当代作家们的创作感言、稍稍翻阅《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杂志,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文论话语早已被遗忘在“当代”这个词汇所蕴涵的绝大多数语境之外,已布满灰尘的中国古代文论,像过气的古董一样被抛置到了文人学者的书桌之外,成为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p#分页标题#e# 中国现当代文论界,很多人愿意去迎合、亲近西方文论那套话语。让我们看看几段似乎以较为公正的态度对古代文论的评论:“回眸20世纪中国文论史现代化的进程,几点明显的事实和教训是应当承认的。首先,中国古典文论的直觉式、感悟式特征虽有它的长处,但在西方逻辑严密、体系周详、析理深入的理性思维成果面前,毕竟显得零碎、古朴,并且缺少现代针对性和理论涵盖力。诗论虽然还算发达,但小说和戏剧理论就发育不够充分了;对文言文尚能适应,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很难驾驭。总体上看,它已是一种相对陈旧的理论形式。”①“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提供了方法论操作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多为印象式的个人感悟,没有提供文学批评的方法程序。因此,西方文论更适合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之所以愿意以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文学现象,西方文论的思辨性和深刻性是重要原因。但在中国古代就很难找到像西方现代文论那样深刻的分析文学现象的理论。”②此文作者更是以“我们谈文学语言时,西方的能指、所指、延异、补替等概念会出现,当我们谈文艺心理时,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都会出现”为依据,认为西方文论是最好的理论模式。学界普遍的这种对古代文论的漠视、轻视,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学人任“西方理论”为亲、对中国古代文论严重不认同的残酷现实。 不少学者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的时候,就往往被指称为是没有理性的,全是断章残篇;即使有理论,也没有西方诗学那样有规模、成气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实用性特征。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文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学’。因为所谓的‘妙悟’、‘目击道存’,还有‘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些论述在理智的思维模式下很难解释。”③童庆炳先生在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建设的过程中不无忧虑地表达了唯科学主义在当下的影响势力:“今天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过程中,热烈拥抱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屣,不屑一顾。”④对于现当代学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亲外而疏内的态度,童庆炳先生认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误以为西方文论的价值是‘人’与‘自然’的,考察的是规律,构成了真理;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当然也就缺乏真理性可言。”①于是,在现实操作中,人们更愿意用“典型”而不是用“意向”、“意境”来谈论诗歌;更愿意用阐释学、接受美学的理论话语模式来品评诗歌,而放弃用“诗无达诂”、“妙悟”、“滋味”等方式。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对这一点极有见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性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国门打开之初,便急切地翘首西盼,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随之源源不断地涌流而至。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和方法的冲击是强烈和全方位的……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输入以‘热潮’的大轰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论的急功近利和非学术的浮躁,以及中国文论家对于新知识的焦渴和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的极端色彩。”② 但这些新涌入的话语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呢?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当西方的时髦话语涌入时,如果不结合中国文学特质,盲目使用西方文论话语,势必龃龉难入,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做绝对的科学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就连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学者一味崇尚西方的科学话语的现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Jullien)对刘若愚和钱钟书先生的批评,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1996年,于连在一次访谈录中指出:钱钟书比较研究的致命要害,即把“比较”视为了“类比”,认为比较在于追求意义的近似,甚至是一味地与西方话语求“同”。于连说:“我很敬佩他,他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与他拉开了距离,我认为他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③ 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用改造过的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自创的双向循环圆形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割裂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首要的根本失误,就是将中国完整的文学理论的“鸡蛋”打破,倒在依据西方理论改制的模子里去作“蛋卷”。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批评:刘若愚“用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中国不适用”。因为以西方话语为准则的求同式研究必然导致中国文论“异质性的失落”,忽略不同文明间文学现象的异质性,极大影响到平行研究的学术价值。于连认为,西方科学概念模式标准化,“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④。 一味地尊崇“科学的”西方文论,而忽略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异质性,甚至会引起学术笑话。台湾学者颜元叔曾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李商隐的《无题》,认为“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中的“蜡炬”为性象征,这便闹出了学术笑话。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精神,笃信西方文论话语而不考虑中国自身的现实土壤,以西方文论所谓科学的标准为框架来硬套中国文学与文论,势必会产生价值判断的扭曲。正如叶维廉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范畴来讨论李白或屈原时,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屈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放逐者,无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梦中、幻景中、独游中找寻安慰,他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有部分的相似性)看做另一个系统的全部。”①#p#分页标题#e# 实际上,在百余年的现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并不乏那些扎根于文化发展现实、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转化到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学者。童庆炳先生曾著文细数了这些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的学者们,他以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朝闻、王元化等人的观念为证,认为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观念都进入了现代文论的话语中:“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知人论世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郭沫若提炼出诗、歌、舞‘同出一源说’‘阳刚说’‘推敲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朝闻提炼出‘以一当十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②诚然,这些学者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致力于重建自身的文论话语,他们适时汲取东西方文论养分来浇灌自己的园地,为在传统话语系统的发掘中探寻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有效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德国阐释学大师加达默尔曾有过如下言论:“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③若使中国文论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重重挤压、重新绽放魅力,其有效途径之一便在于要激活中国文论的原始生命力,挖掘并认真审视自己的传统,寻找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非西方话语”或“诗性话语”,同时吸收西方文论,积极化人为己,为我所用。郭绍虞先生说过这样一种观点:“我总觉得: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这些术语并不是完全适合的帽子。”④这种从西方文论角度审视自身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这种中西文论互补互识对话的有效尝试,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对方,也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自己。 重新认识文论传承是当今学界最迫切的课题。我们主张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基础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当务之急是必须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泛滥之弊,祛除唯科学主义之弊,树立文化自信,倡导文化自觉,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凝练出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规则为基础,恢复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语言地位,在吸纳中外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规则及方法论体系。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当代中国学者必须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中国科学论文第7篇

1.中国化学论文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化学项目地域分布的比较研究

2.化学论文中表格设计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3.合成类化学论文前言的审改原则及实例分析

4.合成类化学论文摘要的基本标准及其审改实例

5.合成类化学论文题名的审改原则及实例分析

6.科技文献检索与化学论文撰写

7.如何撰写分析化学论文

8.提高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思考 

9.课程论文在公安基础化学教学中的实践 

10.化学论文中几组易混字辨析

11.基于合著论文的学科知识流动网络的特征分析——以“药物化学”学科为例

12.2002~2012年我国化学类高被引论文分析

13.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论文设计竞赛的实践与研究

14.医用化学论文写作的实践教学

15.30种化学类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研究

16.千名医学家推荐最新七大生物化学论文 

17.课程论文与化学专业实验一体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18.浅谈化学专业英语论文写作 

19.化学化工本科毕业论文产学研教学模式的实践 

20.分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论文的统计分析 

21.PTA量表在物理化学课程论文评价中的应用 

22.缩短科技期刊周期的思考及实践——以《化学学报》为例

23.指导教师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中的指导作用 

24.物理学、化学论文的特点及写作要求

25.促进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几点思考 

26.美国化学镀镍年会论文综述 

27.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特征研究——以化学领域为例的实证分析

28.物理学、化学论文的写作特点和要求

29.广东省举行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

30.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毕业论文化学实验的绿色化

31.1983年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概况

32.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在陕西临潼召开

33.化学化工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和改革措施

34.电子期刊库对于高校化学学科科研的文献保障状况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化学学科用户近五年SCI收录论文为例

35.应用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的探讨

36.试析化学类论文英文摘要特点

37.化学类论文图形摘要的主要类型及设计技巧

38.诺贝尔奖与科学家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的相关性——基于2000-2010年诺贝尔化学、物理学获奖者的实证研究 

39.化学基础研究论文的引文统计与评价

40.我国化学论文产出的科学计量分析 

41.农科院校提高化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42.2000~2004年SCI-E收录《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论文分析

43.中美科技期刊论文英文标题词汇特征对比分析——以化学类为例

44.国外新发表的皮革化学论文

45.综述论文在化学期刊中的作用及编辑组稿策略——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的办刊实践为例

46.应用化学毕业论文教学中指导教师和实验员角色的探讨 

47.小论文在分析化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48.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有机化学)论文统计分析

49.地方本科院校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教学改革

50.转型目标下如何提高化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  

51.课程论文在食品化学理论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52.论文式实验报告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53.中美高影响因子化学类科技期刊研究性论文标题用词对比分析

54.如何提高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质量

55.化学专业科研论文的撰写技巧探究 

56.论化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

57.高师院校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问题及其撰写要求

58.论文写作在专科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59.一九八年中国化学会分析化学论文报告会论文目录

60.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探讨——论文式实验报告

61.地方高校应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探索

62.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改革与应用型科研人才培养的实践

63.中国化学研究论文总数已名列世界第三

64.普通本科院校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改进探索与实践

65.第四次中日煤化学、碳——化学论文报告会介绍(Ⅱ)

66.指导化学工艺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的一些体会

67.化学文摘(CA)对我国化学期刊论文的处理

68.提高独立院校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讨 

69.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实施方案的探索及实践

70.保障应用化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索

71.Elsevier收录我国分析化学类期刊论文的特点及对题名和关键词的修改

72.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过程控制及管理探索——以广西大学化学化工类硕士学位论文为例

73.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指导策略

74.提高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75.中国化学研究论文总数名列世界第三

76.化学论文关键词的选定与排序

77.理工科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化学类专业为例 

78.化学化工常用软件在相关科技论文中的应用

79.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创新性问题的思考 

80.提高化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探讨 

81.浅谈《科技论文写作》在化学化工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作用—以“合肥学院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为例

82.提高化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建议

83.科技创新导向的化学化工类本科毕业论文模式思考与实践 

84.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85.“《化学学报》2014年度最具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6.提高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以安徽工程大学应用化学专业为例

87.“《化学学报》2014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8.“《化学学报》2013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9.理工科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分析—以化学类专业为例

90.应用为导向的《化学文献检索及论文写作》教改探索

91.《结构化学》教学中设置课程论文的思考与尝试 

92.有机化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

93.我国成为化学论文大国

94.28届地质大会有关矿物岩石地球化学论文摘要选

95.强化化学本科毕业论文实验教学环节的几点探讨

96.化学十年:世界与中国——基于2001-2010年WoS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97.校企合作指导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新模式的探讨

98.国内期刊近期发表的油田化学论文题录

中国科学论文第8篇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介绍,中国料技论文在线一经创办,就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响应。短短几个月,就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并上网提交论文。教育部领导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士也对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这一富有创新精神的举措十分关心。他表示相信,在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广大科技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一定能为优化科研环境,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介绍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周期长,创新思想、实验方法等在审稿过程中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不利于新的科学思想及时有效地交流,不利于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建的科技站。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优化科研环境,治理不正学风的重要平台之一。在该网站不收取任何费用。

学术水平

由35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顾问委员会负责该网站的学术指导,全国60多所重点大学为网站提供支持,发表的论文大部分受到了部级和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的资助。名家精品栏目和奖励论著栏目收录了高等学校知名学者近几年的获奖成果的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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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论著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励。“获奖项目及主要论著”栏目主要介绍近几年高校获得部级奖励和教育部奖励的项目及其代表性学术论文,并介绍获奖者的主要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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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访问量大,用户面广,检索方便,有利于学术监督。利用网络技术便于统计论文的点击量、下载次数、论文引用情况等,可以客观地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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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栏目主要介绍高校获得部级奖励和教育部奖励的项目及其代表性学术论文,为近几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教育部自然科学奖项目的主要学术论文提供交流平台,介绍获奖者的主要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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