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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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生物进化论 历史哲学 影响
生物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由于广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生物进化论在结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成熟，并对世界各国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使人们放弃了某些他们最重视的信念，诸如静止的世界观、神创论、绝对人类中心论等，从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文章致力于探讨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以折射出生物进化论对社会领域的影响。
一、生物进化论的由来和发展
（一）进化论的提出
进化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就早已孕育了朴素的进化思想。我国古代早期的唯物主义者管仲就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无独有偶，古希腊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中，也都含有一些进化思想。众所周知，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拉马克、达尔文等知名学者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修正。这些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在进化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系统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拉马克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具有向上发展的必然趋向，并且强调动物意志、器官用进废退及获得性状遗传在进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学者达尔文，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则是科学进化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认为进化的动力在自然界内部，并把进化的机制归结为自然的原因。这就科学的说明了生命自然界发展的主要过程。
（二）进化论的发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许多重要论点，很多论点至今仍是进化论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并不能全面地理解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自己也说过：“我们对变异法则是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指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找不到一个。”因此，达尔文在阐述他的进化论时，只能以既有的变异为出发点，着重于找出一种能够使变异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形式，而对引起变异的原因则研究得不够透彻。
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的遗传法则，为遗传的粒子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起初他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0年，其他学者做了大量的植物杂交实验后，得出了与孟德尔相同的结论，这一理论才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在生物学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而且带来了遗传学的大发展和促成了综合进化论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遗传学发展迅猛。遗传物质结构、遗传密码以及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相继被“攻破”，把进化论的研究推向一个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二、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繁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变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烦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
1.倒退历史观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小国寡民”的封闭式的原始村社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社会，而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道家学派认为这是社会退化的表现，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的思想。总而言之，道家学派主张要毁弃人类在脱离原始社会后所获得的文明，返回原始村社那种素朴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获得更多的利益。
2.循环历史观
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即“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孟子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膝文公下》）。意思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变化无非就是一治一乱，即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循环往复。朱熹解释孟子这句话时就发挥说：“孟子这段话是讲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治一乱，不断循环，是“理之常”，即是一种历史规律。关于这一理论，他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气运丛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因而人类社会也便是“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朱子语类》卷一）。经过他的阐述，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便被明确地规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了。
3.变易进化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中，变易进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今胜于昔的”。社会大变动的先秦时代，是变易进化史观发展的一个高涨期。儒家和法家都曾提出过关于变易进化的历史观点，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因革；荀子提倡“法后王”等。特别是反映儒家观点的《易传》，更是提出了变化、更革、日新等思想，并且强调了“自强还息”和“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突出了人在社会变易进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史观对史学转型的促进与影响
1.进化史观与“史界革命”
用进化史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史学，使得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指出了旧史学的种种弊端、重视“民史”、对史学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进化史观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梁启超是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提出“史界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用进化论认识和解释历史，由此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撰述有了全新的看法。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第二年，他又发表《新史学》。在《新史学》中，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建立“新史学”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序幕。
2.“五四”先驱投向专制主义的长矛
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民主主义者主要代表的陈独秀和等人在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中，将民主革命和进化论联系起来，他们前期的历史观也深受进化论的影响。陈独秀认为进化论是现代最能够变古之道的重要理论，民主与科学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极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宣称：“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比较发达，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赐”，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同样坚信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说：“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则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顺应历史进化潮流的产物。因此，他激励青年们要“以破坏与创造”的革命精神“觅新国家，拓新世界”。
不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同的是，陈独秀、的进化论思想很快孕育出无产阶级革命因子。陈独秀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而世界进化的前途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断定“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理想。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民主主义才能符合20世纪社会进化的需要，呼吁中国只有彻底地抛弃封建君主专制，粉碎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且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3.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纂有重大的影响
进化论中的“适应”思想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国人渴求编纂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史书。由于前所编纂的史书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误，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于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就提议要重新编撰适应中国实际的史书，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很快就被时代淹没了。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众多文人学士在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编撰新的适应时代的史书。他们编纂史书是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史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结语
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新看法，这有助于人们挣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从而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把这些新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在和辛亥革命中化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提倡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为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生物进化论使得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总而言之，进化论始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结合，适应着革命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成为从变易史观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张牛，马文昊.进化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巨大影响[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9）.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社会理论
1961年卡尔（E. H. Carr）宣布：“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1）现在看来，新文化史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开拓研究领域和更新研究方法、手段方面，为历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在文化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同时，致力于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的两本著作――《什么是文化史？》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其论文的分析，加深对这位文化史学家的思想的认识。
一、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
在彼得・伯克（Perter Burke）看来，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自动发生，亦非出自单独个体的观念，它的出现是一场集体运动的结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国际性的。（2）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有密切关联，此后美国成为其发展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逐渐传播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不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研究主体也不再限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和文学批评家如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也都参加进来。
新文化史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所谓新文化史学之“新”，是指其区别于之前的文化史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古典文化史而言的；与新史学不同，“文化”一词的使用，使其区别于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方面是相对于它的近邻思想史而言，“更强调于心态、假设或感觉，而不是思想的观念或体系”，两者相比，思想史“更严肃和准确”，而新文化史则“更模糊且更具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社会史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分野。（3）
由于文化涉及的内容过于繁杂，所以伯克定义文化史时把着眼点从其研究对象转向了研究方法。“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4）因此，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对文化史的历史进行梳理，通过介绍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文化史的面貌清晰可辨。
伯克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第一，传统模式的文化史试图描绘一个时代的肖像，但注重的是上层社会，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变化显示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第二，高雅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的社会史诸如阿诺德・赫塞的《艺术社会史》（1951年）标志着对传统文化史的反叛，原因是布克哈特等人略去了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5）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原则，倾向于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传统的文化史的突破。然而，伯克强调，对于一场新运动，其参与者往往会夸大其新奇性，因此通过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6）
在伯克看来，目前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7）而这种建构会存在很多局限性，受到文化和社会的限制以及材料的限制。
其次，关于文化的定义，或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另外，新文化史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必然产生了更多新的研究对象，在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必然要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分析这些新史料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又是对新文化史的挑战。
最后，新文化史还要面临碎化的危险。一些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例如场合论。在处理微小的事件和大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个难题。
关于新文化史的未来，伯克认为将来会出现对“新文化史”的反动，并对几种可能性进行了探讨：第一，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新文化史的领域将扩大，包括之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第三，改变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偏离，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文化史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应保留下来。
对于21世纪的文化史，伯克认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史也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史与邻近学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诸如书志学、地理学、新考古学甚至生物学、生态学等都将影响文化史。在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伯克主张“要小心谨慎，要使用‘或多或少’，而不是‘或是……或是……’这样的语句，描述文化时要说，基本上是同类的，总体上适应性强，和邻近文化有明显差异，等等，这样可以摆脱使文化‘泛本质化’的危险。”（8）
针对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伯克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在谈到文化边界和文化交往时，他得出结论，“边界经常是文化交往的场所”（9）对文化碰撞的解释主要介绍了三种概念：文化传译、文化杂交、语言混合。另外，伯克重新考量了叙事在文化史中的位置，认为叙事史将会复兴。
二、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
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学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新文化史学家多偏离社会史，较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而优先选择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作为其盟友。伯克却认为，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他致力于促进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基本是对近些年社会理论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的介绍，鼓励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交流和借鉴，以促进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和方法上的创新。伯克重视概念和理论的历史性，不主张对其是非对错做出定论，主张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他声称自己采取的是“中道立场”，认为新理论或方法并非是对传统的取代，而应该是一种“增补”。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伯克贯彻其重视历史性的原则，简要分析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分野到汇聚的历程。他重点分析了四种基本研究方法（比较、模式、计量、社会显微镜）和多个社会科学的概念。伯克对每种方法或概念下定义，并指出它们的来源――一般是某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某项研究。继而分析这样的方法或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进入历史学家的话语中的，在这种学科间的互相借鉴中又会衍生出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概念。伯克喜欢举一些方法或概念的应用实例，使应用效果一目了然。在对应用效果的评价中，伯克试图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认为不应因它们本身或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而否定它们在深化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针对它们不合理的方面，伯克也提出一些对其弥补的个人见解。甚至在对这些概念的顺序安排上，也是环环相扣，可见伯克经过周密的逻辑思考，在整体上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联系外，对社会理论内部的各个概念和方法之间也试图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
总体上，伯克喜欢用实例来说明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中所产生的效果，并时不时的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多数时候却不做明确回答，这似乎是他遵循的一个原则，即不随意做出决断，仅提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鼓励读者自己去了解。
三、结语
新文化史运动作为西方史学的一次重大转型，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从以往偏重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方面，并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集体心态的层面。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新文化史主张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挖掘新的史料，对旧史料作出新解释，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视野。
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伯克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今天，对“文化”下个定义似乎是太难了，所以伯克不去定义“文化”，而只是追溯“文化史”的历史，他似乎传达了这样的意思：文化史没有本质，只有历史。这是伯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谨慎，他深知绝对的精确是不可求的，若为求精确而简单武断的对“文化”下个定义，必定会犯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的失误。他坚持折衷的立场，不随意作出是非对错的评判，这使他避免处于争辩的风口浪尖上，然而，这也是他的思想受指责较多的地方，这样似乎限制了其思想个性的发展。总之，他对各种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的强调，对存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中道立场”，都使他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而这种特色与他作为文化史学家的身份是相符的，文化史学家在寻求公平看待一切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遭遇了相对主义的侵入。
历史研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新文化史不是永恒的不可取代的，它会被不断修正和增补。 在伯克看来，“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每一次的解决都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留待下一代人去克服。” 这也是伯克能够相对客观的分析新文化史的得失的原因之一。
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通过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我们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注释：
（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1页。
（2）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3）转引自，周兵，“自上而下”：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4）[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3页。
（5）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6）同上。
（7）[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此，有人感叹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甚至斥之为文化的大倒退。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积愤过，呼吁过。但多年过后，我原来曾经忧虑激动的心情逐渐趋于平静，想法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我这样的心境。我甚至认为，如今历史学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可能是历史学的大幸。
我之所以说出上面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话，并非想哗众取宠。因为，如果历史学继续保持所谓显学的地位，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历史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的确令世人瞩目，具有中学知识水平的人都会知道：在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有连续不断的文字的历史记录，三皇五帝咱们说不清，可是最晚从春秋战国起，文字记载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就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可仔细想想，这样的记录除了能够做一个精确的编年史和为政治家提供借鉴外，留给我们的其他信息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各朝代人口的数量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卫生、娱乐、交往、礼仪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实在已很难了解，即使下一番辛苦的考证功夫，也未必能搞得清楚。中国的考据学发达，可能正是因为著史者只记录了所谓的大事，而忽视了那些关于柴米油盐的小事（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给后来的考据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极至，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声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今天看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论题，如曹操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批判胡适运动等，在那时却吸引了众多历史学者的参与，其讨论之热烈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所谓的“五朵金花”更是象征着史学界的“空前繁荣”。但时过境迁，这些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甚至有学者把这些命题直接斥之为“假问题”，即虚假的学术命题。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些虚假的学术命题后，学者们进行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其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参见王学典著《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当肯定。然而，在扭曲的理论框架之下，附会、曲解、甚至歪曲和斧削历史是不可避免的。而充当政治的御用工具，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成为“文革”爆发的引信，则更是背叛了历史学的宗旨。
《历史研究》杂志（1954年创刊）是透视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其50年的历程折射了当代中国历史学怎样剥掉自身虚假的光环，怎样从政治中淡出，怎样脚踏实地回归到学术。这中间的契机，我想就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研究》基本迈入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尽管由于特殊的原因，期间《历史研究》也发表过为数不多的非纯粹性的学术文章，但已明显看出，广大学者对政治性的学术已经没有兴趣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研究》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纯学术刊物，真正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忠实的朋友。
社会史的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确切地说，是在1986年以后。检索1985年以前的《历史研究》，社会史或与社会史相关的文章寥寥无几。即使有论及奴仆、家庭、家族、宗族等接近于社会史的文章，大多也是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存在，而非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身。而且，人们对何为“社会史”也是模糊不清的。如侯外庐先生在1984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的文章，在侯先生的视野里，社会史主要还是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如生产方式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国家起源问题、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因此，侯先生所说的社会史与后来大家所认同的社会史是两个基本不同的概念。这说明，在此之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是很不清晰的。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倡导下，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支生力军迅速发展壮大，社会史的文章成几何倍数增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就不可能有今天丰富多彩的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其中，《历史研究》在促进和引导社会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本刊评论员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既朴实中肯，又胆大无畏，是当时思想解放、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很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真正起点。文章中的许多话今天看来仍具启发意义，如“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呼吁“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苍白干瘪的形象”，真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些看似普通的话，我至今读起来心里都不能平静，因为真实的历史被扭曲和忽视的时间太久了，要复原和重写这些历史，恐怕不是一两辈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史的研究就曾经有过一次高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社会史”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于史学界的。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一词更多的是指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社会史”几乎就是“社会发展史”的同义语，学者们在论战中侧重于对中国社会长时段变化的理论探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论争，学术论争的背后是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论战的一方肩负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于是就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有了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有了中国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争论，等等。很显然，这些争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研究，有些论题甚至直接延续了下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者习惯于“宏大叙事”，擅长于宏观的理论表述，而一旦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这些研究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这些学者也不免一时“失语”。我想，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危机”不无这方面的原因。当然，“社会史大论战”中也有一批人“眼光向下”，关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这方面的代表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不仅以其疑古的四个基本结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且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的先河，一方面他重视搜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用民俗学的材料印证古史；另一方面，他又实地考察民间文化中的神道和社会，接近于今天社会史学者广泛采用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有理由这样说，顾先生是现代意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除了国内史学发展寻求自身突破外，还得益于国外史学思潮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于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必赘言。社会史的介入，使历史学者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进行耕耘，虽然辛苦流汗，但心里踏实。
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历史材料虽然汗牛充栋，但真正能用于社会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并不太多，史学工作者花十二分的功夫，可能只有一分的收获。在这方面，欧洲学者在研究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比我们有利。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孟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通过教会档案（主要是宗教裁判所文件）展现了600年前法国南部一个叫做孟塔尤的小山村的历史，书中详细描写了那时村民的日常生活，比如村民怎样聊天、夫妻关系、两性关系、婴儿怎样吃奶、怎样避孕等；通过居民对死亡的态度，对太阳、月亮、星星的态度，对猪、狗、猫、老鼠等动物的态度，对异教徒的态度，探讨了孟塔尤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宗教观。作者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许多场景对话和故事情节，给读者许多感性的认识，这种全景式展现历史的研究方法引人入胜。然而，中国的史学家做到这一点很难，一是材料的限制，我们的史料记载中实在太缺乏人们日常生活的材料了；二是中国的史学过于成熟过于理性，以至于我们的史学家只注重记录靖国安邦的大事，而忽视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有志于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借助于当代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走出象牙塔进行田野调查，用最直接最感性的方法去触摸历史；另一方面，拓展史料的搜集范围，举凡家谱、族谱、碑刻、契约、稗史小说等等无不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历史研究》近年发表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种研究的有效性和高水平，如赵世瑜的《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2年第5期）、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1997年第1期）、陈春声和陈树良的《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2003年第2期）、梁其姿的《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2003年第5期）等。
历史学从专注于“宏大叙事”的悬空状态回到了注意于日常生活的坚实的大地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社会史这一平台。因此，新时期历史学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史的贡献最大。其一，社会史取向使多学科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研究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其二，社会史的内容决定了研究者必须眼光向下，从专注于帝王将相、朝代更替、战争、社会性质等到注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区域社会等，真正关注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以前我们的研究是“大历史”，历史学家们在虚构的子虚乌有的理论框架下演绎历史，史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这样的历史真正成为胡适所说的那样，历史就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子；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研究的是“小历史”，它关注人的生老病死，关注人们生活的小细节，关注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家族、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小区域等等，然而，透过这样的“小历史”可以洞见“大社会”，如勒华拉杜里所关注的那个名叫孟塔尤的小村子，通过这个小村子，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法国中世纪的乡村历史。我想，这样的“小历史”要比那所谓的“大历史”精彩得多。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2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到较为系统地展开。在上述三个历史文本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张得到集中和完整的阐述，对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发展趋势和涉及广度有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地预测了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世界一体化的总体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主义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有效运用，为各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实践提供了认识论指导。从本质上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认了基于生产交往的全球范围内展开所引发的主体生活实践的世界化趋势，核心是社会生产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效力量。从有效经验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为既有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验。故而，马克思世界历史为我们有效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
一、早期“世界历史”的局限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因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观念尚且处在萌芽阶段，缺乏有效的探索；同时也缺乏科学的现实依据，就连世界历史的空间认识也尚且残缺不全。因此，从实践意义和认识意义来看，那些世界历史无论在空间或者在实践中远远还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理论。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都使用过“世界历史”，其他文化也或存在这种世界探索。只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所谓世界历史中的“世界”只是他们各自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或者“天下”。在希罗德看来，世界只是地中海周围，他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地中海国家和人群的相互交往的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天下”也就是世界，只是这个“天下”大致就是以汉朝为中心围绕着的几个诸侯国直接的生产、社会交往。因为没有更多的实践支持，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认识的局限是明显的。
同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世界历史局限还在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是若干个国家的空间的简单罗织，没有进行有效地联系和广泛的生产交往。国家之间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他们也未能发现他们的世界中实践主体之间和国家间的生产交往。当然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求全责备的意味。但是他们的世界探索在于他们在探索自身以及以各自为中心的简单外部空间。说到底，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基于认识者个体局限的，缺乏国家间的内在本质观察，是各国家之间缺乏普遍联系的民族独立空间排列。
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
认知和实践是相互伴随的过程。人类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实践得到普遍发展的，并且随着世界的交往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探索世界历史提供绝好的观察样本，黑格尔为探索世界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黑格尔将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点，这一点到现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仍然认为是成立的。同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他把地理大发现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线，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主体世界化交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总体改塑意义，从而将其世界历史理论基点至于其上。正是由于普遍交往，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才得以形成。笔者认为就这点而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突破了既有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空间简单拓展的初步理论阶段，使得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本身。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探索也止步于此。在发现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点之后，他将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带入到了唯心主义世界。黑格尔在正确的发现世界历史分界线之后，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的体现，认为是精神实体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他的世界历史研究烙上唯心论的封印。与黑格尔的其他哲学范畴一样，在他把它们托付给精神观念的时候，也意味着同时把它们都断送了。黑格尔指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1]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缺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开创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始于主体世界普遍交往。缺陷是黑格尔未能给予世界历史理论一个科学可以经验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和特质
给世界历史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正如马克思重新确立黑格尔的其他很多范畴的研究一样，马克思为世界历史理论重新确立了研究坐标，并赋予了世界历史研究科学基础。对世界历史理论谱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成于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真理性认识。但是，黑格尔缺乏对世界历史研究继续追问，特别是搬出“精神观念”考察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如何形成，从而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断送。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科学认识，并且得到历史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正因为社会生产的世界化得以确立普遍而且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促使人类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态势形成，进而“世界历史”得以确立。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在于主体生产世界化发展的推动。马克思这一颠覆性观点为世界历史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发展，使得生产向世界化发展，生产世界化的过程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世界化流动。社会化的生产试图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链条。世界化的生产推动人类生活的整体化过程，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现实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广泛推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从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为这种生产方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行的路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若干特质。
首先，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相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个科学的、可以经验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世界化过程起初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家主观上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客观推动了生产的世界化发展，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原初的推动力量。通过组织世界化生产，资本家主观上获得了剩余价值，客观上推动了实践主体交往的世界化普遍交往。由于俄国和美国“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3]正是基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紧密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得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这是实践主体生活完全与世界构成一种交织的场景，也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所未能预见的也未能体验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仅仅在于世界空间的简单拓展，而是世界实践主体的形成，实践主体生活的全面世界化拓展。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在确认世界历史的实践基础之后，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他认为经由世界历史的充分发展，世界整体发展是趋同化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历史形成意味着实践主体生活的趋同化，进而世界总体趋势是同质化。“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5]这是马克思认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形成人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是指出人类整体生活的趋同化。
最后，世界历史是一种主体生活的整体化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整体化趋势是指世界化背景下主体生活全部会纳入到世界化过程当中，而不局限于某种生活，或者某类主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马克思在此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在世界历史拓展后的一种结果就是文化的世界化。从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同时必须关注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生产两个纬度，而生活生产意味着主体生活的拓展和同化。经由历史实践主体的实践世界化发展，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进入实践主体整体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
马克思意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各民族因此都被卷入到世界化生产过程中来。从而生产变为世界化行为，各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民族在世界化生产链条中获取不同的生产地位，但是联系紧密却是一致的，逐渐地实践主体的生活也就实现了一体化。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是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精神观念核心，并代之以主体社会化生产，从而为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科学基础。之所以说是科学的基础，是此种社会生产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实践主体可以经验的，并现实中为人类实践所检验。现实中世界历史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是因为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目的推动下导致生产要素的世界流动，从而形成世界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世界化的实践主体生活本身，也即世界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本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唯革命论”略作批判。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关键词] 革命、现代化、唯革命论、告别革命论、历史观
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越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到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阶段。然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下，中国史学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革命得长期进行”、“历史学也得长期为革命服务”等观点，从而影响了史学自身的正常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悟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左”倾路线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空前的历史考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和兜售的“影射史学”，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中国史学脱离了科学轨道，而且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而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真正的史学工作者又受到了无情的压制。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可概括为“唯革命论”。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政治斗争史或阶级斗争史，完全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存在。
“唯革命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 “革命”的功效。第二，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大搞影射史学，歪曲历史真相。第三，混淆了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把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观点教条化、简单化，从而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唯革命论”的这些观点错在哪里呢?
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列宁曾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这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的存在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使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因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没忘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们的需求同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中，阶级斗争应该从属于生产斗争。只有弄清了这一关系，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却把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阶级斗争压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全部。许多史学家对这一观点大力论证；戚本禹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⑵，关锋、林聿时说：“历史(文明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⑶，张玉楼也说：“无产阶级根据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证明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⑷
这些片面的论调，否定了现代化建设，而大力强调阶级斗争，这是受政治上“左”倾思想指导的结果。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此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一左再左”。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因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致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以庐山会议为标志，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些同志不坚定，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他们离右派还有三十多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把党内思想上、意见上的分歧当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因而轻率地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而且毫无根据地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致使“左”倾错误进一步泛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进而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他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此，毛泽东还发动了“四清”运动(1963．2，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当时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是“左”倾的错误，反而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还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驱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此，毛泽东也便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他说对的那就是真理，他说错的那就得批判。例如就史学问题而言，毛泽东说海瑞是好人，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歌颂海瑞；他说海瑞不是好人，也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攻击海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要学习海瑞，还讲“海瑞既攻击皇帝，又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故事。此后于6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明史专家吴晗撰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9月又发表了他的《论海瑞》，后来吴晗又编写了戏剧《海瑞罢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史家的诸如《三女抢板》、《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历史剧上演，以歌颂海瑞。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漫延，1962年江青、康生等人便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康生等的一派胡言。从此“海瑞”以及赞许海瑞的史学家们都成了右倾分子。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合谋，出台了《评新编历史剧》，猛烈攻击“海瑞”及吴晗同志。1966年对《海》剧的批判已全面地“揭盖子”，各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极“左”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史学家翦伯赞在批判吴晗《海》剧问题的大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林彪江青等人便说“史学界有一个以吴晗、翦伯赞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有一条反革命黑线”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核心人物，还有外国人物，他们同文化部、文艺界、出版社，以及党政领导部门都有联系”，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此“海瑞”问题开了“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讲历史被说成“借古讽今”；评皇帝，被诬为“影射攻击”领袖。学术问题不能进行自由讨论，稍有不慎，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限上纲，逼使人们见“洋”则忌；见“古”就批；见“名”即反。形而上学横行，唯心主义猖獗。这是“唯阶级斗争”、“唯革命论”在历史学中的体现。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些标榜强调阶级斗争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的学者，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历史主义，他们把马克思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简单化，从而走向了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反面——非马克思历史主义。提出了“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片面的、狭窄的主张。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那里，也并非仅限此见。史学家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的各种表述作了综合考察后提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史的内容时，提法则全面得多。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揭示了人类历史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这三个要素交错发展过程。这些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内容的全部。那些把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内容，夸大阶级斗争，夸大革命功效的观点，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如《资治通鉴》就明显指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用意。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解放前就有过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和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⑹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极坏作风”⑺，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建国后，“历史为现实服务”已成为史学史的共识。尚钺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中指出：“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⑻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现实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在回答“历史究竟怎样才算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时，提出：首先，“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人们“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要使人们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再其次，“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必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⑼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郭沫若认为：“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具体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轻视的功用。⑽这是从更宽广、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吴晗在讲到“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时，认为；“对于我国浩瀚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只要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整理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总结成为理论，惩前毖后，批判地继承，必将大大丰富我们的文化，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鼓舞英勇豪迈的人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有效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⑾这是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物质建设来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以上这些史家的论述足以证明，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社会功能的普遍认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国情意识。因为，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阶级性的。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哪个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历史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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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强调“服务现实”，而忽视了历史的科学性。他们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总路线等现实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坚决反对“超现实”、“超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这类文章在50—60年代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这使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趋势，并且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出现。1963年，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 相反地， 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能够古为今用的。”⑿刘节本来是要求克服教条化，要客观地研究历史。然而，却遭到了多方的攻击。其中以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为典型。张玉楼攻击刘节先生说：“刘节先生是傲慢的。从他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⒀张玉楼先生攻击刘节异己思想的目的是“使历史研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这种过分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最终会导致 “以论带史”的“先意识后存在”的“主观影射史学”的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舆论，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工具，标榜“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以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评《红》”等运动都是这种错误的具体表现。
“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能够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而非那些“影射史家”臆造的“历史”。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中指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所以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⒁孙思白的论述是强调在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应遵循“秉笔直书，客观冷静”的原则。在“文革”时期用歪曲历史真相以为现实服务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是主观唯心史观的表现。
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主义，是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历史，这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阶级观点，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人类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则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属历史理论的范畴，二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作出评价，这却是一个历史方法论问题，属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概念，前者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完全等同起来。虽然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却不能代替具体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代替某一自然科学的自身理论一样。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历史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史学理论)，则缺乏明确的认识。”⒂而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理论”，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混淆起来，甚至连“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都取消，用阶级观点来代替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全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认为“历史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应彻底打倒。
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表现得非常普遍。由于强调阶级观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不是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而是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贴标鉴，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对于这种现象，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一些人”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历史就反对他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有些文章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要进步，这难道是历史主义吗?”⒃范文澜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⒄然而，针对诸如翦、范等史学家的正确提议，1965年戚本禹却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大势攻击。说什么：“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的“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并且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反对。”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便把学术上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议上纲为政治斗争。从此以后，便把“历史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把那些提出“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建议的历史学家说成是阶级敌人。从而把学术讨论引入了政治斗争和人生攻击的误区。这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的“政治化史学”使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失去了自由，从而不能科学地反映和研究客观历史。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用阶级观点代替历史主义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端，其表现就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于是就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文革”期间，把我国的传统史学作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封建糟粕”而加以彻底摒弃；把外国史学理论也当作“资产阶级黑货”而无情禁断。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糟蹋和浪费。中国的传统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但是它又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对于外国史学也是如此，外国史学当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应该反对的一面，然而又有一些方法论如何“计量法”、 “系统论”等可以借鉴的一面。这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不能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对待外来史学不能盲目自满、夜郎自大，要批判地吸收它们的优点。人类的文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传统史学，那么“现代史学”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何以谈发展。先进的文化成果是人类共享的，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成果拒之门外，无异于乞丐“拒绝”被施舍的肥肉和面包，最终只能毁灭于那“浅薄”的虚荣。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都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者的著作，吸收了其中有用的养料。当然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而非照搬全收。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时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从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⒆列宁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些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否定—切”的做法，实则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这正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总之，对“唯革命论”的主要观点的批判，足以证明“唯革命论”的上述思想是错误的。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本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丰满的中国近代史却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这种 “史学”，从它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是“言必谈阶级”。如“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历史研究的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辞令不胜枚举。由于阶级“将广泛长期存在”，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即阶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哪里有阶级，哪里就有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方面的“革命”活动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根据这一推理，毛泽东便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论。于是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后，“革命”便是最时髦的词汇，因为它最能表明人的立场。人们便由“言必谈阶级”发展到“言必谈革命”。这就是“唯革命论”的来历。
“唯革命论”者认为，“革命”使新中国得以建立，“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革命”也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仅我们过去要“革命”，而且现在和将来都要“革命”。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史”，甚至是某一个革命家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历史几乎没有，都是阶级化、革命化、政治化了的历史。这是中国史学的厄难时期。
在“唯革命论”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也只有“阶级斗争(革命)”的内容，即使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很大的推进，但那也只能从属于“阶级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革命”，是错误的，应该严厉批判的。当然，由于现时期，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忘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和破坏，因此，我们对这些制造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革命镇压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有革命的觉悟，不忘革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夸大阶级敌人的存在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既要保持革命的高度警惕，又要防止“唯革命论”思潮再次泛滥。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43页。
（2）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3）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人民日报》，1964年2月22日。
（4）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5）蒋大椿，《以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表述的综合考察》，《史学研究》，1986年，第4期。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533页。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798页。
（8）尚钺，《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研究》，1953年，第5期。
（9）周谷城，《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文汇报》，1958年10月14日。
（10）郭沫若，《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
（11）吴晗，《论历史知识的普及》，《文汇报》，1962年3月27日。
（12）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13）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14）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5）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6）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7）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