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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区论文赏析八篇

时间:2023-04-08 11:36:22

养老社区论文

养老社区论文第1篇

四川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1992年开始试点,已运行了16年。截至2005年末,全省有19个市州,105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但全省参保人数仅291.3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4.3%。成都市在四川省属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2004年至2006年成都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7.5万、23.5万和33.9万人,分别仅占成都市农业人口的2.9%、4.4%和6.4%。四川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农民参保意愿不强。一是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度较低。根据对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鸳溪镇古龙村、彭州市蒙阳镇天王村、简阳市镇金镇二郎村中共150名村民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都将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完全同意“养老最终还得靠子女”观点的农民占52.6%,完全同意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只占11.1%,在被调查者中没人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此外,有大约70%的农民还根本不知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怎么回事。二是农民对养老保险的需求不强。据调查,农民最迫切的消费需求依次是子女教育、修建住房、医疗保险、生产投资、养老保险,分别占30.4%、26.1%、20.8%、16.5%和3.0%,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购买养老保险在农民眼中自然不能作为主要需求。三是农民对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够信任。在农村各项负担偏重的情况下,有些农民甚至把养老保险费看成一种“乱收费”,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机构的管理水平也缺乏信任,担心自己缴的钱得不到兑现。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设计不科学。在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农民投保交费很低,得到的保障又难以满足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在选择缴纳保费问题上,大都选择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农民缴费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年可领取9.9元。若再考虑管理费和银行利率调整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农民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养老的作用,这直接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另外,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需进一步健全,如,政府在解决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时,出台了“刚性”的制度,强制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按规定比例交纳“养老保险金”;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则缺乏刚性,让农民自愿参保。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只是要求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其主要做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基金预筹的方式,投保人根据个人账户总额领取养老金。现阶段,在农村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对办理养老保险的认识也不足的情况下,农村的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缓慢。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严重缺乏。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对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四川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是按“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经济予以适当补助,国家政策适当扶持”的制度进行设计的,但实际上,由于四川省集体经济的薄弱和财政支持的不到位,个人缴费基本上就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唯一来源,农民收入高的地区比农民收入低的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要高一些。如,成都市是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85.4元,当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占成都市农业人口的比例为4.4%;而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2005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09.8元,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31人,参保率几乎为零。按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集体经济予以适当补助”主要是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四川省绝大部分乡镇只有较少甚至没有乡镇企业,因此,集体补助部分几乎为空白。再加上四川省不少乡、村两级政府财力十分有限,财政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微乎其微。据统计,近年来,绵阳、自贡、遂宁、南充、达州5个市,在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社会保障补助的支出仅占0.4%~1.2%。在其他地方,有的县近几年基本无财政投入,而且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目前仅用于农村“五保户”救济、灾民救济、新型合作医疗支出及国家民政部门向农村提供的社会福利方面。更何况,经办人员的工资及管理费也必须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一般可提取3%的管理费)。可见,这种以预筹积累或完全基金式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与家庭养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把资金放在家庭内部,另一个是放在社会保险机构,且还要支付管理费,其交易费用要高于家庭养老的交易费用。二、完善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对策

(一)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实施梯度发展战略。研究发现,如果每年缴费额为240元、480元和600元,累计10年后,则每月可分别领取养老金70元、140元和175元。鉴于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在以家庭养老作为社会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以农村家庭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考核标准,以市(州、县)为单位制定相对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补偿方案。具体来说可作如下设计:

1、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地区,如,四川省成都市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4905.8元,可实行月缴保费30元的养老保险制度,因为按4000元计算,月缴保费只占人均纯收入的9%,这个比例正好符合养老保险基本投资不得高于10%的运作规律。

2、人均纯收入在2000至4000元的地区,可实行月缴保费2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纳15元,市(州、县)财政按比例补助5元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样的缴费额度不会给农民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保。

3、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地区,可实行月缴保费2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纳10元,市(州、县)财政按比例补助10元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民,则由市(州、县)财政予与部分或全部补贴,补贴可在2至3年核实、测算和调整一次。在该方案中,虽然农民收入较第一和第二种方案中低,但政府对这一类农民的支持力度更大,从而让他们更有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动力。

以上所交保费完全计入个人账户,让农民更有安全感,同时也是激励农民积极参保的重要举措。此外,中央财政和西部各省(区、市)财政按照进入个人账户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补贴(实行年龄大的多补贴,年龄小的少补贴的原则)。鉴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央财政还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养老金的支付具有刚性,且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随着领取的时间越长,其所领金额往往会越来越大,进入统筹账户的目的是为满足待遇调整的需要,也是为满足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需要。

(二)加强对养老基金的征缴和运营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和运营管理制度,实行层层负责制,将征缴率和运营效率与单位一把手的业绩挂钩,并作为干部考核的指标之一。养老保险基金由各乡(镇)财政所进行征缴,省(区、市)社保局负责统一管理,管理费一律由省区市级财政负担,并在省(区、市)范围内采取统一招标方式,选择网点覆盖面广、信誉好、服务质量高的投资银行作为基金银行,在银行设立基金专用账户,对农村养老基金进行专户运营管理。做到银行管钱不管账,养老基金经办机构管账不管钱,实现基金收支分离,封闭运行。为达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根据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经验,一般是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多种投资组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形式:除我国常用的存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方式外,还包括直接以银行家身份出现,向需要资金的公司贷款;成立基金会,购买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投资不动产,直接取得经营权,以获得收益;对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提供消费性贷款服务。同时,对基金银行的基金运作回报率做出规定,当低于国家规定的回报率时,基金银行应以自有资金弥补差额,不足部分由政府承担最终弥补责任,当基金银行破产时,投保人的最低养老保险金应由政府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建立个人账户IC卡管理制度,人人拥有一张养老保险IC卡,其号码将与身份证重叠,这样既便于个人查询自己个人账户的实际数额,又有利于个人对基金的运营实施监督管理,进而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为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更充足的资金支持,财政部门还应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可采用的方法有:一是将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股减持的收入,确定一定的比例转化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将收取的国有企业租赁费和承包费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增设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把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而更好的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四是增加发行,在现行社会福利和体育发行额基础上,扩大发行规模,将新增的收入用于补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五是国家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长期债券不还本、只付息的办法,发行社会养老保险长期债券。六是对国际捐助、社会集团捐款和个人捐款,国家可适当拨出一部分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

(四)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为增加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可通过报纸、广播或直接在每村组织1至2名联络员,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具体操作办法,同时结合当前农村不断上升的赡养纠纷案进行宣传,让农民权衡得失,更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养老社区论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区养老 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57-02

2010年,江苏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7%。在2010年之后,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老年人口将达到1223.4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5.73%。2020年之后老龄化速度更快,老年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左右,至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

2008年扬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77.89万,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7.01%;其中80岁以上老人已达9.58万。据相关预测,到2020年,扬州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2-1结构家庭的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社会化养老是人们寻求解决此问题的一条路径,但是入院老人的护理费用开支总额比社会生活老人的开支总额要高出很多,一般家庭不足以承担。因而无论从经济负担或者资源的利用上,目前在我国实行全方位的社会养老还是不现实的。这就迫切需要具有社会性的服务机构和组织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养老方式也逐渐走向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

对此,扬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应对老龄化措施的有关会议精神,积极推行“五个养老”,组织各县(市、区)赴上海、苏州等地,参观学习“家庭养老院”,并开始在广陵区进行了试点。

社区养老模式在扬州进行的效果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遭遇了瓶颈?为了寻求答案,笔者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建立较早的荷花池社区和新建的文昌花园社区。文昌花园社区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城东部,是全市最大的城市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拆迁安置小区,人员构成复杂。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1680人,占常住人口的13%,面临出现的严峻的老年化问题,在各级退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社区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率先在扬州市建立了居家养老院和托老服务所,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该小区居住环境、物管设施、文化氛围等公共生活条件较好,对该社区老年人社区养老模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样板性;荷花池社区位于扬州古城西南,在扬州市属于老社区:荷花池社区现有常住人口7566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1011人,占总人口的13.36%。为响应社区养老需求,小区于2007年正式成立社区托老所,开创了社区养老的新纪元。

从对两个社区的实地走访中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无论是从制度建设还是管理措施,无论是从服务对象需求还是服务人员能力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种种困境,归纳起来,主要面临五大发展难题:

(一)社区服务职能不明

社区缺乏自主的社会资本控制权,导致社区老年服务过于行政化,在功能上是政府职能的下延,组织上是依托与政府支持下的事业单位, 服务形式上仍然以行政化服务为主,无法独立自主地按照社区居民实际需要提供最有效的社区服务和管理。

(二)政府投入不足

在推行社区养老过程中,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掌握着大量的财政和决策资源,我国的社区养老制度就是依靠政府的引导与资助发展起来的。在政策方面,扬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扬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养老合法性问题。但涉及到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出台;在资金方面,政府投入的不足之处就显得尤为突出。就笔者所调查的荷花池社区来说,政府给社区内的托老所每年3000元的财政支持,而当初托老所的建立就花了不少钱,那么其中心运转和维护方面所需更多的费用则难以为继。如广陵区开始启动时,只有不足300人能够得到服务,实际有服务要求的有1000多人,如果要扩大补贴服务对象的范围,则需要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增加资金总量。

(三)社会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参与率低

受撤离理论的影响,养老工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许多人认为老年人减少他们的活动水平,关注自身内心的生命体验,这会使老年人过上一种平静而令人满意的晚年生活,而且社会也不会因老年人主动地撤离社会而功能受损。笔者从访谈中发现作为当事人的老年人本身对于社区养老这个概念不太了解甚至压根没听过,而社会公众对其的关注程度更是可见一斑。即使在某些养老功能比较齐全的社区,一些空巢老人把社区发的“居家服务券”用于洗澡或吃饭等,很少“兑换”成保洁、聊天之类的“家政服务”。

依靠社会的力量维持整个社区养老系统的正常运转也是必需之举,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双方交换的行为,在交换过程中双方都考虑各自的利益,企图根据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来选择相互作用,当互动双方都达不到自我的目的,社会互动就会趋向停止。事实上,大多数老人在社会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比年轻人少,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便相对较低。由于老年人缺乏可供交换的资源,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没有利润或只有微利的观念存在,难以吸引一些企业积极参与,这就给社区需要服务于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和这些困难老年人的需求带来困难。

(四)服务项目单调,内容不配套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笔者认为养老需要应包括生存的基本物质保证需要、生命健康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5个方面。从全市各地开展的社区养老服务情况看,虽然承诺的服务内容和项目较多,但实际上真正能提供给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还不配套,由此所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就我们小组所调查的两个社区来看,荷花池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比较单调,在我们小组走访社区时看到的服务零零散散,包括法律咨询与顾问、某某脚艺、家政服务、娱乐活动中心、保健和心理咨询,但真正能投入到日常社区养老运转过程中的寥寥无几,要么就是“每逢佳节”才开,要么就是门可罗雀。文昌花园社区从设施的数量、质量还是使用情况有明显改善,社区医疗小站、电子阅览室、老年食堂等也初具规模,挂牌现象稍有缓和。

(五)社区养老服务缺乏专业性,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较弱

一是当前社区养老服务队伍主要是由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组成,服务内容仅限于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照顾需要,对于那些瘫痪在床或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或需要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的老人,则要求由长期的、专业的康复护理人员来照顾,而社区服务中心缺乏专业的人员;二是社区非营利组织不仅面临获得政府许可的合法性问题,还要争取获得社区居民对其的“信任”。信任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它能使原本互相孤立的个体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提升个体行为的效率,从而使社区治理也变得更有效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信任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不容乐观。

我们看到城市在推进社区养老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社区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笔者试图通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明确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阐释所调查社区在社区养老方面的建设经验。

在中国公民社会初步发展的大背景下,现实的社区治理中可以说形成了由政府、社区、社区非政府组织、居民等多种主体构成的关系网络,四者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合作,共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

老年人进入老年期后通常会面临角色转换问题,新老角色交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而这种不和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情绪、悲观的未来观及对生活的无所期待,加之老年撤离理论对公众潜移默化的影响,老年人对社会的依赖感愈来愈强,同时对社区的参与程度也愈来愈低。面对这种情况,扬州市政府号召各级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老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党和政府有关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老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宣传老年人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大力表彰在发展老龄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重视老龄事业和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此外,政府应协调好与社区的关系,可以通过权力下移,把大量的管理职能从市、区级政府下放给社区。这样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大量的公共服务沉淀在社区,政府不再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者,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互动由此形成。还有,政府应激发广大居民应对老龄化大潮的行动力,提高公众参与意识,通过政策补贴等具体措施切实保障居民利益。

在社区这一自治领域中,非政府组织相比较于政府而言,在整合社区资源、援助弱势群体、推动社区自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是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职能转变为我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否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政府职能能否顺利转变、非政府组织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政府角度来讲,应把非政府组织当作社区治理的好搭档,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与规范。我国以往的一套被动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不符合形势的发展,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政府要通过政策与法律建设,为其建设稳定的发展平台。如扬州市政府把老年设施建设和为老年人服务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专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基层社区老龄工作队伍,积极探索总结退休职工社区管理新模式、新经验,不断提高社区老龄工作水平。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来讲,要尽快完善自身内部建设,增强自治能力,并接受政府指导和公众监督。

布迪厄提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老年人由于其社会地位的改变,由原来的主体地位向闲暇角色转变,社会声望和权力地位下降,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的资源呈现缺乏状态,故而难以对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产生主动性影响,在社会中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笔者所调查的两个社区面对这种情况,通过一个增权的过程,改善老年人社会资本缺失状况。如文昌花园社区居委会通过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为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举办“展览会”、“音乐会”;针对社区内“空巢”家庭比例大的情况,发放“社区温馨卡”、开通求助电话热线、设立“雷锋信箱”, 为社区老人架起沟通的桥梁;第三,让老年人继续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说在年轻一点的老年人和年老一些的老年人之间建立“一对一”帮助体系,将社区养老中心不太复杂且有零碎的杂事就交由养老中心的老人去做。在社区养老中心逐步形成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参与的工作体系, 这同时也是社区老年人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非政府组织也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非政府组织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际惠民行动取得社区居民的支持,在社区内平衡好社区组织、居民与自身的关系,切实取得居民对其的信任。

社区养老工作任重而道远,妥善处理社区关系网络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将会使这种新型养老模式在和谐社会的大条件下,真正发挥它的实际功用。

[扬州大学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课题(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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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养老社区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养老社区论文第4篇

【关键词】增权取向;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研究

一、研究背景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亿至4亿的规模。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式下,养老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的福利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即将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模式正在向新的方向发展。

研究社区互助养老是十分有必要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日增,探索一种新型有效的养老模式刻不容缓。

理论价值在于,对促进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和增能理论的拓展及其研究方法的具体化与操作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个人、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完善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体系,有一定的理论探索价值。

实践应用价值在于,为政府缓解养老服务劳动力和部分老年人养老金不足提供政策建议;建构同辈支持网络来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挖掘或激发老年人的潜能,提高老年人对影响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民间互助养老的研究,学界对此主要集中于中国不同时期民间互助思想和制度的历史追溯(臧知非,2002;李玉洁,2004;丁建定,2014;么振华,2008)、在老年福利保障方面发挥的作用(严雄飞,2002;李文治、江太新,2000;王文涛,2006)以及民间互助养老的变迁(卞国凤,2010;)。

关于老年互助养老的研究,有学者从培养老年人的社区主体意识的视角,通过形成新的人际网络而自发组成邻里互助网络(守本友美,河内昌彦,立石宏昭,2005)以及在社区建立新公共空间来探讨自助互助养老模式(坪乡实,2003)。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老年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状况出发,通过实际调查,提出建立老年邻里互助网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陈竞,2008;肖月荣,2012;);二是从现有的养老模式出发,分析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局限性,探讨自助互助养老的新模式(李丽,2010;漆彦忠,2011;吴兵,2012);三是从把时间作为提供养老服务资源的角度,通过储蓄为老年人服务的时间作为互助养老的应对措施,分析建立时间银行制度在居家养老自助互助中应用的可行性,探讨我国时间银行的制度设计与模式选择(刘林,智东,2009;马贵侠,2010)。近年来,在老年群体互助养老的实践模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如美国的社区养老“村庄”、日本的邻里互助、德国的“老人之家”、法国的老年公寓、荷兰的“时间银行”等;我国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在一些城市也得以实践,如上海 “老年生活护理互助会”、广州市的老年人之间“时间储蓄”;北京丰台区的“会员制互助会”;青岛市的老年邻里互助等。

本研究以增权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增权本身看,有学者认为增权被看作是一个过程(Solomon,1976),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对权力的再分配、一个过程以及一个目标(Swift和Levin,1987);从增权范围看,一些学者认为增权涉及到个人、人际和政治三个层面(Gutiérrez,1990; Gutiérrez,1995; Gutiérrez}Qrtega,1991)或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Zimmerman,1990; Perkins}Zimmerman,1995)。增权的实践总是指向特定的弱势群体。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同时兼具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结构所处的地位方面等多种弱势群体的特征,因此老年群体无疑是增权理论发展所服务的群体。增权在港台地区已经成为许多服务机构的基本工作策略,但对我国大陆的弱势群体而言,增权则是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是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唐咏,2009)。目前,从增权视角对老年领域的研究主要有:老年服务工作的新理念(付再学,2008);受虐待老人社会工作的新理念(孙琼如,2004);老年残疾人的增权途径(李红芳,2008);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农村养老问题(曾易,2011)以及增权理论与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何楠,2010)等。

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我国目前养老责任主体多元化发展的状况下,运用增权理念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老年人在互助养老中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受惠者的应对策略,使老年人对环境拥有表达的权力,以便控制、组织、整合自我和环境,提高老年人的权力感,并进而促进老年人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劳动者流动性增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各种单纯注重外在服务的养老模式对于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倾听来自老年群体自身的声音,为政府的养老服务更加有的放矢及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考诸文献,有关老年人增权和互助养老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的进展,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然而,已有的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第一,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养老的研究,缺乏对城市社区的民间互助养老研究;第二,现有的研究主要讨论代际之间的互助养老,较少讨论老年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助养老;第三,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老年志愿者的为老服务,较少涉及老年人既是养老服务的主体,亦是服务对象的群体内部的互助养老研究。基于目前国内运用增权理论探讨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的研究尚不多见,希望通过本研究为养老服务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老年人的自我努力的关注和研究,构筑自助的基础,并以此来建立互助体系,使老年人成为互助体系的参与者同时更是受惠者,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三、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

我国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在不断地探索发展中,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模式。

一是青岛模式。青岛市四方区建立的这种养老模式中,在各个社区设立互助养老点,由政府负责为互助养老点购买娱乐设施、补贴水电费等,并加强引导扶持、组织开展活动,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老人家庭提供活动场所,或者由社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闲置场所或提供赞助,有效整合了政府、社会和家庭资源。同时,养老互助点以老年人“自愿结合、互助养老、互相帮助、共建和谐”为基本原则,以“为社区老人养老创造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为理念,倡导由低龄老人照看高龄老人、身体状况好的老人照顾身体偏弱的老人,使老年人活动由以前的扎堆娱乐型向团结互助型发展,形成老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应、互相牵挂、相互帮助的良好局面。

二是江苏海安模式。江苏海安社区以记录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方式安排50-60 岁老年人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家里,像小时工一样为老人提供居家清洁、代缴水电费、心理防护,陪老人聊聊天、解解闷等等。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只是把劳动时间进行“存”和“取”,这样既解决了部分高龄老人雇不起保姆的困难,又解决了部分工资偏低的低龄老人居家养老的后顾之忧,体现了社会统筹养老的精神所在。

三是北京丰台模式。北京市丰台区西洼地社区2008 年成立的居家养老互助会,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好评,居家养老互助会实行会员制,分红本、绿本两种会员,持红本者为志愿者,持绿本者为受助者。考虑到社区老人不想麻烦别人及自卑心理,社区内决定让需要服务的居民每年交10元会费,用于互助会购买必要的服务用品。志愿者的付出,也将作为“爱心储蓄”,提供义务服务满5 年,今后可终身享受服务。

四、进一步完善社区互助养老的建议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它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优点,同时也存在发展不成熟,缺少制度规范和保障等问题,有待于政府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使其与社会正式养老服务体系相得益彰。

(一)科学评估老年个体需求,为社区老年人建立需求档案

要关注老年期的划分和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的特征与需求。对个体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家庭构成、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性格、婚姻、经济收入、职业经历等进行了解和记录,为老年人建立个性化的档案,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互助养老服务工作。

(二)协助调适规范互助行为,促进小组健康有序发展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正在探索发展中的养老模式,是利弊共存的。社工在跟进服务的过程中,应注意老年人的心理困惑和行为危机,适时地协助老年人澄清误解和化解矛盾,避免小组因突发性纠纷事件而解散。同时,可以建立互助小组的激励机制,对小组中积极参与活动、奉献精神强的小组成员给予适当奖励。

(三)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互助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

“互助养老”分解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养老模式,它的成熟和规范需要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法律保障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建议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保障互助养老服务的经费来源和专业社工的支持培养,针对新的模式探索新的路子,宣传倡导新的观念和服务模式,对“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更多专业化的指导和帮扶,让老年人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权能感。

本论文是江苏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省级项目成果,项目代码ZY32004215,省项目编号SJZZ15_0166。

作者简介:李益倩(1992.01-),女,汉族,山西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社区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1]袁同成.“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J].理论导刊,2009(4).

[2]赵志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4).

[3]韩振秋.浅析农村养老新模式――“互助养老”的特点[J].理论导刊,2013(11).

[4]干咏昕.中国民间互助养老的福利传统回溯及现代意义[J].今日中国论坛,2013(5).

养老社区论文第5篇

关键词 社区护士;养老院;角色功能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老年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其中,≥65岁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对老人来说,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是农村的“五保户”,养老院或老年公寓是他们首选的养老模式。因此,养老院在满足老人的生活照顾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老人的健康需求、提高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如何提高养老机构的综合实力,是摆在各级政府以及经营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杨宋镇敬老院是一所公办民营的营利性养老机构。从2010年开始,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敬老院内老人的健康管理作为中心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在本地区率先开展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的探索,坚持2次/月、以社区卫生服务团队的形式对老人进行健康管理,并在2014年初,根据北京市社区卫生管理中心的相关制度要求,将杨宋镇敬老院作为中心的功能社区进行管理。

资料与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杨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护士在2010-2013年对敬老院养老的老人所做的健康管理工作。

方法:调取2010-2013年中心信息化系统中敬老院512例老人的健康档案的服务记录;查阅2010-2013年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工作记录。

结果

敬老院老人的基本情况:被调查的512例老人中,高血压患者161例,2型糖尿病89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55例,脑卒中95例,脑卒中合并糖尿病84例,智力发育迟缓6例,聋哑4例,骨关节病10例,白内障4例,其余较为健康。

社区护士在医养结合的敬老院的工作内容:建立健康档案、慢病知识的健康教育、整理房间、生活护理、整理小药箱以及用药指导、培训护理员和家属护理技术操作、测量血压、检查心电图、饮食指导、与老人聊天、康复指导、教八段锦操、与敬老院领导的协调与沟通、编写工作信息等。

社区护士在医养结合的敬老院所承担的角色: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服务内涵的客观要求,社区护士在社区卫生服务为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由于敬老院所接纳的老人年龄大,家属又不能长期守在身边,所以老人除去患有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外,老年人患轻中度抑郁较常见,使得社区护士在敬老院进行健康管理过程中更是增加了难度。因此,社区护士在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内承担了护理者、教育者、心理疏导者、管理者、安全教育者、饮食指导者、慢病管理者、健康教育者、观察和研究者等诸多角色。

养老社区论文第6篇

关键词:人口问题社区养老服务取向问题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现象普遍,人口老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发展和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口数量的增长,造成家庭户总量增长幅度较大但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1]。加上现代社会年轻人学习、工作等竞争压力大负担重,这些现实情况削弱了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时间和精力,养老问题难上加难。越来越多的家庭一对夫妻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至少四个老人,加重了养老压力,无论何种养老机构都无法承载,同时老人不愿意离开居住地养老,也为养老服务行业提出挑战。

二、社区养老概念及服务取向

(一)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居家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2]。因此,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养老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家庭或社会力量,摆脱“养儿防老”观念,使老人生活的更幸福,更有尊严。

(二)社区养老服务取向[3]

1、家政服务中心

社区可为老人适当提供一些家庭事务服务,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2、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改变医疗服务机构集中于市区以及需求较大的区域,提供社区内看病取药服务,满足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根据经济条件开设家庭医生或病床,做到上门就医送药,解决老年人晚年健康问题。

3、文体活动中心

包括兴建老年人活动场所,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老年大学,老年人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培养兴趣和业余爱好。

4、社区日间照料机构

城市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加剧,发展日间照料机构、托老所等老年服务机构意义重大。

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提供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服务不足

社区是否设有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场所或机构,要么只有一小部分老人知道该场所或机构的存在,要么完全不知道。一方面表明城市社区提供养老日常生活服务的缺失和不足,也表明了老年人养老服务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

(二)社区医疗服务和老年保健有待完善

将提供实惠、基础性的医疗服务作为社区立足的基本要求。目前大多数社区并没有提供较为专业的医疗服务诊所,经常是自己凭经验到药店自行购买药品。同时,老人们十分支持社区能提供家庭病房和医生上门服务,这将极大解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三)社区活动缺乏组织性和社会参与性且内容单一

目前老年人的主要休闲活动是老年人在社区提供的场所与其他老人下棋或打牌,聊聊天、跳跳广场舞。社区老人能打发闲暇时间的的休闲活动比较少,而且大多数活动都是一两个老人单独参与,缺乏相关组织性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

(四)政策落实不到位,服务缺乏专业化

一方面老年人不清楚社区的针对性养老政策,一方面形式主义情况严重。加之有些社区没有提供上门服务的专门机构或服务人员,老年人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没有专门人员上门照顾。

(五)老人观念固化,养老工作展开难

老年人更关注养老金以及更多的经济补贴,认为这是保障生活的最大“好处”;而至于一些对老年人的服务,如对上门服务,专人照顾以及精神生活方面要求不高,政府不能有效提供这些方面的需求。

四、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对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管理和投入

根据社区养老的社会性、福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政府行为,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对其领导。在财政上加大资金支持,用于社区老年服务事业发展及完善相关设施[4]。

(二)整合社区资源拓宽老年活动内容

社区要注重对所在辖区内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具体做法是联系辖区内相关企事业单位,鼓励其承担社会责任,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老年活动场所。此外,社区负责人可组织老年人成立老年活动队,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

(三)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走向社会化和专业化

单单依靠社区力量或政府支持来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难以长久维持,因此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发挥联动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参与力量:服务主体、客体、服务队伍、资金凑措来源[5]。

(四) 鼓励家庭成员配合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

倡导社区养老服务,并不单纯只是依靠社区及社会力量,更多的还需要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依托的养老方式,老人还是生活在属于原居住地,因此家庭成员也是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应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鼓励和宣传。

(五)树立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典型

发达城市或国家,如上海、日本、美国、瑞士等,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树立了标准化和专业化典型,可学习借鉴其经验并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

五、结论

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对解决老年人养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城市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和相关服务机构须面对现实,充分调动各社会主体的力量,协调行动,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参与兴办,落实法规政策,改变传统观念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养老配套服务,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构建和谐健康城市。

参考文献:

[1]王志理 中国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状况调查报告[R] 中国国情网 2015年

[2]马凯刘凤至 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的社区养老模式[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2011年

[3]曲绍旭 福利效能视域下社区养老服务主体之功能优化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2年

养老社区论文第7篇

目的设计出一种适合中国人文化传统、经济状况、身心状态、情感需求的养老模式。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阅读、整理近7年的相关文献约195篇;采用讨论法与分析法,文章作者多次碰面、交流、讨论、分析,最终确定方案思路。结果设计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内容包括孕育机制、组建方式、运行方式3个方面。政府、社区、公司与私人4种力量可以促成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形成。组建田园之家包括构建“田园之家管委会”与单个“田园之家”两方面。“田园之家”选举产生家委会,实行民主、自我、义务管理。结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具有自立、自助、互助、积极、健康老年等养老理念,适合国人养老参考借鉴。

【关键词】

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

中国面临严峻的老年化问题,据预测,2010~2019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增老年人口近800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量将达2.4亿;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预测,202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比重达21%;2033年突破4亿,比重达27.7%。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未曾出现过[1]。如何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银潮,这是关注养老问题的学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研究养老模式,也是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养老挑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或对策。在探讨中外现有养老模式利弊的前提下,提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理论的基础下,如何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将此养老模式加以运用,并进行推广,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模式设计重点要解决3个问题:该田园之家养老模式何以生根?何以成形?如何运行?第1个问题,是探讨该养老模式背后,促使它形成的机制问题;第2个问题,是探讨按照此养老模式理念,如何保障建成1个中式学练养疗的田园之家单元?第3个问题,是探讨这样的养老之家是如何运行的?

1资料与方法

1.1文献资料在设想设计一种适合国人诸多具体情况的养老模式之前,研究组成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核心词“养老模式”下载了中国知网(2009~2016)核心期刊论文195篇。经过认真研读之后,主要参考的论文资料如下:姜玉著《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研究》[1],李长远《我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比较及优化策略》[2],时华等《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动因、模式及困境》[3],李洪心等《国内外养老模式研究》[4],乔琦等《非血缘关系的多代居——德国新型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案例及启示》[5],肖金花等《特大城市可持续养老模式设计研究》[6],卢德平《略论中国的养老模式》[7],左美云等《养老模式分类的全景图:一个房车模型》[8],李哲等《〈黄帝内经〉中养生原则在养老保健中的应用》[9],狄爱生《养老模式的变革取向:“医养结合”及其实现》[10],陈芳等《我国“自我养老”模式研究述评》[11],王霞等《医疗服务融入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中的探讨》[12],郜凯英《PPP模式应用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3],仉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析》[14],孙文华等《“低龄老龄化”形势下“以老养老”的机构养老发展模式——针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15],王栋明《对构建养老新体系和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建议》[16],胡宏伟等《“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17],汪大海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鹤童模式”的经验与瓶颈》[18],蒋迪刚等《产业化养老的开发模式与布局探索——以舟山市为例》[19],卢布等《54321养老产业模式研究——兼论农区养老主题小城镇建设》[20],尹孔阳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多元化养老模式的选择》[21],龙耀等《南昌市小金台社区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楼(院)式”养老模式调查研究》[22],田素庆《阿昌族“上奘”宗教实践与现代养老模式构建》[23],邓大松等《国外居家养老模式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24],王贝芬《社会化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与展望》[25],佚名《明天我们如何养老“美日台新韩”模式谁能解困中国》[26],潘凌飞《西方国家的居家养老与自助养老服务模式》[27],赵晓芳《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28]等。

1.2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讨论法与分析法3种方法。研究组确定研究方向与思路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认真阅读、比较、摘录笔记,然后一起讨论、分析。经过多次讨论、分析与综合之后,提出了“设计‘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方案。

2结果

本研究认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内容包括孕育机制、组建方式和运行方式3个方面。

2.1孕育机制孕育机制主要是指促使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诞生的力量及方式。大体有4种力量,促成田园之家的孕育诞生。1)由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较大规模的养老村镇;2)由社区出面,搭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的养老社区;3)由公司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养老山庄;4)由私人组团,抱团养老,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独立运作的田园养老之家。

2.1.1政府构建政府构建,是指由政府出面选择地点,进行规划,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养老村镇。开建之前,可以预先调研,在该级政府所辖范围内,了解未来5~10年内,到养老之家生活的需求人数,然后按照需求,设计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多个田园之家的养老村;同时,按照既定规模,设计并建设好菜市、超市、运动场、医院等相关功能设施。建好之后,面向社会招租信息,指导退养大众,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进行组团租用。政府在该地设立管委会,指导协调田园之家的日常运行。政府以成本价将养老的场所租赁给养老团队使用,养老成员在田园之家产生的生活、娱乐、服务等消费,由成员自己承担。

2.1.2社区搭建社区搭建本质上属于政府构建范畴。按照田园之家的要求,社区主要是指临近大城市周边的社区,才具有构建毗邻田园养老之家的地理条件。社区搭建与政府搭建相比,规模小一些,但在整个养老系列设施的功能需求和设计方面,与养老村镇相似。投入使用时,建议以招租方式进行,欢迎各方人员组团来开展自己的退养生活。

2.1.3公司营建公司营建,是指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单位,出资修建档次比较高的田园之家养老山庄及其配套设施。主要面向对居住环境、养老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群。修好之后,可以以比养老村镇、养老社区高的租金租与养老团体。公司营建的收益,主要是从租金与配套服务的消费方面来获取。仍然要求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操作方式来进行。

2.1.4私人组建私人组建,主要是关于退养人员如何由零散的退休人员组织成1个共同生活团队,并集体实践养老的过程。这是完全独立的、民间的田园之家的构建模式。私人抱团组建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生活场所之类的“硬件”类问题;二是成员构成、生活安排、养老理念、管理模式等“软件”类问题。老年生活场所,对于私人抱团养老的人来说,既可以租用由政府、社区、公司修建的养老场所,也可以自己以多种方式构建。如由其中的1人、多人或全体,出资或集资买地修建、买房改建、团购、团租等。构建生活场所的每种方式各有利弊,因此,运用何种方式,完全由抱团人员的兴趣、经济实力、身体状况等因素决定。比如,租住的好处之一,就是只要成员身体健康条件允许,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改变居住地点,顺带实现短距离的旅游式养老模式。当然,无论是政府构建、社区搭建,还是公司营建,最终都需要这样1个抱团组建的养老团队来开展养老活动。

2.2组建方式组建田园之家时,要求退养人员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要求,从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学习安排、运动安排、交流娱乐、治疗选择和临终关怀等方面进行协商议定。具体做法:有结伴开展退养生活愿望的人员,可以自由组合成1个10~20人的团队,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运作方式来开展老年生活。团队成员主要由同学、同事、朋友和亲人等具有一定感情基础的人员构成,团队里有懂医、懂法、懂管理、懂家务的人更好。首先,可以实现团队成员之间感情的高融洽度;其次,由于是集体养老,可以排遣老年孤独;再次,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可以实现高亲密度;第四,还可以增进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安全感;第五,在一个如同大家庭一样的田园之家开展老年生活,可以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当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田园之家成员减少或补入新人时,都必须在征得半数以上的人员同意之后,才能接纳新人。此处面临的问题是:谁来宣传、推广这种养老模式及其理念呢?为了推广并保障田园之家的运行效果,建议由各级医保或社保部门成立“田园之家管委会”,牵头开展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介绍、推广、组织与评估等工作。首先,由“管委会”开展该养老模式的理念培训;其次,由“管委会”开展养生知识培训。第1步,开展养老理念培训。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操作方式。第2步,开展养生知识培训。成员之中,必须有1~2人懂得养生,这样才能在日常的养老生活中,切实可行地推行并保障健康养老。所以,建议“管委会”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养生知识,特别提倡讲授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知识。由于培训班面向退休人员进行,要求学习费用尽量低,最好免费,学完后发结业证。建议“管委会”创造条件,让政府对遵循这一养老模式的团队给予一定奖励。如果政府条件许可,可以出资对提供这一养老模式的单位、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可以看作是政府购买养老的一种新形式。时华等[3]分析,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是近年来由上而下推行的重点政策之一。至于政府如何进行购买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相关服务,可以根据具体问题,开展深入研究。而牵头的“田园之家管委会”,主要负责对不同单位或团队进行审核、评估,并分配赞助金额。对机构的审核,主要是看某养老机构是否具有提供胜任推行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环境及设施;对参与该模式的退养人员,主要是审核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1个可以运行的团队,同时考察内部成员的养生素养、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消费状况等。具体审核的方式方法,可以在逐年的实践工作中修改完善。如果要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就有必要建成2~3年1次的审核机制,到期进行复查、审核,根据复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当然,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助,但只要在这种养老理念的指导下开展老年生活,自己过得健康、快乐、自主,其中的积极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2.3运行方式由于这种养老模式,主要针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经济能力的退休人员。居住条件方面,建议1人住公寓式套一,或两人住套二(含厨房、卫生间),这样就可以具有独立的私人空间。1个10~20人的田园之家,要求聘请1~2名服务人员,主要负责1日3餐,以及其他的生活事务。每顿饭,一般是全体“家”人,1桌到两桌人,共同进餐。日常养老生活中的学习课程,可以由内部胜任的成员免费提供,也可以集体决定集资聘请外面具有资格或能力的人来办班教授。所有的决定必须要经过超过半数以上成员的同意才能进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运动、交流娱乐、治疗和临终关怀等方面,在成员的共同协商下,由家长、家委会带领大家完成内外协调或日常事宜。家长及家委会,由田园之家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田园之家实行民主、协商、自我、义务管理。一切活动,由于都是经过成员集体讨论协商的结果,费用方面,要求大家共同承担,提倡AA制。这样,才能保证田园之家养老生活的可持续运行与健康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家”中的某个人,自愿为其他成员选购并赠送某一生活用品,但这是自愿的、无条件的,不影响AA制的执行。

3讨论

田园之家以“家”为目标,注重了成员之间感情的交流与建设。解决了学者认识到的西方国家养老机构所面临的无情、冰冷的一面[4]。与德国多代居模式[5]相比,相同的是构建了1个大家庭,不同的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或国情现状。由于是10~20人组成的团队在一起学习休养,实现了肖金花等[6]提出的“集体自助养老”观念。由于是对每天的养老生活进行关注与安排,这抓住了养老的本质。正如卢德平[7]研究提示,养老模式的本质属于养老方式类型化的问题,具有日常化特点。而本模式就是立足日常生活着眼,开展多维度养老生活。田园之家一切活动的安排与进行,都要征求成员们的意见,要求半数以上的人同意,实行民主管理,这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养老心态。左美云等[8]提出,老年人养老的“主体心态”构成了养老模式分类的一维。因为,他们提出的养老模式分类房车模型图中主要包括了养老服务的地点、经济来源、技术支持以及主体心态4大要素。

养老社区论文第8篇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面临老龄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冲击,其保障功能正逐步弱化,而新的养老方式,如机构养老等社会化养老方式,虽可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服务保障,但缺乏人文关怀。本文认为,在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会化养老关系到千家万户,其意义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因此,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在家庭养老与机构化养老中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寻求一种更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新途径,社区养老值得借鉴和推广。

一、我国家庭养老面临新的挑战

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根据《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的调查,全国有98.1%的老年人依靠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服务。人们倾向于家庭养老,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精神需求的。

从子女的角度讲,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是传统伦理,即“孝”的价值取向。尊敬老年人是古今社会祟尚的美德。我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更是以敬老、爱老、尊老为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久经不衰。从老年人的角度讲,“养儿防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享受“天伦之乐”,对每一个老年人来说,都是一种福分和期盼。由亲人提供生活照顾,不仅在身体健康方面,而且在精神关怀方面,都能够使老年人得到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也是家庭养老从古维系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受到严重的冲击。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化速度直通世界之最。根据联合闰规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这一国家或地区就属于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亿人。有专家预测,今后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则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参见下表。可见我国已经走上了高速人口老龄化的道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变得愈来愈迫切,这无疑给家庭养老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工业化的进程也是冲击家庭养老的一个孟要原因。一方面,与工业化伴随而生的城市化与高速的社会流动使得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地理上产生隔离,客观上造成家庭养老的障碍。如今出现的空巢家庭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数据表明,在我国最近10年来的空巢家庭一直在增长。1993年,我国空巢家庭在有老人的家庭中占16.7% , 2003年上升到25.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单身独居

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由1999年的3.8%上升到2003年的11.00l0。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社会实质上已经进人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理论上,化解风险的方式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人或家庭有足够的抗拒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第二,社会上有合理的制度安排。显然,从实际状况来看,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及家庭自身都具备强大的保障能力,因此,依靠社会力量来分散风险也就成了必然。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实施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孟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执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促使家庭结构逐步趋向小型化。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家庭户平均规模,1982年为3.69人,1987年为3.59人,1990年为3.20人,1995年为3.15人,2000年为2.9人。很明显,这一组数据表明,传统型的几代同堂式家庭正在不断减少,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则迅速增加,家庭规模正趋向小型化。

正如社会保险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一样,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为养老方式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新的养老保障方式成为了一种普遍诉求。

二、我国机构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家庭养老相对应的就是机构养老。即老年人在政府、社会或民间团体举办的养老机构中,如养老院、托老所等,得到应有的生活照顾、生活保障等。

一般说来,养老机构基于专业化、产业化的养老机制。机构养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保障服务,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给家庭养老带来的巨大压力,但并非是最佳的养老选择。

从老年人主观方面来看,更多的老年人还是不愿意选择在养老机构中度过余生。其主要原因是:

——个性缺失。老年人人住养老机构之后,其生活偏好与需要都会发生改变。老年福利的连续性理论认为,中年期的生活方式将会延续到老年期,即老年期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中年期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个体社会老龄化的差异性要求机构养老应当个性化。然而,在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生活一般都是一个固定模式,如按照统一的时间起床、吃饭、就寝等。

——尊严缺失。机构养老,使老年人处于一个被管理和被服务的地位,需要服从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会逐步感觉到独立性在减少,感觉到自身生活受到外界干涉。这些感觉,最终会综合形成老年人尊严缺失感。

——亲情缺失。代际之间,明显存在着观念的差异和不同的生活需求。对养老机构,子女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的,认为养老机构能够照顾好父母。工作上的繁忙,会减少闲暇时间;而工作压力的释放,也需要占用一些时间。综合起来,就会使子女探望老人的时间减少。另外,老年人生活在一个与亲情、天伦之乐相距遥远的陌生环境中,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来往也在减少。

从客观方面来看,养老机构也有很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服务问题,多数机构养老职能不尽完善,服务水准也难以达到老年人的基本要求。二是设施问题。多数养老机构不具备必要的医疗条件,而多数老年人也难以在少数有医疗条件的养老机构就医。除福利院和医院外,多数养老院没有正常的检验、治疗设备,甚至没有医护人员。老年人生了病,家属仍然需要请假带他们去医院治疗。三是费用问题,许多养老机构的建设资金是由街乡政府或民政部门无偿提供的。虽然无论什么人出资,对其收人都是免征税费的;但因建立养老院等养老机构的成本较高,有不少养老机构出现了经费紧张、周转困难,甚至人不敷出、长期负债的现象,投资多年也难以收回成本。

由此可见,机构养老也并非是我国目前养老方式的最佳选择。

三、英国社区照顾及其启示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工作仍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而社区养老模式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式,需要积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英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国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区养老体系,以应对我国在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严峻挑战。

社区照顾作为一种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推行社会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针对住院式照顾而提出的。住院式照顾是通过兴办大的福利院舍,集中供养没有依靠的老年人及有心理残障者的方法。它曾在英国盛行一时,后来发现这种服务方式实际上是把受助者同他原先生活的自然环境分离开来,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受助人的需求,同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后来,英国社会逐步接受了“社区照顾”概念,并制定了相应计划(1962年)和法案(1989年),以在全国推行社区照顾,其主旨是动用社区资源对有需要的老年人进行服务。如今英国社区照顾已成为各方共识。英国对老年人服务已经由政府出资、集中供养向分散性社区照顾转变。同时,政府提供、运用社区资源帮助这些老年人。这些社区资源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包括来自亲人、邻居及一般社区居民的行动料理和心理慰藉。其基本做法是:

(1)资金照顾。将那些有病残及生活上难以自理的老年人安置在政府和机构建立的小型院舍中集中照顾。院舍建立于老年人原先生活于其中的较为熟悉的社区内,以使老年人能够较容易适应院舍生活,并得到社区内社会资源,特别是人际关系资源的支持。这类服务的财政基本上是由政府开支的。

(2)院舍服务。政府在社区内建立老年人服务中心,吸收生活上能够自理,但缺乏密切人际关系支持的老年人日间到拥有较齐备的文娱、体育等设施的服务中心参加活动。

(3)日间照顾。向行动困难及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的生活服务,如送饭、送报等。英国重视老年人服务,并力图建立老年人社区支持照顾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层次:对老年人提供日常服务的是照顾者,他们基本上是这些老年人的亲属;主要工作人员是对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负主要服务责任的人,他们可能是那些老年人的邻居,也可能是其他人员,主要工作人员由政府雇用;管理员(经理)是社区中对老年人服务活动指导、协调和督导的人员,对社区中的老年人服务负有较大责任。

通过对英国社区照顾理念的分析,可以给我国社区养老模式带来启示:

——资金筹集多元化。英国推行社区照顾虽然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出资,但英国也注重发挥 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资源和社区支持网络去解决只靠政府资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也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筹集解决养老机构的建设资金,并采取“公助民办”的形式开展经营活动。这也充分体现了口前正倡导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所包含的社会福利民营化之意: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应更加多元化,应加大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一些企业与个人的参与力度。除此以外,在社区内也可以发挥社区居民的筹资力量。比如,社区养老中也可以对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或者提倡社区内居民自行捐款、奉献等。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要做的是不能紧紧盯住政府有限的拨款,而限制了社区养老的发展。

——服务层次多元化。英国的社区照顾是以社区资源为依托,将院舍机构同家庭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与精神慰藉。从这一点来看,社区养老可以被理解为传统式家庭养老与机构化养老的有机结合,是将二者取长补短的好方法。

联系我国国情,对老年人可以本着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的原则构建社区服务体系:

(1)社区应尽可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这一点体现了社区养老中的老有所养。日常的生活照顾主要包括为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日托、陪伴、家务、洗澡、理发等服务,以解决老年人的日用之需。

(2)社区应尽可能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这一点体现了社区养老中的老有所医。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看病”,尤其是对于那些孤寡、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有时为了一些小病(不值得去医院,但又必须医治)不得不去医院,要赶很远的路,排很长的队,且成本很高。因此,在社区中建立适当的医疗站点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医疗站点可以给老年人提供日常的保健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服务以及健康咨询等。

(3)社区应尽可能提供精神慰藉服务。这一点体现了社区养老中的老有所乐。现在很多机构化养老中的养老机构,比如敬老院、老年人福利院等在这方面做得很欠缺。老年人在那里根本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得不到在家中与子女、配偶在一起时的天伦之乐。社区养老与机构化养老最大的不同就是,养老机构设置于老年人熟悉的社区当中,如在社区中建设老年公寓,利用社区中的一切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具家庭氛围的养老服务。因此,如何建立人性化的精神慰问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像上海市罗山会馆举办的老年康复室也是很好的例子。在老年康复室中,老年人组成手工兴趣小组、老年合唱团、老年书画摄影等兴趣小组,在这些小组中,老年人不仅可以丰富老年生活,更主要的是更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传统观念。而经过数年的实践探索,深圳市桃源居社区形成了特有的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区养老”为辅,“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桃源居社区拥有1100平方米老人社区会所.1443平方米颐康园,并正在筹建拥有百套老年人公寓,建立了社区老年保健与托护体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的目标。

——服务管理专业化。英国的社区照顾受明确的社会工作哲学的指导,有明确的价值观,体现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这一点对我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们经常会抱怨一些养老机构的服务很不到位,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养老机构缺乏合格的专业化服务人员。取而代之的很多都是下岗人员或是愿意廉价出卖劳动力的人员。从精神理念上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那些非专业化的服务人员自身很多都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服务他人而换取自身生活的保障,而并非用真正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人文关怀精神提供服务。从技术上来看,纵使这些服务人员具备了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价值观,但由于从未或很少接受过专业化服务培训,他们也是很难帮助老年人真正地安度晚年的。

四、基本结论:构建社会化养老新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认识到,社会化养老—社区养老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但社会化养老能否真正与机构化养老、家庭养老相区别,并集中二者的长处,使之在社区内真正实行起来,都是要依托于社会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