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和“”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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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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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姬丽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3.
〔6〕曹开华.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地位的嬗变[J].党史文苑，2007（18）：62.
关键词： 高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教育 重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教育的主要任务。通过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优秀素材的汲取，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由于高专学生知识缺陷、人文精神缺失、现有课程体系缺失，导致历史教育弱化，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因此，要积极探索更具实效性的方法，而融入历史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有效途径。
一、历史教育对于高专学校学生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与主渠道。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些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现实问题有关。因为不懂历史，思想根基不牢，初步建立起来的主流观念容易被现实中的负面因素所颠覆，所以，提高高专学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撰写序言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指出：“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他还强调，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所以，在高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历史教育，使学生逐步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思想理论修养，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二、高专学校学生缺乏历史教育的现状
（一）缺乏历史知识和素养
由于高中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们是围绕考试的指挥棒转，考试考什么就学什么，尤其是理科学生高中一年级就不再学习历史，理科学生普遍缺乏对文科知识的兴趣，这就使很多学生不重视历史知识的积累，进而造成他们的历史素养缺乏。笔者在教授思政课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学生对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思政课教师授课当中，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讲解历史，如果不讲，学生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迁理论、政策和方针的提出由来。
（二）缺失人文精神
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只偏重于科学教育轻视人文教育，强化技术教育，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的人文精神完全被实用主义，折射到课程设置上，技术类课程设置硬化而思政课程偏软，在管理思想上过于强调专业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从思政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来看，将历史教育引用到高专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是提升高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成效和学生人文精神的有效方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不完整
在高等本科院校，公共思政课程有四门，高专学校现开设其中的两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而缺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上，高专生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何况高专生在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上并不高于本科生。
三、将历史教育融入高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将历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历史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教学中要围绕“思想性为主，知识性为辅，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以史为媒，达到思想政治理论的育人效果。《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简称05方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和课时进行调整，更加凸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具体表现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和主要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离不开孕育的历史语境，2005年方案强调指出：“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对高专学校而言，就更需要把历史知识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中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如在讲授思政《基础课》中民族精神的培育时，应主要从传统文化、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提炼素材，激发大学生内心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激情，进行道德教育，借以培育人们兼容并包的精神，培育起全球性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实现从历史教育角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达到思想政治理论的育人效果。
（二）参考借鉴历史教育的教学形式
历史教育具有生动的、形象的鲜明特征，借鉴历史教育的形式，会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比如，历史研究注重实证分析，讲究史料收集整理，及其真伪的辨别，并要求对史料进行选择、综合、对比、分析等多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也大可参考借鉴，采用最真实、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史实，作为佐证，用其说话、说理、感人，教育大学生明辨是非，崇尚真善美，提高道德判断力，坚定和增强政治立场、鉴别能力，锤炼大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又如，历史教育要求学生全面了解多学科知识如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然后根据已有掌握的综合知识，进行分析运用，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思想政治教育也可通过各学科的知识教育体系，从不同的视角，实现教学教育目标，既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又使大学生发现自己的优点，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再如，历史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历史教育和研究关注人性和生命力。因此，历史教育忌生搬硬套，讲求真正的体验、感悟、启发，拥有鲜活的生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要求而进行改革创新，以此为鉴，才不会脱离时代而显得枯燥呆滞，从而保持勃勃生机，达到“三贴近”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承担起时代使命，发挥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陈鉴，工晓辉.高校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J].成都大学学报，2004（1）.
关键词：《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书评；五四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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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国民性改造和以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历史贡献，以期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贡献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唤起、发动、组织、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探索、完善和建构起来的，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民族化的典范。这一理论体系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成熟、中国国民性的改造还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队伍建设、理论武装与理论普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内涵和特征
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研究，我国学界的张耀灿、郑永廷、王树荫、欧阳恩良、刘建军、徐启贤、罗国杰、苏振芳等国内学者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上取得一大批成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原理指导和方法论基础。如：刘建军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研究主要包括地位作用论、目标任务论、内容要求论、方针原则论、方法途径论、领导管理论6个方面[1]。苏振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可分为4个方面：一是总论，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科特点、理论基础、历史与现状、地位和作用、目的和任务、内容和分类；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分析；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范畴、方针、原则、方法、职能和目标实施；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领导管理和理论创新[2]。王树荫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产生、高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成果，必须具有概括性、系统性、学理性和指导性的特点[3]。笔者在借鉴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历史构建、内涵和特征。历史构建包括了党的创立到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探索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时期4个历史阶段。理论体系内涵其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探索、创立、成熟、完善的历史演进，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指导思想，时代主题和目标理论，地位和作用理论，方针和原则理论，领导体系和队伍建设理论，内容和要求理论，对象和任务理论，方法和途径理论等横向9个方面的理论内容，以及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继承性，创新性，革命性，批判性，阶级性，大众性，有效性9个方面的特征。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历史贡献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走向成熟，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因果的同一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文化、理论、政治和组织保障。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和政治保障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担当民族使命找到了道路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火炬和理论灯塔。深刻地意识到改变中华民族被欺凌、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就必须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之路，但在怎样借鉴俄国的经验、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李立三到博古，党的早期领袖和领导集体都没有能够实现在思想和道路问题上的清醒和自觉。因而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从组织城市工人起义、城市暴动到万里长征，幼年的党屡遭挫折，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屡遭失败。幼年的中共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之后，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通过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失败教训的反思，通过对党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艰苦的理论探索，通过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和清算，通过整风运动和干部教育以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才逐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把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和方向。壮大了党员队伍，为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队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讲都经历了一个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动因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队伍最初是由少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追求救亡图存和人民解放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和构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精英们一方面同胡适、张东逊、黄凌霜、张君劢、戴季陶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道，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深入工人、农民中，通过举办夜校和讲习所等方式，宣传党的主张，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组织动员工人罢工、引导贫苦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党员。随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又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深入到军队建设和其他工作领域，使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既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加入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员队伍，为中国共产党担当使命、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领导力量。提高了党员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为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党员的成长经历，大多数党员大多出身贫苦，无论是思想觉悟、政治素质还是工作方法，都难以胜任复杂而艰巨的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清醒地意识到，要肩负民族使命，就必须唤起工农千百万，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依靠、团结、带领他们走上追求民族独立和自己解放的道路。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各级领导就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各种工作的本领。因此，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和农民讲习所等活动，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创造条件开办党校和红军大学，培养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延安时期党又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使大批党员干部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既完善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又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转变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能力。正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走上革命道路、融入革命队伍、成长为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工作方法和能力的培育提供了途径。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促进了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加速了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推动了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国民性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是国民素质的核心因素。中国人民一向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反抗压迫、不屈服于受奴役的命运而闻名于世，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用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控制，铸就了劳动人民守旧、消极忍让、主人翁意识缺乏、清官意识浓郁、独立意识不足、迷信、妥协等性格特质。近代以来，尽管维新学者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曾经掀起过国民性改造和批判的思想运动，在有限的范围内唤起中国人民国民性的觉醒。但由于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以及多次革命运动的失败，加重了国民性的沉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夜校、讲习所、传统媒体、干部教育等多种方式宣传先进的思想主张，唤醒了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使他们搞清楚了自己受压迫、被奴役的社会根源，促进了他们的革命意识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精神面貌和性格特质。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形成塑造、哺育了一代新的国民，加速了中国国民性的现代转型。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的思想、立场、观点问题的一种社会实践，是通过教育这一特殊的途径对人进行塑造、教化、引导、改造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等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特定的政治集团用系统化的思想、多渠道的途径、多样化的方式影响、争取人民群众，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在肩负历史使命的历史进程中所创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体系，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是唤起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促使他们走出蒙昧，走向觉悟，凝聚他们的力量，通过社会革命创建新中国这一政治目标。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传播的思想的先进性，这一过程既是影响人民群众，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也是促使他们精神启蒙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坚持在广大人群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教育他们的思想觉悟，走出蒙昧，改变了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唤起了他们沉睡蛰伏的革命激情，激发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培育了现代形态的民族精神，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以关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命运为宗旨，以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以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科学思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结构、运行机制、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人类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生存世界、改造使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非人的世界，创造有利于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指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向导和方法指南，在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在同中国文化的融合中，改变了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彰显自己的科学价值、实现自己的理论使命也是通过许多环节才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革命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使中国人民了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会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并将其转化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融合。培育了现代形态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民改变自己命运提供了精神动力。在中华文化有机体的构成要素中，民族精神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了中华文化性质和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支柱，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在战胜自然灾害、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自强不息、威武不屈、厚德载物、团结统一为主要内涵的民族精神，既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秉持中华民族精神，奋力崛起、不屈不挠，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夺取胜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实践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中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在战胜困难、反抗压迫、抗击侵略的斗争中迸发出来的时代精神提炼总结出来，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化开辟了路径，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都是两个途径的统一，一方面是特定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在民族交往中对域外文化的接纳、吸收和改造。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文化相结合，既为中国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找到了道路，也为中国民族建设民族文化指明了方向———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的结合也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形成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途径和环节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体系中的要素，如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石的认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国家学说和人民史观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活泼的文化清泉，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构成，促进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加速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和形成的，它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以及中国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困难,并与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始终发挥着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和文化作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武器。进入新的世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民主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党情、社情、国情和世情发生了深刻剧烈的变化，时代主题、社会结构、国民素质、价值观念、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队伍建设、教育模式、理论武装与理论普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已经成为党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立和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方法、路径和队伍建设理论等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强化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战斗力和执行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载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力和渗透力，推进理论武装和理论普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把教育国民和塑造国民有机地统一起来，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机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和影响力，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方面抵制和肃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国民思想政治素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伟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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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
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二、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
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其二，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像马克思那样现实地、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思考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进而达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旨归。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早期关涉社会政治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宣扬自我意识的内在自足性自由时，也批判了伊壁鸠鲁追求的自由不能在现实的定在之光中发亮，他说：“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75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脱节、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论家，他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
其三，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理想性与现实性，并把二者适当结合起来，创立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导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并把未来新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争得民主，在这一阶段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新为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创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都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这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过渡时期”从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的问题，也为现实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据此，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阎孟伟教授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是构建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我们要和自由主义共享某些权利原则。
关键词：文化强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的召开，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出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教育引导广大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不容忽视的。
一、文化强国的基本定位
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是物质与意识的综合体现和象征，文化具有多样性、区域性、时限性和流动性的特点，文化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帮助"自身"认识周边的环境及生物，使"自身"更好的适应周边的环境，以及跟其它生物和谐的相处在一起。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强国的培育也同样是使文化寓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环境大趋势之下的，所以要站在文化强国的战略下，把文化强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结合，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定位
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依据社会社会思潮和个人品德变化发展的规律，由社会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进行的，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和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实践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三、文化强国角度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一）要坚持走文化强国之路，就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就必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更要坚定这一原则，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坚持走文化强国之路，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入开展
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多重视的是培养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即重视"即时的 ，显性的政治功效"，忽视 了"长期 的、本质的塑造人的功效"，不能满足时代需要。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功利化"、"工具化 "的倾向仍然十分严重，削减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力量，面临这种现象，要全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素质，主要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科学精神；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高校大学生的思想素养。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规范，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精神和思想，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使高校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斗志，提高高校学生的道德素养。政治教育就是要引导帮助广大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深入认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进行民主与法制的教育，提高高校学生各方面的政治素质，运用文化教育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三）坚持走文化强国之路，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指导，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宝贵的革命传统和精神财富，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展示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气概，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都是借鉴历史经验，这些都包含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鼓舞着一代代人民，是人们共同奋进、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将这些宝贵的革命传统，历史经历展现给高校学生，将当下与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相结合，继续把中国的历史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建设文化强国奠定基础。
（四）坚持走文化强国之路，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心理健康作为人的精神支柱，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些人尤其是高校学生频繁出现心理扭曲、心理疾病、心理障碍等，不能够很好的适应高校学习生活，处理问题还不成熟，由于心理上的情感、思维、意志等影响到了人的思想和认识，进一步影响着学生的行为动机，高校面临学生心理问题呈逐渐上升趋势的状态，就必须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辅导，开展有关心理咨询、心理问题的活动，积极解决和回应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避免悲剧的发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搞好心理问题的教育就势必影响到思想的转化和行为的极端，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文化强国之路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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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照研究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从1977年到现在。长期以来，不论研究和教学，中国近代史下限到前，此后为中国现代史。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下限也止于，后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本文所论重在之前，兼及以后，特予说明。
（一）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斐民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
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内容，学习和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展的路线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忍之、徐宗勉指出《提纲》存在三方面的缺憾：一是研究客体不全面。文章认为，《提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正确的，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新的先进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除了有新的进步的思想，还有反映旧经济、旧政治的反动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的奴化思想。《提纲》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研究和讨论进步的思想在跟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也是片面的；因为前者的斗争只是新的进步思想内部的斗争，后者的斗争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二是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编者没有系统地说明各个时期思想的继承关系，形成为思潮及思潮的发展和衰落过程，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对整个思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这样便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社会思想的全貌。三是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缺乏深入具体的说明，没有充分说明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1）。
上述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弥补了《提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如新旧思想的斗争、思想家与思潮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一直是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一阶段里，没有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面世，而人物思想的研究却颇为活跃。除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这些论文涉及的人物很广泛，不仅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的思想有不少研究，次要人物如冯桂芬、宋恕等的思想也有所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对人物思想的论析有独到见解，颇有学术价值。广泛而有一定深度的人物思想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对有些人物的思想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思想的阶级属性，冯桂芬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和评价，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当时还颇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在不少问题上都能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但是从以是列举的争论的问题来看，不难发现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反映了思路相对狭隘，而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解、把握也存在简单化的偏向。1965年，有些刊物对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中“”为了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在此影响下出现的文章将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思想家都纳入儒法斗争中，定之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这是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极不严肃。
在专门的思想史领域，也有研究成果出版。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论述近代经济思想的专著。而关于改良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有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两部专著。《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作者的论断并不都准确，但在分析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思想家时纵横对比，寻同求异，颇能切中肯綮，找出各自的特征。
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是刘大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2）。
（二）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二三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1、1978年至80年代末
1978年，侯外庐上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许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介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3）。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
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地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产生、发展、成熟和转变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持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尽管书中的论断未必都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在书中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对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近20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而发表的成果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专章论述无政府主义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这几部著作都是在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张锡勤等撰写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清晰的阐述，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问题，的确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益的。
（四）
新中国建立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所无法比拟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本文为了把研究情况讲得具体些，不能不举若干著作或论文为例以说明问题，意不存褒贬。或许有些论著更具代表性，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主题，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是突出不是唯一的，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意见也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看来这还需要加以探讨。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还牵涉到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继承和相互碰撞与融和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5）。这个定义，跟前两种关于社会思潮的界定也不一样。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第四，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都有其主观观念，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析人物的思想并不容易。由于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集，加上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偏爱，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则为之开脱、辩解，这种状况应力求避免。
注释：
（1）《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2）《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3）《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