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管理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组织—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在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资源，而隐性知识又是知识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师生员工会产生大量隐性知识，包括经验和经验化形态的技术，以及隐含于教师所认同的理念中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支柱，对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隐性知识管理，转化高校的隐性知识，使知识势能低的主体共享其知识，将有利于高校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更重要是有利于知识的增值、裂变、聚合，从而使高校真正完成其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将知识服务于生产，推动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使命。
一、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
1958年，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认为知识分为两类:explicitknowledge和tacitknowledge即今天所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严格的数据、科学公式、公理、文字等符号表达出来，可以编码化的，易于存储、交流和共享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和难以格式化的知识。显性知识容易学习传递沟通，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隐性知识是难以模仿的，不易被窃取或复制，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全面、更能创造价值，是组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高校隐性知识则是指存在于高校的知识势能极高的教师员工的头脑或组织结构和文化之中的，很难用数字、公式和科学法则以及文字、语言来精确表达的，难以明确的被他人观察、了解、让他人获知的知识。诸如教学、科研、管理专长、学术研究经验、创作灵感以及对行业的洞察力、判断力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获取的，它深藏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没有与知识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于编码，是尚未文献化的零散的非结构化的不系统的知识，高度的个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隐性知识都是隐含而难于获得的，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加深，一部分隐性知识将不断实现转化，而新的隐性知识也会不断产生。因此，如何使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促使其在高校内部流传与共享，从而创新高校知识，增加高校知识存量，则是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也是生存发展的关键。
所谓隐性知识显性化是指将隐性知识编码化，使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易于人类的学习和借鉴。隐性知识管理就是对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管理。由此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可以表述为: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是高校设计优质良好的知识转化环境，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进行管理，使隐性知识顺利实现显性化，以达到高校的目标和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隐性知识的共享与转化，以实现个人和高校知识价值最大化，培育高校核心竞争力。然而知识管理是一项巨型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知识储备、知识传递、知识创新的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管理步伐缓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障碍有:
1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
我国高校知识管理刚刚起步，大多数尚未建立以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缺少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开放交互式技术平台。“知识地图”、“电子讨论系统”、“最佳实践”数据库、视频工具等先进技术手段很少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隐性知识流动与转化的范围和效率。
2.高校传统组织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目前实施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僵化，等级森严，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这种组织体制的弊端是中间层次过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组织内部的沟通有着难跨越的层级鸿沟，阻断了教职员工面对面的互动式交流，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的价值追求是成员遵循原则处理、解决问题，它压抑了组织和成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会导致不良的组织文化。科层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是它的中心，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会形成一种围绕行政权力展开的组织文化。“教而优则仕”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写照。由此造成的必然是对组织的行政权力的关注和追逐，以及对组织内的知识或者说学术权力的忽视和淡漠，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
3.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
合理的激励措施是知识转化的动力，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知识转化领域普遍存在着激励措施不当、不合理甚至缺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以“性善论”为前提，再加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书育人，使社会对教师拥有过高的期望，一般对知识的转化不实施激励。另一方面，高校的知识主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高校的知识转化往往是难以量化的，因此按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对知识转化主体进行激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4.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
隐性知识转化问题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社会其它领域。人类实践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显性知识的获取、传播、应用，而忽略了隐性知识的存在及作用。我国高校的知识管理尚处在诞生阶段，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我国高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关注比较少而且大多处在自发阶段。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书本显性知识的转化;科研过程虽然由于频繁的师生接触可以传递大量的隐性知识，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师生比例失调，科研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师生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也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因而对大量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多的接受的是显性知识而不是隐性知识。
三、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针对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的障碍，现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知识流动、转化知识势能高的个体在创新知识、开发知识时需要在智力、体力、财力等面给予大量的投人，如果在转化、共享其成果时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连回收其成本都困难时，势必影响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限制知识的转移，也将造成知识的浪费;同时，知识接受者接受知识的积极性越高、知识存量越大，则知识转移率越高，知识转化也越充分。二者都需要激励，只有激励两者才会积极参与其知识的转移，隐性知识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两者都是高校组织为促进隐性知识转化而必备的制度。物质激励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作为重要手段，组织要建立“学历提升奖励”、“知识开发补偿”、“按知识贡献分配”等制度，从物质上激发教师员工提高自身的知识存量，积极开发知识，转化个人隐性知识。精神激励则包括环境激励、目标激励和情感激励等。
环境激励主要是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教师员工的热情，为其提供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所需的资源;情感激励和目标激励则通过建立平等互敬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制定与高校发展目标一致且与教师员工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奋斗目标，激发其使命感，进而形成其内在的动力。这样，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激励高校教师员工隐性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使隐性知识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
2.重视学校组织的文化建设
与传统管理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知识管理强调组织文化建设，每一个成功的学校必须有自己的学校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教职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全面地影响着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以及集体效力的发挥。所以在高校要尽快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知识主导型组织文化，建立学习型学校，形成一种能促进学习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的良好氛围，建立自觉合作、自觉交流、自觉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在学校内创造一种信任、合作和深度会谈的精神，鼓励教职员工积极贡献出自己的隐性知识和丰富经验，加快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3.重构高校管理机构和体制
传统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是按照刚性管理的要求设计的，教职工与领导之间、教职员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差别，教职员工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这一组织结构逐渐汇报，不能超越，从而给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设了障碍，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知识管理要求打破这种设计，建立能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学校组织结构，撤销一切形式化的组织和冗员，实现管理层的纵向缩减和管理人员的全面精简，从而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下级沟通顺畅，信息充分流动，教师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的权力，易于把个人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连接起来，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较高的创造激情，因而有利于知识交流、转化、共享与创新，从而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在进行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要充分注重利用互联网、内部网、群件技术、知识库、数据挖掘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在互联网上应用专家系统加快专家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速度;借助软件等开发工具，总结教职员工技术、经验和诀窍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隐性知识交流，共享与创新的进程，对大多数难以编码的隐性知识，有效办法是建立“寻人数据库”、“知识地图”、专家网络系统等，让教职员工迅速找到拥有某种隐性知识的人员，还可通过视频工具使分处两地的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消除距离所造成的障碍。
[摘 要] 心理契约是知识型员工与企业之间心理联系的纽带，是知识型员工管理的一剂良方。本文论述了心理契约的内涵，分析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 【论文关键词】 心理契约 知识型员工 管理策略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更快的速度更新，知识型员工已经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在20世纪制造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了50倍，这是管理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贡献;在21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重要贡献与20世纪的贡献类似，它要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因此，如何针对知识型员工的诸多特征，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当今每个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从心理契约的角度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于心理契约的内涵 心理契约这一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由Argyris首先提出的。 Levinson等界定了这个概念，最早用来描述组织与员工之间相互持有的、用以表明组织与员工之间隐含的和未公开说明的相互间期望的总和。后来学者把它界定为组织与员工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约定的核心成分是雇佣双方内隐的不成文的相互责任。心理契约存在员工心理契约和组织心理契约两个大的类别。每一类别中又包含“组织对员工的责任义务”和“员工对组织的责任义务”两大责任内容。由于组织心理契约的存在主体难以确定，因此迄今为止的心理契约研究主要从员工角度进行，Rousseau提出了从这一角度提出了心理契约的狭义概念，认为心理契约是员工对员工与组织双方相互义务的一种理解或有关信念，这种信念指的是员工对外显和内在的员工贡献与组织诱因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承诺、理解和感知。由此可见，心理契约是非正式的，并且是隐含的，而不是公开的，它本质上是主观的。 目前大多数文献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交易和关系两个维度。在交易维度中，心理契约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型的交互关系，如工资、奖金等；而关系维度的心理契约更多关注广泛的、长期的、社会情感型的交互关系，包括长期的工作保障、职业发展等。国内学者朱晓妹和王重鸣研究指出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中的组织责任由物质激励、环境支持和发展机会三个维度构成，员工责任由规范遵循、组织认同和创业导向三个维度构成，他们认为三维结构更符合中国背景下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特征。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满足了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后，知识型员工所追求的是对自身价值的证明，通过理念和价值观来吸引并留住员工才是管理知识型员工的最佳方式。因此，企业体现出来的对知识型员工心理适应的关注和对获得知识型员工心理认同进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契约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分析 知识型员工大多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有独立的价值观,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其突出的心理特征;知识性员工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有着更高的定位，心理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是其最大精神追求；知识型员工忠于职业而不是企业，终身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其新的职业心理期盼。这些在个人特质、心理需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特点决定了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特殊性。首先，由于知识型员工专业性强、自身素质高，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心理契约形成的过程和背景。在应聘企业职位时，他们通过与企业的接触的沟通，能更好地体会企业各种信息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所以知识型员工对初始单方心理契约的形成影响很大，大多与企业价值理念的基本契合是健康的；其次，由于知识型员工成就期望强，他们重视来自同事的尊重，更重视自我实现的满足。他们希望通过完成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而得到同事和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表现在精神上则主要侧重于心理契约，所以知
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不是改善用户的个性和心灵，而是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的选择。韩继章和吴晞也在论文中指出“读者平等地享用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而传播学的融入正是要深入这种职业理性精神的探索，让图书馆在网络化时代，立足发展、开拓创新、继续成为知识、文化和信息的中心。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携带信息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很可能不同。经验愈是不同，他们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异，学习宽容和实践宽容是两门学科的共同宗旨。
1知识概念以及相关关键词
知识是管理和传播的共同对象，也是管理和传播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材料。根据美国亚特兰大Emory大学Goizuete商学院决策与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ak)对知识的定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定义:“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非固定混合体，它为评价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常常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活动、流程和规范中。”［2］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一般被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灰色知识，按照上文麦克考文的提法，图书馆能够提供“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的“完成态”的显性知识;而对于“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的“进行态”知识，图书馆是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灰色知识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如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能够解决，灰色知识的服务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传播的概念和技巧在这方面与图书馆学的交流说基本一致。
从整体论角度讲，知识虽然是结构化的，但是也要随着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变化呈现出非固定性，无论是从知识的形态，还是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都需要传播以及传播活动中的人的参与。如果将知识的结构性比喻成芝诺圆圈的话，圆圈的边界就是创新和发展的起点，圆圈越大，边界就会越长，所以学问越好的人，因为他的知识的结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领域更加宽泛，不懂的东西随着圆圈的扩大而增加，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谦虚。不同的圆圈的交集，就是传播的作用和产物，人们常常讲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交流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新想法的故事，其实就是传播的机制和效果。个人要想扩展其知识总量时，知识的发展是以圆圈的边界为起点的，而传播所产生的交集使交流的双方知识拓展都呈现出跨越式的趋势，这种知识的迁移容易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主张。
信息与知识是经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时候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简单地认为区别不大，可以互换。所以，当图书馆改为信息中心时，图书馆知识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们提起，一些学者对图书馆提供的是知识服务还是信息服务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之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但从以上知识的定义中，知识明显更加倾向于个体的、主观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没有记忆或存储，以至于能够随时取用的时候，知识并不能被称为知识，它没有力量。而且结构化的知识，能够为分析、理解、应用信息提供机制和模式。其实无论是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在没有被人们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静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倾向于社会化状态，尤其是网络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带来的机会、挑战与压力，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传播，传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按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的理论，所谓信息，就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从信息流动的过程分析，一般来说信息可分为问题信息、途径信息和地址信息，图书馆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着相应的服务功能。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不应该是知识服务，而应该是信息服务，针对这一点的讨论集中在知识和信息那个更加准确和个性化的问题，但是无论知识和信息，在主客观的本体论层面上做研究和讨论，明显是纸上谈兵。由于知识和信息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识或者信息搜索为服务方向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些纸上谈兵的引申含义有的是金钱诱惑下的难言之隐罢了。“信息或知识，当它不再是作为工具和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时，它对传统物理空间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同时构成了一种系统的架构。”［3］
知识与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将无序状态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协调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户为导向的读者服务工作在新媒体的技术的压力下，必须将传统的读者服务精神与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知识传播的领域，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没有最终的知识传播效果，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功能就会有被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取代的危险，而且目前这种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经在图书馆的馆员中有所蔓延，传播学的融入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和定位。
2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般来说，能够构成学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看，图书馆与传播学的关系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二战期间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的前辈，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研究并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正如D·M·怀特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事实上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的话，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4］。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图书馆系有的已经和传播学结合改名为信息传媒学院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也在给研究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
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将“交流说”写在他的《图书馆学引论》中，并且明确了传播和交流过程的要素和核心，这些都与传播学的理论有相通的意旨，从这些年的图书馆专业期刊论文中，探讨传播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探讨图书馆传播效果等相关论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论上达到融合的目的，还需要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实践努力。张欣毅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等学科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开始，当然这个逻辑的起点在于他把传统的图书馆学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个‘机构范式’，或言‘图书馆管理学’，它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尤其是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建构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释、回答一些属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问题，遇到像‘人文本体论转移’、‘社会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之类的‘形而上之道’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5］
[关键词]传播学 知识谱系 学科互涉 知识越界 学科规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37-05
一、学科互涉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逐渐融合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了。中国学者徐耀魁在《传播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传播学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陈卫星认为：“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他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事实上，如果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生成，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学科互涉现象的必然结果。
“学学科互涉”这一概念来源于英文interdisciplinary，国内学者对这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港台学者则译为“科际整合”。尽管译法各不相同，但却隐含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关于学科互涉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及改革中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科互涉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美国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认为，除了熟悉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推动力，即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文科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因此，“旧源头与新源头以及某些情形下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学科互涉活动新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学科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叉与融合，意味着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起源语境的复杂性。
学科互涉理论化的方式很多，如果将其比作一个学术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工具主义将学科互涉看作一个经验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认识论将其视为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不同可以体现在两个“隐喻”上，即搭建桥梁和重新建构(bridge 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搭建桥梁一般发生在成熟与稳固的学科之间，而且通常有一个应用方向，大多数工具性计划都是搭建桥梁式的。相对而言，重新建构则给学科带来部分变化，它通常具体体现为对学科重构的状态的批评，以及不管是含蓄地，还是明显地，对流行的知识结构的批评。通过具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过程中，这两种学科互涉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科互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次运动主要以一种桥梁搭建形式，把大量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学科互涉运动，现代传播学建立了最初的学科知识谱系的雏形。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中，大量的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被采用。这种潮流风潮很快就影响到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对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着抽样和态度测定技术的进步，调查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谓独领，“他利用了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但是，由于“桥梁搭建者一般不对问题的选择、学科所运用的认识论或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因此，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
在克莱恩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采用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形式。由于“逻辑与哲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刺激了对新的整合范畴的探索，这类探索表现在新的整合性社会科学课程与项目、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一些交叉的概念，比如地区、信息、交流、决策、角色及身份建构上。”就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建构而言，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重新建构的一个契机。这个时期，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大批欧洲学者移居美国，其中就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传播学研究面貌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使“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才有了真正的对立面，有了一种外在的推动力，促使它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修正。”这“为当时蓬勃展开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提供更加深刻的分析，因而不仅能够影响以后几十年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成为活跃于当代欧美国家、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批判的传播学派的最早理论肇始者。”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而批判学派则希望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以重新建构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使传播学知识谱系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
二、知识越界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之间往往存在着鲜明的边界，按照克莱恩的说法，“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隐喻成空间令人注意到范畴和分类凸显差异的方式。”“由于合理性、权威性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于是便建立了评价体系，知识也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学科互涉现象的不断出现，各种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不断被打破和重构，各个学科之间的知识越界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向了。克莱恩对知识的“互补流”这样描述：
知识正日益学科互涉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因借鉴其他学科而带来的日常互补流，广为人知的例子涉及到工具与仪器、方法与技巧、数据与信息、概念与理论：如计算机、激光、电子显微镜和基因缝合技术：统计方法、刻板的数学模式、数据集和系统工程学；博弈论、结构理论和要素分析；调查与访谈技巧、参与者的观察、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阐释；进化论、信息论、糸统论和结构主义；角色、地位、决策、信息和交流等概念；以及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 析。
可以说，随着知识越界的不断深入，一幅关于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正逐渐展开、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包括访谈与调查、人种学研究、谈话与话语分析、引文分析、批评史研究、档案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地点的经验主义分析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分析。正是由于知识越界带来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知识创新和领域拓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法同学者马太・多冈存《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专业之内的创新思想，通常来自与其他专业或学科的思想的交互作用，而不可能产生于本专业内部凭狭隘的眼光进行到底的研究。自我孤立的专业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没有外来的新思想注入，总是趋于高度保守。巧合的是，这篇文章还把美同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作为例证进行分析。库尔特・卢因是二战之前和期间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一系列心理行为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学习的认知和感知过程、动机、人际报应、惩罚、冲突和影响、领导、社会风气、群体标准以及价值观。“虽然他的兴趣变化发展，他总是执着于一项中心的理论信条，那就是忠实地狲述和阐释复杂的具体现实；而为了这样做，[就必须]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界限。”而恰恰是这个卢因，被誉为现代传播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播学知识谱系中普遍发生的知识越界现象。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传播学同样产生于“学科壁垒上的裂缝”，而传播学领域普遍发生的矢识越界，也类似于马太・多冈所说的知识杂交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概念的越界使用、方法的借用、理论的越界杂交。
首先，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大量使用r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当然，各个学科之间的概念混乱常常造成各种无法回避的误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传播学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传播学者李彬指出，虽然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显学，但这个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存我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朦胧，甚至混乱不清之处，乃至误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J：制约着学科的发展与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更多的时候，“借来的概念需要对新的学科环境作某些适应，因为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词，它还是一个念头一种思想。”李彬在《传播学的关键概念》一文中列举的部分概念，比如话语(discourse)、文本／讯息(texffmessage)、“隐喻(metaphor)、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人种志(ethnography)等等，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术语或慨念。可以说，正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大量术语和概念，给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传播学的知识谱系。
其次，传播学研究广泛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表格、图形、求和、变化尺度、比例、比率、抽羊分布、统计分析、多重回归、线性相关、因素分析等等，都在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马太・多冈认为，数学和统计学被引入社会科学，“直到一点为止，二者都起了极其有价值的作用；除开它们自身便有贡献之外，它们尤其成为一种桥头堡，据以向其他方面借川其他东西。”这在传播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往往产生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杂交。比如，20世纪40年代之后兴起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产生了一次大飞跃，这也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三论”中吸取和借用了不少有用的珊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和原理就来自控制论：传播学中的数学传播过程模式，则来自信息理论。因此，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杂交，这也是是知识越界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
三、学科规训
对于一门学科的建构及其知识谱系的生成来说，仅仅依靠学科互涉和知识越界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描述的，这样的知识还没有学科化和专业化，因而还没有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还不能构成具有制度化结构特征的现代科学。而传播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知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和学科制度结构的不完善，成为当前传播学屡遭诟病的原因，“传播无学”的论断似乎成了广大传播学研究者共同的心病。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传播学自身知识谱系的规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规训”一词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切人点是对监狱诞生的考古学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在该书中，福柯认为，规训的目的就是造就驯顺的肉体，并引伸到对人文科学的思考。福柯指出，“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lsteme)中造就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含进权力关系，要求一种使征服与客体重合化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福柯的深远意义在于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规训背后隐藏的“权力――知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科学与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约束问题，于是才有了所谓的“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制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是disciplinarity，来源于另一个英文词discipline。有译者认为，“discipline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项能包含它的丰富含义。Diseiplinarity是新词，本文译作‘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等以包含学科、规训、建制等内涵”。由这一最基本的词义延伸可以看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至少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instnle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学问的分支(branches 0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
在传播学的学科规训过程中，施拉姆被称为集大成者，这与其始终致力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是分不开的。施拉姆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他还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之先河，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编写了近30部论著，开辟了诸多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学成熟和理论系统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他被誉为“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人。施拉姆创建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 代学术形态，也是一种生产传播学新知识、培养研究者的制度结构。这才使得传播学初步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挤进了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因此，施拉姆才有底气宣称：“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成为所有哲学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学科的一个基本学科。”事实上，在他的这段宣言里，就隐含着对传播学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历史过程和发展前景的概括。
当然，施拉姆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学科规训的完成。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规模和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支持学术的社会条件愈来愈成熟，科学机构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数大幅增加，科学按指数规律发展，从整体上己经完成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学科规训制度表现出与传统现代社会极为不同的范式，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传播学这一学科知识谱系的成型过程，正处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种种难以避免的隐患。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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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和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在分析认知传播学形成的学理背景、经济社会背景和传媒背景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创建认知传播学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服务对象以及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从理论的角度解读了认知文化的科学内涵、影响力以及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确立的客观性。 关键词：认知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理论;小众传播;受众细分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04-04
现在，认知传播已成为世界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研究认知传播学呢？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和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要研究认知传播学，应该明确以下三个基础性问题：其一，要明确何为“认知”以及认知传播的“认知”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二，要明确研究认知传播学的目的以及推进认知传播学显现与发展应该深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三，要明确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三个基础性问题中间，科学的确定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推进认知传播学显现和发展的关键性理论问题。
一、认知传播学形成的背景
（一）认知传播学形成的学理背景
笔者在“‘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今传媒》，2014年第08期）一文中曾对“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就学理背景来说，应重点弄清楚传播类学科体系中传统学科的基本状况，弄清楚它们给将要建立的认知传播学创造了多大的空间，弄清楚认知传播学在这个空间内的活动领域在哪里，应该怎样去占领属于自己的“领地”等。
现在，新闻学创立时的背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设置的那些同其背景相适应的传媒实体结构以及传媒功能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许多传统新闻理论很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新闻传播的过量的信息粗加工状态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高度知识化发展的要求。
传播学原本是舶来品，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未形成。那么，原本舶来品的传播学是什么样子呢？在学科形成的背景上，它原本是20世纪30～40年代起源于战争宣传、起源于商业活动、起源于总统选举的名人言论“汇集”;在学科定义上，施拉姆本人是传播学泰斗，但是在论述传播学对象时，硬把他的“传播学”紧紧地套在了社会学的马车上，人为地把一门伟大的学科搅乱了;在学科性质的定位上，它是一门借助于传播学而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学的子学科;在学科的理论依据上，它是以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形式上的传播学，实质上的社会学;在学科的功能上，它是一门交叉性、边缘性、多学科性的具有基本社会功能的“社会传播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说：“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
（二）认知传播学形成的经济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创立、完善和发展，除了重视对它的学理背景研究外，还必须重视对它形成的宏观经济背景、宏观社会背景的研究。加强学理背景研究是解决新创学科在其学科群中的地位问题，加强经济社会背景研究是解决新创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对于认知传播学显现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其主要表现是：1.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2.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3.国际政治形势在总体上逐渐由战争走向和平，世界各国经济都能够按照本国的实际快速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它一方面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为认知传播学的显现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来看，现在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信息经济社会。信息经济社会是相对于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并以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信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信息化程度已成为经济社会各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志、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第三，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科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现在，就生产力系统来说，不管是基础性生产力因素，还是渗透性生产力因素，它们都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文化元素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从资源开发的深度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最广泛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已开始了对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把对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作信息经济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实质也就是对“人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在，对于“人脑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60年代认知科学的创立，开启了研究“人脑资源”的理论大门;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开启的“人脑资源”的理论研究。
第五，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振兴，一个新的时代――文化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劳动者的素质水平已由信息文化阶段升华到知识文化阶段，标志着人类传播也随之由信息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大众传播转化为以知识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分众化的小众传播，标志着劳动者对于传媒提供的信息不仅要求提高知识信息的含量，而且要求提高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扩大知识信息的覆盖领域。
（三）认知传播学形成的传媒背景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发生过六次大的传播媒介革命，即语言传媒革命、书写传媒革命、印刷传媒革命、电信传媒革命、视听传媒革命、网络传媒（又称电脑传媒）革命。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推动了传播科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传播类学科基本上都是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比如新闻学，它是由于报纸传媒的发展而创立起来的一门传播类学科，即具有指向性的传播类学科;还比如大众传播学，即传播学，它主要是由于电影传媒、广播传媒、电视传媒等传统电子传媒的发展而创立起来的一门传播类学科;知传播学，它是在传统电子传播媒介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新生电子传媒――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而创立的一门传播类学科，即分众化的小众传播类学科。因此，研究任何一门传播类学科建设都必须同研究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弄清楚传播类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有效地发挥传播类各学科的作用。
目前，传播理论界对于传媒革命的认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是一致的：1.语言传媒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传播媒介或者说是人类使用最早的传播媒介;2.传播媒介革命是不断进行的，而这种传媒革命既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又反映着人们具有为获取信息而迫切要求传媒革命的愿望;3.传媒革命的相距不断缩短。语言传媒革命与书写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10万年左右;书写传媒革命与印刷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4000年左右;印刷传媒革命与电信传媒革命之间大约相距1200至1600年左右;电信传媒革命、视听传媒革命和电脑传媒革命总共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正因为这样，许多传播类学科都是人们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二、认知传播学的五个“是什么？”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创建，都必须弄清楚学科创建的五个“是什么？”，即1.学科的属性是什么？2.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3.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什么？4.学科的服务对象是什么？5.学科兴起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科的研究对象。
根据创建新兴学科必须弄清楚的五个“是什么？”的基本要求，创建认知传播学必须认真地研究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认知传播学即网络学，又称智慧传播学。所谓认知传播学就是智慧传播学是对认知传播学本质的一种抽象。认知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就是认知理论，离开了“认知”理论的传播学就是传统传播学，就是在传播学三个字前边加上“网络”两个字的“网络传播学”，就是失去了具有认知特质的“认知”传播学。那么，认知的特质是什么？从总体上分析，认知的特质就是智慧。具体来说，其实质可从三个角度去概括：1.认知是人们的一种感知或知觉过程;2.认知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行为上产生共鸣的文化;3.认知是人们在心理学意义上对传统传播的知觉和对传统传播未来的期待。认知是一种具有阶梯性的劳动过程。这种阶梯性的劳动过程具有四个大的阶梯：第一个阶梯是对原始信息的初级加工过程，即对原始信息的认可、接受和评估，进而形成有序信息的过程;第二个阶梯是对有序信息的再加工，进而形成信息文化的过程;第三个阶梯是对信息文化的再加工，进而形成知识文化的过程;第四个阶梯是通过知识文化的个体整合，进而形成一个个体系化的单体文化体系的过程。
其二，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认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类学科。所谓文化就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类认知客观实际和经验的概念、理念、符号的集合体。文化定义告诉人们，文化包涵的元素很多，但是能够真正体现文化本质的只有三大基本的文化元素，即概念、理念、符号。文化的这三大基本元素都具有鲜明的非物质性，但是它们都是对物质实体表征的科学抽象，人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文化概念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认识各类物质实体。认知文化是一种文化单位，也是一种文化元素，它属于“概念”范畴内的一种具有特性的单体文化概念。具体来说，所谓认知文化是指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广义）过程中，通过自有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系统对社会、自然界、事物、人物的表象进行科学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理念和符号。比如感知文化、学习文化、智慧文化、国学文化、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等都属于认知文化。
其三，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为研究方法的传播类学科，所以在认知传播学创立初始就十分重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注意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是科学研究认知传播学的基本方法。
其四，认知传播学的服务对象是什么？认知传播学是一门以分众为服务对象的传播类学科。分众传播理论是在当代传媒革命的推动下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传播理论，是一种传媒受众细分化理论，是一种对传播内容实施分类加工的理论，是认知传播学在深度探究受众需求理论方面与传统传播学的一种重要区别。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认知传播学在创建初始，都十分注重分众市场的研究。分众市场是传媒受众市场的一种模式，是市场营销理论体系中的市场细分化理论在传播类学科中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在我国，传播类学科对市场细分化理论的引用说明了三个问题：1.我国的传播类学科已从非市场化的政治类学科中解放出来，还原了传播类学科的本来属性;2.受众市场的细分化表明传播者的服务意识已纳入到了市场营销的范畴;3.分众化理论的形成，一方面说明传播市场已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说明传播者十分重视传播效益。
其五，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既是创建认知传播学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认知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任何一种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直接动力，它是学科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直接原动力的作用，所谓基础动力作用的发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简单地说，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传媒革命的进程。传媒革命进程主要包括三层意思：1.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传媒革命是传播类学科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力;2.从传媒革命的现状分析，传媒革命是引领人们研究传播类新学科的一座灯塔;3.从传媒革命的未来分析，它既是体现人们认知传媒发展规律的智慧，也是引领人们实现传播类学科创新的路标。
现代传媒革命对传播类学科建设的要求日趋高端化、实用化、具体化、服务化，即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不管是传统的传播类学科建设，还是新创建的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提高其文化品位;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提高其可操作性;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强化其领域内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要求传播类学科建设必须改变习惯性的宏观“号召”为有针对性的服务。
三、认知传播学及研究对象的确认
新的传播媒介革命又给人类文化宝库“送来”了一门新的传播类学科――认知传播学。根据当代社会提供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的传播理论研究成果，所谓认知传播学就是一门以认知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细分化的受众市场为基本研究范畴、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为基本研究方法、以分众为基本服务对象的智慧传播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人们都会找到许多依据，但是这些多属于外因，其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内因。就传播类学科来说，它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就是由传播媒介革命所引起的一切传播实践经验。
（一）认知传播学的理论空间
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为认知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指三个问题：1.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问题;2.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问题;3.认知传播学的服务对象问题。当然，这个“空间”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认知传播学的支点理论问题，认知传播学的理论体系问题，认知传播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等等。就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其认知文化就是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为认知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的一个深层次的高端活动空间。
认知文化是一个新概念，但是，构成认知文化的基础性文化元素并不都是全新的概念，它既包括现代人创造的现代文化元素，又包括古人创造的历史文化元素。不过，认知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文化元素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那么，认知文化形成的外在力量是什么呢？这种外在力就是人们自有的对各类文化元素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具体来说，认知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是：1.文化经济社会环境条件，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人们才能够深度感知到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进而推进认知文化的形成;2.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使人们对各类文化元素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于是激励了人们创造认知文化的积极性;3.政府已采用有效政策和措施，把各类文化资源提供给社会，为人们感知文化提供了方便。
这三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认知文化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政策环境条件和认知传播理论条件。
（二）认知文化的影响力
影响力通常是指人物、职业、文章、智慧、能力、语言、理论、文化等对社会、国家、民族、政党、团体、组织、企业、个人的作用力。影响力无处不在，许多成功人士基本上都是运用影响力武器获得成功的。
那么，影响力武器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19世纪美国黑人著名领袖弗・道格拉斯曾这样说：“如果我能说服别人，我就能转动宇宙。”
这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武器在哪里呢？世界著名的影响力研究专家――罗伯特・B・西奥迪尼在他的《影响力》一书中这样说：“有一些人清楚地知道影响力的武器在哪里，而且经常熟练地驾驭这些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说：“运用这些武器并不难，有时只需要正确选择一个词汇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词汇必须要与强大的心理学原理相关，并且能够将‘自动播放的磁带’放入人们的体内。”
认知文化作为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它的影响力在哪里呢？凡是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文化――即被“科学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理念和符号”，它必须具有五大特点：1.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客观实际实施科学的、内在的融合，能够给人们创造丰富的联想空间;2.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人们的心理活动相适应，能够让人们自觉的把文化词汇“装在心里”;3.文化词汇的抽象应让人们感觉到文化就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智慧之门、财富之门以及他们想得到的一切福祉之门;4.文化词汇的抽象应让人们知晓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秘密武器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自己的身上、就在自己的头脑中;5.文化词汇的抽象应同人们的社会交往相融合，让人们知晓交往就是财富，自觉地推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认知文化是根据前人创造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古代或现代文化创造的具有知识含量的、智慧的文化，它既具有强大影响力文化的特点，又具有认知传播的基本特点。在语言表述上，它通俗易懂，便于受众接受;它精深浅说，便于受众感悟;它从实践中解读，便于受众了解其真谛;它从典型案例入手，便于受众体验、借鉴、记忆和学习。
总之，认知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认知文化是来自于古人和现代人创造的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文化;其二，认知文化是来自于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广义）过程中，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功能系统对社会、自然界、事物、人物的表象进行科学抽象所形成的一种自有文化或本体文化。
（三）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任何一种新学科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学科的性质科学的确立其研究对象，这是新学科建立的根基。否则，新学科是不能建立的，即便是人为的建立起来了，迟早还是会垮掉的，因为它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规律。现在，创立认知传播学的社会背景、学理背景、传媒文化背景都已具备，关键就是如何科学的确定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根据认知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认知传播学的要求以及传播学学科体系发展暴露出来的例外，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认知文化，也必须是认知文化。这是因为：认知文化的内涵体现了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解决了传统传播学系统两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发展所暴露出来的“例外”、满足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传播的要求、完善了当代传播科学的理论体系。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以来的近百年间，世界经济逐渐进入了“快车道”。在信息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下，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起人类社会又进入到了文化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于是，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人类传播活动的主体。为适应文化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创建传播类的新学科――认知传播学已成为必然。同文化经济大发展的要求适应，认知文化作为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认知传播学的特性要求的。认知传播学是为了解决传统的传播类学科出现的“例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高端文化性的传播类学科，它不仅研究信息文化系统的高级信息文化体系内的智库文化，而且还要研究知识文化和具有聚合性的单体文化。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几代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传播经验，使大众化有了历史厚度。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着不少困境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提出应对举措。现代传播环境的挑战。
其一，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进程使中国处于各种思想意识多样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环境愈加复杂。
一方面，中国大众思想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主张价值多元论，冲击了以“宽厚仁爱”和“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的以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2]
另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借助传媒，掀起了世俗化文化浪潮。我们在欣赏大众文化带来的开放和民主意识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因大众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和盈利性产生的理性思考的缺失，在多元价值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对生活意义理解简单化、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化，客观上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削弱。
其二，来自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环境的影响。人们对网络媒体的依赖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海量信息和言论在不同的人群中迅速传播，网络阅读已成为新的热点。然而，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网络空间拓展不够。具体表现为专业网站数量太少，信息质量普遍不高，网页文本形式单一；网站开放程度不高，网站使用语言单一，阅读范围有限；网站之间缺乏链接，传统媒体上网滞后，专业传播马克思主义媒体直接上互联网的还很少，广大公众还不能在互联网上自由阅览。
传统传播的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多从政治、政党和国家的意志和形象层面来体现，形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高位运行”体制。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通过国家政权、法律条文、制度规约和行政手段贯彻落实，容易变成少数宣传人员和机构的政治任务，忽视社会民众的实际需要。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渠道，长期以来忽视受众的主体性，导致传播主体与受众的认识错位。在高校，理论教学与大学生接受之间的矛盾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难题。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广大在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表现态度漠然，不信、不学仍是一个普遍现象。
（2）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受众面相对狭窄，特别在农民中的认识任重道远。在当代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教育广大农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从红头文件到走向民间，才能扩大理论宣传的受众对象。
（3）理论研究中的“经院化”取向。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了分门别类的格局，而且，我们有意无意地把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割裂开来，表现为对叙述方法的忽视。肖巍指出：“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辅相成，没有‘深人’的研究，就没有浅出的叙述；没有‘浅出’的叙述，再深刻的理论也感动不了人，起不了指导作用。”[3]
（4）理论传播中媒介手段的影响减弱。借助于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必要环节。大众传媒作为执政党意志的体现，必须承载维护主导意识形态的任务。然而，一些媒体采编人员在理论宣传上投入的精力少，认为“读者只喜欢看消息，不愿看理论文章和理论报道”，因而，导致理论版面经常被广告挤占，网站理论版块内容更新不及时，理论宣传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作者自写自看，编辑不得不看，读者不学不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在诺大读物市场所占比例更小，市场上哲学通俗读物往往是国外导论性质的图画哲学和少量通俗教材。因此，在工作力度和传播效果上有待改进。传播方法创新不足。在理论的传播方法上较为单一，普遍奉行灌输式教授法，把教育目的限定在使受教育者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上。在高校，屡见不鲜的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消极应付，原本丰富的内容变成了枯燥条文和空洞说教，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普通大众。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深入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人们渴望摆脱权威、摆脱束缚，根据自己需要选择信息，按照自己判断接受内容，按照自我意愿自主选择、自我发展。因此，要创新灌输方法，应该从统一形式向多层形式转变。
2传播学理论的引入
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的发生、发展规律的学问，重点研究传播、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从传播的社会功能出发，利用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基本理论，以社会信息交流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4]在传播学控制分析领域，围绕着传播效果这一主旨，被高度认可也最为成熟的有传播环境理论、传受关系理论、传播媒介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传播环境是指传播者和受传者在长期的传受活动中不知不觉形成的一些惯例和气氛。传播学认为，人类的传播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环境的约束。一定的社会环境由无数相似个体聚集、汇合而成的，同时，社会环境又以它所固有的行为准则和文化规范培育着每一个体。由于个体有遵从的一面，又有越轨的一面，所以，这种影响往往随着个体所属的团体的规模、巩固程度、职位等级制度以及个体和该团体的关系，而具有特殊的倾向性。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分别形成“众口一词”和“众说纷纭”的环境。前者有利于形成上下一致的认识和意见，后者由于不同意见的困扰，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可见，传播环境和效果的关系密切。传受关系理论认为，作为一个可认识和可确定的实体———传播者（传播主体），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掌握着信息呈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影像，或图片），把持着信息的流量、流向、性质和覆盖面。
传播过程的另一极就是接受者（受众），有无接受者、接受者的态度、特点如何，对传播和传播活动来说至关重要。人们之所以能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分别走进信息沟通的活动中来，就是因为传播者有提供和传送信息的目的，受传者有追逐和获取信息的需要。如果传播主体有提供信息输出的目的，而受众又有接受信息的需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信息的传播能够达成主体与受众认识的一致，传播效果会趋向良好。如果两者认识出现偏差，传播就会受阻，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在互联网时代，传播结构更体现了从单向到互动传播的趋势。
传播媒介理论认为，“传播媒介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符号的中介物，是一种物质实体。我们可以使用、控制媒介进行传播，而传播媒介也以其自身的规律及特点，反作用于传播。”[5]新型传播媒介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发展而出现，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要重视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介的作用，关注、研究新媒介对人们的影响作用和作用过程。“把关人”理论涉及传播主体的能动作用。传播者是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相连结的纽带，担负着收集、储存、加工、传递信息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起着一种特殊的“过滤”作用。而这种过滤作用称之为“把关人”。什么样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信息是否符合群体规范或价值标准，“把关人”实质上就是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通过搜集信息、过滤信息、制作信息、传播信息等环节影响着新闻实践。议程设置理论，实质就是控制媒体的艺术。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媒介对各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所确定的重要性次序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先后顺序和注意力的分配。一个事件，经过媒体的反复“轰炸”，会让受众心目中变得愈加重要。例如，“9.11”事件的传播达到旷世惊人的效果，表明其他国家的媒体接受了美国媒体对它们的报道议程的设置（它们的报道反过来放大或者倍增了这一传播效果）。“恐怖主义、圣战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本•拉登、搜捕行动”等所谓“9.11”新闻术语，迅速成为流行全世界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不是“9.11”改变了世界，而是“9.11”的美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改变了世界。意见领袖又叫舆论领袖，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具有影响力强的人。意见领袖产生“二级传播”现象，即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先被这些意见领袖接受，再通过传播途径转给更多的追随者。通常一些社会地位高、学识水平高的人物，如“学者”、“老师”、“企业家”、“文艺偶像”等作为意见领袖。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由于经常接受访谈，分析研判能力强，在舆论领域发挥着思想指导的作用。
3以传播学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传播学与思想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最现实的问题是要了解思想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传播，传播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政治和依赖政治。在现代国家，利用传播工具进行思想政治的传播被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目的是宣传本阶级在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从传播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环节，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内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因此，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困难和挑战，充分借鉴上述传播学理论，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效性。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清晰把握社会环境，优化传播环境。从国际传播环境方面，要积极地参与国际舆论的引导。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传播和传播资源，努力掌握国际宣传的主动权。不断扩大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在全球范围的覆盖面，多形式、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介绍中国建设新进展，宣传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主动地赢得世界公众的了解、理解乃至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创新对外宣传形式。注重贴近国外受众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全面掌握舆情信息，及时做出分析判断，妥善应对。从国内传播环境来看，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通过文化环境的分析和鉴别，努力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对传授关系特别是传播对象有正确的认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成员绝非媒介信息的被动的、盲目的接受者，而是传播过程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接受媒介信息的行为是有目的行为。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要摈弃政工人员单向的说教，要研究和掌握受众特征、动机和选择性心理。具体而言，要区别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生以及农民等不同受众的文化、知识、兴趣等实际，要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符合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科学的重要传播手段，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阵地。民众主要是通过影视、广播、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来了解、认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宣传哲学家雅克•艾略尔指出，“宣传家不仅必须动用所有的宣传工具，而且还要运用所有类型的宣传。宣传有很多种，但今天的趋势是把他们结合起来。”[6]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人类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传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一，强调文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二，强调传播对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介绍、研究跨文化传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和外语领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指出，“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是中国学者研究跨文化传播常用路径，“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创新性视角的缺乏，的确是导致此领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条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
1典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互相参照”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跟人类所有的传播现象一样，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国家、民族”和“市场”的双重介入，国家之问、民族之间、阶级之问乃至性别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弱势文化的萎缩，文化霸权正在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及其影响。
在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殖民主义”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视角。的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为探讨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角度。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义视角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义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括了许多民族情绪：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泛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难免会导致研究者在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向的交流传播时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也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而涉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时则变得无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后殖民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不能作为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视角。
考察跨文化传播应具有世界眼光。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分歧与辩论，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中心——边缘”模式认识世界各种文化现象，而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跨文化传播的精髓所在。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跨文化传播在21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多种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时代、各种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共同进步的时代、人类新文化交汇与整合的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这一变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而近几年来社会科学中地方性知识研究，顺应世界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知识、文化的传统看法，尽管这一成果主要分布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但是无疑打开了我们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面笔者将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探索式的阐述。
2地方性知识视角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21世纪跨文化传播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到底表现在哪里?要解开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回归到地方性知识提出的背景与含义当中。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根据学者叶舒宪的概括，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普遍主义者相信能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而历史特殊主义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以回应随结构主义兴起的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背景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是地方性知识出现的学术背景的话，那么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则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归纳，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知识的两极是西方以外的知识与西方知识，也就是知识的一端是西方知识，另一段则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识。二是地方性知识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此处所指的地方性知识有两个纬度：当代可能不总起作用的知识和在当地起作用的知识。三是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识。
由此看来，跨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有相通之处，首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否定了西方应当主导世界文化格局的观念，认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是构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态度，尊重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传播当中我们应当注重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语境。
那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当一方在对话时将自己的知识普遍化时，造成了对话各方文化的紧张。尤其当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势必会产生文化相遇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先在性的问题，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识由于处于保守的境况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守势状态，最终被强势文化所占据。我们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化之所以就此具有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是因为西方文化凸显出“现代”特质。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导致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使得某些在其存在的地域起作用的知识演变为一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按照学者任剑涛的解释，这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一方面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识所掩盖；另一方面，成为绝对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即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仅仅被列为人类学的对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在说明知识的产生、形成、传递，以及辩护的情境均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化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文化传播中去，就会发现，文化传播的内容正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
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如果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就不难理解上述传播现象。
3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译书业为对象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象征人类学与阐释学，强调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如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则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相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被传统认可(误认)成了惟一标准的和普遍性的。用吉尔兹的话说，知识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
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美国学者柯文总结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一反映模式”；二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在批判上述三种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观点，具体方法原则是：“(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的历史)的撰写；(4)热忱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瑚这种内部取向(internalapproach)的研究方法考虑到了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影响在不断加强。正如柯文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陆续将地方性知识观念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经学、政治何宗族——中国帝国万亲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艾尔曼)、《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州文化”观的形成》(程美宝)、《儒学的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
以地方性知识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分析视角可用于晚清译书业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l8跨文化传播倚重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中介，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度编码上。以地方性知识角度考察这晚清译书业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式——笔者称之为跨语际传播，对其含义的把握应根据与近代翻译史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要素。
晚清译书业关涉中西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由压抑了并贯穿于东西地方性知识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跨语际传播。探讨晚清译书业的发生、发展就是要探讨文本、词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中国地方性知识和话语情境中被移植、再现并取得合法性权威地位的历史。晚清之时，中西方原本隔绝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中国相遇，猛然问在中国地方性知识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因此，对“他者”的考量，就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和他者的起点，而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西方译本上的。当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词语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现”和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的。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中西方这两种性质相异地方性知识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知识，依然固守“华夷格局”，它要求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学说框架原则下，同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而西方知识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将其价值观念普遍化。两种具有普遍化的知识的相遇呈现出权力的不对称，这便是晚清译书业所处的情境。
依据地方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晚清译书看成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旅行”。这场旅行在近代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译书业存在着出发点，或者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此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如晚清对译书业的认可是通过荒谬的“西学中源说”。其次，中西方知识的通约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使得一方的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并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用易经中的“天演”一词对接了西方的“进化”一词。第三，存在着一些接受的条件，或者是抵抗的条件，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同时也使得对这种理论和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正是越过上述的时间和空间，晚清译书业这一跨语际传播在遭受了抵抗和批判之后，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话语被作为“事实”来表征着某种思想或理论，它们作为新的话语权力，直接对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生效应并施加影响。随着文本、语言的话语权力在译人语中得以确立，所有的表述也就被当作“事实”来接受了。
4余论：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性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在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文化特征时，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内部的结构和内涵，而且还要将这种内涵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必须从两种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人手。
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1)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所谓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有着颠覆作用。吉尔兹曾讽刺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告诫人们道：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本来就不能像物理现象那样用机械的因果模式去处理。
这样看来，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当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权和媒介帝国主义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现状的。
那么，我们在反对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权力是不是等于在说向西方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对此解释已显无力，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下的地方性知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收稿日期：2013-02-12
作者简介：刘兵（1958-），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和科学传播研究，（E-mail）liubing@tsing hua. 。
摘要：科学传播是STS领域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也是过去20年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通过梳理国外几种重要类型的科学传播理论，揭示国外科学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内容和研究方向，反映出科学传播理论的案例研究特点，为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类型
中图分类号：N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142-05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非常短暂，而科学传播活动却由来以久。在学界，“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经常被混淆在一起交替使用，但是这一系列有着“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却反映了不同时期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科学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马丁·鲍尔对过去25年间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用“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三个范式可以概括过去25年中，公众对科学发展的理解过程，每一个范式都联系着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特定问题框架、特定研究问题以及优先的介入策略，并且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有“进步”[1]。科学传播作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随着科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关系，科学传播活动的“行动者”也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也有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也由理论研究转入案例研究，从而为科学传播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科学传播研究成果。
一、科学传播模型
受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科学传播模型是理论研究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域之一，学者们希望通过建立标准模型反映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传播模型也成为早期研究的重点。科学传播学界最早对科学传播模型进行研究的是杜兰特，他以定量调查为主，研究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科学持有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2]。该模型被称为“缺失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这一潜在假定。在科学传播研究中，“缺失模型”是早期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博德默报告”，也是第一份与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的报告，是缺失模型的典型体现。同时，传统的科学普及模式被认为是“教科书式”的，代表了缺失模型的立场。 尽管缺失模型受到了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的普遍接受与采纳，但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西尔加特纳将科学传播比作河流，在他的“河流模型”看来，并不是只有“科学”和“非科学”两个范畴，而是存在连续谱系的知识和科学背景。在上游我们看到的是实验室的工作讨论、会议或技术研讨，在下游是教科书和小报。真正的科学和被普及的科学之间的界限可以划在很多地方，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标准[3]。迈克尔的“根茎模型”认为，在专家和公众、科学与外行、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区别[4]。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温对“坎布里亚羊”的调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将外行公众与专家作出区分，认为“缺失模型”简化了公众，忽略了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并试图以“内省模型”代替“缺失模型”。杜兰特也将“缺失模型”作了进一步改良，被称为“民主模型”，这一模型强调公众与政府、科学家的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科学决策的科学传播过程。公众也被视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学决策者，公众的外行知识作为专家知识的一种补充被认可，但是，对于专家知识与公众外行知识对话的形式依然存在问题。
在“民主模型”中，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是在完全分开的背景下分别独立地生产之后才彼此接触，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卡龙提出“混合性论坛模型”（ hybrid forums model），反对这种知识体系的二分。在“混合性论坛”中，结论由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交替交换（alternate exchange）产生，超越制度化的表示方法，形成共同发现、发展和可塑性的特性，从而考虑对方的立场而改变自己的观点[5]。这一模型不再强调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的对话，而是推崇在具体语境中双方磋商，各自受对方知识的影响，从而达成双方可接受的结果。
从“缺失模型”“民主模型”到“混合论坛模型”，对科学传播模型的理论研究将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抽象地表现出来，揭示专家知识对外行知识从忽视到认可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反映出科学传播走向具有反馈、参与多元立场共生的趋势[6]。“混合论坛模型”也使公众的外行知识真正参与科学成为可能。但是，科学传播模型这种基于“公众理解科学”背景的静态理论研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未能深入科学传播活动本身，因此，也未能反映科学传播活动实际运作情况。
二、科学传播的媒介研究
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近代社会里，大众媒体组成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论坛，并且提供一种社会自我观察的组织框架，使得大量的公众了解有关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进展，对于社会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19]。因此，对于媒介的研究也是科学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莱文施泰因对科学与传媒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且将科学与传媒解释为，科学新闻——报纸、杂志、书刊、电视新闻以及纪录片中对科学的非小说类的描述，更宽泛的还包括博物馆、戏剧、电影、电视对科学的刻画[20]。他综述了学界关于媒介对科学传播活动影响的研究文献，包括科技新闻记者和职业撰稿人的工作、大众传媒的科学内容、传媒对争论的报道、科学家与传媒的关系以及传媒对科学形象的塑造等[20]。莱文施泰因还指出了未来研究的目标：“把科学与传媒的研究整合到一种更宽泛地理解科学传播的情境中来，弄清科学传播在科学与科学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20]随着媒体重要性的凸显和互联网的兴起，科学、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杜兰特提出的互动模式认识到了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关系，莱文施泰因提出的网络模式则提出了新媒体大大增加了传播的复杂性，魏因加则把科学媒介化推到极端，认为媒体正在取代科学的垄断地位[21]。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利，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媒体报道科学技术新闻的数量越来越多，促使科学技术成为基本的公共议题，也成为固定的媒介观察对象。第二，媒体报道科学技术的立场更全面，不仅作为向公众进行“传播”和“翻译”的工具，而是以更平等、更多元的视角来报道科学技术。第三，媒体对科学技术多元化的报道，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媒体成为科学争论的主要场所[22]。同时，在科学媒介化的过程中，受到“认识论文化”[23]的影响，不同认识论文化背景下的公众争论也有不同，对不同的科学领域，媒体报道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近年来，媒体报道强烈影响了科学的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科学的合法性、公众支持以及资金资助。因此，许多科研机构也同媒体建立了专门的联系，媒体成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科学也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主题，形成了科学—媒体互动的科学传播机制[24]。鲍尔通过对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网络）中科学报道的系统分析，补充公众理解科学的调查数据，用以建构科学文化指标，并建议将社会调查与媒介分析和其他语境的数据分析结合，在多文化背景下建立指标测量科学和技术[25]。
同时，也应该看到科学传播中媒介研究的不足，第一，有关媒体报道的研究大多以自然科学为对象，忽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第二，以有关西方社会的媒体研究为主，几乎没有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研究文献。第三，印刷媒体是最普通的研究形式，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数据的易得性和相对简单的可分析性，不同于需要声音和动态影像编码的电视分析[19]。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不同国家、不同媒介的案例研究也是科学传播应该关注的问题域。
三、从“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
受香农信息论的影响，早期的科学传播也被还原成简单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形式，并且用“噪声”来加以说明，成为20世纪科学传播的主流传统。英国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进一步将这一传播形式与科学素质关联，如多南所描述：“科学家是信息来源，媒体的输送通道，公众是最终目的地。其目标在于减少媒体的干扰，因此以最大的保真度传输尽可能多的信息。”随着1992年《公众理解科学》期刊的推出，这一科学传播模式依然成为主流观点。因此，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语境下，公众被预设为缺乏科学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而科学家可以探究出真正的科学知识，科学普及者将简化后的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理解”科学的既成知识最为重要。但是，米勒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应该有三个方面： （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基本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3）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所具有的影响[7]。在米勒看来，“理解”的目的不在于使公众赞赏科学，支持科学的发展，而是通过揭示科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使公众对科学的全面认识。但是，虽然理解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但公众被动接受的地位并没有改善。而英国皇家学会2004年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提出一系列的目标：“发展出广泛的、创新性的、有效的社会对话体系；让社会更为积极地影响科学事务政策，并承担此间责任；在决策上采纳开放的文化；将公众的价值和态度考虑在内；赋予社会促进国家科学政策的能力。”[8]由此，“公众理解科学”相应的转变为“公众参与科学”。
“公众参与”并不是修辞上的进步，而是一种实践，涉及公众成员在负责政策发展的组织/机构中，进行议程设置、决策制定和政策形成活动[9]。简单来说是指公众对决策进程提供输入，以影响决策的结果。威尔斯顿和威利斯认为，科学家面临着因为科学、商业和政治之间的模糊边界而造成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对话，通过“参与”实现对问题的建构，从而影响讨论中的政策和进程，进而结束争论[10]。“公众参与科学”也体现了公众对科学依赖程度的提高，在“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公众对于科学的优越姿态，常常表现出敌视的态度[11]，因此，如何将公众吸引过来并形成与其对话的适当策略成为关键问题，“公众参与科学”便是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转变。通过“参与”，公众可以通过对话、磋商来确定自己的议程，设计自己的问题，从而作出自己的决定。知情与理解并不能带来信任，公众需要被赋予权力，因此，“公众参与科学”实际上也反映了协商式的民主体系[12]。罗和弗里沃进一步考察了公众参与的八种方式，分别是公民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意见调查、协商式规则制定、共识会议以及公民陪审团。这些参与方式在人员数量、构成、地理分布，以及持续时间上均有显著的差别，效果也有显著的不同，而“公众参与科学”也为科学传播的案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
四、“公众参与科学”语境下的科学传播案例研究
随着科学传播理论的演进和“公众参与科学”观点的确定，科学传播研究也从早期的以理论研究为主转向了案例研究。其中，共识会议的形式是最早的案例研究之一。
作为早期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共识会议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要用于对新医学技术作出专业评估，80年代后在丹麦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丹麦技术委员会采取了让外行公众在共识会议中担任主要角色，就存在争议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向专家提问，并评估专家对此作出的回应，最终达成共识。1985—1999年间，就基因技术、动物器官移植、食品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和转基因种子的销售）召开了多次共识会议[13]。以相同内容为主题的共识会议也在欧洲、美州、亚洲、大洋洲等地的其他国家召开，成为公众参与科学的主要形式。对于这一形式，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这一参与过程的局限在于其明确的转化为政治过程及其相关的考量，而现实中，大多数意味着妥协的意见几乎很难发现，预期的对话过程也很少实现[14]。由于是对既成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讨论，议程设置和讨论形式都是事先制定好的，所以，这一参与模式为一种事后的对话和协商，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十分有限。
愿景工作坊（scenario workshop）也是近几年兴起的公众参与科学的主要形式，目标在于为一个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方案可能是技术的、规则的，或是组织和管理某些问题的新途径[15]。在多数时候，愿景工作坊是一个地方性的会议，参与者包括当地的四类组织，决策制定者、商业代表、专家和公众。参与者对问题提出技术的或非技术的解决方案，形成未来解决方案的图景并计划实现它。由于参与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方案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对话和协商，提出最为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一公众参与形式经常用于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
纳米科技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科技，是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也在近年成为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之一，纳米科技的发展吸取了生物技术的经验教训，从开始便采取了审慎的方式，并以此发展为科学传播新的方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交流和多角色合作的纳米科技子域[16]。确定了通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对话和更早、更频繁地交流导向的参与来强化公众参与科学的中心思想[17]。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与皇家工程学会也号召公众在纳米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进行更多的民主参与，即逆向参与（upstream engagement）路径[18]。逆向参与的目标在于，将公众知识视作有关新兴科技决策制定的关键要素，并通过相互学习承担起科学与社会真正的、民主的互动。因此，纳米科技领域的公众参与为公众更民主地参与科学技术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科学家、公众在新兴科技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交流者和相互学习者，打破了专业知识和外行知识之间的壁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基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下的科学传播案例研究，以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活动为案例，考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决策制定者的协商对话与互动。公众的外行知识被拥有专业知识的科学共同体认可，在具体语境中拥有与专业知识平等的地位。这类案例研究也为公众参与科学，以及科学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借鉴和指导。
五、结语
通过对国外几种重要类型的科学传播理论的梳理发现，科学传播理论已经从静态的模式研究逐渐进入对异质性参与者的研究，其学科互涉性越来越强。同时，对于具体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的研究也成为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从中考察决策制定者、专家、公众以及其他组织在科学传播中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科学传播的影响。基于这些理论发展趋势，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应在立足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对反映中国科学传播现状和特色的案例进行研究，从而使国外的同行有机会了解中国科学传播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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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ypes and review of foreign theori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LIU Bing， ZONG Z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c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 R.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