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世界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使人类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大量成果。但是，人类本身却不断地遭受着环境变化、社会关系和疾病侵扰等诸多问题。摒除客观条件的不易控制性之外，人类在生理病理、应变机制、病症治疗、预防康复等多个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举例说无处不在的病毒性感冒早已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是至今医药学界在防治措施中并无良策，往往处于被动之中。
由此，不能埋怨一百多年来医学理论的迟缓发展，也不能责怪当今的医学科技不发达。究其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中华医学和西方医学目前未能真正地融会贯通，所以不能形成合力以对付病魔和提高人类自身的健康素质。
然而，通过中国对中医药伟大宝库半个世纪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可以说中华医学已经开始迈入脱离虚玄理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了——这就是即将崛起的现代中医学。后者通过崭新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能够基本说明中医的科学性、规律性、诊治法则和临床效验。与此同时，对于生理应激理论十分陌生的西方医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继续前进的机遇，从而在诸如现代人体平衡理论、人体机能状态分类、亚健康问题、诊治对策等方面，获得崭新的认识和有益的进步。如是说，以往难于融洽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了一个共同的结合点，这就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都应关注的生理应激理论的意义所在！就此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中国经络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
众所周知，经络学说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中医典籍及现代研究中，对经络有着各式各样的描述和阐释，真是莫衷一是。但是其中有一套学说逐渐脱颖而出，这就是在1986年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正式宣读的经络本质的“血管及其神经学说”。此学说坚持了古代医家的一贯思路，合理地揭示了经络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
上述见解，别以为对西医学来说尚属已知结构，但其中却存在有许多的未知认识：例如交感性神经的节段性规律、交感性神经在体表-内脏双向联接中的作用、交感性传入神经的生理属性、交感性神经的感知及与大脑皮层的关系等等。然而根据笔者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证，我国医家在公元前就发现了脉及支配脉管的交感性神经，并被称为“经脉”或“经络”。解析后来看，它的结构及功能在古代经络学说中阐释的明白清楚，应用的得心应手，并使中华医学在上述领域已经独领两千多年。
深入地说，经络这种人体结构具有流动性和感知性的属性，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为主要基础的功能性表现；循经感传及慢速性是交感性传入神经基本的内脏性感知功能；“心胸内关谋”，“肚腹三里留”等经验反映了交感性神经潜在的特异性节段联系；针灸经络穴位所导致的神经-体液性调节，是由于激活了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以及中枢下丘脑所形成的，后者也是一种血管-神经复合结构，具有交感神经系统中枢和垂体门脉系统的双重作用。如此等等，科学地说明了经络的许多低级属性及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追溯这些原因，可以在环节动物如蚯蚓水平发现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的雏形，并且在人体内现存的交感神经干（链）就是这一进化的痕迹。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和具体说明请参见笔者专著《现代针灸学概论》一书［1］。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医学研究中，躯体性神经及大脑的意识支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经络本质的研究而显得事倍功半，并且还延缓了人体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这是揭示经络本质的另一种意义或启示。
2生理应激理论的发展
在人类探讨自身生命规律的时候，不能不提及西方医学近200年来研究人体平衡理论的经典过程。19世纪里法国伯尔纳（Bernard）提出了以循环系统起核心作用的“内环境”学说，20世纪初美国坎农（Canmon）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为中心的“稳态”学说。在1956年加拿大病理学教授赛里（Selye）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皮质系统为中心的“应激”学说。这种应激被认为是机体对不良刺激或应激情境的反应，并具有保护性和适应性的功能防卫反应。所以，这种应激学说的特征是可以包含三个反应阶段（警戒期、阻抗期、衰竭期）的一般适应综合征。至此，现代神经-体液理论已经比较深入了，但就学术系统来说，仍给人难以自圆其说的遗憾。
然而，当人们关注中华医学传统经典的时候，当中西医结合学者审视古论的时候，许多灵感可能就会不期而至。正如前述，“经脉”、“络脉”、“气血流注”、“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等，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神经-体液调节的雏形。特别是在1963年，中国著名的生理学泰斗蔡翘教授在赛里应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理应激”的概念［2］。这种生理应激强调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刺激反应恢复到原来正常状态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与赛里应激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后者一般被视为“病理应激”。这种不同似乎并未引起西方医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中国却很早很默契地被用来认识针灸针麻的调节原理了［3］。
深入地说，针灸针麻的实施非常符合生理应激的概念和过程；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生理应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系列研究还证实：针灸针麻术所导致的机体反应基本上是在如下七个系统中进行的：交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中枢痛觉调制系统、内脏系统。这七个系统不仅是针灸针麻调节原理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整个机体维持体内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的基本单位，因此可以统称为生理应激系统。站在人体生命科学的高度还可发现，这个大系统也是人体生命机制的基本调节系统，或经常被人们誉为“生命力（又称为内驱力）”的系统。
解剖生理学指出，血管系统作为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等的传输基础，应该是自环节动物以来最基本的生物结构。交感神经系统可以在中枢痛觉调制系统的调控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调节着血管系统、内脏系统。特别是中枢中的下丘脑，不仅是典型的血管-神经结构，执行着调节垂体门脉和高级中枢植物性神经功能的重要功能；并且也是公认的表现出生命力及维持生理稳态的必需结构。例如在环节动物的血和血管开始构成为一个闭锁性的循环系统，与此同时也才开始具有了由若干神经节组成的链状神经系，这样两者就可以在保持内外环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联系到实验研究已证明了经络具有的许多低级生物属性，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核心理论的经络学说，可以说在结构布局和调节功能两方面，实际上早已勾划出了一幅神经-体液调节理论的原始画卷。现代研究也已经揭示了经络气血的重要物质基础，即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竟在生理应激状态中起着枢纽样的作用［1］！由此不仅展现了中医学现代化的良好条件，而且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成熟发展。
3现代医学理论的重大进展
例如至今尚属天下难题的现代人体平衡理论，在中医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人体平衡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到生理应激理论就可以这样总结出来了：以血管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为枢纽的生理应激系统在维持和调节机体内、外平衡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内平衡是系统性调节的结果。其中枢纽的作用已由中国古代经络学说所全面阐述，其中的系统性调节即是组成生理应激系统的七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或再平衡。由此比较西方医学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结构的弱点，中华医学的整体观更能全面地认识人体的生命机制了。
这一成果再结合到中医体质学说关于“视人五态乃治之”的思想，现代中医学还创新地提出了现代人体机能的五种状态，即生理状态、代偿状态、生理应激状态、病理应激状态、衰竭状态。这一突破不仅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也使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观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诊治过程中，如果不仅知道病因（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且也知道患者所处的状态（这是中医的长处），那么就会使整体诊断更准确，个体治疗更贴切。因此以中西医结合为特征的现代中医学还提出了崭新的复合诊治法［4］。
又例如时下人们喜欢谈论的所谓“亚健康”（又被称为“半健康”或“第三状态”）。很多人都为处于如疲劳、睡眠欠佳、消化不良、多汗、易怒或易忧郁等等状态而苦恼。目前“亚健康”仅仅定义为无病与有病之间的状态是既空洞又不准确的。显然西医学和传统中医学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然而，现代中医学采用的现代人体机能状态分类法，就将“亚健康”归为“生理应激”状态。这即是在平常态、代偿态、生理应激态、病理应激态和衰竭态等五种状态中的第三状态。其中既明确了“亚健康”在整体上所处的生理病理状态，又在经络辨证中也有利于病或证（态）的转归分析。这样不仅使现代中医学既有了传统中医的特点又有了现代医学的特点，而且使中医药和针灸成为了调节和治疗这种状态的最佳疗法。
4小结
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中的重大步骤就是非常开放地把西方医学也当作主流医学之一，并与中华医学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医学丰厚的理论阐述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核一旦被破解和揭示，就会升华传统医学达到质的突破—这就是现代中医学的企求和目标！
通过本文对生理应激理论及其应用的初步介绍，特别是已经在现代针灸学的理论和临床中的成功应用［5，6］，说明了应用这套科学的“大理论”来指导现代中医学的总结和应用是非常可行的。站在世界医学的高度，中医学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是中华医学的巨大进步和荣光，而且也是现代医学的催熟剂和完善机遇。而今，具有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讲究科学发展观的管理层和医学界能抓住这一重大契机，那么在中西医真正结合之际，就能展示现代神经-体液理论的应有进展，就能展示世界现代医学体系的最新模式，就能展示保障人类健康的最佳方案，也就能早日展示人类“医学大同”的理想蓝图！
【参考文献】
1袁其伦．现代针灸学概论．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
2蔡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生理科学进展，1963，5（1）：1.
3袁其伦．现代针灸学的理论与临床．香港：华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7.
4袁其伦．现代针灸学临床实用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关键词】西方；医学；文化；特点
1引言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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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昝加禄，昝旺，医学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兽医在保障人类健康和保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兽医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但我国的兽医发展水平远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发展。在新时代兽医行业该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科学化发展，成了现代兽医行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点。本文从几方面入手剖析兽医行业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安逸，更追求的是生活的高质量，追求的是安全与健康。因此，对肉、蛋、奶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来，禽流感在全球泛滥，口蹄疫在世界各地蔓延，甲型H1N1流感正横扫五大洲，疯牛病正在一步步入侵人们的脑细胞。除此之外，猪瘟、鸡新城疫等古老的疫病又以新的流行方式威胁着畜禽，猪的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也正对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给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越来越重视兽医在保障人类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中兽医学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手段的传统兽医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同动物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主要包括基础理论、诊断法、中药、方剂、针灸和病症防治等内容。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的影响，中兽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手段的诊疗方法。在古代中兽医为我国畜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社会发展，中兽医只有调整适应当前形式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我国现代兽医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道路十分曲折，进步缓慢，尽管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兽医行业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以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当代兽医行业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是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适应新形势要求，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浪潮将现代人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每个行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潮流，才能在发展中进步，在发展中提升。因此，兽医行业也要树立起与时俱进的观念，在行业中推进信息化的进程。
所谓兽医行业信息化，是指为全面提高兽医行业经济运行效率、兽医行业劳动生产率、兽医行业竞争力，在兽医行业生产、管理、经营各领域不断推广和应用电脑、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智能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整个兽医行业信息化建设中，硬件（电脑、网络等设备）是基础，软件（办公软件、各种应用软件）是条件，信息资源（资料、消息的收集过程）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建立行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完善网络建设。数据库是指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数据集合，内容丰富、真实有效的信息资源是兽医行业信息技术的关键。根据不同用户对信息需求多样化的实际，加强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加工工作。保障建立一个真实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数据库。这个信息库集疫情预防、疾情治疗、案例分析、技能提升、疑难问题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将信息及时地向网络传送，全国各地的政府、研究所、大学、企业、防疫站等都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到这些数据，以进行市场预测和生产决策，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同时加速推进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工程的建设，加强标准和技术平台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网络平台，建立以各省兽医行业信息中心为枢纽，上联农业部，下通至全省各地市县乡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体系，并使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与畜牧业科研机构实现计算机联网。
完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建设，首先要加强兽医行业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开展兽医行业信息员培训，拓宽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来源，搞好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一支自上而下、高效灵活的兽医行业信息采集、整理、队伍；其次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网站中的栏目，增加一些对兽医职业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栏目，例如“案例分享”、“疑难解答”等信息；最后，要加大网站的宣传、推广、普及，养殖户是兽医行业信息使用的主体，必须使他们学会在网上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使网站上的信息真正用于生产实际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也是建立网站的最终目的。
营造集群效应，产业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每个行业都概莫能外。因此，我们要积极研究兽医行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变化、新特点，并用以指导生产和工作，加快产业配套建设，增强发展科学性，走产业化道路，实现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营造集群效应，加强群防群治，在当代是兽医发展的趋向和机遇。过去群体防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兽医的弱项，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人们对环保和自身健康的重视，用抗生素和化学药品进行防治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迫使人们寻求一种新的代替药物。而中草药源于天然，毒副作用小，无残留的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的趋势，这就为中兽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而通过群防群治形成产业化发展，则是兽医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首先要从根本上树立产业化理念，具有超前意识，由“单打独斗”向形成产业为主转变。随着畜产品短缺时代过去，以及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已经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对畜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兽医的行业要求也逐步提升。而小规模的发展，独立的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全局统筹的大方向，“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动作，才能提升全局的“战斗力”，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应对疫病的发生，也只有资源共享了，才能提升全队的业务素质，这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兽医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保障生畜及人身的健康安全。
其次要调整思路，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推广产业链条延伸经验。实行“政策引导，防疫站联合，兽医主动参与”的模式，从疫病预防、种畜禽检疫、技术学习、经验推广，实现配套衔接，形成从源头到结局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可以实现统筹兼顾，高强度防治疫病，而且能够保证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基本趋于一致，从而根本性地保障畜禽的安全性，实现根源安全。总之，建立并完善兽医行业产业链条，让疫情预防、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整体行业素质改善等诸多相关环节融入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当中去，可以实现整体应对市场，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规模防治，有利于兽医行业的长远发展，全局发展。
重视行业薄弱环节，提升应对能力
每个行业的自身发展都有缺陷和不足，在我国兽医体制中也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基层防疫工作不到位、缺乏专业人才与技术和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等问题，影响了行业长远发展和社会应对能力。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重视行业薄弱环节，可从几下几方面入手：
完善健全兽医行业工作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加强基层防疫机构建设。根据经营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设立畜牧兽医站，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要将原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诊疗服务等经营性业务进行科学界定，并与公益性职能合理分离，使其走向市场。鼓励和引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分流人员创办经营性兽医服务实体。
加强乡镇兽医从业人员技术培训。如今的基层兽医技术人员，不仅承担了畜禽疾病诊治任务，还肩负着新技术推广、法律宣传、疫情调查和向上级通报疫情的责任。由于兽医社会地位偏低且专业性特强，难以从社会上吸纳到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不得不采取“近亲繁殖”和“自我膨胀”的方式解决，“子承父业”、“半路出道”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之中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对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吸纳能力较差，不对其进行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很难适应新时期动物防疫工作。因此必须加大乡镇兽医和防疫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兽医业务综合素质，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的质量。应该在行业中逐步推行官方兽医制度，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各地要通过成立兽医行业协会等方式，实行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提高服务水平。
切实加强兽医行业工作能力建设。要重视和加强兽医教育，保证人力资源储备，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兽医科学研究，完善动物疫病控制手段，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提高科学防治水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兽医事务，跟踪研究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内相关政策。
医学物理学100多年来对医学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发展水平是医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例如医学影像等技术为现代医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是医院现代化、信息化的核心内容。医学物理学在医疗过程中对保障广大患者的生命与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医学物理学还为以影像和放疗设备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起源头创新的核心推动作用，占据着全球每年大约1500亿美元的销售额，在有些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医学物理学的发展，已经有廿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直接应用于医学，说明物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历来受到重视，而有廿二位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说明物理学对医学的推动作用。英美等国在很多大学都设有医学物理学系，在医疗机构内设有医学物理师制度，每百万人口中医学物理师的人数已经占到13人，在某些科室内，与医生的比例已经达到1:1的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医学物理学科和医学物理师制度。
但是我国目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订的学科目录上尚未设立医学物理学科，医院内也没有设立医学物理师制度。目前在我国医院内从事有关工作的人数大约700人左右，且多数是进行技术性辅助工作的，每百万人口中的医学物理工作者还不到0.5人。
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医院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我国进口了大量的现代化医疗设备，由于没有得到正确和充分的使用，使广大患者得不到准确有效的诊疗，甚至受到不必要的辐射损伤等医疗伤害，造成非正常死亡。许多昂贵的医疗设备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应用，造成资源浪费。
由于我国医学物理学科发展严重滞后，形不成高精密医疗设备研发的创新源头，影响了我国医疗设备产业的发展。虽经科技人员几十年的努力，所研发的医学影像和放疗设备等，仍然只是市场的低端产品。
对发展我国医学物理学事业的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1、增设医学物理学一级学科
基于社会需求的紧迫性和我国现有工作的基础，我们认为，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上增设医学物理学一级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医学物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的规划中，要建立适合这个学科发展的环境，在所有相关环节中，核心是促进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2、正式建立医学物理师制度
1.1中医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不断在临床实践中获得完善与发展,是综合化、系统化、动态化的一门科学体系。总的来说,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三大特点,分别是开放系统性、实践指导性与哲学思辨性。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特点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开放系统性,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初,便将各种学科融合作为基础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融合社会学与自然学的研究成果,融汇成综合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这些学科理论占据着理论基础与源泉的地位。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之所以具有实践认知性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步于临床实践应用,中医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而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还具有哲学思辨性,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其形成与发展与哲学密切相关,如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中医也有相关的应用研究,并已发展成中医学的基础理论。1.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创新近年来,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现阶段,应用比较广泛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解读与参考;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基础理论及理论学科框架进行的研究;临床研究主要是病证研究、药方研究、治则治法研究等;实验研究则是利用现代化的实验设备与手段进行的药理研究与疗效研究,并基于实验进行药理诊疗理论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研究主要是将医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天文学、哲学与气象学等结合,并进行医学实践阐述医学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完善,而且创新因素不断增加,信息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甚至有学者着力进行技术方法创新以不断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3.1中医基础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是整个中医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随着近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仍应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加大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应用,力求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3.2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有效的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需先进行创新途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需遵照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医理论研究,此外,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还要加大中医理论与其它多学科的结合,加大创新宣传。笔者认为要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引向科学实证研究的方向,是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所在,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实质进展。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编史学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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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关键词】民族医药；中医学；交融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历史上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是不断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尽管基于文化背景、医学理论、用药习惯的不同，中医学与民族医药成为各具特色的、互不从属的、属于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但从广义角度，中医学与民族医药同属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医药促进了少数民族医药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少数民族医药亦完善和发展了中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