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
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
四结论
【关 键 词】现代化/政治文明/民主/路径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进入了激荡的“改革时代”。透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与目标的变革过程。这个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构。这次全会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圆点。
一、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历史的概念，是普适的话语，它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现代化的思想准备阶段。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正式启动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上的累积和扩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现代化的判断指标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许多人在物质层面上求变的欲望很强，但在制度、观念层面上却是“保守主义”的，甚至持有“科技乌托邦”的倾向，这就必将导致“瘸腿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仍然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尤其要重视现代性在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积累和扩展。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核：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
民主具有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意蕴。从规范层面来界定，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从经验层面来界定，民主则是一种程序、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来代表选民决策。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笔者对所谓“历史的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毕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多数的暴政”就是民主永远的痛。[2]萨托利则认为：多数原则是零和原则。这也许就是哈耶克与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吧。但是作为避免人性之恶的艺术，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3]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民主，实现了民主分析的经验转向，从理想走向了现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既是规范的，也是经验的。它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强调民主的运行，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化约少数派的权利。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社会里人权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达致这一目标的通路就是驱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配套规范程序建设、政治文明的观念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规范与实证统一的理念之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等路径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驱动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
1.宪政主义的张扬
“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4]有了宪法并不见得就有宪政，宪法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人性本恶，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法又建基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法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宪政，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政府既为社会全体谋利益，也维护个人的权利。宪政的实质意义是用良宪限制国家权力，以建构个人权利。
宪法是宪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应然”是公意的表现形式。现代宪法学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权，也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规定的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诺格眼里，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7]它内含价值、制度、行为三个层面。“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法律权威从采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8]价值向度是宪政的核心指向，它决定和表现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如果价值维度缺失便会只有宪法秩序，而没有宪政秩序。
我国的第五部宪法吸纳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和人权等因子，表明人权成为了国家的价值观，人权从政治权利升华为法律权利，成为国家机构工作的基本或最高准则。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逐渐具体化。政治文明写入宪法，表明了执政党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形式发展，以更文明的方式治理国家；也是党建构宪政秩序，推动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
2.公共领域的培育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要义在于对公共权力提供制约和纠错的机制，以凸显公民的权益和人民的利益。哈贝马斯在他创作于196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探讨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功能的转型以及公众舆论。虽然哈贝马斯认为“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9]并被许多学者认为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但其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还是不需怀疑的。笔者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就是在其普适意义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对于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所谓公共领域，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向所有公民开放，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公共领域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在这个空间中具有话语自由，不受国家的干涉。么共领域是民主得以显现的重要路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和现代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政治因素对大众传媒影响的适度调整，大众传媒除宜传党的政策、方针外，传媒在传播信息、实施监督、提供表达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较广泛的空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逐渐给受众提供日渐宽松的意见环境和表达空间。
各种传媒结合自身特点以不同形式，给公众民意和多元意见的表达提供机会。如报刊开设的小言论、读者来信、专题讨论，广播推出的热线传呼，电视谈话类节目广受欢迎，日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中，还不乏对建构中国公共领域起到很强推动作用的作品，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猫眼看人”，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这些“公地”敢于针砭时弊、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这些“公共空间”对“公共领域”的生成大有裨益。
3.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
民主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素质，需要相应的民主信念、政治文化来支撑。政治文化一直是现代化运动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科学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主体政治文化发展观的变革和消除政治发展中的偏见，极为必要。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根本性突破，在于实质性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观念的更新。教育是影响政治行为的最有力因素之一。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有了良好的教育体制几乎一切都可能得到改善。胡适立志20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教育如此重要，必须由国家本身提供必要的手段.柏拉图甚至认为拯救国家的惟一办法是运用经过训练的智力。奥斯特罗姆也持相似的观点，即：观念改变现实，人们对事物的概念可以型构生活本身。对公民进行民主法制规范的教育，是使公民对民主、法制“信仰”，建构现代“政治人”，为公民的现代生活进行设计。同时政府也将具备民主、法制的观念并身体力行。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场政府两分的逻辑基础上，由于过分推祟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协调而被“治理”所替代。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之外，对公民的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只手”，是公众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需求。
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下，人民的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等获得表达，人民的利益要求得以输入政治系统，通过政治系统的整合，输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为，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其中，人民如何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何利用政治系统输出法律、政策等制度化的要求就需要一个民主法制教育的过程，来提高公民参政的水平和加速对政治体系产品的认同，同时也提高政治系统维持者、人民利益代表者的素质与能力。
4.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利益驱动是社会前进的最基本动力。从遥远的古希腊我们就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财富的增加，文雅生活才成为人们的需要，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才开始兴起，诸如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市场经济对民主、法制要素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高度的社会和经济发育度是政治文明、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动力源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政治文明的巩固、发展、完善需要有现实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亨廷顿认为，贫穷才是使民主无法在中进、后进国落地生根的根本因素而非文化。他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利普塞特亦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10]
政治大厦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最终离不开经济的客观基础。政治改革的迫切和被重视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遭受的阻碍和破坏程度；取决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层面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密切程度。
简单、保守的自然经济排斥开放、进取的民主观念，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咀，使民主空前发展，缔造了现代政治文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更高阶段的民主与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可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育。“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村民对基层自治所表现的热情，也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提供了证明。”[11]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的需要层次也就由经济层面自然提升到政治文明层面。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已形成了这样的内在发展逻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动力，通过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采全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形成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三者的良性发展。
5.执政党的建设
政党就是将民意带到政治共同体中的一种民意组织。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态度以及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措施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成离不开执政党的建构性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应然”应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与国家、社会所形成的高度紧密关系，决定了党的组织形态、制度形态和运作形态，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要完成政治文明建设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有强烈的执政意识，加强自身的建设，具备得到人民公认的执政能力，从而获得人民对政治体系的衷心认同、“同意”，“它治下的人民确信政府的结构、程序、法案、决定、政策、官员以及领袖具有‘正确’、适当或道德上的美德这些品质，简言之就是享有制定有约束力的法规的权利。”[12]从而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构。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上述路径的建构只是其中的一些基本路途而已。作为多元函数，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取决于许多变量，例如，国际环境、领导人的道德境界、富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从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撑性力量的能力等。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中国政治文明的生成是缓慢渐进的，规范的制度结构对政治权利的调试也是渐进的，其最终的目标是让政治在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里运作，建构生机勃勃的公民政治生活，使“社会主义民主运转起来”。
参考文献
[1][3]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3，1.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282，289.
[4] 阿兰·S·罗森鲍姆.宪政的哲学之维（总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1，1.
[5]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北京：三联书店，：1997，1，2.
[6]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51.
[7] 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4.
[8] 夏勇.“宪法之道”[J].读书，2003，3.
[9]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序言）[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
[10]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33.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自信，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6-0058-04
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应有品质和特性，这种自信是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在坚持正确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对象并不断探索和解决当代中国现实政治难题中形成的。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活智能化、交往信息化引发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交流激荡，既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之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面对急速变幻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和多元竞争的政治意识形态，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自信，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发展，需要解答诸如马克思主义有无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构建以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理论话语体系等诸多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澄清马克思主义有无政治学的疑问，明确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有无独立的政治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来说，似乎是一个自虐性的命题。但这确实是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自信首先需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因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么被认为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以及有违现代政治传统而遭到忽视甚至排斥，要么被人们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意大利人科莱蒂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 〔1 〕。对此，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架构及其政治学的发展史中探究其被无视甚至被排斥的原因。
首先，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将之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自此以后，不少人长期把列宁的这种划分绝对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只有这三个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并不是作为三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存在，而是作为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存在的” 〔2 〕 （P3 ），是作为“一块整钢”而存在的。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科学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为之深入研究而且硕果累累的学科门类，就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它们浑然一体，俨然像一块难以分割的整钢。忽视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存在，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建构的内在特性相背离的。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门政治学说，是一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甚至是爆炸性的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学界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比之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分支学科更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但将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明显不妥。科学社会主义是政治学科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系统的综合性的科学。从广义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从狭义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以政治为先导，从总体上综合研究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3 〕 （P10-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虽有交叉和重合之处，但二者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将二者等同。如今，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在学界的多年研究中已经逐渐变得清晰。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遮蔽甚至被淹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英国政治学家密利本德曾对导致人们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存在政治学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一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与经由列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政治学的某些方面存在争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甚至爆炸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的问题；二是从马克思本人起，所有主要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理论的探讨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段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需要仔细“辨认”；三是 “胜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政治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提出来，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主体”对政治学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或极端敷衍的态度；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基本区分，也使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一种忽视政治理论或对政治问题非常自负的倾向 〔4 〕 （P2-18 ）。
在中国，引发马克思主义有无政治学疑问的重要原因，是其曾被长期取缔的历史经历。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恽代英、邓初民、高振青、傅宇芳等人就曾初步建构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如何建设一个稳定、高效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向苏联学习，用马列主义理论替代政治学。于是，在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科被当作“伪科学”而被取消了。自此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大陆消失了30年，直到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5 〕 （P180 ）长期被取消的经历，使得许多人对它不但陌生，而且还有许多误解，认为政治学是说空话、搞策略、耍手腕的“学问”，甚至有人还认为它是“犯上作乱”的学问，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声誉，也增加了人们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质疑。
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构建的基本原则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张友渔等人就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认识我国的以及世界的政治，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认为这样才能“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又富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竞争并存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自信，关键是要在一些最基本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发展道路等涉及党和国家根本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动摇。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拉美和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果，我们要引以为鉴。同时，要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在中国，既有“食洋不化”的“西教条”、“食古不化”的“古教条”，更有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东教条”。顺应国际国内发展趋势，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自信，需要在深入研究并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健康、科学发展。
第二，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学，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规律。现代西方政治学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自信，虽然需要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优秀成果进行辩证地分析、批判、吸收和借鉴，但我们研究西方政治学说，绝不能忽视其鲜明的阶级性，绝不能把西方政治学说当作政治学的普遍原理并教条式地不加分析地一律接受、全盘照搬，更不能把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规律和模式作为普世规律和唯一模式来遵循。现代西方政治学说的主流反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它的政治理论表现。中国是一个东方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发展成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其目的之一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成果和政治制度。然而，现代西方政治学说不可能系统阐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成果，也不可能给我们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改革的规律和道路。与此相反，它有可能包含着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责难之意。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三，必须以阐述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根本任务。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梦”和党的“两个百年”目标为牵引，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总结、继承和发扬中探索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内在规律， 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现代中国的政治学，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出发点，深刻分析和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国情、民族传统和新鲜经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和基本规律。当前，有学者指出，建设现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面临三大主要任务：一是阐明该理论承载的学术任务的复杂性，二是提升其核心政治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科学化水平，三是加强该学科理论范式的本土化研究。因此，只有深刻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通过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成败经验和辩证借鉴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途径、特点、规律和经验，才能形成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从而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第四，科学地继承、变革和提升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中的政治遗产。中华民族几千年政治发展的历史遗产，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根基、智慧源泉和文化基因。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和创造性地改造。要认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用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方法，对其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祛除封建糟粕，吸取历史精华，在继承、变革和提升中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容。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政治学理论无疑是参照和借鉴的学术前沿，但是这种参照和借鉴必须以“中国化、现代化”为归宿，主要地还是要通过吸取、融合国内外政治发展实践的新经验、新成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继承、改造和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政治遗产，铸造中西合璧的新的政治文明。这就需要我们辩证肯定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政治文化遗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发展，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治理论话语体系
政治理论话语体系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政治发展实践进程和价值观念的现实反映。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理论话语体系，不仅是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手段，是提升我国国家软实力的必要举措，更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交流网络化的时代挑战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中国立场、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理论话语体系的三个关键要素。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在明确逻辑前提的基础上去选择话语和运用话语，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充满吸引力、竞争力、感召力、影响力、解释力和指导力的政治学理论逻辑体系。这个逻辑前提只能是中国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不是别的立场，否则，就会受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甚至丧失政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坚持中国立场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寻找政治话语中的文汇点，不断概括和打造出符合时代特征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政治理论范畴和语言表述体系。这就需要把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学科间的交流、合作，拓展学术视野，开阔思维模式，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思维、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并结合充满时代气息的思想和精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来构建一套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要的话语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立足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际，在政治实践和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中，系统地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成果进行系统发掘、整理、升华和推广，在运用多种话语和方式讲好中国民主故事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民主经验”的理论升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民主理论话语体系。唯此，才能在当代世界民主理论话语霸权中逐渐赢得主动权、掌握话语权，用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民主经验和民主理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民族情怀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和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创造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胸怀、民为邦本的人文情怀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等中国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现代诠释，为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思想注入民主、科学、法治的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使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政治话语体系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标识。在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通过大力倡导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创新意识，破除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僵化、落后的观念、意识及思维和行为方式，特别是要有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和面向未来的意识方式，运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升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和水平。
当然，这还需要中国政治学界具有国际视野，即从经济一体化化、政治民主化和多元文化融合等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来思考中国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民族化、国际化和时代化等问题。以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从中国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建构与世界接轨的话语体系，就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和绝大多数国家政治话语系统存在差异的事实，从构建和谐世界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层面或高度来认识问题，形成新的明晰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话语体系。其核心是通过践行并广泛宣传“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中国道路”、“中国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的引领时展的政治话语，创造出一套敢于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交锋的民主话语体系或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并从世界不同民主话语体系的竞争、交流、吸收、借鉴中建构一个有助于创造新话语、新理论、新规则的创新体制，以此推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民主话语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提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需要百倍努力的艰辛过程，只有立足中国政治发展实际，坚持中国立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可借鉴应用的因素，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国政治学界着眼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景，在正确处理政治学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政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诸多问题上，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自信与自觉，用鲜活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理论话语体系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L.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J〕. New Left Review，1974 （4）.
〔2〕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高 放，李景治，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6-0051-02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政治发展新高度的必然结果
政治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民主法治保障。“就现代化的原因而言，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或促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系，即以政治发展推动和支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没有政治发展，就没有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和方向性相统一。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一般都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的历史，在国家地位、独立等方面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处于依附低位。这种依附、依存关系使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脆弱、不稳定，往往易受国际、地区性政治局势、经济因素的影响。 政治上欠发展，缺乏治理的自主性，严重制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在国家和民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之际，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治理国家的征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理论上的“飞来峰”，而是深深植根于我国建设、发展、改革的实践经验，是政治发展新高度的必然结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8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由此可见，只有充分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清晰的政治发展道路，坚定的政治发展方向，系统的政治思想理论，保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推进。
二、政治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
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社会学家丹尼尔指出，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因此，按照现代化规则生活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现代化的主要方面：“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零乱地偶然发生的”。“这些因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从历史地看，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并肩同行”。 治理能力也是必须与现代化诸多因素同步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
政治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结果。政治发展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概言之，既构成现代化的原因，也成为现代化的结果。从系统论视角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构建现代化的政治系统，是理念系统、组织系统、制度系统、运行系统的统一，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一，是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目的和结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 构建多元的现代治理体系，既有宏观治理系统，又有微观治理系统；既有静态治理系统，又有动态治理系统；其实质内容都要突破传统社会的粗放管理模式，实现国家管理方式的精细化、科学化、制度化和管理手段的民主化、人性化、法治化，超越传统社会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推动政治发展进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是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整体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能动地控制和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实现基础。
从过程论视角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将现代政治和公共管理的理念、体系、程序、手段引入国家的治理决策、过程和行为中，充分体现科学、民主、法治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这样的过程，恰恰体现了以政治发展为目标导向，以现代政治的民主和法治核心价值，将价值理想具体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安排，推动现代政治发展进程。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代表西方政治思想的专有名词。我国自古就有关于“治理”思想的阐述，如《淮南子・原道训》：“治在道，不在圣”，强调要尊重治理规律，以道治国；《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突出了用人治事的重要性。现代国家治理思想更突出政治发展的共性和民主实践的绩效，已被国际社会广为认知和普遍接受。我国反复强调治理要尊重一国和国情，要与国家发展实力相符，不以意识形态为名搞价值观输出，不以政治制度差异为借口搞政权更迭。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方学者垄断，西方治理思想被包装成万能良方备受鼓吹膜拜，试图以其框定的治理模式面向全球推广复制，并奉行“双重标准”，以牺牲他国人民的福祉和制造区域性动荡为代价开展所谓的民主试验，陷入了“教条主义”、“干预主义”的泥潭。在西方舆论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只有经济进步没有政治发展的论调仍此起彼伏。事实上，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经济社会领域的如此巨大成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深刻指出：“我们要警惕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意的副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赢了，但是舆论上没有赢，还是西方世界观主导中国媒体和学术界”。 西方媒体执拗于戴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其惯有的“民主偏见”和“制度优越感”来抹杀中国的发展成就。
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西方的围攻和质疑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经受住了各种风浪考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干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核心政治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构建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的重大战略，是中国道路的重大宣示和明确诠释，是对污名化中国政治论调的有力回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有利于扭转话语权守势，引领世界政治潮流的话语权，改变对民主的刻板认知和狭隘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基于政治发展逻辑的辩证关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丝毫的动摇和含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传承性决定了每个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并没有普适的、惟一的发展模式。民主体制的选择有其发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也是各国人民自身选择的结果。“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 国家治理不可能超脱每个国家的发展实际。制度选择好不好，发展道路对不对，还是要以绩效来说话，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逻辑共同演绎下而诞生和发展的；而社会主义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性使中国共产党最后获得了完成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实现的任务。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根据现代化和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以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巩固治理基础，保持治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理直气壮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治理文化，批判继承了包括资本主义治理在内的一切人类治理成果，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摆脱路径依赖，巩固话语权优势。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今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治理文明和体系完善的治理经验，我们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妄自尊大，也绝不自我矮化、妄自菲薄。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虚拟化背景下，更要高度警惕以西方多党制、政治自由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言论偷换概念、设置治理理论误区、制造思想混乱的图谋，自觉抵制西化和资本主义化政治思潮。西方舆论刻意扭曲我国政治话语传播的正当性，西方政治思潮大行其道鼓吹成言论自由的表现，将我国政治价值体系的传播诬蔑为思想钳制、扼制自由，本质上都是在干预各国治理自。我国政治理念的国际传播处于守势，话语体系处于被动构建、被动回应状态。个别同志宣扬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底气不足、精神缺钙、不够自信。理论上盲从，制度上照搬模仿，实践中路径依赖现象仍然存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理话语体系传播推广亟待巩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需要增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刻理解时代内涵，充分认识重大战略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应有之义，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是对执政规律和现代化规律的体系化深化，全面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跨入“周密顶层设计”的全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注重政治发展的的适应性和渐进性，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成果。既强调吸收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又突出借鉴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更符合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
注释：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8.
[2]王沪宁.新政治学概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1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Z].北京，2005.10.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 .8.
[6].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海外版.
[7].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海外版.
[8]蔡文成.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J]行政论坛 2014（4）.
[8].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海外版.
[9]刘嘉.中国没有愚弄世界是西方舆论愚弄了自己[N].长江日报，2014-04-30.
[10]王沪宁.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J].科学社会主义.1986.8.
[11]郑长忠.现代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兼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治意义[J].当代世界，2014（12期）.
[内容提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
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中共南阳市委党校，河南 南阳 473056）
摘 要：活跃在当代思想界的后现代哲学并不隶属于任何的思想学派，而且后现代哲学的学者大多是以批判为主，他们在考察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实践后，批驳了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叙事方式，但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叙事方式却大加赞赏。更深入地观察，后现代哲学立足哲学的视角审视和检验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历程，在跨越了马克思理论政治解放思想的理论检验阶段，完善性地根据本身的理论特色提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实用性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马克思理论的继续发扬和传承。本文研究了批判视角的马克思理论与后现代哲学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两者的批判本质，也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隐性继承。最终，试图通过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消解，提出两者比较，从而达到肯定马克思理论的目的。
关键词 ：后现代哲学；马克思；思想解放；反思重构；消解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49-03
在后现代思潮中，后现代哲学以其多样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差异性以及生成性刺激着学者的神经，后现代哲学追求自由和冒险，并声称权力与谈判。但是，纵观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它始终绕不开马克思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微妙，但是也相对复杂。如果说，后现代哲学是在无法撼动现存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激进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在解放人类思想的目标上，在马克思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层面上，后现代哲学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检验，更是在批判的语境中逐渐促使马克思理论完善的一种自然解读。
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相互关系
后现代哲学发祥于19世纪70年代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学者们告别了启蒙辩证法，坚持一种思维活动，很干脆地打破了现代性自身理性的外壳。这种哲学最初的思想模式被界定为一种危机化解的道路，本身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就具有天生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要进行反思和超越，这种超越将两者的差异相互关联，并彼此推进。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在情感和精神上丰富了后现代哲学的内涵，但是后现代哲学并不是要消灭主体本身，而是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思潮进行反思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理论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对后现代哲学涵盖了一种包容和宽慰，而且在很大意义上，马克思理论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夯实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贯穿了东方文化的深层次嬗变，这种嬗变首先打破了宗教神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此而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是相互递进的关系；其次，政治哲学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和科学性的理念，显然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科学的应用，并且将科学管理融入人本，融入人文精神后，后现代哲学则为社会秩序的循环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实用性和批判性。在超越了某个法律教条和制度规范下，它具有理念范导人的行为。马克思理论表明：“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了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实质与终极目的的视角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趋势，辩证地分析了理性主义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1]后现代哲学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社会政治发展的语境下巧妙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理论，尽管两者在某些观点上是对立的，但是潜在地看，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它所提出的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其实更加贴近生活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政治模式的科学性；再有，后现代哲学在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介入政治社会。一方面它对现代启蒙学进行了有力批判，另外一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所引领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失望，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视角延伸到了微观层面，他们不对社会政治建设提出任何希望或者构想，只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批判、暴露权力，试图在微观层面获得某种自由，这与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叙事，对社会发展祈祷积极作用的政治引领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哲学对哲学使命的创新和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人的生存环境，还是政治哲学对人类社会的密切关注，都必须实现政治哲学对另外一种政治模式进行监督和中介作用，显然，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影响还是如影随形的。最后，本身哲学史就是批判的历史，也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但是微观地看，哲学又像一个流浪汉，在发现创新的精神家园后便让位于科学，后现代哲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仅是话语与话语的对话，更是新概念与新思维一体化创造过程中对社会哲学的深刻反思，于是就有了人们一提到马克思就会联想到他激昂的社会革命话语，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这是宏观的，但是在微观层面后现代哲学揭示了社会底层的一系列的政治概念，以更加自由的方式书写着哲学发展的新篇章。在通过批判与检阅之后，马克思理论与后现代哲学在关注点上还是有着惊人的默契，只是在切入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最终的目标上还是较为一致的。从哲学的范畴来看，两者都属于现代型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风格。
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社会的开放性和政治的多边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高在庙堂，对于政治实践，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化必然受到后现代哲学的冲击。但是仔细观察，马克思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思想经过社会转型而产生新的价值倾向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关注人的心理、情感、道德、信仰等非理性层面的东西具有引领和宏观控制的作用，人类的精神思想在得到脱离了传统神教的影响之后，逐渐认识到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社会观应该建立在更具有清楚认识的政治信仰之上。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偏重微观社会政治的后现代主义中曾经出现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支流，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对于西方政治哲学以及马克思理论都形成了绝望的拒绝。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哲学通过微观分析走向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派别，这个转变不仅标志着西方的政治哲学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哲学通过观察、审视认识到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多元化的政治哲学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来看，库恩的范式理论把历史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引入科学，理性地再现了科学‘通过革命而进步’的本性,其局限则在于其范式概念仅仅定位于社会文化领域而丧失了物质性的维度，并在认识论上陷入了旧传统哲学固有的困境——历史与逻辑的分离，最终导致科学丧失了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2]。近代西方启蒙政治哲学为反对君权神授、封建压迫的专制，高举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的气质，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无非是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鼓舞，并且也逐渐在政治实践中思考如何使理论上先进，政治上影响的路径促使西方封建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理论是站在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立场上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的。马克思理论在理性的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形成了理想的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马克思理论是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理论核心的，但是后现代哲学不仅检验了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精神实质，还能为研究创新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方法和理论。马克思理论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个别公民服从国家法律也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和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的政治的自由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对象也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哲学的先进性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提出的问题，从而促使后现代政治哲学更加广泛地接受马克思理论的深层次影响。还有就是马克思理论不是一种静观的政治哲学，而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的，注重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实现民主自由的强大武器。基于这种认识，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的否定，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就和马克思理论产生了一些共鸣。后现代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理论同样地立足人本，运用批判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之类的辩证法论证和检验了马克思理论，这也就标志着后现代政治哲学在批判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同样也将马克思理论的新世界观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检验。
三、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互补原则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之一的马克思理论在诞生之日起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更甚。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立足宏观，注重宏大叙事。而后现代哲学显然是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理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追求与马克思理论的追求是一致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后现代哲学是比较片面的，而且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过于微观，因此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但是不具备引领全球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理论在深刻解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革命注入了新的理论与观点，“资本主义在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对人类未来深切的担忧，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基于此，马克思用价值尺度衡量资本的发展,探寻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现实途径”[3]。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从来都是批判而且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环境中，每个个体的自由都面临着全力的监视和控制，严重威胁到了个体的自由，这也就恰恰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能够对现代社会政治迎头痛击的重要原因，而内化的了马克思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人的个体行为，打破理性的思考方式，更加直观接近人的精神，去物质化的道德思维模式迎合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需要；其次，后现代哲学是小众的，无论是他关注的对象还是它所提倡的观点或者建议，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的政治需求和发展理念，因此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而马克思理论随着它的巩固发展，虽然经历了多次被拒绝，但是后来逐渐地被大众化，因为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来自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和革命态度不仅注重人类思想的解放，更加注重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经济的关注。马克思理论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模式，同时也形成了批判对话模式，实现了阶级自由对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个是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时期所谈论的话题、所指向的目标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社会问题展开的，因而可以看做是对现代性矛盾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揭示”[4]。那么作为小众政治哲学代表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模式，在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是合理的，而且具有说服力，但是后现代哲学的观点难免不具有前瞻性，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和革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具备对人类的思想解放起到推动作用。两者比较，可以总结为大众性的马克思理论和小众性的后现代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发展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但是必须建立在批判之后的认同基础上，两者的这种差异化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四、后现代视域下马克思理论的重新构建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贯穿着政治批判以及作为政治批判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构成了与经典社会理论、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对话。当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在不断重现马克思当年所厘定的现代性社会的地平。”[5]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后现代哲学还是马克思理论，它们兼具的批判性是思想路径的以推动实现的驱动因素。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批判，但是可喜的是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们无论是思想归入还是革命理论的模式都遵循着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而进行的。随着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唯物主义历史和神教政治相替融入民主以及知识化体系的加快发展，并且在冷战之后，世界哲学政治的革命方式也是发生了改变，马克思理论作为“重新政治化”的条件基础，必然需要重新解构和构建。首先是要发扬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关注性地开展批判就必须结合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所触及的地方，马克思理论不再是针对文化话语权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政治制度体现的实现与制定，要深入到政治模式对民众，更多的是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度，对于在批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政治的中立化，政治精神的僵化，政治遗产的剔除，这就不单单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精神形成的一种消解，并可能造成马克思精神在走向普遍的差异化中虚无。其次，要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学术化。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不能停留在文字符号层面，马克思理论不是某种精神的守候，而是政治革命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不断地在动态化的环境中继承和弘扬马克思理论并促进马克思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批判更加具有切肤之痛，才有可能完全地发挥马克思理论在后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再者就是批判性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解问题上，尚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当今许多思想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放弃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总体立场，因此也就决定了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路径的含混不清”[6]。在肯定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对当前社会发展进行批判，批判的正确性是辩证地分析的，但是从辩证眼光来看，马克思理论不但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它以批判的眼光构建了现代社会大众与政治权力进行谈判，而这种批判恰恰是马克思理论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同时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正确与否都必将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连克.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时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02).
〔2〕曹军辉，祝小宁.范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与重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3〕刘自美.马克思解放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4〕史全新.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批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5〕邹诗鹏.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