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关于三农问题的几项政策性思考
“三农”问题，是上上下下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开始进入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主要是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连续两年发出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三农”工作出现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机，呈现多年来少有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喜人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三农”问题，既有农业外部的问题，也有农业内部的问题，积累多年，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数量减少了、市民数量增加了，农产品才有更大的消费空间，农民的生产成果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直接收益；只有工业的实力增强了，才能够反哺农业，惠及农村。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努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激活农业的内部活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⒊挂上一块欠帐。对农村基金会欠款问题，由国家安排农村信用社挂一部分帐，继续安排一部分再贷款资金，同时，延长已下拨的第一、二期再贷款的偿还期，豁免利息，彻底解决遗留问题。
【论文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 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 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3、朱厚伦 ：略 4、益盛：略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在我国，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当前大多数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勺窝乡是纳雍县八个重点产煤乡镇之一，近几年来大量煤矿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大部份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全身投入到煤矿企业，这为家庭增收、减轻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人仍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转变。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重点，保留在农村占有的资源。这既便农业在日后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带动（农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增收。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将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只要我们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鼓励外出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富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更大的贡献。
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到乡下发展，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就业，并不是将农民放在自己的家乡搞发展，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较发达的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目前我乡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均属于剩余劳动力，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大都需要转移，但由于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发达地区就业。目前由于我国工业结构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在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就更加的落后了，据统计数字表明，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在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占到左右，主要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或第二产业，而在我国其他地方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远远高于我区达到，而全国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远远地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据相关部门权威数量，全国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个人口在万的大城市中，第三产业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应在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就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乡的第三产业相比全国的发展要滞后，而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又要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所以各级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市场，有利于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外面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大农产品的加工投入，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有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减税、免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其他地方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地理标志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助推器
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不仅属于知识产权范畴，需要进行保护，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农村发展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有利于地方名特产品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推行能够有效的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为我市特色质量产品撑起“保护伞”。具有独特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xx地方产品在实施保护前只是一种自然属性，当经过审核批准并颁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注册证书，由政府部门实施保护后，才上升为社会属性。比如，我市的通江银耳于2004年10月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后，就意味着只有经过审核批准的特定区域所产出的银耳，才能使用“通江银耳”专用标志，其他地方生产的银耳不得以通江银耳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有效的保护了通江银耳产区的利益。
（二）有利于提高地方名特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和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将使受保护的地方名特产品的无形资产得到提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承认了地理标志产品的特一性，同时也是国家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和担保。花炮产业一直是湖南浏阳市的经济命脉，每年创税高达5亿多元，但过去许多非浏阳的作坊式花炮企业看重“浏阳花炮”这含金量极高的地理名称，非法冠名销售，给浏阳花炮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浏阳花炮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后，外地非法冠名销售行为得到有效控制，“浏阳花炮”的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西湖龙井茶本身只产于西湖之畔，但过去浙江50多个县，甚至省外、国外都产所谓的“龙井茶”，西湖龙井茶实施地理产品保护后，对西湖龙井茶的产区进行了界定，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强化了市场的监督，龙井茶的生产秩序得到规范，促进了龙井茶产区的经济发展。目前优质龙井茶的收购价由过去每公斤几百元上升到3000元左右，产区茶农平均年收入高达2万元。
二、xx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现状
xx市工业基础薄弱，但xx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对xx地方名特产品产业的保护，促进加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是xx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国家质检总局把xx作为质量工作联系点以来，我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目前已有通江银耳、南江金银花、南江翡翠米和南江山核桃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成功，获保护产品数量居全省第一。但是，目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把地方特产品的地理标志更多的被看作是一种知识产权，谈论更多的是单纯强调产品所特有的地理优势，而没有真正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纳入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各级党委政府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全面实施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地理标志产品宣传力度不够，获保护产品的宣传力度尚需加强。据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公告，通江银耳蛋白质平均含量达到7.5%，而福建白耳（银耳）蛋白质平均含量仅5.5%；南江金银花有效成份绿原酸含量达7.5%，而湖南回隆金银花绿原酸含量仅3%多一点。我们需要抓住我市地方名特产品质量的亮点，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形象和市场知名度。三是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机制尚未健全。申报成功仅仅是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做好运用工作，完善运作机制，强化市场监督。申报成功后还需要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载体申报标志使用权，还要完善标志使用的管理办法，质监等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标志使用的监管，确保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
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措施
（一）政府推动。实施原产地域（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目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完全规范、社会和企业的资源保护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要把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完善相关政策，大力整治生产经营秩序。要制定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全市地理标志产品基地保护实施规则，帮助企业或其他组织制定和落实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保护措施，充分发挥政府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的牵头作用。
（二）市场拉动。地理标志是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核心体现，但归根到底要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体现其优势。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占有率为核心去开展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质监等有关部门要把农业标准化工作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有机结合，加大标准宣贯力度，帮助农户提高产品质量，用质量去赢得市场。要加强对加工销售环节的行业自律和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冠名销售的行为，维护地理标志产品销售的市场秩序，形成良好的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
论文摘要：农业物流的健康良性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文中详细阐述了农业物流分别对解决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和农产品的供给和竞争力问题的促进作用。在列举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发展农业物流的现有条件后，提出了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Abstract:Inordertoresolvethe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effectively,itisnecessarytogowithagriculturallogisticsofhealthiness.Thepaperexpatiatesthatagriculturallogisticscouldresolvetheproblemofrightsandinterestswithpeasants,theproblemof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andtheproblemofsupplyandcompeti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ispaperbringsforwardsomeadviceonhowtodevelopagriculturallogisticsafterenumeratingthefactorsofrestrictionandtheconditionsofexistence.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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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农村建设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普遍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特别是近期)应当放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上，也即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上。而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公共产品的合理有效供给，又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状况回顾
1.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时期的乡村治理建国初期，为了改变农民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使之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转化，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关系变革运动，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产物。这场运动曾带给我们成功的喜悦与经验，也留下了失败的痛苦和教训。时至今日，充分认识并客观分析这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农村今后的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与改进、创新的方法。
从制度创新、政权巩固和工业化的角度看，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乏成功之处，但是这场运动“对农业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目标模式陷于苏联集体农庄”、“开展过急过快”，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运动上的失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制度是建国以后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完整而相对稳定的基层政权架构”，维护了新生政权的稳定，有利于新中国的迅速发展。但是，在这一体制中，“过度控制的同时没有实现对广大农村力量的有效整合与动员”，造成农村逐步丧失应有的活力、发展滞后。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角度看，制度是“国家对农民进行微观管理的制度基础”，实质是“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完全控制而将其意志全面贯彻到农村和农民中去的微观组织形式”，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农村超强控制模式”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可以认为“农村兴办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段不成功的插曲”，因为体制“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公有制理论的僵化认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促使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而“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是对公有制理论的科学发展。从农业领域的个人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初期实行的“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被看作是“固守贫穷的、平均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悲剧”，应该“摒弃‘左’倾的、空想的、超阶段的理论”，“坚持邓小平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十五大做出的相关决策”。农业合作化思想作为党的早期领导思想，对我国今后农业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只是因为“理论同实际的脱节”，才导致了不理想的成效，使农村面貌迅速改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的补充和发展”，“中国农业发展的真正出路仍然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值得肯定的，“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合作化运动”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的“严重误解与扭曲”，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组建合作经济组织成为需要和必然，因为“可以获得规模效益”，并且“有利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政治心理的塑造是适时且成功的，在当时，“二元制社会结构导致农民的心理失衡”，而党的塑造则使“农民的政治心理符合化运动继续向前推动的要求”。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20世纪70年代末，最终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进程在农村社会逐步展开。村民自治是我国实施乡村治理的新措施。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村民自治显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但也暴露出诸多的问题与不足。理论界对此特别是针对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大量的研究，本文在此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作粗略的述评。
村民自治施行后，我国的乡村治理逐渐形成了“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的模式，即是国家基层政权设立在乡镇，在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的政权模式是分权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是符合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政权组织形式。”⑨从理论上看来，政府政务与乡村事务截然分开、互不干涉，应该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这一模式显露出了很大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逐步衰变为“乡镇政权”的统治，丧失了其本有的自治意义。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与新的模式。有些学者总体上依然肯定乡镇机构的政权性质、支持村民自治，期望通过改革或重新构建乡镇层级组织，使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之间达成良好的互动、合作与双赢。有学者认为：“‘乡政’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上接县，下连村，任何孤立或单项的乡镇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应进行县、乡、村三纵连动式的结构性改革，即由“乡政村治”体制向“县政乡派村治”的制度模式转换，打通‘乡政’与‘村治’的隔绝机制，建构一个高效廉价、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考虑到乡与镇产业基础、社会构成、经济地位不同，“乡派镇治”模式也被提出，因为“乡级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工农分业基础上进行乡镇分治”，应该“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从国家体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另有学者则提出了“乡派镇政”模式，认为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应是乡、镇分设，实行“乡派”和“镇政”，在乡设立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镇设立一级政府，并提高现行的建制镇标准。
与上述观点不同，有些学者依据自治理论和国外自治实践，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批判，甚至对乡镇机构的政权性质加以否定，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乡村治理模式。有人认为，应当构建“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在目前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行乡(镇)民自治”。也有人提出，政权必须从农村结束，在新政治群众组织充分运作并获得认可的基础上让农村接受“乡镇自治”。可以说，乡镇自治是一种社区自治，与上级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所以应该“取消村级管理层次，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承担的经济职能转移到民间经济组织，其所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转移到乡镇管理机构；适当缩小乡镇规模，在乡镇社区实行民主选举、议政结合、两委合一”。亦有人建议：“应撤销乡镇政府，建立自治组织；健全和强化县级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如公安、工商、税务，计生，教育等；充实和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农会。”更为激烈的观点是：“乡镇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低的一级政权组织，目前实际是党政混合运作的一体性机构。从外部规模看，乡镇政府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从内部结构看，乡镇政权又是一架十分庞杂的‘政治机器’；从日常表现看，乡镇政府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因此在乡镇自身权力系统已处于悬空状态的情况下，可考虑趁势改革，将乡镇政府直接取消。”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总体看法是：“村民自治的发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村民自治将是不规范的、不完善的。”以上各种治理模式的构设，是众多学者深刻思考与研究的成果，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值得肯定。
乡村治理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造成我国乡村治理低水平的“瓶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针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学术界作出了广泛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本文在此对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建设性的观点作出了初步归纳。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困境，形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主要包含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高度集中的资金安排等”。
因此，“构建多中心体制(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多中心的资金安排等)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以多中心理论创始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服务产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多中心体制的视角出发，解决“转型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的方法是“引入、发展第三种公共产品供给秩序——多中心体制”。对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会”的实证研究说明，村级多中心治理“以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目标导向”，要求“权力来源的多样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对乡村公共物品进行有效治理，以实现“善治”，并且，村民自治制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可行的制度运作平台”。从公共产品基本理论的角度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革滞后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是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原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考虑到税费改革给地方基层政府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我们应该适时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策略，供给主体必须多元化，“由以往政府单一供给主体转变为政府、第三部门、私人等多元供给主体”，“供给决策体制应由‘供给主导型’转向‘需求主导型’”，“融资方式多元化，包括税收、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收费、举债和劳动替代资本等”，“公共物品可由政府直接组织生产，也可由私人生产”。以经济法的思维看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my，增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根本保障，而“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财政法律制度则为国家的财政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义务教育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重要法律对策”。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每一受益主体在共同参与中能否如实通报私人信息”。此时，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因为信息的私有性是公共品消费中的固有属性，所以“激励机制的效率取决于诱使消费者如实通报受益情况的程度”。有效的激励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公众参与、联合决策；自愿通报、信息披露；加大激励、适度惩罚；共有产权、轮流重复。”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农田灌溉案例的研究证明，要向农民提供“稳定而且低成本”的公共物品，“很难离开带有强制性的合法的政府性权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与互补的供给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当前农村传统解体，以及硬性将国家权力从乡村退出有关。”而针对公共产品供给中经常出现的“搭便车”者，解决方法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虽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视角与研究手段，理论界对于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消除城乡二元供给体制障碍这一观点基本达成了共识。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1970年起，韩国掀起了以“勤奋、自助、合作”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新农村运动，其基本理念是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各类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兴建村民会馆；加大国家各项配套政策的力度。要提高中国乡村治理的水平，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形成一套有效机制；找准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即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整合现有支农资源，加大投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效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小城镇的综合发展；增进文化内涵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运动困境这一视角出发，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中存在着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威及其指导作用，为新农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利用家庭亲缘关系组建农民自己的利益集团，发挥农民之间的小团体的优势，促进农村开发以及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扶人先扶志’，注重农民的精神启蒙”。韩国的土地国情和农业经营特点与我国颇为相似，因此，韩国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在农村综合开发和城市化(即新农村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乡村尺度的土地利用规划应当是今后中国国土规划体系中的研究和工作重点”；“中国的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必须要与农村综合开发相互配合”；“土地利用规模化合并是今后中国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新农村运动对于我国西部大开发运动亦有参考价值，“我国西部农村开发的根本目的是激发内动力，模式构建是跨区域发展，运行秩序是分阶段推进，核心思想是教育要先行”，同时，我国西部农业开发在“社会制度、经济基础、自然资源、市场空间和时代背景”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考虑到“农民的经济软弱性和素质较低”等原因，以政府为主的农政在“地区尤其是村落等单位中统一实施尚有一定难度”，而“着重地区特性的、多样化的地区农政”才能得到较好的落实。
同韩国相仿，日本以家庭经济为基础的农业与我国国情也颇为相似。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采取工业生产引入农村的经济发展战略，带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及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大大缩小了城乡差距。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在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日本的农村发展战略异曲同工，因此，对日本农村发展经验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日本农村经济发展的外部措施主要包括：“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利用通信网络和通信手段；政策与措施上力求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重视生产投资与基础投资”。从日本的农村振兴政策中挖掘出的经验是：“一开始就从制度入手，重视制度的延续性；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主；注重城乡协调及一体化发展；强调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制定特定法律(制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农村合作经济是引导农户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减少农民风险的有效组织形式，我国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农民自愿参加的民间自治经济团体，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沟通和综合作用，日本农业协会的发展经验对于我们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日本农协的历史与现状说明，各级政府应把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作为重中之重：“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帮助；登记管理政策倾斜；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建立完善农民的教育培训制度”。从农协的组织结构及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作用看，日本农协的经验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具有参考、学习价值：“农业协会是一个整体、准政府组织和依法建立的组织形式，在渐进发展中形成规模”。将视线转移到欧洲，德国、匈牙利等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较为合理、富有效率，乡村治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治理方式与经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结构、财政关系、监督机制的研究证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应该做到：“高度的法制化；公共产品供给更多地是由地方政府独立负责完成，而不是转移给上级政府；强有力的政府财政支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维持良好的政府间关系及个人关系；健全的监督机制”。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乡村治理，“必须有一套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权力、责任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必须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地方公共建设；必须尊重并相信地方能够自己独立完成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必须完善独立的监督体系，保证公共服务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从乡村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角度分析匈牙利乡村治理模式，其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权力结构、融资结构与责任结构对我国现实不无参考价值：“多方参与为地方公共品供给提供了广阔的渠道；依靠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依《地方政府法案》行事保证了行为的合法性和廉洁性；财政资源的充足和可靠是地方政府进行公共品供给的先决条件。”中国与德国、匈牙利等国的乡村治理状况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政府间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以及决策在政府间的传导机制对公共品的供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固然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但是造成我国乡村治理水平低下的原因还有很多：“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融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造成“许多乡村公共品供给处于极为匮乏的状态”；监督机制薄弱，倾向于“对人不对事”等。欧洲主要国家农村公共财政的相关制度及典型做法说明，我国应该“按照城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国家立法规范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扶持政策；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财政投入；通过财政补贴等制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财政支持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这三个问题是凝结在一起的问题，其中，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在工业革命以前并不存在所谓三农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由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转变的过渡期的产物。而工业革命带来了部分地区的城市化，工业现代化步伐较快的地区率先解决了三农问题，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而遗留的部分地区由于其地理、历史、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归根结底也是人的现代化进程。农业发展也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所以，农业的发展要依赖人，农业的发展成果要由人来享受。农业问题一直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问题，历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可见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性。
二、我国存在的三农问题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的落后，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高，农业生产工业化和农业经营市场化的力度不深。二是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土地利用不合理，农村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和疏导。三是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关键的农民素质低，技能水平不足，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乏力。农民收入低，生活成本高，负担重。其实这三个问题是相互依存的，农民的素质低导致我们在实现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阻力很大，农业发展缓慢导致农村社会问题的存在。农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农民收入不高，农民收入低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医疗保障等无法得到完善。在解决农民的问题上，要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城镇化率越高，农民占国民比重越少，农业发展越好。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教育无法很好的实施，教育资源匮乏。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尽快建立系统完善的农业培训体系，提升农民在农业种植、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技能。从而使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农村的教育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农民生活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在农业发展愈来愈收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的背景之下
我们不仅要注重城市的发展，更要统筹兼顾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形成“以城带乡”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城市反哺农村，农村依托城市。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困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更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努力改善民生。积极探索寻求解决农村户籍问题的措施，逐步解决隐藏于不平等户籍中的问题，使得农民也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还要明晰农村土地的权利归属，使得农民能够利用手中的土地获得更好的收益，如使用土地抵押贷款，获得租赁收入等。另外，也要严守耕地红线，不能随意的将农用地变更为非农用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发展首要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增加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形成以科技带动农业发展的良好局面。在这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农业科技企业的发展。通过财政补贴调整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业科技企业经营成本。
四、总结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重要的战略性问题，需要整体抓。“三农”又包含许多小问题，需要具体抓。仅整体抓容易抓空，只具体抓又怕失去方向。如何处理好整体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抓住大的，又能顾及小的，是抓“三农”工作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顾小就是抓落实。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人，分头去抓，开始要部署，中间要检查，最后要验收，一环扣一环，推进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抓大把握了全局，就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个局部的工作，使小问题多而不乱。抓大，一定要从抓小做起。有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却是影响大局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