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庭教育；学困生；成因；对策
教育学认为，上学的孩子每天约有2/3的时间在家庭中，家庭的教育优势和家长的教育力量是其他教育难以具备的，而且，家庭教育表现出来的基础性、持久性给学生的影响是相当独特和重要的。苏霍姆林斯基也指出：“多年教育工作的实践，对儿童生活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使我深信：儿童学习困难，功课不及格，落后于别人，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儿童在童年早期所受教育和他周围的条件不够好。”以及“学校里的一切问题，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出来，而学校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根源，也都可以追溯到家庭。”
学困生，是指智力正常，但学习成绩、综合能力长期稳定地低于同年龄学生，不能达到教育教学要求的学生。国内外调查表明，学习困难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还会引起其他不良行为和心理问题。在日常教学中也不难发现，如果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所下降，该生的行为举止、思想品行也随之不降。虽然学困生这个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下面例举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学困生的产生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不当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家庭教育的缺失
学生张某：小学时聪明伶俐，阳光向上，品学兼优，初一成绩居全年级前一、二名，是大家公认的有前途的学生。初二时父母离异，孩子心灵受到了创伤，从此对学习失去了信心，上课睡觉，不做作业，要么逃学，成绩一落千丈，高考成绩三百多分。熟悉该生的学生都惋惜不已。据调查，在有些班级，离异家庭的孩子占三分之一，这些孩子多为学困生。
父母的离异本身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些孩子会一蹶不振；其次，父母离异后的孩子，缺少或没有正常的家庭教育。所以，父母要珍惜家庭，学会尊重、宽容对方，学会如何维持家庭；如果离异，要向孩子说明，要取得孩子的理解和谅解，还要定期、经常的看望，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抚慰孩子的心灵。
学生王某：小学时父母进城打工，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听话懂事，学习成绩尚可。初中时随父母进城上学，因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学习环境，具有明显的自卑感，失落感。虽然老师关心他，同学们帮助他，由于基础差，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而且新课程又有较高的要求，学习上的困难越来越大，最后放弃学习，每天混日子打发时间。
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政策的倾斜，这些孩子也和城里孩子一样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及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早出晚归，谋求生计，没有时间与孩子交流沟通，关心孩子的家庭教育，这些孩子对学习失去信心和动力，成为学困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父母要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和心愿，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学生李某：从小爷爷奶奶视为掌上明珠，家里的“小皇帝”，而其母亲也因工作忙碌，带孩子太麻烦，从几个月大时，就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由于老人“树大自然直”的错误教育观念，一味的溺爱娇惯，并且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该生缺少学习习惯，行为习惯，从小蛮横不讲理，不尊重他人，不讲卫生。课堂上故意捣乱，不做作业，打骂同学，成绩自然很差。尤其跟父母感情淡漠，听不得父母半句教育，关系很僵。
心理学认为，亲子关系缺失对孩子成长会造成消极影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抚慰。爷爷奶奶是“隔代亲”；另一方面，老人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落伍。据报道：由爷爷奶奶一手溺爱带大的孩子，三分之二出现人格健全问题。“养不教，父之过”，是我们传统的古训，父母给了孩子的生命，就应该负起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并且在伴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在分享着孩子成长的快乐。
二、家庭教育的不当
2．1父母表率作用不当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有些家长面对知识经济的二十一世纪，很少翻阅书籍、报纸，了解天下事，很少购买书籍去学习，去充电，不知道终身学习，更不懂现代的家庭教育，在孩子面前知识贫乏，不懂装懂；有的家长成天上网玩游戏，聊天、偷菜到痴迷的地步，却对孩子大骂网络的危害，家中没有良好的学习读书氛围。
2．2父母的家庭教育方法不当
有些家长不了解自己孩子的秉性和独特的个性，不会因材施教，而且对孩子的学校生活不闻不问，不与孩子沟通交流，探讨学习成败的原因，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给孩子制定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高的期望，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如孩子成绩较差则讽刺挖苦，甚至信奉“棍棒底下出才子”，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压制孩子的自信，使孩子对学习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变成学困生。
2．3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欠妥
有的家长不了解现代的家教理念，不懂得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一看到孩子的成绩差就认为其“朽木不可雕”，给孩子贴上“反应慢”“学不会”的标签，为自己对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或教育方法不当寻找借口，推脱责任，给孩子消极的心理暗示，产生自卑心理。从而不求上进，成为学困生。
案例1：
家长张先生；几乎每天下班后或节假日，喝酒打牌到深夜一两点，很少跟家人孩子在一起聊天、谈心，平时对孩子的学习不闻不问，一旦孩子的学习成绩低了，就打骂
孩子，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虽然给孩子上千元的学习机或让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但不过问孩子是否用在学习上或认真上辅导班。这种家长贪图享受，对家庭对孩子缺乏责任、爱心。在学校的学困生中这样的家长不乏其人。
教育学认为，生养教育子女是家庭的基本社会职能，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身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更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时时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事事给予孩子必要的指导。素质高的家长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关注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懂得做好父母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案例2：
家长宋某；由于孩子的学习成绩随年级升高而下滑，身为家长的宋某，不但不体谅孩子，反而讥讽孩子反应慢，学不会，，忽视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给孩子造成消极的心理暗示，“我不行，我学不会、我笨。”从而产生自卑心理，自暴自弃，放弃努力，成为学困生的大有人在。每一位学困生，在学习生活上，都有太多的困惑和无助。所以作为孩子最可信赖的家长，更要给孩子理解、尊重、信任、宽容。关注孩子成长，期许孩子进步。关注就是最好的教育，期许就是最好的良药。孩子就像花蕾，有不同的花期，只要在孩子心中播散热爱学习和知识崇高的种子，孩子迟早会成才，有许多人就大器晚成。
案例3：
家长杨某夫妇；杨父望子成龙心切，往往给孩子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高的期望，使孩子承受着期望的重压，心理负荷极其沉重。一旦孩子成绩不稳定或下降，不与孩子探讨失败的原因，简单的认为孩子不努力，有时粗暴地打骂。杨母则非常溺爱、娇惯、袒护孩子，对孩子百依百顺，偏听偏信，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分歧很大，每次杨父对孩子的教育，变成父母之间的激烈争吵，对孩子的负面消极影响很大。
俞敏洪认为，现在的家长不会当家长；做家长也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家庭教育观念。每个孩子性格独特，秉性迥异，要因材施教，创造适合孩子的教育，父母之间的教育要同向、合力，父母要提高自身素质，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综上所述，协助学校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家长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1．要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
2．要为孩子树立热爱学习、知识崇尚的表率作用。
3．要为孩子提供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气氛。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1-0116-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1012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6-05-15；修订日期：2016-09-20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梁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英）Does Family Planning Decrease Income Equality？： Evidence from CFPS
（英）作者姓名LIANG Chao
（英）作者单位（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英）摘要：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hildren’s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nds that the policy decreased the inequality of children’s incom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policy’s effect is different between education levels’ group. Low human capital family and family from remote area suffered more influence because of stricter budget constraint. This study provides us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about family
planning. In the future we could put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Keywords：（英）关键词：family planning； income inequality； Gini； human capital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的产生和治理是经济学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大量文献从各个角度寻求收入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皮凯蒂（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缓慢增长的经济体中，人口增长停滞或减少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从而加剧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1]。很多文献从家庭生育率视角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他们从贝克尔的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质量替论出发，大都认为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水平不同，高人力资本家庭生育较少，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相反的，低收入阶层生育较多而人力资本投资较少，人力资本的差异进一步固化了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2-6]。皮凯蒂强调遗产物质资本的作用[1]，贝克尔（Becker）等人则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2]，但二者都认为生育水平在阶层收入分配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研究使用我国数据发现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提高了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但兄弟姐妹数量减少导致的社会资本下降抵消了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正面作用，计划生育并没有带给子女更高的收入水平[7]。既然生育水平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我国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收入不平等有怎样的影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与此同时，国内对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仍主要集中在宏观视角上，微观家庭视角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生育政策异质性影响关注不多。实际上，对生育政策变迁影响的评估，不仅需要宏观层面上人口结构、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也需要从微观家庭视角进行更全面的研究。
廖佩菊研究独生子女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政策放松可能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分析发现政策放松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影响不同，具体的，他认为放松政策会导致低技能水平阶层收入下降，而高技能水平A层收入增加[8]，这提示我们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阶层可能存在着异质性作用，但他并未使用数据进行检验。
基于文献的梳理，本文初步发现，不同阶层面临的收入约束不同，而数量质量替代在不同阶层间存在明显的差异[9]，低收入阶层面临更严格的收入约束，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对低收入阶层作用更大；此外，数量质量替代也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0-11]，发达地区的公共教育系统比较完善，而对于偏远的落后地区，生育政策对于子女人力资本的提高作用更大。生育政策在这两方面的异质性作用，可能会降低子代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二、更进一步的文献分析与理论分析
关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可以追溯到贝克尔和托姆斯（Tomes），他们发现家庭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如果面临着收入约束和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子女的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工资收入[12]。在此基础上，达汉（Dahan）等人开始考虑不同阶层的生育选择，模型分析发现，初始贫穷的家庭和富裕的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不同，贫穷阶层因其较高的生育水平在总人口中占比越来越多，导致更大的子代收入不平等[13]。加勒（Galor）等从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出发，认为由于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不同，他们的长期收入最终收敛到不同的均衡水平上[14]。克莱默（Kremer）和陈熙恩使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不同收入阶层间生育水平显著不同，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不同阶层间生育水平差异越大[4-5]。不存在生育政策干预时，家庭自主的选择可能导致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呢？
贝克尔和刘易斯（Lewis）开创性地提出家庭生育的数量质量替论[2]，这也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通过减少家庭生育子女数量，提高子女的质量。李宏彬等人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证明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显著作用[15]。然而，近年来关于数量质量替论存在着一些争议。安格里斯特（Angrist）等人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并没有发现生育子女较多的负面效应[9]；布莱克（Black）等发现在控制子女出生的顺序后，并未发现数量与质量之间显著的替代关系[16]；
楠筠（Nancy）等使用中国数据发现，拥有第二个子女会提高第一个子女的入学率，她认为这是子女抚养上的规模效应所形成的[17]；谢伊（Shea）使用美国数据发现父母的财富状况与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18]。但是，李宏彬等和罗森茨维格（Rosenzweig）、张俊森使用中国数据发现子女数量多会显著降低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在公共教育系统落后的区域这种效应更为显著[10-11]。
莫斯塔德（Mogstad）和维斯瓦（Wiswall）研究发现数量质量替论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较小规模家庭和较大规模家庭存在更为显著的数量质量替代关系[19]。这些文献之所以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用样本分别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中家庭面临的收入约束远远不同[20]，因此数量质量替代的效应是不同的。在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的收入约束显著不同，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否会如上述研究那样存在显著的差异呢？廖佩菊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如果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则会有利于高人力资本阶层，他们的生育水平和工资水平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而低人力资本阶层的福利则会因生育水平的上升而下降[8]，这从理论上说明了生育政策影响的异质性。
理论上，在收入水平较低且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生育政策通过减少子女数量提高了子女的人力资本。高收入阶层家庭，本就更偏好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相比低收入阶层，他们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更小，强制性生育政策的存在，使得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趋向一致，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也会因此而缩小，进而降低了子代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根据以上的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使用CFPS 2010年数据，基于村居间差异的生育政策规定，首先验证生育政策是否通过影响子代人力资本降低了他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后对具体微观机制进行验证，考察生育政策对不同阶层家庭和不同地区家庭子女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作用。
三、生育政策与村居内收入不平等
本文关注的生育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部分刻画了村居层面上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该村居实施的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所用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该调查数据包括个体、家庭、村居层面，调查数据覆盖635个村居（其中城镇308个，农村327个），村居问卷中有两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是“您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家庭允许生几胎？”，另一个是“您村如果一户人家中没有儿子的话，最多允许生育几个孩子？”，根据这两个问题识别出来当地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标准，而且，村居层面上的调查也准确地反映了村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避免了以往仅仅使用省市层面政策研究的弊端。
对于第一个问题“按照计划生育规定每个家庭允许生育的子女个数”，有“1、15、2、3及以上”四个选项（不适合和不知道设置为缺省），将生育政策规定的允许生育子女数量作为解释变量。从村居层面考察政策与村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系，采用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Yj=β0+β1fer_planj+β2X+ξj（1）
被解释变量Y为村居收入不平等程度，即村居收入基尼系数，主要解释变量ferplan为生育政策规定允许生育的子女数量，假设其影响是线性的
这样设置是为了避免使用过多的虚拟变量组，因为回答15和3以上的村居（村庄）太少。。控制变量X包括可能影响到村居收入的自然地理、社会等因素，包括：是否自然灾害频发区、是否矿产资源区等。
为保证机制识别的准确性，使用受到生育政策影响的个体样本，仅选取1980年之后的出生样本，此外为防止移民样本带来的噪声，限定样本户籍必须在本区县，计算出每个村居成年样本的收入基尼系数，以此作为村居内收入不平等的衡量[21]，考察村居基尼系数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和逻辑机制。
子代的差异可能来自父母辈的差异，因此也计算出父亲、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基尼系数，放到控制变量X中。
因为家庭生育数量和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生育政策作用影响子代收入水平的重要机制，这里也考察生育政策对这两个变量基尼系数的影响，以验证该机制。回答生育政策规定的村居共有395个。表1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报告了回归结果。
表2中，回归1、2、3展示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回归1显示，控制了父母教育
基尼系数、城乡以及衡量村居发展水平的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等变量后，发现生育政策与村居教育不平等之间有显著的关系，
政策生育数量越多的村居，村居内个体受教育基尼系数越大，也即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回归2
控制平均子女数量后，生育政策的系数值不再显著，这说明生育控制是通过影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影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3则展示了这种关系，即生育控制越宽松的村居，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多，结合回归1可以看出，不同的生育政策形成了村居内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差异，生育控制越宽松，村居内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不平等程度越高。回归4、5、6展示本文的主要结论――生育政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回归4控制住其他可能影响村居内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后，村居内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解释能力，这源于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归5显示，生育政策越是宽松，村居内的收入不平等越严重，控制住父母受教育
水平不平等程度时，正相关的关系依然显著存在。回归6控制村居内教育不平等时，生育政策的作用不再显著。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判断宽松的生育政策下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生育子女数量在选
择上分化更大，造成子代之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子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四、机制考察：基于异质性的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降低村居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具体的机制是否如前面文献分析所提到――不同阶层受到政策影响的作用存在差异？本文从个体层面考察不同阶层其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如何受到政策影响。这里主要针对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父亲、母亲人力资本对子代的影响如何随政策
变化而不同，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如何面对个体因差异的生育政策而表现出异质性，这里以当地距省
会的距离来衡量其发达程度。回归中使用交叉项考察异质性作用，模型设定如下：
Yijl=β0+β1fer_planj+θ（fer_planjZijl）+β2X+∑λlcountyl+ξijl
（2）
在
家庭代际传递中，生育政策通过干预父母的生育决策，进而影响到子代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阶层家庭面对生育政策的反应不同，从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和收入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这里的被解释变量Y包括子女层面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前者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后者采用月收入的对数值。主要的解释变量是ferplan与Z的交叉项包括父母教育和政策生育数量的交叉项、与省会距离的对数值和政策生育数量交叉项，分别放入回归进行考察。其他控制变量X有个体以及父母的相关人口学特征，包括个体性别、城乡、民族等。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人们的生育选择和人力资本水平，尤其后者会受到义务教育政策的影响，所以控制住子女出生年份虚拟变量，避免此类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地区虚拟变量控制到县级而不是省级层面，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省内地区间公共教育资源差异较大，控制省级哑变量可能没法将省内区域差异的影响排除掉。二是因为基本的初等教育资源供给由区县财政负责[17]，高中及以上的教育通过中考决定，全县内面临同样的竞争关系。三是没有理由和文献说明在一个区县内基本教育资源的分布会因村居生育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异而有所差别。汉纳姆和帕克（Hannum & Park）发现人均教育支出在县区之间的变化较大，但在县区内部人群间差异很小，控制到区县可以消除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带来的偏误影响[22]。最后，考虑到村居内不同个体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23]，这里的回归都将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
与前面相同，严格的生育政策只影响到1980年后出生的人群，这里使用的样本数据符合此要求。此外，
限制样本户籍都在本区h。使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仍未完成学业的样本也予以删除，这样最终有效样本量为2485，其描述性统计见表3。
关于异质性的数量质量替论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种是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在不同收入阶层间是有差异的[9]，另一种是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在公共教育供给水平不同的地区间表现不同[10-11]。这里分别对两种机制进行考察：一是生育政策对不同教育阶层子女人力资本和收入的影响，二是生育政策在不同地区家庭的影响。
1. 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异质影响考察
受教育水映的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24]，表4中回归1到回归3考察了子女人力资本受到的影响。回归1父亲教育与政策生育数量的交叉项系数为011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亲教育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随着生育政策差异而变化，政策越宽松，代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大。反之，生育政策限制越严格，代际之间的影响越小，子代的人力资本差异会更小，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平等。回归2母亲教育与政策的交叉项也显著为正，与回归1的结果类似。回归3省会距离与政策的交叉项显著为负值，说明生育政策越是严格，越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倾向于平衡。以上说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异质性作用，该政策对于低人力资本阶层和地区的作用更大。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家庭面临的收入约束不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约束较大，生育子女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更强[9]，同样的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作用更大。
2. 对子女收入的异质影响考察
回归4到回归6考察了不同阶层、地区的子女收入水平如何受到政策的异质影响，以子女的月收入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4中，父亲教育与政策生育数量交叉项的系数为005，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亲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随着政策执行力度变化而有所差异。生育政策执行越是严格，父亲对子女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弱，说明子代的收入水平随着严格的生育控制而有所收敛。同样的，回归5中母亲教育与政策的交叉项也是显著为正，与回归4同样说明生育政策有利于缩小子代的收入差距，推动子代收入收敛。回归6中，到省会距离和政策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值，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缩小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子代的收入水平差距。在偏远落后地区，生育政策对于子女数量的减少和子女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大，这与现有文献结论是一致的，因为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供给资源更少，这些地区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更大[10-11]，从而使得计划生育作用更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与过去专注于生育政策宏观影响的文献不同[25-27]，本文首次使用微观调查的CFPS个体和村居层面数据，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子代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问卷中不同村居的差异生育政策度量当地计划生育执行力度，客观评价了生育政策带来的经济效果。研究发现，生育政策通过限制
家庭生育的数量选择，使得不同阶层和地区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趋向一致，降低了子代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进而抑制了他们的收入不平等。对具体机制的讨论证实了生育政策在不同人力资本家庭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间的异质性作用：父母教育水平越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对子女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正向作用会随着更严厉的生育政策限制而有所减弱。同时，在越是远离省会的偏远落后地区，生育政策对子代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越是明显。
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认为应拓展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在过去人口年龄结构或人口性别结构视角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上拓展对生育政策作用评估的研究，尤其是客观评估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收入阶层、发展地区以及城乡间的社会家庭个体选择的短期影响，并进一步从一般均衡的视角研究政策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影响和结构性影响。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经做出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重要决定，关于生育政策进一步的放松或者废立以及如何调整，是否应实行有差异的调整路径，都应建立在更加全面的研究基础上。在从
微观视角进行政策效果评估，关注政策整体影响的同时，也应关注政策的结构性和异质性影响，这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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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问题；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41-03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既不是实体也不是一种机制，“一带一路”是一种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中国依靠与相关国家现有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凭借现有区域合作平台，借用中国古代历史符号“丝绸之路”，中国高举起和平发展旗帜，中国主动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上互信、经济上融合、文化上包容利益与命运和责任的共同体。
佳木斯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佳木斯拥有5个国家一类口岸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中心位置。佳木斯通过江海联运可与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形成东北亚经济圈六国，同时形成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大循环。佳木斯成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问题及其教育策略研究，运用SCL-90自觉症状量表和自编家长与学生调查问卷对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问题及其教育策略进行调查。
一、“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弱势贫困群体界定
弱势贫困群体界定：依靠自身能力或力量无法满足本人及家庭成员最低基本生活保障，而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社会群体。弱势贫困群体分为初级弱势贫困群体和次级弱势贫困群体两个层次（见表1和表2）。
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基本特征
通过对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子女调查学习、经济、心理和处境等方面问卷得出如下基本特征结论（见表3、表4、表5和表6）。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心理问题
运用SCL-90自觉症状量表和自编家长与学生调查问卷对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问题及其教育策略进行调查（见表7）。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心理问题表现，无论是先天个人因素还是后天家庭教育、学校、社会环境因素，我们都应对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在思想、性格、心理、行为等方面存在偏差学生给予更多关注，因人而异，制定相应相应教育方法。
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教育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存在多方面问题，针对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存在多方面问题采取相应教育策略（见下页表8）。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佳木斯市弱势贫困群体子女心理问题及其教育策略研究从以下四方面研究弱势贫困群体界定、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基本特征、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心理问题和弱势贫困群体家庭大学生教育策略。通过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帮助佳木斯市弱势贫困家庭大学生放大自己人生，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力军。
参考文献：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 400000)
摘要：家校合作是新时代的发展呼吁下的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探索家校合作对当今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家校合作的概念、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家校合作的角色定位、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家校合作的反思这几个方面介绍了家校合作的进展及其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家校合作;现状调查;文献综述;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5-0002-02
苏霍姆林斯基说：“施行学校--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很好的培养年轻一代，而且还可以使家庭和父母的道德面貌完美。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对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没有成人与孩子之间经常的精神上的接触和相互充实，就不可能有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家庭本身，不可能有学校这个最重要的教育教学机关，也不可能有社会在精神上的进步。”[1]因此探索家校合作以成为当今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参考了1999年至2051年校园CNKI中的30篇期刊论文及万方数据中的20篇学位论文，并对其进行了整理。
1.家校合作的概念
“家校合作”目前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英语中表达“家校合作”的最常见的是"home-school cooperation"。对此，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家校合作进行了解释。
徐锦俊从家校合作推进学习型家庭的意义上指出，“家校合作指学校与家庭在认识一致、目标认同、情感融洽、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双向互动地共同促进学习型家庭的生成和发展。”[2]刘衍玲，臧源，张大均，在其论文《家校合作研究述评》中指出“家校合作是指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家庭和学校两种力量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协调的教育互动活动。”[3]周丹认为“家校合作”既是一种关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者关系的理念，也是一种处理两者关系的行为模式。他指出：“家校合作”是指家庭与学校以沟通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使孩子受到来自两方面系统一致、各显特色、相辅相成的教育影响力，形成多种终身受益的必要素质，更好地实现社会化。[4]岳瑛在谈教师与家长的合作时指出：教师与家长的合作指教师与家长通过交往实现的教育原则，教育要求，教育过程，教育手段等方面的一致互补。[5]杨俊认为"家校合作"即家庭与学校已沟通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的一种教育形式。[6]我国家校合作研究的专家马忠虎认为，“家校合作”是指对学生最具影响的两个机构--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更多地得到来自家庭方面地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7]这一概念把家校合作所涉及的范围界定在学校和家庭两个领域。
家校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综合以上几位教育专家，学者教育实践工作者，从他们对家校合作概念的理解中，我们对家校合作的内涵应把握以下几点：（1）家校合作是一种双向活动,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家长要对学校教育给予支持，学校要对家庭教育做出指导，其中学校应起主导作用。（2）家校合作活动围绕的中心应该是学生，学生是家校合作活动的最终目的。（3）家校合作是社会参与学校教育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
2.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
国内关于国内家校合作的理论研究，有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其中苗建玲在其论文《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中对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9]
对家校合作的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在儿童教育方面家校之间要保持一致进行合作，强调共同发挥家校“合力”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功能互补。
许多教育人士从家庭、学校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配合，以达到两者的功能互补，实现教育最优化的目标。
在德育方面强调家庭的作用。
有的学者从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和家庭环境的不同类型角度，阐述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有的研究者从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和角色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家庭与学校在德育方面存在的对立与冲突。
3.家校合作中各参与人员的角色定位
家校合作中家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家长在家校合作活动中因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需要的不同，在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地点，充任的角色就有所不同。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是这样。他们只有意识到自己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才能更好地去履行相应的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家校合作的专家马忠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1]
3.1 家校合作中学校管理人员的角色。学校管理人员在家校合作中具有四种角色.首先,他们是鼓舞士气的"宣传员"和组织者。他要通过对家校合作的大力宣传、指导，使教职员对家校合作充满信心和热情，使学校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对家长参与的欢迎，营造出学校与家庭合作，通力共育人才的新气象。
其次，他是家校合作活动的策划人和支持者。要实现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目标，校长必须明确家、校、社区合作的重要性，并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再次，学校管理人员的第三个角色就是他自身，“学校管理者”。他必须在家长与管理人员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他除了影响学校的整体气氛和精神外，还要使学校保持"门户"开放政策，为家长提供相应的学校教育资源，组织家长教育活动等。
最后，学校管理人员是活动的协调人。缺乏对家校合作活动的有效协调与管理，家校合作就无法实现连续性。
3.2 教师在家校合作活动中的角色。教师是家校合作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家校合作活动的具体策划人，组织者和参与者。他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担任的角色除教师本身外，还包括活动的推行人、指导者、咨询者、活动资源开发人、家长的朋友、交流的对象等。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许多教师除以上角色外，还与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家长”。教师也会为人父母，也是一代儿童的抚育者。当他们从家长的角色再回到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角色时，他们就能很好的理解家长的想法和需要。
4.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家校合作的问题上，许多家长，学校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下面就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家校合作的认识问题和在实践中的偏差两方面进行论述这一问题。
4.1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家校合作的认识问题
马忠虎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包括以下两点：[12]
1．从家长方面看，大部分家长缺乏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没有意识到参与是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部分家长认为孩子进了学校，孩子的一切都应该学校负责，因而将教育孩子的责任一股脑的全推给学校，认为孩子的学习和思想归老师管，自己只提供钱，供穿，从思想上放松了孩子的教育。在这种思想下，如果不是学校“请”，他们是不会主动与学校联系的。
2．从学校方面看，有些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忽视了家长的教育。
许多教师往往认为家长不懂教育，他们不能也无法参与孩子的教育，请他们来反而给学校带来麻烦和干扰。因此，学校单方面教学生，使家长不能全方面了解孩子的情况，无法进行针对性教育；老师说教流于一般化，变成空洞的说教，泛泛而起不到相应作用。
(二)任学兵指出家校合作的问题出在政策上支持的力度不够[14]
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订家长参与教育的政策或法律，明确家长参与教育的合法权益，使家长在监督、参加学校的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活动时有法可依，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强化家长对教育事业的参与，加强家长自我教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三)合作欠深度
关于这一问题任学兵在家校合作与素质教育一文中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目前常用的合作方式是开家长会，让家长签字，家访和个别交流等。这些活动以了解通报情况为主，至于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各自的事情，缺少有计划，有深度的共育层面上的合作，更缺少对合作活动的检查，监督等措施。[15]
五、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家校合作前人已经从概念，各参与者的角色定位，理论基础，家校合作活动分类，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是我国在家校合作研究领域中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水平较低,家校合作的研究比较分散、不成体系，理论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相脱离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本研究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家校合作相关理论和经验，通过研究我国农村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并对学校的教师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探寻和发现我国农村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和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根据当前不断深化的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提出一系列具有实践价值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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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两免一补”，政策实施，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影响评价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尽快实现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解决贫困家庭中小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农村反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其中有少数民族人口429万，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62.9%。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等多种原因，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问题突出。截止2009年底，四川省有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个毕业论文格式，占四川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55.6%。四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约135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30%。近年来国家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两免一补”政策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这项政策实施6年多来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起到了哪些作用，具体在哪些方面对贫困农户产生了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及怎样使政策更加完善，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对四川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的影响评价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学术期刊网。”[4]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有效形式，其实施必将对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就业能力的增强、收入的增加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加快他们脱贫的步伐。
（一）贫困农户家长教育观念增强
家长的教育观念大概包括两方面：一是与家长培养子女的目标和终极目的有关，包括人才观(家长对什么是人才以及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的看法)和生育观(家长培养教育子女的动机)；二是与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儿童观(对儿童及其发展的认识)和教子观(对教育子女内容和方式的看法)。[5] 家长的教育观念指导和约束着他们的教养态度和行为，并通过教养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子女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的教养观念自身也受到社会文化、家长自身的经历、家长的文化水平及其所学的文化知识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它直接影响家长在教育上的价值取向，并在其教养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来。
图1 教育观念转变对贫困农户脱贫影响流程图
“两免一补”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区实施后直接影响到贫困家庭家长的教育观念，贫困家庭家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民族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享受到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失学率降低、升学率提高。随着入学儿童的增多毕业论文格式，贫困家庭的整体文化程度得到提高，进而提高了劳动力素质，这样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加快反贫困的步伐。（见图1）
（二）小学、初中学生入学人数显著增加
2005年四川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共同制定了本年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工作实施总体方案，“两免一补”总投入4.1亿元。在“两免一补”政策的驱动下，四川省民族贫困地区的小学入学人数由2004年的122395人上升到2005年的153826人，初中入学人数由56990人上升到78115人。（见图2）
图2 2004年―2008年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入学人数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2005年―2009年
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人数可知，小学入学人数、初中入学人数显著增多，但是高中入学人数增加并不明显，因为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因此“两免一补”政策不覆盖高中阶段的教育，家庭困难的子女在完成小学、初中教育后迫于经济压力一般难以继续升学。
（三）贫困农户教育支出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
四川民族地区在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以后，小学生每生减负约200元、初中生340左右元。按我国2004年公布的绝对贫困线农村人均年收入882元计算，分别相当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的22.6%和38.5%；如果加上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这个比例还要提高，这对贫困家庭带来了直接经济影响。具体而言，“两免一补”资金按标准落实到贫困家庭，即直接承担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又减少了贫困家庭的总支出毕业论文格式，使其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样就使得贫困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得以改善，有机会将这些多出的资金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见表1和表2）
表1 2004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上缴学费标准 单位：元/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书本费 85 80 92 96 95 96 180 120 80
杂费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220 220 220
Abstract： Fairness is relative to unfairness. For vulnerable groups it is not fair， and they can't rely on the powerful group to change it， so it is exactly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n the marke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field， how to adjust th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ducatees？ The role of education policy is crucial.
关键词： 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Key words： education fairness；social exclusion；fair education resources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286-02
1 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逻辑关系
1.1 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 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 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 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 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因为无论如何，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 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 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 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无论什么原因，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 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小部分人成为雇主，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 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life orientation）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是因为偏见造成的，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 问题和建议
3.1 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因此，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 建议
消除制度。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城乡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阶层，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 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将有可能导致贫困，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表示，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同样受到社会排斥，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 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 学习条件的排斥
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部分。其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这些教育过程都需要必要的学习环境、学习用品和其他各种花销，另外还有些课外活动也需要不少钱。由于经济负担沉重，贫困家庭的子女没有条件参见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相对来说，学习的质量和素质就很难保证。甚至有些学生还有照顾家庭的生计，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有的学生因此自卑，对学习失去了
兴趣。
4.2.1 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 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学习条件差，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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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助政策体系；高校贫困生；教育援助；学习适应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引入高校市场化机制和教育扩招的背景下，为应对高校贫困生群体引发的各种问题，相关部门经过长期努力，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建立起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奖、贷、助、补、减”有机结合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2007年新的资助政策体系实施之后，全国每年用于助学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以及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达到500亿元，每年约有400万大学生和1600万中职学生获得国家资助。[1][2]国家的巨额资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高校贫困生上学难的状况。但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对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援助效果如何？比如对其心理状况和行为表现的影响如何，是否能有助于他们融入高校的学习生活环境，使其安心求学并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其道德素质和政治品德呈现何种面貌，等等。这些都是评估国家资助政策最终绩效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新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教育援助效果进行探讨。
一、从零散到系统：评估模型的构建
关于新资助政策体系的教育援助效果评估问题，既有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有益和必要的探索与积累，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评估指标的构建和评估方法的探讨。在评估指标的构建上，学者们呈现出了多元化和零散的特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异的评估指标和指标构建方法。比如，胡小坤侧重于从主体角度进行指标建构，认为教育资助的评估应着重考虑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高校贫困生及其家长、专业机构和人员和大众传媒等主体[3]；姜旭萍等则认为评估指标的构建应重在资助政策的实际效果上，并具体提出了政治效果、经济效果、文化效果和教育效果四个维度[4]；凌峰等人的论述最具系统性，提出了从影响力、执行力、运行困境和生活质量四个维度构建评估指标的方法[5]，从而将新资助政策体系的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有机统一起来。而关于评估方法的探讨，学者们的观点较为一致，大致有定量评估（如投入金额、受益人数、受益比例等）、定性评估（主要侧重于价值观方面的评估）、成本—收益评估（对被资助者的投入与其贡献值的比较）和前后对比评估等几种方法。[6]
综合来看，既有的众多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其一，教育援助效果评估指标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各有偏重与不足，这直接导致有效评估模型的构建难以前进；其二，虽然学者们对各类评估方法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几乎都仅仅局限于思辨式的泛泛而论，少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成果出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既往评估指标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初步构建切实可行的系统评估模型，进而以实证调查数据为支撑，力求弥补上述缺陷。
本文认为，教育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援助、思想政治援助、学业援助和心理健康教育援助等方面。教育援助的最终目标正在于将它们整合起来，使贫困大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塑造良好的人格和品格，实现高校人才培养规格的各项要求。长期以来，教育工作者们孜孜不倦的探索这项系统工程的科学合理的体系和机制，而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则为我们对高校贫困生实施教育援助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不可否认，对高校贫困生的经济资助是新资助政策体系实施的核心环节。但新资助政策体系却又不仅仅着眼于经济资助，它还关注贫困生的思想品格塑造、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状况改善和环境协调适应等多方面的需求。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一个合理有效的系统评估模型，不仅应保证较高的效度要求，即要与高校贫困生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从而能切实反映出教育援助的最终效果；而且还必须具备相当的兼容性和全面性，即能够囊括贫困生学习、生活、心理和品格等各方面的基本信息。
进而，我们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找到了“学习适应性”这一概念，将其作为本文建立教育援助效果系统评估模型的基点。学习适应性是指“个体超越学习情境中的障碍的倾向”或“个体克服困难取得较好学习效果的倾向”，也即对学习的适应能力，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心理因素、学习环境四个维度。[7]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学习环境、教学模式和身心适应五个维度。[8]学习适应性既能表现出大学生的主体性特征，即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满足自身需要的自主性；又突出了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即整合内外部信息和资源，调整身心状态，促成自身的和谐发展。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学习适应性状况是其学习、生活、心理和行为状况的显示器，因而可以作为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教育援助效果的集中反映。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以学习适应性为核心指标初步构建了教育援助效果的评估模型，它包括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心理状况和环境适应四个维度，如图1所示。本模型的优点在于，一方面紧紧围绕教育援助效果的核心部分进行评估模型构建，从而既保证了评估的效度，又免除了贪大求全、不切实际的弊端；另一方面，较之以往的评估指标可操作性程度更高。
二、研究假设
以学习适应性为核心指标考察新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的教育援助效果的做法，本次研究尚属首例，研究者在期刊网上尚未检索到相关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归因为系统评估模型迟迟难以建立，另一方面也由于现有的评估指标缺乏可操作性。所幸的是，学者们关于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探讨、发展特点描述和主要影响因素这四个方面。[9]这些研究成果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和建立研究工具的重要起点。
根据杨改、葛明贵等人的研究结论，家庭环境尤其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10][11]王瑞荣则进一步指出，许多贫困生由于不能正确认识贫富问题，不能客观、科学地评价自我价值，形成了错误的自我认识而造成失落、自卑、孤僻、封闭、冷漠、紧张、敏感多疑、敢为性低等一系列不良情绪，甚至发展为人格偏执和抑郁病症。[12]此外，贫困生由于心理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在对大学中人际关系的适应和自我调适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李明睿的研究发现，贫困生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性、精神病性等方面得分较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贫困生的拼搏进取精神、社会适应能力、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个性心理品质的完善，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学校及岗位上能力的发挥。[13]李昕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人际关系有显著影响，贫困家庭的学生表现出较强的社交回避倾向，这主要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所致。[14]而王永杰等人的研究结论则明确指出，大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与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15]据此，我们有充分理由作出如下推断，即高校贫困生相对于普通家庭学生而言，在学习动机、压力感知、心理健康水平和环境适应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并最终表现为其学习适应性相对较差的状况。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以上研究成果同样也意味着，经济保障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而言，既然经济资助是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实施的教育援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那么接受新资助政策体系的贫困生在减轻经济压力和负担的同时，其学习适应性状况应当有可预期的改善，这正是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和实施的初衷和归宿。
根据以上探讨，我们提出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会对高校贫困生产生积极的教育援助效果，即能够改善其学习适应性状况。进而论之，我们提出了如下两条具体假设：
假设1：总体而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贫困生）相对于普通家庭学生（主要以家庭经济条件为区分标准）来说，在学习适应性状况上存在一定劣势。
假设2：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接受了新资助政策体系帮助的学生相对于尚未接受的学生来说，其学习适应性状况更好。
为证实假设，并同时探明新资助政策体系在改善高校贫困生学习适应性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我们进而展开了实证调查。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一）样本构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随机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某综合大学工科学院二、三、四年级在校本科生样本共300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9份。所有问卷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结合大学本科生教学实际情况，经充分讨论后编制了调查问卷。本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家庭收入水平等；第二部分在吸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次研究的需要自行编制了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量表；第三部分为调查对象受助情况和资助评价。其中学习适应性量表包括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心理状况和环境适应四个维度，每个维度设5个项目，共计20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法，设有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分值越高代表学习适应性越好。经过两次问卷试测和修正，利用SPSS16.0进行量表信度和效度检测，结果得到量表的克伦巴赫Cronbachs’α系数为0.722，问卷各因素的α系数依次为0.517、0.753、0.762、0.537，四个因素共解释了总方差的46.79%。量表各因素之间以及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可见，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较为理想。
四、研究发现
由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未受资助的学生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即贫困生）的学习适应性得分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学生，这与假设1基本相符。同时，与未获资助的贫困生相比，受助贫困生的学习适应性得分显著高于前者，并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学生，则假设2亦得到证实。由此可以说，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状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教育援助在改善高校贫困生学习适应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确定影响未受资助学生中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学生学习适应性差异的具体因素，以及影响受助与未受助贫困生学习适应性差异的具体因素，我们对前者进行了方差分析，对后者进行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表明，在未受资助的学生之中，导致贫困生学习适应性得分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学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心理状况（F=9.578，p
五、研究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探讨，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学习适应性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贫困生与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相比，其学习适应性表现出明显劣势，主要体现在心理状况和环境适应两个方面。
2. 新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实施的教育援助对其学习适应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受助贫困生学习适应性得分明显高于未获资助的贫困生。这主要是由于教育资助大大提高了前者在学习态度和环境适应两方面的得分。
3. 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影响仍然极为显著。因此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对高校贫困生实施教育援助是消除家庭社会遗传的影响、促进贫困生更好的融入大学学习和生活并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亦表明，新教育资助体系的建立和落实对高校贫困生学习适应性状况的改善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说明在现阶段对高校贫困生的教育援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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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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