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的四个重要参数—合语法性、适合性、得体性和实际操作性，其中适合性和得体性的实质就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知识而能与该社团的人顺利进行语言交际的。[3]
2远程教育旅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笔者根据理论和实践提出应从学习者和教师两方面来开展远程教育旅游英语的文化教学。
2.1学习者
远程教育学习者是学习者中较特殊的群体,作为在职的、成人的、业余的、远程学习,其社会和文化背景具有独特性。学生主要通过网上学习，没有充裕的时间去长期听教师讲授，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远程教育旅游英语教学应根据远程教育学生的自身特点，着重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来进行文化教学，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实际工作，更好的服务社会。远程教育英语教学不能将作为学习的主体的学生看做旁观者，而应在教学中的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说通过激发学习动机、强调学以致用等来推动远程教育教学的良性发展。
2．1．1激发学习动机
远程教育旅游英语教学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比如，帮助学生学会利用网络查找旅游英语相关的学习资料，并帮助他们筛选有价值的英语旅游文化信息。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出：学习动机作为学习活动的动力机制，是学习活动得以发动、维持、完成的重要条件，并由此影响学习效果。而学习动机之所以影响学习效果，是因为它直接制约学习积极性。根据这一理论，教师传授知识时，应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远程教育旅游英语的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好网络互动平台如论坛、QQ群、E-mail、微信等，在网络平台上注重课堂文化导入，为这些在职学生提出一些本章节课文相关的、有一定趣味的导入问题，要注重文化导入的互动性，鼓励引导学生学习相关文化，并上网搜寻相关资料。通过网上文化导入采取各种方法来提高远程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有效调动学生业余学习的趣味性和积极性。
2．1．2强调学以致用
远程教育的学生相对于全日制的学生有工作经验优势，应鼓励他们运用工作中的机会，在各种场合中学以致用积极锻炼，加强旅游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教师要注重筛选与日常交际密切相关，具有真实情景的旅游文化方面的素材，培养学生知识运用意识，鼓励学生实际运用所学知识，从而使学生拥有较强的跨文化心态和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班级QQ群，教师首先在QQ群里创设虚拟的交际任务，让学生在后面跟帖发言；还要准备一些英语导游视频资料供学生鉴赏观摩。另外，教师还要在论坛上列出学习书目，鼓励学生根据工作实际挑选图书进行课外自学，指导学生进行纯英文旅游书刊的阅读，帮助学生增强他们的文化积累，逐渐培养跨文化旅游交际的意识和悟性。
2．2教师
文化教学要求教师挖掘远程教育旅游英语课程的文化内容、教材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并对远程教育课中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远程教育旅游英语的教学不仅仅是学习课本的语言知识，还要了解产生这些旅游英语素材的背景和它所适用的情境。山东电大现用的远程教学旅游英语教材很多内容都与文化背景知识相关。教师通过备课研究，应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内涵，教材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学习，而是通过学习引发学生产生相应思考，进一步引起他们的探讨与研究。只有鼓励学生充分挖掘其中的内涵，以教材为线索，随时学习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更好地了解旅游材料相关的文化环境。远程教育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抓住网上教学的机会，当文化知识传授达到一定数量时，教师可就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的异同点进行归纳总结、对比分析，例如节假日的文化对比等等。通过文化归类对比进行文化教学，帮助他们系统学习的文化知识，培养英语导游能力。
3结语
论文摘 要：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头，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也面临全面更新和优化。本文在了解大学生对《旅游文化学》课程的需求的基础上，对当前旅游文化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了教学评估。
旅游文化课程必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如近几年持续的生态旅游热，支撑其发展的文化基础（生态文化），仍处于零散状态，急待研究、整理并充实到课程内容中。旅游文化课程内容没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时吸收新的内容，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历史的文化为主体，对现代旅游有关的其他文化没有或很少涉及。可以说，目前的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仅是中国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课程内容严重缺失，很不健全。
一、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结构框架和程序。近年来我院在进行《文化旅游学》课程教学改革时，主要尝试以下几种教学方式创新：
1．问题启发式
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学生运用已有知识，结合教学材料通过思考、探讨、交流(分析与争辩)来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模式。讨论式常见的方式有同桌讨论、前后(4人)讨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或派代表发言)等多种方式，既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种方式并用。更可以和其他教学方式交叉使用，例如讨论式可以是探究式教学或问题(课题)式教学中的一个环节。Www.133229.cOM
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学材料应是广义的，它包括教材、资料、图表、录像、课件、采访、野外观察中获得的信息。在讨论中师生共同依据系列问题，为解决问题而研究有关信息，在研究、思考与交流中又会受到启发，提出新问题，或将问题引向深入或师生共同得出某种结论、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或重要规律。讨论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运用讨论式教学时，需避免放任自流与偏离主题的局面，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影响教学进度，其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首先是讨论题的质量，讨论题要富于思考性、前瞻性、难易适中、切中要害、不能是无关紧要或漫无边际。其来源可以是教师拟定；或根据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师生共同拟定。其次，要让学生充分准备，最好提前布置课题，在各自有一定见解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保证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三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错误的观点、方法。教师参与讨论，但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而是适时引导捕捉有利于深入解决间题的沦点，启发学生进一步探讨，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得出正确结论。
2．案例讨论式
管理案例教学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哈佛商学院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完整案例教学和管理系统。到上世纪20年代世界旅游发达的国家已将案例教学引入了旅游教育与培训中，并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我国的旅游教育培训中，有的院校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饭店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课程的教学中已经引用了案例教学方法，但是，在《旅游文化学》课程中尚未得到普及推广，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到的案例数量也远远不够。许多旅游院校的《旅游文化学》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课堂授课的灌输方式，教材的编写仍然未能很好的利用系统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对于《旅游文化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无疑有较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学生适应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差。《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要求教学能够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专业院校都没有现场模拟教学基地，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及教师，而旅游文化学的案例是实践经验的浓缩，是大量典型事例的概括和提炼。案例经过教师的精心挑选，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加深了学生对旅游文化的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获得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知识，提高实务技能。
3．参与式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能主动地积极投到学习的各个环节中，真正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学生的这种学习方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主动性和参与性上，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能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的即时情景，给学生创设场合渲染气氛，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之中，参与到学习的各种环节中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学习获得知识，而且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开放的教学内容；提问式的讲；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果学生上第一堂课，老师介绍课程内容时，只讲课程体系和内容如何系统和严密，这样实际上把学生定位在只能被动学习的位置上。但是，如果老师能告诉同学，这门学科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在课程教学内容中也包括一些正在进行科研的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学生跃跃欲试、表现自己的参与潜力。所以，在课程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提问。"学问"起源于"学习、问难"，知识的掌握不是靠"教"而是靠"问"出来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入一些包括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结论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这样有利于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寻找新的解题方法，探索更好的答案。这些习题，有时则在课堂上讨论。不同答案的讨论和争辩，使得同学思想更为活跃，掌握知识更深入。
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
这门专业选修课，从开设之日起，一直以新的教育理念，采用最新的教学手段，力争以直观的方式解读中国旅游文化。教学内容既规范又新颖，信息量大且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教学方法灵活，且极具启发性和互动性；能以散而不乱技法，娴熟、轻巧地驾驭着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制作精美的课件，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和谐、统一，能使抽象的旅游文化现象，演绎得直观、生动；条分缕析的图标设计，使纷繁的旅游文化现象变得简约而条理分明；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注重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一个老师满堂灌的做法，比较注重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资料；形象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追求，激发学生在美的陶冶中产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而能主动的学习。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内容、方法和作用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建立可行、有效的旅游文化教育教学模式，笔者对今后课程改进的建议如下：(1)申请增加课时，将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增加景区、旅行社的实训内容，将《旅游文化学》课程直接搬到景区讲授，真正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零距离”，使学生首先对该专业有一个整体的、感性的认识；(2)开展小班教学，每班最好20人左右，保证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教学实践活动；(3)增加参与式教学方法的使用，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4)更好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增加影像资料的播放；(5)邀请一些专家做旅游文化专题演讲。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论文摘要】新疆丰富的旅游资源构成了新疆旅游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又为新疆旅游业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然而, 新疆地处偏远其优美之处极少为外界熟知;并且国际旅游的发展起步较晚,旅游英语教育发展滞后,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面临重重阻力. 鉴于此,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并以文化导入为核心探讨旅游英语“教”与 “学”,为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旅游文化的传承和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从旅游英语“教”与“学”之现状的调查结果来看,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普遍存在如下问题:其一,现行旅游英语教材不合理,存在诸多弊端;其二,教师自身教学素质影响旅游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时学生在旅游文化学习过程中主动性不强,从而导致旅游英语课堂教学质量不高,旅游文化传播不力。
关键词：旅游文化；研究；综述；中国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239-03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新的形势和远大的目标对中国的旅游文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握旅游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旅游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旅游文化研究初期：20世纪80年代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概念的界定、研究必要性的分析、学科分支，以及中国旅游文化传统和中国旅游文化建设等基本理论研究。
（一）“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
这时期很多学者都试图对旅游文化进行界定。林洪岱（1983）指出旅游业是一项经济事业，“又是一项文化事业，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并预见“文化比重及其价值在整体中的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历史趋势”[1]。窦石（1986）提出“旅游文化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文化体系”[2]。“魏小安（1987）认为：“旅游文化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由此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3]。晏亚仙（1987）指出：“旅游文化，是根据发展旅游事业的规划和旅游基地的建设，以自然景观和文化设施为依托，以包括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游乐、展览和科研等多种活动形式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一种特定的综合性事业”[4]。陈辽（1987）认为“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5]。这些观点共同反映了一个特点，即“总和”的思维方式，这在20世纪90年代被冯乃康等人总结为“总和”论。
（二）“旅游文化”研究必要性的分析
随着旅游发展实践的深入，“旅游文化学”研究的必要性受到重视。1985年上海旅游学会提出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其经济结构具有综合性、时空的延伸性以及须满足多样文化需求等特点，迫使旅游业必须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形态。1987年湖北青年旅游研究会在首届中国旅游学会指出，发展旅游事业不接受旅游文化的指导是不可思议的，强调加强旅游文化研究是对现有旅游资源进行深层开发的前提。同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山水旅游文学讨论会上，学者们也提出，文化界有义务研究国内外旅游文化，为旅游从业人员提供精神食粮。
（三）旅游文化学科分支的研究
这时期旅游文化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是其众多的分支领域已被学者纳入到研究范畴。
1.旅游文化史。林永匡、王熹专著《中国旅游文化史的研究》（1989），从旅游文化史角度，认为旅游文化活动的心态与价值观念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也是研究中国旅游文化史的首要课题。
2.旅游文学。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就旅游文学的定义、历史发展分期、起源及发达原因、作家作品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冯乃康认为旅游文学是以旅游生活为反映对象，抒写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活动中的思想和审美情趣的文学[6]。赵家莹指出广义的旅游文学概念是指与旅游有关的一切文学作品，狭义的则指“纪游”[7]。江文波则认为旅游文学的概念“应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解除苛求的枷锁”[8]。在分期上赵家莹、隗芾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3.旅游民族学和旅游美学。何学威就建立旅游民俗学、开发旅游民俗等问题发表了详细观点[9]。莫高探讨了杭州的民俗与旅游的关系[10]。王遵近、沈松勤的《风景美的欣赏——旅游美学》（1987）一书，对旅游美学中的风景美作了全面的讨论，并从审美的角度研究风景美对旅游主体心灵产生的效应。
（四）对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的挖掘
1986年喻学才的《关于建立中国旅游学的构想》以及《中国旅游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发了众多的关于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传统的讨论。认为中国旅游文化传统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演化，发掘出近游远游的旅游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具有特别重视游览艺术的传统。
二、旅游文化研究中期——20世纪90年代
（一）90年代前期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
这时期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的主要观点。在概念上，理论界对旅游文化概念的语言表述作三种归纳：（1）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相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旅游文化是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旅游学刊》，1992年7卷1期）。
（二）90年代后期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
1.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狭义地说，它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立足本国本地创造有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学问（喻学才，1996）。
2.旅游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贾祥春，1997）。
3.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马波，1998）。
4.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王德刚，1999）。
5.旅游文化是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有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了这一场景文化（张国洪，1999）。
与80年代相比，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核心，但许多学者仍然偏向于用“总和”的思维和概念来界定。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定义有创新的是邓祝仁，他指出旅游文化除了应包括主体、客体、媒体三方面的文化之外，还应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研究成果。他还对旅游文化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主、客、媒、研四大要素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亦作了较深的剖析[11]。
（三）旅游文化的特征
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类型之一，具有文化形态的共同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共性和特性共同构成了旅游文化的特性。90年代初期强调了旅游文化的审美性，也关注到旅游文化与经济的联系，因此“求美性”、“经济性”是新的提法。后期，王立、刘卫英将旅游文化特征概括为综合性、民族性、大众性、地域性、直观性、传承性、自娱自乐性和季节性等八个特性[12]。晏性枝概括为系统性、人文性、开放性、交流性、文化性、经济型、综合性、相关性、服务性、创汇性十大特征[13]。贾祥春概括为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空间、时间差异性[14]。
（四）对旅游文化学科地位的研究
较之80年代，学者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旅游业对旅游文化的呼声，开始关注到旅游文化学科的地位问题。 1991年《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上刊发了唐友波等学者的《旅游文化学发凡》。该文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意识到旅游文化是一种“从本质的高度对旅游进行综合研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的学科。1995年东南大学毛桃青在《旅游文化应有自己的学科地位》（1995年《旅游科学》第2期）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旅游文化”学科的必要性，认为无论是从旅游业健康发展，还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上都应设立旅游文化学科。与80年代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科建设角度显示了旅游文化在旅游学中的重要地位。
三、新世纪的旅游文化研究
（一）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
进入21世纪，旅游文化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晏鲤波、庄兴成将2004年以前的旅游文化概念归纳总结为：“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收缩论”等[15]。王玉成提出“三体论”，从主、客、介体出发，认为旅游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主体和旅游中介体以旅游客体为依托，在旅游观赏和旅游服务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16]。桓占伟提出“产品论”，认为旅游文化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品[17]。谢春山、邹本涛提出“旅游介入文化”，认为旅游文化是人们的旅游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产品的总和[18]。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仍然没有完整统一的定义，但是学者普遍强调旅游主体及其活动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作用。
（二）旅游文化建设研究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以及旅游研究的深入，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已成为学者的共识。2004年邹本涛在《旅游文化建设论纲》一文中，提出中国旅游文化建设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原则，大众化、民族化的原则，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19]。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旅游文化建设。如郑昌盛针对连云港市，分析了加强旅游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基础条件、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连云港市旅游文化建设基本思路[20]。李建军、陈清、郭晓莹探讨了信息时代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认为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应该探索出一种旅游业与信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互动的发展模式[21]。
（三）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从大区域对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讨。如刘少和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三角旅游文化区的构想[22]。曹诗图、沈中印对长江三峡旅游文化提出了“一区两极三线四片”的战略布局。其次是对城市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如陶伟、郑海燕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讨论了地方文化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蒋礼荣对北海市的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索，提出设计四种特色旅游文化产品的思路。第三是旅游景区（点）的文化开发也提出了新的理念。如杨刚提出南岳衡山旅游文化开发的措施，邓清华、肖玲对西双版纳的旅游文化开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是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开发，主要是对开发模式上的探讨，提出文化观光、文化体验和文化综合的开发模式。这一时期也出现对专项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出现如海洋旅游文化、影视旅游文化、红色旅游文化、佛教旅游文化等等讨论。
（四）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研究
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国内旅游的蓬勃兴起和中西旅游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第一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旅游文化的梳理和探析。第二是对古代旅游思想观念的重新解读，从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对孔子与庄子的旅游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是对中国的旅游文化史进行研究。
四、问题与对策
近三十年来，中国旅游文化研究从未停止过各种讨论，旅游文化的研究从最初的零散、自发的状态，到有规模有组织的状态，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都取得了进步。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旅游文化概念、特征、内容等研究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直接影响旅游文化的开发实践活动。二是理论脱离实践。旅游文化研究的成果尚未在旅游文化开发实践中得到应用，没有发挥其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旅游文化研究更注重其实证研究，避免仅仅流于描述与分析之上。此外，要加强旅游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创新旅游文化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加强多学科的结合，对旅游文化研究应着眼于实际现实，增加案例的分析和跟踪，这样才体现旅游文化研究的使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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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文化;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文化学
有关旅游文化的研究,目前可见的中文文献已经足可谓汗牛充栋了。这种研究历时将近30年,而其目标或作用,则可以涵盖理论探讨、应用研究、对策谋划以及学科构建等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研究成果构成了相关领域重要的理论贡献。不过,时至今日,旅游文化学领域的研究,还依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误区,这从反映在大学教科书当中的“旅游文化学”的内容广度、知识深度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文尝试就这一点做一些理论辨析,试图澄清几个基本概念和命题。
1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诸范畴的界定
1.1关于文化
1.1.1文化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在马波(1998)所著的《现代旅游文化学》、沈祖祥(1999)所著的《旅游文化概论》中都曾提到,国外有关文化的定义早已经不下150种甚至200种了。著名的英国文化唯物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Williams,1983)甚至将“文化”一词列为英语中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从威廉斯所给出的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来看,文化源于“驯养,和对于自然物种的生长的照顾”。在威廉斯看来,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文化:一是,文化可以用来指代“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二是,文化是“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三是,文化是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
威廉斯这种从历史的角度辨析文化语义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中国历史学家朱寰的见解是:“(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词都来自古罗马,拉丁文cultio、cultura,原意为耕种和栽培,引申为开拓、教化、培养、修炼之意;拉丁文sivis,意为市民、公民;sivitas意为都市、城市;civilize意为教化、开化。由此可见,culture一词源自农业生产,注重人的内在修炼,较为侧重精神品位;civilization源自城市生活,与都市开化有关,较为侧重外在的物质品位(朱寰,2000)” 。
然而,纵观所有的文化定义,不管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中所包含的整体性观点,还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维克多・埃尔,1988)中所强调的民族差异,抑或是弗洛伊德别开生面地通过意识和无意识对文化加以界定,以及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Frye,1993)在将文化作为民族的自我认同的产物时所强调的文化构成的高、中、低层次,乃至于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列(1985)从文化的工具特性提出的符号观。在所有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归纳当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化的核心规定性总是脱离不了这样三点:历史的传承性、群体的共享性、地域的分异性。历史传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的结果;群体共享是文化制约个体和群体关系的本质规定;而地域分异是文化体现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俗常现象的科学注解。这是理解文化属性最根本的切入点,恐怕也是最有效率的路径。
1.1.2文化的形态
文化的存在形式,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若从短期看,物质形态的文化会相对凝固于物理空间,其变化的起因常常是一种自然销蚀或灾难毁损。与此有所不同的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在“事”中或者以“活动”展现出来,在短期内可能表现为变动不居、形象隐晦,给人以个体差异很大的感觉,而实际上,这种形态的文化也是群体甚至民族长期记忆的结果。所以说,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会以制度、价值观、习俗等形式展现出来,当然他们往往也需要借助物质形态才能完整地表现其全部内涵和特征。在长期内,文化的核心成分或其先进的、积极的成分会呈现某种变化的惰性,甚至会不断延长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文化的相对稳态。华夏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能力,其实就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加以解读。由于文化的共享性和传承性两大特征,决定了文化的观察尺度应该超越短期的视野和个体的维度。只有从长期的角度和宏观的尺度,才可以观察文化的精髓,也才不会曲解文化的本质。
1.1.3文化与个体行为的关系
文化的产生既是人为的结果,而积久而成的文化又会外化于个人,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外在桎梏。换言之,“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1990)。”文化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如同钻进一个十分具有可塑性气球中的调皮小人(你也可以想象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猴子):个体行为尤其是意见领袖的个体行为,有可能会改变气球的形状,但也终不会挣脱气球的约束。历史地看,文化与人类个体的关系大体上是:个体的创新诉求往往是文化的反动,群体或他者的模仿则是新文化的形塑过程。于是,不管在哪个时代,有关文化问题的提出、思考和辨识,都意味着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种进入。在这种认识当中,不仅涉及了“人”这一主体,而且也涉及了关于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以及人与创造等诸多关系及命题。
1.2关于旅游文化
上述对文化诸核心问题的简要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理解旅游文化这个范畴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能在理解文化的时候是一种方法论哲学,而在理解旅游文化时,却完全是另一种方法论哲学,或者干脆显得没有方法、没有哲学,于是也就丧失了应有的逻辑力量,并形成了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学术混乱。
1.2.1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类型
从这个角度看待旅游文化,应该将旅游文化置放于文化的类型学框架加以整体性地认识,而不应该割断旅游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统属关系,也不应该让旅游学思维的介入削弱了旅游文化学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文化学思维应起的核心统御作用。
首先,从旅游文化的上位文化类型来看,显然可简单概括为文化。文化这一范畴在此成为各类、各层次文化的统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展示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特征。不管是从类型学的角度还是从逻辑学的角度,都不容许文化的所有下位类型在这些根本点上有所偏离或缺位,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范畴。
其次,从旅游文化的同位文化类型来考察,不难发现,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类型学框架中的一个亚类,与婚姻文化、丧葬文化、居室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影视文化、市井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等相并列。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巨大的家族,甚至因不同的研究视角、宗旨和目标而数不胜数,各个类型的亚文化均在其所属的各自领域诠释并丰富着文化的本质内涵。
最后,就旅游文化的下位文化类型而言,其所属各个范畴均为旅游学或旅游文化学着力发掘并用以界定、深化旅游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范畴。显然,这项工作既是这两个学科的学术使命,也是寻求旅游文化学学科自立的途径。只有各种下位文化类型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分类判然有序,旅游文化学乃至旅游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旅游文化学研究领域还鲜有意识到这一点者,也未见到在这个方向上做长期探索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更有甚者,不少作者在总体组织“旅游文化学”教科书的体系架构时,竟然全盘忘却了这种类型学上的逻辑关系,轻率地将“文化旅游”的下位范畴(如文化旅游资源)移作旅游文化的下位范畴。
1.2.2旅游文化是旅游现象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旅游文化是当旅游现象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已经有了近、现代意义的旅游流的发生,才开始逐渐积久而成的。这个意义上的旅游文化的起点,最远或可追溯至托马斯・库克的创举。因为,只有当旅游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已经成为至少某个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只有当因旅游而发生的综合供给系统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并且这其中已经隐含着某种共同的精神、美学和智慧追求,只有当旅游现象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社会(至少是某个社会群体)成员共同关注并融入其中的社会现象――简言之,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时,才会有旅游文化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文化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言其新,是说旅游文化肯定是大众旅游发展起来之后(而不是旅游出现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而此前很难说已经有了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文化。在中国,虽然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士人阶层的游乐之风,甚至我们也可以探讨当时的“游的精神”或“游的文化”,但若从旅游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这时的“游的文化”未尝不属于极少数精英阶层偶然性利用社会一般游乐资源的个别行为。文化的传承性、共享性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这一命题的自洽性。马波(1998)在论及文化的成因时指出:“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要经历实践和创造、学习和模仿、概括和抽象、传授和教育的过程”,其深刻性即在于此,这一结论对旅游文化也同样适用。因此,说旅游文化可以追溯至800万年前定然是荒谬的(人类社会才有300万年的历史),而写旅游文化史必从猿人开始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
1.2.3旅游文化是旅游世界的主体文化或主流文化形态
如果承认存在一个旅游世界(谢彦君,2005),那么,这个世界的文化部分将是独特的,是以旅游文化为主流文化形态的。存在于旅游世界的一切其它文化形态都可以被视为亚文化或边缘文化形态,即使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这些文化的某些类型很有可能占据主流文化甚至主体文化的地位。如果采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来衡量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既可以从中发现其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可能发现其消极和腐朽的一面。当旅游文化或者一般文化被商品化之后,则会更进一步暴露出金钱对旅游文化的腐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幻想旅游文化可以成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是幼稚的,因为,旅游文化相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而言,具有非单向性的特征,并不仅仅体现个别阶级的政治诉求。
1.2.4旅游文化业已是一种完整而自洽的文化
旅游文化业绝非“文化旅游资源”就足可以代表。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来看,旅游文化终将演化出在这个场域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文化的文化旅游资源”(这是一个比较别扭的表达,但也只能这样表达),但该种文化旅游资源绝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旅游文化学》教科书中所涉猎的、传统的“文化旅游资源”。当今的中国旅游学术界,似乎没有把旅游文化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来研究,却往往把对传统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性梳理和类型学划分当作了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不仅将相关成果统统冠以《旅游文化学》之名,而且当作主体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针对当下“旅游文化学”著作、教材(以下统称著作)内容结构的这种失当,可以从对现有相关文本分析中略见一斑。笔者把在当当、卓越、京东等主要网上书店能收集到的40部“旅游文化学”著作(或内容接近、名称略有变化的著作)作为样本(见表1)予以分析。在这40部著作中,王元海的《旅游宗教文化》,马勇、余冬林、周霄的《旅游文化史纲》,冯源的《世界旅游文化(英文版)》,庄志民的《旅游经济文化研究》以及李伟、杨世瑜的《旅游地质文化论纲》虽然有旅游文化字眼,但其实质已经出离了旅游文化学的范畴,因此予以剔除。在所余的35部著作中,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这些著作中,其目录结构为“总论或绪论+文化旅游资源介绍”的教材总数为26本,占比高达75%(见“表1”中文献1、2、4、7、8、9、10、14、15、16、17、18、21、22、23、24、25、26、28、31、33、35、36、37、38、39)。在这些著作中,其主体内容无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这些成了必备内容(在图1中占100%);而涉及民俗风情、综合艺术、旅游文学、自然山水文化(笔者并不认同将文化二字强加给“自然山水”,这里仅从其用而已)、艺术的内容也为绝大多数著作的必备内容;其他诸如聚落文化、世界遗产、地域文化等,因所用范畴不一,各部著作取舍不同,但已非主流内容,或可忽略不计。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倾向是,这些著作在探讨上述论题时,几乎都采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所汲取的素材,无非是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事件或事实。这一方法论所隐含的假定前提,自然是“旅游文化与人类历史相始终”这样值得商榷的命题。
其次,一部分著作以“总论+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主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的框架来组织其结构,共计有6本(见“表1”中文献5、6、11、19、20、29)。在这6部著作中,有的也以客体文化即文化旅游资源所占的篇幅为最大,因此也近于第一种类型;有的著作章节虽然标题不同(消费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环境文化、经营文化、审美文化),但实质上也是按“三体”来加以组织的。总的来看,这类著作毕竟意识到了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存在的特殊性,注意到了旅游文化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由于具备了构建旅游文化学知识体系的某种自觉性,因此能够摆脱“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介绍的叙述模式,努力整合旅游文化的相关知识,试图把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来加以构建,其初衷是正确的,其努力也昭示了某种方向。这当中,马波(1998)所著的《现代旅游文化学》以其新颖的框架、深入透彻的分析以及明确的整合意图而开其先河,对后来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后来人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并不远。而且,长期形成的三体思维惰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这种整合的进一步努力及其效果。可以说,时至今日,“三体思维”恐怕还未能给旅游文化学的知识架构找到能够最终整合全部旅游文化学知识的出路。
最后,在这35部著作中,另有3部(见“表1”中文献12、27、32),大体上应该说是上述两种体例的变通或翻版。比如,在邹本涛、谢春山(2008)所著的《旅游文化学》中,前七章是力图在三体思维的框架上力求有所突破,努力寻找作为旅游文化最核心的范畴,从中可见作者的关切所在,而其结果也确实有所建树。但该书的后四章则重蹈文化旅游资源介绍、梳理的老路,致使整体框架再度失之支离。文彤等(2011)的《旅游文化学》则几乎等同于三体结构的衍化,主要在旅游的文化问题方面展开,与旅游文化这一核心范畴终有一些游离之感。而陈国生和易兵(2011)在沿用马波和邹本涛、谢春山的一些内容之后,又延而及之于资源开发文化、产品文化、经营文化、环境文化、文化研究评价、文化建设、文化研究热点与趋势等方面,这种情况颇类似于一直以来旅游学在组织其知识框架时总是在打转的情况。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学术界一直以来努力耕耘的“旅游文化”园地,依笔者看来,其实主要是“文化旅游资源”的相关领域。这样的一种学科分野思维,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旅游文化学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且会牵涉到与所谓的“旅游资源学”以及旅游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严格澄清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那种不加区别的术语滥用,将直接误导旅游文化学研究的方向,限制该学科谋求自立的可能性。
1.3文化旅游的界定
1.3.1文化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类型
与生态旅游、自然旅游、荒野旅游、背包旅游、度假旅游、探险旅游、都市旅游、乡村旅游、观光旅游、体验旅游、美食旅游、节事旅游、黑色旅游等旅游方式一样这些旅游类型并非严格按照一种标准划分的,因此,总体上观察,并不完全符合分类学上的排他性、周延性的基本逻辑规则,而是彼此互有包容。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文化旅游也为旅游家族的一个成员。这些旅游类型是旅游学未来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相关知识的深化、体系化、理论化,可能是旅游学未来发展和自立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方向。笔者在一些场合中曾表示,有朝一日,当旅游学术界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旅游的研究得以极大地深化并构成了多个诸如“××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像目前仅仅依赖那些“旅游××学”),届时,我们当可期望旅游学的学科体系真正得以建立了。笔者将前者看作是“作为旅游学核心模块的‘旅游学所属的自足性分支学科’”,而后者则是“针对旅游活动所展开的交叉学科研究”(谢彦君,2011)。一般来说,当一个学科的分支学科局限于交叉学科而没有其自足性分支学科的时候,这个学科是没有“根”、没有“核”的,是“缺心眼的”,是不成熟的。同样,要想认识文化旅游的特性,就需要在旅游的上述类型学框架中加以分析,展开更广泛的研究。但深入的相关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边界。不过有一点,作为一般性,文化旅游与所有其他类型的旅游(包括黑色旅游有学者曾质疑笔者将旅游的目的界定为“愉悦”的合理性,其中最突出的根据是“黑色旅游就不是愉悦”。这种质疑的失当在于,他们将愉悦直接等价于日常生活中的“快乐”、“愉快”。其实,心理学、美学中的审美理论(尤其是悲剧审美理论)早已经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克罗齐、布洛、朱光潜、朗格等人的著作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如果人们非要用别的什么词来注解“愉悦”的话,毋宁用“”更接近些,因为可以来自于“痛的过程”。归根到底,“愉悦”一词的内涵还远没有定型,其巨大的包容性留给了学术界无穷的界定空间,这是需要同仁共同努力予以发掘的。)一样,都具有共同的内涵:一种以愉悦为目的的异地性休闲体验。只是相对而言,文化旅游可能是地位最重要、涵盖最广的旅游类型之一。
1.3.2文化旅游体现了旅游者对文化景观的诉求
历史地看,文化旅游可能是最早的旅游类型,它体现了旅游者对文化景观的诉求。当人类的审美能力主要地局限于社会审美阶段的时候,最有可能出现的旅游也自然会是文化旅游,而非自然或生态旅游。所以,说文化旅游是最早的旅游类型,这是和人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人类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历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个别的旅游现象出现得很早,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中人们已经初具自由时间或审美意识并能够自主地利用自由时间进行休闲娱乐的历史阶段”(谢彦君,2010),其实主要就是指人类早期个体的、偶然的、个别的文化旅游行为。
1.3.3不能将文化当作旅游的核心内涵
文化旅游在旅游类型学框架中的自洽地位,从侧面以其逻辑身份强有力地说明:不能将文化当作旅游的核心内涵(硬核)。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某些旅游类型具有(在文法上,这里用“是”和用“具有”是有微妙但却关键差别的逻辑表述。有些人往往不注意这一点,结果犯了草率命题――通常是以偏概全――的错误)文化的成分,甚至文化属性(通常以文化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了这类旅游的关键,但决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文化是旅游的硬核”,否则,将无法解释生态旅游、荒野旅游等旅游类型的本质内涵。
2有关旅游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重要命题的思考
由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以及文化旅游资源这三个关键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范畴本身的本质规定性,必然会启发人们得出一些更加丰富而复杂的理论认识。就这一点而言,笔者仅就以下诸命题略陈己见。
2.1旅游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文化流行总会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或阶级烙印。受其影响,旅游文化自然也会呈现相应的某种特殊性,并在功用上服从于社会主流文化以及主体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尽管笔者并不认同旅游文化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这一命题,但学术界有些学者在此命题的基础上总结历朝历代旅游文化特点的做法,却可以从反面说明,无论如何,旅游文化(其实是文化旅游资源所呈现的文化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或者一种亚文化,是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形态、性质、特征息息相关的。不过,就旅游文化自身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它又绝不会等同于社会主流文化、主体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因为,如果从价值层面判断旅游文化的话,旅游文化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一定是一种另类文化,只是不会像黑帮文化、流氓文化那样另类而已。在当今社会,当社会主流文化或主体意识形态以及核心价值观并不清晰的情况下,旅游文化在其自身的呈现甚至膨胀过程中所的“另类”色彩,就有可能更为突出。这种另类文化在面对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判断时,常常会呈现不吻合、不默契的尴尬。尤其在当下社会成员仍处于其中某一种文化形态的情况下,在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当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将无法在其中完全免除,无法做到所谓的价值中立(valuefree)。所以,旅游文化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导致它作为任何一种道德范畴的功能建构都可能具有双向性甚至多向性。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指望笼统的旅游文化会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引导者甚至主导者。
2.2旅游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界的一些提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加注意文化的研究了,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刚刚提出了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定”。其实,就旅游学术界的研究历史而言,因其知识构成上的内在要求,早在旅游研究之始就已经把文化问题纳入视野并做了持之以恒的研究,旅游文化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只是在当下中国的旅游发展实践当中,因受旅游投资主体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旅游学术界的某些个案性的文化研究,或有一方面扮演着制造假文化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扮演着毁坏真文化的角色,从而使文化研究堕落成了破坏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旅游文化的帮衬、帮闲甚至帮凶。不过,在大多数严肃的文化研究者的努力下,旅游文化学所构建的一些理论成果,已经逐渐成为旅游发展实践当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撑。
2.3旅游文化与市场机制的问题
市场机制培育的是商业文化,造就的是企业文化,本来与旅游文化可以不相关。但是,由于旅游世界的丰富性,旅游文化的包容性,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都会在旅游世界的文化层面以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并发挥其功能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为小群体利益而养成的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功利性,与更具广泛意义的旅游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充分予以揭示并有所警觉的。即使常常能够看到有文化的市场人(所谓儒商)会利用文化来赚钱,甚至连政府都悟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门道,但“个别人制造的文化产品”与“群体记忆形成的传统文化”之间,并非可以等量齐观。就旅游而言,在市场和文化的博弈当中,其间一个注定扯不清的关系是:文化旅游是以文化为诉求的,所以,离开了文化,文化旅游就玩不转。同时,以寻求文化差异为目标的文化旅游者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碰撞、采借、融合,又自然会推动作为特定文化旅游之卖点的本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消失。目的上要你活,结果上要你死,这种初衷和效应上的纠结,是文化旅游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类情况也会发生在生态旅游上:目的上要生态,结果上的毁生态,谁能占上风,则要看博弈的结果。
2.4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的转化问题
文化旅游会培育出旅游文化,而旅游文化的长期积淀,又会转而成为另类的或下一世代的文化旅游资源,历史就是这样变动不居、相互演化,倘若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流当中来看这个问题,则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具不确定性了。可以断言,自从旅游文化产生之后,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这种互为转化的关系就将持续下去。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种互为转化的关系在前旅游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学术界所暴露的理论误区和命题混乱,恰好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当中。
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学研究,往往是历史性的研究,以历史学的方法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总是以历史脉络作为组织框架。当文化旅游资源被纳入旅游文化框架加以讨论的情况下,它必将作为旅游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以某种结构元素的意义成为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语境当中,原有的“三体思维”将继续发挥解释作用,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与旅游文化其它组成部分的关系并形成更自洽、更统一的知识系统或知识共同体,则是旅游文化学未来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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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Probe into Tourism Culture,
Related Concepts, and Some Viewpoints
XIE Yanjun, ZHOU Guangpe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etel Managemeng, Liaoning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n tourism culture, we f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concepts as tourism culture, cult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ir connotations and improper applic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he limited cognation of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atterns of tourism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them in a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to define the concepts scientifically. It also discussed some viewpoints.
容却是旅游资源文化。
关键词：旅游文化；旅游资源文化；界定
冯乃康指出“普遍认为，在关于旅游文化的解说中，旅游文化主要是指旅游资源中的人文资源，即旅游的客体。”赵飞等2004年的《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中，作者在摘要中开门见山的说道，旅游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这里谈的其实就是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王会昌等的《中国旅游文化》也是以旅游资源为主体来构架的。胡幸福指出，有的研究者认为旅游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马波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许多将旅游资源文化研究等同于旅游文化研究的错误。例如，在许多以旅游文化为题的著作，论文中。其实只是研究人文旅游资源的形式和特性。徐菊凤发现许多名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书籍，完全就是对园林、宗教、饮食、建筑、民俗等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的介绍与阐述。由此可见，国内旅游界往往把旅游对象物的文化内涵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
人们在把握“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这两个概念时的确有很大的难度，除了它们本身的交错复杂，而且在旅游实践中，旅游活动离不开旅游资源，更加大了难度。我们再将旅游文化用于实践指导和开发时，肯定离不开对旅游资源文化的深入研究，而且在认识旅游文化时，也不可避免的要遇到旅游资源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深入研究旅游资源文化的发掘，会极大地丰富和提升旅游文化，从而加速旅游的文化底蕴，扩大旅游的影响力。如果把握不好他们的内涵和外延，就会把旅游文化的研究引向旅游资源文化的研究。所以，避免混淆两种文化的关键就是认识和把握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的关系，区别它们的实质特征。
一 、旅游文化的界定
关于旅游文化的界定目前尚未得到统一，国内对于“旅游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旅游文化是旅游接待的社会文化和旅游客源的社会文化借助旅游者这个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是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在旅游经营服务和旅游消费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外在表现和观念形态的总和。
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借助旅游媒介的外部条件，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
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的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旅游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体系。
旅游文化从狭义上说，是一门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怎样立足本地创造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旅游文化的学问；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
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叫旅游文化。
从旅游文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旅游文化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是学者们几乎都提到的；第二，旅游文化不可能离开旅游资源文化而存在，两者之间存在这必然的关联，无论它的主体要素是以旅游客体，或是旅游主体还是旅游活动本身来界定。通常笔者认为旅游文化是由旅游活动而产生，是旅游活动所整合的文化，从他自身的结构来说可以划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
二、旅游资源文化的界定
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文化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它具有文化内涵。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最基本的条件，由于其特有的物质组成，体现出美学价值，这种类学价值就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姜红莹认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指的是旅游资源所包括的时代特征、民族性格、审美情趣、宗教情绪、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等无形的精神文化和各种文物古迹、生产工具、风俗习惯、名族服饰、建筑、饮食、节庆活动等有形的物质文化。王德刚认为无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资源，它们之所以成为人们旅游的对象，成为旅游资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够使游人获得知识和美感，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享受与愉悦。马锐认为一切的旅游活动如果是以人文动态和物质资源为基础的都可以纳入旅游资源文化的范畴，它是人类在通过旅游活动培育自身，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物质成果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资源文化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笔者认为旅游资源文化是旅游资源的文化载体，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因为旅游资源赋予了丰富的文化特质，产生旅游吸引功能，因此呈现了不同的审美状态，引起人们的审美享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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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5603
1 引言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性艺术,自古就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文因景生,优美的景观刺激并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景因文名,优秀的文学作品又将旅游资源特色化,丰富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增强了旅游资源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基于这种密切的关系,对于文学和旅游的结合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旅游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旅游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很少。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还尚未有人进行归纳,为此笔者对国内外文学旅游研究进行了综述。
2 文学旅游的定义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触动人的灵魂深处。作品中描述的优美景色,使得人们总想亲眼见目睹。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总牵动着读者的心灵,人们想去故事的发生地寻找人物的踪影,想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想去亲身经历,在现实中重温那份感动。因而,那些与文学作品直接联系的地方就成为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被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学旅游资源。由于“重文”的心理,人们往往因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喜爱而引发对作者本人的兴趣。人们想去了解现实中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培养出了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作家故居、纪念馆、宗祠墓地、以及诗人作家行踪所至而留下的诗文、石刻碑记,也成了吸引游客前往的文学旅游资源。
借鉴旅游的定义,笔者认为文学旅游就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前往与作品相关的(包括与作者相关)目的地而度过一种短暂的综合经历。旅游本身就是一项综合的活动,文学旅游也不例外。文学旅游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更简单更广泛地说就是一种跟文学作品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旅游活动。
3 国外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关于文学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大都将其置于遗产旅游的范畴内讨论,如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1)指出文学遗产旅游作为一种遗产旅游类型,是建立在遗迹或吸引物的文学价值上,并且游客对于文学的观念具有相当的共同性的旅游活动[1]。Herbert(2001)也认为文学旅游地就是遗产旅游景观的一部分,有关遗产的重要理论也适用于文学旅游地[2]。
(1)国外学者主要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作业、问卷调查与对象访谈等手段,对文学旅游者、文学旅游地、文学旅游真实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Herbert(1996)将文学旅游地分为与作家有关,如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与作家有关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与作品的场景有关;与情感价值、怀旧、记忆、象征等有关,其内涵比某一特定的作家或作品更宽泛、更深刻[4]。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2001)则对文学旅游地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爱德华王子岛的3个文学旅游地,真实性以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的3种解释形式体现出来[5]。
(2)对于文学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开发,国外学者并没有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论述。只是笼统地将文学旅游资源归纳为与文学作品及与文学作者相关的旅游吸引物。至于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也都是从遗产旅游的角度出发,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模式。
4 国内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4.1 相关概念研究
兆康,刘德艳在1993年就对文学旅游的定义和特点作了表述,认为文学旅游是指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依托,利用其知名度和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各自的审美趣味,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本运用语言所创造的人物、场景、情节等,使游人置身其中,通过审美作用,得到全方位的物质、文化享受的物质活动[6]。但之后很少有人再对此定义进行界定。王中军(2005)从宏观的层面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定义和分类,认为文学旅游资源既包括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旅游景观[7]。总之,国内对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表述基本停留在描述层面,判别性较低,难以将文学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区分开。
4.2 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国内在阐述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系统的的研究主要有肖洪根(1998)从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产生、消费与促销3个角度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8]。杨秀玲,王军华(2005)对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以实景、虚景相结合的形式,对文学艺术资源进行开发[9]。余靖华等(2009)对文学旅游的开发驱动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根据资源的文学旅游附加值与其他旅游附加值的高低对比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分为从属跟进模式、互重并行模式、主题聚合模式以及文化提升模式[3]。喻学才(1996)提出文学名著模拟景观制作中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而重在营造文学氛围 [10]。另外,万津津(2009)也强调开发文学旅游资源应重视保护真实性[11]。贾鸿雁,王金池(2009)认为兼顾旅游客体和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符合文学资源亦真亦幻的特点,适宜作为文学资源旅游开发的基础[12]。
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以文学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而张维亚(2007)以南京夫子庙李香君故居和王谢古居为例,则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文学旅游景点的开发[1]。之后,张维亚等(2008)又指出文学遗产旅游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空白。并指出南京民国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要把握4个特性:文学性、原真性、体验性、地方性[13]。另外,王强,刘飒(2009)也研究了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14]。
4.3 与相关理论的结合研究
国内在讨论文学旅游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时,围绕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结合的最多。陶少华(2006)从理论高度探讨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的结合方式,并探讨了将体验引入文学旅游后的产品开发思路[15]。楚艳平(2007)通过分析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内在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探讨了在体验经济的理念下如何将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成体验型文学旅游产品 [16]。而庄志民(2003) 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相结合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以“醉翁亭”为主干的滁州市旅游产品做了创意设计[17]。另外,王芳(2008)探讨了文化创意与名著文化旅游的融合,提出了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概念[18]。
4.4 具体的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
对具体的文学遗产的开发研究,我国研究最多的是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1989年,喻学才,陈钢对三国旅游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影响三国旅游线深度开发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19]。之后,沈伯俊(2003)依据体验旅游理论分析了“三国文化”旅游在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0]。牛青(2008)则以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主线,设计了一条以人物为主线的三国特色旅游线路[21]。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其他文学遗产地简单地进行过探讨。
5 结语
目前文学旅游的研究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无论是对其定义、特点、分类等基本属性的研究,还是相关理论及案例的研究都很少。同时,也说明文学旅游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还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也越来越高,旅游需求更加趋向于对景区景观的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因而,文学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分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旅游研究在其他分支方面的逐渐完善,势必文学旅游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旅游的现实开发中,文学旅游都面临着很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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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Review on literature tourism
Wang 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关键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刘双燕，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讲师，硕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49 - 007
民族村寨因其社区的“地方性”和文化的“传统性”满足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们对“去中心”和“地方性”的诉求，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游客的青睐。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或为了达到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或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等目的，纷纷利用民族村寨文化资源发展以村寨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涵的旅游观光产业，并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关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概念的一致意见。通过分析民族文化旅游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可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界定为一种以某一村寨的民族文化为基础，从某个角度或以某种方式产品化体现民族村寨文化的内涵和表征，吸引游客前往民族村寨旅游的特殊旅游形式。从1954年起学界就开始对旅游进行研究，现已产生研究文献近百万篇（部）。民族文化旅游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对它的研究开始起步，截至目前也有研究文献近2万篇。作为一种特殊民族文化旅游形式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虽然已经过近20年（1996―2014年）的发展，但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却并不多。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民族村寨”和“文化旅游”为主题共检索到学术论文74篇，其中52篇出自“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网络出版总库”，19篇出自“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另外3篇出自“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本文将对收集到的相关领域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统计分析
（一）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近20年来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1996至2009年，研究成果数量少，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以后成果数量迅速增加，呈急剧上升趋势（表一）。总体呈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异质性体验”的心理需求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和休闲时间增加，使人们有条件开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提倡破除中心、尊重多元、确认地方知识和保护传统。[1 ]74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蓬勃发展起来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之前研究成果数量少，且呈波动上升趋势，是因为这一阶段研究者均从各自经验出发，分别在小范围内探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相关问题，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09年以后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2009年9月8日国家民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2年12月10日国家民委又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这两份文件说明民族村寨保护和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制定了相关实施计划，有利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发展。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服务现实，学术界加大了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力度。
（二）文献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这74篇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校（表二）。从这些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不均衡现状，首先是研究者主要集中在高校之中，其他行业的研究者较少；其次，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而我国东北、西北和东南地区的高校研究人员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关注很少。这种不均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高校研究者拥有人才、设备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他们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加大了科学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另一方面在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村寨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政府能够较早认识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成功的社会实践，给当地高校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开展学术研究的机会。
（三）文献内容所涉区域情况
这74篇论文内容涉及的主要区域集中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地区，他们的论文数量之和占了总量的71.6%（表三）。论文涉及地区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区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因为这三个省内不仅少数民族数量多，而且很多属于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如贵州省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共分布有53个少数民族，世居的少数民族有17个；云南共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云南特有民族有15个；四川省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就有14个。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这三个省内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保存相对完好，具有开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先天有利条件；其次，这三个地区已经把旅游观光产业作为优势产业发展，并引导企业和社区居民投入到当地的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之中，实践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三个省在发展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成功的经验也需要不断地总结和推广，因而学者们必然会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这三个省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加大研究力度。
二、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主要内容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递增，质量逐步提高。随着研究方法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体系也得到不断完善。近20年来，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原真性问题的研究
“原真性”一词起源于欧洲，用来表示宗教经典和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博物馆是文化遗产领域内最早使用“原真性”一词的机构，主要用它来鉴定艺术品的真伪以及判断物品的价格与价值是否相符。 [2 ]麦肯莱尔在《舞台的真实性》一文中首次将原真性这一概念引入旅游动机之中。[3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游客就是为了追寻原真性的民族文化而来，越是具有原真性便越具有吸引力。在文化旅游中，判断原真性的标准便是看是否符合当地的传统或风俗。目前主要从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四个角度对原真性进行理解和阐释。[4 ]可见，原真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固定的标准可以操作，从不同的个体、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情境出发会有不同的理解。
如何理性地看待民族村寨文化的原真性？张河清、陈韵分别通过对皇都侗寨旅游客体原真性和皇都侗寨旅游体验的原真性进行考察，认为原真性是影响旅游体验情感的一个因素，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具有重大的意义。[5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只在乎“真实的”感受，并不会对真实性做出具体的区分。旅游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感知“真实”符号。“真实”符号感知的越多，游客对旅游评价越高。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延续与民族村寨文化原真性的保护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开发的旅游产品必须具备传统内涵、现代特征和吻合现代游客需求三个属性 [6 ]。适度的商品化无损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游客需要适当的思考而不是沉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旅游业应该以娱乐化的方式利用民俗文化的外在和表层上的东西，使游客获得审美体验。 [7 ]
（二）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带来影响的研究
随着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不断发展，它给民族村寨带来的影响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积极影响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东道主和游客都有积极的影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东道主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首先，强化社区居民对本民族文化和其民族身份的认同，杨慧[8 ]和杨桂华[9 ]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认识到了旅游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这两个方面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田敏提出民族旅游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交流和保护。 [10 ]王国祥指出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 [11 ]林锦屏以云南丽江古镇为例，认为民族村寨旅游有利于丽江古镇优秀的东巴文化的传承。 [12 ]何景明指出旅游业在选择性的强化当地传统与文化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 [13 ]岳坤认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动力和舞台。旅游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强大和复兴。[14 ]路幸福、陆林认为村寨旅游中的“舞台化”有利于保护传统村寨的文化特质和空间特质，有利于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 [15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游客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游客亲身参与观察异民族的民族风情、风貌、文化习俗，对建立民族平等、保持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等观念有极大的益处，能够提高游客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1 ]134。
2. 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消极影响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消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改变了社区的结构和当地人的价值观。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会降低民族文化认同感、改变民族村寨村民的价值观和村寨内的传统社会结构、粗俗化民族传统文化，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走向消亡。 [16 ]杨昌儒、潘梦澜发现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改变了社区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传统价值观、逐渐解体了传统社会的结构以及肤浅化和庸俗化了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 [17 ]其次，徐赣丽[18 ]和艾菊红 [19 ]认为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内涵，降低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贺能坤指出旅游开发引起了民族文化的外层、中层和内层的消极变化。 [20 ]再者，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还对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其付认为旅游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羌族村寨原有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又不重视社区居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传承作用，导致空间文化缺乏其原有的生态，影响了本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21 ]
总之，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对民族社区中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从目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发展的实际来看，这两方面的影响会长期共存。
（三）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目的是通过开发民族村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村寨的经济，进而推动整个民族村寨的全面发展。我们在肯定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短期内无法消除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给民族社区带来的消极影响。寻找一种既能发展民族村寨经济又能保护民族村寨文化的旅游开发模式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学者们通过不断的探索，提出了几种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双赢的发展模式，如：民族博物馆模式、民族文化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村模式、文化保护区模式和前、后台模式等。（1）关于对民族博物馆模式的研究：民族博物馆是通过收集、展览和研究民族文物和民族传统文化向社会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文化教育机构。此种保护方式属于静态保护，容易陷入缺乏新意的困境，尤其是不能调动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罗春寒认为民族博物馆容易陷入陈列内容少、更新慢、文物缺乏代表性、文物的安全性欠缺以及硬件设施不齐全和老化等困境中。 [22 ]（2）关于对民族文化村模式的研究：徐万邦、祁庆富将民族文化村定义为展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实地村落或模型村 [23 ]365。毕天云认为民族文化村分为模型文化村和实体文化村，而且民族文化村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 [24 ]两种民族文化村的发展各有利弊，目前在旅游市场的发展中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3）关于对生态博物馆模式的研究：生态博物馆最早建立于法国，后被引进到其他国家。生态博物馆是在民族博物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博物馆，它强调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一切文化记忆要原始地保存、“尊重”和“文化交流”、社区居民的亲自参与和管理 [25 ]。在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只有发展文化旅游才能解决生态博物馆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通过适度的文化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有助于促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经济发展 [26 ]。（4）关于对民族生态村模式的研究：马晓京提出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该模式以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利益为前提，遵循小规模开发、限制游客人数、局部开放的原则，选择一些风景优美、人文资源丰富、民族传统文化富有特点的民族自然村寨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开发民族生态旅游 [27 ]。民族生态旅游村建设以保留旅游景观的原汁原味为开发前提，以村民为旅游开发主体，将村寨的环境、文化、村民结成一个整体“产品”投入市场，极大地培植了民族传统文化自身保存、发展的功能，达到了民族文化保护的目的。 [28 ]（5）关于对文化保护区模式的研究：文化保护区是以政府为主导，采用合法或有效的管理手段，保护和维护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特定区域。[29 ]吕一飞、郭颖提出要建立文化保护区模式。通过划分文化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实行游、住分离旅游方式等手段，对摩梭地区的文化进行分区保护。 [30 ]（6）关于对前、后台模式的研究：借鉴马康纳的前、后台理论，将民族文化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部分分别保护和开发的模式即为前、后台模式。 [31 ]前台指的是民族文化展演的舞台，帷幕区是商业化和原生态之间的过渡区，后台则是民族文化核心区。[32 ]文化保护区模式和前台、帷幕和后台模式都是将文化进行分区管理的模式，便于针对性地开发和保护。
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村模式、文化保护区模式其实是在早期的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村模式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虽然提出的这些模式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民族村寨，因此今后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将这些开发和保护模式与当地民族村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各个民族村寨独有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路径。
（四）关于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运用于管理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学者们引用到旅游产业研究之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可以划分出许多利益相关者。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国外学者依据利益者相关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划分类别。Jane Robson和Ian Robson认为旅游经营中有12类利益相关者。[33 ]中国学者引入利益者相关理论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也对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胡海燕在研究布达拉宫旅游时将涉及的10个利益相关者分为决定性、可依靠和引起危险3个大类。 [34 ]姚国荣，陆林通过分析安徽九华山旅游集团的数据，抽出15类利益相关者，并对他们的关系绘制了图谱。 [35 ]虽然国内外学者的划分类别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中最基本的利益相关者。
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政府的利益诉求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财政收入；旅游企业希望借助旅游为企业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旅游者想要获得等价或超额的旅游体验；社区居民希望能够提高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和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 [36 ]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内部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他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李乐京认为一方面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如社区居民、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游客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争夺现象；另一方面各个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利益冲突，如社区居民之间、旅游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37 ]
目前，学界提出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宋瑞认为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不准确制约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来明确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及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38 ]刘孝蓉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民族村寨旅游中社区居民是活动的主体，应围绕社区居民建立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采用社区增权和社区参与的方式处理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39 ]李乐京认为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应该从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实施有效监控、建立利益主体参与机制和加大社区参与力度三个方面建立更具操作性的利益协调机制。 [40 ]
三、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充分肯定学者们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做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存在起步晚、研究水平不高等不足之处。针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所处的困境以及研究中的不足，我们认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希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学科作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担负学术上的应尽之责。
（一）加强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应包括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概念、研究方法、学科理论以及学科的发展规律等。目前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概念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也是借用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未必完全适合旅游研究；研究者多是从各自专业背景出发，以单个的民族村寨为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普遍性的规律。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理论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缓慢，质和量都不高，理论体系不完整。今后，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民族村寨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包含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规律、研究方法和学科研究内容、学科理论以及学科发展史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理论体系。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将对促进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跨学科比较研究
民族村寨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区域，不仅拥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应该结合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生态学和艺术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虽然学界均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不过目前真正实践的人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旅游两个学科领域，其他学科涉及较少，跨学科的研究不多且水平不高。今后，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中要根据实际需要，组建多学科人员研究团队，汲取众家之长。
（三）规范民族志的写作范式
旅游给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动社区”中人群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主要研究对象，旅游背景下的社区是一个“临时性共同体”[41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田野调查对象是流动的人群，带来各自不同的文化，与社区发生短暂的联系后又迅速地离开。游客的这种短暂性和临时性，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的书写范式。当语境发生变化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民族志书写的规范性，直接影响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的科学性。
（四）扩大研究范围和壮大研究队伍
我国当前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涉及区域狭窄，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西南省份，而对同样拥有丰富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资源的西北、东北、东南、中南以及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涉及较少。另外，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研究者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校。这种研究现状与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繁荣的现状极不相称，不利于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今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一方面除了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之外，还要加强对我国的西北、东北、东南、中南和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民族村寨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地区、更多学科、更多单位的作者以及更多优秀刊物参与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探讨之中。
（五）加大学术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
学术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必须为社会现实服务。比如老一辈的人类学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解决当时中国的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存在许多问题：关注区域的多，关注全局的少；关注学术的多，关注现实的少；提出问题的多，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少。学界不仅应该关注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中的学术问题，更应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现实。如何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和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实现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今后研究必须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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