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紧跟潮流，适应大众旅游时代
自2016年“两会”之后，旅游业首次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更多人瞅准机遇，将旅游作为日常所必备的生活方式。可见，旅游业即将成为当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专业应当紧随潮流，有必要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理论体系，从各方面进行理论规范行为，使之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服务于旅游社会实践。
（二）迎合当下，匹配人才市场需求
随着旅游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各部门对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了餐饮、酒店、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会依赖第一、二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庞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应用型人才去规范、整合和管理，因此，旅行社、景区、旅游规划公司、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新兴的在线旅游平台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就需要高校能培养出应用技能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此外，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学生应用技能过程中对这些基础学科理论的运用必不可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培养出匹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学科依据
（一）旅游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基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体质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体构造和人的生理特性，通过对某一群体身体特征进行解剖，探讨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和发展。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对某一民族行为特征及其接触的实体做出判断，进而揭示该民族人类文化的本质。而当下旅游拓展“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无不处处体现人类学的学问，旅游者不再满足于饱览山水景色，而纷纷开始关注异域文化，凝视异地民族人们的相貌体征、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并从中探寻历史足印，来达到扩大认知、寄托情感、探奇求异等目的。
（二）旅游管理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包括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和主观事实的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而旅游显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更是一种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旅游管理正是对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进行标准化，以及对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学理论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是旅游发展的基础，经济发达的程度越强，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会给旅游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因此旅游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管理需要与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如旅游经济学正是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理论也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
（四）旅游管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需求按阶梯一样从低至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既能使精神愉悦，又能促进人际交往的健康方式――旅游，它既能带给人们自信、愉快的心理体验，又能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还能拓宽眼界，强化自我概念和自尊，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旅游管理无疑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使学生能从旅游者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旅游项目的策划和营销。
（五）旅游管理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并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历程和所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休闲旅游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文化是旅游的环境，旅游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载体，没有附着文化的旅游行为是没有灵魂的行走过程。因此，旅游管理学科中的规划方向、设计理念、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无不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文化学为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
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结构应当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见下图。
关键词：旅游文化;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文化学
有关旅游文化的研究,目前可见的中文文献已经足可谓汗牛充栋了。这种研究历时将近30年,而其目标或作用,则可以涵盖理论探讨、应用研究、对策谋划以及学科构建等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研究成果构成了相关领域重要的理论贡献。不过,时至今日,旅游文化学领域的研究,还依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误区,这从反映在大学教科书当中的“旅游文化学”的内容广度、知识深度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文尝试就这一点做一些理论辨析,试图澄清几个基本概念和命题。
1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诸范畴的界定
1.1关于文化
1.1.1文化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在马波(1998)所著的《现代旅游文化学》、沈祖祥(1999)所著的《旅游文化概论》中都曾提到,国外有关文化的定义早已经不下150种甚至200种了。著名的英国文化唯物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Williams,1983)甚至将“文化”一词列为英语中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从威廉斯所给出的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来看,文化源于“驯养,和对于自然物种的生长的照顾”。在威廉斯看来,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文化:一是,文化可以用来指代“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二是,文化是“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三是,文化是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
威廉斯这种从历史的角度辨析文化语义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中国历史学家朱寰的见解是:“(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词都来自古罗马,拉丁文cultio、cultura,原意为耕种和栽培,引申为开拓、教化、培养、修炼之意;拉丁文sivis,意为市民、公民;sivitas意为都市、城市;civilize意为教化、开化。由此可见,culture一词源自农业生产,注重人的内在修炼,较为侧重精神品位;civilization源自城市生活,与都市开化有关,较为侧重外在的物质品位(朱寰,2000)” 。
然而,纵观所有的文化定义,不管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中所包含的整体性观点,还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维克多・埃尔,1988)中所强调的民族差异,抑或是弗洛伊德别开生面地通过意识和无意识对文化加以界定,以及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Frye,1993)在将文化作为民族的自我认同的产物时所强调的文化构成的高、中、低层次,乃至于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列(1985)从文化的工具特性提出的符号观。在所有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归纳当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化的核心规定性总是脱离不了这样三点:历史的传承性、群体的共享性、地域的分异性。历史传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的结果;群体共享是文化制约个体和群体关系的本质规定;而地域分异是文化体现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俗常现象的科学注解。这是理解文化属性最根本的切入点,恐怕也是最有效率的路径。
1.1.2文化的形态
文化的存在形式,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若从短期看,物质形态的文化会相对凝固于物理空间,其变化的起因常常是一种自然销蚀或灾难毁损。与此有所不同的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在“事”中或者以“活动”展现出来,在短期内可能表现为变动不居、形象隐晦,给人以个体差异很大的感觉,而实际上,这种形态的文化也是群体甚至民族长期记忆的结果。所以说,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会以制度、价值观、习俗等形式展现出来,当然他们往往也需要借助物质形态才能完整地表现其全部内涵和特征。在长期内,文化的核心成分或其先进的、积极的成分会呈现某种变化的惰性,甚至会不断延长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文化的相对稳态。华夏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能力,其实就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加以解读。由于文化的共享性和传承性两大特征,决定了文化的观察尺度应该超越短期的视野和个体的维度。只有从长期的角度和宏观的尺度,才可以观察文化的精髓,也才不会曲解文化的本质。
1.1.3文化与个体行为的关系
文化的产生既是人为的结果,而积久而成的文化又会外化于个人,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外在桎梏。换言之,“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1990)。”文化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如同钻进一个十分具有可塑性气球中的调皮小人(你也可以想象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猴子):个体行为尤其是意见领袖的个体行为,有可能会改变气球的形状,但也终不会挣脱气球的约束。历史地看,文化与人类个体的关系大体上是:个体的创新诉求往往是文化的反动,群体或他者的模仿则是新文化的形塑过程。于是,不管在哪个时代,有关文化问题的提出、思考和辨识,都意味着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种进入。在这种认识当中,不仅涉及了“人”这一主体,而且也涉及了关于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以及人与创造等诸多关系及命题。
1.2关于旅游文化
上述对文化诸核心问题的简要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理解旅游文化这个范畴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能在理解文化的时候是一种方法论哲学,而在理解旅游文化时,却完全是另一种方法论哲学,或者干脆显得没有方法、没有哲学,于是也就丧失了应有的逻辑力量,并形成了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学术混乱。
1.2.1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类型
从这个角度看待旅游文化,应该将旅游文化置放于文化的类型学框架加以整体性地认识,而不应该割断旅游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统属关系,也不应该让旅游学思维的介入削弱了旅游文化学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文化学思维应起的核心统御作用。
首先,从旅游文化的上位文化类型来看,显然可简单概括为文化。文化这一范畴在此成为各类、各层次文化的统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展示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特征。不管是从类型学的角度还是从逻辑学的角度,都不容许文化的所有下位类型在这些根本点上有所偏离或缺位,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范畴。
其次,从旅游文化的同位文化类型来考察,不难发现,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类型学框架中的一个亚类,与婚姻文化、丧葬文化、居室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影视文化、市井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等相并列。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巨大的家族,甚至因不同的研究视角、宗旨和目标而数不胜数,各个类型的亚文化均在其所属的各自领域诠释并丰富着文化的本质内涵。
最后,就旅游文化的下位文化类型而言,其所属各个范畴均为旅游学或旅游文化学着力发掘并用以界定、深化旅游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范畴。显然,这项工作既是这两个学科的学术使命,也是寻求旅游文化学学科自立的途径。只有各种下位文化类型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分类判然有序,旅游文化学乃至旅游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旅游文化学研究领域还鲜有意识到这一点者,也未见到在这个方向上做长期探索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更有甚者,不少作者在总体组织“旅游文化学”教科书的体系架构时,竟然全盘忘却了这种类型学上的逻辑关系,轻率地将“文化旅游”的下位范畴(如文化旅游资源)移作旅游文化的下位范畴。
1.2.2旅游文化是旅游现象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旅游文化是当旅游现象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已经有了近、现代意义的旅游流的发生,才开始逐渐积久而成的。这个意义上的旅游文化的起点,最远或可追溯至托马斯・库克的创举。因为,只有当旅游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已经成为至少某个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只有当因旅游而发生的综合供给系统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并且这其中已经隐含着某种共同的精神、美学和智慧追求,只有当旅游现象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社会(至少是某个社会群体)成员共同关注并融入其中的社会现象――简言之,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时,才会有旅游文化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文化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言其新,是说旅游文化肯定是大众旅游发展起来之后(而不是旅游出现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而此前很难说已经有了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文化。在中国,虽然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士人阶层的游乐之风,甚至我们也可以探讨当时的“游的精神”或“游的文化”,但若从旅游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这时的“游的文化”未尝不属于极少数精英阶层偶然性利用社会一般游乐资源的个别行为。文化的传承性、共享性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这一命题的自洽性。马波(1998)在论及文化的成因时指出:“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要经历实践和创造、学习和模仿、概括和抽象、传授和教育的过程”,其深刻性即在于此,这一结论对旅游文化也同样适用。因此,说旅游文化可以追溯至800万年前定然是荒谬的(人类社会才有300万年的历史),而写旅游文化史必从猿人开始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
1.2.3旅游文化是旅游世界的主体文化或主流文化形态
如果承认存在一个旅游世界(谢彦君,2005),那么,这个世界的文化部分将是独特的,是以旅游文化为主流文化形态的。存在于旅游世界的一切其它文化形态都可以被视为亚文化或边缘文化形态,即使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这些文化的某些类型很有可能占据主流文化甚至主体文化的地位。如果采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来衡量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既可以从中发现其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可能发现其消极和腐朽的一面。当旅游文化或者一般文化被商品化之后,则会更进一步暴露出金钱对旅游文化的腐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幻想旅游文化可以成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是幼稚的,因为,旅游文化相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而言,具有非单向性的特征,并不仅仅体现个别阶级的政治诉求。
1.2.4旅游文化业已是一种完整而自洽的文化
旅游文化业绝非“文化旅游资源”就足可以代表。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来看,旅游文化终将演化出在这个场域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文化的文化旅游资源”(这是一个比较别扭的表达,但也只能这样表达),但该种文化旅游资源绝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旅游文化学》教科书中所涉猎的、传统的“文化旅游资源”。当今的中国旅游学术界,似乎没有把旅游文化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来研究,却往往把对传统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性梳理和类型学划分当作了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不仅将相关成果统统冠以《旅游文化学》之名,而且当作主体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针对当下“旅游文化学”著作、教材(以下统称著作)内容结构的这种失当,可以从对现有相关文本分析中略见一斑。笔者把在当当、卓越、京东等主要网上书店能收集到的40部“旅游文化学”著作(或内容接近、名称略有变化的著作)作为样本(见表1)予以分析。在这40部著作中,王元海的《旅游宗教文化》,马勇、余冬林、周霄的《旅游文化史纲》,冯源的《世界旅游文化(英文版)》,庄志民的《旅游经济文化研究》以及李伟、杨世瑜的《旅游地质文化论纲》虽然有旅游文化字眼,但其实质已经出离了旅游文化学的范畴,因此予以剔除。在所余的35部著作中,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这些著作中,其目录结构为“总论或绪论+文化旅游资源介绍”的教材总数为26本,占比高达75%(见“表1”中文献1、2、4、7、8、9、10、14、15、16、17、18、21、22、23、24、25、26、28、31、33、35、36、37、38、39)。在这些著作中,其主体内容无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这些成了必备内容(在图1中占100%);而涉及民俗风情、综合艺术、旅游文学、自然山水文化(笔者并不认同将文化二字强加给“自然山水”,这里仅从其用而已)、艺术的内容也为绝大多数著作的必备内容;其他诸如聚落文化、世界遗产、地域文化等,因所用范畴不一,各部著作取舍不同,但已非主流内容,或可忽略不计。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倾向是,这些著作在探讨上述论题时,几乎都采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所汲取的素材,无非是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事件或事实。这一方法论所隐含的假定前提,自然是“旅游文化与人类历史相始终”这样值得商榷的命题。
其次,一部分著作以“总论+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主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的框架来组织其结构,共计有6本(见“表1”中文献5、6、11、19、20、29)。在这6部著作中,有的也以客体文化即文化旅游资源所占的篇幅为最大,因此也近于第一种类型;有的著作章节虽然标题不同(消费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环境文化、经营文化、审美文化),但实质上也是按“三体”来加以组织的。总的来看,这类著作毕竟意识到了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存在的特殊性,注意到了旅游文化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由于具备了构建旅游文化学知识体系的某种自觉性,因此能够摆脱“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介绍的叙述模式,努力整合旅游文化的相关知识,试图把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来加以构建,其初衷是正确的,其努力也昭示了某种方向。这当中,马波(1998)所著的《现代旅游文化学》以其新颖的框架、深入透彻的分析以及明确的整合意图而开其先河,对后来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后来人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并不远。而且,长期形成的三体思维惰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这种整合的进一步努力及其效果。可以说,时至今日,“三体思维”恐怕还未能给旅游文化学的知识架构找到能够最终整合全部旅游文化学知识的出路。
最后,在这35部著作中,另有3部(见“表1”中文献12、27、32),大体上应该说是上述两种体例的变通或翻版。比如,在邹本涛、谢春山(2008)所著的《旅游文化学》中,前七章是力图在三体思维的框架上力求有所突破,努力寻找作为旅游文化最核心的范畴,从中可见作者的关切所在,而其结果也确实有所建树。但该书的后四章则重蹈文化旅游资源介绍、梳理的老路,致使整体框架再度失之支离。文彤等(2011)的《旅游文化学》则几乎等同于三体结构的衍化,主要在旅游的文化问题方面展开,与旅游文化这一核心范畴终有一些游离之感。而陈国生和易兵(2011)在沿用马波和邹本涛、谢春山的一些内容之后,又延而及之于资源开发文化、产品文化、经营文化、环境文化、文化研究评价、文化建设、文化研究热点与趋势等方面,这种情况颇类似于一直以来旅游学在组织其知识框架时总是在打转的情况。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学术界一直以来努力耕耘的“旅游文化”园地,依笔者看来,其实主要是“文化旅游资源”的相关领域。这样的一种学科分野思维,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旅游文化学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且会牵涉到与所谓的“旅游资源学”以及旅游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严格澄清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那种不加区别的术语滥用,将直接误导旅游文化学研究的方向,限制该学科谋求自立的可能性。
1.3文化旅游的界定
1.3.1文化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类型
与生态旅游、自然旅游、荒野旅游、背包旅游、度假旅游、探险旅游、都市旅游、乡村旅游、观光旅游、体验旅游、美食旅游、节事旅游、黑色旅游等旅游方式一样这些旅游类型并非严格按照一种标准划分的,因此,总体上观察,并不完全符合分类学上的排他性、周延性的基本逻辑规则,而是彼此互有包容。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文化旅游也为旅游家族的一个成员。这些旅游类型是旅游学未来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相关知识的深化、体系化、理论化,可能是旅游学未来发展和自立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方向。笔者在一些场合中曾表示,有朝一日,当旅游学术界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旅游的研究得以极大地深化并构成了多个诸如“××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像目前仅仅依赖那些“旅游××学”),届时,我们当可期望旅游学的学科体系真正得以建立了。笔者将前者看作是“作为旅游学核心模块的‘旅游学所属的自足性分支学科’”,而后者则是“针对旅游活动所展开的交叉学科研究”(谢彦君,2011)。一般来说,当一个学科的分支学科局限于交叉学科而没有其自足性分支学科的时候,这个学科是没有“根”、没有“核”的,是“缺心眼的”,是不成熟的。同样,要想认识文化旅游的特性,就需要在旅游的上述类型学框架中加以分析,展开更广泛的研究。但深入的相关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边界。不过有一点,作为一般性,文化旅游与所有其他类型的旅游(包括黑色旅游有学者曾质疑笔者将旅游的目的界定为“愉悦”的合理性,其中最突出的根据是“黑色旅游就不是愉悦”。这种质疑的失当在于,他们将愉悦直接等价于日常生活中的“快乐”、“愉快”。其实,心理学、美学中的审美理论(尤其是悲剧审美理论)早已经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克罗齐、布洛、朱光潜、朗格等人的著作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如果人们非要用别的什么词来注解“愉悦”的话,毋宁用“”更接近些,因为可以来自于“痛的过程”。归根到底,“愉悦”一词的内涵还远没有定型,其巨大的包容性留给了学术界无穷的界定空间,这是需要同仁共同努力予以发掘的。)一样,都具有共同的内涵:一种以愉悦为目的的异地性休闲体验。只是相对而言,文化旅游可能是地位最重要、涵盖最广的旅游类型之一。
1.3.2文化旅游体现了旅游者对文化景观的诉求
历史地看,文化旅游可能是最早的旅游类型,它体现了旅游者对文化景观的诉求。当人类的审美能力主要地局限于社会审美阶段的时候,最有可能出现的旅游也自然会是文化旅游,而非自然或生态旅游。所以,说文化旅游是最早的旅游类型,这是和人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人类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历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个别的旅游现象出现得很早,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中人们已经初具自由时间或审美意识并能够自主地利用自由时间进行休闲娱乐的历史阶段”(谢彦君,2010),其实主要就是指人类早期个体的、偶然的、个别的文化旅游行为。
1.3.3不能将文化当作旅游的核心内涵
文化旅游在旅游类型学框架中的自洽地位,从侧面以其逻辑身份强有力地说明:不能将文化当作旅游的核心内涵(硬核)。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某些旅游类型具有(在文法上,这里用“是”和用“具有”是有微妙但却关键差别的逻辑表述。有些人往往不注意这一点,结果犯了草率命题――通常是以偏概全――的错误)文化的成分,甚至文化属性(通常以文化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了这类旅游的关键,但决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文化是旅游的硬核”,否则,将无法解释生态旅游、荒野旅游等旅游类型的本质内涵。
2有关旅游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重要命题的思考
由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以及文化旅游资源这三个关键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范畴本身的本质规定性,必然会启发人们得出一些更加丰富而复杂的理论认识。就这一点而言,笔者仅就以下诸命题略陈己见。
2.1旅游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文化流行总会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或阶级烙印。受其影响,旅游文化自然也会呈现相应的某种特殊性,并在功用上服从于社会主流文化以及主体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尽管笔者并不认同旅游文化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这一命题,但学术界有些学者在此命题的基础上总结历朝历代旅游文化特点的做法,却可以从反面说明,无论如何,旅游文化(其实是文化旅游资源所呈现的文化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或者一种亚文化,是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形态、性质、特征息息相关的。不过,就旅游文化自身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它又绝不会等同于社会主流文化、主体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因为,如果从价值层面判断旅游文化的话,旅游文化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一定是一种另类文化,只是不会像黑帮文化、流氓文化那样另类而已。在当今社会,当社会主流文化或主体意识形态以及核心价值观并不清晰的情况下,旅游文化在其自身的呈现甚至膨胀过程中所的“另类”色彩,就有可能更为突出。这种另类文化在面对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判断时,常常会呈现不吻合、不默契的尴尬。尤其在当下社会成员仍处于其中某一种文化形态的情况下,在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当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将无法在其中完全免除,无法做到所谓的价值中立(valuefree)。所以,旅游文化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导致它作为任何一种道德范畴的功能建构都可能具有双向性甚至多向性。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指望笼统的旅游文化会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引导者甚至主导者。
2.2旅游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界的一些提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加注意文化的研究了,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刚刚提出了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定”。其实,就旅游学术界的研究历史而言,因其知识构成上的内在要求,早在旅游研究之始就已经把文化问题纳入视野并做了持之以恒的研究,旅游文化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只是在当下中国的旅游发展实践当中,因受旅游投资主体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旅游学术界的某些个案性的文化研究,或有一方面扮演着制造假文化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扮演着毁坏真文化的角色,从而使文化研究堕落成了破坏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旅游文化的帮衬、帮闲甚至帮凶。不过,在大多数严肃的文化研究者的努力下,旅游文化学所构建的一些理论成果,已经逐渐成为旅游发展实践当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撑。
2.3旅游文化与市场机制的问题
市场机制培育的是商业文化,造就的是企业文化,本来与旅游文化可以不相关。但是,由于旅游世界的丰富性,旅游文化的包容性,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都会在旅游世界的文化层面以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并发挥其功能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为小群体利益而养成的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功利性,与更具广泛意义的旅游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充分予以揭示并有所警觉的。即使常常能够看到有文化的市场人(所谓儒商)会利用文化来赚钱,甚至连政府都悟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门道,但“个别人制造的文化产品”与“群体记忆形成的传统文化”之间,并非可以等量齐观。就旅游而言,在市场和文化的博弈当中,其间一个注定扯不清的关系是:文化旅游是以文化为诉求的,所以,离开了文化,文化旅游就玩不转。同时,以寻求文化差异为目标的文化旅游者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碰撞、采借、融合,又自然会推动作为特定文化旅游之卖点的本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消失。目的上要你活,结果上要你死,这种初衷和效应上的纠结,是文化旅游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类情况也会发生在生态旅游上:目的上要生态,结果上的毁生态,谁能占上风,则要看博弈的结果。
2.4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的转化问题
文化旅游会培育出旅游文化,而旅游文化的长期积淀,又会转而成为另类的或下一世代的文化旅游资源,历史就是这样变动不居、相互演化,倘若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流当中来看这个问题,则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具不确定性了。可以断言,自从旅游文化产生之后,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这种互为转化的关系就将持续下去。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种互为转化的关系在前旅游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学术界所暴露的理论误区和命题混乱,恰好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当中。
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学研究,往往是历史性的研究,以历史学的方法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总是以历史脉络作为组织框架。当文化旅游资源被纳入旅游文化框架加以讨论的情况下,它必将作为旅游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以某种结构元素的意义成为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语境当中,原有的“三体思维”将继续发挥解释作用,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与旅游文化其它组成部分的关系并形成更自洽、更统一的知识系统或知识共同体,则是旅游文化学未来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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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Probe into Tourism Culture,
Related Concepts, and Some Viewpoints
XIE Yanjun, ZHOU Guangpe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etel Managemeng, Liaoning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n tourism culture, we f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concepts as tourism culture, cult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ir connotations and improper applic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he limited cognation of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atterns of tourism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them in a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to define the concepts scientifically. It also discussed some viewpoints.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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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 公益旅游 定义分类 定义研究 研究综述
引言
“公益”指公众的利益或大众的利益。公益旅游（Voluntourism）是时代的产物，它最早由带有宗教慈善色彩的参与动机，最终发展为动机多样化的现状。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旅游起源于美国，随后传播到欧洲和发展中国家。
目前，国外的公益旅游已经开始从事跨国项目，比如Grimm和Needham（2011）调查人们为什么出国旅游，并且旅游者为什么较小范围地选择国家、组织或项目。而我国学者大多从公益旅游项目角度进行研究，鲜有对我国大学生公益旅游展开的研究，比如李晓琴等（2007）提出公益旅游项目多种多样，可以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区低技能的清理工作或医疗救助，也可以是文物古迹等的保护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笔者将公益旅游的定义进行归纳和总结，试图使人们对其概念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国际公益旅游的定义研究
（一）方式型定义
在国际上，目前公益旅游理论界广为接受的定义是由学者Wearing提出的方式型定义。该定义认为公益旅游是因各种原因，以一种被组织的方式去作志愿者活动和度假，包括援助或支援贫困者、保护环境等行为，这被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与Wearing强调组织性的方式型定义不同，学者Scheyvens （2002）认为公益旅游是一种声张正义的正义旅游，也是一种西方国家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做一些保护性工作的过程。我国学者宋聪（2007）认为公益旅游是一种业余的旅游方式，虽然自愿并不计报酬，但不能作为固定职业。从志愿服务的非盈利角度考虑，戴玉秀（2008）阐述公益旅游具备了志愿服务的属性，并将其定义细分的更为明确：广义上公益旅游是指因在异地进行志愿者服务，而引起的一些非营利活动的总和；狭义上公益旅游是指旅游者因各种原因在异地，进行的包含志愿服务项目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
（二）体验型定义
本文所指的体验型定义，是指社会互动体验。社会互动体验是公益旅游的主要内容，正如Wearing和Neil （2000）将公益旅游概括为动机多样化、潜在互利和重塑形象的社会互动三部分内容。社会互动体验的本质是双方受益，使志愿者和参与地双方均获益。研究者将社会互动体验分为利己性体验和利他性体验两类。利己性为社会的深层互动，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体验，发达国家更加关注这种利己性的个人交互体验，并侧重于研究包括休闲体验、文化体验、人际交往体验等内容。我国台湾学者江明修（2004）强调了获得心灵满足和自我学习的利己性的必要。相比之下，利他性是社会的浅层互动，注重具有贡献特征的目的地社区的积极响应。在发达国家的文化背景下，McIntosh和Zahra（2007）提出公益旅游体验的本质是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利他性。贡献是利他性体验的典型表现，Mark Rogers（2007）也认为公益旅游不仅包括对目标对象（目的地社区及其居民）做出利他性的积极贡献，而且还应具有利己性的休闲体验。Ooi和Laing（2010）指出，对社会、自然和经济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是理想公益旅游的基本条件。
（三）要素-特点型定义
国内外学者将公益旅游视为一种包括生态旅游要素、志愿者要素、公益要素、休闲要素等多种要素结合的旅游平台，它既具有Stebbins（2004）认为的互相联系的特征作用，又具有熊剑峰等（2011）提出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以公益元素为主的特点表征。
基于净化的非理性特征分析，公益旅游被看作是强调可持续性、负责性和教育性的一种可替代性旅游（非大众旅游），追求的是情感上的满意最大化。避开传统的快乐论和逃避论，Zahra和Mcintosh（2007）也认为公益旅游是一种净化之旅。而对于可替代性、讲求经济效益的旅游产品而言，公益旅游则追求的是理性认知上的效用最大化，正如我国学者吴英鹰（2012）提出的观点：公益旅游是一项微利的旅游产品，也是开发旅游企业时更多考虑社会效益的专门性产品。目前，在要素-特点型定义的层面上，国际上对公益旅游是以公益服务为主，还是旅游活动为主的认知还不能统一。
国际公益旅游研究综述
（一）背景及相关性质
1918年前后，公益旅游以国际救助的形式传入欧洲。现代公益旅游的雏形，则产生于1928年的西欧莱茵河流域的列支敦斯登。1961年3月，美国的“和平队”前往发展中国家执行所谓的“援助计划”，标志着最早的公益旅游诞生，可见早期的公益旅游具有一定的国际扩张和殖民特征。1991年，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友们发起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是公益旅游发展成熟的标志。公益旅游经由欧洲传入发展中国家，在我国仅有10余年的发展历史。
公益旅游者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志愿者自愿捐助，参与公益旅游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徒步旅行。其受益本质是增加社会的潜在价值，并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内容。不同的文化层次对公益旅游的感知强度和调查的可信度不同，研究者消化和吸收李湮等（2011）的研究成果，提出目前理论界对公益旅游发展的态度仍处于开发初期的愉悦阶段。我国学者提出，公益旅游是附加了异地性、暂时性、旅游特质等特点的志愿服务。Barbieri等（2012）也更进一步指出，公益旅游包括服务商、志愿者和志愿活动三种要素，研究者称其为“公益旅游三元素”，认为非盈利状态是公益旅游项目的本质特征。
（二）动机理论
旅游动机是促使人们离开居住地外出旅游的内在驱动力。动机的直接驱力是行为，遵从“需求-动机-行为”的行为科学规律。兴趣是志愿者服务的主要动机。Barbieri等（2012）通过研究表明，渴望帮助当地社区的兴趣是公益人士的首要参与动机。Campbell和Smith（2006）以海龟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志愿者的主要动机由兴趣产生，并表现出一种保护动物的精神诉求。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采用行为科学对公益旅游进行动机分析，而较常运用的动机分类框架是推-拉因素理论。推和拉的因素是相对独立的，而不是推在前、拉在后。在推-拉因素理论中，一为心理类的、与内在需求有关的“推力”动机，比如逃避现实、免除压力的欲望等具有非选择性的旅游活动项目。二为目标类的、与外在属性有关的“拉力”动机，比如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等具有认识导向的旅游活动项目。
（三）分类及体验研究
公益旅游是一年内的旅游活动。在时间范畴上，可划分为短期公益旅游和长期公益旅游。短期公益旅游的时间界限为1周，1周至1年的则为长期公益旅游。短期公益旅游在国外较为流行，比如东非卢旺达的AIDP组织。同时，公益旅游也是一种体验型活动，其本质是跨文化体验和社会团结体验的社会互动体验，组织方的任务是帮助参与者完成从日常生活到体验型生活的情感过渡。对公益旅游体验进行研究时，可以进行减少自发性的小组修改，以尽量避免或减少观察效应。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往往存在文化差异，会产生旅游者的不确定性规避现象。具有自利性的跨文化差异，追求自我的体验获得，尤其在国际团结运动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与正义旅游结合，进行跨文化本质研究，有助于提升参与者的人权、责任等的政治素养。而具有他利性的社会团结体验，则强调利社会贡献，典型代表是简称ISM的国际团结运动（th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ISM组织使用无暴力和直接行动理论，反抗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非人道行为。另外，Barbieri等（2012）则另辟蹊径，提出了体验融合的概念，发现公益旅游体验的独特之处在于自我发展和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并将参与者与当地的人和生活方式进行体验融合的过程。
结论
综上所述，强调组织性的方式型定义是国际公益旅游理论的主导，其他研究主要在非盈利角度展开，比如对声张正义、业余、志愿服务等公益旅游的方式型定义。具有社会互动属性的体验型定义所倡导的本质是使志愿者和参与地双方受益，研究者将社会互动体验分为深层和浅层互动，即利己性体验和利他性体验两类。比较具有利己性的休闲体验而言，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利他性是体验型定义的本质，而做出利他性的积极贡献则是理想公益旅游的基本条件。国内外学者对公益旅游的要素-特点型定义的认知侧重尚不统一。有些学者认为应以公益服务为主，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以旅游活动为主。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者对公益旅游的性质、动机、分类、体验等特点进行综述，指出现代公益旅游的发展雏形、诞生及发展成熟的标志。在背景及性质层面，阐述了公益旅游的资金来源、收益本质、主要动机、组织方任务、社会互动体验、体验融合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引入行为科学理论和推-拉因素理论并进行动机分析。在时间范畴上，将公益旅游划分为短期公益旅游和长期公益旅游，并对公益旅游项目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国际上的公益旅游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作为兼具公益性和娱乐性的新型大众化旅游方式，其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研究者在对公益旅游定义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展开综述，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公益旅游的知识体系，对公益旅游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公益旅游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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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旅游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核心问题就是旅游与现代性的矛盾，而解决单一模式下旅游产业的高度常规化，推进旅游地区的社区参与，关怀社区，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社区转向；旅游；单一
旅游和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在现代社会的所在份额越来越多，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突出显示。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人们生活的观念日趋改善，旅游业已成为现代经济最具发展潜力的项目。旅游业在就业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促进文化和环境，同时，旅游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当旅行和旅游行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也得到强调。旅游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社区参与的项目，对旅游业的高度是为了解决单一模式，程序化，非人格化的发展模式和旅游质量的期望之间，旅游业和人民的重要途径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而对于如何促进旅游区社区参与，社区关怀，以人为本，提出合理化建议，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西方旅游社会学文献，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例如，波尔斯汀就把作为“伪事件”的大众旅游看做现代化缺乏深度的体现。换言之，“现代化所固有的普遍商品化的原则的所向披靡，导致了文化生活的肤浅化和浮夸化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虚假化。”例如在法国社会学家艾米尔·迪尔凯姆以反常态、神圣和集中表现来解释旅游影响和旅游行为，突出旅游业的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国内的旅游社会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发表的文献资料多采用国外的理论模式，研究活动以实地调研为主，旅游社会学至今旅游社会学包含的区域越来越多，但在市场的引导下，多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方式为主，脸谱化、舞台化痕迹强烈，充满功利性色彩。换而言之，国内的旅游社会学并未真正走向成熟。
就社区参与转向的意义而言，首先是针对在多年来旅游发展的单一模式的束缚下，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如地方政府一味的强调政绩工程，过度开发旅游资源，决策失误和违法违规操作频频发生，使得旅游资源遭受极大的破坏；为迎合低级趣味产生“吸睛”效应，过度发展“三俗”文化，本土文化遭受侵蚀，风土人情遭受冲击犯罪事件增加，出现“新殖民化”现象；或者由于接待地经济贫乏，地方群众素质较低及市场经济的冲击，贫富差距日趋明显，社会分层加剧，隐藏一定社会隐患，等等。
其次，不若经济学、地理学等将旅游看成一个单一的区域，社会学的关怀下的社区参与使我们能从一个更为整体的和一般、普遍的社会关系和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旅游，其研究对象更加注重游客的需求动机、游客和接待地当地人的关系，旅游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整个社会生态影响。旅游业在它的最初阶段，就有着庞大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如果能将它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考虑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来进行管理，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这就称之为社区方法。社区方法具体表述为社区原住民群体志愿地、民主地介入当地旅游业发展决策，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及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不可否认，至社区发展概念提出已越来越受关注，“社区服务是旅游业可持续的重要途径，它基于旅游业再生循环的原则，将当地原住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做旅游业成长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量考察案例，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和实证性。但目前国内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论证旅游内容、层次和类型以及重要作用，而缺少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证研究。此外，现有的社区参与研究某种程度上旅游目的地社会群体对自己的生活区域中所发生的事物的自在理论上是被排除了的，而本次研究则从全面参与出发，通过加强社区参与程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社区参与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关注旅游业在单一模式的束缚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制约下出现的问题，如社会分层问题，集体行为造成群发性事件增加问题，以及从冲突论角度分析探讨旅游区域产业的高度常规化的单一特点与过高的旅游质量期望值之间的对立和接待地群众对游客敌意的产生和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如文化的麦当劳化、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二、依照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思路，采取田野调查，收集一手资料，对旅游地区围绕民主、权利和责任而开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的方式和作用进行了解，探讨如何从一般居民、从事旅游的居民、当地的社会组织以其共同利益为出发，合理的介入旅游业发展的过程。通过对话等方式深入观察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会以完善机制为主线通过社区对咨询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及监督机制的评价和态度来推进研究进程。三、自制一张旅游态度尺度表，实地调查。根据旅游区域的当地情况和可行性从张家界选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拥堵、服务、社区态度6个因子，自制一张旅游态度尺度表，对现有的旅游环境进行评估，并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进一步收集实地资料，为下一步做好调研工作。
毋庸置疑的是旅游业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大潮下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单一经济模式的框架下，我们习惯于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从而让旅游业处于不合理、浪费式的开发条件下。社区参与转向是打破旅游发展单一模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希望能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旅游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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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社会文化影响 统计分析 国内旅游 趋势展望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即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指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会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如语言、服饰、民间艺术、宗教等)以及社会生活质量(如家庭结构、性别色、社会结构等)所产生的影响。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到目前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已经相对成型。国内在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领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之初基本处于定性描述阶段,近十年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量化研究。本文在运用专业文献软件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展现我国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文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论文专业分析软件NoteExpress和Bibexcel进行文献分析。主要运用文献计量软件对选定的样本论文的作者、关键词、篇名,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统计和关联分析。样本论文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旅游”为篇名,以“社会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然后对每篇文章的内容进行审核,确认其为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的文章,共计85篇。
研究主体及其案例地选择
研究主体。论文所指的研究主体是指从事旅游社会文化影响领域研究的作者。通过对样本论文作者所在区域及机构情况的统计结果看,我国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机构及其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北京、陕西、广西、安徽等省份。这些省份的高校资源都比较丰富,且旅游业也较为发达。居于前三位的北京(占14.12%)、陕西(占11.76%))和广西(占9.41%)都是旅游发达省份。这说明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与旅游经济发展程度有较高的相关性。从研究人员所在的单位性质看,高校是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核心阵地。从其学科背景看,地理学、管理学是主要学科。对样本论文作者信息进行统计可知,本领域的研究主要学者其学科背景以地理学为主,占到35.3%;其次是管理学,占总数的18.8%;此外社会学也占一定比重。
实证研究地域。西部地区是学者们常选择的案例地。旅游业的发展在给这些地域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因此而受到很多旅游学者的关注。根据对样本论文的统计结果,国内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广西、陕西、安徽、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其中广西(占13.64%)位居榜首,陕西(占9.09%)次之。
主要测量指标及量化分析方法
主要的测量指标。当前大多数学者是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进行相对宏观的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就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某一特定方面进行详细研究。通过对85篇样本论文量化分析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十七个方面:建筑、历史遗迹及文物;服饰;语言;工艺品;风俗、节庆;生活方式/习惯;好客秉性;文明礼仪及道德素养;信仰;人际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生存环境;本地形象和名声;居民自豪感;受教育水平;文化活动、交流;文化资源商品化、庸俗化甚至虚假化。综合来看,国内学者所用指标基本上都是在借鉴Lankford S(1994)、Ap J.和Crompton(1998)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的。可以说,在旅游影响评估研究领域Lankford S、Ap J.和Crompton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最大。
主要的分析方法。20世纪初以来,国内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正逐渐由定性研究为主向注重量化研究过渡。近十年来模糊综合评价、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法、方差分析、多层次灰色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分析法在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量化研究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但截止到目前,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仍然是研究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最基本方法。
现阶段,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再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数据已经成为主流。李志飞(2006)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家族山区为例,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所获数据进行频次分析,从而得出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结论。刘迎华与朱竑(2006)以广东海陵岛闸坡镇和海陵镇两镇为例,运用频数分析、标准差分析、相关分析和交叉联列表分析等方法比较探讨了旅游业发展对于两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宋振春和陈方英(2008)以泰山为例,通过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探讨了旅游地居民的感知。戴林琳和盖世杰(2011)以京郊江水河村和长哨营村为案例,运用因子分析探讨了两地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并阐释了乡村节事应用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李燕琴(2011)以内蒙古边境村落室韦为例,应用单项量表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及李克特5级量表定量地测量了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关键词：“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社会旅游；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40-02
在受金融风暴影响，入境旅游大幅滑落的情况下，为拉动内需，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根据国务院在2009年关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制定了《国家旅游休闲计划纲要》。《国家旅游休闲计划纲要》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国民生存状态和生活品牌的国民休闲战略。它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大众休闲、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旅游休闲逐步成为国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旅游”（又名福利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名词，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第一次提出。国内学者和旅游界各方尚未形成完善和充分统一的认知，社会旅游处于陌生的研究阶段，就连其名称、内涵都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
一、社会旅游产生的背景
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 000美元，国民公共假期达到125天（其中包括10天的带薪休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在解决了旅游必备的“有钱”、“有闲”的条件后，旅游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大众化阶段。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有3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市场规模，8 000万人次的出境旅游（对世界旅游市场的贡献率超过7%），5 772万人次的入境过夜旅游。此时正是《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普及并实施的最佳时期。大众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国民的基本的休闲权利和生活方式，在它给社会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它的“社会福利”作用也凸显出来。
二、国内外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社会旅游在西方已经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历史，人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社会旅游一词的英文为“Social Tourism”，在韩国和日本被称为福祉观光。社会旅游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欧洲，早在1951年学者Hunziker、1959年学者Milman Ady指出社会旅游的概念，它是一种由低收入群体及自己无法承担费用的群体进行的特殊的旅行形式。
1963年Arthur Herout作为主要投资人成立了国际社会（福利）旅游局（BITS），1971年国际社会（福利）旅游机构（BITS）、1978年世界旅游组织（WTO）、1980年在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上发表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以及1982年在世界观光大会上都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指出为了能够让那些在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有困难去旅行的公民享受到这种权利，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应为这些群体提供相应的旅游费用以及一些与旅游相关的信息，通过以资金的方式对这类群体所使用的非赢利的休闲设施予以援助的社会政策措施。
1984年学者Howard L.Hughes和1993年European Commission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及措施找出改变英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旅游资助的最佳方式，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及贫困阶层。
2009年学者Lisheng和Yanming Tsui运用数学模型及相关理论分析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及整体社会福利状况所引起地外部效应变化，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式确保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国内关于社会旅游的研究
国内社会旅游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而言，理论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化，主要集中对社会旅游涵义的确定及旅游权利的论述，强调旅游权利的公平。2001年学者周娅从假日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社会旅游的基础必条件和必要条件，提出了中国旅游福利计划的目的和意义。2005年学者张永奇强调旅游权是公民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从宪法中独立出公民的旅游权。2009年学者李辉纠正了目前学术界及旅游学界关于福利旅游在内涵及认知上的误区。同年学者王晓红从旅游的本质内涵及功能属性的角度指出通过扩大旅游功能属性来拓展社会福利，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2011年学者戴斌和夏赞才等人都从旅游权利的角度强调旅游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理应让所有社会公民都能够参与旅游活动并享受到旅游权利。
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得出，国外学者对社会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旅游涵义的界定、弱势群体社会旅游行为效果以及弱势群体的旅游行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等。主要从微观层面来表述社会旅游所表现出的各种问题，研究的趋势已经从权利论向社会旅游的效果评估发展。而国内的社会旅游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也更多的是宏观层面上的，研究的内容着重于旅游权利的研究。但二者从宏观、长远的利益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强调对特定群体的旅游资助并创造旅游环境。
（三）社会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作为《国家旅游休闲计划》倡导措施之一的社会旅游与西方学者近五十年研究历史相比较，二者对此概念的界定与外延论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社会旅游概念提出的背景不同，对于公民享有旅游福利权利的提法不甚明确。西方国家的社会旅游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而自然出现的大众化旅游现象，它体现的是公民均可获得享有旅游权利的公平性，支持并援助社会弱势群体。而中国社会旅游的提出是作为一种倡导措施，促进国家旅游业发展的工具，而后才会提升到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指数及社会福利的增加这一层面。二者都体现国民公平的旅游权利，强调对学生、低收入家庭、老人旅游以及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与援助。
随着人类社会高度文明的发展，平民、平等、和谐的大众化旅游是旅游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为了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社会旅游研究外，在实践上也应逐步探讨提高社会旅游的实际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国民旅游权利的带薪休假制度
2013年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其中包括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带薪休假制度是社会旅游的主要方式之一，落实和完善国民的带薪休假制度，国民可以合理地安排个人的旅游出行时间，避开黄金周的拥挤，通过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和休闲娱乐时间，保障国民定期或周期享受带薪休假政治制度，既可以提高游客的旅游感受及旅游企业的旅游质量，同时大力促进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
2.加大对公益性旅游景区建设并逐步走向免费
旅游景区可以分为商业性旅游景区和公益性旅游景区。在我国博物馆、城市公园等景区属于公益性旅游景区，加大其建设力度，增多参观浏览项目的优惠或免费开放，真正体现出国民的自由旅行权、闲暇权及娱乐权。公益性旅游景区由收费到设立免费日、直到完全免费，这是人类平等思想得以认同和实现的象征。
3.建立与国民公积金绑定的旅游补贴制度
为给弱势群体提供旅游机会，国家政府可以建立旅游券制度。旅游券的受惠对象为低收入劳动者和普通国民。旅游券受惠人可以以公积金形式将工资的5%～20%存入旅游券公积金账户，存期至少为6个月及以上。旅游券受惠人可使用的旅游券金额取决于受惠人所交公积金的多少，同时雇主要负担使用旅游券的20%～80%的费用。这种旅游券与国民公积金绑定制度既需要国家政府的援助同时也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
4.建立与国民医疗保险卡绑定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是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因个人疾病需要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时提供一定比例医疗费用补偿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政府为了减轻国民的经济负担相继出台了许多医疗保险政策及制度保障。将对国民健康有关的专项旅游项目的文娱活动费纳入国民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体系的生活服务项目中，允许国民医疗保险卡有固定费用额度（20%～30%）用于支付社会福利旅游开支，通过社会旅游提升全民健康与休闲娱乐权利，通过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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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匠”职业化教育；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1-78-20 引言
我们关注的旅游社会学主要体现在对旅游文化的探讨，为了将旅游发展作为现代化教育研究的一种新的社会革新点，当前，只有从最基本的旅游社会学改革新亮点开始着手，逐步改变一些陈旧的发展理念，从而在推动整个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原来一些在“工匠”式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把当前时展的需要融入其中，从而造成了教育教学滞后的现象，只有将一些“工匠”式的教育教学方法给予革新，才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旅游社会学教学科学化的发展。
1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重要性分析
1.1 重视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着力点
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已成为我国其他学科相互补充的重要理论性借鉴。要想将我国的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放在突出时代性和教育发展的社会性上，我们必须紧紧抓好旅游社会教学方法不放松。
1.2 科技文化力量重要性
未来的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文化力量，如果仍然将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引入其中，不但不会提高教学质量，反而还会严重地制约到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步伐。因为科技力量和
文化素养是一种同步前进的过程，在守旧的思维模式下，很难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模式，其思
维也将固步自封而不前，这样的发展不但不会引起社会的效应，反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慢慢被社会发展所淘汰。这是一种时展的需要，更是为有效地促进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
发展的重要方法，要想改变这种发展的形式，不光靠社会教育形态的改变，还需要逐步建立一些新的教学改革制度，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时展的需求。
2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影响
2.1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主要在于“工匠”式的教育模式
这种教育的专业性和专注性很强，要想改变这种教育形态，就得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高职教育中如何进行革新还需要把握好时展的方向性，因为一个时代对于一种教育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不光是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还需要不断地钻研一些超越现实的发展新思维、新理念来逐步改变“工匠”式的教育形态。一旦出现没有目标的追求效益，将会影响到教育形态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必须给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2.2 旅游行为也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重视的重要问题
旅游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探索前进中，如果旅游素养不高，将会影响到社会健康的发展，也将会制约人们幸福指数的提高，这是一种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将是有效地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思维固然是在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教育形态将会影响到社会教育发展目标，针对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而言，我们更应该提倡从旅游社会学来分析教学改革的方向性。从而在加快社会教育发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然而，不是每一种创新的思维就可以得到社会学发展的公认，其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也将为助推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所要求，同时更是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需要。
2.3 注重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我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该种新的教学思维不光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遵循社会发展的理念，不能够出现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因为，社会发展，高职教育中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科学化分析，一方面既要满足新时期社会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其中旅游学教学就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细致地研究发现，当代高校社会学本科教学计划和具体的课程安排没有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职业化教育形态发展得不够充分，这样就会严重的制约到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进程。
2.4 注重旅游文化
旅游活动中有很多的文化在其中体现，就像是一些文明礼仪等，这些都将标志着一个名族、一个国家的形象。该问题不及时给予科学化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该中旅游社会学教学也将为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对于不同地区而言，还需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旅游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重视旅游学教学革新，将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旅游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健康发展，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当前，高职教育中社会职业化发展对于我们的影响如图1：
3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分析
3.1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追求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该着力点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和社会新时期文明成果上下功夫。因为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离不开新思维和新理念以及社会文明的指引作用，在大部分的旅游社会学发展中，不光是需要追求旅游的质量提高，更需要不断地解决好由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社会化革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染力源于对旅游社会学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依靠旅游社会学教学革新的力量来完善旅游业的发展。其实，要处理好这种问题，不光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还需要从创新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发展开始，让一些不利于革新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为推动整个旅游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2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在“心理性个体”基础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对待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也将是指导我们进行科学化探讨的关键所在。要想抓住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还必须从强化旅游社会学知识学习开始，将革新思维，创造社会价值作为新时期发展革新的着力点。在“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更应该将该种观念深入到旅游社会发展的高度上进行科学化的分析，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在社会化大环境下，原来的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这些陈旧的思维，建立一套符合当前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所要求的科学化模式。
由此看来，无论从旅游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对整个旅游社会学所做的分析与说明，还是对话理论“心理性个体”基础上对旅游社会学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社会学及相关背景与理论基础之上。由于旅游社会学在旅游业发展中面临着重要革新，其涉及众多资源建设与服务设施的内容，且旅游过程本身是一个同时受主、客观性影响的复杂过程，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好地为旅游业创造价值，建立健全智能化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统，并能够通过产业化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需要从本体的理论构建及对旅游本体理论的组成做进一步分析。
4 结束语
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时代性和社会发展创新性上，只有不断地研究和分析找到一些科学化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推动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不断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