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及传统医学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
医学名著《千金方•大医精诚》中系统的阐述了为“医大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和职业操守。《大医精诚》在要求医者具有精湛医术的同时特别强调“医乃仁术”的观点和要求。儒、释、道诸家道德观在《大医精诚》中均有体现:儒家———“医乃仁术”、佛家———“大慈大悲”、道家———“无欲无求”，为行医者树立了可谓“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的美德风范。“大医精诚”对医生群体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医生的要求过高甚至太过苛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环境下，医生作为职业人，也有形形恰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阐述的各类现实需求。一味地强调为医者必须“大慈大悲”“无欲无求”，并且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凡是医生就必须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须‘无欲无求’，不计付出和回报”的不良氛围。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和保健服务不断更新升级面临种种全新的、现实伦理问题需要应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多元化让我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层面陷入困局。
1．2传统医学伦理学“译介－嫁接”方式在本土医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困境的探源
中国的医学伦理最先引介于西医，是一种“译介－嫁接”的舶来品。这种“翻译－引介－消化－推广”的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实现个人价值”，医学伦理学也充斥着职业人观念，互利互惠;而我国传统医学道德观———“大医精诚”要求行医者“无欲无求”“大慈大悲”“精诚仁朴”，两种观念有一定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让医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翻译－引介－推广”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造成观念滞后于社会现实。在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材范式层面，现行诸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概念欠规范，内容不准确”“内容较为雷同，目的性不强”“重知识，缺能力培养”。目前大致有三类范式的教材:其一，罗国杰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伦理框架下，强调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范式，该种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关作品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将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规范伦理学在个人和社会视角下相结合的范式。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习惯采用“4+1”，即四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一门形式与政策课，以教师讲述为主，多为大班教学，缺乏师生互动和社会实践。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思想教育”的培养方式，更让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为薄弱环节。早在1983年，一些医学伦理学家就呼吁将医学伦理学引入大学课堂，帮助医学生确认并澄清生物、医疗过程中的相关道德问题。尽管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但其教学成效欠佳。
2“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2．1协同教育是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径
生命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伦理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舍生取义”“重集体协调、轻个人理想”，形成了极端重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内在修养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自由。西方社会在宗教的长期影响下，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在一定约束下的最大个体自由。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是一种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约束，医生享有在约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闭和相互独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提倡尊重、宽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构医患和谐的良好局面
医患矛盾突出已成为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约为7万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矛盾突出在溶蚀医(护)患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招致社会舆情对医生职业群体的污名，并摧毁着医生“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医生职业群体形象的塌陷除了个别媒体不良渲染和推波助澜外，与医生的道德素质滑坡有着极大的联系，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失败。“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为学校开展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学范式，为医学生提供出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为政府和社会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相互协调，寻求达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识条件。
2．3协同教育是对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医精诚”医学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对历代医家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的具体体现。“大医精诚”既要求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求行医者有高尚的医德。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是医务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准则，也是对医师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要求的经典概括。大医精诚精神的重塑和重视，极大地传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传承的可贵写照。在“协同创新”被提出的当今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必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吸收先进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知识共享，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样化的协作，促成文化的跃升。在吸收西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将中医文化精髓之“大医精诚”精神融入生命伦理学，是做好我国本土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举。
3协同中西医人文精神并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3．1合理引导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以营造良好的氛围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影响公众价值判断、触发社会焦点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动员、正确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中西医文化协同发展，并充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医学伦理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利用网络平台，普及“大医精诚”和生命伦理学知识，关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针砭时弊，提出促成“大医精诚”与生命伦理学协同创新，共同作用于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
3．2重视生命伦理学科研的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学校重视不够。在国家“政策之窗”尚未打开———问题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发的状况下，仅仅呼吁政府为“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应该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探索，并促成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例如，相关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组织可以召开主题研讨会，通过广泛参与、多方讨论、集思广益，促成中国医学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协同发展，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样本。又如，相关科研平台可以公开招标，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目前处于研究薄弱环节但亟待改善的医学生思想教育相关问题。
3．3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革新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不适合完全采用或过度吹捧纯粹的案例教学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原因有二：首先，中国的医学生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医学生一样，在进入医学院校(medicalschoo1)之前已经读过四年普通大学(college)，所以缺少进行案例教学和PBL教学所需的知识前提，尤其是像医学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学习，首先需要的是理论准备和知识拓展，缺乏理论背景的案例分析和讨论是盲目的；其次，案例教学尤其是PBL教学对学生人数和师资力量有比较高的要求，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形式下，多数医学院校施行大班授课，学生与教师数量之比不能满足全程PBL教学。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思考，我们探索出一种相对比较适应目前学科建制、学生情况、师资力量等情况的教学模式，即：两块教学内容、三种主要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
1．1两块教学内容：理论部分及专题部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人的行为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并且认为“德行是可教的”，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智慧，就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1]。伦理学理论是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确立个人价值观的指引和标杆，理论学习和探索可以使学生从案设计上要兼顾理论考试、实践考核与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其中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放在本科教育第五年进行，与临床实践挂钩，进而指导医学生的临床实践。
2教学方法改革
来自全国多所医科院校的一线教师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各自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李本富教授对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医学伦理学教育要注重多层次、不同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根据在校教育、毕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设置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关注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效性。第二，将医疗卫生行业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医学伦理学教育相结合。中山大学吴素香副教授介绍了该校开展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的经验和体会。聘请医学专家讲授临床诊疗伦理，以及学生分组实践的实践教学环节，既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的意识和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社会沟通、社会实践和创新的能力。开展实践教学的体会是实践教学必须制度化；必须与临床医生建立同盟；必须克服自身的惰性。南方医科大学雷锦程教授以“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和案例教学的功能”为题做主题发言。雷锦程教授主张医学伦理学教学只能达到启蒙目的，为医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修炼提供启蒙。并将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总结为三点：(1)唤醒医学生的伦理意识；(2)训练医学生的伦理分析和伦理决策能力；(3)培养医学生的伦理情怀与职业精神。同时，介绍了案例教学的课堂设计环节，以及案例教学中重点难点问题。四川大学李琰博士介绍了该校以科研伦理作为推动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切人点，培养医学生科学思维和伦理意识的教学改革。山西大学邓蕊副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介绍了医学伦理学三阶段教学模式：(1)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一年级，设置4学时～6学时伦理学课程。侧重为医学新生分析医学职业理想，树立“无德不从医”思想，教学内容为讲授基本的伦理学理论；(2)临床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三年级，设置2o学时左右伦理学课程。侧重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原则和规范，帮助学生学会用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分析医疗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3)临床见习阶段，以问题、专题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学会用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进行临床医疗决策。昆明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张瑞宏教授探讨了医学伦理学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问题根源于道德说教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单一的课程模式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实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需要改变观念，师生互动，教学的形式多样化。可能途径包括深化理论、尽早接触临床、开放的结论。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廖绮霞介绍了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结合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开展医学伦理查房的经验与体会。
3教材建设
加强教材建设是促进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省委党校吴灿新教授从普通伦理学的视角归纳了一般伦理学教材的三种范式：(1)以罗国杰教授为代表的，基于社会道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范式；(2)以廖申白教授为代表的，基于个体道德、以美德伦理为框架的范式；(3)以王海明教授为代表的，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相结合、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相结合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医学伦理学教材和教学的五个问题：教材的范式是研究型的，还是教学型的?教材是以社会道德为主，还是个体道德为主?医学道德是研究医学关系，还是医德关系?教学是重原理，还是重实践?医学伦理与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广州医学院陈化副教授通过对比十五种国家规划教材，发现现行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在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医患关系和预防医学伦理等多个领域存在教学内容的设定和程度上不统一的问题。进而指出，为了实现教考统一，医学伦理学教材有必要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使考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点评了现行诸版本医学伦理学教材存在的三大问题：(1)内容雷同；(2)目的性不强；(3)重知识传授缺能力培养。《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李恩昌教授在发言中重申了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都要兼顾其特点才能促进该学科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29-02
1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重大意义
首先,培养医学生对生命的尊重。
医学是关乎生命的职业,由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就要求我们应该树立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理念,这是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教学的理念,也是始终贯彻我们教学的一条主线。这是前提和基础。通过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要让学生明白选择医学,就是选择了对生命的责任。
其次,锻造医学生的道德品行。
承担医学的主体应该是一个道德完满的人,古人讲“医乃仁术”,学医不仅要有广博的医学知识,更应该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行。医学伦理学教学就是要塑造这种完满道德的人。在医学伦理学教学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与实际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握处理各种医疗人际关系的准则,增强医德情感,进而转化为医德信念和医德意志。医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时医学生道德教育目的达到的又一个着力点。
最后,增强医学生爱的能力。
现代社会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点就是医生人情味的缺失,而这种人情味就是爱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教学在塑造医学生道德人格的过程也在培养学生爱的能力。
2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医学教育本身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不准确定位。
《西塞尔内科学》定义,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 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学习生命科学知识,还要学习人文社科知识。医学作为一门职业,有其特殊的职业道德。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传播手段和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医学伦理学的实效性不可能只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来实现,如果只注重课堂教学形式的优化,而忽视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系统的构建,虽然医学教育的基本宗旨是培养高素质的医务人员,但目前的医学教育存在的将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分割开来的倾向,明显地减弱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实效性。具体表现是,医学专业教学把职业道德教育判定为人文教育、政治教育,与医学基础课、临床专业课教学无关;而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师在教学中也脱离医学专业实际讲授医德理论和医德规范。医学院校的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及学生的职业精神培养,没有衔接,缺乏沟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丧失道德教育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基本原则,结果必然是教育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2)医学伦理学课程内容与课时设置之间的矛盾。
一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大都是十六章,每章至少有三至四节,这样即使不对所有内容的讲解进行,也需要三十多节课时。如果加上所谓的实践教学和案例讨论教学,最少也需要30至35课时。但是大部分的医学院校,由于客观教学条件(教室不足,多媒体安装不足,教师配备不符合要求等)以及主观因素的影响,医学伦理学课程远远没有解剖、病理、药理等医学课程重要,所以大多的医学伦理学课程都是考查或者选修课,课时只有18节。同时,因为是考查课,教师、学生都不是很重视;因为是选修课,学校没有给学生配备相关的医学伦理学课本,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在课堂上,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听教师讲的是什么,只是在想怎样做笔记可以保证自己考试及格。要在短短的18节课时,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讲授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解决的方法只有挑选重点知识进行浅层次讲授,或者是缩短和学生课堂讨论的时间,这样既不利于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也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氛围的不活跃。由此,理论教学完全成为课本知识的填鸭式灌输。
(3)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的重视程度不够。
爱因斯坦说: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很难用知识弥补。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造就了90后青年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对于道德的追求,对于人格境界的完善,很多学生认为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感兴趣,作为医学生,他们认为学习医学知识是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学习医学伦理学没有任何意义,只会限制自己的很多自由和利益的获得。有些学生选修医学伦理学课程,不是因为对其感兴趣,只是在为将来的职业资格考试做做准备。如此的心态,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的教学中演变为可有可无的课程,逃课、不认真听讲、上课睡觉的现象就比比皆是,使其原本具有重要地位的课程成为众多课程中的边沿学科。
3 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化解
3.1 在教学过程中彰显医学伦理学教学的重要性
医学伦理学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一门重要的课程,在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医学的实质是道德,吴阶平先生说过,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其次,要具有精湛的医术;最后,服务的艺术。而医生高尚医德的培养,首先就要来自医学生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从而把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医学生一种内在的自律性的道德良心。因此在医学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中,医学伦理学课程应该具有和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相同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仅仅给医学伦理学以选考查课或选修课的身份,要实实在在的赋予医学伦理学一定的地位,从制度上改善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的地位。
3.2 在教学过程中转变医学伦理学理论教学的观念
现阶段,由于课时较少,课程本身的内容较多,为在相对较少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教学完全成为教师不停的讲、学生不停的记笔记的纯理论式的强行灌输,和应付考试的方法。所以需要我们转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观念,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案例,激发学生自己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阐述和解决问题,实现师生之间真正的教学互动,既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在这种方式中不断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的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操。
3.3 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人员的专业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医学伦理学教师在提高医学生的道德素养方面,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医学伦理学教师自身道德素养的高低,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要教好学生,作为教师自己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身体力行的用行动证明道德自身的魅力。目前,在医学院校,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师,其专业背景差异太大,医学背景的老师,不懂伦理学、哲学的知识;伦理学、哲学背景的教师,不了解医学方面的知识。这就造成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片面性。使得深入的医学伦理问题的探讨与实践教学无从进行。
面对当前不健全的教学现状,我们无法当机立断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所以作为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教师,就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实现自身理论知识的全面化与多样性,这样才可以在教学实际中真正给学生起到榜样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医学院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学科,可以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增强职业道德责任感,用伦理学的方法去评价、分析和解决在医学科学发展中一些具体的、棘手的医学难题,为其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医学伦理学教学只有实现全方位的转变,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凸现其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金凤.从医学生的道德认知偏差谈医德教育的切入点[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5):130-131.
【关键词】 医学伦理；教学改革；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
Abstract：Starting from present medical ethics teaching and students’ occupational moral status in high colleges， combining with social times background， it puts forwards the suggestion to medical students ethics teaching reform， and offers reference base for medical students’ improvement of occupational moral qualification.
Key words：medical ethics；teaching reform;medical students；occupational moral qualification
随着社会对生命价值观念的尊重以及医疗科技的突飞猛进，医学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关系愈来愈密切，医学范畴也由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纯治疗，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即更加注重疾病的“人性”［1］。
1 医学伦理教学的完善和发展是培养现代合格医学人才的内在要求
伦理学也称为道德哲学，是对道德的哲学研究。道德是关于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信念和价值，伦理学则是对道德的哲学反思，对人类行为的规则进行分析，以解决在新的境遇中不同价值冲突引起的道德难题。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关系的特殊性。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病人完全依赖于医务人员；在就医过程中也涉及到很多病人的隐私。这就给医务人员带来一种特殊的道德义务：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值得和保持病人的信任。通过医学伦理学的学习从而具备处理这些新问题的能力，成为一个现代医学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完善医学伦理教学，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对完善和培养医学人才的素质和知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兼备的人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高校要承担更多的伦理道德建设的责任。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目前医疗卫生行业诸如医生收受红包回扣、医患关系紧张等不和谐现象的原因除了体制因素外，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该行业行风整顿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对仍处在教育阶段的未来从业者，强化医学伦理教育，深化职业道德意识，也是件刻不容缓的事。
2 医学伦理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教学主体认识不够。教学是个互动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医学伦理的教学中，两个主体在认识上都有偏颇。教师对医学专业课较为重视，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专人负责，但是对医学伦理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将其简单地视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补充。殊不知它是理论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作用范畴。（2）教学形式单一。目前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课堂教授学生理论、原则和规范，也结合实际讲，但结合实际是以举例子的方法，来证实这些原则和规范的正确性。教学的目的也局限于让学生机械的掌握这些原则、规则。（3）教学环节单一。（4）教学内容脱离社会实际。社会上的医德医风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使得传统的医德课难以自圆其说。学生原本就对简单的理论说教缺乏兴趣，与医疗实践脱节甚至相悖的说教更加会加剧学生的逆反心理。
3 医学伦理教学改革的设想
3.1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对待医学伦理学的观念 应加强学习目的教育，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充分认识到医学伦理修养对医学生健康成长为一名合格医务人员的意义。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个医匠，仅有技术并不能保证就是一个好医生。
3.2 丰富医学伦理课课堂教学方式 (1)通过案例教学培养医学伦理思维能力。(2)运用角色示范法加深对伦理问题的感性认识。使医学生通过模拟场景掌握处理医患关系的技巧。(3)实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讲授过程中要抓住内容的重点，难点的关键进行提问，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4)通过典范的力量感染学生。从榜样模范中汲取力量，激励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4.3 把医学伦理教学融入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1）医学生入学时和毕业时的伦理教育。以我校临床医学专业为例，就非常注重学生职业角色意识的培养。（2）医学专业课教授环节医学伦理知识的渗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在“教书”的同时担负更多的“育人”功能。（3）见习、实习阶段医学伦理理论的实践。要尽量选择医德高尚、医技精湛的优秀医师担任带教老师，使其在教学过程中自己融入论理学知识，做到言传身教。（4）第二课堂的医学伦理学习。可通过为农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的认同感。
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而且要具备较高的医学道德和伦理学水平。医学伦理道德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过程，要实现医学生整体道德伦理素质的提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德国的康德曾说过，只有两种东西能让人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一是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所言无外乎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伦理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它不仅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而且包括做人的道理，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做学问者不可无德。古今中外都把医学视为治病救人的“仁术”，大医精诚。先贤说“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重大，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沈铭贤倡导生命伦理应当在与生命科学和医学相关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建设中有所体现[1]。钱尔凡提出，医学期刊编辑只有具备“敬畏生命”的伦理观，才能时刻意识到自身岗位的特殊性和所肩负的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有所体现[2]。笔者现结合在实际处理稿件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医学研究论文伦理审核的依据与意义
美国学者乔治?萨顿研究表明，科学研究者如果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成果而研究，为了利益而研究，就会像《蜘蛛侠》里的绿魔――丧失人道的情怀，变得冷淡，甚至成为可怕的试验机器。科学研究首先要把为人类谋福祉放在第一位。
医学期刊编辑所把关的领域是对生命肩负责任的领域，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命医学领域，应树立“敬畏生命”的价值理念，传播正确的伦理。临床医学研究多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的隐私、自由、尊严、权益等诸多敏感议题。研究者们必须遵守伦理原则，这不仅是研究者的道德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则要求。作为医学研究成果的者及推广者――医学期刊，其编辑在审稿中应高度关注、严格把关相关问题。从整体上审核医学研究论文的伦理问题及其在临床上的实际指导意义，从细节上审核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的疏忽和不适当[3]。
国际上公认的伦理原则：尊重（自主、保密）、有利/不伤害、公正。国际社会普遍倡导遵循《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等纲领性文件。世界医学编辑协会专门提出了《医学期刊伦理道德政策声明》，我国卫计委要求遵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此外，还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知道原则》等条例和准则。这些国内外法规、文件为医学编辑进行医学论文的伦理审核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医学期刊编辑目前论文伦理审核面对的问题
医学期刊尤其是像《实用医学杂志》这种综合性的医学期刊，专业性很强，编辑即便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论文进行客观的判断，论文的取舍主要还是依靠同行评审。《实用医学杂志》在给专家的审稿指南中明确指出审稿中应注意的伦理问题。目前编辑部常常面临的论文伦理问题有：（1）论文没有提及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对研究的伦理问题只字未提。（2）论文提到了获得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但没有提供任何的相关证明，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字的描述上。（3）审稿专家、编辑部注意到了伦理问题，要求作者修改，但作者的修改仅仅停留在类似“本研究通过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等文字的补充，未见任何证明文件，普遍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
而且，期刊目前即便有伦理审核，也要面对很多其他问题：第一，论文伦理审核一直停留在边缘，没有作为录用的必要指标。论文是否录用主要还是看专业及方法学方面的指标是否审核通过。有专家提议对未经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不遵守知情同意、有利、无伤和公平公正原则的论文，不予发表[4]，但这在国内的期刊中少有执行。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内容，编辑部只能要求有相关的表述信息，基本没有能力跟踪、判断论文是否符合伦理要求。而且当研究论文处于投稿状态的时候，研究和实验已经完成，是否符合医学伦理学已无法跟踪，编辑部只能选择用或不用。第二，医学期刊编辑的医学伦理学知识缺乏，不具备伦理审核的素质与能力，只能依靠医学方面的专家来把关。目前，医学期刊的审稿专家全部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伦理学知识的具备情况并不是选择审稿专家的标准。第三，编辑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匮乏，主要还是通过自学来完成相关学习。陈丽文等对我国88家医学期刊编辑部伦理意识现状进行调查与组合评价，发现63.6%的期刊在2010年的投稿须知中尚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学要求[5]。医学期刊编辑的伦理学知识培训少、相关知识有限，导致其在编辑过程中对稿件中的医学伦理学问题缺乏判断能力；调查表上医学期刊编辑的教育与培训得分几乎为0，表明被调查的编辑缺乏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
三、医学期刊如何关注论文的伦理学问题
我们应多渠道、多途径着手，将编辑部建设成伦理学知识的集散地，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收集伦理学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尽可能广地播散伦理学方面的信息。
第一，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学会优势，凝聚一批期刊的力量，推动一批期刊对伦理学研究的关注。中国的科技期刊很多都关注到了论文的伦理学问题，也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推广效果。比如2004年10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要求旗下杂志，从2005年起在投稿须知中必须增加有关医学研究伦理方面的要求。《临床儿科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等期刊在约稿函中提出了科研伦理规范的问题。2006年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与发表协作网（ChiCTRPC）创建，其联合一些编辑部呼吁构建和完善我国医学期刊出版和编辑伦理学，建立了“医学期刊发表伦理网”（mjpe.net）。2010年ChiCTRPC重申对进行伦理审核的重要性并赋予其新内涵，即编辑要利用已有的临床试验结果、伦理审查平台和资源，从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对临床试验质量进行监督[6]。
医学期刊虽然抱团关注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但目前看来效果仍不明显，实际工作中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比如雷水英等研究者调查了10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2009年发表的涉及人体的研究论文，以及约稿函中关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要求，结果很不乐
观[7]。这方面的工作仍需我们医学期刊编辑人员不断推进。
第二，提高编辑人员医学伦理学知识储备，从简到繁，从易到难，提高他们的审核素质。首先，编辑要先做自己能够完成的审核工作。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注意：（1）研究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2）有伦理审查描述的论文是否具有相关的证明材料。（3）作者补充的伦理审查材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4）临床研究论文中经常缺失的资料是否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重视医学伦理学审核，并要求作者提供补充材料，这有助于研究人员日后注意研究和处理伦理问题。
其次，从论文的审核入手，培养和提高作者的伦理意识。编辑部审核论文伦理，可要求作者提供伦理审核通过的文件，这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树立伦理观，遵守研究原则。论文的内容很多是医学期刊编辑无法把握的，需要作者（研究者）具备伦理素养。比如：临床科研设计方案是否严密合理？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完善？是否严格遵守试验操作规则？研究者是否存在为了扩大样本量，对可保守治疗的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对可行无创检查的患者进行有创检查，对可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采用输液治疗，对可自愈的疾病进行药物治疗等违反道德的行为？研究者是否为了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利用患者的信任以及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漏洞，未对他们采用已经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济的治疗方案，而采用新的、昂贵的治疗方案？这些内容的伦理审核，医学期刊编辑很难把握。所以，一方面要依靠研究者本人的伦理素养，另一方面，编辑可要求研究者提供伦理审查通过的文件。此外，编辑部可以通过论文回溯核对医学研究的伦理学问题，促使研究者提高伦理意识。
第三，作者与编者的互相学习与促进。虽然期刊是论文审核的把关者，但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笔者，作者其实是最了解论文存在哪些缺点的人。投稿医学期刊的作者很多都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或者专家的学生，他们对这个专业及专业研究的伦理问题知道得要比医学期刊的编辑多得多。编辑可利用作者提供的伦理学方面的资料，多向作者学习，通过作者群体学习伦理审核的要点；让作者知道期刊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作者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就会多加关注。同时，医学期刊编辑对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及政策的积累会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最后就能更好地把握论文的伦理审核问题，将编辑部建设成为伦理学知识的学习园地。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Chauncey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K．D．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JohnGregory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Gisborne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Fletcher和Paul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Rensselaer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Hellegers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Rensselaer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Wikler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ofMedical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ofMedical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1国外的护理伦理教胄现状
1.1国外护理伦理学教育的内容
随着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护士角色的变化，护理伦理学的教育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外护理伦理学的教育内容较广泛，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也较多，包括人丁授精、体外受精、堕胎、有生理缺陷的婴儿、脏器捐献及移植;儿童、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的权力;脑死亡、人体实验、自杀、安乐死、临终关怀、基因治疗、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放弃治疗、护士的角色等:3:_。因此，近年来国际护理学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护士是终身探究和实践关怀照顾的学者。这也意味着护士是道德行动者，她们的行动始终是关怀照顾他人，尤其是患病的、虚弱的和有残疾的人在美国，人文课程在医学院课程所占的比例为20%-25%;英国和日本为10%-15%[5]。
化前珍等[6]报道，美国的高等护理教育将护理伦理学列为核心知识的第一项，内容包括澄清个人和专业的价值观;将护理专业伦理守则及专业原则用于临床实践;将伦理决策框架用于涉及道德概念;专业伦理及法律的临床情境;尊重不同的价值及信仰;应用法律及伦理原则保护病人等。这体现了将护理伦理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贯穿护理全过程，注重职业道德品质培养和职业道德实践的训练方向。
1.2国外对护理伦理教育所做的相关调査研究
Williams[7]研究认为，在伦理教育中，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自我意识(反思〉和不断自我批评(评判性反思)是至关重要的。5〇^6^等[81研究表明，在护理方面评判性思维是专业责任和护理质量必要的部分，伦理教育必须要创造一个教育学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培养和实践评判性思维[91。
OliviaNumminen[1°]对183名护理教育者和212名护士进行调査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伦理道德被认为是护士的职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的综合教学方法需要发展。ChrisGastmans[^认为，护理伦理道德观最基本的3个部分是：道德实践的护理、护理主体间的特征和道德观念。StephenHanson[l2]认为，医疗和护理学生伦理课程的跨学科设置对他们是有益的。这种方式的教育更符合卫生保健目标的道德，可以帮助减少道德压力和倦怠，并能改善病人护理，特别是在伦理方面，跨学科的教育带来的好处大于许多学校可能在发展这类课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造一个独立解决伦理问题的机会，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对学生而言，有意义的学习应该是帮助他们掌握如何应用相关的理论和学科知识来洞察及分析在日常工作中所面对的伦理课题或道德困惑，并思考符合伦理的做法及其理论依据。
2国内的护理伦理教宵现状
2.1国内护理伦理学教育的内容
国内护理伦理教育起步晚，1983年我国护理伦理教育才逐渐开始出现。国内的护理伦理学教育内容，重点放在护患关系、护理道德规范和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上。我国的医学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发展存在失衡，在这个体制下培养出的医务人员，人文关怀相对比较欠缺，容易出现重“技”而轻“德”的现象，这对一名医务人员来说,是本末倒置的[5]。杨丽报道[16]，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内容包括护理伦理概念、伦理理论与规范、生命与尊严、生命伦理的必要性等主题，涉及面广，但是欠缺3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和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开发而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等。
2.2国内对护理伦理教育所做的相关调査研究
李春玉等[171调査结果显示，中专没有开设护理伦理学课程，我国35所髙等护理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现状分析发现：国内不少学校在护理课程设置上，没有具体明确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地位和性质，仅有58.1%的学校定位为专业任选课程,29.0%的学校定位为必修课程;伦理课程教师大部分未能得到系统的教育和培养，没有伦理教学经验的任课教师占51.4%,教师对护理伦理认识不足或非医疗护理专业教师授课等因素造成了教学内容过于局限、老化和教学方法简单，大部分趋于理论讲授和个案分析，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另外，医疗保健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积极的伦理大环境，经常会出现理论上学习到的知识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不统一的现象[18]，这势必会影响医护人员临床的伦理决策与伦理实践。所以，要解决落实当代临床护理伦理职责存在的问题，不仅要从护理伦理教育入手，而a更要营造理想的医疗护理伦理环境.，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新技术、新理沦不断在临床中应用，护理领域不断扩展，使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常常会面临许多伦理问题甚至伦理困境，因此，护士需要具有专业的伦理素养，妥善处理丁.作中的伦理问题，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张梅等[20]报道，临床实习没有将伦理道德素质培养纳人临床教学过程。临床实习被认为是理论知识强化和巩ra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对临床教师在护珂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指导，布20.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65.0%的学生表示满意;但在如何处理临床护理中遇到的伦理问题以及处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指导，仅冇7.5%的学生认为作常满意,25%的学生认为满意。学生们指出，临床教师很少就临床护理中遇到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分析和要求，也很少对日常护理行为中所隐含的职业道德及法规进行分析教育。调査中，多数学生表示渴望获得老师在护理伦理方面的指导，如处理护患关系问《的原则、思路和技巧等。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床带教老师对伦理决策的指导欠缺™。老师做得很好，如果能加强分析其行为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和方法，对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更有帮助。
3临床护理伦理教宵的思考
3.1加强临床护理伦理师资队伍的建设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是什么东西推到学生去追求高尚的美德?是教师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表率作用，是教师在生活目的和生活准则上的表率作用，是教师的生活目的和生活准则使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为之倾倒和激动。”由此可以看出，教师的道德素养对伦理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2]。因此，教师在教授临床技能的同时，应该强调和实践与操作相关的伦理道徳要求，并以此来强化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教师本身需要增强自身索质，在行为和态度方面为学生塑造徬样。教师应将正面的态度传递给学生，这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实习单位的管理者应对临床教师的职业道徳索质做严格要求，除了具备过硬的业务水平，还必须热爱护理亊业、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索质，并对临床教师进行护理伦理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培训[20]。刘义兰等[2«报道，临床护理教师应做到尊重学生及其隐私权，对学生公正等。
3.2增加护理伦理讲授的具体内容
对临床工作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如脏器移植、脑死亡、人工受精、体外受稍、人工流产、以人作为对象的实验和放弃治疗的决定、自杀等问题应当适当增加，以满足临床实践要求ttt]。在现代医疗过程中，护士经常面临告知病情真相和用药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专业发展和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现代医疗实践中的敏感问«,如对特殊病人的治疗和护理、科研和实验疗法中的各种伦理问题等。以上这些问雇，都是护理伦理的具体内容，应该列为护理伦理学的讲授内容。同时，有必要加强国内外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发或共享教学案例、教学课件和教学指南，携手培养护理伦理专家,推动护理伦理学科的发展。
3.3更新妒理伦邐教学的方法
教师应积极采用各种教学设施，如视听教材、模拟患者、角色演示等，探索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伦理学实习，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与伦理学象一起进行伦理学査房，并与责任护士、患者及其家属共同探讨伦理问題的解决方法在实施护理伦理教育时，应充分考虑护士的层次、认知水平、文化背录以及临床懦求。根据临床护士层次的不间，教宵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如初级职称的护士，虽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伹缺乏相应的临床实践经验，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他们的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对中离级职称的护理人员，应注意理论性和深刻性，将理论学习和研讨活动相结合、自学和讲座相结合，内容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新兴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使其掌握护理伦理教育的最新动态。
3.4合评价护理伦理教育的效果
对临床护士进行护理伦理再教有的评价，除了借鉴学校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访谈、伦理査房、病人满意度调査等临床实践方式，评价护士对伦理知识的掌握、运用及内化为道德品质的情况，从而间接地评价护理伦理再教育的效果。另外，可将护理伦理再教育活动与晋升、升职、评先评优活动联系起来，促使临床护士积极、主动地学习护理伦理知识，加强自身护理道徳修养，提高护理伦理教育效果[27]。
【摘 要】 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主要伦理原则，在经济理性冲动泛化的现状下，表现出流于口头或“虚化”的态势。找回医学人道主义的崇高，伦理共同体的认识和建构，是新境遇下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
【关键词】 医学人道主义 经济理性冲动 伦理共同体 基点
Ethics-community：the new basis of the medical humanitarian
YOU Wu-bing
Economical and Management Depatment，Anhu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Hefei Anhui 230038
【Abstract】Medical humanitarian as the main ethical principal is shown in oral or “virtual”，this is due to the impulse of the economical rational. Regain the lofty of the medical humanitarian，awareness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community is the new basis of medical humanitarian.
【Key words】Medical humanitarian；Economical rational impulse；Ethics-community；The basis.
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核心理念，它的伦理内蕴要求医务人员在医学活动中应以同情患者疾苦、尊重患者的人格和就医权利、同等珍视患者的生命价值和质量价值为旨要，从而表征出“医乃仁术”的宏旨。但在现实实践中，医学人道主义往往流于口头或被“虚化”，很多情形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面对患者尤其是经济贫困的患者表现出“救治无意识”的态势，也使医患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紧张。新境遇下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必须加以诠释。
1 医学人道主义弱化之源：经济理性冲动
理性的唤醒，曾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锐利的人文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使人挣脱了“它者”的束缚，“禁欲主义”也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取代其的是对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冲动。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经济理性冲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壮观景象，但同时，经济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我们知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伦理道德的景仰常常处于两难境界，两者的协调常常处于悖论之中，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话语来表述就是“义利不可兼得”。欲望常促使人不择手段来获取利益，这样挣脱道德理性制约的经济理性冲动带来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现代社会“人文疾病”，比如精神家园的丧失、人类自身的迷失等。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较晚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必须要完成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理性冲动这个市场经济本有的顽症无疑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影响，可以这样说，经济理性冲动之“酸”在当今消融着一切支撑人的传统固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信仰，医学领域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理性冲动也对医学领域许多支撑医务人员信仰的精神理念带来冲击，医学人道主义理念的弱化之源也应该归因于经济理性冲动。
医学人道主义是吸取西方人道论的观点而明确提出来的。其实自从有医学职业开始，朴素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从尊重人的人格出发，平等救治一切患者的理念也已成为医务人员孜孜不倦坚守的职业情操，外显在医疗实践中，医务人员应该从不计任何名利为出发点，尽职尽责为患者生命健康护航，更不应该以患者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实施不同的治疗，从而彰显医学人道主义追求的崇高道德目标。但现实中医院为自身发展，也加入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潮流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医疗事业机构的公益性质，医院方似有任意提高医药价格、医疗费用之嫌，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普遍现象，家庭经济不景气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或医院根本就拒绝给与治疗，比如现在医院实行的看病前要交纳的“押金”措施，交不起“押金”很明显就得不到救治或一旦“押金”余额不足，医院马上就会终止给与的治疗，这些很明显都是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的。作为人道主义体现的载体医生在面对经济理性冲动的浪潮中很多也极易退去本色，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不顾及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治疗方案的需要与否，有的医生一味给患者开出“大检查单”、“大处方单”，更有甚者，有的医生还对患者索要“红包”，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经济开支，给医患关系也带来产生紧张的因素。“医院的门朝南开，没钱治疗别进来”这虽然只是一句笑谈，但确实是当今社会经济理性冲动下的医学人道主义被淡化的写照。
2 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伦理共同体
去除医学人道主义虚无或流于口头的流弊，必须找到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合法度性解释，也就是医学人道主义得以建基的理论基础。伦理共同体理论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理论依据。
所谓共同体，“是可以在其中获得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以及个人必须从属于结构化的和有组织的团体和单位”[1]，可见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是以组成群体的各个个体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为前提条件的。伦理共同体是指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达成价值共识，形成相应的符合大家共同意愿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从而结成相对稳定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一种结构稳态。在这种同一伦理共同体中，由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致，彼此又能达到双赢的境况，所以人们能够自觉遵守一系列的共同行为规范，来调节各自的行为，使其道德化。用马克思的话表述就是，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而那种真实的共同体应是成员间具有真实的利益追求而达成和谐、合作的群体。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利益共同体内，才能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论德性篇中提出：“在任何一个时代建立一个社会共同体，所要具备的是：要实现共同利益，要为参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带来共同享有的利益[3]。”按亚氏的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在利益一致时，共同体成员对善与德性的看法广泛一致时，才能使得公民之间连接组合真实共同体成为可能。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也有关于此的论述，他说：“在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内，对共同利益的共同追求是道德原则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背景条件[4]。”可见，只有当人们在交往共同体中结成的关系是真实的利益共同体，此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目标一致，达成道德共识，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才能自觉践行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不去破坏它。对医务人员来说，只有认识到医患之间确实存在着真实的伦理共同体，相应才会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
那么医患之间是否可以具有真实的伦理共同体?我们知道，医患关系是人类为对抗疾病，维护健康而结成的利益联系。它是以医务人员为一方，以患者为一方，在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中结成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中各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大家都是战胜致病因素来维护人类健康。体现在病人期盼恢复身体健康，医生努力医治病人的健康，两者交往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健康而达成共识，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初始阶段，是个体与个体交往的关系，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都是通过直接的接触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感染着医生，会激发出医生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医患之间常处于和谐的境界中。也可以理解为伦理共同体在医患之间本源就存在的，只是由于后来医生与病人关系发生了变化，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一个医生要面对多个病人，医生的耐心减退；还有由于高科技的出现和介入，医生大量利用科技手段，使医患关系处于被“物化”的境况，医患关系的矛盾开始凸显，这种伦理共同体被有所破环。而后果就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救治的麻木和无意识，医学人道主义常常被抛掷一边，导致医疗效果的不佳。其实这对医务人员本身也是无益的，它会损害医务人员的医疗形象和其它切身利益。所以医务人员如认识到“医”和“患”其实是可以处于也应该处于一个真实的伦理共同体之中，就会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在医疗实践中担起重要的角色，和患者一起共同与疾病抗争。
3 医学人道主义强化之途径：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面对经济理性冲动对医学人道主义的强势关系现状，必须寻求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之途径，以此来平衡这种失范的态势，找回医学人道主义的崇高。
伦理共同体的构建首先要加强对医务人员医德教育。医德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应该具有的仁爱、救死扶伤的品德，是道德德目在医务人员身上的内化，更是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医德的医生，即使技艺再高超，也算不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医生，“无德不成医”。一个缺乏医德的医生认识不到医疗职业的崇高性和不计功利性，在行医时只会求取名利，肯定会千方百计从病人身上索取钱财，置医学人道主义职业道德而不顾。而一个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会自觉认识到医学事业的“救世救人”属性，不是谋利事业，从而抵制社会上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崇拜趋向，同情患者的疾苦，把患者看作与自己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尽心救治患者，这样也会造就自己的功名。但医德的产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医生的良好品德不是天生就会具有的，它的产生是医生在学习和长期实践中积累、发展起来的，医德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实践性。所以加强对医务人员经常的医德教育，可以使其增强对医学事业的认识，对伦理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医务人员诊疗实践中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要求。现代诊疗过程中，机器检查和治疗有部分或全部代替医务人员作用的趋势，很多原因是因为医院和医务人员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来造成的结果，患者往往面对机器的时间超过与医生交流的时间，使诊疗过程缺少医生人性化的关怀。建构伦理共同体，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在交往中发挥主导作用，自觉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患者作为躯体或心理上产生了和健康人群的不同，他们相对我们就是“弱势群体”，更需要得到照顾和关爱，不能被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理应受到医学人道主义的对待，得到比健康人群更多的关爱。医务人员作为直接面对患者的人，面对患者时应该注重交往中语言的礼貌性、安慰性、保护性，以消解患者的畏惧和不安心理。患者就医时由于是初次谋面，对医生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会做出情绪反映，因此医生应当行为端正，稳重可信，诊疗耐心，增强患者的信任感，这些都是对患者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只有医务人员首先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与患者的息息相存的关系，才能付出对患者的关怀，为建立良好的共同体打下基础。
再次，还应认识到，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也需要患者做出回应。伦理共同体在医疗实践领域，毕竟患者也是主要角色之一，患者也应该在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中参与互动，不去破坏共同体的存在，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和尊重医生，共同努力来促使疾病早日康复。
当真实的伦理共同体在医疗实践中被认识和构建起来，医生就会自觉践行崇高的医学人道主义，以道德理性来规约现实经济理性冲动的强势，尽心为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1]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重庆出版社，1990：38.
[2] 马恩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