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程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从狭义上讲，远程教育被认为是学生和老师都不在同一时空的进行的虚拟教学活动，从而构建起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从广义上讲，远程教育则是一种师生不在同一时空，师生间的交流需要通过互联网、卫星数据传输和电视信号传输系统而进行的新型教育方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远程教育定义为通过海报、音频、视频、电话和报纸承载的，不需要师生之间面对面联系的教育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广播技术在全球的提高，远程教育逐渐走入了百姓的生活。直至90年代末，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远程教育行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Williams和Pabrock指出，远程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1960年）为编码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出版材料、音频信息和视频信息作为教育承载物。第二阶段（1960-1990年），双向音频交流和基于电脑的教育磁盘应用到了远程教育这一技术手段。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远程教育开始呈现出混合技术的运用，虚拟课堂已经建立，大部分教育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完成。现在，远程教育主要应用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大部分的课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传统教学在教育领域的比重，应用于传统教育的实验室已为远程教育的虚拟实验室腾出位置。
二、远程教育与教育伦理
根据苏格拉底观点，教育是一种依据伦理的学习过程“。美德即知识”是其教育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个人伦理活动的科学意义是通过伦理实现的。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教育不仅仅是走到一条路的终点，而是怀着新思想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康德在他的教育伦理中强调，尽管伦理的一面是责任，而另一面则是教育。同时，他声称“我们依据我们得到的或者没有得到的教育方式和法律准则安排我们的行为”。在此之前，尽管关于远程教育的课程内容和背景结构等技术面的研究更普遍，但是后来关于组织、社会、心理和伦理的研究也得到了普及，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学习、思考、实践来达到自我提高，来促进远程教育的教育伦理不断健全完善。教育伦理具有直接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作用，能够促进人的持续和谐发展。目前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趋强烈，远程教育伦理的道德容易被忽视。有些教育机构不仅为名利来欺骗学习者，而且还大量地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降低了机构之间的互信度，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因此，就道德品质这个层面上讲，远程教育的伦理道德是主体建立在对自己需要的理性认识和对行为基本是非判断的基础上的，而教育伦理的道德品质是远程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性条件。由于现代远程教育通过网络等技术手段在虚拟环境中开展教学，因此教学过程的管理在显得重要的同时也变得难度很大。其中对教学过程组织的认识、考试管理和试卷分析的认识、计算机技术干预的认识等，与一般的管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教育伦理的途径也因此需要寻找相应的管理模式。远程教育的社会应用与教育伦理许莹［摘要］随着网络技术提高，远程教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此外，通过远程教育的网络传播。
三、远程教育在社会上的应用
1.相对于很多人投资在花费高的传统面对面教育上，远程教育完全可以拥有大量的受众。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远程教育的推广十分困难，远程教育也不过是传统的面对面教育者呼吁寻求的新的教育方法而已。运用现代科技的结果，远程教育克服了时空给知识传播带来的限制，但也正是远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削弱了师生间的情感联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对远程教育的伦理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强了师生情感的功利化趋势。改善远程教育中的师生间的交流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2.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直接决定了现代远程教育建设、应用与发展。我国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传统教育的思想理念严重影响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使用。许多教育机构的教育理论、教学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批判远程教育不但过分依赖计算机网络这个平台，而且应用的教学策略都在尽量模仿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他们眼里现代远程教育只能算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巩固教材知识的若干种可有可无的手段。正是不注重对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学习，不愿意去尝试，影响了教育信息化的进展，阻碍了远程教育的持续发展。
3.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出现了另一个难题———课程版权问题。尽管有声音表示教学课程版权理应属于教育者。比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FT）认为如果教育者的版权问题被忽视，这必将导致远程教育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但一些机构声称教学课程版权属于提供服务的教育机构，在网络课程中，远程教育机构作为网络课程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投入者，应当享有整个网络课程的著作权，并有权统一行使其权利。
4.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远程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个人资质参差不齐。虽然通过网络技术提供了先进的硬件设施，但个人的资质在获得远程教育后结果的满意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揭示了远程教育中对个人资质限制的弊端。21世纪，人的思想日新月异，社会需要有文化、能操作、善管理、会生存的人才。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借助远程教育这个开放性平台获取知识，比如性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等。个人的资质也决定了他最后能够获得多少知识。另外，更重要的是，依据以往研究，远程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人员资质同样也限制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远程教育为受众带来持久性教育仍然在成功的教育实践上起到重要作用。
四、远程教育完善建议
科技手段支持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通过网路技术，我们都可以享受远程教育带来教学资源共享。未来，远程教育依靠其便捷的教育方式必将风靡全球，带来教学机制的改革。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远程教育管理者以及推广者应当担负起职责，确保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教学环境，以防出现教育混乱。所以笔者根据教育伦理和社会现实情况，对远程教育应用提出一些建议。
1.远程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从而使受教育者主动意识到远程教育带来的丰富教学资源，通过学习提高其技术本领以应对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远程教育将会对社会信息沟通起到积极的影响而获得支持。
2.虽然远程教育需要以网络技术为媒介，但是受教育仍然要确保自己获取的知识是来自参与的社会活动，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第一手资源，而不仅仅从远程教育中认知已有的信息资源和理解现有的社会资源建构。
3.每位受教育者都应当享有平等接受远程教育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应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这一教育理念，但这也仅仅只停留在号召和项目的层次上，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
4.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目睹了不少计算机网络犯罪。在远程教育教学中我们应当远离网络犯罪，如、非法出版、盗版软件等违法犯罪行为。
1.存在不公正现象。
其一，学生获取学校资源数量不公正。学生能够公平地获得资源和机会，本身就是对学生教育管理的道德评价。当前高校学生获取学校资源数量不公正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学校师资力量的不均衡，一些学校追求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盲目增设专业，新办专业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实验条件都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学校的学习场地和公共资源缺乏，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获得有效的学习条件，抢占图书馆座位和自习教室座位的现象在高校时有发生。此外，实习场地匮乏、娱乐设施不足，心理健康、学业指导、就业帮扶等方面都存在学校提供的资源不足学生获取资源不均衡的突出现象。其二，制度安排不公正，机会被一部分学生垄断的现象比比皆是，没有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使他们获得公平参与竞争的起点。在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下，学校的奖学金评定、困难资助、评先评优、学生干部管理等制度安排上，教育管理者都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没有给大学生提供参与和反馈的机会等弊端。其三，评价机制不公正。比如学校的考试制度安排上，注重对知识的考察，忽视对学生能力素质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意见由教育管理者出具，缺乏有效的评价依据和监督。由此种种弊端都使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公正问题。
2.缺乏民主法制的人文环境。
其一，在教育管理者和教育管理对象各自应该承担的权力、义务、责任划分上，没有形成法制的约束和民主的参与机制。教育管理者被赋予了过多的教育管理权力也承担了无限责任，教育管理者为避免无限责任，对教育管理对象实施种种限制，此过程中法制的思想被淡化。例如，学生在学校的安全问题上，学校教育管理者实际承担了无限责任，为了使学生能不出和少出安全问题，他们会对擅自离校和夜不归宿的学生给予严厉责罚，其实学生选择进出学校和选择住宿地点是学生自己的自由。从中可以看出，缺乏法制环境将直接导致管与被管之间伦理关系的混乱。其二，没有给学生更大的参与空间和选择自由，民主参与学校教育管理事物本身就是一项伦理问题。学校学生教育管理活动本身没有成为为学生提供伦理道德标准选择的过程和道德实践过程。道德标准的提供、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和学生道德实践都被赋予浓厚的单向教育管理的意味，学生没有以主体的资格和民主的方式参与其中。学生被选课、被听课、被参与活动，这些问题在目前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活动中可以说是见怪不怪。
二、适合新时期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的伦理选择
1.教育管理者要成为大学生独立主体的塑造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未来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克服依附性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首先，高校人才培养的社会属性，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果必须符合社会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健全人格的完善的人，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教育管理者必须赋予和尊重学生独立的主体资格。在日常的教育管理行为必须体现以学生为本，帮助服务、教育引导学生，大包大揽、不管不问的教育管理行为方式，都不符合学生的主体需求和现实客观要求。要通过不断完善教育管理不断满足大学生对全面发展的新期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建立起尊重大学生的法律、道德主体地位，实现教育管理者行为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行为模式。其次，教育管理者要不断提高教育管理对象的适应生存能力。现代科技发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转型不断加剧，社会矛盾凸显，许多人被自身创造的物质所左右，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精神荒漠化日益凸显。这些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学生网络依赖不断增强，生活虚拟化，交往能力弱化、心理问题突出、现实化生活能力下降等都是当前大学生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教育管理的伦理性要求高校教育管理者必须承担起拯救和引导者的责任，通过有效的行为改变和缓解大学生在学业、婚恋、就业等问题上的应变、管理和创新能力等。
2.教育管理者要成为公平公正秩序的执行者。
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必须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公平公正的教育秩序是学生完成学业、成长进步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公平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涵盖各种资源的配置。它包括资源的分配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学校教育管理者要给每一个人提供平等资源和均等的参与机会，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学生希望教育管理者能公平公正，恪守教师职业道德，做到“结果的公正”“过程的公正”，以及“理念的公正”，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得以发挥和张扬。学生和学生之间为争取最大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而进行学习竞争，教育管理者要成为裁判员，避免一部分人因为垄断荣誉和利益失去奋斗的动力，而另一部分因没有参与的机会而丧失奋斗的动力。此外，实现以学生为本来处理教育管理者与被教育管理者的关系。从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规律和内在需要出发，来处理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关系问题。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行为建立良好的学习生活秩序，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其行为目的和目标是要做到该教育引导的环节要教育引导到位，该服务的环节提供服务到位，该管理的环节严格管理到位，该由学生决定的环节要尊重到位。
3.教育管理者要成为优良的大学人文环境的创造者。
关键词：家庭消费；伦理教育；可持续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人们主要消费场所的家庭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丰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必将面临着许多道德选择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家庭自身应该承担起责任，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一、加强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既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日本学者小林实早就提出：“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贤明的消费者。今后在政策观点上要重视充实消费者教育，开展培育有良心的消费者运动”，“日本产业之所以能够从经营指导思想重视产品质量，是由于日本的消费者，特别是战后提高了教育水平的日本妇女具有识别商品的眼力”。[1]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纳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国民消费教育，已成为近几年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省市虽然搞了一些消费教育，但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还没有转变为政府行为，把它纳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列入学校计划之中。而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筹划消费教育还未予以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卢嘉瑞认为：“所谓消费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国民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2]。按照卢嘉瑞教授的理论，家庭消费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六有”的消费者：有消费经济学常识；有科学的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科学的消费知识、技能和方法；有文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有个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有能动的、强烈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家庭消费教育是国民消费教育的重头戏。实施国民消费教育要考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培育家庭形成一种文明、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内容
家庭消费教育的内容很广，覆盖面比较宽。但从总的来说，属于文化方面的教育，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方面的教育，具体包括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象，确定主要内容和侧重点。
1.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道德教育。价值观、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极重要的内容。张梦霞教授曾在她的专著《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人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是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导向仪，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由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欲望、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特殊而具体行为，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价值感知和判断会受到价值观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3]。比如，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与佛家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特征越显著，越倾向于选择象征性消费模式（也称炫耀性消费）；道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模式；而佛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消费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适度、科学的消费观念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核心。
2.商品知识与消费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当代，商品和劳务丰富多彩，特别是有些商品科技含量高。加之伪劣假冒，充斥市场，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现代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就难以在商品的海洋中，选择自己最需要、效用最大化商品，更难以抉择其于社会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上当受骗。为此，家庭消费教育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商品和劳务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制定家庭消费方针的教育。让每个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了解：商品和劳务是否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有影响，对凡是有害于家庭成员健康的消费产品一概排斥，比如烟酒、黄色庸俗消费项目等；商品与劳务是否符合绿色消费原则，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对一切会破坏生态的消费品予以排斥。
3.消费政策和消费法规的教育。市场经济是消费者的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如果不懂消费政策、法律、法规，就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甚至会影响消费质量的提高，造成一些非法的消费行为。有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无法切实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有些服务性行业，误导消费者进行一些不良甚至非法消费，消费者常常是不知如何应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人员的非法消费行为是与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分不开的。因此，在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时，适当地向广大家庭宣传国家现时期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法律与消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4.根据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性，而且也会存在各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
三、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
如何把家庭消费教育的上述内容传授给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政府高度重视，如美国：用行政法规强化消费教育，如日本：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开设消费教育的专门课程。日本是最初提出学校消费者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其次还有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教育研究和消费教育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差距还比较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的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拓展家庭消费教育的领域，多渠道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
1.家庭自觉开展消费伦理教育。家庭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再加上家庭中的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更利于家庭消费教育收到成效。家庭的消费决策者除了自身应有科学合理消费的观念与行为之外，更负有对家庭成员进行随时的消费教育的义务。这就要求，作为家庭消费决策的家长，首先要做到率先垂范，杜绝一切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如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主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的盲目攀比心理，以及黄赌毒等一些不法消费行为，做到节俭与合理消费相结合。其次，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及时的健康消费教育，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不良消费倾向。同时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节俭教育，以及金钱观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合理消费，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既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风气也会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2.学校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开展消费伦理教育。根据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于家庭消费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家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还根据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随着三人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的中青年群体的家长群体可用于家庭活动时间的减少，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4]。这批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高影响力的青少年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把家庭消费教育延伸到学校，显得异常迫切。相当数量的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处于一种不良状态，盲目消费、过度消费甚至进行一些有害消费。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来看，因比吃比穿、讲享受、讲排场而发生的侵财案件，占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消费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品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教育是提高消费者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它能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宣传消费观念、培养消费道德的主体。学校不仅应该提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向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包括节俭消费、健康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以及理财知识等。
3.社会消费教育。社会消费教育是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消费知识的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以各级消协组成全国性消费教育网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同时，向人们倡导一种正确积极的消费理念。其次，大众传媒是进行消费道德教育最持久、最经常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利用各种传媒如电视台、电台、书籍、报刊及各种文艺形式经常性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或通过一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或通过一些理财专家的讲座形式，向社会受众传达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1][日]小林实.东亚产业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39.
[2]卢嘉瑞,田学斌.论国民消费教育[J].消费经济,1999,（5）.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一）我国教育发展的伦理价值在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演进
1.公众对我国教育发展效率指标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教育伦理指标的满意度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最突出亮点而被社会公众认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对“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和“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比例分别为55.7%、32.3%和30.8%。在关乎教育行政伦理的指标方面，总体调查样本的认同度不是很高。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部门廉洁自律，为人师表”、“政策伦理导向正确，公正民主”和“教育均衡发展，择校问题解决”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1%和10.8%。调查结果还显示，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与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异。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教育发展速度快，效率高”和“教师待遇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四个方面，两者态度基本一致。但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价上，两者态度差异比较明显，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仅为2.7%。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此方面的自信心明显不足。
2.教育职业的道德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但正在不断弱化近十年来，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形象的看法出现明显分化。调查结果显示，57.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我国教育的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25.5%，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31.5%），18.3%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明显负面评价（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9.6%，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明显退步”的比例为8.7%），另有24.8%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非积极评价。值得重视的是，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的评价更消极。数据显示，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9.8%，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28.6%，两者均明显低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26.8%，其明显高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
3.公众对教育发展伦理失误关注度高，教育不公平、择校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失误认同度很高。其中，认为“教育不公平，分化严重，择校问题突出”的比例高达47.8%，认为“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的比例达31.5%，认为“腐败和乱收费问题没有解决好，形象不良”的比例为26.1%，认为“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薄弱，效果差”的比例为20.4%。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效率方面失误的认同度明显偏低。其中，认为“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欠账太多”的比例为13.1%，认为“教师素质建设滞后”的比例为14.0%。这说明，在社会公众看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素质方面的问题已不是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决策机制不公正，伦理化程度低”的比例仅8.9%，在8个选项中最低。笔者分析后认为，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机制及其伦理公正性是基本认同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决策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环节，重大的教育失误首先是教育行政决策的失误，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偏颇。
4.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评价态度出现明显分化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是衡量教育决策效率和伦理的重要标尺之一。忽视对民意的敬畏和伦理考虑，会导致决策的低效、盲目、狭隘和反道德。关于“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半数总体调查样本不认同当前我国的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的价值肯定。其中，表示满意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20.0%，比较满意的比例为30.0%，认为一般化的比例为42.7%，比较失望的比例为5.6%，非常失望的比例为1.7%。考虑到教育行业的社会敏感性和教育决策的极端重要性，50.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评价，说明公众基于教育的价值判断出现了态度分裂，当前我国教育决策的民意度尚需增强。
5.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敏感度较高，对其职业道德的不满意度相对较高“不满意度”是从负面角度评价人物、事物性质状况的指标，它与“满意度”指标相比，更能直接反映评价主体的否定性意见。关于“您对教育行政管理者下述哪一教育管理现象最不满意”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选择“缺乏职业道德”的比例高达36.7%，位列第一；选择“知法犯法”、“缺乏公正”、“个人利益至上”、“工作效率低”、“监督缺乏”和“服务意识差”的比例次之，分别为28.3%、27.8%、25.8%、25.3%、20.1%和19.3%；选择“决策不科学”的比例最低，仅为14.9%，这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性问题持异议较少，或者说，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化问题的敏感性相对较低。总之，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状况评价较低，对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评价较高。这一方面说明，教育行政伦理问题比较突出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评价比较矛盾。职业道德问题严重的管理者，怎么可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6.教育行政决策前的社会咨询与论证环节薄弱，被认为是教育问题出现的最主要环节教育行政决策是一个过程。事出有因，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决策过程有关。在行政决策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和疏漏，会导致性质不尽相同的问题出现。令社会公众明显不满的教育管理问题，究竟出现在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哪个环节？这一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关于“我国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个环节”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6.0%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前民意咨询实践调查和政策研究薄弱，准备不充分，决策缺乏坚实基础”，25.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主体缺乏专业性和责任感，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公众提出的教育问题”，19.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过程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政策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18.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执行环节薄弱，政策难以落实”，10.0%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对政策的评价和监督薄弱，对行政决策主体缺乏必要的约束”。
（二）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备受关注
1.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值得关注，非教育类公务员道德认同度相对较低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形象。教育行政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然后才是管理者。他们虽不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但也是教育行业的重要力量，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校和教师影响巨大。通过对不同职业道德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教育职业的道德认同度。调查表明，教师和军人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最好，认同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道德形象不如教师，也不如农民。非教育行业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形象认同度最低。在对9类社会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和军人的道德形象相对最好，其中，53.2%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师”，41.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军人”。处在第二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医生和研究人员，其中，22.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医生”，20.6%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研究人员”。处在第三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农民和教育行业公务员，其中，14.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农民”，1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育行业公务员”。处于道德认同度最末端的职业是工人、商人和非教育行业公务员，其中，6.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工人”，3.3%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商人”，仅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非教育行业公务员”。
2.教育行政组织在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道德优势关于“你认为下列哪一行政部门的道德形象最好”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均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在8个被调查行政部门中的道德形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认同度最高。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自身道德形象最好的比例（68.1%）明显高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47.2%），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优势感很强。气象局的道德形象也得到一致认可（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气象局”的比例为33.8%，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37.2%）。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在8个政府部门中，检察院、法院的支持率位列第二（36.3%），公安局的支持率位列第四（26.4%）；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相对较好，位列第三（25.7%），检察院、法院位列第四（17.7%）。在对公安局和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认同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出现明显差异。26.4%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7.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可公安局的道德形象。25.7%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可审计局的道德形象。
3.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在教育领域处于明显劣势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行业职业道德形象的态度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四类教育职业中，两个样本一致认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好（其中，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9%，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8%），教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二（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7.3%），校长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三（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1%，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校长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差。
（三）教育行政组织决策的伦理价值存在明显冲突
1.公正、负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在“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问题调查中，56.8%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4.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公正”，公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55.7%的总体调查样本和42.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负责”。两者对民主和效率的认同度相对不高，19.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民主”，16.0%总体调查样本和1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效率”。在“诚信”和“服务”两条价值准则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态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诚信度要求（37.8%）高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24.0%），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服务要求（12.4%）明显低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46.0%）。
2.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伦理关系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51.3%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3.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应优先解决。后者比例更高，说明这一冲突问题给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困扰相对更大。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间的冲突也被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但两者在部分伦理价值冲突选择中差异显著。其中，在“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廉洁与腐败”等伦理冲突的选择方面，差异最为显著。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廉洁与腐败、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4%、29.8%、26.0%。而决策理性与非理性、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之间的冲突，紧迫性相对最低，比例均为12.6%。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8%、28.3%、26.5%。而廉洁与腐败、公共责任与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问题，紧迫性相对较低，比例分别为13.3%、9.7%。
（四）我国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伦理困境加剧
1.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调查结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伦理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而社会公众对这种冲突的存在更加不能接受。关于“如何看待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的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4.5%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这方面没有冲突问题发生，持此种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8.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这种利益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46.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存在冲突（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4.3%，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14.3%，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7.3%），而持此种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只有31.5%（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3.4%，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4.5%，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3.6%）。这说明，社会公众更难以接受这种冲突，认为其导致的后果更严重。长期处于这种冲突中并受其煎熬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在伦理感知方面会逐渐麻木。
2.道德脱节、道德自满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是自身最明显的道德问题管理及其他行为，都是由价值观驱动的。唐玛丽•德里斯科尔和迈克•霍夫曼指出，“道德的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自愿的情感关系，它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为正当的价值观所驱动”，“我们都知道，声称自己信奉公司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意味着高级管理人员是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的。我们已经确认了七种失败的道德领导的征候”。[1]这七种道德征候分别是：道德盲点、道德沉默、道德不连贯、道德麻木、道德虚伪、道德分裂和道德自满。那么，在教育行政管理中，这七种失败的道德征候如何呢？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还增加了道德轻蔑（过重倚赖法律）、道德贬值（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两种现象。调查结果显示，30.1%和2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虚伪、口是心非”“道德贬值、个人利益至上”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对“道德分裂，工作道德与家庭道德之间相背离”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仅为7.6%。38.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脱节”是教育管理中最严重的道德问题，言行不一的情况比较普遍。选择“道德自满”的比例为29.2%。教育行政管理者属于权力执行者，有道德优势感，比较习惯于要求别人，这一特点也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自身认可。
3.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关于管理者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教育行政伦理存在不同的范式选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霍基金森（Hodgkinson，C.）认为，在一个价值与事实总是纠缠不清的世界中，价值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事实和逻辑成分是次要的。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霍基金森认为，“价值是复杂的，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或范式”，“将价值范式运用于组织管理生活，特别是行政管理者的时候，便将形成野心家、政治家、技术专家和诗人四种重要的管理者‘原型’（archetype）”①。[2]笔者对霍基金森提出的上述四种管理者原型的现实性进行了验证。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36.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24.7%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原型为政治家，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代言人、喉舌和领袖，并从其中得到活力和道德力量。17.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的原型为野心家；41.5%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认为自己倾向于立法而容易忽视个性，其管理目的是合乎道德地以尽可能好的效率和效果实现合法的目标。13.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这种远离善和道德良心的价值特征，是不符合教育者的职业伦理特质的。调查结果还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模式的态度之间，在0.001水平上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有责任感”“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管理者原型，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立法但忽视个性”的管理者原型。
（五）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受到明显干扰
1.影响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都认为，社会关系（38.8%、31.8%）和个人素质（29.3%、46.9%）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两者对社会监督的影响力看法明显不同，15.3%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社会监督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而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31.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加关注和期待外部制约因素；两者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力看法也明显不同，15.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个人福利是影响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公正性决策的最大因素，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仅为5.3%。这说明，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关注自身利益会影响其教育行政决策的公正性，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此认可度不高。实际上，自利倾向对教育管理决策公正性的影响是必然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只不过是身在庐山而不知其真面目罢了；同时，两个样本都认为，子女升学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教育行政人员公正性决策的影响力。其中，持此观点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13.3%，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0.6%。
2.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人在社会中主要有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两种，这两种角色的职责和意义具有明显区别。教育行政管理者是人的社会角色，是公众教育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家长是人的家庭角色，是孩子的监护者，是家庭正当教育权益的维护者。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基于家长角色的教育热点、难点的态度倾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孩子的学习成绩、习惯和品德培养、升学择校均是总体调查样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47.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36.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升学择校问题；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孩子的升学择校、学业负担、习惯和品德培养均是他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5.8%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52.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业负担，50.4%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问题。另外，两者对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孩子的健康问题焦虑度相对较低。有23.0%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2.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26.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健康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高达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而焦虑该问题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仅为24.8%。两者态度倾向性悬殊，除了与两者的教育价值观存在差异有关外，可能还与他们的社会角色有直接关系。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孩子择校问题上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独特话语权，孩子成绩对择校影响不大；而社会公众在这方面的选择余地小，因此会将孩子择校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学业成绩上。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着明显的角色冲突。他们承担着维护公众教育利益的责任，是教育公平的捍卫者。他们虽然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话语权，但作为家长，他们却比社会公众更加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这种角色冲突和教育价值方面的分裂，使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困境中，教育管理伦理的自主性备受煎熬。
3.处理好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关于“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7.6%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一致认为，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矛盾与冲突应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在伦理价值判断上，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差异性明显大于相同性。除了“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外，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贪与廉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也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选择比例分别为38.2%、34.0%。对上述两种选择持同样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18.6%、11.5%。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的认可度相对最低，选择比例分别为20.2%、13.3%。而选择此两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分别为23.9%、29.2%。两者对“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的选择度差异不明显，但相对差异很明显。该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在总体样本各选项中位列第六，而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样本选项中位列第三。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权利和责任冲突的职业感受更加强烈。
二、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公众对教育发展效率的认可度高于对教育发展伦理的认可度。社会公众的教育伦理期待强烈，对教育发展的道德正当性明显不满意。第二，社会公众对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相对最为敏感。教师具有明显的职业道德优势，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公信力出现弱化趋势，虽然其职业道德形象好于其他行业公务员，但明显不如教师和校长。第三，公正和负责被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民主、效率等价值准则的认同度相对偏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冲突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最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关系。第四，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教育管理者价值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强调立法而忽视个性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第五，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自主性受到明显干扰。教育决策者面临着日益强烈的角色冲突，在捍卫公共利益和实现个人合理诉求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分裂，这使得我国许多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道德困境中，他们的伦理自主性备受煎熬，并被社会公众质疑。
三、启示与建议
（一）高度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问题，促进价值自觉，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教育发展要警惕工具主义、效率主义泛滥，消除急功近利倾向对儿童、青少年和教师身心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尽快回归教育改革理性和伦理正当性。教育者特别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及决策机构，要高尚其事，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扩大、教育同质性不断增强以及学校教育个性化的日益消解，以企业化方式推进所谓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教育理性和伦理自主性丧失的表现。
（二）加强对教育发展道德向度问题的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伦理自主性、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研究至少应领先决策半步之遥。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是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反思意识淡薄，互相抱怨和无端指责，是教育失误研究滞后的必然结果。从教育道德问题中查找原因，找寻新思路、新办法，避免行政决策在低效、无效、反伦理层面的恶性循环，是教育病理学研究的目标。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还有助于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氛围，使教育行政决策回归理性和道德。
（三）强化教育规范化标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对名校过度扩张进行必要约束，真正促进内涵式发展和教育公平如果一味强化中小学名校的影响力及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就意味着我们在为社会提供非优质的甚至劣质的教育资源，而这种逻辑有可能导致误读。我们应创新教育发展价值，致力于公立中小学均衡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防止所谓“教育集团”泛滥、“一家独大”和“名校通吃”等不健康现象，使所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享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达到“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要实施“弱势强补”策略，尽快提升底线标准，使普通学校看到教育成功的希望，这才是教育均衡、特色、优质发展的根本。教育管理部门和管理者要切实负责，敢于担当，使我国教育发展更加公正、理性、均衡。
（四）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者要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对贪与廉、善与恶等价值冲突的关切，避免教育中出现伦理缺失、效率至上的现象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好机会均等与教育分化的冲突，还应该处理好贪与廉、善与恶的冲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享受权利与履行责任应是自己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在伦理价值判断上，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差异性明显。因此，教育决策机构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不仅要改善教育政策伦理，也要加强大、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建设。立德树人、育人为先的宗旨，是对全体教育者的行为约束。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125 — 02
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危害。“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1〕科技伦理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为科技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方式、价值取向等。科技伦理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对我国国人、科技、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
一、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上除了要体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还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因此，科技伦理道德是高职人才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部分教育者往往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出发，片面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服从与遵循，忽视科技伦理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忽视个人在面临道德向题时能动性的发挥，体现在学校德育教学中，表现为教育者重视道德知识与行为规范的学习，忽视学生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理想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科技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科技活动中的种种问题时无所适从，是非难辨。
（二）割裂思想道德教育与科技伦理教育的联系。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职生科技伦理的发展水平从一个方而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水平。高职生是“准职业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科技伦理素质的高低对社会职业道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良好的思想道德是形成良好科技伦理的基础，科技伦理是思想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迁移和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些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强调科技伦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日常基本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的培养，甚至用科技伦理课取代思想道德修养课，这些做法既有悖于学校德育目标，也违背了科技伦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三）科技伦理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环境技术、生态技术的发展，提出许多科技道德问题。核技术的发展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核保密问题、核控制问题、核人权问题、核和平问题。”〔2〕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破译遗传密码的伦理问题、基因重组工程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等等。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信息价值伦理、现代信息产权伦理、现代信息竞争伦理、现代信息隐私伦理、信息安全伦理和现代信息战争伦理等等。”〔3〕高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装有许多好东西，用之不当，就可能导致战争危机、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因此，需要专门的道德规范对其加以引导。然而，有些老师在讲授科技伦理过程中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对科技伦理规范进行抽象的阐释，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忽视学生自身对科技伦理的理解、体验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有的教师教学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理论和实际脱节，听起来索然无味；有的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书本知识，不注重具体行为训练等。这严重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
（四）行业科技伦理教育特点不突出。“科学的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什么外在的，而是伴随着对真理的探求产生的。”〔4〕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高职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生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由此带来的是他们的科技行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偏离科技伦理规范。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高职学生就业成功和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多数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局限于一般科技伦理教育。强调作为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科技伦理的共性要求，面对各行业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则很少涉及。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科技伦理教育不够重视，认为那是实习单位的事；二是有些学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对行业科技伦理研究不够深人，往往对行业科技伦理内容的讲解泛泛面谈，一带而过。
二、改进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途径
（一）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1.系统性原则。包括：内容的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应包括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现、科技理想、法律意识、科技生涯设计与指导等内容；教学组织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包括理论知识学习、行为训练、实践学习等多种途径；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即要根据学生不同人生发展时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科技伦理教育。2.实践性原则。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与各种实践活动相结合，即使是课堂教学，也需联系具体的科技行为，引导高职生真正领悟科技伦理规范。3.开放性原则。包括：教学主体开放，即要聘请校友、实业家、劳动模范等成功人士举办讲座并与学生交流，用他们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开放，即既要讲中国科技伦理的案例，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案例；教学手段开放，除常规课堂教学外，还要采用参加企业活动等教育形式。4.行业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业科技伦理教育。
（二）构建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内容。1.科技价值教育。科技价值观是人们对科技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看法，是构成科技伦理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价值观教育包括：正确认识科技与专业的关系、科技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2.科技理想教育。科技理想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奋斗目标，对科技行为起引导、激励作用。科技理想教育包括：认识科技理想的作用和意义、实现科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以及根据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制定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科技发展规划。3.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包括：科技伦理基本规范教育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4.现代科学精神的培养。包括：认识创新的意义、树立创新理念、掌握创新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正确对待竞争中的种种挫折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全方位实施科技伦理教育。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要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较少的现状，让科技伦理知识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科技生涯设计、科技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等，要避免了学科知识的简单陈列。2.通过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可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3.充分利用实习强化科技伦理规范教育。科技伦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实践可以使学生领悟科技伦理并外化为职业行为。实习前要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理论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既要请实习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岗位能手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的讲解与示范，又可以由指导学生到实际操作现场感受和体会科技伦理和从业精神的内涵；实习结束后要学生结合自己经历反思科技伦理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重要性。4.利用专业课教学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专业技能的习得与提高。因此，科技伦理教育要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结合，尤其是行业科技伦理规范的学习与掌握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联系密一切，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应该对学生进行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纳入学习中。“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如对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应开设技术伦理、工程伦理课程；对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则开设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等课程。”〔5〕
（四）改进科技伦理课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科技伦理尽管是抽象的，但体现在大量鲜活、具体的生活中。教师既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科技实例的列举和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提高；也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相互交流分享，加深对科技伦理的理解。2.讨论辨析法。我国正处于杜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学生，青年学生虽然主体意识增强，但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足，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模糊不清，或极端片面，或矛盾重重。在科技伦理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某些科技伦理问题组织讨论，让学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并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讨论成辩论中澄清自己的科技伦理观，明确自己的科技行为的后果与责任。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很强的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在科技伦理教育中，要善于列举学生在生活中容易感知的人，如本校的毕业生、本行业科技专家等，用他们的科技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4.企业文化感受法。企业文化感受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塑造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凝聚着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科技伦理也融合在企业文化中，显理着时代感、形象感，既生动活泼，又真实具体。因此，学生在体验企业文化的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伦理文化。感受企业文化的途径很多，可以观察或参加企业的各种活动等。
〔参 考 文 献〕
〔1〕牛庆燕.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与科技人化的伦理应对〔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现代科技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7.
〔3〕杨荣.当代科技伦理的焦点问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