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马克思曾举例证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超越地域性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已然是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②。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而是相对于分裂的地域性历史而言，是将各民族、各区域的历史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历史。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还只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概念，那么到了《共产党宣言》阶段，世界历史则成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时代是交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世界历史又为资本主义的进步提供了匹配的时代背景。《共产党宣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③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外部条件的论述。可见，世界历史的外部条件形成与地理层面的扩疆不可分离。至于探讨世界历史的内部条件，我们就不得不着眼于那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第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全面扩张这一前提条件的；第二，世界历史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全面工业化作为关键词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产品需要原材料和拓展世界市场；第三，世界历史理论也是以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作为核心内容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同时得到了发展，这就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条件。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
二、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表征
马克思的一系列深远思想总是离不开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而世界历史这一重要理论依然如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依然为马克思分析探讨世界历史提供了内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与外在辩证的理论原则。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个饱满且立体的层次性思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全方位地分析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在具体地运用多种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走向规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掌控的历史，世界性理性构成了人类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持一致性的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也把“世界历史”从历史编纂学的狭隘层面脱离出来，而赋予其以哲学历史观的意义。但分歧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观绝不能完全忽略物质生产及生活的现实基础，或者只是将前者作为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①。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那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紧紧抓住了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从唯心史观的圈子中跳跃出来，实践性地赋予了世界历史以哲学历史观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生活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发端，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致于他们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的确，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实际上的“世界”概念和视野，马克思也是在这之后创作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但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这种表层的事实，他认为地理大发现绝非历史进程中偶然的、独立的事件，它背后一直积蓄着能量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原因。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内在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本性时提到：“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③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不断前进与发展。同时，为了这样的目的，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一方面把所有地区的生产都转变为资本推动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的不断趋利下，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所到之处，资本的利刃都在无情地斩断束缚人们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迅速的消除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进而集中财产，招拢人口，使世界逐渐形成经济、政治的统一体。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大工业化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社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只有当生产力大力发展，并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后，才能将原本贫穷、落后、闭塞、禁锢的局面打破。当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普遍以后，才能使某一个民族更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了人类生产中的分工与交往对于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④。伴随着一个民族分工的程度提高，必将增加人们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扩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交往。分工与交往的扩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⑥。总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其次，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对资本欲望的无限膨胀，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开拓，不断侵略弱小民族，以使他们成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附庸。这种开拓既包括了对市场的探寻，也包括了对原料、产地等生产要素的渴求。生产社会化使得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提升了交通的多方面便利，于是，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出现了中国市场，美洲土地被开拓，出现了各国殖民地，而以上这一切，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从而表征着世界历史在这些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联系中日益演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各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与联系，世界市场这只全球背景下的微观无形手，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拉越密切，把区域、民族等限制性的概念越减越模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相对独立的各区块市场，都将融进世界市场这历史必然的洪流中。再次，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要用复杂多元的眼光来对待世界历史这一绝非太平的过程。如上所述，世界历史的内在形成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变革下的时代产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早期殖民主义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囊括四大要素，即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为了这四大要素，资产阶级开始了各种疯狂的暴力行动，于是，圈地运动肆虐，殖民掠夺横行，海盗行径残暴，奴隶贸易盛行。资产阶级以上这一系列不太平的问题尖锐且刺目，而这一切都是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突显的矛盾的衍生品。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简化了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其次，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与主导，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起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公平的蓝图，它时刻都映照着这个在资本主义大国左右下的主次世界。马克思还着重指出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强者民族和弱者民族间，通过不等价交换的劣行，财富更急速地流入西方列强手中。“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世界历史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造就了福音之于强者、悲乐之于弱者的失衡画面。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欲望促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再生产。于是，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出路就是资产阶级相互间掠夺性的世界市场战争。此外，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生产能力与强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无序化、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是周期性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确是马克思一生批判性理论工作的主线和重心，但我们不能被其简略的、一笔带过的表象所障目。若是盲目地认为马克思并不强调或不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只是一味地揭露它的剥削性、残酷性和非人性，那么这会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倘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以及加强的社会普遍交往，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非否定民族历史，而是以之为前提。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类的变化。晚年的马克思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俄国的历史轨迹恰恰是民族历史的标志性案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⑤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虽然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但马克思对这个例子却是保持着特殊对待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俄国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个广泛交往、联系交错的大环境，但它又凭借着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有着独特的偶然性。
三、全球化资本主义
一、近代化的含义及中国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核心，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三大领域。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顺应趋势，抓住机遇，主动争取，就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在挑战与机遇面前，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就会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史学角度；马克思；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伴随着科技资讯发达、新媒介充分运用、国际交流频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成果颇丰。①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而且对于人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全球化理念，均大有裨益。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现，现有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言说实质；2、该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3、该理论与全球化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通俗来讲，就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和针对的对象。这不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与实质，也是后两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正因为大家对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有不同，才导致对后两个方面出现不同意见。因此，只有搞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义，才能合理、准确地回答后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但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很少。既然是“世界历史”理论，便有从史学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从而进一步扩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为此，本文先从第一个方面入手，从史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再简要探讨后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和学术渊源
要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应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众多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背景，但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的较为匮乏。那么，其史学背景是怎样的呢？
一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传承了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与解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西方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已在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萨贝利科、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其中，对马克思影响至深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两人。1784年11月，康德发表了名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哲学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普遍的历史观念”思想。而《历史哲学》一书则是黑格尔一生中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概念对马克思影响巨大，下文还将详述。
二是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来看，在19世纪40年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往神学和宗教垄断历史研究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探索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的趋势，使得学界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差不多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同时的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也提到“世界史编纂”、“通史”等概念，说明世界史的概念已为人接受。②另一方面，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③历史研究范式一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而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模式。这是由政治社会事件而引发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论述得非常明显。鲁滨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曾因法国革命而起并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消退，而欧洲各国的民族思想、国家精神开始觉醒，而且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1]3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是对当时史学研究路径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是从马克思早年经历来看，他对史学有过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早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曾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经济学，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涉及近现代多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内容也涵盖了法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横跨2500多年。需要指出的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给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度评价。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成体系，但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历史眼光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备时段长、视野宽、范围广的特点。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要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2]一种认为是人类的解放事业，[3]52一种认为是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的综合。[4]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大家方法论的不同。看法虽不同，但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后，我们应回归文本、研读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在经典文献中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几部经典文献中。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是在《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其实，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便可发现上述观点不很精确。早在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已提到“世界历史”概念，即，“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代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恩格斯也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他在《英国状况》中称，“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困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⑥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应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尚未对其延伸、扩展，但至少该理论（或概念）已纳入马克思关注的范畴，而且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6]158有论者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异同，成果斐然。⑦在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一般会形成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言说对象的实质是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精神或意志，这一点与黑格尔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开始。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他多次提到世界历史研究对象是精神、意识或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7]15“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7]9而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而且，他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⑨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列出来，只是想从文本角度、用文本自己“发声”的方式来体现两位哲人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人的交往，而不是理性或观念，这也与黑格尔的观点迥异。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8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级加大，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历史越容易建立起来。他论述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⑩“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两人之间的不同，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慧眼独具，有着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8]339
再一方面，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目的（趋向）不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趋向是“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社会，他描述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7]18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因此可见，两个人对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或者目的的认识是存在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鲁滨孙的论述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认为，“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1]37这句话，把马克思从经济（物质）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恰当。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关系
理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理渊源、基本内涵和言说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第一方面与第二、第三方面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论据。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当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3]1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毕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等不完全对等。他从大工业开拓的世界市场、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联系、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萌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更多强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与不同，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结合上述材料，在没有新的文本依据发现以前，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可能更稳妥一些。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问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有的论者认为，无论认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有片面性和认识偏差。[9]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在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至今，无论理论界或实践层面都无法给“全球化”一个明确的界定，可以说大家意见纷纷。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指定时段问题，大致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诞生之日、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等几种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百五六十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全球化概念相联系，恐怕不很恰当。其实，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但这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倒寻理论依据的研究方法是否妥当，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向很明确，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探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其初衷与目前大家讨论的“全球化”、“国际化”关联不大。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是各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现在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尽相同。在2000年，已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尽管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主体、制度、价值取向、逻辑线段”等四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10]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多从哲学视角和该理论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入手，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紧密结合体现该理论的经典文献，分析其基本要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注释：
①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
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其他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景中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4期；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
11期。在学术专著方面，可参见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
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6月。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下再引相关著作时直接注明页码，不再
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材料所限，笔者未能深入查找上世
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
②恩格斯提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但毕竟不
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
第18页。
③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
27章有关“民族主义”的介绍。
④可参见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5页。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世界历史形
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和研究。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第22-23页。
⑦可参见注释①中提到的叶险明、向延仲、顾红亮等人的讨论。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3、89、86、88、87、92页。
?诚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一词，而是由恩
格斯运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参见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
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3]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J].学术月刊，1997（11）.
[5]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6]（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关键词：世界史；欧洲中心论；学术反思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12-05
自从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诞生以来，反对“欧洲中心论”（或曰“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便成为我国世界史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并提出要对之有所超越。可以说，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极大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但是，诚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欧洲中心论”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影响及其反思，近年来一些学者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试图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史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各种看法的回顾与梳理，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海宗、周谷城等老一辈学者便举起了反“欧洲中心论”的旗帜。雷海宗1954年撰文指出，“地理大发现”一词中“‘发现’一词乃纯粹欧洲立场的名词”，建议改称“新航路的开辟”。1961年周谷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批判“欧洲中心论”，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即使在期间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也没有忘记反“欧洲中心论”，如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世界史》明确提出要“破‘欧洲中心论’，恢复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本来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吴于廑先生便是代表。他提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架构，力图以此摆脱世界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论”影响。近年来，随着全球史兴起和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随之深入。综合目前我国世界史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认识来看，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对我国世界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第一个层面主要关注世界通史的内容比例，认为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著作中西方所占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史为主轴的历史。周谷城指出：“我写世界通史之前，曾翻阅了许多著作，发现其中有一共通之点，都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谓之古典世界。古典世界之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作法便是欧洲中心论。”这种现象在世界近现代史编撰中更为明显。有学者曾做过认真统计，并以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为例，指出“该编上下两卷6章24节共910页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余79%基本上都是有关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其中“58%的篇幅给了欧洲，只有4%涉及中国”。因此认为，这反映该著作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的关注点在于世界史研究中的社会发展标准，认为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所确立的标准为圭臬”。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经常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第三个层面的反思则从世界史研究中一些概念工具人手，认为我们现在用以表述世界史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源于西方经验，而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叙述非西方的历史，也是“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都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遍论、进步论之上，反映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元叙述。不仅西方学者用诸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等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也被非西方世界广泛接受，我们的历史研究同样无法摆脱。马克垚先生评价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我们历史科学使用的概念、范畴、模式、理论、规律，都可以说是出自西欧的。”
二、“欧洲中心论”反思中的认识误区
以上三个层面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影响问题的认识。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该将世界通史类著作中欧洲部分所占比重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
“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与欧洲（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强势地位密不可分，但对西方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对此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近年来，不少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马世力先生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确实曾经在西欧或欧洲，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承认世界近代史中心曾在西欧或欧洲同“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用否认历史发展有中心的作法去反驳‘欧洲中心论’，也不能用否认欧洲在近代曾经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或把其它什么地区说成是中心，甚至否认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历史进步性的方法去批判‘欧洲中心论’”。李义中也认为强调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与“欧洲中心论”两者之间只是形式上相似，而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从真正历史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考察欧洲或西方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影响及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完全站在非历史、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利用历史（学）以宣扬种族、文化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许多人往往只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外在形式或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相似而无视其本质区别并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
在正确认识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再来看通史类著作中世界各个地区所占比例问题，就会有更加理性的看法。世界史当然不是各个地区或国家历史的累加，更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每部通史著作都代表了作者对世界过往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必然会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体系”。不论是五种社会形态观、整体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都代表了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但不论哪种体系，求真应该是唯一的原则。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弗兰克等，他们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有了不同的认识，并取得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笔者认为，即使这样，这些学者也只是把欧洲领先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对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多种体系构建历史，但任何一部求真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忽视欧洲的重要地位。相应地，在内容比例上，欧洲的内容也必然会在这一时段占据较多比重。以工业革命为例，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一事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偶然性，并强调英国的好运气，但对偶然性的解释应该无损于对其重要性的强调，不能因为其发生有偶然性因素，就对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意义及其影响加以贬低。如果一部通史著作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只是略有提及并轻描淡写，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不应该的，也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特定时期对西方作用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不能因为通史类著作中西方在某部分占了较多比重就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当然，对西方过于强调和突出也是不合适的，削减其他地区的内容而时时处处突出西方的特殊性，甚或认为其他地区没有历史不值得记载的做法才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反对。至于西方部分在通史著作中究竟占多大比例才合适，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应该看到，新近出版的通史著作在处理各地区所占比例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马克垚先生的《世界文明史》为例，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农业文明时代”总计376页中，关于欧洲的内容有129页，所占比例为34%；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7页，占66%。在“工业文明的兴起”部分双方比例发生了变化，共计557页中关于欧洲北美的内容有315页，占57%，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2页，占43%。笔者认为，在近现代史部分发生的这一变化较好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趋势，也充分显现出我国世界史学者对于通史类著作中不同地区所占比例问题的新的思考。
（二）源于西方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欧洲中心论”也应有所区别
“欧洲中心论”固然是近代以来欧洲（西方）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影响。但我们在看到“欧洲中心论”狭隘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欧洲（西方）思想的全部。在博大精深的欧洲（西方）思想文化的诸多体系和流派中，除了“欧洲中心论”狭隘思想之外，还有众多非常有价值、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尽管源于西方并植根于西方历史和经验之上，但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确切的真理性，因而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有着根本区别。如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的思想理论，但却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其许多理论和概念被世界各地人们广泛使用，并与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样，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现代化等概念尽管也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用来表述历史发展和进行研究，这些概念与“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壶先生谈到：“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我们应该明确区分源于欧洲（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欧洲中心论”。
以“现代化”为例。罗荣渠先生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变动；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用高效率途径赶上先进工业国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过程。众所周知，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是率先在西欧完成的，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可谓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其理论也源于西方。但这并不能成为妨碍我们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来表述历史和进行研究的理由，也不能因其来源于西方而将其视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它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一系列改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所涵盖的内容及其方向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当然，现代化并非西化。世界现代化既有共性，又由于各个地区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其特殊性。“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我们所建立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这一概念源于西方经验，但其与“欧洲中心论”却没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民主、自由、文明等概念和范畴也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是源于西方的理论成果，但这些概念同样有其进步性和普世性，是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范畴及其理论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将其使用在对历史的表述中并不必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必须加以区分和明确。事实上，中华文明一直具有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佛教最早源于印度，但异域文化的出身并不影响它与我国本土文化的水融，而它对我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化、民主等概念源于西方，就简单地认为凡使用这些词汇来对历史进程进行表述就一定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而应该予以具体鉴别和区分。
由上可见，我们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如果对上述问题不加区别，便有可能陷入反“欧洲中心论”的认识误区，从而导致反“欧洲中心论”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只有克服这些认识误区，才能更好地处理通史类著作中各地区所占比例问题，也才能辨明源于西方的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区别，从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三、对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思考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以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壮大，世界历史的编撰体例也从过去的西欧中心论逐步转向全球史观，开始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撰写历史，本文就全球史观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以求对全球史观这一史学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关键词：全球史观 全球史主题 全球史观的优劣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什么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是以全球视野为考察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史观，他不是将全球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种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
二、全球史观的提出及演变
全球史观的兴起时间并不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历史观”， 在《当代史主要趋势》一书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认为建立全球史观是当代世界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称“它论述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他关注的是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西方诸民族或非西方诸民族，就仿佛读者正栖身月球俯瞰着我们所在的这颗巨大的行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超越了传统以民族、国家便签为分析单位，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并用一体化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体系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末，吴于廑教授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及其他相关连的四篇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他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三、全球史观对世界历史的分期
当历史学家用全球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审视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便捷的历史进程时，分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以西方或任一特定文明的经历为基础的分期方案都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他社会的发展轨迹。举个例子来说，源自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或西半球时便显得格格不入。
杰里・本特利按照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复杂社会 BC3500前-BC500前，探讨的是人类出现后的早起社会的发展 2.古典社会组织 BC500前-AD500 关注的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 3.后古典时期 公元500-1000 是东半球各社会做出重大调整时期。 4.跨文化交流的时代 公元1000-1500 关注游牧民族的影响 5.全球一体化的缘起 公元1500-1800 欧洲人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被迫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6.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 公元1750-1914 关注欧洲人在世界上建立霸权的过程。 7.现代全球重组 公元1914至今 对20世纪的世界史进行描述。
四、全球史的主题
既然称全球史那就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 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那么全球史研究就只能停留于不者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到底应该如何选题？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 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 3.例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 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 5.“地方史全球化” 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 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 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 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这八个方面对世界是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者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了。
五、我对全球史观的看法
全球史强调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运动、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能够较清晰地反映世界近代史的构架、格局和运动规律。
我认为全球史观的主要优点在于： 1.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在传统史学中，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是以欧洲的重要历史事件为标尺的。 “90%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25%居民的历史”。 显然，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并不能反映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2.主张用全球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尽力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当然，全球史观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忽视了社会内部的发展，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是重要的。对这一方面的关注不够，因此便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 第二，虽然很早就有学者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批评，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西方当做先进而加以追随。 我认为要真正克服西方中心论，我们非西方国家的学着就必须加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充分肯定它在历史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杰里・本特利著，夏继果译.全球史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陈祖武、杨泓.世界史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4]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刘成新.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J].世界历史 2006（04）.
关键词：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历史时段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采鉴关系
二十世纪是反思的世纪，不仅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学。有人曾把十九世纪视为史学世纪，主要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一样，它不可能在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功能，都有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所谓“一劳永逸”的真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兰克学派发展到了顶峰，顶点的出现意味着衰弱的开始，极度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促成了史学百家齐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一大批新学派的出现，使历史学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然，年鉴学派是最有富影响力的一个学派，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作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第一代、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主要成果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分支学科的出现，如人口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是年鉴学派凯歌进行的时期。1946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范围，更好地反映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风格。年鉴学派的大发展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1946年布罗代尔进入年鉴学派的核心领导层，成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编辑之一，1956年在费弗尔去世后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及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他对年鉴学派的最大贡献是于1949 年和1967年出版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书。它成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范本和经典之作，完成了年鉴学派的理论建构，提出了历史时段理论。虽然历史时段理论奠定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不当地运用该理论来分析具体历史时，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历史粹化现象”，而与年鉴学派的宗旨总体史研究背道而驰。
正当年鉴学派处于鼎盛时期，50、60年代悄然兴起了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从5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如经济学界出现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政治学界出现了阿尔蒙德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即政治现代化只有摸仿英国的参议院民主制和美国的总统民主制；社会学界的帕森斯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些发展理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了现实的强烈批判。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反帝、反殖、反霸成了该时期的主题。另一方面，一体化在部分地区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发展问题不再是某国的问题，而是带有世界性的。与此相应，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化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美国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单独发展，以及把现代化理论假定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行性。因此，他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纳入到了世界整体来作综合的考察和把握。
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派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华勒斯坦也不是布罗代尔的直系学生。但是，若仔细分析历史时段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存在诸多共同之处，而且世界体系理论中许多概念直接采鉴于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曾仔细研读过布罗代尔的著作，而且私人关系极好。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对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三部著作各抒自见。华勒斯坦也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布罗代尔与华勒斯坦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1976年华勒斯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华勒斯坦为什么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来命名呢？1971年华勒斯坦开始写《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并将写好的章节寄给久负盛名的布罗代尔，随即华勒斯坦被邀请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授课。从1976年开始，华勒斯坦半年在美国工作，半年在法国工作。可见，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与年鉴学派关系之不一般。如果说以上仅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两者在理论上有何传承或扬弃关系，那么下文将从学理上分析历史时段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上的采鉴关系。
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论战”专栏上发表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从理论上阐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层次及其价值。在他看来，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历史事件。它尤如“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是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①事件虽发出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是最富欺骗性的，并不能反映历史背后的深沉本质。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类事件的历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 重大事件' 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付出的代价。”②这些事件对历史来说，意义十分有限。它们就象大海中的浪花一样，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次是所谓“态势”、“周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念。历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时，需要一种更加宽广的时间尺度。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如此，还不足以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
第三层次，即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结构”是指 “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③这种结构长期存在而且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人类社会的限制是人类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道：“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象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而短时段的历史，报纸上就' 当前历史时刻' 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海面，是只要载入书籍簿册就会冻结和凝固的表面”。④布罗代尔分别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巨大而沉默的历史之海”对历史学家更有价值。不仅如此，他在那篇跨学科研究的宣言书《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说，“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⑤“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⑥世界体系理论在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方面受益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同意布罗代尔用“长时段”来书写历史，同时也同意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华勒斯坦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在总体的宏观整体研究思路指导下完成的。在世界体系周期和趋向上，华勒斯坦采用了长时段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的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为50-60 年，通常被称作康德拉捷耶夫周期，还有更长一些（200-300 年）的，有时也被称为长周期”。⑦世界体系理论对年鉴学派的采鉴最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运用和分析的视角上。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都存在三种层次：腹心层、中间层、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次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⑧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世界的腹心层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中心形成。中心的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华勒斯坦全面汲取了布罗代尔的思想，并使之更加系统化。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 “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贸易、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而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化过程。显然华勒斯坦在论述世界的三个层次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时，比布罗代尔更加清晰、有说服力。
在布罗代尔那里，中心与之间存在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而华勒斯坦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融入”和“边缘化”。世界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通过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已在全球建立，从而完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张过程。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由于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进入体系的，所以能在体系中占有利位置。如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实践；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由于缺乏主动态势，只能依附于中心，现代化进程尤为艰难，如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华勒斯坦在世界划分上存在部分思想继承关系，但是也存在分歧。华勒斯坦认为欧洲经济世界建立时间在16世纪以后，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在世界文明问题上，华勒斯坦与布罗代尔也存在采鉴关系。布罗代尔对世界文明持多元论，“乔治。古尔维奇说过' 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⑨在讨论世界文明问题上，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场”。文化场首先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文化场同样分为中心、核心、边界和边缘。他认为在文化场的边缘往往最能认清文明的特征、现象或趋向，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借鉴和拒绝两种方式。布罗代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未来决不是跑道的终点，也不是摆脱千百年来经历的种种悲剧的障碍，而是人类从诞生以来不断更新的希望”。⑩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在华勒斯坦看来，文明是多元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虽然在16世纪以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文明，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文明或强势文明。对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核心地区的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很难享受核心地区文明的益处；如果接受，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华勒斯坦认为，未来文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二是现在的历史体系转化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范围的历史体系；三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他对什么样的体系最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而且这三种未来文明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演绎而已。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理上的渊源便可窥见一斑。虽然70、80年代，年鉴学派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但是年鉴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却在世界体系理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扬弃”。年鉴学派的 “幽灵”依然徘徊于世界史坛，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76 页。
[2] ，同[1] 书，第177 页。
[3] ，同[1] 书，第180 页。
[4] ，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91页。
[5] ，同[1] 书，第202 页。
[6] ，同[1] 书，第203 页。
[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美，《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9 页。
[8] ，同[1] 书，第102 页。
[9] ，同[1] 书，第16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