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习俗 建筑艺术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历代以来，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驱动，二是因为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们的意见产生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在我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更易为我们理解。民族的融合，促进
[1] [2]
了风俗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进而价值观，文化理念趋于统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范畴，和人类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不同文化风俗下，我们建筑艺术要取得杰出的创举，必须做到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必须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纳不同的建筑风格，多一点谦虚，虚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艺术去学习，取长补短，优化我们的作品。
关键词：文化习俗 建筑艺术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关键词：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利用；途径
一、引言
我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朝代更迭。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一些古老而富有神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流传了世世代代。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发达的催促下，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其中，民俗文物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在社会的关注下，成为重点研究和保护的对象。民俗文物与其他种类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民俗文物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之一，因此，民俗文物在我国具有丰富的特点。在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我们一直尝试多方面、多途径的开展工作。博物馆作为民俗文物的主要保护和利用的媒介，一直承担着这项艰巨的任务。
二、民俗文物的内涵和价值
（一）民俗文物的内涵
民俗文物的含义具有双重性。民俗文物的民俗特性是由于民间风俗是历代相传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特殊色彩，加之地域风貌形成了具有特殊地区的特殊风采。民俗文物不同于常规的文物，民俗文物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社会活动中、游艺竞技、民间工艺、信仰崇拜等多个方面。民俗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俗文物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民俗的制度、生产生活的方式。民俗记录了区域性的社会生活。民俗文物是v史文物和民俗文化的结合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在研究民俗文物的过程中，要把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充分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民俗文物的内涵。
（二）民俗文物的价值
民俗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的特征表明，民俗文物是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体现。民俗文物把文明传播到各个时代，各个种族。民俗文物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俗文化把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引领到未来的广阔天地。民俗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博物馆收藏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一）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
民俗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发展和转变。民俗文物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和时间。博物馆作为承载文物保护的单位，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应该发挥核心的作用。博物馆要广泛征集民俗文物，建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的人员进行民俗文物的调查和征集。民俗文物的专业人员要走访偏远地带和乡村城镇，对民俗文物进行考察和鉴定。民俗文物的范围很广阔，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种类和不同的特点。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要发挥专业的特长，把民俗文物的选择、征集、整理工作，作为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来对待，把民俗文物的形象和内容牢牢把握。
（二）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
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要采用兼容并蓄的原则。民俗文物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在对民俗文物的研究中，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要做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博物馆在专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的一个主要分支就是举办展览活动。民俗文物展览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方式。通过展览可以发挥民俗文物的传播效应，让民俗文物与时代产生反差和统一，形成文化的碰撞。同时，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衍生出一些商品创意，经过具体的生产，投放到市场上必然会营造出良好的市场形象。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利用上，一定坚持长期性和创意性，在一项内容上，要利用时间的长期性展现文物的多彩多姿，让民俗文化传播与博物馆发展形成统一共荣。
四、结语
博物馆是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最好方式。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拓宽利用的范围。民俗文物的特点是鲜明的和突出的，我们在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可以加快开展与民俗文物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把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新民俗文物的保护观念，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让民俗文物的衍生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王炯.浅议民俗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11）.
【关键词】跨文化 交际与礼仪 重要性
一、跨文化交际的概念
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相互之间交流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不同于普通交际的一点就体现在不同背景的“跨”。交际双方因为跨文化交流，因为文化背景、习惯与思维不同以及风俗礼仪的差异性，在交际活动中会引发误会，更严重者甚至可能还会引起冲突。跨文化交际与礼仪，是联系双方的桥梁，是实现交流互动的重要条件。
二、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跨文化交际在文化方面有其重要性。文化在人们的日常行动之中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由此，文化也成为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的一个核心内容。例如，民族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社会制度等，这些都是影响到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发展的文化因素。文化模式、文化交往规则不同，这些是各国文化中存在的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将有助于认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提高交际者对跨文化现象的敏感度，理解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交际对象的行为语言。
2.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涉外秘书工作中的重要性。在涉外秘书工作中，一般会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员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机遇，也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等背景，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越来越多。在工作中要解决和处理好跨文化交际活动，避免和降低跨文化交际障碍问题，促使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利开展与进行。这就需要涉外秘书了解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礼仪、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等问题，尊重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注重与尊重世界各个国家的习俗、禁忌、交往礼仪等，在交际中注意理解语言与非语言行为，以此提高处理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利开展。
3.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送礼习俗中的重要性。中国自古素来以礼仪之邦自称，在国人眼中似乎并没有不能送礼的日子或者与送礼相关的禁忌。但是与中国送礼风俗习惯截然不同，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送礼就有着诸多习惯与禁忌。例如，西方国家中不适合送礼的日子包括：订婚仪式、毕业典礼以及阿拉伯人初次见面，这些场合都不适合送礼。
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想要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有着不用文化背景的人顺利交流，并不能单纯的依靠语言知识，这就需要我们掌握相关的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知识。
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这些差异性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了交际的正常进行。在世界各国之间，文化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知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
通过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知识的学习，我们将更加清楚地了解世界各国送礼的风俗习惯，避免在交际活动中因文化差异造成误会和尴尬，确保交流的顺利进行。
4.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商务交谈中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科技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世界各地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人将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互动，彼此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就需要人们必须具备扎实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礼仪知识。
在国际商务交际中，跨文化交际与礼仪是交接双方外在信息形象的体现，从见面、问候到沟通，整个过程中涵盖了很多礼仪。衣着打扮、说话方式都透露出相关信息，这些都将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只有掌握必要的商务文化与外交礼仪，才能在交际中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从而灵活的掌握谈判节奏，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谈判的成功。
5.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联络情感中的重要性。人与人在交际中感情的联络与维系中，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具有重要作用，其从侧面融入了感情。在交际活动中，人们往往凭借他人对自己的友好态度，确认别人对自己的情感。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联络情感方面主要表现为，促使交际双发产生相同的情感，彼此认可与尊重，建立和谐共处的人际关系，促使合作交往的继续。如果跨文化交际与礼仪无法联络和维系情感，那么在交际中很容易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因此，跨文化交际与礼仪在交际活动中对人与人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对行为进行约束，对形象进行修饰，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外交人际关系。
三、结论
跨文化交际与礼仪作为时展的需求和国家交流的桥梁纽带，不仅反应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以及交际能力，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社会道德风尚以及生活风俗习惯等。本篇论文主要从文化方面、涉外秘书、送礼习俗、商务交谈以及联络情感等方面论述了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开展跨文化交际与礼仪的必要性。
参考文案：
[1]严子寒，李海潮.浅谈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能力的重要性[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孔静（1984-），女，回族，河南周口人，助教，历史学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是世界史。
摘 要：伏尔泰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同时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为编纂历史开辟了新的领域，在他看来，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农工商业、文学艺术乃至民情风俗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看作历史编纂的对象，打破了西方2000多年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倡导“文化史观”，批判神学史观，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和比较的研究。伏尔泰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为后人所瞩目。本篇文章将就伏尔泰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简要介绍。
关键词：伏尔泰；理性主义；文化史观；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兴起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用笔当做武器，用他们的著作去戳穿宗教神学的虚伪，揭开了专制暴政的真实面目。他们控诉社会不平等的罪恶，打开封建专制的重重，反映时代的要求，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强大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对18世纪的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以“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和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特权和黑暗统治。
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为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启蒙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法国18世纪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正是在这批领军人物的带领下，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18世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勇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抨击天主教会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持久战斗，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活跃在18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而且还是以为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者。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主要有一下几部：《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和《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查理十二史》写于1731年，作者通过对北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事迹，刻画了一个“好战的国王的形象”，宣扬了作者的反战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有进步意义的。而《路易十四时代》则主要详细记载了1638年到1715年间，法国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详细阐述，可贵的是伏尔泰阐述了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在史学界一直认为是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它从全球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摒弃了以基督教文明委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中，作者把彼得大帝描写成俄罗斯的伟大改革者和开明君主，赞美其改革后俄国出现的变化，成为“奇迹”，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开明君主的明智，去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
在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倾向：他力图冲破旧史学的藩篱，凸显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努力描绘出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史料充实、取材广泛的传统，第一次打破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为历史编纂学开拓了新天地。他写的是世界史，尤其致力于描写人类精神的进步，把笔墨着重描写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所开辟的道路成为后来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内的历史哲学家们所遵循的规范。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不仅包括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还包括那个时代的司法、商业、科学、习俗等各方面内容。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指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记忆的日臻完美”。汤普森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他认为伏尔泰有两大贡献：第一，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第二，他把历史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所表现的记录。这包括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伏尔泰在历史哲学世俗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在他的那个年代是很不简单的。
18世纪的西欧的世界史著作不多，但却充满了人类进步的观念，反对神学的偏见，有世界主义倾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其中伏尔泰的作品《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近代史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他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综合研究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方面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历史学家们便把眼光投向了本土以外的世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眼光投向希腊以外的世界，主题虽是希波战争，实际上写的却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的“世界史”，他笔下的世界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他是表达普世的、全球的、或“世界的”这类含义的先行者。其作品此可称得上时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他没有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而是非常重视东方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当时的希腊人有着更远大的历史眼光与超群的智慧，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间。此后的修昔底德及其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成为古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他以记载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写体例，成为西方史学家长期效仿和尊奉的史学传统。而进入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在神学史观的影响下，西方的史学从世俗的书院转到了僧侣的庙堂，所叙述的对象不再是现实的人间而是空渺的彼岸世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1681年法国主教博絮埃德《世界史论》这种神学史观统治了欧洲乃至法国近一千年之久。
随着西欧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分散的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在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结构的制约下，世界历史发生了大变革，西方文化也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中世纪思想锁链，也给西方史学带来新的变革。而启蒙运动则有力地推动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斗争中，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是最早提出“历史哲学”一词的，但他并没有写过一部完整的书籍对历史哲学的内涵作系统的阐发。他所提出的历史哲学一词指的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是一种史实的铺陈，而是运用哲学或者理论对之进行思考，然后作出解释。18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赋予伏尔泰比他前辈更成熟的史学思想。在启蒙年代，伏尔泰猛烈抨击了奥古斯丁和博絮埃的神学思想构筑起来的神学体系，他在批判以博絮埃的《世界史论》为代表的中世纪的神学体系时，不但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理论，而且又亲自编著了《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这种“新类型”的世界史，对后世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和世界史著作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伏尔泰眼里，世界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写历史也不应根据奇迹，更不能根据神话，而要根据历史事实。他彻底否定了历来那些按照神话传说来写历史的人。伏尔泰明确指出，《圣经》不是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论述的范围要远远超过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论述了东方各国，如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史，有力的说明了基督教神学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是何等的谬误百出，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创建的史学体系。
他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他的视野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正是这种全球角度观察世界，使他能够开创性的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先前历史学家尤为不同的新见解。伏尔泰尤其赞赏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的合情合理”。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做到了摆脱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来撰写历史。伏尔泰还首次提出了整体史的编纂方法，他的历史观从国别的文化史迈向了世界文化史。从最初的《查理十二史》的瑞典，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再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地球上的诸民族，无不体现了他的历史观的发展进步。
伏尔泰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上，而且还突出的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缺乏批判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面前，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过怀疑主义思潮但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以哲学家的眼光，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是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伏尔泰把18世纪的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性主义史学阶段，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最终确立的世纪。
参考文献
[1]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关键词：大湘西；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民俗旅游
一、引言
历史上湘西包括的范围甚宽，现在的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州)、怀化市、邵阳市和益阳市的安化等地都属于其范畴。本文主要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湘西，为和湘西州区别开来，称之为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大湘西地处武陵山脉，长期以来居住着土家、苗、侗、白、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主。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信仰、居住、服饰、饮食、节庆活动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大湘西一直以来相对闭塞，民俗旅游资源保存丰富而独特，土家族的吊脚楼、哭嫁，苗族的银饰、拦门酒，侗族的风雨桥、侗族大歌等民俗风情享誉海内外。从大湘西的旅游资源来看，民俗旅游资源是其无可争议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资源。在开发中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无疑应成为大湘西地区的正确选择。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张家界的秀华山馆、吉首的德夯苗寨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开发形式基本涵盖了当前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即以秀华山馆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以德夯苗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和以张家界土家风情园为代表的主题风情园。但该地区民俗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张家界民俗旅游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开发较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湘西州和怀化市发展民俗旅游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
二、大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中凸显出的问题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凸现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遍地“开花”，缺乏统筹规划
近年来，民俗旅游逐渐成为热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凭借自身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出众多的民俗旅游景点，据统计，各种类型的民俗旅游景点近20处，但大多规模较小、项目雷同、重复建设多、布局欠合理。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能统筹规划、整合，各地的民俗旅游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开发出民俗旅游的精品，形成品牌，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形象并不清晰。
(二)重仿轻真，深度挖掘不够
开发中过分商业化扭曲了民俗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主要表现在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使一些民俗旅游脱离当地的社会生活，缺乏自然朴素的真情，如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土家族传统服饰，婚俗表演缺乏土家族特点，存在欺、哄、骗等不良现象。在开发民俗旅游时，不重视对传统民俗的挖掘和民俗文物的收集整理，制造出许多假古董、伪制的古建筑，旅游实践证明，纯粹人造民俗和风情风光不再，正在被市场淘汰。
民俗旅游开发后由于缺乏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人才，又没有寻求相关高校、科研单位的智力支持，民俗文化没有专人调查研究，开发层次浅，缺乏深度，止步于对民俗现象特别是奇、怪甚至庸俗的民俗现象的展示，游客的参与性不强。
(三)主流文化和旅游的双重冲击，文化生态面临失衡
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大湘西地区也不例外。一方面，要应对主流文化的现代化、全球化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大湘西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旅游业，大量外地游客带来的“示范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大湘特的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而这些“独特”之处，往往又是“脆弱”之处，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很容易遭到破坏。我们已经看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多种文化的吸引，大湘西开发民俗旅游的地区民俗文化已遭到歪曲和破坏，变化速度也大大加快。其民俗文化面临丧失自身独特的品质，被现代主流文化所同化，甚至造成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危险。张家界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已岌岌可危了。
三、大湘西民俗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的全球性旅游发展哲学。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开发旅游地民俗旅游资源，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民俗旅游的经历，同时，促进当地民俗文化保护、发展，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大湘西要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做到：
(一)坚持三个原则
1．民俗文化独特性原则
这是指发挥“唯我独有”、“你无我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优势，充分体现本地区、本民族的特色，创造出独特性的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文化要在全国、全世界占有位置，关键在于特色和优势，民族特色和优势也是民俗文化旅游的诱人之处。游客旅游动机之一就是探秘猎奇心理，他们所感兴趣的也是异质文化的不同点、特殊点。因此，大湘西要根据自身实际，结合自身的人文和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大湘西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在整个大湘西旅游区，重点开发张家界市的土家族民俗旅游、湘西州的苗族民俗旅游、怀化的侗族民俗旅游。
独特性原则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现代人旅游又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过程，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有着可靠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民俗存在，符合现代旅游者求真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挖掘蕴藏在民间的民俗遗存，去劣留优；同时，要开展民俗研究，对本区域的民俗加以科学整理。其次，要抓好本区域民族文化的精品挖掘，科学开发，营造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树立大湘西民俗旅游的鲜明形象。
2．居民参与原则
即民族旅游村寨的居民参与，共同营造民俗旅游的氛围，共享民族开发的利益。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涉及到开发商、旅游中间商(旅行社)、政府管理部门、村寨居民等的利益。在开发实践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村寨居民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旁观者，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开发商要与村寨居民加强沟通，融为一体，共同经营好村寨，实现共赢，从而实现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3．保护与尊重民俗变迁并举的原则
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传统民俗在当前面临一个保护和民俗变迁的问题。处于当前这样一个变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待大湘西的传统民俗文化一是发扬，既要保留、保护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又要扬弃、克服民俗文化中落
后、消极的成分。在开发和利用大湘西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实践中，存在着优劣不分、把糟粕当精华、歪曲民俗的现象。二是尊重，要宽容地承接来自大湘西之外的外来文化，尊重当地民俗的变迁，不能打着保护的幌子，拒绝当地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二)选择三种优化模式
1．民族民俗博物馆
广泛收集民族民俗的各种实物资料和声像资料，建立博物馆，馆内一般可分为展示、演示、收藏、科研等区。在博物馆全方位展示该地区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同时将其建成该民族的保护和学术研究中心。建设时，博物馆的总体布局、建筑风格等要充分体现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大湘西目前建有张家界市的秀华山馆、凤凰的山江苗族博物馆、永顺王村的溪州民俗风光馆等民族民俗博物馆。但规模偏小，所存资料有限，学术研究价值有待提升。吉首市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拥有一所在民族研究方面颇具实力的高等学府——吉首大学，可规划在吉首市建立一座规模较大、特色明显、功能多样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使之成为大湘西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发展基地，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原生态民族村寨
也有学者称之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它是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改建而成，保存当地原有的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居住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当地居民。原生态民族村寨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环境，把人与大自然紧密结合起来；该村寨还必须融于周边的文化氛围，共同建成原生态协调的民族村寨。原生态民族村寨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影响下，中外学者共同探索出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实现动态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目前，吉首市的德夯苗寨、怀化通道县的皇都侗文化村是发展较成熟的民俗村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德夯苗寨位于张家界一猛洞河一凤凰古城黄金游览线上，地理位置优越，现属张家界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管理理念和方式较为先进，今后应把德夯和周围的吉斗等苗族村寨作为一个社区加以保护和发展，维护该社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建成湘西州的苗族文化保护区和原生态的民族民俗旅游村寨，将其打造成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品牌和示范基地。
3．挖掘民俗精髓，丰富旅游产品
大湘西民族民俗资源丰富，对传统的餐饮、民居、工艺品和民俗节庆活动等进行挖掘既可开发成单项的旅游产品，如凤凰古城将沱江边的吊脚楼改造成家庭旅馆，张家界把土家十大碗搬上游客的餐桌等。传统民俗又是包装大湘西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取之不竭的素材。
(三)建立四种保证机制
1．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宏观上应坚持政府主导。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在对民俗旅游资源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科学、权威、可行的区域民俗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开发重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做到统一领导，因此，在开发大湘西、打造大湘西旅游圈的形势下，有必要成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共谋本区域民俗旅游的发展。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微观上要实行企业运作。三种优化模式中，原生态民族村寨在经营体制上适合采用企业运作，一般采取公司+居民(农户)的运作模式。此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到村寨居民的切身利益，建立居民参与民俗发展的机制。
2．重视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要保护和发展大湘西的民俗文化、提高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品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规划设计等人才。因此，必须加强此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本地和其他地方高校、科研单位协作，实施“借脑工程”，加大人才培养和民俗文化学术研究的力度。对于民俗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的员工(如表演人员等)的培训，也应引起重视，要特别注意将纯正、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加到培训中去，因为他们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从而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上的保证。
3．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民俗文化生态平衡
在旅游开发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在发展民俗旅游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持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首先，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保护好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不要停留在号召和宣传层面上，应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实施强制性保护。大湘西所属的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县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惠条件，制定民俗文化的保护法规，借助法规的强制性力量对民俗文化实施保护。2006年5月，湘西自治州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湘西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湘西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要利用发展民俗旅游的正面效应唤起当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群体及其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自觉地发扬和繁荣本民族文化。再次，要通过编写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等形式教育、引导当地居民珍视本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一、西南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背景
（一）文化产业内涵
文化产业概念由工业产业而来，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被译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西方学者对文化产业有多种定义，一般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产业化标准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再生产、流通以及分配的产业的总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我国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行业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化手段矸⒄刮幕事业，以文化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其外延进一步扩大，从高科技向传统文化转向，包含着如文化旅游等。
（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许多发达国家将文化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日本政府于1995年提出“文化立国”，其动漫产业在较短时间内领先世界水平。美国的电影产业迅速扩大，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输出国，2011年美国国内及境外的票房收入共计103多亿美元，整个电影产业产值高达600多亿美元。英国文化产业产值90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韩国网络游戏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出口额高出韩国全国所有行业人均出口额的6倍。法国借助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05年，法国在世界旅游组织评选出的“2004全球十大旅游地排行榜”位居第一。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发展相应的文化产业，主要借助于科技优势和资源优势。
（三）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范围的文化产业发展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随势启动，但由于我国疆土广阔，东西部地区因基础条件和发展历史的差异，经济发展区别较大，文化产业路径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借助良好的现代科技发展电子及动漫产业，西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但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地域文化等多种资源。
随着全球化带来了文化消费，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存在，也被卷入到这场文化消费之中，这一方面给西南地区带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但西南民族文化如何资本化，是一个有挑战的命题，围绕这个文化经济学命题已经有多重理论研究，并有一些具体的实践探索。西南所拥有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全球多元文化的有益补充，其多样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均符合深度旅游开发对文化的需求，也符合现代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诉求。顺应文化发展的要求与旅游发展内在动力的趋势，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必然走出民族文化旅游之路径。
二、西南三省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
西南地区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更多来自多样的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民族习俗，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是西南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有益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旅游业尚处在初始阶段，旅游层次较低。人们旅游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风景之上，旅游目的地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名山大川。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文化内涵需求越来越高，旅游开发注重地域性、文化性和体验性。旅游热点逐渐从过去的大城市风光、风景名胜区转向生态自然环境保护好、人文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以优美的自然生态，丰富的民俗文化，逐渐成为人们热衷的民族文化旅游地。
（一）摇曳生姿的云南风情小镇旅游
云南省在2000年开始着手进行60个旅游小镇的建设，围绕云南多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色，将云南特有的农耕文化、民族文化、村镇文化进行保护和开发，1999年昆明借助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遇，以丰富的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使得国内旅游的热点从过去的大都市和传统的风景名胜地区，开始转向拥有独特民族风情的云南。云南旅游界提出的“七彩云南”宣传口号，涵盖了云南旅游资源的多样性特色，彰显了云南旅游的独特风貌，它包括“热带雨林、贝叶文化、苍山洱海、南诏文化，玉龙泸沽、东巴文化、香格里拉、雪域文化”等，体现出云南多种民族文化传承与自然生态结合的优势特点。
在众多的旅游小镇中，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最先引人瞩目的是丽江古镇，由丽江古镇辐射带动了云南一系列的风情小镇文化旅游，这些风情小镇旅游都依托浓郁的民族特色，提炼富有地域特色与民族特性的元素，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为形象，充分表现出与传统风光游所不同的民族文化魅力。丽江古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文化旅游开发中，将古老神秘的纳西族东巴文化从历史的沉寂中打捞出来，通过一系列的挖掘、保护、提炼等手段，以不同的产品形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云南富有民族文化的风情小镇比比皆是，共同营造出一个“七彩云南”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大理主要是以深厚的南诏文化吸引着人们，还有独特的白族文化，香格里拉的藏族文化、西双版纳的傣族文化、泸沽湖的摩梭习俗，都展示出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吸引众多国内外的旅游者，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人们愿意重复地游览，比如丽江、比如大理、比如泸沽湖，它能满足现代都市人们对于淳朴民风的热爱与简单生活的追求。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成功运作，取决于充分运用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将其资本化，也取决于文化旅游开发中对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从而走出了一条独有的民族文化旅游路径，这些事实证明，民族文化旅游是云南民族文化产业运作的最佳模式，被美誉为“云南模式”。
（二）绝美山水中的广西古镇民俗旅游
广西以漓江山水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秀丽怡人，孕育着丰富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个民俗古镇，这些古镇依山傍水，古韵犹存，散发着历史的幽香和民俗的魅力。
广西的古镇民俗旅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俗内涵资源独特。如黄姚古镇，曾是古代著名的商业河埠，有着近千年历史。古镇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江水蜿蜒穿镇而过，古镇水榭楼台、寺观庙社，掩映在参天古树、依依垂柳中，有着古雅神秘的氛围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沿街两侧的老房子绝大多数都是昔日的店铺，在木头窗户上还留着一个圆孔，曾经是打烊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通道。
杨美古镇，三面环江，保留了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古建筑。有清代一条街、明代民居、魁星楼、黄氏庄园、古商埠码头、清代市场管理条例碑、清代村规民约碑、梁烈亚故居等30多处遗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完美结合，从高处往下鸟瞰，古镇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画。位于三江、融安、融水三县交界处的丹洲古镇，在明清时期，曾一时成为方圆百里之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丹洲四面环水，山怀水抱，犹如镶嵌在青山绿水中的一颗翡翠。风格独特的众多明清古建筑群、其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光彩夺目。 旧州古镇，有“壮族活的博物馆”之美誉。除了古建筑和传奇故事之外，还有浓郁的壮族风情和绣球一条街：古镇500多户人家，家家绣织壮族吉祥物――绣球，代代相传，生意十分红火。绣球是广西十分独特、十分珍贵、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三）旷远古拙的贵州村寨旅游
贵州的民俗旅游，起源于乡村旅游，贵州是在全国最先提出旅游扶贫的省份。早在2004年第一届乡村旅游旅游论坛之后，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标准与贵州的实际情况，普查了有代表性的村寨200多个，形成了贵州乡村旅游村寨名录。
近年来针对这些村寨的历史遗存和民俗特点，培育出具有贵州文化特色的村寨旅游模式。贵州的民俗旅游有着不同于云南、广西的特点，特殊的地质地貌构建了贵州民俗旅游的独特生态景观，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奇山秀水、飞瀑异洞，成为典型的喀斯特王国。由于特殊地貌的割裂，导致文化的多样性，贵州文化有“千岛文化”的别称，“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形成许多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走进村寨，依然会透过服饰、建筑和风俗，发现汉晋遗风、唐型、宋代服饰，明清建筑等古老的文化模式，近年来，安顺的天龙囤堡，西江苗寨、朗德苗寨、肇兴侗寨、岜沙、占里，黎平侗寨等村寨，以其神奇古老的民族文化、淳朴原生的生活形态，吸引着众多旅游者，成为贵州村寨旅游的名片，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多彩贵州已成为一张有贵州村寨特色的旅游名片和文化名片。贵州民俗村寨旅游同时还善善于围绕世界自然遗产比如荔波景区，世界知名景区黄果树，依托大量的外来和本省游客市场，结合民俗文化，形成了演艺娱乐、民族工艺品、民俗村、会展、影视休闲等相关的产业。
三、结语
关键词：西湖竹枝词；杭城文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016-01
“竹枝”原是古代流传于巴渝地区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兴起于盛唐开元以前，元代突破了以三峡为主的传播地域限制，南下到江浙地区。元末杨维桢首创西湖竹枝词，以西湖作为歌咏的对象。明、清两代，随余杭地区的逐渐城市化，文人对竹枝词的创作热情被激发，以西湖为主题的作品数量可观，从而奠定它在西湖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平民画图：民歌形式下的世俗百态
（一）休闲文化
西湖自古就是杭州人休闲娱乐的绝佳之地。元代杨维桢首创的西湖竹枝词大多是以西湖及周边景色为背景写作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西湖竹枝词已从对山水名胜的即兴歌咏发展成了对游览者与景色的同步展现，且将重点放在了游者行为和心理的突显上。
明清时期游湖之风盛行，并且是杭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和休闲方式。记录晚清杭州城民俗生活的《杭俗遗风》中有云：“春正二月，梅花大放，城中士女，坐船游赏。”张其昀《西湖风景史》中亦有言：“苏白二堤，夹道种植桃柳，二三月间，柳叶桃花，游人阗塞。”可见春日游湖之盛。
（二）农商文化
杭城自古是鱼米之乡，农业文明起源早且发展稳定。而重农的同时亦有“越之俗好贾”的说法。周密《武林旧事》载：其时杭州商业约有400余行，城内店铺林立，各类叫卖声不绝于耳，酒肆茶楼、教坊艺场、驿站旅舍，举目皆是。可见宋末元初时杭城的商业已经十分发达。竹枝词中较为集中的展现了杭城桑蚕、采莲等江南特有的生产民俗。
可见，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稳定的城市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杭城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竹枝词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宗教文化
江浙自古便是笃信鬼神之地，的情况本就极为普遍。而城市化的发展使民众的现世烦恼越来越多，宗教因此成为了各阶层的精神寄托和解脱之道。杭城中不仅出现了很多宗教场所，杭城百姓的日常习俗亦受到了宗教的渗透和影响。
从竹枝词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杭城佛事最为盛行，香客众多，有“今年喜煞三天竺，个个僧房酿酒增”、“梵宇庄严占翠微，千家粒食养缁衣”的现象。而频频出现的天竺、灵隐、慈恩等无疑是其中香火最为旺盛的宗教场所。竹枝词中描写的香客多为女性形象，所求之事大抵为求子、姻缘。
佛教的传播使得杭人从现世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安慰，这种力量也指引着他们形成了知足长乐、安然自若的地域性格。
二、文人执笔：融雅于俗的城市书写
（一）江南诗性的传承
江南人对诗性境界的追求，大抵可分为三类：“杭州士人的西湖游赏有三种诗性的境界，即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感时伤往的诗性政治境界和高朗静深的诗性空明境界，而这也正代表了江南生活的三种诗性境界，也可以说是江南空间的三种诗性境界。”西湖竹枝词中对这三种境界均有所体现。
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在爱情主题中得到彰显。西湖竹枝词中通过与西湖有关的意象，以女性的口吻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及对男子摇摆不定的批判。
（二）对“欲望”都市的融入
就目前学者对西湖竹枝词风格流变的研究来看，明代时竹枝词中写景、怀古的题材增多，代替了元代单纯表达男女情感的情诗，作品的地域性特色逐渐增强。到了清代，竹枝词的取材范围更加广阔，写景、怀古、歌咏风土等均成为清代竹枝词风格的一大特色。这种流变不仅与杭州城市化进程相照应，也与文人的创作态度有关。
在吟咏美景的同时，文人亦融入了寻常人家、市民百姓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也逐步趋同。由此出现了大量表现日常生活细节的作品，如范祖述的“孩儿押岁讨铜钱，快乐真如天上仙。
明清城市化进程中的西湖竹枝词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体现了杭州城市文学的通俗化与文人性的统一，也体现了杭州城市文化雅俗交融的品性。作为杭州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西湖竹枝词在展示当时杭城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杭城文化的历史积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