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地区农村现有的主要民俗艺术及特点
在湖北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被人们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民俗工艺和文化。例如红安的土家绣花鞋垫、阳新县的布贴、仙桃和鄂州的雕花剪纸、老河口的木板年画等。就阳新布贴来说，阳新布贴又名“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在深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上用做衣服的边角碎料贴成五彩斑斓的图案，再用针线沿边刺绣，呈现出漆黑点金的色彩效果。作品具有浅浮雕效果，用于装饰衣服鞋帽，布枕童玩等，常承载着母爱。其造型野逸不求形似，纹样众多，以寓意象征和心象造型。其组合构图不拘时空，天上人间亦或山禽水族皆可集于一局，极度自由。其取材民年间故事、民俗风情、戏曲人物，如观音座莲、金鸡鲤鱼、凤戏牡丹等图案。纵观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原始稚拙、浪漫遐想和强烈厚重的楚文化特征。阳新布贴取材方便，制作方法简单，造型构图不拘一格，色彩表现力强，非常适合引入到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当中。除了阳新布贴以外，湖北农村地区其他的民俗工艺也极具魅力，将这些民俗艺术应用到中小学的特色美术教育中，不仅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有利于学生的主观审美情感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
（二）湖北地区民俗艺术应用现状
在现在实行的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美术教材当中，已经开始将一些民俗艺术融合到课程当中。例如2010年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科书，其中的第八课要求学生用剪纸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十二生肖或自己的属相，可拟人化。在2013年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材中，《我们身边的美术遗存》一课要求学生自己去发现探索身边的民俗艺术，教师再将其中一些代表艺术给学生们进行欣赏以及分析评述。但是类似这样的课程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一些专业的素描训练以及名画赏析，可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是陌生而又晦涩难懂的。教材内容上，与农村孩子个性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简单划一，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致使农村孩子的知识水平与教材出现了断层现象。另外，教师在世纪教学中刻板枯燥，一味地加强绘画的技巧的训练，主要以临摹为主，让学生依照范画依葫芦壶瓢，学生学得被动消极、机械乏味，严重阻碍了其想象力和个性的发展。学生无法发挥创作精神，长此已久，学生的思想开始懒惰懈怠，就会演变成老师出示什么，学生就基本不动脑筋的画什么，致使他们对于课堂缺乏积极性，学习兴趣变得越来越淡然。
二、湖北农村地区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引用湖北农村地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其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可利用的、良好的资源和素材。那么我们在积极传承这些文化并且将其引用到美术教学中，是具有科学依据和全面要求的。
（一）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的契合
在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合乎我国美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的，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契合。美术教学资源的发掘和应用在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作为美术教师要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现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来教学。美术课程标准在叙述美术的价值中提到“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这里的“传承”、“交流”实际上指各个地区和不同种类的民俗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民俗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需要传承交流，这一点看来正是美术新课程与民俗艺术的最大的契合之处。此外，新课程标准将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阶段目标分为“欣赏•评述”阶段、“造型•表现”阶段、“设计•应用”阶段、“综合•探索”阶段。教师在指导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也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二）美术特色
教育中农村地区独特的条件在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特色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应该积极推广的。农村虽然在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等很多方面不及城市，但并不意味着美术教育在农村的实行就比在城市实行艰难得很多。相反的是，客观上农村的美术教育存在着很多优势，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就地选取教学教材资源的机会，富有生命力的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流传下来的的民俗艺术和工艺种类更多、技艺更完善一些。作为农村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是他们身边周围的、耳濡目染的、与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有民俗特征的东西，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从自己周边的事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先由此及彼的联想，进而转化为自由想象。教师应该有选择性地真实地展现本地的民俗艺术，并加以一定的转换，在农村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融入进去。
（三）民俗文化
引入美术教学的要求在将民俗文化引用到中小学美术教育课堂时，我们应注意一些要求。首先，湖北省内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依据当地的民俗艺术特点和实际情况教学，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俗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强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方法。美术教师应该突破瓶颈和限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发民间乡土资源，灵活运用现有教材。其次，同一地区不同种类民俗艺术有不同的特征，各类民俗艺术的文化背景、实践的复杂程度、素材可选择的范围等，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课程分为欣赏课和实践课，从而带领学生完成“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等目标。最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学生自身特点，因材施教，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当地民俗艺术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的作用民俗艺术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为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开阔了更宽广的空间。第一，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教学资源，在美术实际教学中可以收集到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及儿歌谚语等来更加形象生动的教学。民俗艺术通俗易懂，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朴素的美术教材。第二，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扩展了研究空间，有利于完成在民俗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方面、保护与传承方面以及借助民俗艺术如何促进中小学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探索。第三，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在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让学生们感悟到中华传统艺术的思想精神，了解中华文明，既将审美意识提高了，又让他们作为家乡人和中国人而光荣。第四，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美术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和创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朴质简洁的民俗工艺品，体现了装饰性和形式感，有着超越时空的想象，无固定死板的规则束缚，符合中小学生活跃的思维。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出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三、总结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摘要】宿迁以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形成了素朴的民俗文化，为立足服务地方的技能型高校美术，具有地域和资源等优势，把本土民俗文化整合到高校美术教育中正契合了双方协同发展的良机。本文将从民俗项目推进、开设民俗课程、民俗题材的美术创作、创新民俗文化课堂教学等方面阐述宿迁民俗文化在地方高校美术中的应用，旨在提升高校美术对本土民俗资源的运用领域与空间，构建地方与高校文化有机交融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关键词】民俗文化；民间艺术；高校美术；应用；教学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在长期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俗文化的总称，它具有民间传承性和共识性，涵盖了生产劳动、节日习俗、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宗教等范畴，是艺术创作和情感动力的源泉，也称为民间文化。地处鲁南和苏北交界的江苏宿迁就是别具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色的地方，这里是项羽的故乡，在一代代人民坚韧精神的创造下积淀了淳朴的民风和民俗，使这块千年古土更具历史与文化底蕴。由于宿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俗特性，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有别具地方特色的戏曲文化，如淮红戏、大鼓、琴书等，更有繁荣的民俗活动，如民俗庙会、民俗节日、贴门神、舞狮子、踩高跷等，尤其民间艺术领域是本土民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传承和运用价值，如云渡桃雕、民间泥塑、沭阳烙画、民俗服饰等，为地方高校美术教学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宿迁民俗文化和地方高校美术
随着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宿迁的民俗文化逐渐被新文化艺术冲击和掩盖，尤其是一些颇具历史价值的民间技艺正面临着传承人匮乏或流失的情况，尽管政府也倡导要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但仍鲜有人真正参与进来。这种情态下，本土高校美术院系首具参与优势，如宿迁学院、宿迁高师等，它们的美术理论体系较成熟，又兼备地域便利、人才资源丰富、美术师生素质全面等优势特点，理应契合注重美术专业学生技能能力培养的良机，真正把有传承价值的相关技艺整合到高校的美术专业建设和教学中来。我们可以引进这些具有传承和应用价值的民俗艺术，积极地参与宿迁的民俗活动，为高校美术的多元化教学、技能实践、创作题材运用等提供一线资源，还可以在弘扬传统民俗经典的同时，把散落的民间技艺升级为具有独立理论和实践体系的专业课程，从而优化和完善我们的美术教育教学体系。
二、民俗文化在高校美术中应用
宿迁以其独特的人文生态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本土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是既往历史和改造未来的民族使命。以民间艺术为主体的民俗生活是地域人文形象的特征，拥有丰富的内涵和文化底蕴，对高校美术的造型艺术、工艺技术、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参照和应用价值。如何让本土民俗文化艺术真正与地方高校美术产生有机交合，如何在应用中产生良性互动和各自价值的提升与体现，是我们不断思考与推动的课题。
（一）加强民俗项目推动力度
民俗文化的类群很多，要过滤出适合高校美术教育运用和发展的门类是一项系统繁杂的工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系统的调研、分析、归纳，高校美术职能部门是主动方，要有政策导向、项目资金支持、人才资源分工、项目研讨、实践总结等环节，这就需要官方的支持和推动，以保障宿迁民俗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以目前状况看，尽管宿迁的民俗文化艺术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但偏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普遍应用的代表性项目，如云渡桃雕工艺、传统绘画等。另外，高校美术还未真正从传统的理论模式为主的教学思路中跳出来，这就约束了双边的发展。因此，在高校职能部门推动的同时，要增强教师对本土民俗的了解，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和认识，提高民俗文化的纵向传递和空间扩布的力度，为传承民俗文化、完善美术教学体系和多元化知识结构打下基础。
（二）开设民俗艺术课程
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和运用是一门具有现实性实践意义的课程，是关乎民族文化能否较好延续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把民俗艺术的相关课程纳入高校美术教育体系中，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提高文化责任感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我们可以开设“宿迁民艺概论”（包括宿迁民俗文化艺术概述、民间艺术门类、代表艺人、代表作品、作品赏析等内容）、“民间艺术实践”（以理论课程为基础，并把传统的教育实践课程转换为民间艺术实地实践，师生共同参与，民间艺人亲授技艺，以此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民间工艺美术”（了解宿迁的民间工艺美术门类，理论、实践、考察环节）等课程，还可以开设选修课程。因为民俗艺术课程与我们传统美术课程都有知识的关联和交叉，但民俗艺术的低调和世俗性往往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是民俗艺术主要流行民间的重要因素。其实，民俗艺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知识，是最具生活性和人文情感的艺术形态，开设民俗艺术课程可以让我们回归现实，并立足于高校美术的视角对传统的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延伸，从而实现美术课程模块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与体系的完善。
（三）民俗题材的美术创作
列宾曾说：“只有在自己土壤中成长的艺术才能得到透彻和充分的理解。”历经千年积淀的宿迁民俗是地域性文化的经典，与现实生活和民众精神紧密相连，我们理应立足和挖掘人们喜闻乐见的本土民俗文化资源，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应用于美术创作中。像宿迁的民间传统节日、庙会、礼仪、历史传说、地方戏曲等均可以作为我们美术创作的题材，其传统图案符号和样式都蕴含着美术造型、透视、色彩、语言、形式等元素，不仅能给我们带来视觉审美体验，还能激发我们的艺术创造力，这是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性魅力所在。在本人指导的美术生毕业创作中，我鼓励学生创作有关宿迁民俗文化和艺术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宿迁的古建（乾隆行官、项王故里等）、民俗活动（赶庙会、踩高跷、舞狮子等），还有借鉴民间泥塑和沭阳烙画的绘画元素等。在实地考察和调研中，这些饱含地方风情的民俗文化为我们的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传统的图形和色彩来表达我们对宿迁民俗文化的质朴情感，作品的语言和形式更有情趣和内涵，是我们创作的源泉。
（四）创新美术课堂教学模式
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向现代、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我们应该大胆改革传统的高校美术课堂教学模式，让民间艺术和艺人进入课堂教学，这种做法在一些职业技能教育类院校的设计领域有所尝试，但高校美术教育中未加推行。我们普遍的观念是民间文化和艺术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不能应用于专业教学，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例如，宿迁的非遗项目“云渡桃雕”、“沭阳烙画”、“民间泥塑”、“麦秆画”等都有传承艺人和作品，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如果将这些民间技艺变成课程教学，让专业教师在理论上予以阐释，让民间艺人进行技艺流程示范，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无论它作为独立课程引入，还是以相关学科的融人性教学，都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此，本人了解和拜访了云守阳、汤征、郝钧等民间艺术大师，亲睹了一些作品和技艺流程，并与之探讨民艺课程化的问题，达成了艺术交流合作的意向，为双边融入铺设了基础，对传统文化与高校美术的协同发展意义深远。
三、结语
宿迁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形成了素朴的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和技艺与地方高校美术对接，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必然，对文化的传承和高校美术教育特色化体系构建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合理运用本土民俗文化资源，以多元化形式引入教学和学习，在感受地方文化亲和力的同时，既能增进美术专业学生对宿迁民俗文化的感识，还能提升我们的文化认同感，更能提高我们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造力。
注释：
科研项目：本文系宿迁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宿迁民俗文化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应用研究”的成果；宿迁学院教改课题“美术专业技能应用型特色教学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人们对民艺的关注随着“民俗热”、“民间美术热”、“回归寻根热”的社会思潮而此起彼伏，一些有关介绍评介民艺现象、民艺作品、民间艺人的文章和画册不断涌现。人们从约定俗成的民间美术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做了大量收集、整理等资料性的基础工作，全国相继成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和“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各地也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民艺研究所、陈列室及专业研究团体等机构，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艺术和民间美术博览会、研讨会，艺人展演活动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民艺的重视程度。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却带给我们许多思考，人们在关注民间美术现象的同时，对民艺的基础理论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如何从学术方面完善民艺学科的研究，似乎有些受冷落。如此看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应该加强民艺学的学科建设。如同其它学科的建立一样，民艺学需要从基础研究入手，通过发现、发掘、考察、调研、采风及个案分析、分类研究、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从而进入民艺学理论的广泛学术领域。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建设历程中，我国几代学者付出了艰辛，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目前提出建立民艺学的学科问题，应该说已具备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民艺与民艺学的内涵
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既不等于艺术学，也不是民俗学或其它学科的附属，但又具有相关这些学科的“艺术”和“民俗”及其它成分，应是一门独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人文科学。虽然民艺学的研究对象以民间美术为主体，但我们为什么不沿袭现在习惯使用的“民间美术”或“民间工艺”之称谓，其目的就在于增强“民间美术”的文化及生活内涵，强化它的社会学意义，不作单纯的狭义解释。人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从艺术本体着眼，而忽视了民艺学的“民”之内涵和“艺”之特征。如果我们按美术的概念来解释民间美术，往往限制在形象、形态、形制方面而不能超越，作为民艺学意义的民间美术的存在，反而失去了它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民艺”的概念更能充分概括作为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民间美术”，更贴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概念。研究民艺当然仍然离不开民间美术和民间文化及民俗生活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提倡用多学科的视野，建立民艺学的学科体系。
“民艺”，按字面训诂，“民”可解释为“民间”、“民众”、“平民”、“人民”；“艺”可解释为“艺术”、“技艺”、“手艺”、“工艺”。从“民艺”一词字面的直接解释，其内涵与一些约定俗成的名词相接近，但与民艺的定义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民艺”可以理解为“民间艺术”、“民俗艺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文艺”、“民间技艺”、“民间手艺”、“民众艺术”等等。但是我们所研究民艺学之“民艺”，并不是这些字组的缩写，从某种意义上又融合了它们的内涵，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民艺更贴近“民众艺术”，从民俗学的角度侧重“民俗艺术”，从艺术学和工艺科学的角度更体现“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和“民间技艺”的特征。可见民艺是跨多学科的一门科学，它的内涵与外延是建立在多学科研究之上的，单纯从字面字义上确定其民艺的概念是不严谨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把民艺解释为“民众的工艺”。现代日本学术界一般把民艺、民俗、民具作为三个学科并列，民艺是“民众艺术”（Folkart）的略称，或作为“民间工艺”（Folkcraft），民间手工艺（Folkhandicraft）。柳宗悦曾在其代表著作《工艺文化》一书中明确阐述了民艺的性质和界限，将民艺与贵族工艺、个人工艺相对立，他列举了民艺五个方面的特征：（一）为一般民众的生活而制作的器物；（二）迄今为止以实用为第一目的而制作的；（三）为了满足众多的需要而大量准备着的；（四）生产的宗旨是价廉物美；（五）作者是工匠。按此限定，日本对民艺概念的理解及研究，其范围比中国民间工艺还要小，与我们所涉及的民艺学研究范围相对比较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在欧美等国家，对民艺的研究侧重传统形态的民俗艺术、民族艺术和现代形态的通俗艺术诸门类，一些学者更注重采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及现象学等学科来探究民艺的人文特质。英国学者阿伦·邓狄斯（AlanDundes）将民间艺术列入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民俗学家班尼(ChaHotteSopniBurne)也将民间工艺列入重要学术地位，但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对民艺的关注最初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俗界，当时由钟敬文先生等一些民俗学家在“歌谣周刊”等刊物发表一些有关“民间图画”的文章，但只限于民俗现象中的民艺品类，由于研究方向的差异，没有将民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20世纪40、5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受到空前重视的时期，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需要，民间文化与大众的、通俗的、普及的宣传手段相互联系在一起，民间文艺似乎占据了文艺的正统地位。相继提出了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美术等称谓，但并没有从学术地位上将这些学科给予确立。在同时期的学术界，我国一些从事民俗研究、美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作为具有学术价值民间文化的民艺研究，民艺和民间美术学科的创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从理论上确立，张道一先生曾在“中国民艺学理论研讨会”发表了《中国民艺学发想》这篇具有民艺理论建设性的论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民艺学科建设问题，并从民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宗旨及民艺的分类、成就、比较研究和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它的学科构成。他指出：“民艺学侧重于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同劳动群众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种种特点和规律。一般来讲，历史上的民艺现象多是与民俗相联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民艺已经离开了民间风俗而独立发展。”①张道一先生不主张把民艺学划入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提出应建立中国式的民艺学体系。他主张研究民艺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关键在立论上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本论文的宗旨也体现了这个原则。
（二）民艺的分类
民艺的分类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艺术性的；其二是民俗性的；其三是生活性的。我们一般采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分类方法，或给以综合。显然，民艺的学科特征就显得有些淡化，对民艺学的研究缺乏其针对性，所以说，民艺的分类应是民艺学所涉及的重要课题之一。
广义的艺术分类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电影等，狭义的艺术即指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和书法，如果简单的冠以“民间”来解释民间美术，即为民间绘画、民间雕塑、民间建筑、民间工艺，而作为民艺的民间美术所涉及的内容、观念、品类、特征又远远超过了这些分类的内涵，我们之所以不沿用约定俗成的“民间美术”的概念也在于此。因为在分类方面往往造成概念的生硬套用，例如，民间绘画有塑作的成分，民间雕塑又多以绘画装饰，它们无法严格的区分，也就谈不上分类。西方的艺术分类形式，有其科学性，但只限于他们的艺术形式，对中国民艺的确无法概括，也就是说，西方的艺术分类是以艺术形式区别的，而中国的民艺则更体现出艺术的内涵、民俗的过程和生活的体验，所以它们之间有着分类方向上的区别。如果按民俗学的分类形式，往往以民俗事象中的艺术品类为依据，形成了简单的礼仪民艺、节令民艺、生产民艺等以民俗活动为主体的形式，没有脱离民俗学自身的范围，带有较强的附属性。如何将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分类形式提炼出来，重新打破组合，按民艺所具有文化性、艺术性、生活性、民俗性的规律加以有序分类，应是民艺学所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否则将有碍于研究的深入。
当然，学科的分类既是对一个方面的主观规定，有其局限性。民艺学本身就带有多学科的交叉性质，如何寻找一种民艺特点的分类方法，我国一些学者根据本学科的优势，提出了一系列的分类方式和原则，为民艺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也是民艺分类的重要参照。
民俗学者认为：民间艺术是民俗多功能、多方面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民间美术作品也包含着深刻的民俗观念。张紫晨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民俗的直接需要，它来源于民俗，是民俗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大多受民俗活动或民俗心理的制约，民间艺术是民俗观念的载体。”②这种观点强调从民俗意识入手研究民艺，强调民俗的题材及功用功能。
从艺术学的角度，强调造型艺术的特点，从作品的分类上，采用综合分类方法，即不严格从某一尺度，而是依据作品的性质、多寡和主次分作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作了如下分类：③
①年画花纸（包括在春节张贴的喜庆故事画、吉祥寓意画、风俗画和用木版印刷的彩色墙纸、喜庆包装纸等）；
②门神纸马（包括在春节张贴大门上的门神，居室房门上的吉祥画和民间各类木版神像、祖师像等）；
③剪纸皮影（包括剪纸的窗花、喜花、门笺、鞋花、枕顶花和各路皮影）；
④陶瓷器皿（包括各地的瓷器、陶器、沙器和砖陶等用品）；
⑤雕刻彩塑（包括木雕、砖雕、石雕和泥塑、面塑等）；
⑥印染织绣（包括蓝印花布、彩印花布和刺绣、桃花、织锦等）；
⑦编结扎制（包括竹编、柳编和灯彩、风筝、纸扎等）；
⑧儿童玩具（包括泥、陶、竹、木、布、纸等材料所制作的各种玩具）；
⑨其他（以上八种不能概括，而很有艺术特色者。）
从生活的角度，张道一先生将其分类若干种；（一）衣饰器用；（二）环境装点；（三）节令风物；（四）人生礼仪；（五）抒情纪念；（六）儿童玩具；（七）文体用品；（八）劳动工具等。④
采用民俗事象和艺术风格作为综合分类的依据，强调民艺的人文特征的因素，从民间美术诸门类入手，注重民艺的观念、民俗的用途和艺术的样式诸多成分，使其分类更具有综合学科的特点。张道一先生又把民间美术分作三大类属。第一类是以欣赏、装饰和点缀生活环境为主；第二类是结合了民间传统仪礼和岁时节令；第三类是以日常生活实用为主。这种类分方法更贴近于作为民艺学的分类。
二民艺学的学科体系
一、民艺学的学科构成因素
我们所研究的民艺学，严格意义来讲属于中国民艺学的范畴，其学科建设才刚刚起步，一些相关的学科结构还未形成。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收集民艺的实物资料，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组织地域性采风活动，撰写了有关民艺品类的年画、剪纸、皮影、木偶、玩具、印染、刺绣、器用、民居等专题论文。这为民艺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对象。
民艺学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这是因为：其一，民艺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是近现代的，但大多数样式、形制、内涵、用途都是传统文化生活的遗存，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民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辉煌的一页；其二，民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很多有创造性的理论，有的散见于典籍文献，更多的采用艺诀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而民艺学科的形成，对民艺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结已有的民艺理论，从而发展作为民艺学的学科理论；其三，我们之所以把民艺采风作为学科的构成因素之一，其原因在于，民艺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单纯的造型艺术，而是涉及到民俗过程、生活过程和生产制作过程等文化现象，对于它们的研究，必须通过民艺采风的形式，才能真正地体验民艺的精神内涵。
民艺的历史：是以民艺的发生、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它可以从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地域的角度、门类的角度及综合性的视野展开通史的研究，例如“世界民艺史”、“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国民间工艺史”、“满族民艺史”、“长江流域民艺史”、“晋南地区民艺史”、“鲁西南民艺史”等为研究对象。或以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民艺发展为线索。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如我们目前有待研究的“先秦民艺史”、“宋代民艺史”、“明清民艺史”、“近现代民艺发展史”。还可以从民艺某一门类入手，进行专业史的研究，例如“中国民间玩具史”、“中国民窑陶瓷史”、“民居发展史”、“傩戏艺术史”、“民间剪纸史”、“民间脸谱绘画史”、“民间刺绣史”、“民间皮影史”等课题。民艺的历史是对具体民艺进行历史性的分析与评介，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成因、文化传播、民族心理、审美心态及技艺手段和艺人劳作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判断，以史证的态度和论据，总结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民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价值。
民艺的理论：我们所指的民艺理论有两层涵义。其一，以民艺的基本概念范畴、基本原理规律以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为研究对象；其二，是以民艺技术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以民间技艺品诀、典籍文献及有关民艺的理论等为研究对象。民艺的基础理论，不是研究民艺个体现象的理论，而是以民艺的历史和民艺采风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民艺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为民艺研究提供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基本方法，它应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而民艺已经形成的理论，大多来源于民艺本身的经验总结，或出自于记录民艺思想的历史经典或艺诀，所以说这方面的资料补充了民艺基础理论之不足，一些技艺口诀，历史的史证记载都不是概念性，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和综合性的经验性理论。例如先秦经典《考工记》，明代巨著《天工开物》及有关中国手工业的资料，都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参照，一些理论的框架可以充实民艺基础理论的内容。
民艺在文化传播、经验传授、技艺交流各方面有其自身的规律，民间技艺口诀和工艺典籍中不乏有些精辟的哲理，它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民艺的理论基石，在创立民艺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同时，以这种基石为基础，将对重新认识民艺更有价值。
民艺采风：是民艺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形式，也是最基础的学术取向，我们之所以把民艺采风的形式列入学科的三大构成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它对民艺学的构成起着比“文献研究”更广泛更贴近研究对象的作用。民艺采风的形式是民艺学家对民艺现象研究所采用的最普遍的方法之一。一般情况下，民艺采风包括对民艺现象的考察、调研、收集及专题研究，这种研究形式在目前较普遍，也是民艺史和民艺理论研究的基础补充。它为了解民艺的分类、功能、传承以及人文现象起到最具实据性的参照，对今天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是民艺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也就是说，民艺学的采风形式，是研究民众文化及产生、生活相关民艺的现象学。民艺采风即对民艺个体及事象的关注，作为一种研究形式，首要的是占有资料，分门别类的给予整理，它体现出的两种取向，其一是资料决定研究方向，其二，是研究方向确立资料的选择。前者是占有的主动，后者则表现为选择的主动。我国一些专门从事民艺与民俗、民间年画、民间玩具、民间剪纸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过多年的民间采风，收集了较系统的、全面的实物资料，并结合这些资料展开对某一专题的研究。他们从民俗的功能、区域文化、艺术风格、制作技艺等民艺人文性表征中进行比较研究，体现出对资料的占有优势，这对民艺理论研究包括对整个的中国文化艺术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而首先确定对民艺本身的研究方向，有重点的选择利用民艺资料，有目的展开一些采风活动，将更有效地体现出资料选择的主动性。总之，民艺采风的目的是结合民艺基本理论来阐释民艺的个体现象，无论从个别或从整体出发的民艺学科研究，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民艺与民间文化、民俗的概念有其一致性，民艺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民艺的现象而透视烟波浩渺的文化可见一斑，通过民艺采风的基础研究，可以获得民艺学科的最为务实的论据，从而构建民艺学科。
二、民艺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民艺学科是建立在相关学科之上的。这是因为，作为民艺的艺术形态和民众阶层有着双层制约，其本身就带有交叉学科性质。况且，我们所指“民”和“艺”又并非是民俗学和艺术学的合二为一的复合体，而是更趋向人文的特征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多层内涵。张道一先生曾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⑤
关于民艺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目前存在较大的疑虑，问题不在于学术界是否愿意建立，而在于这个学科构建的基本因素是否健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学科必须具备基本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构成因素，否则，就要依据其它要关学科进行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民艺学”在我国的提出还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作为基础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只不过人们一直沿用“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的概念，即使是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现象、分类、个案的层面，或是对一种门类的历史、题材、分类等进行系统或单一的探讨，在若干次全国性民间美术研讨会上，大家仍以介绍民艺品类为热点，或冠以现代形态的研究。而作为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的学科建设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这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尽早使“民艺学”在学科上得以成立，同时应该借助于有关学科补充自身之不足。
民艺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民艺学应属社会学的学科范围，社会学（sociology）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于1836年创造，其意义为研究社会的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最早传入我国是在清代末年。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构成、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民艺学的研究对象也离不开社会的各种因素，如民众的阶层、民族的差异、行帮行会组织、民艺的社会功能等与社会学密不可分。任何一个民族，处于它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具有着形态不同的社会因素，民艺学家应从社会中汲取博大的视点。从社会的发展中，着重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生活、民俗生活、精神生活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独立的或交叉的民艺社会学领域，以补充民艺学学科构建中社会学的有益成分。
民艺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民俗与民艺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的，由于学科的侧重点不同，或并列或兼容。民俗学与民艺学之间有着其它学科难以企及的不解之缘，民俗具有着民艺的机制，民艺具有民俗的功能，二者在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上有着共性特征。民俗学（Folklore）原意为研究文明社会古代文化残存物的一门古代学和历史学，属国际性的人文科学。现代也有学者称“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出现近一个多世纪，而在我国“五四”时期才由国外引进。作为民俗对象的存在，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但“民俗”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却较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用“风俗”这个词，孔子曰：“移风易俗”，古人对风俗也有解释：“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也就是说“上之所化”就是上层，所传下来的一种教化性的东西，有种推广的意义，象风一样。“下之所化”即下层所接受的上层教化的东西，或是下层自我教化的东西。⑥那么民俗或风俗即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作为民艺的对象也如同民俗的传播形式一样，有其民众的广泛性。民艺学虽然不应是民俗学的附属学科，但在研究对象上有较大的共性特征，这两个学科本身就是相互依存和血肉关系。研究民艺学如不借助于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将显得空泛，同时民艺学所研究的对象自然也就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也意味着民俗学自身的发展。
民艺学与艺术学的关系：从字面来看民艺似乎属艺术学的分支，如果说我们把民艺作为一个具有交叉性和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对待，那么民艺应是艺术的一个层次，而且它又跨越其它学科，它们之间不应是简单的隶属关系。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因素为民艺学的建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艺与民俗表现为运动的关系，民艺与艺术则表现为形象的、可视的静态关系，前者注重社会的意义，后者则体现文化的内涵。所以说，艺术学将成为民艺学在学科分类、审美对象、艺术形态等各方面的重要参照，虽然艺术学不等于民艺学，但民艺之“艺”应该具备艺术学的文化内涵。艺术学有它自身的特征性和交叉性，而民艺内涵更为复杂，两者虽然相似或相近，但都存在着共同的矛盾。如学科分类问题，学科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学科之间的并列与交叉界限等问题，这也是同类学科的研究难点。
民艺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民艺学除与上述学科有着直接的关系之外，还与哲学、科技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民艺学作为文化的体裁，它具有着社会变异的因素，与古代文明史相关联的共性，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同步或有同等位置，并与历史上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民艺学之所以同众多的学科发生着联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创物的“民”，与“物”的艺及受物者的民，是人文科学的体现，这种辩证的创造与被创造及受物者三者的关系，表明中国民艺作为造物的艺术，带有浓郁的哲理与思辩。只有弄清楚这些众多学科与民艺学之间的关系，弄清多学科的交叉点，才能有的放矢地将民艺学科构建得尽量符合科学体系，形成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而独立的学科三民艺学的研究方法
（一）民艺学研究的方法构成
如果我们把民艺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来对待，那么就必须改变以往仅仅对“民间美术”狭义的理解，把对民艺学的研究上升为学科体系来认识，并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和个性特征，形成适合于研究民艺的正确方法。现代科学的成立往往是建立在方法概念之上的，“狭义的指科学研究的主体把握对象的途径、方式、手段等的总和。同时，因为这些途径、方式、手段又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理论相联系，所以，理论也就具有方法意义，广义的方法概念即指科学化和理论化的实际运用。”⑦科学研究的方法按其规范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民艺学的研究，可以参照哲学的观点构建理论框架，从专门的研究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从而把握学科研究的严谨性。我们根据张道一先生的民艺学观，将研究方法分为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和专题研究四个方面。⑧
综合研究方法：必须以哲学的思考，勾画出民艺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学科的研究方法。民艺学是一个跨多学科的综合体，没有哲学的理论思考，就不可能了解其它学科与民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为社会意义上的民艺，它是哲学的，是生活的，是文化的，也是艺术的。其民众阶层也是多元的，变化的，它既是社会的民众。历史的民众，也是作为阶级阶层的民众，其意义无法用一个概念来包括。综合研究的方法可以打破交叉学科之间的限定，将有利于民艺自身学科框架的充实和加固。另外，除对艺术本体研究之外，对民艺相关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承传因素、习俗因素以及民众审美心理的取向，都是综合研究所涉及和研究的课题。人文学科将促使民艺学科，不仅仅在艺术的圈子里打转转，而且向学术的深度和广度进取。也就是说，综合性的研究将打破单学科的约定俗成的戒规，使民艺学步入人文学科的领域，同时用哲学的观点提出民艺学的整体框架。
分类研究方法：目前，民艺学的基础研究仍很混乱，对分类研究课题不明确，缺乏方法的指导。我们认为分类研究的方法，首先要解决民艺整体与具体的关系，单纯解决理论思考仍不能使研究课题进一步的深入，必须加强民艺学科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民艺的历史研究，民艺的理论研究；民艺的采风形式的研究，它们都是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类研究方法的角度很多，一般情况下可以从纵向和横向的两个方面着手。就其分类研究对象来讲，可以分成若干个层次：“一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排比分类，写出调查报告，二是根据若干等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写出单项的研究论文，或侧重于某一类属，或侧重于某一地区，或侧重于某一问题；三是在高层次上作大的综合思考，探讨其原理、规律、以及其它具有共性的问题。”⑨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分类研究的必要性，也就使得有计划之分工，在学科上构建出更合理的结构。
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对比和类比两种基本形式，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民艺学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作为民间文化或民间生活而存在的民艺，无论在社会构成，艺人分工，艺术样式及风格上，都存在着可比性的对象。从历史的民艺、阶层的民艺和文化的民艺三个方面寻找出民艺和非民艺之对比，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不是高低之分，而是在本质意义上的差异研究。民艺有它朴素的风格，宫廷艺术有高贵的显现，而文人艺术则更体现雅士的风采。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缺乏比较的方法，使之理论有些偏颇。所谓阶层的对立，艺术的分化，关键是文化比较研究之结果。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将民艺与“贵族工艺”和“个人工艺”相对称。钟敬文、张紫晨先生把文化分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或民族基础文化。张道一先生主张，民艺在古代相对于贵族的宫廷美术，士大夫的文人美术，佛道等宗教美术而言，在现代则相对专业美术家及其创造而言。比较研究可以解决本学科难以处理的问题，培养研究者们学会用反正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研究对于民艺学在学科分类方面、学科内涵和处延的确立方面，学科与学科的比较方面，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专题研究方法：专题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对象的专题或专门研究。如民间年画的题材研究，民间玩具的审美研究，民间戏曲脸谱研究，民间剪纸的风格研究等。二是借助于其它学科进行的专门研究。如民俗学与民间美术的关系研究，民艺的社会学内涵研究，民艺的人文特质和民艺的美学思考等研究课题或方向研究。民艺学的专题研究对象比较明确，它不象哲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视的或静态的或动态的形象。目前国内研究者一般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二）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
关于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研究者们更关注于民艺现象的探讨，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学术取向，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现象研究；二是作为生活整体的过程研究，民艺区别于其它门类的民俗事象和艺术现象也在于此。简而言之，民艺既是作品，也是生活过程。例如我们对民间刺绣的研究，以往只注重它的造型语言、色彩及题材内涵，而忽视了它是作为荷包的刺绣还是作为服装饰品的刺乡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它在实用过程中，在用于民俗活动中，在与人与物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它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意义上的刺绣，而是民间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民艺与纯艺术研究的区别之处。由于没有重视艺术取向的研究，所以造成了与纯艺术混同研究的现象。作为文化的民艺它体现出艺术的特征，这两种学术取向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学术取向上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有利于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对民艺学的研究和把握，更明确地理解民艺的概念和内涵。
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研究：我们在以往民艺研究中，已确立约定俗成的概念，即“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其实对于文化现象的民艺来讲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因为，作为文化现象的存在，民间美术（或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它是最直接的，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可视形象（或现象）。作为文化而存在，它表现为符号的载体，通过形象的语言展示出一种文明的成果，它具有着形象内涵和表征的文化意义。这种研究形式首先是收集资料。进行有序列的研究或品种的分析，或功能的分类或艺术的分类。这些资料来源的形式决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又决定着研究的方法。因为这种学术取向所关注的是民艺现象的主体，是作为艺术作品的民艺，它的文化形态限定了民艺的来源，可以不考虑民艺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功能因素，是一种以审美为准则的取向。
另外，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研究其目的在于，由艺术形态的民艺去解释生活中的民艺的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它起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作用，由一种民间艺术品类去分析其它的文化内涵。例如对民间玩具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仅把它视为具有单纯的玩耍功能，而是从儿童娱教、驱邪等作用上来解释，于是我们才知道民间玩具不仅具有玩耍的功能，还具有更深的文化含义，这样可以由儿童玩具认识到与它相关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发现创作者的审美取向和授用者的审美心态，从造型的角度、文化寓意的角度重新去审视它。
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研究：民艺既具备艺术形态，同时又具有民众活动的内涵，在研究民艺学术取向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研究。民艺是民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无不发生着联系，它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诚如民间祭礼活动的神像、供品、供具；生活起居的家具用品、生产劳动中的工具；游艺活动中的面具、道具及装点生活之年画、窗花，这些都是民间生活的缩影。我们之所以把民艺看作是生活的整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民艺不仅是静止的艺术现象，同时也是具有生活意义的和存在意义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包括民艺的制作、操作、演示、展示等多种功能。例如，民间祭祀活动中的神像（或彩绘、木版印、雕刻、塑作）其应用意义远远超过作为艺术制作的意义，它之所以以艺术的形式出现或流传，首先是它具有着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性，其次才是艺术的作用。在祭祀民艺中的供品更是如此，一些祭典祖先的神灵的供品有的采用面塑、糖塑、食品雕刻制作的，有的则是平时百姓食用的食品，只有祭祀礼仪过程中，它才真正地显现出作为文化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内涵。如果不赋予它们这种过程，它是与艺术无缘的，只是作为食品而存在。也就是说，生活的民俗过程决定着文化意义的存在。再加我们祭祀先辈的纸扎，其造型和色彩是另一个世界的写照，它象征着亡者到阴间所享用的富贵之物，它虽然是象征富贵的纸作，其象征的内涵还不仅如此，只有在隆重仪式中，将纸化为灰烬，才真正体现出纸扎这种民艺载体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只对纸扎的形制进行研究，它只能作为纸扎材料的造型艺术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民艺。总之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应该从民艺与民俗、社会与自然及人生的关系等各方面来探讨民艺的属性和意义。如果说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所关注的是艺术本体的话，那么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的研究，则关注人的主体性，前者注重文化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对生活的关注。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上可互为补充。
注释：
①张道一《美术长短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张紫晨《民俗与民间美术》16—1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③张道一《美术长短录》286页。
④同③
⑤张道一《中国民艺学》第156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⑥同②第16页。
⑦胡有清《文艺学论纲》第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关键词：民俗雕塑城市文化艺术个性
Abstract：Every city is the product of history with their special and individual historic traditions and folklories .The urban development needs folkloric sculpture to show their characteristic,just like a melodious serenade in modern urban life.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showed inthe proverb of “hundred miles different vulgar,great distance not unison” , should be represented in the creation and language ofsculpture .
Key Words：Folkloric sculpture,city,culture,artistic individuality
在我国狠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形象塑造是不能仅仅以经济指数的高低作为惟一标准的。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造商业街，努力将自己的地理文化、风俗文化，通过雕塑的形式向观众、游人推介，以提高自己城市的文化品位、环境品味，这在提高人们的素质方面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然而，笔者看到，西北某一大城市不久前在报刊上发表了《正在建设中的步行街的民俗雕塑设计方案》，并征求广大市民意见。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和城市建设的热心者在仔细观看了这些方案后，我感到忧虑和失望。从方案中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民俗雕塑设计和其他城市民俗雕塑一样存在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利益的驱动或某些原因， 雕塑创作人员对民俗雕塑语言的现代化探索不够，对西方雕塑的民族化转换认识不足，其作品不仅不能在世界艺术格局中确认自身，也不能被民族文化所认可，造成民俗雕塑千雕一面，千城一雕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大大阻碍了城市的民俗风情文化的传播，会对城市的形象工程大打折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民俗雕塑是艺术品，必须具备艺术的独特性质。
民俗雕塑的形式应和内容相统一
民俗是地域性很强的风俗习惯。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同时，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需要，经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一致性，这一致性便是民俗的真实写照，它平凡朴实，却集中了衣食住行等“生活技术”的精华和智慧。艺术之根源于生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应以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需要什么样的相应形式来表现。内容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形式则作为内容的存在方式，内容好而形式不美的作品往往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历史上留下来的好作品其艺术形式都是引人注目的，完美地反映了内容，艺术美在形式，生活美在内容，民俗雕塑形式美的问题的确应该让雕塑家和城建设计家们去探讨。中国传统艺术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是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完整艺术体系，包括学养、立意、气韵、经营、程式、风格等一系列艺术创造的经验和理论。这些经验和理论，既符合一般的艺术规律，又独具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较之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不仅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赞赏。中国艺术作为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之一，长期以来对世界艺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就在祖先艺术成就的光环下，就在孕育中华文化的沃土上，我们在很多城市建设和民俗雕塑设计中却放弃了我国文化的优秀本质，民俗雕塑不考虑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生搬硬套地给类似西方式的雕塑穿上了民俗的外装，并没有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风情、文化特点而生吞活剥，相互照搬，使本该具备地域特点，本该百俗斗艳的民俗雕塑在形式上单一化、概念化，丢失了民俗雕塑的特殊性和艺术性。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民间风俗，城市的发展需要体现着各自特点的民俗雕塑，它是城市现代化生活中的一支悠扬的小夜曲，“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音”的特点应在创作中和雕塑语言的表现中得到体现。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形象需要能够反映代表自己风貌并在内容和形式上相统一的民俗雕塑，而不是从其他城市借来的，更不是洋人西格尔和米开朗基罗的。我们企望看到从自己家乡本土文化中走出来的民俗雕塑，从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民俗雕塑，它姓“中”不姓“西”。
民俗雕塑必须强调个性和特色
目前我们看到的许多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都不突出的民俗雕塑。一件艺术作品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如果缺乏独特性，也就谈不上民族风格，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缺乏独特性，也就没有个人风格。独特性是优秀艺术品的重要的一面，独特性是艺术家长期积累的学养和艰苦努力的结果。中外优秀艺术作品几乎都是如此，它还反映了艺术家的“德、才、学、识”。作为一个有作为的雕塑家，都应把艺术独特风格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我们的城市迫切需要具有学术价值的，雅俗共赏的民俗雕塑。纵观西北这个城市步行街民俗雕塑的设计方案，我认为方案中的雕塑很明显没有弥补这个省的民俗雕塑艺术在学术上的空白。具有学术价值的雕塑作品，首先应该具有鲜明特征，体现出全面而宏观地对历史的思考和创新精神。而这些所谓方案中的雕塑如建成后除了在城市占大量的空间，还形成和外省市的雷同趋势，使我们走到哪都能看到类似形式和内容一样的民俗雕塑，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悲哀,也是我们城市建设的遗憾。这些方案的设计者，丢弃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仅画几张草图便向社会征集意见。据报上讲，其中《飞天神韵》人气竟高达到95%，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凭艺术家的良知，首先应该把重心放在出好作品上，而不是哗众取宠，老百姓需要优秀的艺术作品的影响和引导。民俗雕塑应以自己的审美、教育功能来提高百姓的审美素质，以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进程。
关键词：民俗艺术；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93-02
民俗艺术，是指民间形成的非实用的、可供人们当作文化欣赏的各种技艺。主要包括像说唱一类的口头文艺、舞蹈、民间音乐和戏剧，以及像绘画、雕塑、剪纸等多种造型艺术形式。民俗艺术是与生活最直接的触点，始终保持着艺术本原的质朴和纯真，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协调着人们的生理情感与社会尺度之间的关系，构筑着劳动者的精神世界。
一、广西民俗艺术课程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地方课程是相对于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而言的。一般是指各个地方自己开发、设计、实施和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的课程。国内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和改革基本遵循“面向本土、来自本土、服务本土”的原则，利用当地的教育资源，重视省情教育和当地文化教育，分为“通用课程”和“专题课程”，以选修课和必修课两种形式实现。如湖南省在人文精神地方课程中设置有湖湘文化，在实践能力地方课程中设有民间体育课程，河南省自主开发管理的地方课程中包括省情教育内容，辽宁省开设辽宁工业与经济课程、辽宁体育与艺术、辽宁民族等课程，山东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本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点优势开设齐鲁文化课程，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突出地方课程的地域性、本土性和针对性、实用性等特征，弥补了国家课程的内容不足，开阔学生的视野。广西民俗艺术课程作为地方课程资源，成为校本课程和国家课程的有效补充，在课程开发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思想观念陈旧，对已有地方课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充分，不够深入，丰富的课程资源未能被充分发掘出来。广西少数民族众多，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各地都蕴藏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它们是构成课程的潜在材质。以往的课程活动却忽略了这点，至多也仅是在“乡土教材”的层面来理解它，多流于形式。缺乏地方课程开发意识和能力，习惯于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计划进行课程管理。二是对民俗艺术课程理解深度不够，课程开发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地方课程开发的价值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涉及课程资源范围狭窄，缺乏民族地区特色，地方课程开发经验不足，实践能力较弱。三是忽视学生和学校之间的个体差异性，课程管理体制过于一致性和标准化，课程设置单一，教学内容陈旧，不符合素质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要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开设民俗艺术地方课程成为艺术设计特别是工艺美术设计重要外延，使知识更加全面化，系统化，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满足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广西民俗艺术地方课程的开发体现了国家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重视教育与生活的必然联系，是发展地区特色的新契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地方课程设置要结合当地特色进行，推动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二、广西民俗艺术地方课程开发措施
广西有着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内容独特、类型丰富的民俗艺术资源。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探索乡土艺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何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艺术发掘整理成便于学生学习、探索和教师教学研究的民俗艺术课程资源体系，是高校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开发广西民俗艺术课程主要措施有：一是完善民俗艺术地方课程目标体系，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加强教材编写工作，明确地方课程管理主体职责，建立完善地方课程评价体系。二是确立多元文化课程观，摒弃单一的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才是教育资源的狭隘思想，对民俗文化资源采取包容、开放的心态，以多种形式的地方文化艺术为基础，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开发高质量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方课程，使传承本地区文化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彰显学校学科办学特色。三是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共享信息库。长期以来，课程分科而治和忠实执行国家课程意志的习惯使独具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没有进入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师生的视野，致使地方课程建设由于缺少课程资源的支持而流于形式，陷入肤浅。抓住地域特色，有效地统整地区课程资源，创建广西民俗艺术课程资源区域共享信息库尤为重要。四是引入院校合作机制。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与地方各教育机构有工作业务上的密切联系，便于沟通协调，形成课程资源开发的合力。总之，广西民俗艺术课程建设应根据国家民族政策和地方文化教育特点，针对广西民族特色同时兼顾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学生个体发展的全面需要，“科学设计课程开发方案，合理并有针对性地选择课程资源，让学生参与课程资源开发，增长知识，提高能力，体现过程，掌握方法，课程资源开发成为综合实践学习”[1]。立足于当地的文化艺术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手段，利用丰富的地方和民间艺术样式来丰富教材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接受到更适合自己的、更有实效性的艺术教育。学习地域文化，“不仅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且更懂得如何创造生活”[2]。要把握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挖掘传统民俗文化元素，用现代的眼光审视和传承地方民俗艺术。
三、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传统民俗艺术形式，推进高校课程建设
广西地处西南历史悠久，拥有壮、瑶、苗、侗、毛南、回、京、彝、水、等11个少数民族，民间歌舞成为民俗艺术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广西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用歌声赞美劳动，用舞蹈表现生活，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繁多，内容丰富。壮族的山歌、瑶族的长鼓舞、侗族大歌、侗戏，毛南族的傩戏、桂剧、彩调等艺术形式丰富多彩，蔚为壮观，生动表现了富于活力的感性形象，在高校开设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歌舞鉴赏类选修课程可以开阔视野，使学生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少数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滋养，在审美愉悦体验氛围中，激发学生创造性的形象思维，注意课程资源拓展途径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使此类课程在校园文化及活动中得以渗透，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广西的石雕、贝雕等民间工艺也久负盛名，北海贝雕图案结构艺术化，从平面贝雕到立体贝雕，不断传承创新，成为广西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东兴石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题材丰富造型多样，富于变化。合浦的牛角雕造型气韵生动，构图上虚实相间、疏密有致，艺术感染力强，采取圆雕、浮雕、镂空、镶嵌等传统雕刻技法，是一种地方文化的传承。根据以上特征，在高校开设广西少数民族雕刻艺术课程，使学生全面了解地方民俗文化，在实践中继承、创新。“欣赏民间雕刻作品，了解制作方法，步骤，感受它的造型美并尝试制作，传承民间艺术。”[3]立足于当地的民俗文化艺术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手段，利用丰富的地方和民间的比较成熟的艺术样式来丰富教材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接受到更适合自己的、更有实效性的艺术教育。另外，少数民族银饰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从花样百出的造型纹样中能体察出深远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地域特色，新颖、独到的设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人们在用银饰装扮生活的同时，通过谐音、隐喻、寓意等手法，将祈福纳祥的主题进行含蓄地表达，充分展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神灵的崇拜敬畏。广西三江农民画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现浓郁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的地域性，在民族人类学、民族审美学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融水苗族蜡染的图案古朴典雅，以对称而多变的布局、夸张而得体的构图，灵动而自然的线条都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在隐语式文化符号中记录着他们悠久的历史，对图腾的崇拜和理想的追求。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浓厚的装饰趣味，传统的壮锦图案、纹饰生动精美，结构严谨，以蝶恋花、双凤朝阳、福禄寿喜等吉祥图案为主，色彩斑斓，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侗族的纺织、刺绣纹样多采用喜鹊、杨梅等花鸟纹样，含富贵吉祥之意。注重表现整个图案各种形象的和谐统一，意象图案的表现手法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由此可见广西民俗艺术形式多样，纹饰或具体或抽象，或简洁或华丽，或精致或粗糙，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探讨少数民族民俗艺术的审美特征、造型规律、艺术精神以及形式因素等广阔领域，融入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为设计专业服务，成为设计专业知识的重要外延。此类课程可以以专业必修课形式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如针对高校服装设计专业可以开设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鉴赏，首饰设计专业可开设广西少数民族银饰艺术等课程，成为校本课程的补充，广西民俗艺术地方课程的开发体现了国家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重视教育与生活的必然联系，是发展地区特色的新契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地方课程设置要结合当地特色进行，推动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通过研究广西民俗艺术如少数民族服饰艺术、种类繁多的工艺美术、剪纸、雕刻、刺绣、织染、编织、农民画等指导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资源开发。从课程改革出发，以多角度论述如何充分发掘和开发丰富的民族文化作为地方课程资源，建构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形成对广西民俗艺术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地方课程理论相结合，民俗艺术地方课程开设与广西地域文化因素相关联，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人文性、针对性等特征，把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国家课程、校本课程改革相结合。强调广西民俗艺术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学生个体素质全面提高的积极意义。采用分散开发，综合提升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际操作，总结经验，集中交流，改进提高，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课程，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徐学俊.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的探索[J].教育研究，2005：43.
关键词：民国；民俗文化；传播生态；当代；传统艺术；艺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一、文化背景与研究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新旧大交替和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民国时期堪称为承上启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国风俗同样呈现出积极的变革和改良态势，民俗特色表现明显。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对当时民俗生活的文献记载以及民众的口述记录等也使得对于民国民俗文化的考察具备了丰富的资料文本。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经学、反对盲目尊孔和封建礼教，以崭新的姿态向陈腐的封建文化宣战，各种新思潮和新思想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兴阶级的成长，竞相涌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变革强劲地冲击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类型呈现出多元色彩，城市文化活动并未全部波及农村，民间文化仍大多固守着传统的态势，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悬殊。
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正是植根于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中。此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范式必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体地说，整个国民生活表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结构。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民国时期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民俗事象，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被遗弃和禁止，民俗文化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徒有现代的外壳。社会的不稳定滋长了不稳定的风俗，所以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相较于清末资产阶级的风俗改良运动，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演进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推进的，而又比清末的改良之风更加彻底。“这种新的社会潮流”被人描写为：“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顶翎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①
上述内容，涉及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礼仪、社会风貌、风俗变迁等各个方面，可从中窥出民国初年民俗文化的新气象和新变化，民国风俗改良突出强调了社会习俗的时代性、变异性和改良风俗的政治意义，显示了当时完成移风易俗之决心。有研究表明，实际上在晚清末年西学东渐的文化启蒙时代，民俗学的思潮和理念就已经从西方传到中土来了，而伴随着民国时期民俗事象的变迁，中国民俗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如果说民国之前的民俗历史承继与存在状态是源自于民间民众自发形态的历史延续，那么自民国开始，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始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可以说，民国的诞生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是同步的。当时许多文人学者投身于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周作人应是民国时期较早涉足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早在1914年他在谈到儿歌童话时就指出：“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 ②1922年他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又提到歌谣作为民俗学上一种重要的资料，应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虽然其后1926至1927年间，由于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知识界的残酷弹压与文化查禁，一些民俗学者纷纷转到广州，又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帜树立起来，并与1927年在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此后常任侠、岑家梧先生对于民俗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更是丰富了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研究的文本，并初步形成了注重理论阐发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民俗研究学术传统。
民国时期民俗特色处于如此大变动的文化背景中，既承继了旧的风俗传统，又有新的风俗变革，破旧立新中的民国民俗文化就是在这样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民众的身边。特别是在与新兴文化思想以及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其风俗特色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国时期民俗文化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传播这个名词最早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出自泰勒（Tylor，E.B.）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后，传播已成为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并且也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对其研究应愈来愈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此间民间风俗的传播及其生态问题，以此来考察民俗文化如何在传播生态层面保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因此，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研究，可拓展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指的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③，它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关于“传播生态”的概念，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看重的是传播符号的演化过程；其次，把传播生态看作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复杂的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三，传播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和价值，以及传播环境如何影响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对于传播符号演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社会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传播生态终究离不开对于环境的研究。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以此为理论引导，把民俗文化置于20世纪这个特殊又斑驳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当时环境对于民众生活、民间习俗、风俗面貌所构成的影响，同时探究民俗作为特殊的传播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化变迁和文化涵义。这里的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另外，民俗文化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二、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人生礼仪到信仰禁忌，从岁时节日到民间戏曲，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截取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有助了解民国时期历史、民众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
民俗文化“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 ④民俗文化不仅要关注其本体特征，也应关注文化受众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特质，不仅要研究民众怎样传递民俗文化信息，还应重视为何要如此传递民俗信息，也即“人―环境”作为探析民国民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对于其传播生态考缺一不可。民国时期，还仅是现代传播媒介出现的滥觞期，在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或传播手段较单一的传统习俗环境中，民俗文化信息“传”的传统形式是如何与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形式形成碰撞和重整融合的，对于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要研究民国社会中的各种活世态，要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进行思考，关注点简而言有三：首先，传播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次，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再次，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文化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文化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下面以民间戏曲艺术的演变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间戏曲艺术，作为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随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兴起与繁荣，一些曲艺艺人纷纷流入城市行艺，在竞争中使演唱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为适应城市各阶层文化娱乐的要求，茶楼、书馆、戏园、杂耍园子遍布，为城市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爱国的新作，顺应了民心。四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曲艺这一属于大众人民的艺术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其间，并有许多人进入了戏曲艺术研究领域。” ⑤
清康熙以来，在民间产生的如“梆子戏、皮黄戏、秧歌道情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⑥，这些新的声腔发展势头迅猛，有研究者认为清光绪至抗日战争之前的近现代，是我国地方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民国时期。无论从创作题材、语言风格、还是舞台表演、故事模式上看，民间戏曲的表演风格较为简单、形式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也存在艺术性较为粗糙等特点。源自于民间舞蹈与民间说唱的民间戏曲大多是在会社、灯会或乡村集会上表演，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有对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与场面的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多美的一幅“社戏”场景！
清末的地方戏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强烈欢迎，它以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表演形式解构着封建阶层所构筑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因此遭到自康熙以来到雍正、乾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控甚至禁毁。但更多的较为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小戏仍在民国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沿袭，如流行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花灯戏，则是利用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节，结合人们的岁时民俗文化，边唱边跳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清纂民国修《湖北通志・风俗二十一》中记载：“正月十五为灯节，前数日为试灯，十六以后为续元灯……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尤敝俗也。”民国时期，随着末代王朝的灭亡与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的革命运动，社会形态与民众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西方外来新学说对国人学术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以求一席之地的民间文化，多种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都处于动荡摇摆期。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创作与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出相应的信息内容，民间曲艺所负载的信息传达着民国时期民俗真实的时代政治内容。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播承载着其民俗文化转型中所透视出的时代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
清末到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我国约有300多个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则更多，而时至今日尚在存活的地方戏只有几十种了，活力较强的则更少。比如建国初期仅山东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就有十余个之多，山东地方剧种的代表首推柳子戏，中国古代四大声腔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的“东柳”就是指山东柳子戏，但柳子戏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之后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柳子戏几近消亡。究其原因，应该是地方戏曲类的民俗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确，任何文化都需要传播，而任何文化传播都面临历时性传播与共时性传播两个方面，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难以为续的问题，有学者尖锐指出：“近现代戏曲作家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以整理改编旧戏为职，新创作的戏曲文学名著寥若辰星，接收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学巨匠多致力于追逐现代品格的小说、诗歌和话剧创作，少有人涉足戏曲文学创作。新时期戏曲文学仍然存在缺失：部分作者仍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用民族性取代世界性，缺乏走向世界的自觉意识；剿袭导致少数作品雷同，趋同导致对作家艺术个性的遮蔽；部分作品出语粗疏，诗性品格丧失。”⑦这是从民间戏曲创作主体的缺失层面痛感戏曲艺术品种与个性化风格的丧失，原因源自近现代以来的民间曲艺传播生态的“欧风美雨”环境、到新时期仍把其传播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由此所造成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于艺术感知与价值的变异。就共时性传播而言，又涉及到传播受众的文化接受问题，同样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异域民俗文化不断冲击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文化受众是否乐于接受本土民俗文化，还是热衷于国外民俗文化的崇拜，传播媒介和生态环境的营造应在此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环境再到传播受众，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民间戏曲艺术在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的生态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并深究的问题。
三、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在当下社会，传统艺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传统艺术对社会责任主动担当的表现，大量传统戏剧类节目的展出，能够积极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在传播生态学中，传播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因子除生态学上界定的气候、土壤、地形等五类生态因子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受众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莫过于政治、经济、创新、受众、审美这几类。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后技术时代，艺术传播正发展为一种以形象或图像作为文化主因的视觉文化传播，当然，实际上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听觉艺术。传统艺术传播在顺应当代文化的走向时，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众。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⑧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有多种影响因素，而人的需求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高雅艺术往往对其欣赏者提出要求，能够欣赏一定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欣赏者个人素养的一种检验方式。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⑨如果你不能欣赏美的音乐，那并不能证明我的音乐不好，只能证明你的耳朵是“非音乐”的，是缺乏艺术素养的。而在艺术的当代传播中，文化的权利与艺术品的质量检验标准发生了转移，文化精英的趣味不再成为唯一标准，大众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传统戏剧艺术在经历过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也要以大众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能否赢得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是传统艺术当代传播成功的一个标志。传统艺术的现代生态传播需要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的结合，共同发力，即既需要培养欣赏者的艺术鉴赏力，艺术作品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赢得观众，使传统戏剧艺术的美学追求与受众的审美心胸都能得到提升。受众的需求把握住了，传统戏剧的价值空间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因此，创新因子，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接轨，实现戏剧艺术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音与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在现代科技的带动与支持下，已经发展出新的传播形式与途径，电子书报、网络广播与电视、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昆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就应积极寻找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共契点，“以社会的热点包装昆曲艺术的亮点”，江苏省昆剧院就把高铁和昆曲二者做了巧妙的结合，打造了“高铁昆曲”这样一个全新概念，“高铁大概是现在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将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将最现代的科技和最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须臾纵横千里的空间感受和瞬间穿越千年的时间体验结合起来”。⑩不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它仍要传递和交换信息，它所要传达的都是人的观点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我们虽不似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但媒介在现代传播中所承担的表述功能，或可把媒介看作是人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播中，现代传媒就是传统文化艺术信息与思想的传递中介。如“环球昆曲在线”的创办，就是一个昆曲的“网络电视台”，正如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所言：“因为未来就是网络的时代，信息都通过网络传输，……我们在南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的。”
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样式的衰落，归咎于文化开放和文化的市场化，在抱怨戏曲等传统艺术门庭冷落的时候，就会说是由于年轻人普遍地选择时尚的、源于西方的快餐式文化娱乐，而冷落了本土的传统样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样式与艺术市场的萎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文化艺术的开放在拓宽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人更全面的了解作为支撑我国这样文化资源大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重要性。另外，传统艺术样式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环境，归咎于对于这些文化样式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有化的院团体制，抑制了艺术家的热情，妨碍了演出市场的发育，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传统艺术样式与传播形态的退化，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政府抢救和保护传统曲艺的政策扶持，传统艺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每个民族、群体、地区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并且相沿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它具体表现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和等方面，或是以语言行为表现，或是以文学艺术表现，更多的是相互渗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民间美术与不同的民俗结合着，所以也直接称作“民俗艺术”。作为文化现象，民俗艺术出自劳动者之手，也服务于劳动者自己，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和文化圈，它给专业艺术输送养料，提供形式。所以，有人说民俗艺术是专业艺术的原料库，有的称它为“艺术之根”，有的称它为“文化的摇篮”。从民俗艺术诱人的魅力上，不仅能够窥见人民的审美心态，也能体察到民族的精神所在。譬如朴素的劳动感情、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追求，以及除恶扬善、辟邪扶正、和合圆满、吉祥如意，在艺术上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组成了民俗文化的主旋律，具有极高的价值。它的过去，凝结成难以数计的艺术遗产；它的现在，依然应该以原创的生命力向前发展。
一、错位的市场现状
最近有资料披露，某地区举办民俗文化节，节日期间，这个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以弘扬民俗艺术为由头，大打文化牌。但有来自外地的游客在参加完文化节后却发誓再也不来了，因为他在节会上花了上百元买的几个做工精致的香包，回家后被内行人告知这些香包都是机器生产的，在本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买得到。还有，河南浚县的民间泥玩具（俗称“泥狗狗”，是一种用锅灰涂底的黑色泥塑，颇有地方特色。），被冠名为“十二生肖”在中国美术馆大厅内展销，笔者就曾购藏，所购的这种做工精致、每只物品背后都钤有印章的泥玩具与过去那种手工制作，用红、绿色勾画眉目，最后用蛋清罩上一层光的造型古拙、做工粗犷的“泥狗狗”相去甚远。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民俗艺术保护、传承和市场发展的一种矛盾。一件民俗艺术品，往往蕴涵着劳动者的原创精神，饱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民族特有的艺术价值。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深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渐趋消亡，为振兴民俗民间文化，一些地方走民俗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以各种文化节为载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民间艺人纷纷走出家门，走向市场，这为民俗艺术的发展延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手段对这些艺术品的不断“改进”，许多民俗艺术被扭曲破坏，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变了味。这使人们产生了忧虑，走向市场的民间艺术品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底蕴，单靠市场能真正拯救民俗文化吗？
从保护和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希望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不过，如果一件民俗艺术品还像过去那样由民俗艺人手工制作，则难以大批量生产，其价格也难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为降低成本，满足市场供求，所以，现代人使用了机器和模具进行大批量生产，民俗艺术品形成生产、销售一条龙的态势。面对如此众多的民俗艺术品走向市场，人们议论“现在的许多剪纸不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而是用模子刻出来的，成了刻纸；一些雕刻作品也不是雕出来的，而是用模板压出来的。”市场需求量大，采用机器生产，这是时代特征，但不容否定的是，最具价值的仍然是手工制作的产品。虽然机器生产的可能更加精致和快捷，但却都是一个模式，手工制作的最大特点是每件都各有特色，这其中凝聚了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着世代相传的文化积淀。
一家皮影工艺馆的经理深有感触地说，皮影是他家的祖传手工艺，建立公司以来，他还是始终坚持手工制作，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品质和价格，而“走工厂化生产可能会让这门手艺失传”。
民俗艺术结合着民俗劳动，成为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是人心向往的东西，他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现在，一些地区在开发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意在起到保护本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对弘扬、继承、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究其原因，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发展经济，而本应作为核心的文化被边缘化了，文化的保护被放到了次要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现象，这种经济与文化的错位，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挑战。
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民俗艺术的保护和经济开发应该有新的认识，要不拘一格，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保护和传承民俗艺术与民俗艺术品的产业化开发可以走两种不同的道路，在实践中要各有侧重，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