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林市民俗旅游的发展优势
（一）客源优势
桂林市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根据桂林市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3871.16万人次，其中国内游客3667.84万人次，海外游客203.32万人次。预计2015年桂林市接待旅游人次将超过4000万人次。根据携程旅行网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的2015春节旅游人气排行榜和相关分析报告，桂林入选2015年春节黄金周“国内十大旅游目的地”，排名第十。可见桂林市的旅游业发展在经济下行时期依然有着强劲的吸引力，而大量客源为桂林市发展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资源优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桂林市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3.47万人，占总人口的15.47%。桂林市管辖两个民族自治县，15个民族乡，包含壮、回、瑶、苗、侗等28个少数民族。桂林市淳朴的民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成为桂林市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
桂林市民俗文化包含市区、各县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旅游资源包括民族歌舞游艺、民俗节庆、民族服饰和建筑、社交民俗和民族手工艺六大类。
（三）品牌优势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享誉国内外，桂林山水已成为桂林市的城市名片。桂林市作为我国传统的旅游城市，其旅游发展战略已从传统的山水观光模式转变为山水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混合多样式发展模式。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及查阅相关文献，认为桂林民俗旅游依托桂林山水的品牌效应，已形成自身独立的旅游品牌，其一是以刘三姐歌仙传说为品牌，以刘三姐相关影视作品风靡全国为契机，逐步发展起来刘三姐大观园、《印象?刘三姐》、大榕树景区（位于大榕树景区的千年榕树曾在电影《刘三姐》中作外景）等旅游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象?刘三姐》在国内首创利用山水实景，开辟大场面露天演出晚会的新局面，每晚演出两场，旺季时还会有加演，虽然门票较贵，但几乎场场爆满。另外一个品牌是以龙脊梯田为品牌逐步发展起来的龙脊民俗旅游区。作为旅游品牌的“明星”，龙脊梯田的画面常常出现在电视、报刊和各种广告与宣传品上，成为中国的骄傲。
二、桂林市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
从民俗文化传承角度，笔者认为桂林市民俗旅游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原生态原真性开发模式，是指直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俗村寨或民俗博物馆，将整个村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这种开发模式以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2011年，该博物馆成为国家文物局命名的首批五个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之一。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村，占地面积289平方米，建筑面积601平方米，展出文物200多件。桂林龙脊建寨自元代始，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龙脊的壮族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壮观神奇的龙脊梯田风光和古朴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以龙脊梯田景观为代表的山地农耕文化、以干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寨老制度为代表的民族自治制度文化、以糯米和水酒为代表的壮族饮食文化等，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来桂林旅游的游客。
另一种是文化重构开发模式，包括主题公园、民俗节庆、民俗实景主题剧场三种形式。
主题公园以刘三姐大观园为代表。刘三姐大观园坐落于桃花江畔，占地一百多亩，是初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改建于2001年的主题民俗文化公园。刘三姐大观园于2012年8月10日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广西首批民旅风情旅游示范点，是以刘三姐文化、广西壮族文化及民俗民风为主题的休闲游乐场所。
桂林市每个月都有旅游节庆活动，规模较大的民俗节庆旅游活动，主要有资源县河灯歌节、阳朔县漓江渔火节、恭城县桃花旅游节和月柿节。上述的四个节庆民俗旅游活动，除资源县河灯歌节是从传统民俗节日――中元节演变来的外，其它三个节庆活动为加快发展经济，将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或民俗文化活动进行充实、整合而形成的具有本县民俗特色的大型活动。
民俗实景主题剧场以《印象?刘三姐》和《龙脊魂》为代表。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印象?刘三姐》是更为成功的旅游产品。其一在于《印象?刘三姐》是以广西桂林阳朔书童山段漓江两公里水域为舞台，十二座山峰以及天空作为背景，融合刘三姐山歌、广西民族风情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而《龙脊魂》是在市区表演，在山水实景上不如《印象?刘三姐》气势宏大。其二《印象?刘三姐》拥有强大的制作团队，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和制作人梅帅元都为业内的领军人物。其三在于《印象?刘三姐》的演职员多为当地居民，他们白天从事日常的农耕、打渔、旅游等活动，晚上参加演出，可以保证演出的原汁原味。
以上两种开发模式并不能截然区分。生态博物馆的民俗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发生着变迁，当地政府、旅游规划单位和居民也会根据游客需求，对民俗文化进行整合重构，探寻民俗旅游新的发展形式；文化重构模式中是以当地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原真性内容为背景进行旅游开发的。纵观桂林民俗旅游的发展历程中，民俗旅游发展使得原本不被当地居民重视的或者是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重又获得勃勃生机，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也使当地政府和居民更加积极得进行民俗旅游开发，民俗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达到了共赢。
三、对河南民俗旅游发展的启示
第一，桂林目前已形成自然观光旅游与文化旅游相辅相成的局面，因此，河南省民俗旅游亦不可单打独斗，应与河南省的山水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旅游形式相结合，打造丰富多样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第二，不可竭泽而渔，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始终以民俗文化传承为旅游开发的首要原则。民俗文化是根植于普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其传承要依靠民众来完成，因此处理好景区与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旅游收益返于民众，让民众认识到“民俗文化就是金山银山”，促使民众自觉自愿的弘扬甚至重构民俗文化。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乡村旅游是乡村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横跨一二三产业、兼容生产生活生态、融通工农城乡的新产业新业态。自主旅游时代，通过乡村旅游+，可以更好的满足游客追求特色化、品质化的要求。根据自治区文旅厅及剧院的工作安排，2020年8月4日—5日，剧院党办主任董海珍、杂技团副团长吴群组成调研小组，先后考察了五原县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内蒙古抗战纪念园2个4A级景区。通过现场参观、实地考察、座谈研讨等形式开展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景区基本情况
（一）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突破传统休闲农庄的打造手法，围绕“农耕”文化，运用创意手法，着力打造了农耕文化体验街、农耕文化博物馆、二十四节气广场、绿色长廊、民俗活动互动区、农业大地景观、移民文化村、河套民俗文化村、黄河文化园、宇鑫温泉水世界、葵博园等农耕文化旅游景观等休闲项目，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休闲与观光、浪漫与体验的深度结合。
存在的问题：一是景区、景点均属于公益性质，全部免收门票，无收入来源，景区运行靠财政支撑，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作为4A景区，餐饮、住宿、娱乐、体验等设施还不健全，没有建立起吃、住、行、游、娱、购的产业链。三是景区基础设施破坏严重，维护费用逐年增加。四是景区没有上级项目和资金支持，加之地方财政紧张，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难以保障。五、景区内缺少表演艺术的支撑，活力不足。
（二）内蒙古抗战纪念园
发展红色旅游，是旅游与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是增强党与人民群众思想沟通的纽带，更是推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促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多年来，五原县县委县政府在红色旅游项目规划过程中，关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注重多产融合发展，在红色旅游目的地打造和景区开发运营等方面逐见成效，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
内蒙古抗战纪念园是4A景区，五原县委县政府在以烈士陵园为中心，以红色旅游为龙头，以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在4A景区基础之上做出提升。结合展馆、牌楼、纪念碑、烈士名录墙、墓冢、展厅、傅作义骑马石雕、广场和地道等设施，打造军事文化体验、地道观光休闲运动、民俗、文化体验、农耕休闲体验等多个元素体验区。将总体定位为以乡村资源为本底，以抗战文化为特色，集红色研学、自然观光、民俗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红色参观游览与乡村风情旅游区。
存在的问题：一是运行经费不足。现园区每年运行费用需200万元，因设备老化运行费逐年递增，县财政困难，所以运转难度大。二是纪念馆内没有声光电设备，缺少展陈物品。抗战纪念馆在2017年建馆后，自建馆以来此项多媒体工程至今未做到全部设计和施工，展陈物品稀少、品种单一。三是内蒙古抗战纪念馆二楼与地道急需布展。由于资金紧缺，纪念馆二楼需装修并布展。四是烈士陵园区需维修。由于受地翘运动、盐碱渗透等影响，目前现状总体陈旧，急需进行维修改造。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
调研组认为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蒙古族文化为亮点，打造河套农耕文化体验区，构建满足可吃、可玩、可观、可乐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功能；二是针对观光休闲型大众游客，创新游憩方式，打造具备户外运动、民俗观光、康体健身、绿色休闲四项基本功能的体验区；三是以河套民俗文化村为核心，打造河套商业休闲带。
其次乡村旅游与第二产业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深加工。农产品的深加工解决的是客户的需求。曾有旅游专家讲过关于“后备箱”的故事：我看一个地方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好不好、生态农业做的成不成功，标准就是看游客的车的后备箱是不是装满了当地的土特产。用什么东西来装满他的后备箱呢？应季的农产品只能满足一时，别的时间怎么办呢？要满足游客旅游中“购”的需求，必须要有一些深加工的东西，把农产品变成礼品，通过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如特色民俗产品、面人、竹筐、豆腐、榨油、酿造酱油等等，可以通过体验让游客参与制作，也可以做好卖给游客，既能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又能促进农民增收。
随着低碳概念的深入人心和乡村旅游本身所蕴含的生态诉求，生态建筑、新能源建筑在休闲农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在农村进行建筑改造，既要保存乡土特色，又要具备现代化设施与功能。有相当多的市民愿意为更加舒适的休闲度假环境支付更多的费用。民宿、农家院在满足游客最基本的安全、卫生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硬件设施，需要景区在满足其更高层次的需求方面多下工夫。
最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人员八条禁令》。八条禁令，条条直指当前药监工作中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和最薄弱的环节。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八条禁令架起了药监廉政的“高压线”，但此前数位药监高官落马，绝不是因为那时没有禁令或高压线，也不是他们不知道违法，除了主观因素，其实另有“隐情”。
所谓“隐情”，一是权力，二是制度。任何“高压线”都是由人来掌控的。禁令说，药监局将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处理等。也就是说，药监局掌握着“高压线”的开关。那么，谁来监管这些手握“开关”的人？从以往教训看，如果之类的绝对权力者出了问题，“好经”肯定被念“歪”。弄不好，这些“高压线”就成了分子运用手中“绝对权力”打击良知者的凶器。
药监“高压线”明显“电力”不足。“禁令”要有效，重在解决“违反了怎么办”的问题。从目前看，这些禁令缺乏配套措施，对违规者的处分没有具体标准。如此，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高压线”也就形同虚设了。
禁令不在于多寡，关键在落实；“高压线”不在架设得有多高，也不在于有多少条，关键在“电力”。只要不排除人为因素，只要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再严厉的禁令也白搭，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
――摘自《检察日报》
奥运金牌不是我们的唯一期待
全国政协委员、乒乓球名将邓亚萍表示，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奥组委还是运动员任务都很重，希望大家能用平常心来看待奥运比赛的胜负，不能仅靠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在21世纪的今天，奥运会已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国民综合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考场。因而真正举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在迎接奥运、举办奥运的日子里，希望在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这个崭新的舞台上，有更多的人关注奥运会本身的精神价值。在广泛参与中更加注重群众健身以及文明礼仪等全民综合素质的提高，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中华民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博襟，让北京奥运会成为每个参与者的美好经历，并对中国乃至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价值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摘自新华网
明星做假广告也该坐牢
请明星做广告，如果广告是虚假的，它的欺骗性就大了。因为名人有名气，消费者容易相信。
在欧洲，请明星做广告的办法却吃不大开。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那里的生产厂家虽然也做广告，但大都靠新奇的创意来突出产品的品质，很少靠明星来吸引消费者。这是很对的。一个产品能否受欢迎，有没有信誉，不是只靠广告说得好听，也不是谁当企业的形象代言人，重要的是产品本身的质量和价位。因此在欧洲，明星们也不敢什么广告都接。如果代言人做了虚假广告，身败名裂且不说，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在这样的严格管理下，欧洲的厂商一般不大愿意花费重金请明星做广告，明星一般也轻易不涉足广告。
虽然我国有关部门已明令禁止名人做医药广告，但光靠这一条似乎还不够。法制社会，还得依法。这一点上，也当和国际接轨，那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虚假广告的出世，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摘自《人民日报》
户籍改革应该避免浪漫主义
现行人口登记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有失社会公正，近日公安部重申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理性的户籍登记改革办法应该避免浪漫主义。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在全国建立标准划一的公共服务体系，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支持，目前还难以做到。特别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包括我们的错误）使大部分农民处于半失业状态，要他们与充分就业人口一样获得相同的保障是不现实的。如果用激进的态度要现有大城市居民给农民“归还历史欠账”，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
其实，有了正确的改革思路和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一些难题的解决也不会很慢。从短期看，在暂时保留有差别的社会保障支持的同时，要确立基本公共服务平等的制度。要注意，这里讲的是“基本”，而不是“全部”。从长期看，我们可以更乐观一些。目前提出的改革思路会使得“门槛”相对高度越来越低。随着农民进城落户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村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农民的经营规模会提高，半失业状态就会逐步变成充分就业，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那时，地方政府就会提供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支持，甚至会向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农民也不会大规模要求进城落户了。
――摘自南方报业网
单向收费还要“渐进”到何时
最近，手机单向收费又一次在各地风起云涌。“既然叫着嚷着降价，何不干脆一点？”运营商中的一员只是简单地说：“单向收费肯定将要实现，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于“彼岸”到底何时到达，已经有专家们替他们考虑了、辩解了，不妨引两段：
――简单的单向收费模式并不合理，在单向收费后，我国两大运营商可能会对收入进行分成，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弱势运营商推动单向收费的积极性下降。
――用户不对等带来的结算费用不均，显然导致移动推动单向收费的积极性要高于联通，这可能进一步扩大运营商之间的实力差距，有悖于电信改革“公平竞争”的原则。
他们说的其实就是两大运营商之间电信资费不好结算的问题，但这也能成为不彻底实行单向收费的理由么？单向收费“渐进”了10年，原因就在于垄断。如果电信业竞争很充分，有很多运营商参与其中，问题就会变得简单。
真正的出路还在于改革，但不仅仅是这种平衡两者间利益的事，而是从体制机制入手，在如何促进真正的、充分的、公平的竞争问题上多做文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摘自人民网
民俗应该是流淌的“活水”
曾经有人提出像保护生态一样搞民俗保护区，这些表面化的做法似乎是在吆喝着“保护”民俗，其实恰恰是在给传统文化“毁容”。传统不是一件可以遮掩现代社会中一切浮躁的“百宝衣”；也不是仅供现代人用来装饰或凭吊的花瓶。传统根植于生活土壤，是源远流长、应时而动的“活水”。
会剪纸、绣花的巧手们都有一肚子民间文化的学问，这些学问不是得自学堂，却传承着千秋万代的智慧。然而一些东西在日渐消失，一些东西却又似乎在不断重现，这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民俗大都是和生活方式、生活的物质内容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变了，很多民俗自然就会消失。我们不能抱怨也无法阻拦一些民俗的淡化、消失。当城里人住着高楼开着汽车，凭什么还要让农村保持着什么“原生态”？
[关键词] 天津 城市文化 竞争力
全球化是当今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最深、最突出的全球趋势,随着世界全球化和网络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竞争不仅日益激烈而且不断升级,城市竞争力成为城市取胜的关键,它影响着旅游、投资、购物或移民选择。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所谓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多、快、好、省、优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资源,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21世纪国际范围内的城市竞争,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文化竞争力的较量。
关于城市文化概念界定,不同学者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目前尚没有达成共识。在综合不同学者对城市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城市文化,即城市文化是城市公众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历史传承和各种文化的总和,具体由该城市的历史文化、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方面组成,它是一种文化状态和文化追求的复合体。本文在对天津城市文化现状梳理基础上,从全国视角对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进行分析,发现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藉此发现提高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一、天津城市文化现状概述
1. 天津历史文化概述
“天津”一词最早出于明永乐初年,为明成祖朱棣所赐,实为“天子渡口之地”的意思。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又称“天津卫”。 天津地处渤海湾,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是京师的东方门户,故有“津门”之称。位于九河下稍、渤海之滨,具有特定地理环境的天津,从1840年起,随着开埠通商和商业的繁荣,天津成为近代史上与西方文化撞击、融合最广泛、最前沿的城市。因此,在中国史学界素有“近代百年看天津”的共识。
(1)民俗文化。由于河、海使漕运发达,带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逐渐形成由漕运文化、军旅文化、商业文化和洋务文化有机构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给天津带来了繁荣的商贸,同时也带来了具有天津特色的饮食文化和天津方言。如:现在天津著名的工艺美术品,泥人张、风筝魏、杨柳青年画等美术品的市场,也诞生了天津著名的风味食品有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锅(音嘎)巴菜、煎饼果子、皮糖、果仁(花生)等。
(2)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自上世纪90年代初,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十余年间,先后对玉皇阁、广东会馆、通庆里和梁启超故居、“饮冰室”书斋、袁氏宅邸、冯国璋故居、原奥匈领事馆等历史风貌建筑及五大道、解放北路、鼓楼商业街等成片历史风貌区进行了整修。随着海河改造的逐步实施和天津市旅游资源的深度整合,一批历史风貌建筑得到了保护和开发,海河东岸的“意式风情区”(一宫地区)和“奥式风情区”(平安街)已初具规模,“五大道”地区、解放北路、鞍山道日式风情街、中心公园法式风情区及海河西段河西区界内的德式风情区等片区的保护开发工程也都相继启动。明确了11个风貌建筑保护区,其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名人故居风貌建筑有4个保护区,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风格迥异的风貌建筑有4个保护区,具有历史价值的商业风貌建筑有3个保护区,共计11个保护区,形成天津风貌建筑主要的景观资源。
天津历史文化传承悠久,从民俗文化、风貌建筑、饮食文化、地方语言都特点清晰,文化韵味独到,具有鲜明文化特性。
2.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娱乐、广告设计、节庆会展、体育健身、教育培训等行业。天津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特色。
(1)文化基础设施。从2004年至2010年,天津市每年拨款1亿元用于改造和建设一批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文化设施。如:兴华剧院。兴建和改建一批国内一流水平、充分体现天津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天津科技馆、平津战役纪念馆、邓颖超纪念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和天津三条石历史博物馆,藏品50多万件。扩建民俗博物馆、筹建蓟州博物馆,共有各类专业性博物馆6个。
(2)传媒业。2001年底,天津市委制定下发了《天津市文化发展“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把天津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之一,文化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目标。从2000-2003年市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行多元投资,先后建立了一批注册基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现代文化企业,包括天津津源影视有限公司、天津广播电视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北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今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假日传媒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天津金文图书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总注册资金达2.4亿元。文化产业2000年以来,天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成立了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以《天津日报》为龙头,形成七报两刊一网的报刊体系,拥有3张日报、4张周报,总发行量达150多万份。在第57届世界报业大会上,中国大陆19家报纸人选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天津两家报纸榜上有名,其中《今晚报》居89名,《每日新报》居第97名。据2004年《中国出版年鉴》公布的2003年统计资料,天津共有期刊245种,平均期印数366万册,则平均个刊期印数约1.5万册。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南开出版社、百花文艺社等出版单位,其中《小说月报》具有全国影响。
(3)其他。组建于1995年8月28日的天津京剧院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天津京剧院排演的京剧《华子良》和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为你喝彩》,成为进入国家戏剧舞台十佳精品工程入围作品,歌舞剧院排演的芭蕾舞剧《精卫》,已成为天津的品牌剧目。拥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精英,如:冯骥才、蒋子龙、关牧村、孟广禄、曾昭娟、郭德刚等。天津女排位于全国3甲行列。
目前天津市有公共图书馆26个,藏书678万册,阅览室坐席5166个,年借阅人次277万多人次,年借阅册数849万多册次。中国数字图书馆天津分馆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省级数字图书馆。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25所大专院校。创意产业在津兴起,形成和平区6号院创意园区、红桥区意库创意产业园等,并带动滨海文化产业区快速发展。
天津文化产业实力不俗,发展迅速,在历史积累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增强文化设施投资、文化传媒改革、丰富文化娱乐内容,重视教育发展,扶植新兴文化业态,整体文化产业呈现蓬勃发展趋势。
3. 旅游产业
天津旅游产业提出“近代中国看天津”的旅游宣传口号,基本建成“一带五区”旅游骨干产品体系,即海河旅游观光带,市中心综合旅游区、蓟县山野名胜旅游区、滨海观光度假旅游区、津西南民俗生态旅游区、津西北现代休闲娱乐区。具有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发展特点。
自然景观资源,天津主要有山、河、湖、海资源。蓟县境内,主要有部级风景名胜区――盘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八仙山及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中上元古界国家自然保护区、黄崖关长城等山区景观;海河流经市内,可以游船观光海河下游,看大沽口炮台遗址公园,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东丽湖旅游区,团泊湖旅游区,七里海湿地公园,湖光景致丰富;海洋风景,乘航母号出海,北塘吃海鲜,颇负盛名。
人文资源方面,天津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比较著名的有: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的天后宫,千年古镇杨柳青,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的五大道风情街。其中有英式建筑89所,意大利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西班牙式建筑2所,庭院式建筑46所,公寓式建筑40所,西式平房建筑5所,中西合璧式建筑1所,各种风格融会其间,个性明显。另外还有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居、望海楼和的母校――南开中学等。
据统计,目前已有星级宾馆81家、星级客房1.2万间、旅行社209家、旅游院校25所,旅游接待能力在环渤海旅游区中仅次于北京。
综上所述,天津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作为环渤海城市群的重要城市,城市文化有历史的传承和特点,文化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多样,旅游业拥有一定优势。
二、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分析
天津拥有一定城市竞争力实力,文化优势明显,但站在全国层面分析,通过与其他城市比较,天津城市竞争力具有整体实力优势,城市品牌具有较高价值,但城市文化竞争力既有强项,亦有遗憾,总体实力尚有待进一步增强。由于数据的局限,根据倪鹏飞主编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5》获得天津市竞争力及城市文化竞争力相关资料,具体分析选取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品牌、文化竞争力三个指标。
1天津城市竞争力具有整体实力优势,城市竞争力有一定增长
从测评数据看,2006年中国200个城市中,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天津位居第12名,前面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台北、无锡、苏州、佛山、澳门、青岛等城市。通过2005年和2006年数据比较,发现2006年排名有所变化,佛山、无锡、青岛、苏州、天津、深圳、广州排名上升,台北、澳门排名下降,其中,佛山、无锡排名上升了十几位,增长迅速,天津排名上升了3位,城市竞争力有一定增长,但是,与佛山、无锡相比增长速度还有提高空间。
2天津城市总体品牌竞争力提升较快
从数据显示可知,纵向上观察2006年中国城市品牌排名情况,发现北京、上海、深圳位列三甲,品牌价值优势突出,对其城市贡献较大,而天津位居第9名,名次稍微居后。但通过2005年和2006年数据比较,发现2006年天津城市总体品牌排名比2005年上升了6名,在2006年城市总体品牌前几位的诸多城市中是跃升较快的,除青岛、苏州以外,天津位居第3,显示了天津对城市总体品牌的重视,品牌建设成绩突出,品牌价值增加明显,城市总体品牌竞争力极大提高。(见表1)
3. 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在天津城市竞争力具有整体实力优势和城市总体品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前提下,天津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态势。
(1)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相对下降。从倪鹏飞主编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2006年在全
国城市中排名为第40名,2005年在全国城市中排名为第35名,名次居中,与直辖市的地位不相称,而且2006年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下降了5位,显示城市文化竞争力相对下降,亟待解决。
(2)不同文化要素对天津文化竞争力贡献不等。从2006年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情况分析,在文化竞争力构成指标体系中,其中,天津城市文化吸引力指数排名位居第10名,天津人文国际化指数排名位居第20名,天津文化艺术人才现状排名位居第4名,天津文化设施优势排名位居第5名,天津市场文化需求规模排名位居第38名,天津旅游品牌排名位居第14名。这些数据显示,城市文化吸引力、文化艺术人才、文化设施和旅游品牌四项在全国城市中有较强竞争力,对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贡献较多,而市场文化需求规模、人文国际化两项在全国城市中竞争力较弱,对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贡献较少,有待进一步发掘潜力。
(3)天津城市文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高。2006年报告数据中,天津人文国际化指数排名位居第20,在全国排名中没有位列前茅,说明人文国际化水平程度不高,开放度较差;天津市场文化需求规模排名位居第38,显示城市文化需求规模有限,没有充分开拓文化市场需求,文化市场发展缓慢。
三、对策
1. 以天津城市竞争力带动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
天津城市竞争力、天津城市品牌竞争力在全国处于较强优势地位,但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在全国实力状况,与天津城市竞争力、天津城市品牌实力不相称,处于落后状态,所以,提高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可以借助天津城市竞争力、天津城市品牌竞争力现有优势,利用综合资源和实力优势带动城市文化发展,树立文化兴市观念,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
2. 巩固文化竞争力优势,实现文化竞争力整体发展
天津文化艺术人才济济,文化设施先进,具有较强城市文化吸引力和旅游品牌效应,但城市文化竞争力构成各要素发展不均衡,整体城市文化竞争力出现下降现象,所以,必须强化城市文化竞争力,巩固文化竞争力优势,调整文化竞争力发展结构,树立竞争意识,引入市场机制,在城市文化建设各方面,采取一些适合天津发展的、有特色的鼓励措施,实现整体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
3. 培育市场文化需求,扩大市场规模
文化需求和市场规模关系着一个城市文化竞争力强、弱。天津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必须培育市场文化需求,扩大市场规模。首先,开放场馆,市民可免费参观、浏览,培养人们文化消费需求。如:平津战役纪念馆,邓颖超纪念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再次,兴建社区文化场所,方便群众文化消费。因地制宜地兴建各级各类小型便民图书室、文化室、娱乐会所等,使群众文化消费更加方便、快捷。最后,采取发放文化消费券等市场刺激手段,运用市场规律建设和管理文化市场,使之规模不断扩大。
4. 加强城市文化交流和开放,提高天津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开放文化市场,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文化活动展开多方位的文化交流,通过跨国界、跨区域、跨企业联合,实现天津特色文化的培植、宣传,运用切实可行的方法,实现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增强天津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四、结语
在全国大力推行文化建设之际,厘清天津城市文化市场竞争力现状,从中发现问题和努力方向,提出天津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策略,从而更加有利于天津城市文化快速发展,抓住市场机会,扬长避短,实现天津城市整体竞争能力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5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5
[2]张 志: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的弘扬[J],中国文化遗产, 2005(2):6-7
[3]王 琳:京、津、沪、穗、渝、汉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比较及天津城市文化创新[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7):66-68
[4]王庆生:天津滨海新区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考[J], 城市,2009(1):36-42
[关键词]标本；文化；田野采集志；博物馆人类学；林惠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01-07
对一所博物馆而言，其藏品（collections）种类与丰富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长期以来，有关博物馆藏品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物件本身，而对博物馆标本的采集活动（collecting）及采集者（collector）之间的关系仍然关注不够。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给予了更多的认识。①
众多周知，采集（collecting）是绝大多数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个工作环节，正是通过采集者的活动，在物与博物馆之间搭建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因此，对于“采集”这一行为实践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博物馆中被展示的静态的“物”变得鲜活起来，而且也促使人们思考物件流动的文化意义。Susan M.Pearce在梳理不同时期西方人对于采集的认识历程时就指出，现代知识背景下有关采集的研究至少会涉及到三个维度：采集的实践（Collecting as practice）、采集的诗学（Collecting as poetics）、采集的政治学（Collecting as politics）[1]（P.28-33），Susan M.Pearce的上述研究提醒我们注意思考标本、采集与采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即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收藏的一批珍贵台湾原住民标本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1901-1958）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较早的标本采集活动，来考察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中国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一、林惠祥的早期采集实践
作为一个专门化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尤其是其馆藏丰富的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南洋等地原住民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上述台湾、南洋等地珍贵的原住民文物，相当部分是由该馆的创建者、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民国时期采集而来。②
1928年春，林惠祥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的留学生涯，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此前一年，蔡元培为改革中国旧有教育制度，于1927年10月在南京筹划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由蔡元培亲自担任首任院长，倡导学术研究，并广揽人才。林惠祥在厦门大学就读时的国文老师毛夷庚此时恰好担任大学院秘书，他向蔡元培举荐林惠祥，于是蔡元培召林惠祥前往南京，先任特设著作员。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有民族学组，由蔡元培自兼组主任，林惠祥被委任为该组助理研究员，从此开始了其民族学研究生涯。[2]（P.6）而其早期采集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1929年7月，林惠祥因父亲辞世赴台处理丧事，开始了其第一次深入台湾原住民村社的田野调查活动，他在个人自传文《二十五年之秘密》中简略记载了这次田野调查的缘起：
余于葬父后即实行前对蔡院长之提议，欲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乃由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至台东，入附近番社数处，颇有所得。因于台东时向警厅请求赴红头屿，致惹猜疑，被其派员跟踪调查，在半途花莲港旅馆候我，幸余方赴山内番社，未即回，不与遇，得无事。回台北后，又赴中部高山之日月潭，时未开辟，独行深林山径中。既到，考察既竟，乃买樟脑木所刳制之独木舟一，雇番人由小径偷运出山，中途经一铁线桥，几致失事。渡赴他处，经二个月乃归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印行，并于周会中作报告。又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请去广播。[2]（P.6）
从上述引文可知，此次林惠祥赴台田野调查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也就是说，田野调查与采集标本是并重的。很显然，林惠祥此举与其在菲律宾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息息相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讨论。在林氏所完成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的下篇“游踪纪要”中，他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次田野采集之旅。这是目前所知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留下的开展专业田野采集的较早记录，弥足珍视。从该文可知，林惠祥此次台湾田野采集之行包含了两个主要步骤，即查阅资料和田野采集。查阅资料部分，当时台湾殖民总督府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台湾原住民的资料，因此，他先赴上述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馆藏有关台湾原住民图书及文物标本。在完成了田野调查资料工作准备后，他即赴考察的第一站――位于台北附近圆山的石器时代遗址。以便搜集台湾史前文物标本：
圆山为市北一小山，原系石器时代番族之住地。其后番族或因死亡，或因转徙，竟致绝迹，至今唯有台湾人之村落在其山麓而已。其地之为石器时代遗址，系日本学者所发现。盖其西面山坡断层之黑色泥土中夹杂无数贝壳，色白而质脆，且皆系已劈开之单面，不类活贝之化石，故可确断为人类食余之弃壳，而此种贝壳之堆积层，亦即与欧洲所发现之“贝冢”（Shell Mound）相同，故亦可称为贝冢。贝冢之中常混有石器等物，此冢中亦发现甚多，现陈列于总督府博物馆。[2]（P.98）
在此次赴台田野采集活动中，石器标本是林惠祥的一个重要目标。他很注意考察台湾史前遗址，除了前述圆山遗址外，他也曾搜集到数件由台东县大马武窟（今台东县东河乡）的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标本。当然，当代台湾原住民“风俗习惯之标本”是林惠祥此行的最主要目标。林惠祥第一个深入的台湾原住民村社是乌来社，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此行的研究对象――台湾原住民：“余乃第一次见番屋及番人”。[2]（P.98）乌来是当时台湾北部原住民泰雅族的一个聚居村社，林惠祥描绘了初见的泰雅族部落景观：“其社甚小，家屋寥寥，屋皆孤立，且皆甚小。植竹木为骨架，编草为盖及壁，状甚简陋。另有一种屋，其下有支柱，屋底与柱之间隔以圆形木板，盖即为谷仓，圆木板所以阻鼠类之侵入也。” [2]（P.98）由于村社规模小，物件不多，他只采得标本七种而回。鉴于所采集的标本有限，他于1929年8月21日前往北部另一个泰雅族村社角板山（今桃园县复兴乡）继续采集文物标本，“角板山为著名之番地，其番人亦属太么族，番屋同于乌来社，但较多，人口亦众。一切情形皆为北番式。”因为村社较大，人口较多，他得以采集到较多的标本。[2]（P.99）
上述两社均属于泰雅族部落。泰雅族主要分布于台湾北部、中部地区，是台湾地区原住民仅次于阿美族的第二大族群。在完成北台湾地区的采集活动后，林惠祥决定继续深入人迹罕至的南部原住民聚落，采集更多的标本：
上述二社皆系北番，番物不多，且无雕刻品、陶器及其他较为奇异之物。据台湾人云，番族以台湾东部花莲港为最多，然东海岸之航路甚为险恶云。余计非往东部不能大获，遂决心前往。[2]（P.99）
当年8月23日，林惠祥前往台东，抵达后即以台东为据点，分赴四周排湾族卑南社和阿美族马兰社等原住民村社采集文物标本，如马兰社：
其社较卑南近，其番人属阿眉族。与卑南之属派宛族不同。闻此社方有银饰奇形烟斗及其他为卑南所无者，故特赴其地访寻。其族属虽与卑南不同，然体质上未见何种特异之点。文化上更因周围皆系派宛系番社，故亦被同化，无甚差异。只采得少数标本而回。[2]（P.102）
结束台东地区的标本采集后，林惠祥决定继续深入较远的原住民地区，他选择了台东北部的阿美族部落新港。9月1日，他抵达新港，但因为当地原住民部落中本民族物件不多，因此“只买得数种而已。”次日前往大马武窟哈喇巴宛社，“因其地在山内，可一看狩猎生活并购买猎具也。”由于得到当地汉人的帮助，他得以采集到十余件文物。通过其留下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林惠祥当时在原住民村社采集标本的情形：
翌日天方明，福安君即促余速往番屋购物，因番人鸡鸣即起，天明即外出工作。购物当乘其未出时也。福安君番语甚佳，又与彼等略相识，引余进入番屋观察，并买得标本数种。[2]（P.104）
从上述引文可见，林惠祥此时的采集工作主要是采用访问原住民家户，实地购买器物的方式。9月5日，他前往排湾族知本社采集“带角鹿头冠”，通过这种“入户访查”的方式，在泉州籍陈姓汉人帮助下，采集到不少标本：
日既夕，番人陆续回家，陈君夫妇即导余遍探番屋，夜间饭后复出探，购得标本二十余种，并由一青年男番为余作一传意之绳结。其夜即宿陈君家。翌日又探觅一次，添购数种。带角鹿头帽果于此得之，甚喜。[2]（P.106）
在结束台湾东南部原住民村社的采集活动后，林惠祥返回花莲。9月9日，他前往北埔等地泰雅族村社继续采集，但因为“番物亦少，只采得三数种”。9月10日返回台北。此次林惠祥在东南部及北部原住民村社采集活动一共进行了十余天，采集了数十件标本，收货颇丰，但因为还没有采集到独木舟等中部高山部落原住民的重要文物，他决定前往日月潭采集：
综计所获 标本已不少，惟尚有独木舟及音乐杵未入手，中部高山番族亦未曾见，查此二物惟中部高山湖日月潭边水社番有之，而其番人系蒲嫩族，正可代表高山番，决计赴其处一探。[2]（P.107）
9月14日，林惠祥从台北搭乘火车，经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地，直抵“小市镇二水”，随后辗转于15日抵达日月潭：
既至湖滨，遇一台湾人，询余何往，余告以来意。彼云湖之内部方有番社，彼有舟愿载余往探，并为余介绍买物。从之。此人姓黄，其舟亦常状，非独木舟。行不久即抵番社，余为拍一照。此社即水社。湖面距海达2400铡7屋约二三十，杂列于湖边。复有独木舟靠岸，余又摄一影。[2]（P.108-109）
他在这里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独木舟，经过一番交涉，终于从原住民手中购买到一艘独木舟，“此外尚购得衣服及刀等，并询得番情数条。因无复可采，即雇番人负舟回五城。” [2]（P.110） 9月16日他亲自用手押车运舟，乘火车返回台北，由此也结束了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的田野采集活动。林惠祥此行收获颇丰，“该次调查番族采集标本之工作，余奋力以赴，不畏艰险，故能略有成就。” [2]（P.7）通过这次田野调查，他不仅深入了解了台湾原住民的各种状况，而且也采集到了较多的台湾原住民文物。自台湾被日本侵占后，祖国大陆很少有学者能深入台湾原住民地区开展研究工作。此次林惠祥有计划地前往台湾原住民村社采集文物，尚属首次。
七年后，已经返回母校厦门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的林惠祥计划扩充人类学标本陈列所的收藏，再次于1935年暑假自费前往台湾，“再入番地，采买标本”。据林惠祥自述，这次考察虽然只有数周时间，但收获颇多： “采得标本为番人之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史前石器等数十件，即加入于人类学陈列所。” [2]（P.8）他还前往日月潭，计划再采集一艘独木舟，但因为此时日人禁止原住民用樟木制作独木舟，独木舟已属罕见，因此无法购得，他只采集到了音乐杵等器物而回。
林惠祥的两次赴台田野采集活动，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学者欲进入台湾本岛开展学术研究无疑困难重重，更遑论深入原住民村社进行田野调查。因此，林惠祥此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人类学科传入中国后，中国大陆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台湾原住民村社从事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标本，林惠祥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者。
二、“原始文化”的展示
和采集一样，展示标本是采集者与博物馆的另一个核心工作。在西方人类学初兴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远赴异乡的人类学者一般会在完成其田野采集工作后，将所采集到的各种标本陈列于博物馆或陈列所中展出，力图通过这种异文化的展示来达到知识的社会性效应。林惠祥在完成上述赴台田野采集活动之后，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专门举办了类似的标本展示活动，由于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通过比较系统地采集台湾原住民标本而举办的展示，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采得标本一百余件，可说明人类之原始文化，可为研究历史之助，其中樟脑木之独木舟，长丈余，尤不易得。《申报画报》为出特刊，致京沪多人来院参观，盖民族学标本之采集及陈列，其时尚甚少见也。[2]（P.6）
图1 《申报画刊》特刊
而他在返回厦门大学任教后，更是在个人住屋中建立了一个人类学标本陈列所，向公众展示其历年所采集到的文物标本：“余在厦大满七年，以所教人类学需有原始文化之标本，以供参考，而学校不能供给采集之费，余生活俭朴，薪俸稿费月有赢余，乃自建一住屋，留前厅为人类学标本陈列所，自费四出搜买标本及发掘古物，又得南洋热心家捐赠，合计得三四百件，陈满二室，颇有可观。” [2]（P.8）
我们知道，对于采集者和博物馆而言，以何种方式来展示采集的标本，与采集者其时的学术观念和博物馆的属性、定位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3]（P.11）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采集者和博物馆在对标本进行分类、展示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过程，实际上已经赋予了这些标本新的价值和意义。③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考察上述标本展示活动来探知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的展示旨趣及学科传统变迁。
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的“引言”中，林惠祥曾这样描述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学术价值：其一，“台湾番族自石器时代由南洋移入此岛以后至于最近，与外界文化之接触甚少，所保存之固有的状态颇多，实为现存未开民族之良好代表，故观察此一族，可望知晓未开民族状况之一斑。”其二，“原始的器物及制度在文明民族久成陈迹，然在未开民族中尚多存在；虽不能即依进化论派之言，指为完全相同，然其原始性总不能不谓为颇相类似；若去其小节，取其大概，则由此等未开民族之现状，亦略可窥见人类文化史上之原始状态。台湾番族为未开民族之一，自然亦富于原始的性质而有上述之作用。” [2]（P.33）
从上述引文可知，林惠祥特别强调在当时台湾原住民因与外界文化接触少，是“未开民族之良好代表”，从而得以保留所谓“原始的性质”。很显然，他在此处设置了一个“土著”族群与文明民族的文化对比，认为通过观察“未开民族”的文化，可以探知“人类文化史上之原始状态”，因此，在他采集与展示台湾原住民文物过程中，突出“原始文化”是一个核心主题，将原住民族的物件视为人类文化演进史的一个物证，这种观点显然有着进化论的影响。但我们发现，他并非赞同进化论学派所提出的心智一致、文化类同的观点，认为应当对台湾“番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这种带有抢救民族志性质的采集实践和展示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受到美国人类学文化史学派的影响。而这与其在菲律宾大学所受人类学训练的背景紧密联系。
1927年，林惠祥自费赴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其导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素有菲律宾人类学之父之称的拜耳（Henry Otley Beyer）。拜耳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1905年毕业于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获得化学硕士学位。他在参观了一次在美国举办的菲律宾原住民族文化展后，激发了对菲律宾文化的兴趣，恰好当时美国政府组织了一个菲律宾民族学调查团，在临行之际，因为内部人事纷争，原本受命带队前往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Kroeber）突然被解聘，最后拜耳被接纳为调查队成员，前往菲律宾，由此开启了其菲律宾原住民族与东南亚文化研究生涯。在菲律宾Ifugao人中从事了三年研究后，他于1908年返回美国，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时任系主任迪克森（Roland B.Dixon）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人类学学习。迪克森（Roland B.Dixon）在美国文化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 Franz Boas）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其有关美洲印第安人及大洋洲文化观点深受博厄斯的影响。[4]（P.291-300）而拜耳在其影响下，也将其研究对象集中在菲律宾原住民的文化历史。[5]（P.6-8）他长期在菲律宾群岛原住民族中开展田野调查，采集各种标本，并专门建立了一所博物馆来收藏、展示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采集到的石器、陶器与瓷器、织品等各类原住民族器物。作为拜耳的弟子，林惠祥在台湾原住民的田野采集与标本展示上自然沿袭了其导师的做法，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归纳出这样一条学术脉络：博厄斯 （Franz Boas） 迪克森（Roland B.Dixon）拜耳（Henry Otley Beyer）林惠祥。
当我们循着这条学术脉络来检视林惠祥采集、展示台湾原住民标本的目的和本质时，不难看出其深深烙上了美国文化史学派的印迹。
三、“物”、他者文化与“采集民族志”反思
从本质上说，田野采集是一种“文化的采集“（Collecting Culture）的过程。正是通过田野采集活动，同样一件“物”，在流动过程中却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从原本属于原住民的日用器物，变成了博物馆中收藏的用以展示“他者文化”的“标本”。而这种“文化的采集”，提醒我们需重视考察早期人类学者的“采集民族志”背后所揭示的复杂议题。
在完成了台湾原住民村社的上述采集实践后，林惠祥曾经对采集标本的个人体会进行了一次总结，他认为采集原住民标本具有如下几点困难之处：
番族文化甚低，故其产物自然稀少。日用器具既甚缺失，艺术的及娱乐的产品更不易觐。每见番屋之内，四壁萧然，其状无殊于乞儿之寮；旅行中常有跋涉远道以赴目的地，而结果乃大失所望者。
番族所居荒僻，各族间复少往来，故其器物皆自制自用，有独无偶，原非制以出售者；且其技术不精，工具不利，制造大需时日，失之立觉不便，故多不愿卖。
番族迷信极重，禁忌繁多。出卖其己力所造，己手所触之物，不但恐自蹈不吉，亦且虑买者施术；而带有宗教性及仪式性之物尤不敢轻于出脱，如祖先遗留之物虽已不用，亦不敢弃，惧祖先之鬼见责也。不得已而售物，必作厌胜法，自作尚不足，须再请神巫为之。其费亦不赀，然不敢吝也。[2]（P.57）
这段文字透露出几个有趣的信息，首先，许多在早期博物馆中展示的所谓原住民“文化标本”，基本上是原住民族的日用器物，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并非以出售为目的；其次，当地人的观念往往是影响田野采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标本”并非轻易可获。由此也引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器物本身稀少而又不易获取，那么早期人类学者又是如何完成其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这一采集任务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处理采集过程中所遇到的禁忌呢？目前留存下来的有关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的田野采集资料较为少见，幸运的是，林惠祥在“游踪纪要”一文中撰写了其1929年赴台采集的经过，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采集民族志”。如他在文中描写了其在排湾族卑南社的采集过程：
此社（指卑南――引者）之文化状况较为复杂，故番物亦较多，由中人之介绍及翻译询得番情颇详，并购得标本多种，其中且有别族之物为此族昔时所得者。购物时有数种情形颇有趣：番人全家无论老小男女皆参加卖物之会议，凡卖一物必全家人皆在场，且皆首肯方卖，以此买番物必须待至日夕，番人回家后，方得接洽，其后所经各社皆如此。此社番人状况颇裕，其物多不愿卖；而其祖先遗留之旧物，由祖先崇拜之信仰更不敢卖。由介绍人苦口劝导，方勉强应诺。买竣，番人请余给以酒，余不解；介绍人谓余言番俗凡交易毕，须饮酒为誓，手续方完满，而不再食言，否则可再反复计较。余如言购酒予之。番人乃倾满一杯，以手指探沾之，洒于空中，口喃喃念诵，似即咒语，诵毕即自啜一口，以杯付余。介绍人告余彼盖请余立誓也。余遂接杯效其动作，心厌其秽，然不得不伪啜一口。余酒由番人持去。介绍人云，番人今夜须请神巫为作“拔里鲜”即厌胜，方保无事，其费亦不赀云。[2]（P.101）
随后，他记录了其在台东哈喇巴宛社（Harabawan）的一段采集经历：“此社（指哈喇巴宛社――引者）四围皆山，居民约五六十户，以狩猎及农耕为生，状况较外面闭塞，多存旧习。横山部长导我逐户入屋视察。余见所欲购之物即以告横山君等，彼等代问番人欲卖否，不肯，则彼等或力劝或婉导之。由于诸友之尽力乃能买得十余种，若仅余一人入山，恐一件亦不能得也。番人大都不甚愿卖，一因在此种荒僻之境，器物皆自制自给，日用必需，一旦卖出，立感不便；二因罕与外人往来，将生活用出售之事甚觉不惯。” [2]（P.103-104）
林惠祥所采集的台湾原住民文化标本中，独木舟与音乐杵是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者，同样他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其在日月潭采集上述两种标本的经过：
（在水社）细视独木舟有四只，有破损者，有太大者；其中有最小者一只，甚完美，长约一丈半，尚嫌稍大。既登岸，舟人导予入番屋。余问小独木舟之主，则为一二十余岁之青年，略解台湾语。余问欲卖否，答不愿卖，因此舟系湖中往来必需之物，并为捞鱼之要具，生活全资于是。其意颇决绝，然其旁之他番怂恿之，始首肯。此处尚有一种乐器，名音乐杵，形如番人捣物之杵，捣石上作铛铛之声。余请观之，并言欲买；彼等云全社只公有一套，不能卖。余固求之，乃选出三个……。[2]（P.109）
从上述林惠祥采集民族志记录可知，所谓被存放于博物馆展示的“他者的物质文化”（other’s material culture）的标本，在其采集地却基本上是原住民族的不可或缺的日用器物。人类学家在学术研究或文化保存的动机下以购买的方式进行采集，而对于原住民族而言却是一种被动的出让。而这种出让有时往往是相当慎重的，不仅需要集体的认同，而且还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有时仪式费用甚至要超出出让所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同样一件物件，但在“物――标本”这一流动程序上，原住民与采集者之间却经历了不同的自我意义。上述林惠祥所记录的有意思的“拔里鲜”案例，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卑南社的排湾族人在出让了一些物件后，在祖先崇拜禁忌下，立即要在当晚请巫师举行宗教仪式以去除原本器物上被赋予的神圣性。而采集者在将这个被原住民族去除了神性的“器物”转化为博物馆中展示原住民文化的“标本”时，却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文化的神圣性，这正说明了“文化的采集”复杂意义。[1]（P.150-155）
四、结语
Eilean HooperCGreenhill在讨论博物馆与知识的型塑关系（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时，对博物馆这一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载体的认识给予了很多启发性的议题，他强调应当以一种多元的眼光来看待博物馆的角色[6]（P.1-9）。当前，博物馆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跨学科的时代。人们对器物的认识，也已经不再满足于物的静态，当人们静静地站立在陈列橱窗前审视它们时，更多的是希望能透过物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过程。林惠祥的早期田野采集案例，揭示了标本、采集活动与采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促发我们重新去思考早期博物馆中人与物的关系。也许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真正把博物馆当作一种民族志的田野。
注释：
①有关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可参见Michael M. Ames，Cannibal Tours and Glass Boxe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UBC Press，1992； 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像》，台北：稻香出版社，2000年。
②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编《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87年编印，第1页。
③江桂珍《博物馆嵬藏的殖民政治与族群诗意：以台大人类学系典藏的一件泰雅族织物为例》，载王嵩山主编《博物馆嵬藏的文化与科学》，台北：台湾博物馆，2010年，页32.
参考文献：
[1]Susan M.Pearce.On Colle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 tra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2]林惠祥.林惠祥文集（上册）[M].蒋炳钊，等，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3]Ivan Karp & Steven D.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M].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4]Tozzer， A.M. （1936）.Roland Burrage Dix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33 （2）.
2014年6月4日下午，由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办、中华艺术宫协办的“学校教育的拓展与延伸．2014上海市中小学美术学科场馆教育研讨会”在中华艺术宫的多功能厅内举行。上海市教委和教研室的领导、部分中小学校的负责人，以及上海市各区县的中小学美术教师近20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目前，上海市有各类博物馆、美术馆100多家。早在十多年前，上海的一些中小学美术教师就开始利用上海的各类博物馆、美术馆资源开展美术教学活动，积累了不少的宝贵经验。2013年，上海市教委做出了“市教委与市文广局对接‘两馆’（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文教结合工作”的批示；2014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又推出了“2014年上海市基础教育场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进一步激发了上海市中小学美术教师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的热情。 本次研讨会共有17所中小学校参与。这些学校通过主题演讲和展板展示的方式（图1、图2），将各自在场馆教育中所取得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和交流。现将本次研讨会具体内容介绍如下。
一、利用场馆资源，形成特色课程
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达14万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器、陶瓷、书法、绘画为特色，许多学校就利用上海博物馆的这些资源开发出多种特色课程。研讨会上，黄浦区尚文中学的庄琪老师介绍了该校利用上海博物馆古代青铜馆的资源，针对四个不同年级所开发的青铜艺术系列学校特色课程。即六年级以《探索艺术根脉，认识青铜纹饰》为学习主题，使学生通过实地参观、查找资料，结合课堂学习，对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发展过程、材质工艺、纹饰造型等方面形成初步的认识；七年级以《体悟青铜造型，创造剪纸作品》为主题，让学生体悟青铜艺术的造型与纹饰之美，并要求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纹饰，用剪纸形式剪出青铜纹样；八年级以《挖掘纹饰美感，制作金属浮雕》为主题，要求学生以金属薄片为材料，进行青铜纹样的浮雕制作；九年级则以《再现青铜艺术，制作陶泥器皿》为主题，让学生用陶泥模仿制作—件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作品。
徐汇区徐汇中学的陈春燕老师介绍了该校“博物馆之旅——漫游手记”的活动情况。他们利用上海博物馆古代陶瓷馆的资源，将美术教材中《亲近陶瓷艺术》单元进行拓展，组织学生对博物馆中的陶器、瓷器展品进行了“二次观摩”：第一次观摩，要求学生对陶瓷馆中展品做一个整体的浏览，并将搜集到的照片和文字在班级中进行展示和交流，使学生对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初步的了解。第二次观摩，教师要求学生进一步观察自己感兴趣的馆藏展品，并将展品的造型、纹饰和色彩用笔进行描绘、记录，回校后，到四位美术教师组成的工作室，分别以拼贴、线描、泥塑、版画等形式进行创作。（图3至图5）
黄浦区曹光彪小学通过展板形式呈现了该校是如何利用上海博物馆的丰富馆藏资源，将语文、德育、信息、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研究开发学校特色课程《走进上海博物馆》的。该课程围绕上海博物馆十个专题展馆展开，由各班自主选择每次参观的场馆。每完成一个专题馆的学习，都要求学生整理参观笔记、撰写探究报告，并用美术形式进行表现和展示。
中华艺术宫由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改建而成，宫中的“海上升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起源”展览，是我国第一个完整展示海派艺术，并以此为中心呈现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发展脉络的长期陈列展。研讨会上，浦东新区竹园小学的朱燕凡老师，介绍了该校利用这一展览资源而开发的学校特色课程《览中西美的历程，扮未来多彩世界》。其中设计了三个主题的课程模块，分别为“走进艺术殿堂”（一、二年级）、“走近艺术大师”（三、四年级）和“探寻艺术之旅”（五年级），每个主题的课程模块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图6）
黄浦区董家渡路第二小学的季蓓蕾老师，介绍了该校利用中华艺术宫中的“上海美术电影展”资源所开发的学校特色课程《走进中国动画片》。该校美术教师在组织学生参观“上海美术电影展”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根据展厅中电影作品的年代、表现形式和内容，制作完成了《上海美术电影展作品一览表》，并结合美术课设计制作了《上海美术电影展手绘导览图》。
上海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除市级层面以外，在一些区县也都建有各类博物馆和美术馆。为此，一些学校充分利用学校周边的各类场馆资源开展美术教学活动。如黄浦区七色花小学，通过展板形式介绍了该校利用学校附近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旧居“日月楼”资源，开发了学校特色课程《走近丰子恺儿童漫画》。该校邀请了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教授来校做有关丰子恺的生平及其艺术特点的专题讲座，还多次举办丰子恺漫画展览，形成了这所学校赏漫画、画漫画的美术教育特色。 毗邻上海邮政博物馆的虹口区崇明路小学，在研讨会上，以展板形式介绍了该校利用上海邮政博物馆的资源，组织学生参观了解邮政历史、邮票来历及种类，并开发了校本课程《漫游方寸之间》，让学生在美术课上用绘画、剪贴、电脑等手段设计、制作邮票，形成了该校的美术特色课程。
杨浦区中原路小学的沈佳芸老师介绍了该校利用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资源开发了学校特色课程《儿童扎染》。该课程分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传统工艺了不起”，让学生通过网络搜集中国纺织印染历史资料，初步了解中国印染工艺的悠久历史；第二模块“探寻纺织与扎染”，带领学生走进纺织博物馆，通过聆听讲解、动手体验等形式，从中感受中国传统印染工艺的特点；第三模块“我是扎染小当家”，通过在学校中建立“儿童扎染创意工坊”，为学生学习扎染技术提供了专门场所。
地处七宝古镇的闵行区七宝明强小学，在皮影老艺人的帮助下，开发了学校特色课程《七宝娃玩皮影》。该校的陈萍老师详细介绍了他们利用古镇的皮影馆资源，编写了校本教材《七宝皮影进课堂》，将七宝皮影艺术引入课堂，使学生通过探究、体验、学习和比较，系统地了解七宝皮影的历史、造型特色和表演方式。该课程还通过“皮影探秘…‘玩玩小皮影”“皮影设计师”“上演皮影戏”“皮影也创新”等系列活动，让学生了解皮影绘制方法，学习编剧、角色分配与皮影表演技术，并将皮影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创造新的皮影表现形式。（图7至图9）
远离上海市中心的青浦区重固小学，利用当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泉山遗址”的资源，形成了与版画教学相结合的学校特色课程《走进福泉山》，让学生通过对“福泉山遗址”的实地考察，了解福泉山出土的古代陶器的名称、造型特点和图案特征，感受福泉山古陶器的艺术之美；在课堂教学中，将现代陶器作品与福泉山古陶器作比较，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并通过“修补陶器”的小游戏，用自己的双手还原福泉山古陶器之美，体验创作的乐趣。
青浦区崧泽学校的杨卫新老师，介绍了该校创建的“江南民俗苑”小型博物馆，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体验到传统民间劳动工具的特点，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并在美术课上以“再现百姓生活”“再现百姓生产”的版画创作，开展民俗文化教育活动。（图10）
长宁区虹桥中学和闸北区第八中学，也通过展板形式，分别介绍了各自利用学校周边美术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
二、依托场馆资源，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研讨会上，许多学校都介绍了如何利用博物馆与美术馆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经验。如黄浦区董家渡路第二小学的美术教师，利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电影展”中展示的《孙悟空大闹天空》《小蝌蚪找妈妈》《骄傲的将军》《九色鹿》和《葫芦娃》等经典国产动画片，让学生了解我国动漫艺术的特点，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杨浦区中原路小学，通过学一学、看一看、做一做的方式，让学生体验扎染工艺的特点，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艺术魅力。
徐汇区徐汇中学利用上海博物馆古代陶瓷馆的资源，以“漫游手记”的形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样式的演变、制作工艺和发展过程；以“陶瓷艺术”为主题，运用多样的艺术材料和艺术手法，加深对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美的了解。
黄浦区尚文中学则利用上海博物馆古代青铜馆的资源，在初中各年级的美术教学中，通过实地观察、师生交流、自主设计、欣赏评议等系列活动，了解青铜器的用途、造型和纹饰种类，感受青铜器作为实用器具和礼器所承载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魅力。
闵行区七宝明强小学利用皮影馆资源，引导学生感受传统民间皮影艺术的内涵，在了解家乡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感。
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利用“善缘·唐卡秘境艺术中心”开展主题活动，通过唐卡艺术了解西藏文化，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理解。
三、活用场馆资源，创新参观形式
在本次研讨会中，许多学校还介绍了多种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的形式。如浦东新区福山外国语小学的汤春妹老师，介绍了学校通过“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生参观中华艺术宫的情况。所谓“虚拟”，就是利用“数字美术馆”等网络平台，先上网浏览、搜索资料，了解中华艺术宫的基本情况和展品特点；而所谓“现实”，就是去中华艺术宫实地参观，感悟原作的魅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深学生的印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浦东新区进才小学的陆瑛老师，则介绍了该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开展的场馆教育活动。该校与浦东喜玛拉雅美术馆签约合作，开展了“场馆艺术进校园——流动美术馆项目”主题活动。通过将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地“请进来”，在校内做各种艺术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与喜玛拉雅美术馆以及学校所在社区联合，让学生创作的“智慧树”系列装置作品“走出去”，以流动美术馆的形式，到所在社区进行展示，以此发挥学校与场馆、社区合作的教育功能。（图11至图13）
四、借助参观活动，培养多种能力
研讨会上，许多教师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触：利用博物馆、美术馆进行教育活动，不仅仅是进行美术学习，更主要是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闸北区实验中学的虞胜莉老师，介绍了该校在组织学生参观中华艺术宫活动前，针对参观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设计了“大家来找碴”活动，让学生通过发现并指出不文明的参观行为，对参观中华艺术宫时的注意事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图14至图16）
长宁区虹桥中学在每次带领学生外出参观时，都要预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去搜集资料，引导学生筛选信息，获取有用的信息；在交流汇报时，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资料进行概括、归纳、总结，让学生明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与交流，从而掌握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方法，提高信息处理的能力。
闵行区七宝明强小学在参观时，还设计了“学习单”。学生们依据“学习单”的要求，带着问题参观，使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独立判断、独立选择，这有助于形成主动探索学习的意识。
徐汇区徐汇中学试图通过两次参观的方式，让学生学会自主性的探究和学习。
[关键词]特色专业；满族语言文化；东北地方史；特色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地方高校都在走特色强校之路，培养特色人才，所以建设特色专业也就成为当今地方高校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也是教育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高校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之路，即依托地处东北的地缘优势，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的同时，突出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方面的特色教育，以此为突破口，形成了本科教学中的东北地方史与满族语言文化教学齐头并进的特色专业建设和专业品牌优势。实现了通史教育和特色教育相结合，让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具备了师范本科生的一般素养，同时还形成了一定的专门史教学和研究能力，如民族遗产保护意识与能力、民族文化研究能力等，培养出了既有传统历史知识又具有专史特长、科研创新能力强、社会评价高、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献计出力的专门人才，实践证明我校历史学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取得了实效。
一、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更新培养方案
为树立特色品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调整了课程体系结构，更新了培养方案。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按照既定的培养目标，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突出特色课程模块，增设了《东北地方史》、《中国北方民族史》、《民族与民俗》、《满族文化史》、《满族社会生活史》、《满族民俗史研究》、《满族民俗文物抢救与保护》、《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专题》、《八旗谱牒文献抢救与整理》等十余门极具专业特色课程的选修课，由于这些课程占有地域优势、特别是满族的发祥地及满语的母源地优势，在讲授这些课程时言之有物，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极强的地域性，因而这些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每年的开出率都居选修类课程之首。
二、满族语言文化的特色教学
在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上，长期以来，充分利用地处满语母源地的优势，重视满文档案的整理及民间满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录制了《叶赫萨满神辞》、《九台莽卡东哈落乌云》等长达300多小时的音像资料，抢救《满洲镶黄旗哈扎力氏族谱》、《满洲镶黄旗萨克达氏宗谱》等八旗谱牒1200余份，征集满族民俗文物5000余件，这些珍贵的音像和实物资料应用于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探索钻研的兴趣。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满语来拓展满族文化的教学研究，开展了对满语地名、人名、职官名的研究，出版了五卷本《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等著作，整理满语地名文献8千余条，完成了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满族谱牒方面，出版了《满族谱牒文化研究》、《清代汉军旗谱牒资料汇编与研究》等专著，并以谱牒资料为据，将研究的视野，由家族史延伸到了满族部史，出版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等专著。目前在满语应用研究领域，已形成满族萨满文化、满族谱牒文化、满语命名文化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将其渗透到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形成了牢固的特色教学理论基础。
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满语语言文化教学框架，形成了从满语语音、满语词法、满语句法延伸到满文形体完备的满语本体教学理论体系，相继出版了《满语语音学》、《满语词法学》、《满语句法学》、《满文形体学》等系列特色教材，并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教学效果显著。于鹏翔教授提出的“满文形体相变基本规律公式”，使学生对满语的学习更加容易，这也是学界首次从历史哲学角度对满文形体学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满学研究界原创，对加速满语人才培养作用突出，使我专业特色教学的理论优势凸现出来。
在历史学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将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历史学专业2个省重点学科与3个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搭建起校内特色文化教学基地、校外满族文化教学基地、教育实习基地三维一体的满族语言
文化特色教学实践平台。在满族语言文化教学中我们在学内建立了五馆（八旗谱牒馆、满族民俗馆、历史文物馆、佟佳氏历史博物馆、爱新觉罗恒绍艺术博物馆）、五室（历史资料室、满族文物室、叶赫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室、谱牒整理实验室、谱牒电化展室）；在东北地区建成了九个满族语言文化教学分支基地（叶赫、本溪、伊通、乌拉街、宁安、珲春、九台、吉林市、肇源），形成了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五馆、五室、九个基地”的教学实践平台。在本科教学中充分发挥特色基础建设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使馆室建设积极服务于教学实践。在每一学期的相关课程中，都将“五馆”、“五室”作为“试验场地”，专业教师在上相应课程时会结合所讲的理论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如在讲《满族文化史》课程时，就会带领学生到满族民俗馆、八旗谱牒馆等地讲解，使相关的历史教学知识穿越时间隧道，历史事件与历史生活场景从教科书上，走入了学生的视野中，教学的直观性得到最大发挥，这不仅使教学生动、活泼，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院也会定期组织历史学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考察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叶赫古城等）及特色文化基地，通过实地考察和撰写实践报告，增强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其理解和认知能力。部分同学通过这些特色实践教学平台，提高了认知和思辨能力，在校期间就写出了相关研究性论文，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实践教学效果显著。实践基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特色人才做出了较大贡献。
为使馆室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普及满族史知识、宣传我校的功能，我们还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培养了一批学生后备讲解员、接待员，使这些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技巧有较大的提高，为学生顺利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
东北自古就是民族聚居区，这些民族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民族与边疆的研究也是热门课题，因我们地处东北，在教学中有鲜明的地域优势，所以我们设置了以东北地方史为核心的课程群，如《东北地方史》、《东北历史地理》、《东北边疆与民族》等课程，目前也已经成为历史学科的特色品牌课。古代东北史侧重东北古民族的迁徙、流变和民族政权以及古代东北边疆史的教学。近现代东北史则侧重于地区人口、灾荒、社会风俗、生态环境与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教学。多年来我们一直开设体现本方向特色的选修课程如《中国近代城市史》（侧重东北）、《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侧重东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对东北区域社会史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从中认识东北人口迁移、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并为今天东北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该课程群，从师资力量上看，有东北史专业科班出身的高职称、高学历的一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特色专业建设取得的成效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适应了社会需要，为学生就业和考研创造了优越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声誉，为我校的强校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
首先，学生经过四年的特色专业培养，使他们对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颇感兴趣，特色课程基础知识牢固，毕业后考取满族语言文化、清史和东北地方史方向研究生的比例逐年提高，并因具有一定的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得到了招收学校的认可，为其顺利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特色专业教育为服务社会培养了专门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都把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长吉图开发以及四平叶赫旅游开发、满族民俗开发都需要专门的满族语言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的人才，特色人才的培养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
再次，我校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享有很高的声誉，为吉林师范大学特色强校增加了砝码。东北师大满族语言文化专家刘厚生教授说：吉林师大满语言文化教学独具特色，考取我校的研究生都具有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赵阿平教授认为，我校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充分发挥特色基础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教学质量。
最后，我们为教学和研究所建设的校内特色文化基地，现已成为吉林师范大学的窗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三年来接待来参观、考察国的内外学者、专家不下三万人，来访者无不对特色馆室建设及相关满族民俗文化藏品表示赞叹，扩大了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满族特色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博物馆；环濠河博物馆群；旅游开发；免费
博物馆不仅承载着城市历史的过去，而且还引领城市发展的未来。当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旅游的品质，简单的都市景观游已被深层次的文化游所替代，博物馆在现代都市旅游中的价值就越发显得突出和重要。南通是中国文博业的发祥地。博物馆文化是南通城市文化中最具影响、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环濠河博物馆群作为南通博物馆文化的集聚地和典范在南通乃至我国博物馆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环濠河博物馆群并未成为旅游热线，这与南通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中的地位和环濠河博物馆群理应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反观世界发达国家博物馆发展史，以及上海世博会以来给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探讨免费开放后的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的旅游价值并进行战略开发，对于挖掘南通地方人文资源，促进南通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的现状及特点
1.历史悠久，品位独特
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早的南通博物苑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兴建的。张謇先生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时，将博物馆的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实施。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要“父教育，母实业”，教育离不开学校，而博物馆就是学校的辅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诞生了。对于南通博物苑的首创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曾指出：“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博物馆。我国最早自办的博物馆，大概是张謇所创设的‘南通博物苑’，以后也曾陆续添设了许多”［1］。也有论者指出：“张謇的博物馆理论和南通博物苑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2］。
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常有特色、有品位，较好地克服了我国地方城市博物馆精品少、类型单一的问题。就类型来说，有展示城市风采和发展变迁的城市博物馆、有展示民风民俗和独特工艺传承的中国蓝印花布博物馆、有唯一以国家审计为专题的审计博物馆、有第一座以纺织为专题的纺织博物馆等等。
2.等级度高，管理科学
目前，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共有国家一级博物馆1家、“国字号”博物馆2家，国家一级文化馆5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家，部级非遗项目6个、国家一、二级文物141件，国家珍贵古籍17部，博物馆等级度之高，也是全国罕见的。
环濠河博物馆群的管理模式是多元化的。17座博物馆分别由国家、行业、企业和个人管理，形成了“众星拱月”的管理格局。譬如，中国审计博物馆由国家审计署管理，沈寿艺术馆、建筑博物馆分别由南通市旅游局与市建设局管理，而纺织博物馆则由市国资委管理。这种灵活的管理体制、专业的管理部门，较好地激发了博物馆的活力，促进了博物馆的有效管理。
3.位置优越，游览方便
自南通博物苑建成至今，南通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多，目前已达到25座，市区平均不到每5万人就拥有1座博物馆，这一指标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南通被誉为“博物馆城”。环濠河博物馆群，位于南通市心脏、城市的中心、濠河的两岸，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25座博物馆占据了17席，且在建造之初就充分考虑了集中展示、游览方便的需要，多数博物馆相隔距离数百米，有的更是相依而建，参观游览异常方便。此外，公路、铁路、民航、江海航运等交通条件便利、四通八达。苏通大桥的建成后，南通融入上海1小时经济圈，旅游和参观条件非常便利。
二、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在旅游中的价值
1.环濠河博物馆群在旅游中的资源价值
在现代旅游中，人们为了探寻和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民风民俗和历史变迁，常常将有丰富文物古迹的地区作为参观游览的对象。为此，博物馆、古建筑、古墓葬等等文物古迹相对集中的地方往往成为游人们乐于前往的旅游景点，成为非常宝贵的旅游资源。“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者可以通过它看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3］环濠河博物馆群，拥有非常珍贵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仅南通博物苑就拥有文物藏品和自然标本近5万件；珠算博物馆有2000多本质地不一、形式各异的算盘；蓝印花布博物馆有藏品5000余件、纹样10000多个；南通纺织博物馆藏有文物3500件，等等。
2.环濠河博物馆群在旅游中的社会价值
人们之所以选择博物馆旅游，就是旅游者出于接受教育、考察研究、增长见识、提高自身修养或者休闲娱乐等目的，前往博物馆进行参观游览从而获得审美与愉悦体验。［4］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紧密结合的标志性产物，也是一种非正式教育场所。博物馆的建造历史、馆藏物品、陈设方式等时刻向游人们传递着强烈的社会信息，发挥着独特的教育和信息传导功能。就这个意义而言，环濠河博物馆群的社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体现南通江海风情、淮吴风韵、海派风神，近代中国第一城和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等文化魅力和突显南通文化价值的各类元素都可以在环濠河博物馆群中找到缩影。如，南通博物苑展示了从海安出土的青敦文化遗物，正是这些文物，不断地向参观者宣传着南通的历史文化，将南通人活动的历史文明从2000多年前推向5000多年前，旅游参观者更直接地了解到了南通古文化的发展演变。南通博物苑展示了近代第一城”的格局和风貌，集中体现了南通“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3.免费开放后的环濠河博物馆群在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
自2004年1月1日浙江省决定省博物馆在全国率先实行常年免费开放，至2010年8月，全国有1400多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实现了向社会免费开放。自2005年11月，南通博物苑开始对部分人群免费开放。如今，南通所有的博物馆已全部免费开放，回归公益本位。
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家庭、地区、国家莫不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角延伸到文化层面，将文化资本视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成三种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指出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且文化资本是以“再生产”的方式世代相传的［5］。从根本上看，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质量和速度取决于其文化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6］地区文化资本是个体文化资本的集合。南通已开启了全面小康后的基本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由小康向基本现代化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其最根本的是人的转型。作为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的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免费开放后，将在促进人的转型与全面发展方面发挥更多的“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功能，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此外，环濠河博物馆群免费开放后人流量倍增，场馆还可以通过巡回展出、文化信息服务、出售纪念品以及餐饮等服务获取一定利润，用于博物馆运营。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可资开发的旅游产品很多，比如“蓝印花布”、“沈绣”的小饰品，珠算博物馆的小算盘，风筝博物馆的风筝等等都非常有特色。
三、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战略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整合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线路
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设计出丰富完善的旅游线路是环濠河博物馆群战略开发的前提。近年来，南通着力打造了“一山，一水，一人，一城”之旅，使得南通的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新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打造的力度不够，严重制约了南通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苏通大桥的开通，南通桥港时代的来临，旅游资源的整合和线路的重新设计势在必行。旅行社要根据具体的旅游意向设计不同的旅游线路，不断推陈出新，吸引游客。
2.加大旅游宣传，招徕旅游客源
提高环濠河博物馆群的知名度，尽可能多地招徕游客，是环濠河博物馆群战略开发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一是重视网络建设，不断更新网站。要加大对博物馆群在南通主要网站的宣传力度，如在濠河论坛、南通热线等刊登宣传的新闻和报道，同时，更要加大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在全国重要旅游网站、论坛的宣传介绍力度，特别是周边城市圈相关网站、论坛的宣传力度。二是设计展册，充分利用旅游报刊宣传。要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等媒体进行博物馆群的相关宣传，制作精美的平面广告、FLASH动画广告等，在各种旅游报刊定制长期性或周期性广告，扩大博物馆群的影响，提高博物馆群的知名度。三是做好指引，突出指示路牌。在火车站、汽车站、码头、机场、广场等行人相对集中的地方树立博物馆群的宣传广告标牌，在城市重要的交通路口做好对博物馆群的路标指引。
3.包装旅游特产，扩大旅游影响
包装旅游特产，扩大旅游影响是环濠河博物馆群战略开发的重要条件。购物是旅游者外出旅游最基本的一项需求，是旅游的六大要素之一，人们有时专门为购物而出游，因此包装南通旅游特产对提升博物馆群的知名度，扩大其旅游影响非常重要。南通旅游特产种类丰富，食品类有“天下第一鲜”的文蛤、南通脆饼、嵌桃麻糕、董糖、海门羊肉、如皋火腿等；生活纪念品类有蓝印花布、扎染、刺绣、勾针衣、通派风筝、通派盆景，还有全国闻名的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的家用纺织品等；养生药用品类有宜生酒，薄荷脑、王氏保赤丸、季德胜蛇药片等。目前，在众多博物馆里都有纪念品销售，不过包装不够精美，购买也不很方便。其实可以在濠河边单设南通旅游产品专卖店，在博物馆里设旅游商品小卖部，还可以对南通博物馆里的特产进行包装，如可把南通的特产（如南通脆饼，嵌桃麻糕，蓝印花布，通派风筝等）组合在一起，制成一个特色包装，让游客带得方便，送人也有档次。
4.培训导游技能，站稳旅游市场
不断提高导游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是环濠河博物馆群战略开发的保障。导游在旅游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是旅游者审美的直接对象，并且向旅游者传递着审美信息。因此，加强对导游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对于提升博物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意义深远。而专业人才缺乏，人员结构失衡是环濠河博物馆群存在的普遍问题。为此，一是要定期开展对现有导游及从业人员博物馆知识的专业培训，让他们及时掌握博物馆的动态信息，更新博物馆知识结构；二是要与在南通的职业院校、专业旅游学校开展合作，在相关课程中增加博物馆群知识模块，培养和聘请博物馆知识丰富人员充实现有的从业队伍；三是要积极开展博物馆知识讲解大赛和博物馆知识竞赛，激发导游员的学习热情，全面提高导游的素质，从而促进博物馆旅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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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Open Museum Tourism Value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Taking Nantong Ring Defense River Museum Group as an Example
GUAN De-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