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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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的成绩(26)
下一年的任务(17)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学科建设（5）
教学(8)
科研(4)
学术交流(4)
其他(5)
学科建设（5）
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
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
4. 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
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学(8)
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 、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00级博士生26人、2001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
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
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
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
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
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 学术交流(4)
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
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
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
其他(5)
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
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
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学科建设（6）
教学（2）
科研（4）
学术交流（2）
其他（3）
学科建设（6） 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
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
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
教学（2）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
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
科研（4）
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
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
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
学术交流（2）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
其他（3）
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水文地质研究 经济可持续发展 地质灾害
1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
经分析，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集中体现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规避灾害，降低损失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的进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化学污染物质排放严重超标，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水体污染问题，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加强水文地质研究，有助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继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009年，我国西南诸省出现了严重的旱灾，2011年，我国北方各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南北方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降低旱灾与洪灾的发生概率，促进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2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
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集中体现在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国家投入力度不足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2.1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
缺少相对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也就无法对水文地质的系列研究工作进行指导与提高，直接导致其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水文地质研究工作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基本上源自于专业的研究人才的一线工作经验，但是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学科在我国尚属于冷门专业的范畴，专业人才显得匮乏。再加上各个水利部门也属于冷部门，效益并不高，导致大部分专家学者并不愿意投身于水文地质的相关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导致我国的水文地质研究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降低水文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概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2.2国家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相关的政府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依旧有所欠缺，针对地方的各项考核也基本上是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依据，导致地方政府也并不重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一点：水文地质研究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性的经济效益，反而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其普遍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违背自然环境的规律，导致水文地质灾害频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于如何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水文地质的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针对上文所阐述的种种问题，需要采取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措施，切实加强水文地质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3.1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
媒体对民众以及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提高水位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的范围，有助于吸引公众与决策者的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注意力。例如黄河断流、淮河污染等大型的社会性新闻，可吸引观众的目光，再如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给社会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因为水文地质灾害的具有缓变性以及隐蔽性的双重特征，再加上可能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媒体方基本上不会将该类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未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导致人们对于水文地质研究方面的工作了解甚少。所以，需要切实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彰显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公益性，这是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之一。
3.2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地质学，任何有关于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均需要依赖地质学科的相关专业理论。鉴于此，必须要高度重视水文地质的教育战略方针，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立足于思维与方法两个层面进行创新与拓展，充分重视物理思维、地质演化原理等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针对原有的水文地质学进行去粗取精，引进先进的知识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水文地质学基本概念并加以实际运用，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3.3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各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积极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思想，摆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位置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国家方面需要持续加大对水文地质灾害的资金投入力度，便于引进新型的研究设备与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确保专款专用，不断革新水文地质研究的技术，并对现有的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进行全面的改进与完善，提高其预测随文地质灾害的时效性与精确度。需要注意的是，水文地质的运动是不可控的，并且影响因素非常多，其内在规律目前也尚不十分明确，因此对于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的预测结果，仅可作为参考，不可尽信，依旧需要以实地调研为准。
3.4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
仅以我国湖北省十堰市为例进行分析，十堰市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水文地质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十堰市政府以丹江口水库为核心区域，围绕其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区、区域通枢纽、高端绿色工业发展区、现代化服务中心等。以当地的特色文化为依托，整合山水文化资源，打造国际化的生态旅游胜地以及东方养生休闲区等。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相关的从业人员需要在深入明确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的基础上，立足于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等方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经济持续性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郭晓彬.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J].现代商业，2011，09：287+286.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食品科学是一个跨多个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例如，（1）研究与食品有关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和修养等内容，属于哲学范畴；（2）研究食品的需求与供给、价格与成本、组织与结构、规划与布局、发展与管理等内容，属于经济学范畴；（3）研究食品的立法、公共政策、行政管理等内容，属于法学范畴；（4）研究食品知识普及、食品政策与法规宣传等内容，属于教育学范畴；（5）研究食品发展史、食品文化考究等内容，属于历史学范畴；（6）研究食品的物理化学特征、安全与营养、分析与检测等内容，属于理学范畴；（7）研究食品工业生产中所用加工方法、过程和装置等内容，属于工学范畴；（8）研究食用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营养、种植制度、遗传育种等内容，属于农学范畴；（9）研究食品卫生与免疫、营养与健康等内容，属于医学范畴；（10）研究食品生产与流通、采购与营销、安全与危机等内容，属于管理学范畴。由此可见，食品科学研究的内容不可能完全隶属于某一个学科，需要多个学科交叉研究才能解决食品科学问题。例如，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不仅需要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知识，还需要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等知识。可以进一步将食品科学涉及的10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划分为相互交叉的3个方面（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文化与伦理、食品经济管理）。
1．“食品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以研究食品属性和食品工业所依托的科学理论问题、工程技术级装备的实现问题为基本内涵的学科。它融合了理学、农学、医学、工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食品（及其原料）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食品加工过程、贮运与保鲜及其生物学基础等，形成了食品生物化学、食品生物技术、食品风味化学、食品营养学、食品物性学、食品原料学、食品卫生学、食品检验学、食品加工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品质学、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学等分支学科。
2．“食品政治、文化与伦理”研究领域。食品文化与伦理是以研究食品系统中的文化现象和道德现象为基本内涵的学科。它融合了法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工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食品立法、食品公共政策、食品行政管理、食品文化现象与规律，食品伦理现象与规范（如污染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转基因食品等）等，形成了食品政治学、食品文化学、食品伦理学等分支学科。
3．“食品经济管理”研究领域。食品经济管理学科在国内刚刚起步，学科体系尚未形成，国内外在食品经济管理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部分学者对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构成和研究框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郑锦荣认为，食品经济管理是对食品系统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既要考虑到食品的自然属性，即食品的经济性，又要考虑食品的社会属性，即食品的安全性，其知识体系由食品经济管理的独有知识（食品溯源性、食品安全管理等）、管理学与经济学知识（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宏微观经济学等）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知识（食品加工、包装、食品营养学等）等交叉而成，可以根据食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将其划分为食品的整体管理、食品的生产管理、食品的流通管理、食品的营销管理、食品的采购管理、食品的服务管理、食品的质量管理、食品的危机管理、食品的安全管理9大知识领域。［2］
相子国在从产业经济、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三个视角解读我国《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结构图，涉及国家和地方政府、食品加工与流通企业、食品上游个人与企业、食品消费者、食品行业组织、中介服务机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等组织的分工与协作。他认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的背景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研究的重点是食品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的目标是提升食品核心竞争力，主要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以下五个方面：食品质量安全研究、食品产业与区域规划研究、食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食品工业“两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融合研究、食品核心竞争力研究。［3］
在今天的“大食品产业”时代背景下，［4］食品工业已发展为一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及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政策和技术革新等环境在内的有机系统。随着我国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建设食品经济管理学科进行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郑锦荣提出的食品经济管理的9大知识领域仅集中在食品产业链（FoodChain）上，过分强调了“管理”问题，而忽视了食品系统（FoodSystem）的其它有机组成部分（如制度、政策等环境因素）和“经济”现象；相子国将政府文件作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的逻辑起点，没有注意到政府文件的时效性与学科建设的规律性之间的矛盾。本文拟在食品系统框架下，以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重新构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并提出当前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食品经济管理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框架
（一）食品经济管理的学科属性
在设计食品经济管理的研究框架之前，首先有必要讨论其学科属性。食品经济管理（ManagementofFoodEconomy）虽然是一门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理学、工学等基本理论的交叉学科，但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在食品生产及其相关部门中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正确地处理生产关系，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便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合理地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妥善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广大从业者的积极性，提高食品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食品的需要。主要内容包括：在科学预测基础上，正确制定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编制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和计划；在食品工业区划基础上，进行食品工业地区布局，优化食品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物质技术资源和财力资源；建立合理的食品经济管理体制，确定食品生产经营中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以及分配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正确地组织食品流通；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食品工业经济活动；全面评价食品工业经济效益等。因此，就学科性质而言，食品经济管理属于管理学门类，可以从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中独立为二级学科。
（二）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
根据上述食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本文以“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应用实践”为框架，构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1．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内容是，以促进食品产业发展为核心，跟踪食品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动态与前沿，为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食品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为食品产业政策评估提供方法，解读食品产业最新政策，为食品企业等相关主体决策提供咨询和帮助。2．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变、食品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其联系方式、食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食品战略产业选择及转换、食品产业空间布局等。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产业关联分析方法等。3．食品资源与环境。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食品经济发展和资源耗竭、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食品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制定食品资源与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促进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其中，环境经济评价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陈述偏好法（假想市场法）和生命价值评估。4．食品技术经济与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对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食品生产过程中即将采用的各种“技术性”措施和“技术性”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论证分析和风险评估，为政府、食品企业及相关部门的投资规划与资源利用管理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主要研究方法有决定型分析评价法、经济型分析评价法、不确定型分析评价法、比较型分析评价法、系统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可行性分析法等。5．食品物流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物流的基本概念、食品物流的主要作业管理活动、食品物流的战略管理、食品物流系统的规划、食品供应链管理等。6．食品企业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企业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食品企业经营决策与计划、食品企业生产管理、食品企业营销管理、食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食品企业财务管理、食品企业质量管理、食品企业技术创新等。7．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生产同一类食品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食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食品市场绩效及食品产业组织政策。主要研究方法是SCP分析范式和博弈论。8．食品国际贸易。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国际贸易政策与法规、食品国际贸易管理体系、食品国际贸易与安全、中国食品国际竞争力等。9．食品质量安全。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质量安全的经济学性质与原因、食品质量控制体系、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质量风险评估与安全预警、食品质量诚信体系、安全食品消费等。主要研究方法有收益－成本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层次分析、模糊评估、神经网络评估、计算机仿真、声誉机制模型、Lo－gistic回归等。
三、开展食品经济管理相关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一致要求。这里所说的“小题大做”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的选取要“小”、研究内容要“大”。食品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涉及的行业很多，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食品之间具有不同的产品特征、企业规模、行业发展规律，需要分别进行研究。一个研究方向甚至一个研究基地能将一种或少数几种食品研究透彻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相子国教授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且产业链较长的食品才有研究价值。山东省高校“十二五”人文社科研究基础———食品经济管理研究基地选取的研究对象有：白酒、功能糖、调味品等。
（二）时代性
不同时期，食品工业发展的特征、存在的问题与主要发展任务不同。例如，“十二五”期间，食品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强化食品质量安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装备研制水平、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大力推进两化融合。涉及的重点行业包括：粮食加工业、食用植物油加工业、肉类加工业（畜禽加工业）、乳制品工业、水产品加工业、果蔬加工业、饮料工业、制糖工业、方便食品制造业、发酵工业、酿酒工业、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工业、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食品经济管理相关研究应紧密围绕当前食品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行业展开。如“食品质量安全”研究方向“十二五”期间应重点研究食品市场准入、政府监管、企业诚信、健康消费等问题。
（三）实践性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发展形势面前，企业获得了诸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经济形势下，企业要想占据更广阔的市场份额，以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与管理，促进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长，以此提升市场竞争力。员工作为企业经营与发展过程，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需要得到高度的重视。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企业员工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以及自身的发展状况、员工的实际，剖析员工队伍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培训工作，以此促进员工素质的整体提升，进而推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检索策略
1.检索工具：百度学术、知网、中文数据库万方信息资源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
2.检索词：经济全球化，素质，员工素质，员工专业素质，员工基本素质，员工政治素质。（其中包括上位词同位词及下位词。）
3.拟定检索式：经济全球化and（素质or员工素质or员工政治素质or员工专业素质or员工基本素质）
三.检索结果
（在中文数据库万方信息资源系统检索到200条，贵州数字图书馆404条，百度学术85900条，知网171918条）
以下是部分文献：
1.测绘系统员工培训研究 作者：陈凌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吉林大学 时间:2007
2.M企业核心员工流逝的对策研究 作者：金依梅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南京大学 时间：2015
3.互联网支付企业员工培训问题余对策研究 作者：郑志慧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东北师范大学 时间：2016
4.我国中小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研究 作者：周雅琴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华中师范大学 时间：2016
5.中国移动宁夏公司员工能力素质模型搭建与应用研究 作者：赵琨鹏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时间2012
6.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星级酒店个性化服务质量的对策研究作者：彭昕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文献来源：四川财经大学 时间：2008
7.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作者：冯岩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河北师范大学时间：2017
8. 经济全球化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作者：曹海燕 文献类型：期刊 文献来源：领导之友 时间：2004
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经理人道德素质研究 作者：范伟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河北科技大学 时间：2011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研究 作者：王凯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齐齐哈尔大学 时间：2016
11.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家素质 作者：陈万春 文献类型：期刊 文献来源：探索与争鸣
时间：2002
12.艾因泰克公司技术体系培训改进研究 作者：陈海霞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湖南大学 时间：2015
1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作者：刘彬让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文献来源：西北农业科技大学 时间：2005
14.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人才的基本素质 作者：马文喜，吕春媚 文献类型：期刊文献来源：牡丹江大学学报 时间：2012
15.论经济全球化对知识分子素质的新要求 作者：王军 文献类型：期刊 文献来源：黑河学刊 时间：2005
四.检索效果评价
1.本次检索采用了四种检索工具，查询的结果包括学位论文，期刊等文献资料，检索工具不同检索词不同，查准率查全率也有所不同。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我于1987年8月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协助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同志管经济研究工作。因为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1月底十三大闭幕后才正式到任。紧接着就参加起草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计委做事不多。直到筹备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才忙乎起来。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是姚依林提出来的。他说：“计委要有一个强的研究机构，要集中一些人才，出一些大的观点和思路，并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姚依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88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新的国家计委，姚仍兼任主任。1989年12月，邹家华接任国家计委主任。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的事，1988年3月政府换届之前，在讨论机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了。机构改革涉及许多下属机构的调整和人员的安排，这也是成立研究机构的一个现实考虑。
1988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由桂世镛、我、杨振家、徐振、王积业5人组成筹备组，筹备组建经济研究中心。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讨论组建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心的名称和性质，中心和所属研究所的关系，中心本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转过来的顾问老同志的安置和待遇，以及办公用房问题，等等。当天就向国家计委领导写了一份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准。
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名称，在讨论中曾设想过“研究中心”、“研究与发展中心”和“经济研究中心”几个选择，最后采用了“经济研究中心”。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经济研究中心不是秘书班子式的工作机构，也不是纯理论研究机构;不同于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也不同于其他部委的研究机构。要研究带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也研究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向国家计委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可行的对策，同时也承担国家计委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国家计委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过去成立而同属国家计委的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作为科学决策的三大支柱。
1988年7月15日，人事部正式批准，在原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原计划研究中心只有不到10个人，开始组建经济研究中心后被习惯地称之为“小中心”，全部并入了经济研究中心。这种“借壳上市”，是机构改革中常用的办法，因为可以不增加机构的数量，容易获得中央编办批准。实际上新组建的经济研究中心和原来的计划研究中心，不论在规模上和职能上，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研究中心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兼任主任，我和杨振家、徐振、王积业为副主任。任命书是姚依林9月14日签署的。桂世镛主要做计委的事，屁股不坐在经济研究中心，我作为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我侧重于抓研究工作，还经常出去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和中央指定的其他研究工作，经济研究中心的党务和行政工作主要是杨振家抓的。杨当过计委老资格的副主任宋劭文的秘书，在计委人缘熟悉，办事细致周到。徐振原来是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司的司长，主要负责合并过来的经委几个研究所的联络和善后事宜。王积业是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担任中心副主任后仍兼所长，基本上不管中心的事。1988年底，又增补两位副部级干部董绍华和周之英为副主任，但都不在中心上班。董原来是国家经委干部，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另有工作，周在计委另有工作。当时中心本部共56人，除从“小中心”转过来的几个人外，还从经委转过来一些人，从计委机关调入一些人，也从别的单位调入几个业务骨干。组建时期朝气蓬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和投资研究所，从国家经委并过来的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所和综合运输研究所，以及新成立的国土规划研究所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投资研究所本来叫基本建设研究所，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国家建委撤销后划归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1987年又划归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是学习苏联的概念，仔细推敲，内涵并不十分清晰，实践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分头管理也常纠缠不清，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在投资资金管理的权限上经常发生矛盾，国家经委撤销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考虑到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都是投资行为，很难截然划分，所以在中心筹建中我建议把基本建设研究所改为投资研究所，大家一致同意，新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此后基本建设这个概念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国家计委原来有个副部级的派出机构叫地区协作办公室，机构改革中撤销了，改组为国土规划研究所，归口经济研究中心管理，业务工作仍由计委地区司指导。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是在国家经委原来拟议整合成立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七个研究所都是司局级的实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经济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关系是松散型的，只管各所的机构设置、所长副所长的任免、重要研究课题的确定和协调，并不干预其日常事务。
原来挂靠国家计委的中国计划学会和中国基本建设研究会（相应地改成了投资研究会，后来又改组整合为中国投资协会），以及挂靠国家经委的中国产业经济联合会也改为挂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由中心代管，但不干预这些社团组织的具体事务。
经济研究中心本部设立综合组、科研组、编辑信息组、国际交流组、办公室和顾问联络室，都是正局级单位。设顾问联络室，是因为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原来有69名副部级以上离休干部，其中有24人被聘为计委或经委的顾问，机构改革中取消了部委顾问之设，如何安顿这些老同志，新的计委领导煞费苦心。采取的办法是，原来未聘为顾问的，不再新聘;原来聘为计委或经委顾问的，转为经济研究中心顾问。这些老同志不少是正部级，做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实在是有点委屈，担心他们有意见。经济研究中心设顾问联络室，随时听取这些老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向计委领导反映。我们知道小马拉不了大车，也不去打扰这些老同志，主要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搞好服务。连顾问聘书也没有发，以避免显示出级别的降低。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老同志都很顾全大局，谁也没有为难我们，时间久了顾问之事自然不了了之。顾问联络室的主任钱炳昭，做过姚依林的秘书，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国家计委原来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计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一样定为部属总局级即副部级的机构。理由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三个社团组织，以及中心本部六个内设机构，都是正局级单位，中心定为总局级便于领导，也顺理成章。但在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我到中央编制办公室交涉，和主其事的副主任吴佩纶商谈，没有成功。计委的对应之策是，为了显示经济研究中心的“级别”和“规格”，从成立之日起一直由计委副主任兼任主任。这次到中编办商谈，在编制问题上倒是取得意外进展。中心本部是新建机构，我们本来想申请70人的编制，但根据那个时代各类申请项目“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的惯常做法，我们提出120人的编制。讨价还价的结果，被砍去三分之一，定为78人。因此，在组建过程中，没有发生过编制方面的困难。
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没有办公用房，中心本部挤在计委大楼顶部搭建的临时建筑里。七个研究所分散在多处办公，除计委经济所条件稍好外，其余也都拥挤。我们争取国家计委把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用房建设列入计划，并且跑了几个地方选址，最后选在距计委比较近的木樨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那里建成了国宏大厦。
创建初期的课题研究
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之初，提出“边组建，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方针。组建工作大体就绪后，就全力以赴开展研究工作了。组建过程中人员的调配，也是着眼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注重网罗人才。从“小中心”转来的周荧和刘日新，从经委合并过来的王大成，从计委业务司调入的罗精奋、邵宁和周富祥，新调入的林兆木、黄范章、杨德明、郭树清和韩文秀，都是优秀的研究人员，涵盖老、中、青不同的年龄段。
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所自为战”，中心只是同各研究所协商，讨论确定重点课题计划。中心所承担重点课题，由中心本部组织完成，个别重大课题研究有时也抽调研究所的人参加。筹建阶段费精力比较多的，是反复和各个研究所讨论“三定”方案，通过对内设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确定各所的研究方向。
这个阶段我主持的课题研究，主要是两项：
一是关于物价改革的研究。1985年以后物价普遍上涨趋势已经非常明显，1988年更是愈演愈烈，中央决定加快价格改革步伐，要国家计委提出价格改革方案。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决定由我负责进行关于物价问题的研究。国家计委从4月下旬到5月下旬，开始由房维中和桂世镛主持，后来由我主持，开了10次座谈会，先后邀请薛暮桥、徐雪寒、勇龙桂、吴敬琏、张卓元、王珏、周小川等几十位经济学家座谈，广泛征求意见。我先前已经对物价问题作过一些研究，3月以后作过几场报告，座谈会后综合专家意见和个人研究心得，写了一份详尽的《汇报提纲》，5月26日在国家计委作专题汇报。在此基础上，经济研究中心又经过多次讨论，6月形成《价格改革基本思路（初稿）》，报国家计委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原因，认为围绕价格问题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必须下决心及早解决，否则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提出，价格改革的长远目标，是使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比价趋于合理，而且具有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合理比价关系的机制;所谓合理，就是商品价格能大体反映其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各行业大体能获得平均利润。这个目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经过若干次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逐步达到。价格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把目前明显不合理的比价关系调整过来;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为单轨制;整顿中间环节，理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关系。这需要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不赞成“先稳后改”，也不赞成不顾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而加快价格改革，而主张采取边稳边改的方针，并且提出在货币信贷、财政税收、收入分配、外贸外汇和固定资产投资诸方面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价格调整的方法和步骤。这份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计委的主流意见，是和激进的“价格闯关”不同的稳健物价改革方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我在研究过程中深切感到，讲一般原则和道理比较容易，难的是对形势的具体分析把握，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当时在讨论物价问题的会议记录上即兴写下“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的话。
一是关于中长期规划的研究。这项研究不像物价改革问题研究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时局突变。国家计委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先期研究工作起步比较早，经济研究中心是在完成关于价格改革的研究课题之后才着手的。先是组织各研究所就相关问题作专题研究，1989年初由我主持进行综合研究，集中一些人在石景山八角井原国家经委的一个招待所讨论和写作。国家计委副主任丁关根到那里听过一次汇报，姚依林到国家计委听过一次汇报。姚以寡言著称，这次听汇报也没有讲什么话，只是在我说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多事情还看得不很清楚的时候，表情严肃地轻轻点了两下头，这大概就是赞同的表示了。我们很快写出报告稿，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就发生了严重的，人就撤回来了。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形势下，关于中长期规划的讨论暂时搁置，转而致力于治理整顿。
政局稳定后课题组没有再集中，由我和林兆木、郭树清、邵宁，以及经济研究中心的其他几位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多次，于1990年6月初形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征求意见稿）》，报国家计委参考。这份综合性的长篇研究报告，包括十年经济增长目标、中长期战略方针、宏观态势和总量平衡、结构转换和产业协调，这样四个大的部分，共54个条目，2.5万多字。报告认为，后10年国民经济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是可能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提出的战略方针是：抓住时机促进产业升级转换，以交通为重点充实基础产业，扩展第三产业，改造加工工业，提高建筑业水平;优先发展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证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坚持稳定中求成长;妥善处理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调整消费结构，抑制消费早熟。在国民收入分配、资金供求、利用外资和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劳动就业等方面，都提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经过1989年，社会上普遍存在悲观情绪的情况下，报告提供了乐观的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构想，是一份有前瞻性的深度研究报告，现在看也还有些新意。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关于中长期规划的总体研究，对于后来参加起草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主持起草总理就此在全会上所作的说明，都大有益处。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于1990年11月9日至14日在武汉召开全国计委系统研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主管研究工作的副主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各单位及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共97人。我作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研究工作》的报告，在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计划和市场，这样一些重要方面，对现实存在的两难选择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当时不少人对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感到困惑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报告被一些地方作为内部文件转发，有几家报刊摘要发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全国性的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初期的重点研究课题，适宜公开发表的，曾经集结为两本书公开出版。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与抉择》，包括中心本部和各研究所共15篇研究报告。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和林兆木、郭树清主持完成的，中心许多专家都参加了。前面说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公开发表。
参与起草中央文件和其他研究工作
我从参加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前后，经常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起草。文件起草就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一般是由上面点名，要谁去谁去，大多不是由本人所在单位派遣。我调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到国家计委，参加文件起草和其他一些临时性的研究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陷越深”，成为经常性的营生。
十三大闭幕不久，即接通知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十三大后任总书记，为代总理，下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由作。报告起草组由袁木负责，参加者有桂世镛、我和谢明干，以及另外几个年轻人。我们11月26日讨论写作提纲，30日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12月1日上午国务院会议和交接工作，履新，当天下午就和起草组谈政府工作报告起草问题，讲了对政府工作的考虑。之后就是走必经的程序，写出初稿，多方征求意见，国务院和中央讨论，如此这般，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88年3月全国人大闭幕。这时国家计委已经决定筹建经济研究中心，我就全力以赴转向筹建工作了。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对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问题高度重视，批准的价格改革方针是继续走“放、调、管”相结合的路子，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但后来没有实行这样的方针。1988年夏天，在严重通货膨胀条件下贸然进行“价格闯关”，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5年内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倍左右，零售物价涨70%左右。消息，人心惶惶，引发全国性的银行挤提和商品抢购风潮。8月下旬中央改变方针，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治理整顿，放缓价格改革步伐。为了适应这种转变，释疑解惑，中央宣传部委托我主持起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这份基调稳健而积极的宣传提纲是我和林兆木写的，找国家体改委的两位同志讨论过。10月7日上午，胡启立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我们写的这份《提纲》，出席的有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忍之（部长）、穆青（新华社社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等人，我作为文件起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除讨论《提纲》外，还海阔天空议论，对思想宣传方面的混乱状况深表忧虑。10月中旬《提纲》作为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文件印发，下旬又作为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研究室文件下发全国，通知中说明，“这个提纲是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编写的，主要供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宣传部门干部学习、使用。”实际效果如何，我交卷后没有过问。
《提纲》交卷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东欧局势的研究工作。在19中国政治动荡的时候，苏联东欧表面上似乎是稳定的，但很快就发生了比中国更严重的动荡。苏联和东欧局势的演变，中央十分关注，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1989年12月成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研究组的任务，是分析苏联东欧演变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形和未来走向，编辑有关材料，研究对应之策，供中央参考。经和宋平同志批准，研究组由王维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忍之（部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李淑铮（中联部部长）、田曾佩（外交部副部长）、卢之超（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滕文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八人组成，王维澄牵头。研究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的专题研究、资料编辑、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负责。研究组成员都是各部门负责人，不可能专做此事，主要是议论和决策，是比较虚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卢之超主持，他忙不开时由滕文生或我主持。开始要求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计委工作离不开，经协商两边兼顾。办公室先后从中联部、、中央党校、安全部、总参三部、国防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等单位，借调30多人参加研究工作，到1992年初结束。我1990年到国务院研究室后，比在国家计委更忙，就很少参加这项工作了。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参加的中央最后一项活动，是1990年7月10日，出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作关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发言。我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的变化，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状况，说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积累资金的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八五”时期和整个90年代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建议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是：照顾既得利益，注重增量调整;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限制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把“正门”开得大些，把“旁门”关得紧些;清理优惠办法，少开新的口子;通过体制改革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包括价格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我讲完后，悄声问：王梦奎还在国家计委吗？李说，正要调国务院研究室。因为没有关扩音器，大家都听到了他们的悄声对话，我意外地知道了自己工作变动的确切消息。林兆木告诉我，在他参加的下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说：昨天听了王梦奎的发言，真是心惊肉跳。这次发言，对尔后中央下决心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把财政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可能有点积极影响。
国 际 交 往
到国家计委之前，我有过两次出访的经历。一次是1980年初，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达沃斯论坛，就是后来的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叫欧洲管理论坛，会后在瑞士、法国和西德参观访问;一次是1986年6月，参加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代表团访问东德。这两次都是走马观花性质的参观，没有深入考察。在计委那几年，在对外交往方面有新的拓展，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考察，并且主持国际讨论会。
1988年12月3日到15日，我率领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管理考察团，对瑞典和奥地利进行专题考察。这是我第一次率团出访。出发前我们广泛搜集阅读现有资料，请有关专家进行座谈，了解两国的历史、现状和对华关系。我还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提纲，供全团人员讨论补充。考察期间，分别与两国政府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社会事业部、经济研究所、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以及奥地利的经济部、瑞典的工业部进行专题座谈，还考察了两国的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每天晚上，全团开会总结一天工作，讨论第二天考察的细节，明确哪些情况需要了解，在什么机构提什么问题。斯德哥尔摩地近北极，冬季日照很短，冰天雪地，这种讨论倒成了度过难熬长夜的好办法。因为准备充分，考察取得预期成果。归来就两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工资物价管理、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写了一份总报告和五份专题报告。报告没有什么空话，而是如实说明考察所见所闻，具体介绍两国情况，着眼点都是当时国内最为关注的改善宏观管理和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瑞典和奥地利是由社会长期执政的经济发达国家，通过这次考察，我对这种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
1990年5月14日至19日，我主持召开了中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讨论会。这是在1989年之后，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和困难的时刻，两国经济学家第一次高层次的会晤。出席的经济学家，中方有桂世镛、刘国光、张培基、黄范章、卢春恒、林兆木、郭树清等10多人;美方有帕金斯、登伯格、拉迪、菲尔德、哈里・哈丁等10人，都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方学者是抱着重重疑团而来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在治理整顿中倒退了？治理整顿是否必要和能否成功？我方本着“不卑不亢，多做工作，求同存异，增进了解”的精神，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既坦诚陈述当前的困难，又积极展示发展和改革的前景，增进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意见和建议。开始有些紧张对弈的情绪，会议进程中友好气氛增加。我在闭幕词中，肯定每个美方学者提交论文或者大会发言中一两个有意义的观点，受到美方好评。得悉统计学家菲尔德发言那天正值生日，我以会议主席身份在会上表示祝贺，桂世镛代表国家计委送一件生日小礼品，美方学者深为感动，菲尔德用他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今年的生日在他的一生中是“空前绝后”的。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国际讨论会，为日后的国际交往积累了经验。
在国家计委期间，有过两次走马观花式的出访，也都有收获：
一次是1990年2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个同志到韩国参加第二次东方经济研讨会，会后在汉城、釜山等地参观访问，接触了一些经济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观察到中韩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回来我写了一份《韩国印象》的报告，建议同韩国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和科学文化合作关系，并争取早日正式建交。
一次是1990年8月20日至30日，参加中联部组织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访问苏联，成为苏联解体前夕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目击者。此前几个月参加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对于苏联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访问了工厂、农庄、农场、电站、港口和农民家庭，还有列宁格勒州和敖得萨州党委，以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不同阶层人士举行16次会见和座谈，更了解了不少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动真实情况。归来写成《苏联见闻》，登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供中央领导参阅的一份内部刊物的增刊上。这篇考察报告详细记述了所见所闻，说：“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近三五年没有好转的希望。”“从上到下对改革前途感到困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还说：“我们在访问中强烈感到，苏共的力量和作用已经被严重削弱，正在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苏联已经从组织最严密的国家变得分崩离析。”“如果抛开社会制度问题，恐怕可以说，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逐渐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俄罗斯大帝国正在瓦解。这是不可挽回的。这对欧洲政治地图和整个世界形势有重要影响，对于我们国家也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90年代面临的新的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判断，不久都不幸而言中了。
调离国家计委
访苏回来，我就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本来，中共中央6月16日即发出《关于王梦奎同志任职的通知》，国务院7月21日任命我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因为原定以经济学家的民间身份访问苏联，访问回国才公开宣布。
这次工作变动又是一次三岔路口：、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都提出要我去。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过《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要我去在情理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要我去，听说是那里要选一个副主任，条件是搞经济的，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做过文献编辑整理工作的，同时具备这三条的人很少，恰巧我都符合。国务院研究室是新组建单位，也需要经济专业的人。这一次工作调动，中组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视野更广阔，不脱离专业，又能发挥个人专长，这正符合我的意愿。
我1987年8月到国家计委，1990年8月离开，整三年时间。从1988年4月筹建算起，在经济研究中心是两年五个月。这三年，我对宏观经济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也积累了领导一个研究机构的经验，对于以后在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领导工作，都有益处。
关键词：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
一、可行研究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可行性研究是在投资决策前，对与拟建项目有关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各种可能拟定的技术方案和建设方案进行认真的技术经济分析和比较论证，对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在此基础上，对拟建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和适用性、经济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系统论证、多方案比较和综合评价，由此得出该项目是否应该投资和如何投资等结论性意见，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可行性研究是在上本世纪前叶随着社会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发田纳西流域时就开始试行，作为流域开发规划的重要阶段纳入开发程序．使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技术不断涌现，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科学的迅猛发展，可行性研究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逐步形成为一整套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可行性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它吸收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如把电子计算机、遥控遥测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用于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其次，运用了最新经济科学理论，如经济计量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市场预测学和系统论，以及经济效益理论与方法，用于科学预测市政建设项目的综合效益；再次，可行性研究还吸收了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此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世界性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分别编写了包括市政建设项目在内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教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行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外己经比较成熟，2006年我国出版了《市政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及案例实务全书》对我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可行研究在是市政建设项目中的重要性
市政建设项目是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是支撑城乡健康运行的命脉，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构建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城市化迅猛发展，市政建设项目面临新的形势。，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在市政建设项目决策管理中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实现尽可能大的公共利益，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新的探索。特别是面对我国市政建设项目领域中出现的项目决策失误率居高不下、形象工程泛滥、“豆腐渣”工程频频曝光、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加强我国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提高项目决策绩效己迫在眉睫。
首先，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向投资者推荐技术经济最优的方案，在各种可行的投资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结论应使投资者明确该项目有多大的财务获利能力，投资风险的大小，是否值得投资；从国家的角度看该项目是否值得支持与批准；可使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从贷款者的角度考察项目是否能够按时或者提前偿还贷款。这种在建设前期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是保证拟建项目在技术、经济、工程上的可行性，避免减少建设项目的决策失误，加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建设项目的综合投资效益的根本措施。，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
其次，项目可行性研究创造的知识与信息量在整个项目运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经过广泛的调研，能够立项的项目仅占所有考察项目的5%以下，经过调研，绝大多数项目将被取消。而能够决定项目是否立项的关键性文件就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报告”，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报告与项目总结报告并称为项目知识与信息的两大仓库，对组织知识库的扩大与充实具有重大意义，并直接为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提供支持。某些市政项目根据相关规定需在项目建成并使用一定时间周期后进行项目的后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相关信息数据及结论将为市政项目后评价提供重要的参数和评判依据。
最后，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有利于为国家投资计划的制定及经济参数的完善提供依据。依据对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指标体系反映的信息，能够发现宏观投资管理中的不足，使国家能够及时地修正某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政策，修订某些过时的指标参数，为项目评价所涉及的评价方法及有关经济参数(如基准贴现率基准回收期)的制定及不断完善提供依据和建议，对改进客观决策起重要的作用。
总之，可行性研究就是要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对项目所涉及的领域、总投资、经济效益、技术可行性、环境情况、资金、政策支持、社会效益等方面要进行全方位的论证和评估。，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对项目成败及投入的收益将产生直接、巨大的影响；决定项目立项与否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尤其对于市政项目而言，由于市政建设项目是政府的投资行为，花的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关乎国民生计和纳税人的利益，关乎国家的发展，社会影响巨大，因此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论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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