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从实际的金融经济看来，其中很多的问题都与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数学家和金融学家都应该知道，导数不管是在能够领域当中，都有另一种感念，那就是领域边际的感念。伴随边际感念的建立，导数成功进入了金融经济方面的学说之中，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定量转变成为新时代下的变量，这种转变也是数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典型的表现，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边际成本函数、边际利益函数、边际收益函数、边际需求函数等是导数中边际函数中重要的几点。由于函数的变化率是导数主要研究对象，当所研究函数的变量发生轻微变化时，导数也要随之进行变化。比如，导数可以对人类种群、人口流量的变化率进行研究。让此理论在经济分析当中得以应用，导数中的边际函数分析就是对经济函数的变化量做出计算。
经济数学中的导数不仅具有边际概念，其另一方面就是弹性，简单来说弹性研究就是对函数相对变化率问题进行探讨的手段。例如，市场上的某件物品的需求量为Q，其价格则为p，弹性研究就是对两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Q与p之间的关系公式则为:Q=p(8－3p);EQ/Ep=P•Q/p=p•(8－6p)/p(8－3p)=8－6p/8－3p。
从以上的弹性关系公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价格处于某个价格段位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弹性范围将会得以缩小，但是当价格过于高时，需求量的弹性范围将会急剧增大。经济最优化选择是导数在经济分析中另一个重要作用。不管是在经济学当中还是金融经济，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就要进行经济最优化选择，这也是经济决策制定时的必要依据。其实最优化选择问题在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因素要进行考虑，包括最佳资源、最佳产品利润、最佳需求量、收入的最佳分配等。最优化选择中所使用的导数，不仅利用到了导数的基本原理，还使用了极值的求证数学原理。例如，X单位在生产某产品是的成本为C(x)=300+1/12x－5x+170x，x单位所生产产品的单价为134元人民币，求能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那么以下就是作者利用经济数学的一个解法。
2微积分方程在经济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一般的经济活动就是量与量之间的交往过程，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函数是其中最主要的元素，但是从实际的经济问题上看，其函数之间的关系式比较复杂，导致量与量之间的种种关系也不能快速准确的写出。但是，实际变量、导数和微积分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很好的建立。微积分方程的基础定义为，方程中包含自变量、未知函数和导数。由于导数和函数的出现，所以说微积分方程在经济数学当中的用途也是很大。
在实际的经济问题当中，微积分方程中函数可能会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点就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处理这种问题作者也是大有见解。当微积分方程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函数时，我们可以先将其中的一个函数当中常变量，然后使用单变量经济问题来进行单独解决，这是我们就需要用到导数的偏向理论知识。不仅是微积分方程，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使用到全积分、微分等一些基层理论知识来供我们参考。
3结论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摘要: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消费决策时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 总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量的现实经济活动表明,人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对于那些传统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的行为,通过借助现代神经医学设备,研究人员能够在神经层面触及决策潜意识,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dash;—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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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玲玲
责任校对:学 诗
Neuroeconomics——Neics
Liu Zheng, Chen MEimEI
(Xur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人类学家娜塔莎·道·斯卡尔花了15年的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进行实地调研，最终出版了一本让人心生忧虑的著作——《设计出的上瘾行为》。过去，每当我们想到拉斯维加斯，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华而不实的景象、绿色的扑克台、二十一点或者赌桌。而如今，拉斯韦加斯则充斥着各种，因其获利效果惊人，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目前，有三种的创意脱颖而出：“设计出的迷惑”、“设计出的上瘾行为”、“使用‘游戏筹码’”。一台可以集这三者于一身。
先看看“设计出的迷惑”，比如中具有诱导性的行走路径设置。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迷惑都是隐藏起来的。我的手机通信公司常向我推荐“可能最适合我的手机套餐”。不过这似乎都是骗人的。每次我对这些套餐进行测试，最终都发现所谓的最便宜其实一点也不便宜。
另外一个例子是养老金提供者收取服务费的方式。在养老金领取人以及他们购买的金融资产之间，几乎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在为谁付钱，为什么东西付钱。即便每年各项交易都会公之于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支出或许会超过回报。
现在我们来看看“设计出的上瘾行为”。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并不会马上吸的钱财，而是通过一种漫长的方式，让你在前出奇地忘我，直到你的荷包完全被掏空。的目标是给顾客带来连续不断的诱惑——比如通过造假让玩家在下了3块钱赌注后小赚60美分，从而让他们以为财神正保佑着自己。
这一点上，拿Facebook、Twitter和Google作类比最恰当不过。事实上，这些企业最终都在销售同一种东西：用户的注意力。只有在Facebook能够勾引你一遍又一遍地打开网页时，它才真正有意义。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游戏筹码”的作用。玩最前沿的不用担心下注问题，它会自动与玩家的签账卡绑在一起。想象一下：不停地给喂钱，然后跑去柜台换零钱，费尽周折终于中了大奖却还要因现金支付而纠结。这一切都要花费时间，也影响客流量。
在日常经济行为中，相比现金来说，使用信用卡更容易让人们掏钱消费。行为经济学家表示，现金可能会对我们的道德观和判断力产生积极影响。丹·阿里利发现，人们在使用筹码兑换现金时更容易耍老千，而使用白花花的现金时则不会。德拉任·普雷莱茨和邓肯·锡默斯泰发现，人们在使用信用卡为不确定价值的商品支付时，他们的支付意愿更强。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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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一党执政，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主权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主权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主权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但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缺少稳定的制度支持，甚至不时受到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款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学理论受学科壁垒、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束缚，正变得日益贫乏、狭隘和僵化，不仅无力解答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必须实现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的转变、从阶级冲突到利益协调的转变、从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的转变，才能走向成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因此，建构经济宪法学理论，不仅可以促进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保持经济现代化与现代化同步进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政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政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政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或政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政策制定与政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政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政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政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
经济宪法不能简单地把经济与宪法结合起来，明确政府与市场间的界限、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承认私法与公法的划分，是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前提。宪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那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受到强调，政府奉行不干预市场，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政策。英国、美国和法国等早期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力图对经济事务保持中立。［3］即使在当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并用和解释宪法时，也都倾向于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德国联邦在1954年投资援助一案的判决中说：“基本法在经济事务上的中立立场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制宪权’并没有采纳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这样立法机关就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前提下，实行它认为合乎具体情况的经济政策。”［4］经济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领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而宪法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结构的核心，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要协调宪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宪法对经济制度就不宜规定得过多、过细，经济政策则应完全留给执政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灵活掌握、自主决定。否则，不是宪法阻碍了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损害了宪法的最高权威。经济宪法学主张宪法对经济事务严格奉行经济中立原则，不承认宪法具有全面统制经济生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魔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宪法要保持对经济事务的完全中立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协调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宪法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宪法，而是包含着经济宪法的因素，与经济事务毫无关系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启蒙学者反复论述过的那些崇高理想和原则，而是封建君主在财政危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市民等级提出金钱要求，市民等级趁机向君主提出权利要求，是金钱与权力较量的结果。在英国，国王通过授予第三等级各种特权和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财政支持，后者则通过付出金钱成功地达到了制约王权的目的。［5］“不纳税则不出代议士，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正是对国王与市民等级讨价还价最生动的描述。法国宪法的产生同样与国王面临的财政危机有关，与英国不同的是，国王与第三等级在讨价还价时互不相让，以至双方不能成功地进行金钱与权利的交换，第三等级只得用暴力夺取权利。美国宪法也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发生贸易和税收争执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近代宪法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其次，早期立宪国家强调财产权保障，注重维护契约自由，后来又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依据。宪法将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公平补偿。财产权保障不只是个人获得自由、追求幸福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公共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秩序以及其它一些基本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有了保障。当然，财产权保障的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近代宪法不遗余力加以维护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契约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禁止任何州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赋予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从而为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上制度的变革。加强对个人和社会团体财产权利、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强化对政府财政、税收、货币等经济权力的宪法制约，应当成为我国宪法规制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传统宪法学基本上是政治宪法学，专注于阶级分析，没有把宪法与经济的关系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和研究，致使宪法的经济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当代市场经济已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以不同形式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不是市场主导的，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经济体制似乎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以及两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间的选择”。［6］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宪法乃法之根本，它不仅为市场竞争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而且通过界定个人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协调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能够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全面、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败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的不完善。相对而言，民商法可以规范市场行为，矫正市场缺陷，不能克服政府缺陷；行政法可以规范政府行为，克服政府失误，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二、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
（一）经济宪法学的方法论前提
无论研究者能否自觉地意识到，是否明确地表达出来，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以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哲学世界观和经济利益观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宪法学同样要以某些经济利益观为其立论的基础或基本理论前提，这些方法论前提包含了我们的经济世界观、经济人性观和经济社会观等等。
第一，资源的稀缺性，宪法学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资源的稀缺性。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上，资源是稀缺的。人的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与不幸。在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里的永恒的正义与幸福。这是各门科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如果资源是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了，研究经济学、宪法学也会是多余的。
初民社会，人的技能十分有限，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往往难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
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财富日渐丰富，自然资源开始变得稀缺。为了使现有物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资源越稀缺，财产权保护越完备。当物质资源的稀缺状态进一步加剧时，对财产权更加缜密的保护带来的收益开始递减，这或许可以看成是19世纪后期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受到猛烈抨击的经济原因。
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化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或迟或早将引起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将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的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无可比拟和无可替代的最高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健康和自由既不是他人可以替换的，也不是金钱所能购买的。这些都只有在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物质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人权保障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要求。“人的经济价值之不断增长也迫使社会额外设立一些有利于人力因素的权利”。［7］运用宪法来保护基本人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的伦理价值与尊严，也是正确应对人力资源稀缺性的基本方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学是关于有效配置和使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的科学，那么宪法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利以协调利益冲突的科学。经济宪法学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资源的稀缺状态联系起来，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提出了国家职能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转变的基本命题，来解释我国从市场经济到法治国家的经济宪法实践。
第二，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经济宪法学的人性观法律是主体的规则，法学是主体的科学，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应当成为宪法学的逻辑前提。
经济学假定，作为市场主体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基本目标。经济宪法学把这一基本假定推广运用于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个人，认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这种经济宪法学的基本人性观，可以概括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有限理性主义。
个体主义，是指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应当承认，个人既有自利倾向，也有利他情怀，利己倾向与利他情怀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但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自利是人性中的基本倾向。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8］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或金钱的追求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9］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0］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是任何生命现象的基本目标。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负的责任。一个人无所追求，把自己生命的存续寄托在别人的利他行为上，他就不会努力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还会给社会增添不应有的负担。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如果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当然就不再有竞争与冲突，什么宪法或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了；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人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11］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冗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势，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在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国家也有其自身利益，它的基本目标是谋求自身合法性的最大化，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和权利保障来换取财政收入。近代宪法产生于封建政府的财政危机，是财产权战胜财政权的结果。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关键就在于制约政府的财政权。
有限理性主义，是指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认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认识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如果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预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人类理性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局限性，加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收集和正确处理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并正确地实施这些决策。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狂妄自负，企图以有限的理性重新安排世界的秩序。我们必须尊重自发的市场秩序，自觉培养传统并学会尊重这种传统，不能滥用制宪权和立法权，任意创造规则。詹姆斯。麦迪逊强调：“必须进-步节制我们对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赖。”［13］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救世主自居，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即使政府及其官员都把公共利益作为惟一目标来追求，理性的有限性也使他们不可能全面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完全正确地作出决策并正确地执行其决策。宪法学在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关怀人的福利的同时，不能高估人的德性、智慧和能力，尤其不能把官员都视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永远不犯错误的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4］必须依靠法治，运用宪法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权力，强化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以矫正政府缺陷，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对人民权利的侵损。
第三，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宪法学的社会观在资源稀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没有止境的情况下，一个人对资源的独占性使用就是排除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一个人的所得可能正是另一个人的所失。经济学认为成本的支付与收益的获取应当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不能由一个人支付成本而另一个人坐享收益；宪法学主张人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之间应当是对应的、对等的、一致的，享受权利的人必须履行义务，履行义务的人应当享有权利。可见，宪法学和经济学共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们之间在利益上不是完全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人们常常获得某些收益而无须支付成本，受到某些损害而没有得到补偿。经济学把这种利益上的非对称性称为外部效应或外部性（包括外部收益和外部损害两种形式，［15］认为外部性的存在表明了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只有将外部性内在化，使已经付出成本的人取得其应得的收益，已经获得收益的人付出应付的成本，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传统宪法学用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假定回避和掩盖了矛盾，从而使自己无所事事；［16］经济宪法学承认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社会利益冲突联系起来分析，寻求使宪法发挥利益协调功能的途径。我们可以把权利与义务的设定和界分视为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基本形式，权利和权力是对外部收益的内在化，义务和职责是对外部成本的内在化，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力和职责相统一，就是要保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均衡，这是市场经济的成本与收益相统一的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
（-）经济宪法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
第一，宪法价值与经济效率：经济宪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就是对事物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回答事物“应当怎样”的问题。自从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规范分析方法长期受到排斥，宪法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有一种否定伦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排除人权、自由、正义概念的倾向。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实证主义思潮走向衰落，规范分析方法才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指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我们把它们打人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17］
宪法是人们法律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它以秩序为基本价值追求，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把人权、民主、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解放，宪法学应当充分肯定并继续弘扬这些基本宪法价值。经济宪法学还要求对宪法的制度和规则进行经济评价，经济评价的首要标准自然是效率标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率评价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帕雷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最优标准，即严格的效率标准。据此，一项交易只有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更坏的条件下能够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把宪法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把改善人们生存条件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财富被剥夺之上，显然是无效率的。但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绝大多数利益调整都会牵涉到第三者，不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坏，往往难以使另一些人的境遇变得更好。帕雷托最优标准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二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标准，即放宽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只要一项交易的净收益大于第三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这项交易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这一标准也称潜在的帕雷托标准，因为获利者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以后，还有剩余利益存在。但是，除非受损失的第三者的损失得到实际补偿，否则资源的配置就不是帕雷托最优的。
资源配置必须讲究效率，而宪法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制度结构，具有资源的原配置功能，与一般经济、政治和法律现象相比，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往往更为广泛和深远。因此，效率也属于基本宪法价值之一，制定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都不能忽视经济效率问题。宪法以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谋求人的福利为根本目标，而人的伦理价值只有在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证。因此，宪法所维护的许多价值目标都有助于提高效率，如自由权和财产权保障就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前提。从一时一事来看，民主、法治要求实行权力制约，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集体投票，经过法定程序，履行一定的手续，决策者受到其他机关和人员审查，似乎不如专制、人治来得有效率。但从长远和全局来观察，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因为权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既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提高效率，也可以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增长。民主、法治条件下的决策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和审慎选择，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较小，而专制独裁和人治体制下的决策具有随意性，权力经常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发展，决策越便利，效率损失就越大。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失就在于单纯强调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没有摆正人的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宪法中的地位。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宪法学的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就是对事实和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要求我们不为现有结论、权威意见或个人偏见所左右，保持客观、求实、理性、批判的态度，运用历史资料、经验观察材料、调查统计数据来说明宪法问题与过程。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放弃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结论。人类社会是我们面对的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事实，“人类最难控制，难以证实，最不遵守法则和最难以预测”，［18］由于人的参与和能动选择，宪法就不是确定不移的纯粹客观过程，同样条件下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经济宪法学的目标不是发现并宣布某些终极真理，而是提供观察宪法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视角。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得出了“恶法亦法”的臭名昭著的命题。因此，实证分析不等于实证主义，不能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否定对宪法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在经济活动中，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就是将一项活动所耗费的资源与取得或预期将要取得的收益加以比较，以便用尽可能小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大的收入。可以说，人类一切活动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降低成本，以换取最大限度的收益。“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19］会计制度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化形式，财政预算制度则是对政府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形式。各国宪法都规定了财政预算制度，赋予议会对政府活动进行财政监控的权力，我国宪法第67条也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权。公民支付诉讼费用，请求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也需要对费用高低、胜诉的可能性进行盘算。宪法的制定、实施、对违宪行为的纠正和制裁，都要估算成本与收益。然而，过程的成本收益并不像具体经济活动那样一一对应。简单明了，其得失往往需要从长远和全局着眼加以判断，不能目光短浅，惟利是图。
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不像市场过程中成本与收益那样紧密关联，因而选民需求过剩
和政府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在市场上，消费者既不能指望他人为自己的选择付款，也不必为他人的选择“买单”，他只需且必须自己支付全部价款以购买所需商品与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求平衡。在过程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款是用税金支付的，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结构、范围与规模的无论是少数官员还是多数民众，都没有降低开支的动力，因为税款可能主要是由另外的少数人承担的。集团消费膨胀，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正是因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缺少密切的关联。与市场相比，政治过程通常要用较高的投入，得到较低的产出。
这就要求宪法限制公共决策的领域，尽可能扩大市场决策的范围。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宪法的属性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对于立宪活动，应当着重从伦理方面来定性，正当性、合理性就成为定性分析的首要标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合宪性则是定性的基本标准。宪法也是法，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授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设定他们的职责，都应当能够通过法院裁判来实现。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就是要确定宪法关系主体行为的合宪性。脱离合宪性标准，就不可能确定宪法问题的性质，肯定“良性违宪”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20］因为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凡是合宪的行为都是良性的，凡是违宪的行为都是恶性的。正如没有卑鄙的高尚，没有贞洁的一样，也没有良性的违宪。对宪法产生、存在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则应侧重于从其经济、社会属性方面来探究。经济宪法学在承认宪法也是法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人权、民主、法治及权力制约中的经济因素。为什么专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盛行，无需特别保障，而民主制度却显得比较脆弱，要使民主制度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可靠的宪法保障？对此，按照“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把统治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易于理解了。专制君主维护其统治属于个人行动，行动的成本低，收益也由君主个人独占，因而这种统治往往显得强有力，捍卫民主政治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其组织与行动的成本很高，而集体行动的收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就十分有限。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自己分享收益。集体行动收益不变，成本与集体的规模成正比，行动能力与集体规模成反比。在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集体内，多数民众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更容易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对象。只有运用宪法建立民主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使多数人有效行动起来，共同维护民主制度。
定量分析最初是研究自然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方法，社会现象长期被认为难以用数量关
系加以精确解释。19世纪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rras）与他的学生帕雷托率先用数量分析
方法研究市场均衡，创立了数理经济学，定量分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到了18、19世纪，孔多塞（Condorcet）和数学家博尔达（Borda）等人就曾用数学方法对投票过程进行过分析。此后，定量分析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政治和法律研究方面却沉寂了-个多世纪。对宪法进行数量分析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家、政党和选举等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对经济学、政治学和宪法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成功地把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21］这是由生产、交换与分配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数量关系，货币成为衡量一切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的一般等价物的事实促成的。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冲突与取舍的过程，对于冲突中的利益如何抉择，首先当然要确定各种要求的合理性和合宪性，保护合理、合宪利益，舍弃不合理的、违宪的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合理、合宪利益相互间的冲突往往更加普遍。应当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冲突中的合理、合宪利益的大小，按照舍小取大的原则来解决。现有宪法学由于缺乏定量分析的手段，在解决合理、合宪利益冲突时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宪法第51条作为权利冲突条款，在对冲突中的利益进行取舍时，既未进行定性分析，也未进行数量比较，而是按照主体的身份决定取舍。即凡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无论其合法与否，都受到保护，只有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才按合法性标准来取舍；至于各种利益的大小，则完全不予考虑。这既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也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在宪法领域，数量关系是大量存在的，完全可以借鉴经济学处理数量关系的模型、公式和定律对投票、立法过程、财政与税收等诸多宪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不研究问题，它试图通过研究宪法现象，揭示宪法本质，进而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宪法学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因为，在全部社会现象中，要确定哪些是宪法现象，哪些不是，即使是可能的，也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宪法现象总是与其他各种现象相互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其间没有一望便知、一览无余的明确界限。即使存在某种界限，也是变动不居的。总之，我们既不可能指认出全部宪法现象，也无法断定这些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边界，也不可能全面列举其内容，更无法划定其范围。因此，把宪法现象作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传统宪法学研究宪法现象，目的是要揭示深藏其后、不可观察、只能用理性思辨来把握的宪法本质。针对本质主义之滥觞，苏力教授宣布：法的本质乃是一个虚构的神话。［22］但这并不构成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实质性挑战，因为一切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猜想的性质，都含有或多或少神话的成分。我们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合理质疑只能是：本质在宪法学研究中何以如此重要，具有决定一切的巨大魔力？本质主义中是否为上帝留有一席之地？至于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表现了宪法学的科学精神，但这种科学精神却常常被科学主义的阴霾所遮蔽。宪法现象属于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每个人在参与过程时，总是带有自己主观的目的、期望和价值观念。没有与主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宪法现象，也不存在脱离各个个人主观观念的纯粹客观的规律。要在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找到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传统宪法学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规律的三部曲是行不通的，由此开始不可能构建起合理、系统、适用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经济宪法学摒弃人为分割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思路，倡导人文综合研究与整体研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是与近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的。经济宪法学力图把宪法的基本问题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中考察，把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紧密关联起来，以三大文明的相互作用来研究，重构政企分开、政教分离、公法与私法划分等近现代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方法论背景之下，明确科学研究应当从问题开始，提不出问题，或者没有真正的问题，就没有理论研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要“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23］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界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维持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经济宪法学应以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宪法的基本问题，系统研究和解答个人与国家、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权利与职责、义务与职权的关系，权利的确认与保障、权力的授予与制约、义务与职责的设定与责任的追究等问题。
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大体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经济宪法原理即财产权理论，把财产权作为宪法的历史起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
第二，人权与公民权利保障制度。重点研究公民的财产权利、经济权利、经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认定没有财产权保障的权利是毫无保障的权利，权利保障，首先要强化对财产权的保障。
第三，国家制度，探讨国家的经济权力及其制约，着重分析财。政权、税收权和经济调控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提出财政权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无限制的权力，权力制约，关键是加强对财政权的制约。
注释：
[1]参见施启扬、苏俊雄：《法律与经济发展》，（台湾）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74~75页。
[2]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见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2页。
[3]所谓经济中立，就是宪法作为竞争的基本规则，并不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政策，对各种经济主体一律给予平等保护。
[4][美]路易·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编：《与权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4页。
[5]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7页。
[6][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8]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48页。
[10]《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
[11]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见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2页。
[1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4页。
[1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
[14]《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第379页。
[15]外部性就是没有参与活动而获得收益或付出成本的现象，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下册），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3页。
[16]参见拙著：《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7][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8][美]艾伦·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1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页。
[20]郝铁川教授最先提出了“良性违宪”概念，参见他的《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