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和谐社会作为多方面、多层次与广范围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和谐与深入发展。要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妥善协调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环境。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和谐的社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1.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数量极少，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那些拥有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剥削者就要侵吞被剥削者的生活必需品，相互争夺剩余产品。而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要与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于是社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要真正实现和谐，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只有进一步发展，增大生产力总量，才能给解决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也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因为不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我们就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可能为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如局部地区形成的以GDP为中心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上取得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
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没有社会的和谐，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发展很快，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时空的急剧压缩也使我们在发展中积累下来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78年GDP是世界第15名，2011年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是否也同步提升？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7，中国内地排名112；2013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4，中国内地排名93。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国内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给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模型。[1]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利用济南市近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建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市域”角度探索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分析社会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这一问题，明确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找出促进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解决以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概略过广、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的构建
Bourguignon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性的或者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2]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问题，这些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解决的。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结构方程模型（SEM）用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指标）解释潜变量，建立起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然后基于数据，通过建模、估计和检验得到因果关系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替代多重回归、通径分析、因子分析、协方差分析等，清晰分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一）指标体系构建
钱纳里等认为，经济发展可被视为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3]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的增长，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包括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以及经济物耗的减少和增效。国内外广义的社会发展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范围过广，指标重叠，操作性较差；狭义的社会发展则不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只侧重于人的发展研究。本文的社会发展选择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稳定、人口素质、生态环境4个潜变量作为量度；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48]以及《济南市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发展指标[9]，本文经济发展指标选取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增速、经济物耗4个潜变量，这样就形成了8个潜变量与23个观测变量（见表1），以此来分析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选择GDP（从宏观层面量度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人均GDP（将人口数量包括在内，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经济水平，也反映政府“能力”）、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既体现经济发展现状，又预示经济未来发展）作为反映经济水平的潜变量。
经济结构。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选择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产业比例关系，描述经济增长方式，并隐含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比重（反映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度，并从用工分布角度描述经济结构）作为量度经济结构的潜变量。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张传平，等：基于SEM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经济增速。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财政收入增长率（反映政府“能力”增长的相对水平）、进出口增长率（描述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综合能力水平）体现经济增速。
经济物耗。从能源消耗和原料消耗两方面考虑，选取每万元GDP能耗和每万元GDP原料消耗（反映经济活动效率）描述经济物耗。
居民生活质量。居民生活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既要考虑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差别，又不失全面性。本文选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体现社会保障覆盖面）、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比农村更能体现生活质量）、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指标，也是发达国家的突出指标）量度居民生活质量。
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共享发展的结果，是和谐发展的体现，是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本文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人口可持续的指标）、城镇失业率（负指标，隐含反映社会不稳定）、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负指标，直接反映社会的不稳定情况）反映社会稳定情况。
人口素质。素质是人的先天秉赋和通过后天培养而获得的能力、品行、修养、素养、本领。本文选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从居民受教育程度视角反映人口素质）和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从能力视角反映人口素质）量度人口素质。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居民的生活环境，本文选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1012]，本文提出以下经济发展各潜变量与社会发展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
H1，经济水平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2，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
H3，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4，经济增速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5，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6，经济结构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7，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8，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H9，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三）模型构建
1.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济南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数字是后面模型估计检验的结果）。
简记为η=Bη+Γξ+ζ。
式中，ξ为模型的外生潜变量；η为模型的内生潜变量；Γ和B为结构系数矩阵，分别表示模型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以及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互相影响；ζ为模型的残差。
由图1可知，对经济水平而言，其测量方程为：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Σ=Σ（θ），可实现完整模型的参数辨识。
3.数据的收集及其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4济南统计年鉴，个别年度缺失的数据通过查阅《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通过插值法得到。利用SPSS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可用。
4.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情况（如表2所示）以及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二）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考量
式（12）在本文指标界定下，反映的是复杂函数η1=f（η3，ξ3），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GDP、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从手段到目的统一来看，济南市经济发展较好反映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因果关系，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式（13）第一项表明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稳定负相关，这不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而是揭示了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格兰杰原因”的事实。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们必将更加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广泛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实践；更加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有更高期望，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有更高诉求。
式（13）中，第二项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稳定。本文选择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作为人口素质的度量指标，关联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失业率与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其正向关系不言自明。减少社会弱势群体，消除分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国家，实现中国梦，都依赖人口素质的提高。
式（14）解释了济南市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提高的正向推动作用。山东省“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山东省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人均经济指标水平偏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压力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人才支撑能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济南的人才支撑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本文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速；经济物耗则用每万元GDP能耗与每万元GDP原料消耗测度。式（15）表明济南市经济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济南应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变；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逐步实现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居民环境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3]。
四、结论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所在。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及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负向影响（与假设不相符），说明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速及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有负向影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于2009年4月18—19日在山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共和国六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与会发言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共和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总结 中国自建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千年史的视角来看中国60年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分阶段地对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过程做了总结，认为这一认识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本世纪得到了发展与深化；从认识论上来总结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三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张华明博士从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依据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应该是1992年，与此同时伴随了中国政治的起飞，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后不应该过度地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适应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科技进步以及环境改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问题方面，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提出建国60年来社会分配之争并没有为社会分配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时不是以事实为优先考虑，而是以概念为优先考虑；强调在分配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着重研究市场的作用、着重研究社会分配改革共识形成的条件和价值基础。 二、对建国之初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回顾中国建国之初，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成为历史。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以公共供给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取向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适应性。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支持和意识形态支持。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周冰教授认为，我国1957年之后存在以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嫌疑，“摸着石头过河”内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中国特色等三个纠偏机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以目标来确定当前任务的方式，仍潜藏着矛盾。 三、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与格局，三十而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对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评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山西财经大学冯子标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问题，指出在新时期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就业问题凸显的条件下，建立土地银行有助于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为农民的创业就业筹集资金，建立土地银行是新时期条件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和借力点。冯子标教授进一步指出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农民的素质转型，这一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建立土地银行给农民创业资本，加强教育给农民知识资本，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两个紧密相扣的 环节是实现工业化的坚实路径。 西北大学宋宇副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做了分析，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一些发展规律和特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改良的余地在缩小，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成为政策框架；“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所转变。 山东工商学院辛波教授也在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私有化是不现实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实现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且在法律许可的大框架下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变革。即国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较完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国有土地管理主体来履行土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明晰地租理论，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剥离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将农村村民委员会塑造为类似于城市居委会的农村农民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 四、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以及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应当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作了热烈的研讨。 1、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清华大学吴栋教授指出，目前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主要有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金融监管的缺失、华尔街的贪婪，这些原因都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将公有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王森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在新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研究问题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传染性；其次是研究方法上必须注意中国的总量的巨大变化，注意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主张应该逐步降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取代。最后王森教授表达了对4万亿财政政策效果的怀疑。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重申了马克思的有关信用、虚拟资本的论述，他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延缓了，这反而加深了衰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落后于欧美，前景不乐观。 2、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邰丽华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构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导致宏观经济失衡、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社会矛盾等等。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了解金融危机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得到恢复。 山东经济学院董长瑞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表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有背离人的发展的倾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恶化了人的发展空间，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自然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山东经济学院张志勇副教授认为，物质资本配置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高效地利用紧缺的物质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社科院杨新铭 博士认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则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3、关于企业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契约型劳动关系具有的特征有：雇佣与被雇佣，劳动者从“主人翁”向“劳动者”转变，由利益一体型向利益冲突性转变。契约型劳动关系不利于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而且契约型劳动关系主题双方利益摩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教授讨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认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国有经济。只要国家仍然掌握企业的控股权，那么仍未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民营经济不单在壮大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深层次考察，对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还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王玉珍副教授认为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第三方治理”不可替代，但是现在的行业协会需要“组织再造”，惩罚权是行业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丁萌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侨资企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进历程。 4、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符合我国文化市场状况，马歇尔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更符合当前我国实际，长远看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则更具前途。目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可能率先取得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的突破，在三大经济带中，发展的先后顺序可能为长三角、环渤海及珠三角。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了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索性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租金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矿产品完全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对后发地区如何提高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实现路径，认为后发地区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从零部件开始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优势产品开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先进适用技术开始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从龙头企业开始提高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5、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认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一是需要贯彻执行国家早已确定的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二是需要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够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三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四是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投入；五是必须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彻底的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廖运凤教授则从如何建设和完善合作社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以战略高度的眼光阐述了未来合作社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农民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建功博士就农民就业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做了探讨，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就业问题，从尽量减少挤出效应、将长期就业与短期就业相结合、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制定劳动力提升战略等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手段和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列宁最早提出了计划经济并论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实践中，列宁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而转向实行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湖北大学张建民教授认为“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理论解决了“实现小康”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需求拉动”理论则解决了我国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我国当前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人才”应该如何定义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了概 念的科学性与本质性，从哲学层面考量了这些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意义，并提出应对黑色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张宗和教授以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逻辑，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适用的，但也有自己非对抗性的特征，劳资关系的性质是由冲突与合作的权重决定的。 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认为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摆脱概念优先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研究分配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界定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配中的关系，促进社会分配的共识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v和利润m之和可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共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是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阶段，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源经济、价格经济、指数经济，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分析。 六、对其它经济热点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教授对关系经济现象做了理论探讨，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依据社会资本的综合观点分析“关系经济”的原因和缺陷，认为我国应通过引导微观社会资本良性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来逐步实现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跃迁。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个高速增长但失衡的经济，本来资本可以通过GDP约束政府，劳动通过选票来约束政府，从而可以达到一种资本与劳动的协调。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以及在政治上对选举权的忽视，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所以经济要均衡必须政治要均衡，主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 清华大学研究生谢雪燕用累计成本法测量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通过计量分析与检验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说明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旋律的把握，是新闻传媒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促进的必经之路。［1］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要素，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发展国家经济效益的保障性因素。市场经济的活跃度是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衡量指标。市场经济的分配不均是公民之间利益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与人有关的因素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有关内容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成为了我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建设和完善，是促进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措施。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对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国家未来的发展需求。［2］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需要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反映。信息宣传和传播任务是新闻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要任务，对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新闻传媒的发展情况来看，维护公平正义、坚守社会道德，是新闻宣传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二、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新闻宣传的共生关系
（一）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
新闻传媒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新闻传媒的宣传导向作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新闻传媒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播报。［3］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下，新闻媒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为新闻传媒的资金因素和资源要素提供一定的保障。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可以为新闻传播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发展渠道。因而，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大环境方面。
（二）社会经济对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制约作用和引导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传媒业的整体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性的关系。［4］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是新闻传媒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基本条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强化，让人们开始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进行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让信息加工条件和信息采集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换成本和流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工厂开始向道路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这就为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受众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和新闻来源市场在相关报纸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民阶层是在社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为报纸媒体提供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市场经济繁荣，可以为新闻媒体提广告市场；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和多元化特点，为社会新闻、文体娱乐新闻提供了来源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新闻传媒提供了投资市场。于是，新闻来源、读者群体和投资市场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素。这样，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成为了新闻传媒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来，我国专业财经媒体的纷纷创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创刊的《市场报》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当代财经类传媒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末创刊的《中华工商时报》等刊物则是国家出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而创建的财经传媒，其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国际商报》等报纸和广播电视财经频道的出现，让财经媒体在专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入新世纪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和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所出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中的财经证券频道，成为了宣传财经新闻的重要载体。传媒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产物，也是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新闻传媒及宣传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影响
新闻传媒自身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功能与社会经济现象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对新闻宣传工作经济价值的量化分析工作并不是对其最终价值进行衡量的有效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声音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三大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持续关注，可以让这一事件得到有关部门的妥善处理。新闻宣传工作是对居民生活需求进行转播的重要方式，可以让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有效提升和拓展，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新闻传媒的广告传播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新闻宣传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会民众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情况和企业广告的支出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新闻宣传工作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现代经济领域，广告可以被看作是传媒产业发展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广告总额也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特点。信息沟通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经新闻宣传对经济信息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经济所涉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产生积极影响。新闻宣传机制对社会经济的热点和焦点的传播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些与社会热点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报道是促进传媒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要新闻媒体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宣传工作往往可以达到相对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工作可以发挥出信息预警的功能。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对经济活动的未来进行了解和预判，进而在对自身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传媒产业与地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可以为某一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组织和一些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创意组织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了集群现象。从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这种集群趋势在我国也已经有所体现。对于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业和文化产业而言，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和物资流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是这些产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基于地缘因素的信息体系与知识因素和资源要素之间的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区域内各个产业相关要素之间的不断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传媒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融合，既可以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在对区域空间的契合度进行提升的基础上，推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
三、新闻宣传推动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对新闻传媒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新闻传媒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设计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宣传硬件设备的更新；二是新闻宣传内容的创新；三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新闻宣传工作中，媒体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更新，可以让新闻信息的宣传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对和谐社会的经济传播要求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让新闻宣传在时展要求下进行内容和形式的不断转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传播形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新时期新闻传媒的重要传播媒介，应加以有效利用和善于利用。
（二）对新闻宣传的自身价值进行重视
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谐的社会声音可以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舆论保障。新闻宣传就是发挥这一保障作用的重要方式。从新闻传媒的宣传价值来看，它可以在借助新闻宣传向人们传递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发挥出对普通百姓的思想进行引导和保障的作用。在对我国媒体行业的现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对新闻传媒自身价值的重视，可以让新闻宣传成为对各种价值进行协调的工具，这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遵循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成为了新时期新闻宣传中所要遵循的原则。［7］
（三）对平民情怀进行展示
在新闻媒体领域，平民情怀主要指的是新闻媒体在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广大普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平民情怀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必须秉持的工作态度。在自身利益的影响下，不同阶层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会表现出差异性的特点。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的倾听，可以让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新闻传媒是对平民阶层的信息进行传递的重要机构，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进行展示的主要方式。平民情怀的展示，对新闻传媒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新闻宣传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充分了解新闻传媒及宣传工作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谢国勇 单位:万州区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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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江龙.论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51-53.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经济社会发展；互动
近些年来，人们发现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直接且密切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可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为此，必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区域经济，以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职业技术教育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相比于普通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其可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脚步。职业技术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职业技术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高技能人才。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给社会尤其是当地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提供大批的高技能人才。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现职业技术教育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如电子领域、信息领域、生物领域、服务领域等。此外，职业技术教育还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强专业性及技术性的复合型人才，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二，职业技术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职业技术教育所拥有的师资队伍往往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其还有先进的设备，储备了大量的最新信息，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及智力支持。如职业技术教育可将其科研成果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当中，或与企业合作进行职工技能培训等活动，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企业发展，以此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职业技术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职业技术教育的进行，提高了当地的人文水平，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活动，改善了当地的人文结构。此外，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可发现，要想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究根结底还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新设备新技术才能真正应用于企业的活动当中。职业技术教育则可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成为企业劳动者再培训的重要场所。
（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职业技术教育进步的基础，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职业技术教育在规模、专业设置以及教学目标方面也必然会做出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进步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规模的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对于人才和技术的需求量也就越多，这就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学生的就业及发展。通常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越好，其可为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而经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学生其就业机会也会不断增加，为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就必须不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来说，不管是要进行改革还是进一步发展，其在进行设备的更新、校舍的扩建、专业设置的改变等方面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若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佳，其很难给予职业技术教育足够的投入，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及发展就很难实现，自然教育质量也就难以提高。由此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对职业技术教育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设置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了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设置就做出相应调整。随着经济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更为迅速。为此，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设置就必须着眼于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在设置专业时需具一定的预见性，既要顺应当地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又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及新专业的更新周期。
第四，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目标的改善。经济社会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现企业不仅需要大量的一线生产人员，而且更需要相应的组织人员及管理人员，同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还要求职工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为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职业技术教育就需改善其教育目标，以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及增强学生心理抗压能力为主。
二、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现状
虽说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就贵州省当地而言，其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还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当地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职业技术教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贵州省的职业技术教育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为止已有3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现贵州省的独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达30所，所涉行业包括电力、化工、交通、电子、航天等。办学层次多为大专，也有中职及高职，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仅贵州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贵州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至2020年，贵州省的技能型人才问题需达90万人，其中高层次技能人才所占比例需达27.78%。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要达到此目标还是比较困难的。
（二）职业技术教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才的专业能力及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在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才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虽然贵州省近些年来不断扩招生源、增设专业课程，但其仍以授予理论知识为主，教学模式较为陈旧，针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还比较少，再加上缺乏与地方政府、企业及各单位的沟通，故其还是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降低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三）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成果难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就目前而言，职业技术教育虽然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科研成果，但其转化率较低，大量科研成果被闲置，难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不能紧密联系实际应用，职业技术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研发地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正确处理产学研的关系，一直以来，贵州省职业技术教育的“产”、“学”、“研”都是独立的，再加上很多高职院校未能正确认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服务作用，依然坚持传统的办学模式，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沟通甚少，甚至与企业生产脱节，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四）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提供支持
现贵州省政府、企业及各单位等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了解还不够深刻，没有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并未充分利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各项资源。有些企业或单位虽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也只是形式，并未真正发挥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此外，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很多地区给予职业技术教育经济支持很少，导致职业技术教育规模难以扩大、教育质量难以提高。
三、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的措施
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只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而区域只有充分利用职业技术教育的资源，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无论是职业技术教育学校，还是政府，亦或是企业和单位，都必须改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思想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一）改善教育模式，改变教育目标
为能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就应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为目标，以企业职业需求为方向，重建教学体系，侧重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进行专业的设置、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活动的开展时要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以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提供一线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员，从而加快贵州省的城镇化进程。
（二）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培养“三师型”师资队伍
要想为经济社会提供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就需一支具有强专业能力及技术能力的师资队伍，即“三师型”师资队伍。“三师型”师资队伍是指将学校教师、企业技师及科研导师合为一体的教师模式。这就要求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不但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要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可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也就是集“理论”、“实践”、“科研”为一体。近些年来，贵州省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师资力量虽有所提高，但仍缺乏“三位一体”的师资力量。为此，可与相关企业合作，让教师深入企业从事管理或技术类工作，以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可聘请企业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教师，调整师资结构。
（三）倡导产学研合作
未能充分进行产学研合作是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最主要原因，为发挥两者的相互作用，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产业化，就必须倡导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需要学校与企业及各单位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项目同担。通过产学研合作，不但可打破传统的以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而且还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同时还能为学校培养专业性人才提供最新、最灵动的信息，有利于改善学校的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
现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其要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还要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这就需要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改善培养模式、改变培养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了解当地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利用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深入企业研究其真正需要的人才类型，从而为社会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高职业技术复合型人才。
四、结语
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有效提高了区域的经济及人文水平。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为能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不但要求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做出改变，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且还要求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各单位给予经济及政策方面的支持，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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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是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二是如何在宏观经济学的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中加入社会资本的因素。正如微观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被当成解释宏观经济发展现象的基础。以上两种思路也有这种关系，一些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充分说明了，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资本对于解释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些观点却认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没用的，尽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重要的（达斯古普特，2005）。
一、社会资本理论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一些学者总结了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邹宜斌，2005）。国外著作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一般会提到普特南、科尔曼和一个最广泛的定义。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等同于诺思和奥尔森的“制度”（达斯古普特等，2005）。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在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上，人们的分歧并不大。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社会资本是根据它的作用来定义的。这也遵循了科尔曼和普特南的初衷（Sobel，2002）。J.斯蒂格里茨认为，在组织理论中社会资本被当成应对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的社会方法（达斯古普特，2005）。在各种团体，如家庭、政府、厂商、市民社会以及社区中，社会资本类似于一种与市场机制互补的非正式制度，诸如规范、价值观念、信任等等。因此，必须通过讨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来理解社会资本的含义。对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从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
（二）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关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比较深刻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来自科利尔（格鲁特尔特等，2004）。他不仅详细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的论述，主要观点是：单向关系、网络、俱乐部和科层组织四种类型的社会相互作用产生了三类外部性：知识、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而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关于其他人行为的知识传播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社会资本促进关于技术和市场的知识传播而减少由于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社会资本减少“搭便车”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合作的产生。通过这些渠道社会资本能够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益。
比较具体的解释如下：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的知识传播，通过重复交易建立信任与声誉机制，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其次，社会资本有利于技术与市场知识的传播，从而减少信息传递的市场失灵。知识的传播既可以通过网络和俱乐部中共享信息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模仿来实现；最后，依照规范和准则，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促进集体行动（张克中等，2004）。比如，科尔曼的“家长”在互相交往中为彼此提供信息、观念，从而创造了有助于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社会资本（达斯古普特，2005）。
可见，社会资本概念的成立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它与西蒙的有限理假设，由马歇尔、庇古提出，阿罗、科斯等加以发展的关于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的关系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外部经济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和组织理论形成了互相“隐喻”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争论
（一）社会资本的宏观理论困难。在介绍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所进行的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论文集中，作者在导言部分提到了运用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发展的意义（格鲁特尔特等，2004）。他们把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相比较。主要观点是：在解释为什么具有类似自然禀赋和物质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个人平均收入具有很大差异时，新古典增长理论遇到了困难；与此同时，人们观察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数量一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又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个人交往的影响以及制度的作用上，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从这个角度建立起解释经济发展的新体系。
这显然是不同于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微观经济学视角的更重要的理论难题。尽管在家庭、社区、政府以及市民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可以应用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的有关论述。但是，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证思路是否能直接移植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一个结论却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宏观经济学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最初来源是福山和索罗关于社会资本和“余项”关系的见解。他们认为，如果社会资本被认为对解释经济发展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在增长核算的“余项”中有所表现才是（达斯古普特，2005）。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以下函数概括物质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Y＝AF（K，L）
其中，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K表示物质资本，L表示劳动力的数量，A概括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因素。而函数F的性质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即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等生产要素的一阶导数等于这些要素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因此，如果产出的某些可观察得到的变化没有被归结为影响产量的任何可衡量的要素，经济学家就称之为“余项”。经过一些数学推导可以等到这种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
其中， 就是所谓的“余项”。
社会资本应该在“余项”中所有表现的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或者不同经济体的截面数据中，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不能完全解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即≠0。然而，有例证表明，被认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东亚国家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却被证明仅仅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结果，与余项没有关系（Collins，1996; Kim，1996）。一些实证研究却表明，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相关系（张维迎等，2002）。
对于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达斯古普特认为，即使“余项”对经济发展没有解释力，也并不能证明社会资本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达斯古普特，2005）。关键的假设在于社会资本是针对不同团体而言的。某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对团体之外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或者有利，或者不利。如果极端地假设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对团体外部的经济没有影响，那么，社会资本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团体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不同，从而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差异。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实际上要求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生产函数的性质，也就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在一定的偏好、技术假设条件下，经济往往并不能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而社会资本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造成了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或者其他方面的差异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差异。尽管余项仍然为零。在以上的论述中，把“团体”改称“国家”或“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的指标选择或衡量社会资本。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微观经济学视角还是宏观经济学的讨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都是市场失灵的存在。而且，社会资本以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根据达斯古普特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存量，测量社会资本存在着很大的困难（Dasgupta，2000）。不过，世界银行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其他的研究都运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了一些间接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指标。
得到这些间接指标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一个给定经济体内的网络、协会的数量以及这些协会的成员人数等来衡量该经济体的社会资本水平。表1给出了目前研究中主要采用的一些测度指标。（表1）
第二种方法则是直接调查某个给定经济体中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程度。目前，有很多的研究都运用社会信任水平作为估量社会资本水平变量。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从以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实际应用研究中，学者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但是，有必要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指出，所选的指标以及实证研究应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1）社会资本通过与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互补而产生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发生作用的团体中存在着市场失灵；（2）社会资本是与一个特定的团体，比如家庭、政府、厂商、地区、社区相关的，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应该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共有的特征；（3）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只能从某种意义上解释该团体的整体经济发展，而不能解释属于同一个团体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区别；（4）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是对社会资本的间接度量，因此从理论上说它是不完善的。
三、国内研究相对落后与今后研究的方向
从最广意义的社会资本来看，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只是并没有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比如，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以及讨论更宽泛意义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真正在国内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张其仔。之后，国内很多学者做了介绍（周红云，2003；郭熙保，2004；朱卫平，2004；程民选，2004；刘铁明，2004；邹宜斌，2005），不过都是对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的理论介绍，而实证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张维迎，2002；高婧等，2006；刘国亮等，2006；卢燕平，2005），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视角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则更为缺乏。
一、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
同时，和谐社会又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建立的基础。
建立和谐社会，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一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命题。和谐社会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要真正实现和谐，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进一步发展增大生产力的总量，才能给解决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建立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和谐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经济增长和质量的不和谐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表现在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违背社会规律，按主观意识办事，必然会受到惩罚。
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和谐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也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对策。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产品供需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权力参与分配等现象，扭曲了资源配置，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市场竞争公平、公正。
（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农业基础建设，重视三农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三）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对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确保各地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再分配环节上，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合法收入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离不开区域的协调发展，更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仅仅有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还远不能构成和谐社会。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前，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体制保障。
关键词：
经济发展；和谐社会；相互相成；辩证统一
一、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构建
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当前，社会上对于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认识上仍然存在两种误区：一是对和谐社会孤立认识，认为完全是社会问题，只要社会矛盾协调好了，和谐社会自然就能够实现；二是认为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只有等到经济高度发展时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否定发展的观点，而是要求科学的发展。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适时调整和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一）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经济是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人民币，比1978年增长了185倍。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二）社会和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153美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如:局部地区形成的以GDP为中心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经济增长和质量的不和谐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表现在资源消耗与浪费严重，在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违背社会规律,按主观意识办事,必然会受到惩罚。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和谐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也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策略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能建立起来，地方垄断盛行使市场竞争难以做到公平导致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利益差距。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工业中上下游产业产品间价格的剪刀差拉大了上下游产业间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拉大了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市场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较严重，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权力参与分配、血泪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以发展本地区经济，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其次，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最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的规则公平。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的生产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央企的体制与机制很陈旧。第一是央企的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是政企不能分开，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牢牢捆在一起;第三是央企的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第四则是央企被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加重。国企改革应该从解决过剩产能入手。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说白了，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推进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即通过创新供给结构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在谈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时特别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推进上述三大结构调整为重点：
1、经济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2、动力结构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与投资贡献率最高。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我国经济已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内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要适应和推进动力结构的调整。
3、经济增长方
式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在论述经济新常态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在供给侧理论、供给侧制度、供给侧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应当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能强调一侧，忽略另一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运行正面临着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亟待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是结构性供给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只有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结构性调整，实现新的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三）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和谐社会必须确定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在生产劳动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保证不同性质的劳动投入得到不同的报酬，又要保证同工同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扩大开支，提高满足广大群众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又要强调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各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收入调节方面，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税负公平，对高收入者应实行重点监控。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举措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原则，确保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特别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四）重视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循环经济
以往我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产业，不符合资源形势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理念。在改造三高一低产业的时候，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原则，从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内部资源循环利用，采用高效率的设备、工艺，从源头上杜绝资源浪费；督促企业使用污染物综合处理设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强制企业尤其是家电、汽车、计算机等电子、机械行业，回收其废弃产品，以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以石油化工企业为例，必须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这一规定在我国环境立法中通称为“三同时”制度。它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含小型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工程建设项目和自然开发项目。它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是防止新污染和破坏的两大“法宝”，是中国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化。同时还必须按我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生产经营单位为了维持或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经常要进行相关的工程建设。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就会留下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可能会酿成生产安全事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这一原则，简称“三同时”原则。
参考文献：
[1]白雪秋黄俊立编著《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2]赵学清等编著《科学发展观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