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精耕细作；天人关系；地主制经济；农业现代化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等论著中对“精耕细作”多所论述，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之一。也有的学者称“精耕细作是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切有异于西欧特点的最终归宿”[1]。其实，它不但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我想强调的是，精耕细作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比较正确地处理天（自然）与人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天人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精耕细作的成因、内涵和价值。
一、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形成的原因
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产生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见的是用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制或人多地少格局下的“人口压力”来解释。的确，在封建地主制下个体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比之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有较大的经营自，甚至可以私有土地，而经营规模狭小，经济力量薄弱，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稳定，这就使得他们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愿意通过多投放活劳动，精细耕作管理，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精耕细作的产生，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人口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显的是，精耕细作首先产生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旷人稀，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东汉末年以来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启动了了江南地区新的大规模开发的长期过程，并最终导致唐宋时代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不过，上述两种因素对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起过重要作用，但并不可能构成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尚未形成的时候，精耕细作已经出现了。
中国虞夏之际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传统农业大体经历以下发展阶段：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以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为标识，虽然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若干痕迹，但精耕细作农艺已经萌芽于其中。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成型期，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臻于成熟，并获得系统的总结。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艺扩展时期，我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并逐步臻于成熟。明、清是精耕细作农艺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期。宋以后出现的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人口激增导致原有耕地的紧缺，人们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和扩大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说精耕细作技术出现在战国以前而不是以后，根据是什么呢？在战国以前的沟洫农业中，有三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技术，这就是垄作、条播和中耕。沟洫体系所形成的畎亩农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行垄作的农田，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正是沟洫体系下所普遍形成的畎亩农田，为垄作、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于西周春秋时期[2]。此外，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我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脉论”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天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春秋时代的郑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农功是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的行为，它要求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这正是精耕细作精神的体现。
既然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而这时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均未形成，它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是不可能逆时序的。
那么，精耕细作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的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蚰啵?侍镂┫孪隆钡模?投?嗣裎?丝朔?屯菀桌缘淖匀换肪乘?斐傻奈：Γ???て诿?鳎??⒘酥嗡?胫翁锵嘟岷系奶疗役滋锵低常?⒄沽四戏剿?锞??缸骷际酰?攀拐庖坏厍?拿婷渤沟赘谋涞摹N夜?┟窀脑炖?醚渭畹亍⒏珊档亍⑸角?筒?锏龋?行矶喽捞氐拇丛欤?从沉宋夜?嗣袷视?透脑熳匀坏挠缕?椭腔邸N夜?匀惶跫?杏欣?谂┮瞪??囊幻妫?灿胁焕?谂┮瞪??南嗟毖暇?囊幻妫???缸髡?俏夜?糯?嗣癯浞址⒒又鞴勰芏?裕??米匀惶跫?杏欣?囊幻妫?朔?洳焕?囊幻娑?丛斓那擅畹呐┮铡?/p> 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也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总之，应该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高度来理解精耕细作的产生。我们不能昧于“人”而不见“天”，也不能昧于“天”而不见“人”。从天人互动关系来考察，精耕细作形成的真正基础是中国人“应对”既定自然环境的实践。这里说的“应对”，是适应与改造的结合。“应对”观既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区别于无视自然环境的唯人类中心论，比较好地反映了正确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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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取材于《后稷》农书，它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战国时代、而是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情况。参见拙著：《试论<吕氏春秋·上农>诸篇的时代性》，载《农史研究》第9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
二、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今试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指的是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地” （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土地因素）、“人”（农业的主体）、“稼”（农业生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农业生物之间、农业环境之间、农业生物与农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并列，既不是以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这样，人和自然就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对待自然，才能正确处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是精耕细作的灵魂。“三才”理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它是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升华。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和农业智慧。我在《“天人合一”和“三才”理论》一文中，论述了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三才”理论，如何反过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并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各种学派的学说中，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烂的色谱中的一种“原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传统农业影响到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特点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也打下了以精耕细作为重要特点的传统农业的深刻烙印。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多典型的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面貌。
（二）支撑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发展
由于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天人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巳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它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达的传统农业，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强大生命力的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体系。
（三）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前面说过，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与西欧中世纪比较呆板的种植制度和比较粗放的管理迥然不同。具有较大的经营自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成为精耕细作农业的内在要求；精耕细作需要有一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现在看来，正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使西周以来实行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变得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走上了衰亡之路，最终导致了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瓦解和独立自耕农的普遍出现。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就是在井田制瓦解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也面临着使用奴隶、雇工，还是使用佃农来经营土地的选择，在战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奴隶制的成分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一度也比较普遍，但它们都没有发展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租佃制的实行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使用奴隶和雇工都难以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在精耕细作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业上使用奴隶，生产效率低，监督费用高，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主人的皮鞭下劳动的奴隶是不可能精耕细作的。驱使雇工种地，监督也有困难，且不容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采取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有一定的生产自，才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精耕细作对劳动者耕作意愿和主动精神的要求，是租佃关系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获得发展，并最终战胜其他方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正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中国封建地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私属性的租佃制到契约性租佃制，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佃农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加强，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而这一切都是与精耕细作农业的逐步发展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战国以来长期实行封建地主制是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的原因所在。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莫过于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四）为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比西欧中世纪快得多，这也是与中国实行精耕细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第一，在主要利用人畜力耕作的条件下，精耕细作一般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因此，在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中，“人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增殖人口的内在动力，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注重人口的增殖。第二，精耕细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使单位面积土地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为人口较快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三个台阶，与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时大致吻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是在精耕细作形成以后的战国秦汉时代，在籍人口最多时达五千多万。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形成；到了宋代，我国人口进入又一个增长较快的、而且是长期趋势增长的时期，人口超过了一亿。清代，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巳突破四亿；这当然有赖于国家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等条件，但其基础仍然是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以来精耕细作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今天，我们能够以世界上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仍然是与实行精耕细作分不开的。
三、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二十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继续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封建地主制下小农分散孤立经营，封建剥削的苛重等），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等）。由于不属于本文论题，于此从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上文谈到，精耕细作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对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是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过时的。比起古代，我国自然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甚至威胁人类未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可持续发展来谈农业现代化。而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天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发扬以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为灵魂的精耕细作传统，就不单是如何协调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区别在于，传统农业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农产品的加工是很初步的；现代农业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外循环，农产品的加工非常深入。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农业有外源的能量（石油）的投入，传统农业则除太阳能利用以外，没有外源能投入。正是由于大量外源能的投入，现代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产业，支持了其他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过分依赖外源能。有资料说，美国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约1比10，相应的熵值为6300千卡，无效耗散系数高达90%。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它的总能耗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人夏季三个月消耗的空调电能，等于中国一年的总用电量。石油能是地球三十亿年以前的森林所固定的太阳能，经地质变化埋入地下而形成的储藏能，是不可再生的，好比没有后续的存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如果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加改变地持续下去，就难免有能源枯竭、地球因超负载而崩溃的一天。由于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投入—产出比”下降等一系列弊端已日益暴露。这些情况，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纷纷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因而再次显露出来了。
以“天人相参、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综合利用，比较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比较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与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农业的原理是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可持续农业的试验和推广，在某种意义都可视为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可持续农业并非完全排斥外源能的使用的封闭的系统。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外源能的投入，不改造传统农业的物质基础，农业要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阶段，拒绝使用化肥、农药、机械是行不通的。现在应该在强调太阳能循环利用的同时，把石油能的投入和使用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尽量恢复使用有机肥料。同时，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应该积极开展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新途径和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实行精耕细作要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使之适应现代的生产条件，取得精确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结合，应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业现代化仍在照搬西方过时的模式，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丢得差不多了，这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此，强调精耕细作的传统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intensive cultivation,human-nature rel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论文摘要：我国人多地少，面对人口日益增加的巨大压力，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研究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细农业技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机遇性的挑战，应当引起我国农业科技界的高度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精细农业”技术应用情况，而后对精细农业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总结，以供参考。
0 引言
“精细农业”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要利用现代地球空间信息技术获取农田内影响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各种因素的时空差异，避免因对农田的盲目投入所造成的浪费和过量施肥施药造成的环境污染。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卫星定位系统对采集的农田信息进行空间定位；利用遥感技术获取农田小区内作物生长环境、生长状况和空间变异的大量时空变化信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农田土地管理、自然条件(土壤、地形、地貌、水分条件等)、作物产量的空间分布等的空间数据库，并对作物苗情、病虫害、墒情的发生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模拟，为分析农田内自然条件、资源有效利用状况、作物产量的时空差异性和实施调控提供处方信息；在获取上述信息的基础上，利用作物生产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控，合理地进行施肥、灌溉、施药、除草等耕作措施，以达到对田区内资源潜力的均衡利用和获取尽可能高的产量。精细农业技术是运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传感器及检测系统、计算机控制器及变量执行设备等信息技术，对大田农作物生产和畜牧生产实施监控，从而提高作物和畜牧产量和质量，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国内外“精细农业”技术的应用情况
1.1 国外“精细农业”技术的应用情况 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精细农业”技术主要用于土地资源的详查及监测，农作物生长状况的监测和产量预测，灾害性天气、旱情、涝情和水情的监测，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与精细防治和大地号农田的优化施肥等方面。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由于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 GPS ) 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 进行农情监测和产量预测已达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所用设备的数量和精度都在提高。目前全球已有20000 台“产量监测器”投入了使用，有的就装在收获机械上。
目前，在一些国家“可变比率洒施机”的试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该机器的设计者试图借助于RS、GIS和GPS等技术获取田间信息(包括土壤参数和病虫害情况等)，同时机器自动控制农药、化肥和种子的施入量。由于优化施肥，农场主从中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种“可变比率洒施机”名为“实时闭循环系统”(Real-time closed-loop System)，其设计者是想尽可能地摆脱对3S技术的依赖，田间信息直接由安在洒施机上的探测设备获取，并立即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自动控制农药、化肥和种子的施入量。这种机器保证了所测得信息与所采取措施的地点的一致性。
1.2 国内“精细农业”技术的应用情况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因此“精细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利用地球资源技术卫星遥感资料进行土壤和水文调查开始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山西、内蒙等省(区)的土壤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就利用了卫星遥感资料。
1984-1986年，我国在京、津、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冬小麦卫星遥感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果。1985和1986年小麦产量预报准确率分别为92％和95％。
可见，我国“精细农业”基本上还停留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产量预测方面
2 “精细农业”的技术思想
精细农业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农田小区作物产量和影响作物生长的环境因素(如土壤结构、地形、土壤含水量、植物营养、病虫害、杂草等)实际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性的分析，确定影响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调控措施，区别对待，按需实施定位调控，以充分利用资源，实现最经济、最合理的投入，获得经济上和环境上的最大效益。精细农业之所以引起全世界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它能显著提高产量，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潜力和保护环境；其次，是因为精细农业研究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其技术系统应用发展本身的范围，它提供的技术思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方式，其影响更是深远的。
3 精细农业的技术构成
3.1 GPS——全球定位系统 推动精细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它是一种高精度、全天候、全球性的无线电导航、定位、定时系统，它可提供连续、定位和原子时钟信息。
3.2 GIS——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有关空间数据按地量坐标或空间位置进行预处理、输入、存储、查询、检索、运算、分析、显示、更新和提供应用、研究，并处理各种空间实体和空间关系。它有如下特征：具有采集、管理、分析和输出多种空间信息的能力；具有空间分析、多要素信息分析和预测预报的能力，可为宏观决策管理服务；能实现快速、准确的空间分析和动态监测研究。将GIS用于精细农业中，可对农田小区的作物产量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存储、分析和管理。
3.3 RS——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可根据对遥感资料的解译，获得所研究区域内有关信息，具有宏观、快速、动态等特点。
不同含水量的土壤具有不同的地表温度，因而具有不同的热红外特性和热辐射特性。农作物不同生长期和不同生长情况均有不同的光谱反射曲线，所以结合研究区域内抽样调查的资料和GIS数据库，并依靠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利用RS可获得土壤含水量、作物长势和产量等重要资料。
3.4 DSS——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是根据农业生产者和专家在长期生产中获得的知识，建立作物栽培与经济分析模型、空间分析与时间序列模型、统计趋势分析与预测模型和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利用GPS、RS获得的各种信息及GIS建立的数据库，针对小区内农作物生长环境和生长条件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差异作出分布式投入决策，即生成田间投入处方图。决策支持系统DSS综合了专家系统ES(expert system)和模拟系统SS(simulation system)，因而能为精细农业的实施提供正确的决策支持。
3.5 ST——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 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是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手段。精细农业的实现首先在于认识农田小区内农作物生长环境和生物情况的差异而这必须依赖于各种先进的传感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非接触快速测量传感器和智能化传感器为精细农业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
中国古代是否有农学，这似乎是不成的；难道中国农学史或中国农业技术史，不就是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学存在为前提的吗？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争论最近又在学术界重新展开。[1] 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承认中国古代有农学。即使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中，中国古代的"农"是否有"学"，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农业科学，那么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古代农学"或"中国传统农学"，就只是农业技术的代名词而已。在当前的研究论著中，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浑然不分的情况比比皆是。
农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G.Sarton，1884-1956）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2]
二 中国传统农学发生的阶段性与中国农学史的分编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生产、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
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三 传统农学体系内在关系和中国农学史的结构
既然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那么，新编的《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 "三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框架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识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四 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 "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五 "三才"与"气"论
以"三才"为核心的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
"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的是很不够的。
六 中国传统农学的优缺点及其近代落伍的原因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
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 农业化与农学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和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在这方面，农史工作者应该是有工作可做的。
第三，认真开展农业科学技术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现在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由于缺乏农史知识而闹的笑话是屡见不鲜的。从农史工作者的角度看，是我们普及和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同时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传统农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能只在学者的小圈子中进行研究，而必须把有关知识普及到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作者中，否则这种研究是起不了作用的。农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更重要的意义应在于此。
*近年我参加了由董恺忱、范楚玉主编的《中国农学史》的写作，在这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农学总体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在1998年11月4日广东省农史学会第三次学术年会大会上，我就此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农学史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本文是在该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在修改过程中，主编董恺忱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并用作该书的"结束语"。
注释
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林业生物灾害；精确管理
中图分类号 S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1-0195-01
1 地理信息系统发展概述
地理信息系统，即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eo-Information system，或者GIS。广义的是指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系统，通常意义上的是狭义的，是指获取、存贮、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空间数据的信息处理系统。最早的可操作的地理信息系统，是20世纪60年代初，Tom Linson为加拿大土地勘查局存贮、操作和分析数据开发的CGIS。随着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地图叠置和拓扑网络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行式打印机和笔试绘图仪的研发，GIS技术日臻成熟。在众多的GIS平台中，Esri的ArcGIS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伸缩的、较为全面的GIS平台，被广泛用于交通、水利、电信、物流、国防、气象、应急救灾、环境、科研、教育等行业的地图生产、数据分析与共享[1]。
2 当前国外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GIS最先主要用于土地利用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分析、自然灾害评估、林木管理与河流监控等自然资源管理领域，如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国家地图项目，提供了全美范围内的地理空间数据，应用于跨领域的野火分析、土地利用、气象与水文信息服务等自然资源管理领域。随着GIS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GIS很快被用于灾害风险分析、紧急救援、犯罪分析、公共健康管理、环境管理、地籍管理、交通应用、精准农业。再加上空间定位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与GIS的融合，GIS很快应用于各领域的导航服务，尤其是当今智能手机和车载导航仪的普及，GIS的导航应用已经成为普通民众不可缺少的出行工具之一。
3 国内林业生物灾害监测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在国内的林业生物灾害管理中，GIS的应用起步较晚。最早主要用于林业生物灾害的数据统计与显示，如武红敢等[2]利用安徽省潜山县的二类森林资源清查基础数据，研发了森林病虫害监测与管理系统，用于林业生物灾害监测的数据统计、报表与制图。骆社周等[3]研发了基于GIS的松毛虫管理系统，主要用于预测并在地图上显示马尾松毛虫的发生状况。孙浩忠等[4]则提出了利用GPS和GIS绘制县级森林病虫害监测网点位置图的方法。覃传恒[5]开发了基于GIS的广西森林病虫害管理信息系统，用于林业生物灾害监测的数据采集、查询与统计制图。
随着ArcGIS在林业系统的普及，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也逐渐应用到林业生物灾害管理之中。马菁[6]在GIS的信息量模型对林业生物灾害空间预测方面进行了探讨性研究。李浩明[7]开发了基于ArcGIS Server的林业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实现了落叶松锉叶峰（Pristphora Iaricis）发生和预测空间数据的显示、查询、空间分析和组织管理等功能。张国庆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对安徽省潜山县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图1），并结合历年发生数据，将其应用于2016年的林业生物灾害长期预报、中期预报和短期生产性预报（图2）[8-10]。
4 林业生物灾害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展望
4.1 ENVI 5.2与ArcGIS一体化集成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3S技术（Remote Sensing，R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广泛应用各个行业。尤其是近年来，Exelis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公司的ENVI 5.2的，实现了与Esri的 ArcGIS平台的融合，使得遥感影像和图像分析功能可以作为核心组成部分，与ArcGIS一体化集成。
4.2 TSE在林业生物灾害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张国庆[11-19]在提出复杂系统生态论的TSE分析方法（TSDA，Time-Space Dynamic Analysis About Event）的同时，并将其应用于包括林业生物灾害在内的生态系统精确管理方法，运用一体化的ArcGIS和ENVI集成平台，建立林业生物灾害TSE精细化预测预报模型，采用PDCS（Plan，Do，Check，Study）循环，不断提高遥感数据解析的精确度和GIS数据管理的精细度，通过系统关键因子分析，实现林业生物灾害精细化管理。
4.3 GIS在林业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的应用趋势
GIS在林业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的应用，是林业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在数据获取方面，对于大尺度空间的监测，可以使用高分卫星影像数据，快速获取林业生物灾害发生信息；对于小空间尺度的监测，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化学、物理诱集，在线视频监测，航空遥感，或者局地无人机超低空遥测。在数据分析方面，采用TSE方法，引用新的数学分析技术，对上述数据进行建模分析，获取较为精确的预测预警模型，实现林业生物灾害的精细化预报，为林业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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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将农业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结的纽带，促进产、供、销连成一个整体，以满足市场需求，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步骤。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多种农业产业化形式，传统一些的如“公司+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几种形式，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了“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等几种形式，在时展的今天，我们发现农业产业化的既有模式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较之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尚有需要改进之处，因此，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创新路径的探索仍是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创新路径；农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1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化积累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将何去何从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性思考能够帮助农业产业化取得更为稳健的发展。本文旨在对已知的几种农业产业化形式阐述的基础上，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创新性进行思考，以期在理论上为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2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概述
2.1传统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
2.1.1“公司+农户”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农户仅需负责自身农产品的生产，其余部分由企业进行。为了保障农产品的顺利生产等，公司通常情况下会为农民提供一定的技术、方法等的支援与指导。这种农业又被称为分包制或订单式农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最原始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双方通常通过契约保证利益关系。
2.1.2“公司+大户+农户”或“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加入了中间媒介，公司与农户之间有一个中介，而非直接接触。企业在这里不仅要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培训等，还要为中间大户等企业提供生产粗加工、收购等服务。农民依然提品的种植或养殖，最终提供农产品。大户或合作社在中间起到约束双方行为、交易的作用，两者的区别在于大户与农户的关系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而合作社与农户的关系既有合作，又同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2.2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
2.2.1“公司+家庭农场”的形式
这种形式是“公司+农场”形式的升级。“家庭农场”实际上就是传统农户规模的扩大，传统农户将自身发展壮大，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先进设备的运用，形成家庭农场。企业与家庭农场的利益联结仍然依靠契约的形式。
2.2.2“公司+社会组织+农户”的形式
这种组织模式是以农业龙头企业为龙头，构建起相应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是由农户、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构成。将个体的分散农户结合成为较大的组织，再与企业进行合作，既有效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形成一定规模，又能够在农户与企业之间搭建起一座交流的桥梁，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
3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路径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创新路径，主要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是要在产业化经营内部进一步细化分工，促使各要素之间相融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优势。在内部细化融合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各类经营主体要进行分工的细化，无论是企业、中间组织、还是农户，都只有在细化过程中才能将分工具体而明确的表现出来，将生产工作做精做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将分工精细化并非是目的，而最终更好的为产业经营组织服务才是目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步骤的细化，在细化过后还要求在内部进行整合，以市场交易为对象完成各要素的整合，是实现这一步骤的关键之处，既有细化分工又有整合，才是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另一个方向上，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不断扩大规模。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只有扩大规模，才能形成产业效益，获得规模效应。在规模上的创新离不开技术与管理的支援，强大的技术支撑是产业整合的前提，而管理水平的增强，是维持规模稳定的必然条件，因此，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整合能力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扩大农业产业化规模，能够进一步减少内部流动成本，充分调动各要素之间的优势，进而降低运营成本以及运营过程中对外部因素的依靠，使农业产业化趋于一种内部的平衡与稳定，在外部竞争中占据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产业的内部精细化与外部规模扩大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方面，能够帮助农业产业化向纵、深方向发展，降低交易成本。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业产业化就在不断发展，一个明显的趋势显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内部交易成本不断减少，规模效益却在不断增加，因此内部的精细、外部的扩大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创新路径。对于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需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演变等有规律可循或者无规律可循的因素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把握大体方向的同时，注重特点，是新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作者：杨建军 郝小雯 郝斌奎 单位：包头市九原区农牧业产业化管理服务中心 包头市九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考文献】
迄今“精细农业”在发达国家也不过五、六年的应用试验历史，部分支持技术手段还不十分成熟，有待不断研究完善，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精细农业”应用实践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围绕提高生产、节本增效、保护环境的目标，采用不同的技术组装方式，逐步提高作物生产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其中，获取农田小区产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信息是实践“精细农作”的基础。有了小区产量分布图，农户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分析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选择经济适用的对策，在现实可行条件下采取适当措施实施调控；也可以根据技术经济发展的条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或智能化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调控。
“精细农业”研究的革命性的意义是提出了一种经营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发展前景已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共识。1998.1美国副总统戈尔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以1米分辩率的“数字地球”的概念，在地理信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为认识世界科技进步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提出了全新的观念。“精细农业”的实践将在下一世纪开发“数字地球”的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全面实践这一新技术体系的路程还很遥远。但启动这一新技术的示范与实践研究，将有利与推动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化与信息化进程，改变传统技术思想，追踪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农用先进支持技术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在“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实践中，也将可开发出一系列适用新技术产品。
为支持当前的“科技兴农”服务。在发展研究中，个人认为需要重视如下问题：
加强对国际有关发展信息和经验的研究，提出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九十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单位已经积累了一大批示范试验数据与支持技术产品开发研究成果。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思想与部分装备技术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找准切入点，注重其支持技术产品的国产化及产业化开发。“精细农作”的技术思想在国际科技界共识的基础上有其特定的涵义，即认识农田内小区产量和影响作物生长条件的空间差异性，实施定位处方农作。它是适应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高的作物生产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在我国可先在规模化农场、部分大城市郊区和农业高新技术综合开发试验区，力求在农田小区的尺度上进行研究与实践。我国广大农村农田经营规模小，生产手段仍较落后，实现广域的现代农田精细经营尚需有较长的发展过程，有条件的地区可先以村片、农田的尺度上对精细农作的技术思想进行示范试验研究，并可着重结合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方式创新中，开拓出新的服务领域。这样，既可以使我国的研究实践与国际上的研究发展趋势相接轨，又可以探索形成具有国情特色、有利于在农村逐步推广先进的农作技术体系。
通过“精细农业”的试验示范研究，大力传播基于信息与知识的农业系统精细经营的技术思想。现今实践的面向大田作物生产的精细农作应该扩展到种、养、加，产前、产中、产后的整个过程，即过渡到建立“精细农业”的技术体系。实际上，“精细农业”的技术思想，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已优先在发达国家奶牛场，基于动物个体编号电子自动识别技术，根据奶牛产奶量定量配料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十多年来，全自动化设施园艺业的发展和养殖业中动物生长预测模型与配料、环境调控自动化系统的结合，农产品产后储藏、保鲜、加工、分级，为达到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过程中，都已吸收了电子信息科技前沿的成就。在我国，“精细农业”的技术思想，尤应在设施园艺，集约养殖，农产品品质优选、储藏加工等增值产业中先付诸实践与推广，这对我国目前处于传统农业的结构性调整时期和开始重视强调实现农业增产方式的转变中，依靠先进技术装备和农业精细经营技术的支持，对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精细农业”试验研究实践过程中，注意组装一批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单项适用先进技术支持当前的“科技兴农”。如：GPS、GIS技术用于农村规划、农田管理、节水灌溉、环境监测的实用技术；农田信息快速采集、存储、处理技术与仪器；农田耕作、土肥管理、农药利用、污染控制等适用技术；机电仪一体化的农业机械装备；精细测土配方施肥、病虫草害快速实用监测技术；智能化农业生产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推广及装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先进技术与工具的开发等。
在研究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注意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技术体系，以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新的技术体系应在科学理论或方法上，在高新技术的应用上有重要的突破，能够引起技术上产生质的飞跃和为实现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贡献。在试验研究中要加强多部门、多学科间的相互合作，协同攻关.发展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在高等农业工程院校的学科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中，要创造条件开设有关GPS、GIS、RS应用课程，加强电子信息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技术开发研究。
在“精细农业”的示范试验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问题。其中，尤以田间信息实时快速采集先进传感技术，生物信息模式识别技术，空间信息处理与图形自动生成技术，计算机化的定量管理农艺技术与系统分析等，都需要作物科学、农艺学、生物物理、数学方法、信息软硬件技术和技术经济学的支持，这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进行科技创新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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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的部署，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已告一段落，同时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转入新的阶段。今天，我们召开解放思想活动总结暨实践科学发展观转段动员大会，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对实践科学发展观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一、关于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情况的总结
今年以来，我们严格按照市委的部署，扎实推进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经过学习宣传、讨论调研和决策部署三个阶段，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总结我们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注重三有效”：
（一）注重加强学习宣传，有效营造浓厚氛围。在开展学习讨论活动中，我们注重加强学习宣传，营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强大舆论声势和良好氛围，为学习讨论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是迅速动员部署。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结束后，我们迅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研究制定活动方案。1月底，召开动员大会，对学习讨论活动进行动员部署，充分发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于学习讨论活动，全面铺开解放思想大讨论。二是开展“三会一谈”。认真组织局系统各级党员干部开展“三会一谈”活动，围绕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开展学习讨论。1月25日，召开局系统各单位领导班子专题座谈会，认真查摆突出问题，精心研究改进措施。2月18日，召开局党组理论学习会，认真学习我们党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总书记《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等文章和讲话精神。2月下旬，局系统各党支部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解放思想大家谈”活动，营造了民主讨论问题的良好氛围，提高了讨论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强化理论学习。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研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阅读《邓小平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以及各级领导有关讲话精神。局系统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并撰写体会文章50多篇，同时将有关体会文章汇编成册，发放到各单位交流学习，巩固和扩大学习成果。为贯彻市委关于“精细发展第一产业”的部署，深入研究探讨农业科学发展路向，4月15日，我们邀请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作精细发展农业专题报告，进一步拓宽农业系统干部职工的视野和思路。整个活动中，全系统召开了30多场次学习交流会，有效地促进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注重深入讨论研究，有效深化思想认识。以“三学三比”为抓手，围绕科学发展进行交流讨论和调查研究，掀起学习再深入、认识再提高、思想再解放的热潮。一是树立标杆，对照学习。在学习市树立的5个典型标杆的同时，我们认真总结市农资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经验，将其树立为典型标杆，号召各单位对照标杆找差距、理思路、学经验，全系统形成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二是广开言路，开门纳谏。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理清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开展“我为东莞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建言献策”活动，采取座谈会、征求意见表、接访基层群众等形式，利用“三农”热线电话、局长信箱等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全系统共收集意见建议100多条，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三是深入调研，明晰思路。围绕影响东莞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我们确定了4个重点调研课题。局班子成员分别牵头负责，深入市内农村调查，同时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学习考察。在深入调研、全面掌握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4份调研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4月18日和5月12日，分别召开调研交流会和调研成果汇报会，对重点课题进行交流分析，进一步明晰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的思路对策。据统计，全系统围绕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共开展了33项专题调研。
（三）注重查摆突出问题，有效落实整改措施。我们认真总结调研成果，细致梳理突出问题，深入查找原因根源，研究制定科学发展的对策措施。一方面，查摆机关作风突出问题。我们把查摆问题、破解难题作为解放思想的切入点，使解放思想成为完善思路、强化措施、促进发展的过程。局系统各领导班子成员对照省委“三个克服”和市委“五个立足于”进行专题讨论，查摆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局机关于5月16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各班子成员紧扣“新产业新东莞”这个主题，实事求是地检查各自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根源，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针对查找出的科室内部岗位职责不够明晰、人员分工不够合理、对干部职工考评方式不够科学等薄弱环节，组织人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制订行之有效的绩效管理办法，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机关效能。另一方面，分析农业发展突出问题。经分析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明晰了当前影响和制约东莞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五个突出问题，即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集体分配不规范、农业基础建设不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不理想、农产品安全保障不稳定。针对存在问题，我们提出从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分配、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解放思想等六个“进一步”入手，加大整改力度，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
活动开展以来，局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坚持学改结合，以学促改，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为“四个更加”：一是思想认识更加深刻。局全体干部职工以解放思想为己任，对市委提出的精细发展农业形成了高度共识，一致认为，农业必须从注重生产功能向挖掘生态功能、发挥生活功能转变，从传统方式向现代都市模式转变。同时，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格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务求供奥运农产品安全保障工作万无一失，全力确保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二是精神状态更加饱满。通过学习讨论，居安思危、居安思进、居安思变等意识进一步增强，创新、创业、创优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进一步激发，呈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推动科学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实践中，干部职工认真工作，自觉加班加点，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三是工作思路更加明晰。我们以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为契机，认真分析发展现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向措施，进一步明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
根据市委提出的“精细发展第一产业”的要求，我们在全面总结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土地、环境、资金、产业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做法，初步提出我市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即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综合拓展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加快推进园区型、品牌型、创意型农业的发展，促进我市农业从依托农村、服务农村的粗放型传统模式向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精细型现代都市农业模式转变。四是工作作风更加扎实。通过学习讨论，党员干部更加注重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年1-2月的持续低温阴雨天气，以及6月中旬的暴雨天气，对我市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作物受灾严重。灾情发生后，我们高度重视，紧急研究部署应对措施，迅速调查灾情，党员干部、技术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全面落实救灾措施，努力减少恶劣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切实帮助农民救灾复产，目前全市复产农田达七成。“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同志们充分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救灾，局系统干部职工捐款70万元，其中捐缴“特殊党费”38万元。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科学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根据市委要求，认真贯彻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用全省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成果----“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统一思想，形成系统上下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新、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习讨论活动成果，同时，要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付诸实践，推进科学发展。
二、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总结
在分析检查阶段，我们围绕起草好分析报告这个中心任务，以“两会一评一公开”为载体，认真完成“规定动作”，扎实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重点落实“四个抓”：
（一）抓组织领导，活动开展高效有序。我们切实加强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召开转段动员会议全面布置分析检查阶段的各项工作，并将每项工作细化制成日程表印发至各科室和全体党员，落实分管领导和牵头科室，明确工作重点和责任，为各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活动中，我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大会。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自身不足，统一思想认识，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明确整改的对策。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专题网页和信息简报及时工作动态，编印了7期简报，网上信息7条，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和思想交流,营造了全员积极投入活动的良好氛围，推动活动高效有序开展。
（二）抓对策研究，分析报告翔实深刻。我们围绕研究科学发展的对策措施，认真起草分析报告。一是查摆问题原因。针对当前影响和制约东莞农业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五方面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联系实际进行分析，认清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深刻认识存在的不足和差距，着力找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突破口。如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通过分析，查找出欠发达镇村集体经济仍然薄弱、民生设施有所欠缺、香蕉产区农民收入下降等方面原因。二是分析思想根源。针对突出问题，我们既从客观方面剖析根源，更重视从主观方面深究原因，着力做到五查五看：查科学发展的理念牢不牢，看能不能准确把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形势、研究问题、优化思路、改进工作；查统筹发展的能力强不强，看能不能准确掌握全面情况，主动从东莞城市战略产业高度来谋划现代农业发展；查谋划发展的作风实不实，看能不能发扬敢闯敢干的精神，不断拓宽发展领域和空间；查创新发展的举措多不多，看能不能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真正把三农工作做实做细；查破解难题的信心足不足，看能不能破除畏难情绪，想方设法争取各方支持，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明确对策措施。我们按照整体推进、全面深化、重点突破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并着重从三方面制定具体对策措施：一是把握重点，着力解决当前影响农业农村科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是科学规划，制定符合农业农村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总体规划的对策措施。三是创新方法，坚持“调稳结合”、“主次结合”、“点面结合”，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工作。
（三）抓公开评议，社会监督切实到位。围绕实现分析问题的准确性和对策措施的科学性，我们广泛开展分析报告评议活动。组织党员分组讨论分析报告，并进行投票评议。同时，通过定向印发分析报告和评议表的方式组织各镇街农办、农技中心，局系统下属单位以及市相关单位的群众代表进行书面评议。在公开评议活动中，我们共发放评议表239份，赞成比例100%，提出对策建议28条。为增加群众评议的广泛度，我们还通过局机关网站公布评议信息，欢迎社会人士进行网上评议。5月底，我们将最后定稿的分析报告印发给机关全体党员和部分参加评议的群众代表，并及时在局宣传栏和机关网站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抓边查边改，活动深度不断拓展。我们根据市委的总体要求，突出实践特色，坚持边查边改，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及时启动创新体制机制。一方面，及时解决热点问题。针对群众反映和领导班子自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坚持“定人、定时、定责”，将任务分解到相关科室和人员，明确任务和责任，认真抓好落实。有条件解决的，及时制定措施，立即进行整改。如针对香蕉生产面临的黄叶病危害严重、生产效益逐年下降的问题，我们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科室和责任人，于5月底完成调研并制定应对措施。通过制定鼓励政策，实行改种补贴，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建立蕉园转产改制示范点等措施，扎实推进蕉区转产改制，力促蕉区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加快启动机制创新工作。根据市委关于“精细发展第一产业”的要求，我们在全面总结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加快研究我市农业发展的方向、定位、目标和发展模式。重点探索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精细发展农业。同时，提出了新一轮扶贫政策、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和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措施。例如针对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集体分配问题，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完善规范农村集体分配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分析检查阶段，我们坚持把学习贯穿始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在查摆突出问题上求“准”，剖析问题根源上求“深”，明确发展思路上求“实”，不断把学习实践活动引向深入，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深度不够，结合实践深入思考不足；“规定动作”完成较好，但缺乏自选创新动作；调研成果停留于调研报告阶段多，转化为决策意见少；局限于传统思维和客观实际，创新发展的举措不够多等等。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三、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下一阶段工作的部署
按照市委部署，学习实践活动解决问题与完善制度两个阶段统筹考虑、同步推进，时间为6月底至7月底。下来，我们要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引向深入，把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工作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动力，作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作为提高干部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机遇，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及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突出问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已根据
市委《解决问题、完善制度阶段工作要点》印制了日程安排表，大家要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提几点意见：
（一）要真抓实干，强力整改。解决问题是学习实践活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围绕查摆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狠抓落实出成效。一要增强整改意识不放松。不为困难所压倒，对实践中正确的东西要坚定执行，对发现不符合实际的措施，要坚决整改。二要突出整改重点不放松。要突破重点，细化方案，促进农村扶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工作的落实。三要狠抓整改落实不放松。每个领导班子要公开承诺解决群众关心的若干个突出问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要公开承诺帮助基层单位、部门解决一个突出问题，每个党员要公开承诺帮助基层群众办一件实事。我们要参照市的做法，在局网站公开整改承诺，并通过一定方式通报整改承诺的落实情况，切实做到责任分解到位、措施落实到位、公开承诺到位、情况通报到位。
（二）要立足实际，创新机制。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我们要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创新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农业发展进入科学化、制度化轨道。首先，要修订、完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到位、不全面的规定，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措施。其次，要根据自身职能，以改革创新精神定制度、立规矩，进行有特色的目标设计，提出循序渐进的工作要求，稳妥有序地推进创新机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