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1.FDI三次产业间构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并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无论是项目数还是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上，第二产业所占FDI的比重都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FDI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例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间。
2.FDI产业内部构成特征
(1)第二产业内部的FDI分布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建筑业分布比较少。并且FDI在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FDI投向制造业的比重较大。2007年，外商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数为1919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50.7%；实际使用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总金额的54.6%。在制造业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对轻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高，对重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低;对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比重很小。
FDI工业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高于重工业；加工工业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业。
(2)第三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有较大差别。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07年，房地产业的实际使用金额为170.9亿美元，占总金额的22.9%，为第三产业之首。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1.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面影响
(1)FDI的流入优化了我国的三次产业的的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FDI的利用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利用FDI对其增加值的贡献。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产业的资金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同时，我国所具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的比较优势，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国国内加工工业水平，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和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FDI加快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业，FDI对我国加工工业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外资工业对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我国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同时，FDI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结构性倾斜促进我国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近几年来,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以技术换市场”为战略导向的产业转移,纷纷投资于中国市场。外商投资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我国加工工业水平，带动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组和提高。
2.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
(1)FDI加大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我国吸收利用FDI的产业依然处于不合理的状况：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过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FDI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偏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FDI过度推动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特别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利润较高、回报周期短的产业，虽然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无论在短期还长期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3)FDI的技术溢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对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这就使我国的产业在技术上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而不能进行自主创新，更无法赶超。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行一套完整的生产质量体系，但是这样其在华的子公司就与我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降低，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综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导外商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投资流向主导和支柱产业，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等，使我国的三大产业对外资能够合理地利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比重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俊江:国际贸易.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2]杜江: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8)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浅谈中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
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
中国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外汇和技术的“双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政策，同时也以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和一系列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993年以来我国的外商投资水平一直居于亚洲前列。200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FDI对我国经济向前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取得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FDI大量进入我国的同时也带了一些负面影响：FDI一般都会流向边际利润较高的行业，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也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由于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拥有资本、技术优势和所有权资产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会挤出国内一些技术创新型新兴企业，从而不利于我国资本产业构成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中，FDI对东道国的投资到底是有挤出效应、挤入效应还是中性效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FDI的流入没有增加一国的总投资，或在一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挤掉了一部分国内投资，那么总体上会对一国宏观经济负的外部性。
目前，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FDI对我国资本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也引起了学者的争论。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中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著。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著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关键词］FDI；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分析；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086-04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的经济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广东省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财政收入,还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综观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新增投资的产业流向及其变化来影响广东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外溢、产业关联等作用改变广东省的存量资本产业结构,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引起了经济意义上的“产业结构效应”？本文就将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数据同广东经济增长数据联系起来,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 文献综述
国外的研究：钱纳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双缺口模型”,指出利用外资有助于解决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20世纪70年代以后,赫尔希曼从技术缺口的角度提出了利用FDI对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意义；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投资应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是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的这些优势就不能被利用,而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双方可以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升级和改善各国的产业结构。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进行了研究,郭克莎(2000)通过对外商投资结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我国工业结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对第三产业发展作用较小；安占然(200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贡献次之,是引起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郭明(2008)利用198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应用经济计量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在这段时间里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唐曼兰(2009)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是优化广东省产业结构的一条重要和有效的途径。外商直接投资正是通过各产业之间不同的分布比例和不同的贡献度,促进了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
但从FDI产业结构变动角度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还很少,本文从这个角度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的存在性和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效果。
2 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产业结构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引起产业结构效应,我们可以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解释作用。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可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着产业结构效应。
2.1 变量设定
我们用FDI表示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额,IS表示产业结构效应,其中IS1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S2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S3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我们用Eviews5.0对广东省1990―2008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2.2 检验步骤
对LNFDI,LNIS1,LNIS2,LNIS3 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得到四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可以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建立计量模型为：LNFDI=β1+β2LNISi+μi,对计量方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对残差进行ADF检验,回归后的残差都是平稳的,说明FDI同IS1,IS2,IS3都存在协整关系,即满足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
2.3 结论
由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效应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从表2看到当滞后期为3时,外商直接投资不是引起广东省第一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的概率只有4.75%,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第一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而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原因的概率高达99.76%,说明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化没有带来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增加或减少,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比较低的原因造成的。同理,FDI同IS2,IS3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广东省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根据表2,F值都没有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化没有带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产业结构效应的存在性,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起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又会对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
3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增长模型的分析
在结构主义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表现为要素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描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效果,分别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量对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3.1 模型设定
沿用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实证研究思路,我们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注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量,给出以下模型：Yt=BtSFDIθLαtKγ+ηSFDIt，其中Y、L、K、SFDI分别代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FDI的投资产业结构变量(SFDI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在第i产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i=1、2、3)。BtSFDIθ 代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θ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产业结构效应的效果,Bt 度量了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除了产业结构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η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量对资本效率的影响系数,经济含义是,如果η为0,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结构变动特征并没有趋向于向高资本效率的产业调整,但η为0并不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没有结构效应的可能性:一方面,外资的自身结构变动可能带来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另一方面,外资的结构变动可能通过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成长、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表现为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η>0。反之,如果η
由上述理论阐述,我们得到计量模型为：
LNYt=βt+θLNSFDIi+αLNL+γLNK+ηLNK×SFDIi+μi
3.2 协整分析
对Y、SFDIi、L、K等变量1990―2008年的数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中可以看到,各变量除了SFDI1是平稳的,其他都为二阶单整,可以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首先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LNY=-0.8183+1.0068LNK-0.0641LNL-0.0429LNSFDI1+0.2445LNK×SFDI1
(-2.7458)(140.0530) (-1.8888) (-0.8376)( 0.5120)(1)
LNY=-1.5756+0.8705LNK+0.0276LNL-1.2715LNSFDI2+0.1621LNK×SFDI2
(-8.4937)( 36.6034)( 1.2145) (-5.8307)( 5.6353)(2)
LNY=-1.0380+1.0006LNK+0.0255LNL+0.1096LNSFDI3-0.0336LNK×SFDI3
(-5.1981)(185.0733)( 0.7387) ( 3.0851)(-2.5786)(3)
分别对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值都是平稳的,即反映了变量之间对应的长期稳定关系。
3.3 结果分析
从方程式(1)的计量结果看，回归方程的LNSFDI1 和LNK×SFDI1两项都没有通过T检验,其对LNY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无论是对资本投资效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的比重相对较低决定的。从近2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的比重都保持在1%左右,最高只是在1999年的1.5%,且波动幅度不大。
方程式(2)中,LNSFDI2和LNK×SFDI2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产业结构变量不仅通过资本效率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此外,LNSFDI2的系数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结构的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LNK×SFDI2的系数为正,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将带来资本产出率的提高。
和方程(2)相同,方程(3)中的LNSFDI3和LNK×SFDI3 也同样通过了T检验,但是相反的是,LNSFDI3的系数为正而LNK×SFDI3系数为负。即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会使得资本产出率降低。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两种途径：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动对国内资本带来结构外溢效应,可以从产业技术水平扩散、产业关联深化等方面加以解释。
对于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部分在于进入广东省的FDI质量不高,另一部分在于FDI进入后对国内厂商产生的挤出效应。具体表现在,第一，从产业技术水平扩散的程度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将原来服务于国内企业的优秀人才吸引过去，造成国内企业人力资本减少和积累速度减慢。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抢占原本由本国企业利用的稀缺资源,导致本国企业生产率下降。第三，从产业关联水平来看,广东省外资企业的产业链集成度并不高,原因在于不少FDI的进入是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将广东作为其全球战略中的加工基地。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加工贸易倾向,外商提供的技术属于装配组装技术和后工序生产技术的比重较大。
从以上研究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弊大于利,加之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2008年,外商直接投在制造业的金额占投资在第二产业的总额的96.2%,导致了第二产业过度投资,引起生产率下降。
对于第三产业,由于第三产业开放较晚,且在很多行业中广东省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市场不健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弥补了第三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资本形成效应也不同。如果外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使该市场更具有竞争性,将会迫使国内企业增加投资。而作为后期发展起来的广东省第三产业,先进技术和资金的流入会促进广东第三产业的发展。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广东省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动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初步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的存在性。
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广东省的产业结构带来影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广东省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其次,本文还通过协整关系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动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的投资比例比较小,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结构的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相反，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将带来资本产出率的提高。对于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提高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会使得资本产出率降低。
对于上述计量结果和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分布不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产业中的分布不均等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改进广东省的引资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产业结构。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于农业新技术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引进好的优良品种和新的种植管理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第三产业的投入,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
第二,积极引进高产业关联度的项目,积极培育与外资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效应,充分发挥外资的产业带动效果,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尤其是一些由跨国公司主宰的主导产业群,如汽车、电子等作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层次上符合一体化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产业关联度极高,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并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和引导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即要通过发展本地的配套产业来吸引国际重要主导产业的跨国公司进入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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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外商FDI；外商投资行业；政策建议
[DOI]10.13939/ki.zgsc.2017.01.019
1 引 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已成为跨国企业区位选择所必须考虑的法律环境（Kumar，2003）。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邓宁（1977）提出生产折衷理论（OLI），并且在1981年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Mansfield（1995）提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即有利于这些国家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的观点。Alan S.Gutterman（1990）从跨国公司的道德观念角度对一些跨国公司滥用专利法的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跨国公司为达到垄断的目的，而在某些领域通过编织专利网络来限制模仿、复制和竞争。Sherwood（1997）认为，很多国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因为担心转让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无法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实施，而不愿意将最新的研究技术转让给这些国家的企业。郑成思（1995）从法律的角度研究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情况。Zigic（2000）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中，从整个市场的不同竞争市场结构的数量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效率、技术知识溢出水平是影响两个不同地区的市场相互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郑成思与韩秀成（2002）结合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和问题分析了我国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之后，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这些企业在面对我国较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情况下采取的知识产权战略（2006）。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问题，董雪兵等（2012）测算了1985―201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现状是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短期内，这种现象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
前人对知识产权的研究中已经指出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大多集中于实证方面的研究。并且，其一国内外现有研究对于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未做出清晰的回答；再者，前人的研究侧重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深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将吸取前人的教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好地为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提供建议。
2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分析
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建设起步很晚，但是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首先国内企业表现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需求，其次类似美国的发达国家既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又担忧其专利技术被剽窃便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两方面的压力共同推动中国不断改进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体系。
由于在研发活动中，其创造性以及外溢性的特点常常是其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而其最终产品――知识产品的易泄密的缺点又是许多跨国企业担忧的地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对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例如伪劣产品法定的赔偿额方面，相比较于欧美国家，中国惩罚力度还不够，使各种侵权、假冒、盗版现象频繁出现，令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外商常因为知识产权相关权益被侵害而遭受损失。例如在国内电子产品市场，假的电子产品数量常常数十倍、百倍于正品，一些外商的电子产品销售量因此难以提升，对跨国电子技术公司在我国电子产品市场的扩张造成一定影响。从这一现象中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低，对外商在国内的贸易积极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资产，其无形性决定了其法定性，通过立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其所有权优势才能体现。本节将基于理论角度，利用OLI理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
3.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
经济理论界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十分迅速的现象十分重视，迄今为止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就是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在分析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方面，生产折衷理论具有一定的优势。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跨国企业对一国直接投资的相互紧密联系的三项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这三种优势常常是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投资活动之前需要进行综合考虑的。这三种优势的多种组合决定了不同的国际经济活动决策，包括投资地点的选择。最理想的情况是跨国公司在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的时候，其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对外贸易或对外技术转让的形式。同时邓宁还总结出跨国公司在国际上进行三种方式的经济活动所需考虑的优势，见下表。
3.2 基于OLI理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作用机制分析
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基于持有某些特殊技术开拓海外市场的动机之一，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法律因素和制度因素，成为一种区位优势；同时跨国企业较强的内部化优势会抑制海外直接投资，而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成为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的考虑因素。
但是，当东道国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东道国将从法律方面满足国内外商所需的所有权优势并以此扩大本国的区位优势。此外，东道国增强本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以弱化外商的内部化优势。即东道国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跨国企业满足生产折衷理论中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三个条件，促进了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
4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的成本逐渐升高，淡化了中国过去主要的竞争优势，知识产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生产折衷理论，本节将具体分析增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4.1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外商所有权优势
根据生产折衷理论（OLI），外商企业对某些创新技术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和控制权，而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国内企业在认识到这种新技术的需求较大的情况下，认为违法风险大于侵权风险故大胆的非法模仿行为就变得活跃，付出大量代价的创新企业因丧失＠权或其他排他性技术使用权的风险变大。因此，从立法等方面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保护外商的所有权优势，可以使外商企业在我国市场上其技术优势能被保护，最终促进国内市场吸引外资。知识产权作为外商的所有权优势，一开始可能会抑制国内经济，但这种不利现象由于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国内企业的模仿，又可以刺激国内企业的创新，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4.2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外商区位优势
如今的国际投资环境，税收优惠已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外商直接投资重要考虑的条件之一。选择合适的投资地点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根据生产折衷理论可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则是外商判断该地区是否具有区位优势的重要依据。因此，我国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一方面增加正在选择投资地点的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增强已经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外商的区位优势。
同时，跨国公司进入后，也会促进相关的国内本土企业以及其他外商企业进行合法的技术模仿和创新，国内企业在竞争中从生产技术、人才引进、融资能力方面也将有相应的提高，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规模化发展，增强外商区位优势。
4.3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削弱外商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产生于某些难以判断成本或需避免泄露风险的产品，而知识产权正满足这一特性，许多跨国企业在转移知识产权时，常采取内部转移。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将较好地阻止知识产权外泄，保证外商的权利，使外商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最大化其利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外商甚至可以在外部市场进行知识产权的交易，有力地削弱外商内部化优势。
总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外商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并弱化外商内部化优势。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优势较弱。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的老龄化现象，我国难以再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了增强外商吸引力，必须尊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5 结 论
通过上文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中国利用知识产权谋取的竞争优势较弱；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者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刺激国内企业模仿学习外来技术的能力。根据这些结论，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1）大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的主要形式，我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从立法、执法、行政系统各方面完善，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促进国内企业学习和创新的有效动力。
（2）优化司法环境。长期以来，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环境不断优化，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方面正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但仍有很多不足。又如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因此，其一，需要提高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行业道德；其二，司法保护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最终在司法方面从执法力度上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3）合理规划引导国内外资行业流向。虽然人才、基础设施也影响国内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产业分布，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此外，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也受我国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影响。由于各个行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程度不同，因而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合理规划引进外资中环保、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以符合我国转变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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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人数；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91-02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如何安置如此多的劳动力就业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措施，其中科学合理的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逐年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外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434 937户，而2007年外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286 232户。其中，2008年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为943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研究成果
199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了《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专门对FDI与东道国的就业关系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就业具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Nigel Driffield 与Karl Taylor（2000）以英国作为东道国分析了1984―2000年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指出FDI导致的在外国部门与本国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外溢加大了工资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本国熟练劳动力的更多使用，进而由工资的差异性导致了就业增加与否的不确定性。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FDI对中国就业数量影响的研究文献不多。但中国的学者对此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促进论、挤出论。
1.促进论。桑百川从资本有机构成动态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外资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外资对就业存在就业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但由于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快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及其乘数效应的作用，认为FDI对基业的影响是分阶段的，就业的整体贡献为正。曹安定、张庆君（2004）利用协整理论作了外商投资对中国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与中国的非农就业存在因果关系。
2．挤出论。江绮萍依据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投资拉动就业的观点，对中国外商投资与就业效应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结论为：外资目前并不能大量增加中国的就业量。竺彩华、胡再勇，把就业效应分为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两部分，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全面衡量FDI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就业的贡献并不理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恶化了中国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
二、实证分析
鉴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复杂影响，本部分拟用计量的方法来量化FDI与中国就业之间的关系，从而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数据描述及确定
1.变量选取。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使用两个重要的时间序列：利用变量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利用变量L表示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为避免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将所有数据对数化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FDI和LNL，对数进行一阶差分分别用LNFDI和LNL来表示，二阶差分分别用LNFDI和LNL来表示。
2.数据描述。样本数据选取范围是1991―200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的年度数据，共18个。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3.数据确定。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使研究显现较优效果，我们将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非平稳性，如果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会引起虚假回归，因此先对上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对LNFDI和LNL及他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表明：LNFDI、LNL在临界值α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FDI、LNL在临界值α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非平稳序列；二阶差分后的序列LNFDI、LNL在临界值α=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即为二阶单整序列。所以，可以对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
（三）协整分析
利用Eviews5.0软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和时间趋势，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由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统计量为
-3.745326，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3.109582，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变量LNFDI和LNL为二阶协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下面利用Eviews5.0对LNFDI与LNL用最小二乘法（OLS）做回归：
设回归方程为：LNL=α+βLNFDI，其中α、β为待定参数，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α=-4.883021，
β=1.751766。则所得方程为：
LNL=-4.883021+1.751766LNFDI
（-5.492372） （12.28361）
R^2=0.920677 ADR^2=0.914575 DW=1.180019 F=150.8870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看，方程拟合优度为0.920677，说明整个方程解释性较强，方程的整体显著性为150.8870，也通过了检验。另外，D-W统计量的数值说明其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FDI对L的贡献率为1.751766，即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L就会增加1.751766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显著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借助Eviews5.0软件，从计量的角度利用1994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1.从协整关系上看，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两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二者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2.从回归模型上看，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长1%，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会增加1.751766%。
（二）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扩大就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中国的就业人数，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如下：
1.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单靠国内资本和国内企业不可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就业又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要积极吸引外资，并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2.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我们要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就业人数。第一，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教育、卫生等服务领域，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的素质和中国国内服务行业的总体水平。第二，通过税收、财政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3.积极引导外资的地区分布，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国家要有意识的加大对中西部的倾斜力度，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及科技的投入，从宏观上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条件。第二，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促使外商向中西部投资，带动中西部劳动力就业。
4.充分利用外资的外溢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就业。一方面，外资的进入和存在会引起与本地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从而引发了前后产业联动效应，从而会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就业人数；另一方面，外资的外溢效应会引起本国类似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样就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5.加强外商投资管理，防止热钱流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速度加快，热钱的流入非但不能增加就业人数，而且还会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风险。因此应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外资的管理，尤其是短期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从而更好地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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