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68-02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笔者在讲授《山海经•刑天与帝争神》时，启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描绘自己心中的刑天形象。这里并不着重强调专业的绘画技能，而重在“形”与“意”的把握。从“形”上必须紧扣神话文本中的要点：断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有的学生在描绘的过程中虽然把握了上述的诸要素，却没有体现出“操干戚以舞”所体现出来的“猛志固常在”的坚毅品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通过比较、启发以及相互点评，大家不仅对作品有了深入的理解，而且对这种新的教学形态报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度也相应高。几分钟的时间，就凝聚了学生的注意力和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效果超过预期。又如在学习《登幽州台歌》后，要求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画的方法表现此歌的内容。与画刑天相比，画子昂困难了许多，因为诗歌本身没有任何涉及到具体环境和外在情态的句子，学生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象完成，这样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性。结果，学生基本上能呈现那种登台望远的情景，但在具体的表现上，有的同学画出了城墙，配有大河，甚至有人画出了宋人的官帽，就有些背离了。笔者又结合陈子昂的《燕昭王》诗以启发，更深刻理解其中的历史感、渺小感、压抑感、孤独感，于是有同学设计构图人处中远景，以示人之微茫渺小，用远处丘陵乔木以示天地空阔，用乌云压境示压抑，用雁阵夕阳以示孤独。大家又竞相补充，不断完善，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学达到一个小高潮。
在教学中，笔者一直鼓励学生用思想作画，只求意到，不强求技术，这样大大激发了学习的兴致，陆续出现了诸多关于神话、诗、词等作品意境的理解作品。其次，古代文学里的很多文学形式都和音乐相关，可以统称为音乐文学，比如诗词曲，包括小说里的韵文部分等。而不同的地域又有独特的音乐风格，这样就使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音乐手段介入成为可能。和绘画一样，音乐的吟唱，一样可以实现课堂对话的有效增值。音乐的吟唱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据可循的唱，就是本来就有曲谱并流传下来，或者已经被改编为流行风并流传广远的。前者如姜夔《暗香》、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后者如《阳关三叠》、李煜《虞美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关雎》、据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改编的《月满西楼》、《越人歌》等。另一种是无据可循的，根据自己的理解率性而发的唱。在具体学习到这些内容时，适时的引入音乐，不论是示范、播放还是学生自己演唱，都会给学生在感官和情感上意想不到的惊喜，趣味性有了，学习的专注力、热情和主动性自然得到了提升，对作品的理解也就强化了，小环节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两种吟唱形式都能有效调动学生融入课堂的教学情境之中，相对而言，后一种更具有挑战性。和绘画一样，不必强求技术相关的基础，重点在于理解性的尝试。比如讲授“原始歌谣”部分，讲到南音之始的《候人歌》，笔者就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探讨，这简约而不简单的一句“候人兮猗”该如何唱好，或者怎样改编演唱更好，并给学生示范《渭城曲》的演唱和元代散曲对《渭城曲》的改编，对学生以启发。文学中的《关雎》《陌上桑》等诗，都可以让学生大胆尝试，勇于探索着去吟唱，学生对此类教学环节感到新奇，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下，课堂的气氛很热烈。再则，课堂对话艺术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适时引入方言。
古代文学具有很强的地域特性，而不同的地域总有独特的语言声调和语言表达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度引入方言，更有利于课堂对话，提高授课效果。虽然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语言的发音及语言的表达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但语言的延续性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方言的使用，并不是苛求还原古人的语言和语调，而是让学生更直接地感受不同语言表达的差异和特点，体会其风味，从而进一步理解语言表达习惯和情感表现的内在关联。比如讲授《楚辞》后，笔者就要求来自荆州江陵的学生用楚语颂《离骚》；学习《诗经》，让河南的学生用河南梆子读《诗经•郑风》里的诗，让山西的学生用山西梆子读《诗经•魏风》里的诗，让陕西的学生吼《秦风》等等。笔者也尝试过让不同方言区的学生用他们本地区的语言唱诵《登幽州台歌》，大家可以通过现代方言的表现，直观感受不同的语言表达呈现出的文化气场，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增进学生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最后，改编表演也是一种课堂对话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立足于学习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改编成可操作的微剧本演出，这种改编可以是即时的也可以是预先布置有备而来的。如在上完《楚辞》后，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微话剧《屈原》，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知识，进一步加深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又深入地了解了楚国的文化和政治，学习以点带面，由浅入深，学生的各种潜力得以广泛的发掘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在讲授《诗经•伐檀》后，为加强学生对民歌中的劳动歌曲了解，采取全班分组分角色齐声朗读，如：一群人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另一群人唱“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然后是合诵“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样处理让学生更能进入到作品情境中，玄想其事，遥体其情，对作品的情感把握就会更透彻。诸如此类的安排可以有很多，顺时而为又不走偏锋，学生都对这类教学环节表示欢迎。
课堂教学的对话交流，其形式可以有很多种，但任何形式只是提高课堂效率和效果的手段，使用必须合理，且须严格把控好节奏，切不能“喧宾夺主”，如果把文学课上成了娱乐课，则又过犹不及了！上文论及的课堂对话的几个方面，基本上都是从微观着眼，重在对作家作品的拓展式理解和深刻把握。对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文体研究等宏观性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问课式的对话交流，条件允许的还可以进行师生角色互换，有选择的让学生讲授、大家质疑的更高层次的交流对话。只要每一个古代文学的教育者对待课堂都认真负责，用心思虑，或对职业充满敬畏，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变迁，我们的课堂都会富有无尽魅力！
作者：刘砚群 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文学研究；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城市文学的空间形态架构作为一种维系特定空间视角的独立关照，维系着城市与人、城市内部物质解构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侧面的主客体关系。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古代城市文学的生活形态，凸显古代城市潜在文学因素的物质欲望，并对城市个体的文学方式和文化意义赋予更多的深层次内涵。其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直至今天，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在其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纵横比较，借鉴移植，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将全身的“穴位”打通，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国古代天文学；科学哲学；真科学
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起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大家觉得航海之术离我们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不能说对社会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石器时代，人们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粗放的耕作模式导致了极端的低产。不过正是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的完善，节气的确立，使得传统农业高度关注农时后，精耕细作的优良方式才逐步趋于成熟，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
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太过于阳春白雪，那当代科学哲学界的泰斗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精辟分析了科学的两种基本用法，堪称下里巴人式的真知灼见。第一种是可以依靠它来振兴国家，第二种是某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天文学及推动了航海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它又大力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在价值意义上来讲也是毋容置疑的“好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真正的科学呢？
参考文献：
[1]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古代文学；孔子；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70-02
孔子在我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传统文化的推动者。他的“美、善”说立足于功利角度，是我国古代具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文学创作渊源，但其着重突出文学的外在力量，忽略了其内部研究；“文、质”说是我国主要的文学评论标准；“无邪”“中”说衍生出温柔含蓄之审美需求；“兴、观、群、怨”提出了这一观念物化之后的意义；“诗论”之说则是我国汉儒诗派的起源，也是其思想和理论的根基。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从郑玄所注可看出，“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美”是艺术，“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韶》尽善又尽美，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天下统一，歌舞升平，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举，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即“爱人”，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
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二、“文、质”学说和古代文学创作模式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这一言论的含义是，人的质朴如果大大超过文才，那就如同缺乏气质和修养的山林野人；而如果文才大大超过质朴，那就如同华而不实的史官。而谦谦君子，必定是二者平衡，集文和质于一身。“质”指代人内部的品格，“文”指代外部仪态。孔子学说认为，君子要“文质彬彬”，也就是说不但要有质朴的内在品格，还要有斯文的外在仪态，两者兼备，就形成了孔子的“文、质”说。[2]虽然孔子认为“文”与“质”要相辅相成，但二者并非单纯的组合，而要求人们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质超过文的时候，要突出“文”的必要性，文超过质时，就要强调“质”的作用。“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文质一体，完美融合，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因为实际生活里，“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因环境而变，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
从实际看来，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汉朝统治者推崇经学，改造了先秦儒学，使其成为新儒家思想，并渗透到社会各大阶层。文学在汉朝也逐步发展，经学与文学相碰撞，就导致了儒学开始倾向于文学，“文、质”说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董仲舒曾道：“《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其中“质”和“文”都是文学性的评论。汉朝学者以“文、质”说进行文学评判时，通常以“质”指代文学内涵，以“文”指代文学形式。从此，“文、质”说对传统文学创作开始产生影响。
三、“无邪”“中”学说和古代文学审美取向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无实义。而“无邪”，何晏解释为“归于正”，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正” 。用孔子的话说，“正”就是“过犹不及” 。 而孔国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中”即不偏不斜，“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3] “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
战国末期，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中”是符合礼义的，“礼”即礼法，“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超过了应有的度。而“乐之中和”，强调诗歌乐曲须让听者得到“中”之感悟与“乐”之美好，从而化为“无邪”。这里是强调诗乐对人的中和教化。
四、“兴、观、群、怨”学说和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论语・阳货》中曾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句话本着“诗教”的目标，介绍了传统文学作品的美感用途、教化用途、政治教育用途、抒发感情用途和学习用途，是我国传统文学评论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学解释之一，传达了儒家的文学接受思想，为之后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扎下了根基。“兴”就是“引譬连类”的意思，朱熹也将其称作“感发志意”。“引譬连类”的意思是“诗”能够让读者由此及彼，联系起许多事物；“感发志意”的意思是“诗”能够感染读者情绪与心智，举一反三。两者虽表达不同，但实际意义相同，总的来说，就是“诗”能够启发读者。包咸道：“兴，起也。”孔子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观”，则是“观风俗盛衰”，即观察民情。[4]“群”乃“群居相切磋”，意思是互相切磋，研究诗词含义。“怨”是“怨刺上政”，即“诗”可以用于了解人民的“怨情”，知道他们痛恨什么，想要什么。[5]
孔子“兴、观、群、怨”说强调对受众的引导，对传统文学接受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均衡，“兴、群”侧重于修善自身，其影响力较小；而“观、怨”强调了解社会，产生的影响较大。
五、“诗论”和古代“诗教”解《诗》
关于李学勤对《诗论》的探究，其中共有十二卷，原简达二十三卷。孔子《诗论》中对《诗》的评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综述：“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第二是分类解说：“《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引而渺，其思深而远，至矣。”三是揭露具体诗歌的主题，《诗论》中所有诗都引用自孔子语录。 孔子对汉朝儒学诗歌教育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将诗歌真正变成了政治教育的手段。所以，孔子的《诗论》是汉朝儒学诗歌教学思想的起源，也是其核心与理论根基。
六、结语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学者都着重探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而对其文学方面的学说却有所忽视。事实上，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思想为我国古典文学论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孔子学说。虽然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一定功利性，使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政治的工具，但总的来看，其功仍然远超于过。
参考文献：
[1]段玮婷.试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J].牡丹，2015（14）：12-13.
[2]张树弘.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研究[J].芒种，2013（11）：103-104.
[3]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2010（04）：142.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困境 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鲜明人文色彩学科，能够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精华、沟通古今、通古察今，在人文精神的传承与精神品格的塑造方面能发挥巨大的经世致用的功能。
一、古代文学以文化人的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代作家与思想家们内心思想情感和心灵情操的反映。古人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等皆蕴含其中。文学大师们的性格气质、精神境界也通过作品折射出来。充分利用好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熏陶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已成为古代文学教学课程义不容辞责任，其它课程根本无法替代，传承与创新就在这种学习中得以实现，“人类知识的增长不是一种积累式的新知叠加旧知的过程，而是一种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灿烂辉煌、最令世界瞩目的部分。从原始歌谣与神话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代戏曲与小说，文种繁多并源远流长。可以说，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是中华民族人文传统演变史。同时，文学实质是“人学”，它不仅表现人们展示人之本质力量、反映人争取自由与解放，也表现出人们丧失自我、迷失自由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人对自我灵魂拷问之声，贯穿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
二、古代文学的教学现实误区
对各高校现实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调研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诸多困境与误区。一是面临教学内容丰富而学时量遽减困境。古代文学囊括先秦至近代5000年多年间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几千年传统古代文学与几十个学时博弈，造成古代文学教学课堂走马观花与蜻蜓点水。加上古代文学内容距当代现实较远，在语言表达方面与当代有差异，由此面临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困难。二是教师口若悬河与学生昏昏欲睡。教师在教授这门课，基本还是因袭传统，从作家、作品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地唱“独角戏”;但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而生厌。大学生缺乏对古代文学课程的价值认同，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故纸堆”，古诗文难理解，古人生活难贴近。三是存在以史为纲而忽视文学原典的误区。目前，很多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讲授文学史，各种类型涉及古代文学考试仍以文学史为主。这其实是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史是文学历史，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但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学习历来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进行，中国人撰写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在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四是存在只读不悟的误区。大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不仅是为积累知识，还要从古圣先贤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与陶冶情操，并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古代文学学习，要使大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深层道理，并引导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文选烂，秀才半”，强调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文学作品，将使大学生受益良多，除“文章之艺”外，对人生、事业、家庭诸端都有可取法之处。五是存在讲授内容片面的误区。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但某些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原则，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作品、最主要文学思潮、最重要文学家及最基本文学体裁讲清楚，使学生全面了解。但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多以讲授贵族文人所创作传统诗文为主，对俗文学不太重视。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废除汉献帝自立为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现代转型具有典范意义。
一、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之说，显示出著书立说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那时的文学一直作为史学、哲学和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当历史演进到魏晋时代，随着儒家一统地位的动摇，道、佛各家兴盛发展，受此影响，人们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此背景下文人们也更注重内在感情的表达，文学的地位随之提升，于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把文学与政治、经济、军事一样看待，认为通过文学，于公可以安邦，于己可以扬名不朽。由于曹丕的宣扬，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文士们将之作为崇高的“治国安邦”和“扬名立万”的事业。
正因为有了这一理论的指导，才可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封建士大夫在仕途不如意时能够取得杰出文学成就的原因。实质上，曹丕这一理论的精髓在当代文坛也一直延续着，对此，可以联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于文学价值的阐释，记者曾采访过莫言，问他：“日渐式微的文学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莫言说：“的确，文学不是粮食棉花，没吃没穿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文学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可见，莫言的文学思想同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文学价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文学有着崇高的价值和地位，所以自古及今，无数的文人学士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曹丕的文学思想受此影响）《史记》的写作到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的完成，无不说明了这一道理。这正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所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
二、文气说
曹丕以“气”论文，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比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先天性的因素。不同的人唱同一曲调、同一节奏的一首歌曲，因其气质、才能、个性、禀赋等不同，往往会导致声音有巧拙、刚柔和清浊之别。这些因素源于天赋，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传给儿子，兄长也不能传给老弟。曹丕进一步以当时的文坛名人为例，说明“文气”的客观存在，说徐干的文章中具有齐人的舒缓之气，应■的文章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刘桢的文章气势雄壮而文理不够细密，孔融的文章风韵气度高雅。曹丕的“文气说”同西方古希腊把人的气质分为四个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类型气质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特点，呈现出不同的文风。
根据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给学生以下启示：首先，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决定着文学成就的高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在征婚中更是人人宣示都爱好文学，甚至很多大学都办起了作家班，希望能够培养出著名的作家。而最终的结果是，空谈文学而缺少文气的人永远也成不了所谓的作家，大学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学生也大多淹没于众人之间，成名成家者甚少。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或者著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禀赋，而不仅是后天的教育。所以，纵观中国文学史，在古代是不存在中文系或者作家班的，但同样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如古代文学史上的苏轼，他在诗、词、文、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其次，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除了能够反映作者的学识修养外，还可以看到他的气质才情等内在因素，并且这种气质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形成。在当代文学史上，冰心的散文被称为“爱的哲学”，这是其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饱含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赞颂。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这主要源于他“峻急，热烈而又冷峻”的性格特征。再如，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散文具有“平和冲淡，清隽典雅”的特征，这与他“安静、和缓、低调”的性格息息相关。再次，各种气质无所谓优劣长短，气质是先天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人格是后天培养的。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克服气质的负面效应而增强正面效应。诚如歌德所言：“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三、文体观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认为，文章的“本”即基本的创作原则和表现人们思想意识方面是相同的，这是一切文章的共性；而文之“末”即在如何表现上，因文章的具体功用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文体的观念和各文体的具体要求。
曹丕的文体观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一切文章的“根本”是相同的，只有“根深”才可能“叶茂”，所以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必须打好自己的基本功，即作家的思想品格修养、人生的历练和认识、语言的运用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这些因素修炼程度的深浅往往也影响着一个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否则若过分注重于文章的“体裁”等“末”的因素，就只会“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其次，决定了作家对于文体创作的选择。在文学教学中，我们常有一些疑问，像鲁迅这般天才作家为什么主要集中于杂文的创作，如能够在有生之年写就几部长篇小说，岂不是更为伟哉！人民艺术家老舍如能把他写小说的劲头用于诗歌写作，这样又多了一个伟大诗人，岂不美哉！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是他们不愿为而怕是不能为也，因为如他们这等聪明之人，当然深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只有能够体察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进行深入的开拓，取得不凡的成就，其实这就是要做到扬长避短罢了。
四、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篇就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以汉代的傅毅和班固为例进行说明，他两人本来共同从事点校书籍的工作，在文采上也不分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说傅毅的文章冗长无物。曹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同时曹丕还指出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等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曹丕在当时提出的“文人相轻”的现象，是在总结其以前文人间出现的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从那时到现在这种现象从未间断，如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周扬，鲁迅与徐懋庸，鲁迅与郭沫若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可谓文坛皆知，那么导致“文人相轻”的根源到底何在呢？首先，在于文人的价值追求。文人存在的价值，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是源自于各自的学术观点和艺术风格，因此相互间发生学术冲突时，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贬低他人，从而捍卫自己的学术或者文学存在。其次，在于文人心灵世界的细腻，我们很多人每天面对的世界大致相同，甚至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有的人成了作家或者学者，而有的却不能呢？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在于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特别敏感，并且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不同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往往由表及里，入木三分，同时感触非常敏感，这既是文人的长处，也往往导致了文人间的不睦。
对于“文人相轻”的现象，必须客观地看待。首先，人与人之间相互贬斥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文人之间，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其次，“文人相轻”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只有各自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文学风格，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和万紫千红的局面，有道是“春兰秋菊各有时，同留秀色在人间”，这总比和稀泥式的一团和气好，总比文坛只有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风格好。再次，文人间有相互轻视的一面，更有相互尊重的一面，有时相互推崇，还抬升了整个行业的地位，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体现。
五、文学流派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