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中介；金融深度；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3-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背景
金融深化理论从开始提出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
国际上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方法的研究时期，从最早的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到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以及后来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一些数量的指标和简单的计量回归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主要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理论的研究有了微观的基础。并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多个国家之间的数据进行检验，试图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首次建立了一个研究金融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数量化的指标。但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确定的关系。麦金农利用了当时的一些计量分析，在实证检验方面，主要是对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没有特别关注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所用的计量模型也只是用来说明政府的作用，而不是说明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在古典的金融发展理论阶段，计量的检验虽然较多，但却没有集中研究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二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中介效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给金融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试图为这一理论建立微观基础，也注重讨论金融体系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马尔科・帕加诺(Pagano,1993)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利率的管制必然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方面，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文献是很经典的。通过使用80个国家的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研究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稳定的正相关以及金融中介通过何种渠道与经济增长相关联，通过定义四个金融中介指标(LLY，BANK，PRIVATE，PRIVY)和四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K-物质资本积累率；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EFF-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种同时期联系，并且金融中介还会对经济增长起着先导作用的结论。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8)的文章中把股票市场也考虑到金融中介中来，回归的结果为：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的正向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支持了原先的结论。莱文等(Levine Loayza和Beck，2000)主要考察外生因素如政策因素对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影响，采用了1960-1995年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对于政策而言，如果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以提高金融中介发展的相关法律发挥和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就大大提高。
然而，国际上学者基本没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国内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却各不相同。如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DEPTH指标和季节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张祖香(2002)运用了1994年到2001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发现长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银行体系的规模的比例和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关系。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金融深化理论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真正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国外的学者在做东亚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使用中国的数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更多的是把金融中介体的内涵扩展为包括银行系统、股票和债券市场在内的广义的资本市场。
而我们只是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也就是把金融中介体限定在狭义的银行体系之内来研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分析的方法多参照了金和莱文。本文主要也是采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 1993)的分析方法，参考了谈儒勇(1999)中的分析框架，用1994年到2008年新的季度数据来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针对谈儒勇(1999)中提到的由于数据太少而无法对各变量的8期滞后变量进行估计的不足，我们分别计算了4期和8期的滞后变量，并根据数据的调整状况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这是本文在利用以前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之处。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需要选取反映金融深度的两个指标，反应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下文将逐一介绍。
(一)金融深度指标DEPTH
本模型中，我们选取两个金融中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证实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DEPTH在数量上等于
(M2／GDP)。这一指标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实证研究中表示为LLY。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这一指标被称作货币化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中国缺乏以前年度M3的统计数据，因此采用与谈儒勇文章中相同的做法，用M2替代。本模型运用1994-2008年M2，GDP的季度数据，两者相除得到当季度的DEPTH，两者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上得到的M2值是已经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而季度GDP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为此，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运用Eviews软件，对季度GDP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图1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经过季节调整后的DEPTH季度数据。
从总体规模来看，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度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中国政府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共持续了六年，直到2003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度指标(DEPTH)在1994年之后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达到峰值后，才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二)金融深度指标BANK
本模型中用到的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提出的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由于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货币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所以2002年前后BANK的计算有些小差异。在2002年以前，BANK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除以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以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四个资产类账户(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2002年以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总资产分为六个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政府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和其他资产)。因此，BANK指标中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变成上述六项之和。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图2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BANK的季度数据，BANK值在过去15年内缓慢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资产所占比例逐渐上升，表明近年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指标
此外我们还需选取一个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首先，我们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6.1)获取了1994-2008年每季度的名义GDP，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其次，运用从Wind咨训数据库取得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计算出以1993年为基期的季度实际GDP；最后运用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实际GDP数据，算出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图3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每季度GDP的环比增长率数据。可以看出，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GDP环比增长率有一个较大的下降。
(四)控制变量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在谈儒勇的文章中，加入了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RADE)。考虑到政府积极(紧缩)财政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刺激(收缩)作用，我们选取了另一个变量政府支出(EXPEND)，即政府购买加上转移支付。数据也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http：//db.cei.省略/)。同时，我们也运用X-12-ARIMA方法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
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扩大了统计范围，将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等部门、机构数据并入表中；二是对统计数据项目的设置进行了细化，对有关误差与遗漏作了重新修订。因此，自1997年一季度起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为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规定1996年4季度及以前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从1997年1季度开始都取值为1。
三、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我们先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一次回归以计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回归结果的相关矩阵表知，BANK和DEPTH的相关系数是0.8416，说明两者存在相关性，但这两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又有所不同的，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中介体的发达程度。
我们使用了最小二乘法，运用1994-2008年的各季度数据对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四期(即上年同季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表2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八期变量(前年同季度)之间的关系。
注：被解释变量为GY：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GY4，GY8分别是GY滞后四期和八期的GDP环比增长率。观测值个数为60个。每项后面的两个值分别是系数。T检验值。解释变量注释如下：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季平均M2除以李度的GDP。DEPTH4，DEPTH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金融深度指标。
BANK：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4，BANK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
TRADE：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TRADE4，TRADE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
EXPEND：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EXPEND4，EXPEND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
REFORM：一个虚拟变量，在1997年前取值为零，从1997年第一季度开始取值为壹。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深度指标DEPTH较显著地进入模型，这说明本季DEPTH和本季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DEPTH4，DEPTH8的显著性也比较高，这说明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时滞性。并且DEPTH 4，DEPTH8的系数相差很小，这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在两年之内没有太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货币当局的逆周期操作。在谈儒勇(1999)一文中解释DEPTH及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时，提到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3，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J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DEPTH还是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DEPTH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或其滞后变量单独进入模型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与谈儒勇的结论相反，但当BANK4和DEPTH4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虽然此时BANK的T检验值还不是特别高)，且此时BANK4，BANK8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如果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一定是负相关关系。但因为T值不是特别大，对此负相关关系的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十分确定。 在加入新的变量TRADE,EXPEND后，DEPTH的仍然非常显著，这说明金融深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进出口总额，政府支出)。此外，BANK及其滞后项的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提高，如表1第7列显示BANK4的P值达到2.2％，且此时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中央银行的拉动。
四、结论
金融深化理论从提出开始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国外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4年至2008年的宏观季度数据对中国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两个金融深度指标在过去15年的变化，都反映了中国金融中介在过去15年里得到了发展。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第二个指标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在过去15年里逐步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
其次，本文运用实证研究，回归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的货币发行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发行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同时，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重要性的滞后性指标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中央银行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时滞性，在当期表现得并不明显。
最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但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还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回归结果显示四阶滞后项和八阶滞后项的系数相差很小，在两年之内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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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祖香，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以中国大陆为例[D]，岭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2.
关键词：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
一、引言
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本文仿照戈式指标，把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统称为金融贡献额，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金融贡献率FCR，用这一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反映金融增长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金融贡献率的内涵，可得：
FCR=[股票筹资额+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保费支出额]/国内生产总值
（2）金融中介效率（FAE）
国外学者主要用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中介效率，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国有经济在我国地位较为特殊，以存贷款比来反映金融中介效率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观点的综合和分析，本文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设定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其存款余额之比。
2.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
本文依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人均GDP作为考量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
3.样本数据的采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样本数据年限为1991年―2012年，数据来源：笔者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过程
1.模型简介
本文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VAR模型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
VAR模型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IH负及持续的时间。可以用来描述若干变量间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从而将单方程模型加以改进、推广为由多方程的自回归模型。
2.实证结论分析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将实证结果展示如下，实证分析包括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分析及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单位根检验，变量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次差分后可都转化平稳序列具备了协整性检验条件。
第二，协整性检验证明，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论充分揭示了未来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工作中所具有的潜力，相信一定可以为维护海南省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程度较为微弱，仅在滞后二期起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贡献率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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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涤.金融资源配置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杨德勇.金融效率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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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43－05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的发展。大量的文献表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虽然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地理禀赋以及文化信用等方面给出了很多有力的解释，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而稳定的负面作用。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要实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一、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文献回顾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各种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等提出了金融发展的法律理论，强调中小投资者权力和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发展了由Acemoglu等提出的地理禀赋理论(endowment theory)，强调一国的地理禀赋(主要是指移民的死亡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Stulz和WilliamsonE和Guiso、Sapienza和Zingales等提出金融发展的社会规范理论，开始强调文化与信用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中，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指出，“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的加以考察……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在经济学上真正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社会活动影响的则始于OlsonL以及Stigler等，他们指出，小而集中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超常的权力，因为这些小规模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容易组织的小利益团体，能够迅速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社会大众则由于人数众多、意见不一、利益分散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往往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Rajan和Zingales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力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利用贫困人群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来抵制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历史中的逆转。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缺乏对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实证检验，以及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的努力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检验
(一)定义、数据及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监管数据库以及Freedomhouse等数据库，下面我们将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1．金融发展水平(FIND)。我们使用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例来表示，它是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个有效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它与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2．利益集团的力量(INTE)。根据Olson的利益集团理论，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它就越有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政策。从而一个国家的银行集中度越高，说明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陆磊，2000)。因此，我们使用银行集中度来表示一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3．经济发展水平(ECOD)。用人均GDP来表示。
4。政治制度(POLI)。我们用政治权利指数(POLI)来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和竞争水平，数值从1～7，数值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越大。
5．法律制度。它主要由以下两个指标构成：(1)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指数(CRED)，数值从0～4，数值越高，说明对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2)法律的执行质量，我们使用产权指数来衡量(PROP)，数值从1～5，数值越高，说明司法体系的效率越高以及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水平越好。
6．文化传统。用一国的来表示。文中的数据分别为一国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重(CATH)和穆斯林教徒的比重(MUSL)。
7．地理禀赋。用纬度的绝对值(LATI)来表示一国地理禀赋的总体情况，数值是从0～1。
(二)计量分析和对检验结果的几点解释
在表2中我们分别给出有关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计量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我们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它说明一国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发展越差。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它就越有能力和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金融政策，要求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进入管制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
2．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与它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垄断程度越高，从而金融服务的质量就会越差，金融就会越不发达。
3．在存在强大金融利益集团力量的金融环境中，金融业务的核心不再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防止竞争，从而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却严重滞后，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地制约了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要从行业结构和规
模、国家能力和成本以及中央和地方银行等多元博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往往从少数金融机构的利益出发来研究问题，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讨论银行改革。因此，现有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什么严重地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小于成本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
笔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市场结构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从而具备形成独立金融利益集团的条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但是不管从存款份额、贷款份额还是资产份额来看，它们仍基本占60％以上，已具备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了巨额租金。据估计，从199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利差租金超过了1万亿元。第三，从政策效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从1998年以来，花费巨资来拯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无功而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租金。但这些都以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为代价的，并且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中国过去的金融改革中，我们片面强调和追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和稳定，而实际效果是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和低效率。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并以新的理论视角来指导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在今后的金融改革中，我们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以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效率为目的来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一方面，要积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建立竞争性银行业市场结构。在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中，往往追求本行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容易导致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地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因此，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中国金融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让外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投资者”，积极推进中国民营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合意的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社会福利的侵蚀。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有助于迫使金融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关键词】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金融化 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
目前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已经涉及全球。大宗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宗商品的发展引起了大量金融资本的进入。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及期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宗商品进一步金融化，展现出了大宗商品的另一属性――金融属性。自2002年金融资本大量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加速了商品市场的金融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日益增大，波动的幅度明显脱离了商品供给与需求理论，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一、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界定相关文献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Bulk Commodity Finan- cialization）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国外学者Dore（2012）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这么表述：大宗商品金融化指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大宗商品交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Epstein（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期货市场，金融化表现为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定价权逐渐由现货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
吕志平（2013）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大量货币资本介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使得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暴涨暴跌。王劭臻（2015）将农产品金融化定义为：在商品市场中金融性动机、金融市场行为以及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在行业的运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系统或者金融市场弱化了可交易商品的商品属性或者实际价值并在其中渗入金融因素，使之成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不接触零售环节，主要作为原材料、半成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方式由现货交易转向期货交易为主，参与人员包含了大量的中介投机者，其商品属性得以弱化，金融属性得以强化，演变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过程或者现象。
二、大宗商品金融化原因相关文献
国外学者Geer（1978）研究中提到商品期货作为一项独特兼保守的资产，相对于普通股而言具有相似的流动性，但是风险更低，为最早涉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研究文献。后期学者Gorton和Rou- wenhorst（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大宗商品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在持平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标准方差更小；通过大宗商品的的收益率与股票债券收益率相关性较小证实了大宗商品可以作为对冲股票和债券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研究大宗商品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向相关性，表明大宗商品作为新的投资资产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
国内学者崔明（2012）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原因。内因主要有：投资者投资大宗商品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同时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对冲汇率带来的汇率风险，还可以作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替代资产，增加套利机会；外在因素有：低利率政策及货币宽松环境等刺激了投机者在大宗商品市场追求高收益的投机行为，新型金融产品的广泛应用及新的投资机构的加入，商品期货交易机制的完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进程。汤珂（2013）在欧盟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不仅仅受供需影响，而十分显著地反应在金融因素引起价格变化上。这个问题和目前中国遇到的定价权有关。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把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进行分摊，而且可以降低对冲成本，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由其内在独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共同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展现的，至于大宗商品更多的属性，将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
三、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相关文献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石油为例，2003年初价格维持在30美元/桶，2008年7月份涨到147美元/桶，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又回落到32美元/桶左右。大宗商品价格如此剧烈波动不仅反映了商品基本需求的变化，更反映了大量货币资本的投机行为，此种现象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经历予以研究。
国外学者Greta（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多的参与者通过金融途径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贸易和生产实体经济行为获取利润模式将影响实体经济，短期将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内学者李江鹰（2010）分析了商品金融化的利弊两方面，指出在投资领域和投资策略的拓展与丰富上商品金融化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套期保值却由于增加的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而变得复杂。李书彦（2013）研究发现在市场供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暴涨暴跌，反映了在大宗商品金融化背景下，大量货币资本活跃的投机行为，同时其研究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交易主体的金融化和价格形成金融化，价格金融化主要表现在商品的定价机制由传统的定价方式走向金融化定价。
由此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有相关性，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利益，特别是下游的公司和企业。因此，全面分析、掌握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尤其是价格波动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
目前很多学者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都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及探讨，相关理论比较丰富；但关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对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系统研究基本是空白。由此可见，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足够认知和重视。但是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有边界的，其过度金融化将会催生金融风险。因此，本文提出金融化边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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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晨昱.大宗商品金融化.中国金融，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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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EA；金融效率；欠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2-0022-05
在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国家，自从金融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以来，金融效率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后，金融效率取得一定进步，但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效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效率并不十分理想。较低的金融效率会约束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剧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扩大地区经济差距，降低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整体成效。为此，研究我国金融效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效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金融效率理论相关文献基础上，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测算和分析欠发达地区(海南)金融效率现状，提出提高金融效率的发展路径。
一、金融效率的文献回顾
西方金融理论中都没有提出“金融效率”理论，但是许多金融理论从货币金融对收入、产出和经济增长是否有效来论述金融效率问题。
(一)传统的金融效率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通常认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便利商品交换，货币数量的增减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涨跌，不会对就业、产出和收入产生影响，也无所谓货币效率。面对20世纪30年代异常深重而持久的失业，凯恩斯一反古典经济学传统，承认非充分就业来源于货币，并提出当存在失业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减少失业，从而形成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1]二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长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着一致的关系，前者对后者存在一定的时滞。从10年以上的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甚微，而对名义国民收入的影响至关重要；从5年~10年的短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动既影响产量，又影响物价，即货币数量的变化成为名义国民收入和实际国民收入变动的唯一的重要因素。[2]因此，传统的金融效率问题主要集中于货币与就业、产出及国民收入关系的理论，其效率高低反映在货币变动对就业、产出及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
(二)现代金融发展的效率理论
与传统金融效率理论相比，现代金融发展的效率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论。戈德史密斯将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长达百余年的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特别是通过对不同发达国家金融相关率(FIS)指标进行分析，提出金融结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并得出“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的结论。[3]但是，该理论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金融结构为评价标准，并未提出改善一国金融结构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对金融结构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金融结构没有展开研究。二是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和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抑制论。他们一反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和实物要素为研究对象的做法，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落后和缺乏效率的金融体制，束缚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制约金融的发展。因此，他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加快金融改革，解除金融压抑，实行金融自由化，消除资本形成的桎梏，从而提高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发展。[4][5]
(三)可持续发展下的金融效率理论
面对经济金融加速全球化，现代金融发展的效率理论得出的金融自由化建议屡屡受挫，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阿根廷金融危机(1995)、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巴西金融危机(1998-1999)、阿根廷第二次金融危机(2001-2002)等，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我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反思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金融全球化，认识到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开创性地提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率，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6]
此外，国内外部分学者还从产权制度和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金融效率，提出不同的金融效率观，但是都未形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效率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借助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效率理论，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算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的效率。
二、金融效率的DEA模型
(一)金融效率的测度
目前国内外文献大都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SI)测算金融效率，运用非参数DEA方法测算金融效率并不多。本文拟运用Farrell(1957)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总效率等来测算金融效率。
1.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M.J.Farrell在W.Shepard生产成本“距离函数”基础上，提出运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测算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情况。其中，技术效率(Technology Efficiency-TE)反映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给定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即通常CCR效率值；纯技术效率(Pure Tchnology Efficiency-PTE)反映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的技术效率，即通常BCC效率值；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反映纯技术效率之外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即SE=TE/PTE。为便于说明，图1为单个输入输出的情况，A、B、C、D、E为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B、C点在有效前沿面上，TE=1，即技术有效；A、D、E点不在有效前沿面上，TE
2.配置效率和总效率
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AE)，又称价格效率，反映有效前沿面单元对应输入变量未发生相互替代时最小成本的程度。总效率(Overall efficiency-OE)，又称成本效率，反映决策单元取得最小成本的程度。图2为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变量的情形，S1S2为等产量曲线，P点为决策单元，P点输入变量x1和x2等比例下降至Q点，产量不变，B、Q点处于有效前沿面上，RQ为Q点x1、x2配置不合理增加成本，RP为P点浪费的总成本，配置效率AEP= OR/OQ，总效率OEP=OR/OP，同时OEP=TEP×AEP。
(二)本文的DEA模型
1.规模报酬不变CCR和规模报酬可变BCC
其中，δi(i=1，2，3)取值为0和1的参数。Charnes、Cooper、Rhoades(1978)三位学者提出了首个DEA基本模型-CCR模型，即式(1)中δ1 =0，此模型变为：
CCR是为规模收益不变的CRS模型，模型的效率值包含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经济含义是，以样本有效前沿面为参照，第j0个决策单元在保持产出水平不变时实际所需要投入的比例，1-θ为第j0个决策单元多投入的比例，也就是减少投入的最大比例。
Banker、Chames、Cooper(1984)三位学者在CCR基础上增加一个凸性假设，提出规模收益可变情形下的DEA模型-BCC模型，即式(1)δ1=1，δ2=0，此模型变为：
BCC是规模收益可变的VRS模型，模型的效率值反映决策单元在既有技术和条件下实现最小投入的产出能力，即纯技术效率。
为进一步判断决策单元规模效应，如图1中A点和D点，Coelli T.J(1996)提出一个规模报酬非增DEA模型-NIRS模型，即式(1)δ1=1，δ2=1，δ3=0，此模型为：
通过比较CRS、NIRS、VRS的θCRS、θNIRSs、θVRS，可判断决策单元的规模效应。当θCRS=θNIR，规模报酬不变；θCRS
2.总效率模型
三、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效率
下面应用上式(2)-(6)5个DEA模型 ，测算和分析2001-2007年海南省金融效率。
(一)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与Pearsons相关性检验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两者共同促进欠发达地区三次产业发展。其中，间接融资指银行机构对欠发达地区贷款，直接融资包括主要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资(股票筹资和企业债券)和中央政府下拨地方政府的国债资金(即地方政府间接的债券融资)。本文以银行提供的年度平均正常贷款和年度直接融资额作为输入变量，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金融资源的产出变量来测算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效率。为保证决策单元可比与数据口径一致，输入变量数据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转换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可比数据，输出数据通过相应变量的缩减指数转换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可比数据。
各项投入与产出必须“同向性”假设，即随着投入量的增加，产出不得减少，以决策单元为样本进行Pearsons相关性检验。
由表1可知，决策单元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仅高度正相关，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双尾检验。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符合模型所要求的“同向性”原则，具有合理性。
(二)金融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处理后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数据代入DEA模型，经LINGO软件运算，整理后得出欠发达地区各年度的金融效率测算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规模效率SE保持在较高稳定水平，普遍高于纯技术效率PTE，非有效决策单元主要来源于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其中，前三年为规模报酬递增，扩大规模有效提高金融效率。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提高了欠发达地区金融效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后，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根据各总行股份制改革精神，加强内部管理，结合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认真落实股份制改革政策，给予欠发达地区优势产业的信贷支持，有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协调增长。2004、2005和2007年，欠发达地区的各项效率都为1，处于有效前沿面，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前期，金融资源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
欠发达地区贷款资金利用明显高于直接融资的股票和债券资金。2001-2003年和2006年4年尽管金融效率处于无有效前沿面，但是投入变量的正常贷款都得到充分利用，无任何冗余量。与此相反的是，直接融资资金出现大量冗余，冗余率介于38.2%-57.6%，特别股票融资额较多的年份，冗余率过高越明显，表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并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所筹低成本的资金去支持地方经济，相反出现资金大量外流。
欠发达地区工业相对薄弱，第二产业缺口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但是，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加速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第二产业生产能力逐步增强，产出缺口逐步减少。其中，4个无效决策单元产出缺口由21.7%下降至0，年均下降7.2%；与此相反，第一、第三产业的产出缺口率却呈现增长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系统评价方法，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的特点。本文应用相应模型测算欠发达地区2001-2007年金融效率，总体来说，该地区性金融效率稳定提高，金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如此，约束该地区金融效率的瓶颈依然存在。一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的不健全、金融体系缺失、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创新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等因素，制约该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二是社会经济发展资金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特别是辖内较好上市公司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资金大量外流，不能有效支持地方经济升级转型和协调发展，加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失调。三是长期支农资金短缺，约束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加上农业保险的缺失，削弱了农村居民的风险转移能力，导致高附加值农产品难以出现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约束农业生产效率，第一产业产出不足逐渐显现。结合本文的金融效率测算结果和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
欠发达地区政府、企业、银行和居民须通力合作，为辖内金融资源特别是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资金，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减少不必要资金外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服务地方经济，促进金融效率稳步增长。
(二)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于优势产业和行业
金融对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投入产出效率，产出缺口率逐步减少。因此，欠发达地区金融，积极服务辖内资源优势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及与之配套的中小工业企业，夯实金融服务的经济基础，带动三次产业全面协调发展。
(三)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资金短缺约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为此，欠发达地区应借助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和投资力度，结合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特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以农信社改革和小额贷款担保公司试点为契机，允许社会资金进入涉农金融机构，重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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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developed Area Financial Performan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Approaches
LI Xing-fa，XIANG Zhi-rong，CHEN Xiao-hui
(Haikou Central Sub-branch，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Haikou 570105，China)
Abstract：Using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this paper studies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recent years. Then the author reveals the causes of relatively low efficiency in some years，and provides solutions to improve financial efficiency.
关键词：系统科学；金融系统；理论创新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各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各金融理论的适用范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认知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探寻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有序发展的方法，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断革新，深受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影响。从当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来看，现代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资产组合理论等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对金融系统的实证检验证明，其假设基础具有局限性，不能对如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金融现象作有效解释[1]。此后，行为金融理论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范式，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并解释了部分“异常”金融现象，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受到现代金融理论支持者的质疑。实际上，这两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都已经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相关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为研究任务，是一种全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代表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科学范式下金融理论与应用”（项目批准号：11BJY1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90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049023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09H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1969-），男，北京大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孟涛、刘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梳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简称系统金融理论）框架，阐明了其理论基础、核心思想观点和体系结构，并将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与系统金融理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的优越性。
二、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一般属性和运动规律，研究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有序和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系统科学不仅将揭示这些规律作为其基本任务，还要以揭示的系统规律认识系统，并在认识系统的基础上控制系统。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属于一种方法论学科，可以作为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提供金融理论研究技术、方法。
通过对当前系统科学理论的梳理和综合，可以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当前系统科学理论划分为非线性科学（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混沌论、突变论、协同论等）、复杂性科学（包括CAS理论等）系统动力学等三大组成部分[2]。为清晰的了解当前系统科学在金融研究中的进展情况，下面将按照上述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文献梳理。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1. 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George C．Philippatos和Charles J．Wilson(1972)最早将熵作为风险的度量。他们用熵函数代替方差，来计算最优投资组合系数，建立了对非正态的概率分布同样适用的均值一熵模型代替均值一方差模型。Gulko L.(2002)将最大熵原理和无套利资产的定价相结合，分析了熵在资本定价市场中的经济学意义[3]。
国内主要有：雷华（1996）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系统现状，指出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通过系统负熵流的输入和涨落机制的作用，改善系统自组织功能，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李华、何东华、李兴斯（2003）等则改进了马可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提出用熵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建立了新的证券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张世晓，王国华（20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运用“金融熵”指标建立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分析了武汉市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及演化机制[4]。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ters(1991）运用R/S分析方法检验了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市场的分形特征[5]。Ghashghaie等（1996）对美元/马克的汇率数据的标度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汇率变化的概率密度与两点间的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进而认为在外汇市场中也存在信息级联，必须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汇率的变化。Lux和Marches（1999）、Ausloos（2000）则利用DFA方法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外汇、证券市场的标度不变性，证实了分型特征在当今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国内主要有：胡雪明、宋学峰和王新宇（2003）利用DFA方法计算了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标度指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标度区域，上证指数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深成指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沪深股指在中短期显示出状态持续性，长期表现出状态反持续性。曹广喜（2007）利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均证明了我国股市的长期记忆性的存在。徐文坤，张卫国（2011）进行了金融时间序列分形维参数方法估计方法的比较，认为Whittle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并对沪深市场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应用。
3.混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Day R.（198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混沌性，单一的货币政策非一般或非正常操作能够导致整个系统行为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和整体涌现性。M.A.Torkamani（2007）研究表明：可以用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进出口等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认为某些非线性因素导致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6]。
国内主要有：李玉锁，齐中英（2006）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对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Kolmogorov熵值，认为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具有混沌特性，从而不可能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做出长期预测[7]。唐雨丁（2010）运用混沌理论和分形市场理论，探讨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汇率波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汇率的记忆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4.突变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rron(1989) 把突变点作为外生给定,运用结构性突变单位根检验, 对美国经济变量作结构性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趋势稳定。Oskooee、BrookS(2006)使用结构突变技术考查了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传统购买力平价。
国内主要有：南旭光，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评价中，并且构筑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定义了金融脆弱度。刘磊（2009）采用突变级数法对贵州省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得出了经济较差的农村生态环境水平普遍较低，但经济好的地区不一定高且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马太效应。贺凤羊，刘建平（2010）从结构突变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进行了内生结构变动的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的数据生成为两次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一阶单整过程[8]。
5.协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Fields等人(2007)研究了美国等几个国家银行保险业并购中的协同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效应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购双方的地理位置显著相关[9]。Chakraborty等人(2008)应用协同理论研究了并购中反收购、金色降落伞和讨价还价问题，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实施反收购行为不一定总是最优行为。
国内主要有：鲍丹（2008）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要素协同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序参量。罗嘉（2010）将协同学引入金融监管的研究中，运用开放系统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系统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宏观上处于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10]。黄先可，张伟（2011）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应当创造条件使系统进行协同运动，及时、有效地引导序参量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金融创新。
（二）复杂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复杂性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1993年，圣菲研究所的阿瑟、霍兰、勒巴伦、帕默和泰勒等人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模型研究，它不但可以产生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预期均衡的结果，包容经典理论，而且也能够显现出主体与系统的协同进化及复杂度加深等复杂适应系统的性质， 结果也表现出与真实数据相似的统计特征，这种方法逐渐发展为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学。Tesaftsion（1998，2001）建立了一个多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用于分析市场结构、雇佣关系、工作行为和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主要有：刘洪（2004）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部分绩优公司与停牌或已经退市公司在管理活动、R&D、市场营销、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企业形象6个方面的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和变形性6个复杂性指标的分析与比较，验证了公司成长与复杂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和沿着复杂性增长路径发展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应尚军等(2005)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股票巾场仿真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巾场的复杂性特征，考察了投资者从众行为这一投资心理与巾场复杂性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11]。石丹（2008）指出金融创新系统具有聚集（aggregation）特性，系统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组成的聚集体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比如涉及多个创新领域的金融集团，比如金融中介与研究机构联盟，比如拥有固定客户群体的创新网络联盟等。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SD）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研究解决复杂动态反馈性系统问题的仿真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De Long等人（1990）明确提出了正反馈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由理易者、理性投机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这三类交易者在证券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博弈模型。Ozdenoren和Yuan（2008） 从正反馈交易行为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来影响公司现金流的角度研究正反馈交易对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是强烈的正反馈交易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12]。Alessandro Vaglio（2010）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复杂性以及人口“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表示为一种过程，外生地产生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劳动分工并使社会机构更复杂[13]。
国内主要有：巴曙松与栾雪剑（2009）应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模拟模型，对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下的经济周期发展进行模拟，得出了对比数据，得出了一些对政策组合效果的评价结论，并据此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14]。罗天勇（2009）把经济运行系统作为货币动力学系统来研究，通过定义货币流通速度，推导出货币运动的数学物理模型。据此提出应控制货币总量，确保货币供给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高能运行，达到国家输出价值观的目标。李敏（2010）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应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性[15]。
（四）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的应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注重进行数量技术层面的实证分析，但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范式看做是物理学、统计学以及热力学等其他具体科学研究范式。因此，这种研究存在范式归属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理论。
由于我国较早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因而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优越性，认识到混沌、分形、协同等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金融问题，在范式归属上也同国外学者一样，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归于物理学、信息论的研究范式。
综上，国内外已经开始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还不系统，理论范式归属还不清晰，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此，建立较为完善的系统金融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的概念的界定
构建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对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概念予以界定。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以下简称系统金融理论）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指导，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结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优化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研究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金融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以及金融有序与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实证/实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金融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复杂性建模和仿真，深刻认识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律，并据此提出预测与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创新、设计和实施金融管理政策等优化与控制的方法和技术，力求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全面认知、优化与控制。
（二）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
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要素围绕着资金的流动、集中和分配聚集而成的具有跨时期资源配置功能的整体，包括连接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三）系统金融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系统金融理论认为，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因此，应当将金融问题放回到复杂的金融系统及其环境中，应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有：
1.金融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混沌、分形、协同、突变等非线性机制。金融系统的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也是其演化的动力源泉；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并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呈现出混沌状态；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因而具有相空间的分形结构；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必然通过协同作用走向高级有序态；而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
2.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样性、非线性、流、聚集、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性和机制，系统组分、子系统具有自适应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演化。基于自适应主体（Agent）的复杂系统建模技术，可以研究金融系统从微观行为到宏观行为的演进规律
3.金融系统具有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是动力学系统。金融系统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正负反馈作用。金融系统的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参与者等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反馈环路。
（四）系统金融理论的框架体系及主要内容
依据当前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划分的，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相对应，可以将系统金融理论体系划分为非线性金融理论、复杂性金融理论、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三大部分[16][17]。
1.非线性金融理论主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系统的的耗散、混沌、分形、协同等非线性特征，并研究如何应用非线性建模仿真技术对多目标交互行为进行优化、控制，主要内容包括：
（1）耗散结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与金融熵运动的规律。金融系统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因此要：分析系统的开放性及其与环境的熵流交换；分析金融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熵值耗散；建立金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研究、评价系统，进而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调控。
（2）混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混沌性与混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呈现出混沌状态，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计算其李雅普诺夫指数、关联维等，研究金融系统走向复杂性的时间演化的非周期性等特征；应用混沌模糊逻辑控制方法（T-S模型）对金融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与控制。
（3）分形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分形特征与基于分形测度金融系统控制策略。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即相空间的分形结构。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空间分形结构；研究金融系统中金融信息传导的时滞性，对相关指标进行R/S分析；应用相空间重构技术重构系统相空间，研究金融系统的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采用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实施控制。
（4）协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协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此时可以用协同金融理论来研究支配子系统协同作用的原理。因此要：研究不同开放条件下的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研究金融系统的序参量的产生条件及作用；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控制参数与控制系数。
（5）突变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与突变控制策略。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可以用突变金融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行为，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产生突变的条件和基础；研究金融系统突变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找到相关控制参量。
2.复杂性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金融理论，非线性自组织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非线性金融理论部分进行研究）、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金融理论和综合集成金融理论等。主要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特性及机制（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运用模糊认知图、复杂适应性系统的MAS建模仿真和复杂网络建模仿真等复杂性技术手段构建多Agent模型，采用Swarm等复杂性仿真平台研究各子系统间的交互协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流、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征和机制；分析系统的层次性，识别系统中各类自适应主体Agent，从而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认知。
（2）研究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仿真模型。研究金融系统的消费类、投资类、监管类、决策类、金融类等Agent主体的Agent属性集、Agent货币政策交互事件表、Agent货币策交互规则库；应用Multi-Agent建模技术（简称MAS建模技术）、模糊认知图（Fuzzy Cognitive Map ，FCM）、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等建模仿真原理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系统仿真模型。应用大型复杂仿真系统的VV&A技术（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仿真监控技术）体系优化仿真模型，调整各Agent主体交互规则，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优化措施。
（3）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协调控制策略，研究使金融系统多目标协调运作的控制环路。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性，会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当运用复杂适应性理论构建Agent模型，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技术的协调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3.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的主要包括：系统反馈金融理论和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金融理论。主要采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研究金融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分析研究金融系统的正负反馈、作用平台和关键点，探寻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通过仿真预测来预测金融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18]。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结构，划分子系统；深入研究系统的构成因素，并对变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研究反馈回路的正负极性。
（2）研究金融系统的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建立金融系统的相关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建立金融系统的流图以及流图中各变量间的方程；应用Vensim仿真平台对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交互行为进行仿真和预测。
（3）研究相关参数的调节和控制，分析金融系统对不同参数（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敏感度；研究最优的参数调控（包括参数的选取和数值确定），最终实现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的三大部分，虽然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彼此间有着相互联系，见图2：
因此，应用系统金融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时， 不仅仅要注重某一理论的应用，还应当看到各理论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研究范围，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因此，系统金融理论本身也是系统的，也强调理论应用的系统性，注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
（五）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
1.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当前金融理论过于偏重于定量研究，而系统金融理论认为，对金融系统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金融系统的定性研究。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技术（R/S检验、复杂性建模仿真、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也注重以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动力学行为，认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对金融系统的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2.采用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非线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分形、协同、突变等特性，因此可以应用混沌系统的模糊逻辑控制、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等仿真控制方法对金融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多样性、聚集、流等特性，因此可以设计金融系统的Agent模型，应用MAS建模技术，建立MAS复杂系统仿真模型，借助Swarm等仿真平台进行主体模拟仿真等；系统动力学着重分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并进行仿真预测，因而主要通过Vensim等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模型和结构流图进行实证研究[19]。
四、金融理论的演化路径及各金融理论的比较
金融系统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显现出其非线性、复杂性。从现代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再到系统金融理论，其演化是有路径可循的，符合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如图3所示：
可见，系统金融理论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它提供了认知金融系统规律的全新思维方式，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实现对金融系统认知、优化和控制的有力工具。它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表2所示。系统金融理论完全摆脱了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假设基础，具有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主要表现在：
1.系统金融理论直接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系统问题，承认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等行为，研究基础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其结论也就更有意义。
2.系统金融理论以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非线性理论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的非线，而不简单地做非线性问题线性化处理，能够更彻底和有效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3.系统金融理论充分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演化运行机制，能够达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系统金融理论完全以金融系统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不进行特别的假设安排，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是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所不能触及的。
4.系统金融理论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致力于实现建模人员、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融合，能更全面、深入的解决问题。
5.系统金融理论借助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直接以现实金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无需做任何线性化、无摩擦化假设，因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具有很高的优越性，更趋近于现实，必然会使其成为未来金融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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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图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图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政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1]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Li，Ah-Boon Sim．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24）.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
[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24-05
一、引言
金融是以货币、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金转化、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组织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构成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并驾齐驱的市场格局。现代金融形成了由交易对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制、交易方式等共同组成的体系，通过对该体系的监控，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全面调控。
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的体现，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国经济质量高低，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有了较为明显的优化提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大致相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科技化、低碳环保的改造，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升经济竞争力。
金融结构是组成金融体系各部分的相互配合的状态，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结构的差异，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所以，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对于优化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有效提高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Sergei Guriev和Dmitriy Kvasov（2009）分析了金融市场与资本结构的不完全竞争，主要分析了金融结构中的金融中介与企业融资的模式的关系，表示信息不对称下企业可以通过债务或股权融资项目提高增长机会，股票的出现使得金融中介可以将市场处于平衡状态。因此，金融中介使得效益存在差异的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1]。Anne Anderson和Parveen P. Gupta（2009）分析了跨国的公司业绩问题，检验其是否是金融结构与体制方面造成的。结果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国家金融结构与制度有很大关系，通过检验1736家企业和22个国家与地区，结果发现金融结构与合理的制度能提高一国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影响经济。Brian M. Lucey和QiYu Zhang（2011）考察了国家层面的金融一体化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融资影响，研究了24个国家4477家上市公司后发现，企业融资与信贷市场正相关，与股权市场负相关。并且证实了如果在国家层面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微观融资结构就会向好的方向改变。Riadh Aloui，Mohamed Safouane Ben Assa和Duc Khuong Nguyen（2011）检验了经济结构的作用，分析是否造成金融危机及其蔓延。通过选择新兴市场为主体，验证经济危机的传播效应，通过函数进行检验跨市场的联系程度[2]。
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从地区角度对我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各地金融结构变动程度大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各地产业结构带动金融结构转变的程度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毛定祥（2006）对我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表明处于转轨时期我国逐渐向成熟经济转变，并且存在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协调问题。侯建平，杨慧和刘璞（2009）基于金融结构理论对我国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演变进行研究，分析了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现状，发现我国金融结构向适应经济结构的最优金融结构演进，并提出加快金融结构演进的政策建议[3]。董敏和袁云峰（2012）以区域金融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需要意识到在金融体制不做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进行纯粹的金融结构调整无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实施金融改革和施行金融政策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地区性的特征[4]。 梦凌雁和闫翠芬（2012）对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以重庆市为例，表明金融发展和第三产业有协整关系，并与其他两大产业也有关系，并针对其提出政策建议。王秀霞（2012）、李帅（2012）、尚莉，陶风华和付海龙（2011）虽然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金融发展和产亚发展也有类似的观点。
三、理论模型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理论。为方便研究，假定存在两大部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理想的状态就是经济均衡发展，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资源配置恰当，比例搭配合理，经济实现最优发展。
（一）金融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关系分析
假设存在两部门：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其中传统部门还可以划分为传统产业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新兴部门也依此划分。依据理论假设，新兴部门对经济结构优化起着重要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1.金融结构发展。
正如上文所说，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应经济发展而生，同时又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一方面服务于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协调资源配置又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作用，越来越表现在货币化程度的深化，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组织构成了我国金融系统。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货币形式多样化，“经济人”投资渠道多元化，金融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
目前，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多样化，理论界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指标来分析金融结构，目前主要有“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比率”来表示。金融相关率是一个综合发展指标，表示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金融结构比率从金融总量衡量金融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在这里包括非货币金融资产和广义货币（M2）；非货币金融资产在这里包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股票市场总价值；金融相关率就是金融资产总量与名义GDP之间的比值，金融结构比率是非货币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总量的比值。如图1所示，我国金融相关率发展速度较快，改革开放34年来，增长速度年均8.37%，尤其在2000年以前，大部分年份都保持在两位数增速，这说明我国金融资产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当然这里也包括货币发行量的因素引发的几次通货膨胀。金融结构相关比率相比金融相关率的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增速却快于金融相关率，年均达到9.22%。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28%提高到2011年的58.16%，比重增长明显，说明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迅速，金融结构多元化。虽然我国金融发展总体较快，但是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资产总量番了数百倍，但是其中的货币性金融资产过多，银行仍在我国金融结构中占较大比重，信用市场不发达，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金融资源分配也主要集中在银行，分配效率较低，资本市场不完善，使得我国融资结构也主要在银行贷款领域，资本市场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
2.产业结构。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各产业发展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规模虽然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增长速度较快。三次产业的不断调整，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逐步提高。
虽然农业现代化、工业结构科技化、服务业发展迅猛，现代产业格局形成，但离产业结构优化还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发展仍是粗放式，科技化水平较低；第二产业耗能高、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薄弱；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增加值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符，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服务业升级转型步伐较慢，大多是传统的服务业，技术化与附加值不高，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二）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数据处理软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研究内容的结合，特选用“国有银行存款占全国GDP比重”表示金融结构的转变，用字母FS表示。用“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比重”说明产业结构，用字母IS表示（注：此处的字母表示与专有的“FS”和“IS”含义有差异）。时间跨度从1978～2011年。为消除时间趋势，特用1978年指数进行平减。基于本文研究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故采用对数对数据进行处理。
（1）平稳性检验。
根据理论规定，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伪回归”问题，为避免该问题，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而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构建。
五、政策建议
以上通过理论与实际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带动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为纽带，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并且在长期和短期中存在稳定的关系。长期中双方存在较大的弹性系数，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与产业发展框架。短期中，因滞后期数不同导致拉动作用存在差异，但是双方变动方向保持一致。
虽然双方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但是我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还存在滞后发展问题，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金融结构深化，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1.从金融总量增长转向关注金融结构比率关系。金融目前已经发展到渗透各经济领域，并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特点。在国际上金融创新与发展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我国要加快金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的繁荣发展也事关到国家经济稳定的问题。因此，应该要积极推动金融结构多元化均衡发展。
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金融结构的比率，也就是要提高非货币资产的比重。针对货币资产过大、银行业风险集中的问题，就需要积极发展非货币资产，关注金融风险，加强银行监管，提高金融安全性；二是，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增加融资渠道，尤其要注意扶持中小企业，均衡社会各种规模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严惩扰乱市场的行为。
2.优化产业结构。
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的基点上，经济增长质量亟待提高，其关键的步骤在于产业升级。第一产业是立国之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大局稳定。针对第二产业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摆脱低端制造的桎梏，加强科技化研发，以政府作为引导力量，企业作为主导力量，共同促进产业竞争力，实现第二产业达到新型工业化目标。第三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抓手，要尽快提升其经济占比与产业内优化，这就需要一方面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应用，加大行业促进力度，在政策支持、引导示范方面加强和培育并发展新的服务模式。除了产业内提高调整之外，还要注意三次产业的融合，利用第三产业作为第一二产业的有效结合点，坚持传统与现代、生产与生活的融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文献：
[1]Sergei Guriev，Dmitriy Kvasov.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 2009， 72（1））：131-146.
[2]Riadh Aloui Mohamed Safouane Ben Assa Duc Khuong Nguye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treme interdependences， and contagion effects：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1，35（1）：130-141.
[3]侯建平，杨慧，刘璞.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与中国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演变[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6）：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