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赠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合同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 赠与标的物一、债权：
（1）债务人：_______________
（2）债权额人民币__________万_____ 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_____ 分_____厘。
（4）清偿期限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
（1）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__________
（2）面额人民币__________仟_____佰元股票__________张。
（3）股票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 甲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即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债权与股票赠与合同）
第四条 甲方与债务人__________关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合同，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 _____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 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_____元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 本赠与合同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__________.
第七条 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 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 乙方违反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债权与股票赠与合同）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赠与人（甲方）____________
受赠人（乙方）____________
债权人主张撤销权而依法必需具备的条件，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直接发生消灭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的后果。民法对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必须规定严格的条件。若民法对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不加任何限制，无异于债权人可以随意介入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干涉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所进行的民事活动，不仅违背民法私法自治的崇高原则，而且有害于交易安全。因此，立法例均规定有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条件。惟有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的，债权人始得主张撤销权。
（一）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法律依据
在立法例上，考察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客观上，债务人有无诈害债权人的行为；在主观上，债务人有无诈害债权人的恶意。传统民法理论将前者归纳为客观要件，后者归纳为主观要件。
依照古罗马法，债务人的行为损害债权人的一般利益，且其行为时具有恶意，债权人可以撤销。这是古罗马法关于撤销权制度的固有理念，对后世近代民法的撤销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撤销权具有取消债务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进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效力。债务人所为其财产或者利益的处分行为，惟有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一般利益，债权人始有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必要；债务人主观上知其损害债权人一般利益，违反民法追求的公平正义精神，债权人才有理由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此，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应当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结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67条规定：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对债务人用欺诈手段侵害其权利的行为提出控告。意大利民法典第2901条规定，债务人知道其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或者其作出的预先安排具有诈害债权人的目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宣布债务人损害其利益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无效。
因民法规定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若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债务人恶意让渡的财产或者利益，任由债权入主张撤销权而不加以保护，似有不妥。因此，自古罗马法以来，立法例对于债务人恶意让渡财产或利益而损害债权人的行为，均采取了适度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立场，若债务人的行为为有偿行为，惟有因债务人的行为而受益的第三人知其事实（债务人恶意及债权人受害的事实）的，债权人始得主张撤销权。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01条规定，债务人行为是有偿行为时，惟有第三人知道债权人的损害并参与了债务人作出的预先安排等诈害行为的，债权人可以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而有前述情形的，亦同。
依照上述立法例，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包括：（1）债务人有处分财产或财产利益的法律行为；（2）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3）债务人具有恶意（对于有偿行为，行为的相对人亦有恶意）。
但以古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的法国等国的立法例所采取的立场。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同。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民法，以债务人的处分财产或财产利益的行为的有偿和无偿为基础，以“二分法”分别规定了撤销权的不同的成立要件。
对于债务人的无偿行为，要具备客观要件，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撤销权；而在有偿行为的场合，只有债务人（包括第三人）方面同时具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时，债权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因此，对于债务人的无偿行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仅以客观要件为限；而对于有偿行为，其成立要件则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44条规定：“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申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的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申请法院撤销之。
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也采取了“二分法”的立场。该法第74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二）撤销权成立的客观要件
依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撤销权成立的客观要件，包括：债务人处分财产无对价或者其对价明显不合理；债务人的行为成立且发生效力；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
1.债务人有处分财产的行为，且其行为无对价或者对价明显不合理
债权人撤销权以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为标的，而处分行为则是以财产或者财产利益为标的的行为。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包括债务人处分其财产或者财产利益的法律行为，以及以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意思表示处分其财产或者财产利益的其他行为。债务人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诸如以赠与、借贷、出租、保证、出质、抵押等属之。得以发生处分财产的效果的债务人的意思表示而为行为，诸如催告、抵销、和解等属之。至于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 （甚至共同行为），则非所问。
依照意思自治原则，债务人有权任意处分其财产。对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允许债权人无限制地予以撤销，不仅违背私法自治原则，而且妨害交易安全。债权人得以撤销的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仅以无对价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对价处分财产的行为为限。债务人凡以其责任财产为标的所为任何处分行为，只要无对价或者对价明显不合理，均可为撤销权的标的。我国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之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即屑此列。
合同法第74条仅列举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三种类型，但考虑到上述列举仅为债务人诈害债权人利益的典型类型，而债务人诈害债权人利益而达到“无偿转让财产”的手段或方式，则无法穷尽。为使债权人撤销权能够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合同法第74条规定之“无偿转让财产”应当作出从宽的解释，包括债务人所为所有的无对价的处分财产的行为，诸如以买卖、赠与、借用、提供担保、设定用益物权、放弃财产权利等形式所为处分财产的行为。同理，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之“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也应当包括债务人所为所有的以明显不合理的对价处分财产的行为。债务人的所有无对价处分财产的行为，称之为无偿行为，以明显不合理的对价处分财产的行为，称之为有偿行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债务人的事实行为（例如物的抛弃）、债务人的不作为、以及债务人以禁止扣押的财产为标的所为处分行为，债权人不得主张撤销。
2.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成立且发生效力
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者因有可撤销的原因而可请求撤销的，应当依照民事行为不成立、无效的民事行为以及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相关制度，寻求法律上的救济，自无债权人撤销权适用之余地。而且，若债务人的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者嗣后失其效力的，在法律上不会发生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效果。所以，债权人得以主张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不问为无偿行为还是有偿行为，应当为“真正成立之行为”。
只有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成立并且发生效力，其行为的相对人才可依法保有所取得的利益，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在法律上始构成减少，债权人的利益始有受到损害的危险，债权人也才有寻求法律救济的理由。故债权人撤销权的客体，以债务人所为具备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具备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的其他合法行为为限。
3.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
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是指债务人的行为足以减少其责任财产的危险。使债权发生不能依照其性质和目的获得满足
债务人减少其责任财产的处分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减少积极财产，诸如让与财产的所有权、在财产上设定物的担保、免除第三人的债务、放弃担保利益等；其二为增加消极财产，诸如承担债务等。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减少，并不必然会发生有害于债权的后果；债务人处分财产但有其他财产足以清偿债务的，不得谓其行为有害于债权。所以，债务入仅有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但对于债权的受偿并没有造成任何危害，不发生撤销权问题。再者，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而有害于债权，仅以现存的债权受到的损害为限，对于尚未发生的债权，不存在危害债权的可能性。故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应当以债权成立后所为行为为限。
债务人的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应当以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后的清偿能力之维持与否作为判断的基准。债务人减少其责任财产，而又有不能清偿其所负担的全部债权的情形发生的，应当认为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有学者解释我国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时认为，债务人积极减少财产或者消极增加债务，使自己陷于资力不足，不能清偿所有债权或者发生清偿困难，且此种状态持续到撤销权行使时仍然存在的，即可认定有害于债权。可见，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有害于债权，与债务人为处分行为时或之后失去偿付能力，具有相同的意义。债务人是否失去清偿能力，为事实问题，可依照债务人的自认、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帐簿、债务人的使用人的证明、其他债权人强制执行未获清偿的事实等证明方法，由法院酌情认定。
（三）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
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仅对债务人所为有害于债权人的有偿行为，具有意义。
依照古罗马法以及以法国民法为代表的立法例，撤销权的成立应当具备债务人（甚至相对人）恶意的主观要件，即债务人为行为时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而仍然为该行为。其一，债务人在为处分财产的行为时，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而仍然为之，债权人有撤销权；其二，债务人为处分财产的行为虽有恶意，但债务人处分财产的相对人（受让人）取得财产或利益的，其取得财产时不知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而构成善意，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有学者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亦以上述理论对其成立要件予以解释。“债务人于行为时具有恶意，即可发生撤销权，因而其为撤销权的要件；而受益人的恶意，也为撤销权的要件。如仅有债务人的恶意，而受益人为善意时，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传统民法理论所称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是否适合于解释我国合同法对于撤销权的主观要件的规定，值得检讨。
我国合同法第74条并没有原则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债务人有恶意为条件；仅仅规定，在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财产时，受让人有恶意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显然，撤销权的成立不以债务人有恶意为要件。这并非我国合同法的立法漏洞。
债务人在为无偿行为或对价明显不合理的有偿行为时，其是否有诈害债权人的恶意，对债权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债务人的行为无对价或对价明显不合理，从而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自然可以请求救济。在此状态下，强调债务人具有诈害债权人的恶意，其实益并不显著，反而会妨碍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但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财产，财产受让人取得财产付出了相应的对价，若其不知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对受让人甚有不公，而且妨害交易安全。在此情形下，强调债务人处分的财产的受让人有恶意，对于撤销权的行使具有意义，而且有益于交易的安全。
因此，我国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仅以受让人的恶意为限。债务人为无偿处分财产的行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并不以债务人有恶意为条件，只要债务人的行为是无偿行为，且其行为造成债权人损害的，债权人均可撤销债务人的无偿行为，至于债务人为无偿行为时是否有恶意，以及债务人无偿行为处分之财产的受让人是否有恶意，则非所问。债务人实施无偿行为损害债权的，不问第三人的主观动机，债权人均得撤销之。在债务人以有偿行为处分财产时，以受让人具有恶意（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造成损害的情形）为撤销权成立的主观要件；至于债务人处分财产是否有恶意，在所不问。
五、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一）撤销权行使的当事人
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人为债务人的债权人，相对人包括债务人和与债务人为行为之相对人（第三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称之为撤销权人。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时，撤销权人应当为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以破产财团的名义行使撤销权，债权人不得再行使撤销权。
撤销权行使的相对人应当为何人，与撤销权的性质与效力有直接的关系。前已言之，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因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请求撤销的行为之当事人为被告，兼有给付之诉时，并以财产或利益的受让人为被告。若仅撤销债务人之行为，债务人的行为为单独行为的，应当以债务人为被告；债务人的行为为双方行为的，则以债务人和行为相对人为共同被告；若撤销权行使的结果要求返还财产的，则以债务人、相对人或者受益人为共同被告。
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时，任何一个债权人具备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均可以行使撤销权。债务人的多个债权人中的一人已经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即使具备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也不得就债务人的同一行为再行主张撤销权。在必要的范围内，多个债权人可以共同对债务人的行为行使撤销权。
（二）撤销权行使的限度
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2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依照该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保全债权的必要为限度，若行使撤销权的结果足以保全债权的，不得超出保全的限度行使撤销权。特别是，当主张撤销的债务人的某个行为所得以回复的财产价值或利益超过请求保全的债权时，若债务人的行为可分，则以保全债权为限度发生部分撤销之效果，并不得对债务人的其他行为主张撤销。因为债权人撤销权所保全的权利，为全体债权人的债权，行使撤销权的范围，以保全全体普通债权人的总债权额为限度；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不应当以保全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撤销权人）之债权为限，享受撤销权的保全利益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应当包括在内。因此，合同法第74条第2款所称“债权人的债权”，不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其不仅包括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而且包括其他债权人的债权。
（三）撤销权行使的方法
因债权人撤销权事关债权人的债权保全，并与债务人的行为之相对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对交易的安全甚有影响，故法律要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诉讼的方法为之。债权人撤销权，以诉讼为行使的唯一方法，在诉讼外，不发生撤销权的行使问题。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再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不得要求受让人向债权人自己为财产或利益的返还，受让人对于债权人并无返还义务，债权人亦没有受领受让人的返还的权利。撤销权的行使仅具有增加债务人的财产的效果，其增加的财产应当作为债权人的一般担保，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不能从中取得优先受偿。若受让人向债务人为返还，而债务人怠于接受的，则债权人可以依照代位权法理，代位接受受让人的返还，但代位接受后应当将之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内。
（四）撤销权行使的举证责任
撤销权的行使，其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对于债务人的无偿行为，债权人只须证明债务人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债务人的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后、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对于债务人的有偿行为，除对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以及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承担举证责任外，还须证明债务人的行为之相对人或受益人具有恶意。在债权人已经承担上述举证责任的情形下，债务人若不能证明其有其他资力或者无诈害债权人的认识，不得免其责任。
债务人的有偿行为之相对人或受益人的恶意，依照日本民法第424条的规定，推定其知债务人有诈害债权的事实，若其能够证明其不知有害债权的事实，可以免其责任。但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应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之相对人（受益人）具有恶意的举证责任之倒置，没有明文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似不能推定相对人（受益人）具有恶意。但考虑到这样的尴尬，在债权人得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下，债务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对于受让人的恶意，债权人是难以积极证明的，应当考虑适用推定受让人具有恶意的举证方法，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其举证责任应当以撤销权成立的客观方面为限，若债务人的行为为有偿行为，则推定有偿行为的相对人（受益人）具有恶意。
（五）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债权人撤销权因为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但民法规定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诉讼时效期间还是除斥期，理论上是有争议的。这与撤销权的性质有关。依照德国民法理论，撤销权为请求权，请求权因为时效完成而消灭，限制撤销权行使的期间为时效期间。若将撤销权定性为形成权，则法定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应当为除斥期间。撤销权的行使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撤销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再者，撤销权因为法定的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属于撤销权本体的消灭，能够引起权利本体消灭的期间，非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法定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应当为除斥期间。
我国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依照前述，我国合同法规定之撤销权为形成权，故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应当为除斥期间的规定。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发生中断、中止和延长的问题。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经过一年未以诉讼行使撤销权的，其撤销权因为期间的经过而消灭。债权人不知或者不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自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发生之日起经过五年未行使撤销权的，其撤销权因期间的经过而消灭。除斥期间具有公益性，不论当事人是否援引，法院得依职权调查除斥期间的经过及效果。经过除斥期间的，债权人不得再行使撤销权；债权人以诉讼行使撤销权的，法院得以除斥期间的经过为由，直接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六、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效力
债权人以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为目的行使撤销权，对债务人、与债务人为行为之相对人乃至债务人行为之受益人、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均有影响。因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具有复杂性。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所为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并非无效的行为。在债权人以诉讼主张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前，债务人所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并受私法自治原则的保护。但是，债权人利用法律所设计的撤销权，对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行为予以撤销后，债务人的行为之效力溯及地归于消灭，视为自始无效。
债务人免除第三人债务的，视为债务自始末消灭；承担债务的，视为债务自始末发生未设定；让与债权的，视为债权未让与；转移财产的，视为财产自始末转移。
（二）对相对人（受益人）的效力设定负担的，视为负担自始
债务人的行为之相对人（受益人），因为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之财产或者利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但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而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后，行为相对人所取得之财产或利益，失去法律上的依据，对债务人自应承担返还财产或利益的义务。债务人与相对人的行为被撤销后，相对人（受益人）对债务人负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不能返还原物的，应当折价赔偿。
具体言之，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受让人不知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应当向债务人返还其所取得之现存利益；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财产，受让人知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应当将受领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返还给债务人。债务人处分财产而受让人不知其有害于债权的，但在取得财产后知其事实，受让人自其知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时，与恶意受让人负同样的返还责任。受让人因被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向债务人支付对价的，对债务入亦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对撤销权人的效力
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受让人向债务人返还其所取得之财产或利益，以增加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作为债务人的全部债权的一般担保。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在其请求保全的债权限度内，在债务人怠于受领返还的财产或利益时，可依债权人代位权代为受领返还，但不得以其受领的返还，清偿自己的债权。但是，债务人同意债权人受领返还并以之清偿债权的，不在此限。
债权人为行使撤销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应当由债务人负担。因为债务人有诈害债权人的行为，而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才诉诸撤销权的行使，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成为债权入行使撤销权而支出费用的原因，债务人对此应当负有偿还的责任。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拍卖费用、鉴定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财产保全费用、财产或利益的保管费用、防止损害扩大的费用等一切必要的合理费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出的费用，是否为必要费用，属于事实问题，应当由法院根据撤销权诉讼的具体情况，予以决定。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支出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但是，该费用应当如何支付给债权人，我国民法没有作出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非为债权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全体债权人的一般利益，因此而发生的必要费用，应当优先于各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偿还。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权，则债务人应当首先以其责任财产清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此为原则。因为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债务人应当自其接受的返还中，首先清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出的费用。受让人返还财产或利益而债务人怠于接受返还的，债权人依照债权人代位权接受返还，其有权就接受返还的财产或利益中优先清偿行使撤销权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再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费用，若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应当如何负担？有学者认为，撤销权人应当有权请求其他债权人偿还。撤销权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存在，但是考虑到：（1）关于行使撤销权的费用，法律并没有规定全体债权人在债务人的负担能力之外，应当承担共同分担之责任；（2）法律规定由债务人负担撤销权人行使权利的费用，已经体现全体债权人共同承担费用之精神；（3）若债务人不能清偿行使撤销权的费用，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反而增加其他债权人的负担，不符合债的保全制度所追求的目的。因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费用，若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应当由撤销权人自行承担。
（四）对其他债权人的效力
撤销权的行使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发生效果。因撤销权的行使所取得之财产或利益人仅得以其债权的顺位，公平受偿，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没有优先受偿的地位。在有多个债权人时，各债权撤销权的行使，应当以诉讼为之。撤销权诉讼的判决，对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有学者认为，撤销之诉的既判力，应当及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败诉的，其他债权人不得就同一行为再行诉讼，否则造成一事二理。
笔者认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保全所有债权人的利益，但诉讼的主体以符合撤销权成立要件的债权人为限，而且法院的判决，仅对诉讼当事人具有既判力，而不能及于诉讼以外的其他人，因此，撤销之诉的既判力，不能及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撤销之诉的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有效于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取得债务人财产的受益人；但对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不发生约束力，若撤销权人提起的诉讼败诉，不妨碍其他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同一行为再行提起诉讼。
参考文献：
一、对损害合同债权行为的法律认识
合同债权，是指基于合同关系，一方当事人（债权人）可以向对方当事人（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
合同债务的特点，与物权不同，合同债权是基于当事人双方之间订立有效合同关系而存在。合同债权是相对权，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债权人对于给付标的物或者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并无支配力。更重要的是，合同债权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公开性，其他人难以知悉①。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出体现。
对于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75条中关于“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务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或者撤销权，行使权利的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的规定，其中的“债权”即指合同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损害”即指对合同债权的损害，这是我国法律上首次比较明确的涉及到损害债权人的债权的情况。当然这里的损害行为人上指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如果牵强的说，从《民法通则》第111条的规定中也可以找到损害债权的意思，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这里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是相对于合同债权人的合同债权而言的；这里的：“赔偿损失”，应当包括对合同债权造成损害的直接损失和可预见的间接损失。
对于其他人损害合同债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26日以法释[1998]13号批复作出规定，即：“会计师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鉴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事责任上，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清偿，不足部分，再由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复函和批复的精神，给“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理解为合同关系当事人之外的其他损害了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债权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二、损害合同债权行为的理性分析
损害合同债权行为，从行为主体上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第二种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的损害行为。
1、有关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行为
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必然对债权人的合同债权造成损害，一般可能分为直接的违约行为和间接的违约行为。
（1）合同债务人直接的违约行为
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是表现为直接违反其合同约定，二是表现为对合同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从广义上说，合同债务人违约行为是损害合同债权的一个主要的行为因素。
合同违约行为，即合同债务的不履行（包括给付不能、给付迟延、瑕疵履行或不完全给付），是否构成对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从一般的债权法原理上说，合同债务的不履行，构成了对合同债权的侵权。侵权行为，即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债务不履行，在性质上属于广义的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但法律另有关于债务不履行的规定，因此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对债务不履行不适用。给付延迟与侵权行为，性质上虽属相同，但因债务人的迟延行为侵害债权在民法上已有特别规定，自然也不会有关侵权行为规定的适用②。故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应以违约处理而不应以侵权论之。这属于责任竞合或者请求权竞合问题，即“加害行为既构成侵权责任又违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的，受害人应当根据违约责任提出诉讼请求③。”瑕疵履行与不完全给付的性质在与上边归于同一类别，债权人也应依违约责任来追究损害方之责任。
（2）合同债务人与违约相关的其他行为
合同债务人与违约相关的其他行为，如合同债务人违背诚信原则，“一物二卖”的行为；合同债务人无偿转让其责任财产、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以不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其责任财产的行为；债务人以逃避其应履行的债务为目的，恶意与第三人办理其责任财产抵押、质押或其他隐匿责任财产的行为；合同债权人在其债权让与后仍接收债务人的给付而对新的合同债权人债权的侵害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有一定的关联性影响，既是违约行为的一些成因，也是损害合同债权的相关因素，或者说是有些违约行为的发生、存续或违约行为程度加重的一些原因，但仍应归于违约行为的范畴。
2、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行为特点
（1）与特定合同关系的不可分离性
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违约行为，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基于合同相对关系而发生的行为，与合同关系具有不可分离。
（2）对侵害合同炸权的直接性
前述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将直接导致合同债权的不能实现。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直接行为人。
（3）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竞合性
合同债务人的上述行为，既表现为合同违约行为，又表现为损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在行为性质上是合同违约行为与侵害合同债权行为的竞合。它既符合合同特别法上具体规定的违约行为构成要件，又符合一般侵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4）对损害合同债权的民事责任负担的全部性
合同债务人违约对造成合同债权损害的后果，应当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合同债务人对合同债权的损害，是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作为基础，直接表现为违反合同义务的约定，从广义上说有侵权行为的色彩，但从狭义上说，属于违约行为的范畴。
三、对合同债权损害的法律救济分析
根据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合同债权损害的法律救济，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对合同债务人违约行为损害合同债权的法律救济分析
《民法通则》第111条对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作出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是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07条对合同关系中债权受损害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救济性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合同债务而使债权人债权受损害，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这属于合同违约责任的范畴。
（2）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放弃到期债权、无偿或者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合同债权的法律救济分析
《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
使其到期债券，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建立的“干涉合同关系”理论是从“引诱违约”发展起来的。从《合同法》第73、74条的规定看，“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中的“债权人”是指合同债权人而言，这里的债权人是依据合同约定中的债权人，因此，上述规定中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债务人放弃其到期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应当理解为在合同债权成立后的行为。对该合同关系成立前的上述行为，应排除在此范围之外。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以利于实现其债权。对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上述行为。这属于对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保全措施，是对债权人实现债券的一种保障性救济。
（3）债务人与其他人办理财产抵押、质押合同逃避债务、损害合同债权的法律救济分析
债务人与其他人办理财产抵押、质押合同逃避债务，损害合同债权的行为，也应当是合同债权成立后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债务人与其他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关系无效。这里的“第三人”，在合同关系中应理解为债权人。在合同关系确立之后，如果合同债务人是出于恶意，与其他办理财产抵押、质押合同，以逃避债务损害其合同债权人的债券的，只要其他人明知债务人的合同存在，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抵押、质押合同行为无效，恢复该财产原来的物权状态，从而保障其债权的实现。
（4）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注册出具虚假验资证明损害他人合同权利的法律救济分析
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6日作出法释[1998]13号批复，指出“会计师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但鉴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事责任上，应当先有债务人的负责清偿，其不足部分，再有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从该批复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的后位性和补充性。会计师事务所违反其验资行为中的真实性原则，为企业出具虚拟验资证明，给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对债务人清偿不足部分在其证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人明知合同的存在，在英美法系，这是构成侵权的最为必要的条件。”⑥对于侵害债权的构成条件，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应当包括四个：债权的存在、侵害债权的行为、故意、损害后果⑦。从侵权的本意上说，侵权行为发生时，被侵害的权利应当是现实存在的。只有既存的权利，才是侵害前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4月4日法函[1996]56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如何处理的复函》中指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的规定，亦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这里的“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做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师法》第42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的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财政部1999年7月12日财协字（1999）102号《关于明确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作用的通知》中指出：“注册会计师执行验资业务出具的验资报告在规定用途内，（如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时）具有法定证明效力，能合理地保证报告使用人确定投资者出资的到位情况。”针对验资而言，这里的“委托人”应是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者出资的到位情况进行审验的人；这里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以理解为使用验资报告和与使用验资报告有关的人。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侵权债权制度的情况下，对利害关系人不宜做扩大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13号批复中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理解为合同债权人合同债权相关的合法权益；“赔偿责任”应理解为对债权人的合同债权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批复和财政部的通知可以看出，如果把合同债权人作为“利害关系人”，自然涉及到合同债务人的偿债能力问题。合同债权人与对方当事人设立合同债权关系并非以使用验资报告为前提。而“验资报告在规定用途内具有法定证明效力”。即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虚假，只是对投资者出资不实实施了帮助性行为，而对于当时不能并不存在的债权合同关系和合同债权的事后债权人来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较远距离的间接性关联因素，会计师事务所的虚假验资行为作为损害合同债权的辅助性行为，让其承担赔偿责任，只是补充性赔偿责任。
（5）投资人出资不到位、抽回出资，其他人包括出资人接收、处分债务人责任财产等行为损害合同债权的法律救济分析
民法通则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法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是针对行为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但并未明确向谁承担责任。
投资人出资不到位的相关财产、抽回出资，其他人（包括出资人）无合法根据接收或处分债务人责任财产等行为所涉及的这些财产，本来就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其他人本不应该占有这些财产。因上述行为会给合同债权受损害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合同债权人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债务随着财产走”的原则，请求其在出资不到位、抽回出资、接收、处分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数额范围内针对债务人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但应当明确，投资人出资不到位的行为，必定是在合同债权成立前所实施的行为。因为企业正在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期间，尚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人投资不到位的行为违反了其出资的法定义务，应对其出资不到位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责任一般是向接受出资的债务人（企业单位）直接承担责任。虽然这种行为对合同债权受损害有一定影响，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债权侵害赔偿责任，而主要是履行其未按规定时间出资的出资义务。合同债权人直接向出资人请求承担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代位权利，即应当接受出资的债务人来接受出资人的出资款项。
投资人抽回出资的行为、其他无合法根据接收或处分债务人责任财产等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其可能发生在合同债权成立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合同债权成立之后。但要让其承担合同债权的侵害赔偿责任，则应当以合同债权成立之后的行为为准。否则将会出现无合同债权存在的侵害债权现象。投资人在合同债权成立之前抽回出资的行为，债权人向其请求责任承担，属于行使债务人追究投资人侵害其财产权的代位权问题，根据侵权必须有权利存在的原理，这不应属于侵害合同债权的行为范畴。
参考文献:
① 《侵权行为法》王泽鉴 著
② 《侵权行为法》王泽鉴 著
③ 《中国民法典 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理由概说，中国民商法律网 张新宝 著
④见《中国民法典 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理由概说，国民商法律网 张新宝 著
⑤见《中国民法典 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理由概说，国民商法律网 张新宝 著
关键词:合同法;债权人;保护方式
长期以来，企业间由于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而引起的债务纠纷时有发生，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也给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进而制约了部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有的企业因为债务纠纷而破产消亡。因此，为了防止和及时化解债务纠纷，必须充分运用合同法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一、合同关系中债权人的概念和特征
在合同关系中，债权人是指根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债权人的特征主要有:1．合同关系中的债权人、债务人都是特定的人，就是合同关系的双方或几方当事人;2．合同关系中，债的设立是以追求一定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且债权人追求的这种利益必须通过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才能实现;3．合同，特别是企业订立的合同一般都是双务合同，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人。在现实生活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如能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合同双方当事人就会达到双赢，这也正是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二、合同法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
通过对合同关系中债权人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于更好地维系合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那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呢?合同法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分为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两个方面，对债权人利益法定保护的重点是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法赋予债权人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解除权等多项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法赋予了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1］。有关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约定详细的合同条款以备履行合同时遵守。防患于未然对于合同关系中债权人依法保护自身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法赋予了债权人抗辩权、代位权等多项权利保护自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2］:(1)合同履行抗辩权，就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一方当事人针对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请求权的一种对抗权利。(2)代位权。也就是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代为行使权利。代位权的行使必须符合以下特点:一是债权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二是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三是必须以保全债权的必要范围为限;四是原则上不得处分债务人的权利。(3)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申请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如果债务人做出的行为有可能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对债务人的行为予以撤销。但在主观上必须为债务人是恶意的，如果不是恶意的，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4)解除权。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享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的消灭。一般行使合同的解除权需要特定条件:一是合同约定的解除事项发生;二是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仅保护债权人的权利，也是对债务人的一种保护。
三、合同履行过程中保护债权人利益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企业要对合同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合同管理，对于企业避免合同风险，树立诚信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合同管理的事前监督，重点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对方单位资质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合同条款的审核。三是加强对企业印章的管理。(二)注意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民事诉讼中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因此必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注意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以便在合同纠纷发生时向法庭提供确凿的证据，主张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要做到合同一项一卷以及客户档案等资料的完好保存，保证不会因为证据不足而陷于被动。(三)要对合同相对方的生产经营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随时关注大额合同客户的资金状况，遇到问题提前介入，避免给企业造成损失。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在货款回收工作上有历史教训，随着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应随时掌握客户经营状况，以免因对方破产等原因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四)要把握好时机，不要错过法定期间。合同法对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权利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定;民事诉讼是债权人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手段，一定要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诉讼时效过期，一切权利都不可能得到保护。总而言之，《合同法》对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都做了明确规定，充分运用法律规定保护债权人利益既是在依法治国大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也是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履行权利义务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大力宣传合同法，保证法律条款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这既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更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孟德花．浅析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J］．商业研究，2003(06)．
[关键词] 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 转让合同
无权处分是一重要民法理论问题，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中又一重要制度，它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可见，善意取得发生于无权处分情形之下。善意取得解决物权是否变动问题，无权处分解决合同效力问题，因而分别又构成合同法与物权法领域中的重要规定事项。
一、比较法视野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
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中大量的是法律行为，规定什么样的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就成为一国物权法中的重要任务。因为物权法与一国历史文化传统最为密切的关系，各国对这一问题采纳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
《德国民法典》代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按照相关法条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受让人，且双方需就所有权转移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间物权转移合意加交付是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上述双方就所有权转移达成的合意及交付在这种立法规制中是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作为与债权行为分立存在的一种法律行为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处分行为是与负担行为相对的一种法律行为，它指直接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法律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指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行为，如契约。而负担行为指发生债法上给付义务的法律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或债务行为。这样，处分行为在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下并不是指通常我们理解的买卖合同，而是指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指的也就是物权行为的效力，所以当事人不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
债权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相关条文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即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在法律上也由出卖人转移到买受人手中。这种所有权转移不需要另外的物权行为及交付或登记而只需债权契约即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这种立法中，处分行为即指债权合同，如买卖合同（当事人间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因此处分行为的理解与债权意思主义相同（债权合同）。
我国对于物权变动的立法采债权形式主义，即意思主义加登记或交付完成物权变动过程。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规定于合同法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这一规定的解释目前通说认为，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的行为。梁慧星先生主张，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之后取得处分权的有效。反之，合同无效。而不可将债权合同与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单独认为处分行为无效而买卖合同有效。与此相对，另有观点认为51条规定可解释为物权行为待定而债权合同有效。
就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的适用则发生于无权处分的情形。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前文已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发生在无权处分行为情形下的。对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的不同理解必然制约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中，处分行为指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采债权形式主义和债权意思主义则并不承认独立的物权合同，因此，处分行为指的是债权合同。我国民法中处分行为就是指的以发生权利的变动为目标的债权合同如买卖合同。例如A把电脑借给B使用，B擅自卖给C。B与C之间的买卖合同即属于债权合同。如果符合善意取得得构成要件，C将确定地取得电脑所有权，而A丧失所有权。这种法律的特别规定是以原权利人丧失所有权为代价来保全交易便捷和安全。
目前通说，将未经权利人追认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一律认定无效。在发生相对人为善意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受让人C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是因为“原始取得”，与债权合同无关，即债权合同仍属无效状态。这一制度规定存在重大缺陷。据“善意取得”制取得标的物的人一旦发现“物”有质量瑕疵便无法根据有效合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甚至发生损害相对人利益的与“善意取得”制目的相违背的情形。更何况当交易相对人虽为“善意”（即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标的物的权利）但并未实际取得财产则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获得物所有权。此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也会因处分权人不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未获处分权而变成无效。这对于信赖占有公示制度的交易人不公平。他只能以缔约过失追究无权处分人责任而不能按违约责任寻求补救，显然后者更能保护他的利益。至于主张在相对人善意时应“例外”地认定合同有效从而弥补以上不足又无法作到与《合同法》51条保持逻辑一致，也无法解释善意取得的价值所在。此外，将债权合同认定有效物权行为待定的主张，实际上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是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的。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以保护交易秩序为目的，其适用必然发生在交易场合，那么体现这场交易的转让合同本身是否必须有效呢？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史尚宽认为转让合同有效是善意受让人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受让人之善意取得占有，惟可补正权原之瑕疵，即惟可补正让与人权利之欠缺。为权利取得原因之法律事实，必须客观地存在，假如无权原之瑕疵，其占有人应即可取得其动产上之权利，从而因无效行为或经撤销成为无效之法律行为，受物之交付之占有人，对于相对人之原状恢复之请求，不得主张善意取得之保护而拒绝占有物之返还。有谓物权行为为无因行为，其原因行为之无效或撤销，对于物权行为之效力，不生影响，故原因行为虽为无效或可撤销，其物权行为人仍有善意取得之适用。然此与物权行为之为有因或无因，不生关系，盖纵以物权行为之原因事实如不存在，当事人间至少有不当得利返还之问题，无法律上原因取得物权，当事人之一方，负有返还之义务，不得保有其权利，此则与善意取得制度之精神不符，故善意取得之规定，对基于无效或得撤销之行为而授受动产之当事人间，应不适用。”
三、 结论
依我国民法规定，动产物权变动需要有两个条件：债权合同与交付。合同法保护合法的交易行为，可撤销或无效合同的效力规定于《合同法》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为这时“合同自始无效，受领人取得给付物之所有权的法律依据自始从未存在。这样，返还财产实际是所有物的返还，具有物权的效力。”[3]可见，在我国立法上交易行为有效是物权变动的前提。那么，在适用善意取得时也理应以合同有效为基础。如果交易行为本身尚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必然不发生善意取得的适用。因为在无效或可撤销合同场合买受人尚不能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为何当事人无处分权反而可使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呢？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物权变动要以有效的债权合同为前提，相对人善意只是弥补了处分人“无处分权”这一事实，却不能补正无效或可撤销合同的效力。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华彬 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1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
本协议由以下三方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在_________签署：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法人)：___________
负责人(其他组织)：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自然人)：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鉴于：
1.甲方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专门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并依法管理和处置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甲方所收购、管理和处置的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在性质上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
2.甲方根据资产的特点，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拟就其收购的资产以转让方式进行处置。
3.乙方在充分理解受让资产风险的基础上，愿意按现状整体受让甲方收购的上述资产。
4.甲方已委托丁方公开竞价转让本协议项下资产，资产已由乙方竞价成交。
为此，甲、乙、丁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定义
1.1 甲方。本协议中“甲方”具有本协议开头部分所赋予的含义。
1.2 乙方。本协议中“乙方”具有本协议开头部分所赋予的含义。
1.3 丁方。本协议中“丁方”具有本协议开头部分所赋予的含义。
1.4 不良贷款。本协议中“不良贷款”是指，甲方从银行收购并加以管理和处置的贷款。
1.5 资产。资产，作为总称是指本协议附件中所列示的原始贷款合同项下经甲方(及/或)贷款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债权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单项资产则，根据上下文需要，系指任何一项本协议附件中所列示的原始贷款合同项下经甲方(及/或)贷款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债权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
1.6 资产证明文件。本协议中“资产证明文件”是指，用以证明资产权利的合同、文件、信函等书面材料。
1.7 风险。本协议中“风险”是指，资产因法律政策、资产本身以及资产证明文件等方面原因导致的不能全部或部分实现的可能性，以及乙方因受让该资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预期利益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1.8 从权利。本协议中“从权利”是指，与资产有关的担保权等附属权利。
1.9 转让基准日。本协议中“转让基准日”是指，甲方计算拟转让的资产金额的截止日，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第二条 风险揭示
2.1 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资产后，对该资产按原借款合同在转让基准日以后产生的利息、罚息的请求权，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乙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
2.2 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资产后，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乙方可能无法享有甲方对其转让的资产所享有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各项优惠条件和特殊保护，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和诉讼方面的优惠和特殊保护。
2.3 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资产及其从权利，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重大缺陷，以至于乙方预期利益无法最终实现。
乙方受让的资产及其从权利可能存在的瑕疵或重大缺陷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项或多项：
(1)资产债务人已经破产或下落不明;
(2)资产已过诉讼时效，同时缺少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任何证明;
(3)资产的担保协议本身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或被撤销，担保人没有过错或仅承担一部分过错责任;
(4)资产的保证协议约定主债权不可转让或只对特定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5)资产的保证在保证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因没有向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而造成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或免责;
(6)资产的保证已过诉讼时效，同时缺少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任何证明;
(7)资产的保证人已经破产或下落不明的;
(8)资产的担保物权在资产诉讼时效完成的两年内未予行使的;
(9)资产的担保物权因担保物灭失而消灭，且没有代位物或其他物上代位权可行使的;
(10)资产的抵押协议应办理抵押登记而未办理，抵押协议实际未生效;或因动产抵押协议未办理登记而抵押物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
(11)资产嗣后因违章或其他原因被有关部门拆除;
(12)资产嗣后被有关部门拆迁;
(13)资产不能办理有效权属证明或证书、凭证或过户手续;
(14)资产的权利证明文件嗣后被有权机关或部门撤销或变更;
(15)资产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有可能对乙方、或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
(16)乙方将承担本协议签署前已存在的甲乙丁三方已知或未知的涉及资产的有关(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文书、合同、法律、政策、文件等所确定的义务和责任;
(17)资产存在权利不完整、第三人拥有部分权利(及/或)第三人对资产已经、正在或将要实施侵权行为之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被第三人占用、侵权等情形);
(18)资产存有欠付政府、司法机关或其他第三人某种费用之可能;
(19)资产嗣后有被政府征用之可能;
(20)资产有因各种原因引起的已毁损、灭失之可能;
(21)资产及其从权利的其他瑕疵或重大缺陷。
2.4 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资产，可能因存在计算误差，或甲方在债务人处存有部分未予抵销的资产，从而导致乙方实际接收的资产的金额与本协议3.6条表述的转让金额以及本协议附件一中所列各资产金额不完全一致。
2.5 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上述风险，自愿承担由上述风险造成的一切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不获得，并与甲方、丁方签署本协议。
2.6 乙方已被告知并同意对其受让的资产中涉及贷款剥离银行投资或自办实体的项目放弃对贷款剥离银行(及/或)其投资或自办实体的追溯权。
2.7 乙方已被告知并同意对其受让的资产中涉及中国各级政府担保的项目不得向外国投资者转让，并应要求其后续受让人不向外国投资者转让该类项目。
2.8 乙方已被告知并同意对其受让的资产中包含的以下三类债权(及/或)该等债权形成或转化的资产(及/或)权利放弃追索权，并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包括但不限于以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资产未完成有效交付、不能正常行使资产权利等为由，主张竞价或转让无效，要求撤销、变更或解除竞价或转让、要求减少支付成交款等)：
(1)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中对国家机关的债权(及/或)其他权利;
(2)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
(3)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案例和敏感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
2.9 对于最初由贷款剥离银行签署，后随资产由甲方承继的，或由甲方签署的，为保全或处置特定资产而达成的诉讼协议和清收协议以及类似的协议(“第三方协议”)，乙方同意，一经本协议生效，其将继承甲方自转让基准日起在该等“第三方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受该等“第三方协议”条款的约束。
2.10 乙方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协议及其附件揭示的风险，并愿意承担由所揭示风险造成的一切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不获得。
第三条 转让标的
3.1 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系本协议1.5条所表述的作为总称的资产，经过一定时期的回收和处置，其表现形式可能已不再是贷款等债权形态，部分资产表现形式可能为其它债权形态，也可能为物权形态，还可能为物上请求权或其它权利、权益形态。
3.2 为便于说明，对于转让标的，本协议及其附件、丁方在报纸或网站上所登《竞价公告》均仍可能以不良贷款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等)形式表述，不论其表述形式、用语及方式如何，作为本次转让标的的资产或权利种类(或性质)均依其客观状态所唯一确定。
3.3 作为转让标的的资产由甲方整体转让给乙方。
3.4 资产之数量及情状均以现状为准，乙方已通过询问甲方的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到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了买方尽职调查，并已获取资产现状的详细情况和具体信息，乙方对资产现状无异议。
3.5 在向乙方交付(除非本协议另有特别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第六条所约定的资产证明文件的交付义务即视为完成了对乙方的资产交付义务)资产前，非因甲方出于故意侵害乙方合同及其相关利益目的而致资产现状之任何变化，乙方均认可资产现状未改变。
3.6 甲方向乙方转让对等户债务人共计笔资产，账面金额为人民币元(小写：_________元);甲方同时向乙方转让户实物资产或权利。具体详见本协议附件一。资产的实际数量以本协议附件二清单中所指有关资产证明文件能够有效证明的属于甲方的资产及/或权利为准。
乙方充分理解和认可以下对转让标的的特别说明并同意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包括但不限于以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资产未完成有效交付、不能正常行使资产权利等为由，主张竞价或转让无效，要求撤销、变更或解除竞价或转让、要求减少支付成交款等)：
Ⅰ .转让基准日起(含转让基准日当日)至资产实际交付之前，如果：
(1)甲方回收了实物、物上请求权、现金、股权等相关资产(及/或)权利;
(2)不论甲方是否知悉，以下四类主体为甲方利益回收相关资产(可能包括但不限于a.回收实物、物上请求权、现金、股权等相关资产(及/或)权利;b.达成有关以物、以股权等资产(及/或)权利偿债的协议;c.作出有关抵债裁定;d.依职权对债务人或相关义务人作出财产处分决定)：
①甲方的人或其授权代表;
②贷款剥离银行(包括贷款剥离银行的人或其授权代表);
③相关司法机关(包括但不限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
④代甲方回收资产的其他主体。
则，上述两种情形均视为甲方的回收，所涉相关资产(及/或)权利均应归甲方所有，且并不因此影响转让价格。
Ⅱ .转让基准日之前(不含转让基准日当日)，如果以下四类主体为甲方利益回收相关资产(可能包括但不限于a.回收实物、物上请求权、现金、股权等相关资产(及/或)权利;b.达成有关以物、以股权等资产(及/或)权利偿债的协议;c.作出有关抵债裁定;d.依职权对债务人或相关义务人作出财产处分决定)且甲方尚不知悉该等事实的，视为甲方的回收，所涉相关资产(及/或)权利均应归甲方所有，且并不因此影响转让价格：
①甲方的人或其授权代表;
②贷款剥离银行(包括贷款剥离银行的人或其授权代表);
③相关司法机关(包括但不限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
④代甲方回收资产的其他主体。
3.7 前款资产账面金额包括资产原协议本金、截至转让基准日按原协议产生的利息、罚息以及为实现资产发生的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等。
3.8 前款资产账面金额是以本协议附件二所列资产证明文件并仅仅是以其为依据计算的。
3.9 乙方允许实际接收的资产金额与本协议3.6条确定的转让金额以及本协议附件一所列各资产金额存在如2.4条披露的可以理解的不一致。
第四条 转让价格
4.1 甲方将3.6条转让标的整体作价人民币元(小写：_________元)转让给乙方。
4.2 基于甲乙丁三方对转让标的的风险特征已有充分的理解，三方约定，不得以转让价格“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为由，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变更或撤销本协议。
第五条 价款支付
5.1 在资产竞价成交之日起日内，乙方应将4.1条所载价款一次性全数汇到甲方指定的如下账户：
收款人名称：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
第六条 资产证明文件的交付、阅读和理解
6.1 甲方应于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5.1条价款一次性全数支付义务之日起三十(30)日内，将资产证明文件交付乙方。
6.2 乙方应在甲方交付资产证明文件时作书面签收，并将签收凭证(即本协议附件二)交于甲方。
6.3 甲方交付的资产证明文件(以甲方档案中现有文件资料为准、为限)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1)《借款协议》;
(2)《担保协议》;
(3)《放款凭证》;
(4)《债权转让协议》;
(5)《催收通知书》，等等。
具体交接的资产证明文件清单详见本协议附件二。
6.4 本协议附件一《资产转让清单》中“债务人名称或实物资产名称或权利名称”一栏中债务人名称的填写系甲方按其与贷款剥离银行所签《债权转让协议》所附“转让债权清单”所列示的债务人名称填写，其与资产之对应关系及解释概以甲方内部系统及其理解为准，乙方对此予以认同并于签署本协议及其附件时已再次对资产与“债务人名称“的对应关系予以核对并认可，乙方同意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6.5 本协议附件一《资产转让清单》中“原贷款合同编号”一栏的填写系甲方按其与贷款剥离银行所签《债权转让协议》所附“转让债权清单”所列示的贷款合同号填写，原贷款合同自身可能并无固有合同编号亦或“原贷款合同编号”与原贷款合同自身固有之合同编号可能并不一致，其编制原理、与资产之对应关系及解释概以贷款剥离银行与甲方在双方《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的理解为准，乙方对此予以认同并于签署本协议及其附件时已再次对资产与“原贷款合同编号”的对应关系予以核对并认可，乙方同意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6.6 甲方对其交付的资产证明文件的性质判断(包括但不限于对于该文件是否能起到资产证明作用的判断、该文件在法律上是否属于其在本协议附件二中所归类别的判断等)及在本协议附件二中如何在各栏目归类放置等诸事项业经乙方认可，乙方同意不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6.7 乙方声明，其对甲方交付的上述资产证明文件已经过充分阅读，并对以下事实已有充分认识：从甲方受让的资产是以上述资产证明文件并且仅仅是以上述资产证明文件为依据的。
6.8 除非本协议另有特别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第六条所约定的资产证明文件的交付义务即视为完成了对乙方的资产交付义务。
第七条 资产转让通知
7.1 如乙方提出要求且法律有此规定，甲方或其授权的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将有关债权资产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费用由乙方承担。
7.2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甲方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了本协议第7.1所述的资产转让通知义务，乙、丁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否认甲方已履行该义务，并不得提出减少成交款、解除协议或赔偿损失等类似要求。
第八条 资产与风险转移时间
8.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作为转让标的的资产上甲方实际享有的全部权利由乙方享有。
8.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作为转让标的的资产上的风险也同时转移给乙方。
第九条 与资产有关的从权利的转移
9.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从权利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且甲方认为根据资产性质和现状能够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办理有关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条 资产担保权的转移
10.1 资产保证合同权利的转移
(1)对资产的保证担保，如乙方提出要求且法律有此规定，甲方或其授权的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通知保证人担保权转让。
(2)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甲方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了本协议第10.1第(1)项所述的资产保证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义务，乙、丁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否认甲方已履行该义务，并不得提出减少成交款、解除协议或赔偿损失等类似要求。
(3)如资产的保证合同约定主债权不可转让或只对特定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甲方可与保证人协商，如保证人同意，可另行签订资产的保证合同。
10.2 资产抵押合同权利的转移
(1)对资产的抵押担保，如乙方提出要求且法律有此规定，甲方或其授权的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通知抵押人担保权转让。
(2)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甲方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了本协议第10.2第(1)项所述的资产抵押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义务，乙、丁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否认甲方已履行该义务，并不得提出减少成交款、解除协议或赔偿损失等类似要求。
(3)如果抵押合同权利的转移需要办理有关手续的，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给予必要协助，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10.3 资产质押合同权利的转移
(1)对资产的质押担保，如乙方提出要求且法律有此规定，甲方或其授权的人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通知质押人担保权转让。
(2)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甲方在全要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了本协议第10.3第(1)项所述的资产质押合同权利转让通知义务，乙、丁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未明确认可、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不予认可等)否认甲方已履行该义务，并不得提出减少成交款、解除协议或赔偿损失等类似要求。
(3)如果质押合同权利的转移需要办理有关手续的，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应给予必要协助，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一条 依法清收保证
11.1 对于受让的资产，乙方保证在受让后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清收。
第十二条 陈述与保证
12.1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甲方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收购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就本协议项下的资产出让事宜取得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授权其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使甲方受本协议约束。
12.2 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1)乙方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中国自然人)，已就本协议项下的资产受让事宜取得乙方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授权其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使乙方受本协议约束。
(2)乙方保证此次受让甲方资产不会直接或间接违反财政部下列规定：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3)乙方保证，其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提供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文件或信息，在所有方面都是真实的，不存在故意隐瞒和欺骗的情况。
12.3 丁方的陈述与保证
(1)丁方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接受甲方的委托对本协议项下资产的转让组织竞价交易，见证本协议的签署，办理成交价款的交割，已就本协议项下资产的转让组织竞价交易事宜取得丁方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授权其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使丁方受本协议约束。
(2)丁方保证，其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提供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文件或信息，在所有方面都是真实的，不存在故意隐瞒和欺骗的情况。
第十三条 税费负担
13.1 涉及本次资产转让及后续付款、交割、过户(如有)(包括间接过户时的所有环节)及其他履行事宜发生的所有费和税由乙方承担。
第十四条 保密
14.1 基于本次资产转让所获得的对方的任何秘密，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但根据法律法规应当进行披露的除外。
前述“第三方”包括本协议任何一方的客户、法人实体、个人或公众。
14.2 三方一致同意，上述保密义务同样适用于三方为履行本协议而各自委托的专业机构和人员。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
15.1 三方同意，虽然不可抗力为法定的免责事由，但如果三方中任何一方违约，或者三方都违约，违约方均应放弃以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为由要求其他各方(或/和)法院(含仲裁机构)免除自身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十六条 违约责任
16.1 甲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并给乙方、丁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乙方、丁方的实际损失，但是赔偿额最高不超过甲方因本协议实际获得的转让价款的百分之零点五(0.5%)。
16.2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付款义务，每逾期一日，即按应付而实际未付的价款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应继续予以补偿，直至补足为止。
(2)乙方逾期付款超过十五日，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其不按本协议约定付款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乙方于本协议第十二条12.2款第(2)项所作的有关陈述和承诺如果存在不真实、故意隐瞒或者欺骗等情况，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协议，乙方并应赔偿甲方不低于本次转让价款的损失。
(4)鉴于甲方和丁方已经向乙方充分披露和说明了资产的指向及风险、瑕疵和缺陷，乙方理应充分注意并合理报价，乙方如嗣后以一定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资产地址有误、资产未完成有效交付、不能正常行使资产权利等)为由，主张竞价无效、撤销、变更或解除竞价、要求减少支付成交款并获司法机关认可，乙方应立即无条件、不可撤销地补偿甲方不少于成交价款及相应利息的损失。
(5)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并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6)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及/或)乙方在向有关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相关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责任人发出的资产及/或权利转让通知(或类似称谓)中，或者在媒体上的该类转让公告中，无论其内容如何表述，对于甲乙双方而言，该类通知或公告的表述及因其所致的有关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及/或)权利归属、还款义务向谁履行、责任向谁承担等)与本协议冲突或矛盾的，以本协议为准。如果乙方取得了按本协议不应归其取得的任何权利、权益、财产、资产等，应该立即将其移交甲方。如果因为乙方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按本协议应归甲方取得的任何权利、权益、财产、资产等减少或消失的，乙方应立即无条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16.3 丁方的违约责任：
丁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第十七条 适用法律
17.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终止、解释、执行以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第十八条 争议的解决
18.1 三方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纠纷应首先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果在一方书面通知另两方该争议的存在(要求开始协商)后六十(60)天内，三方仍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依照该会仲裁规则裁决。
第十九条 完整协议
19.1 完整协议
(1)本协议为三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达成的完整的和唯一的协议，取代之前三方就本协议主题事项所有口头或书面的协议、谅解和来往通信中的相关内容。
(2)根据本协议规定形成、作出、签署、附加的一切协议、文件、授权、报告、清单、认可、承诺和放弃都构成对本协议的附加，并与本协议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变更、修改或补充
20.1 本协议如有变更、修改或补充，三方需协商一致并签订变更、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通知和送达
21.1 任何与本协议有关由协议各方发出的通知或其他通讯往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送达至下述地址或书面通知的其他地址：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二条 本协议的附件
22.1 本协议包括以下附件：
附件一 《资产转让清单》
附件二 《资产证明文件清单》
第二十三条 本协议的生效及份数
23.1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和/或)盖章后生效。
23.2 本协议一式六份，三方各执二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
(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法人或其他组织盖章)：_________
乙方(自然人盖章)：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丁方(法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
(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受赠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合同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 赠与标的物一、债权：
（1）债务人：_______________
（2）债权额人民币__________万_____ 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_____ 分_____厘。
（4）清偿期限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
（1）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__________
（2）面额人民币__________仟_____佰元股票__________张。
（3）股票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 甲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即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第四条 甲方与债务人__________关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合同，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 _____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 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_____元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 本赠与合同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__________.
第七条 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 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 乙方违反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赠与人（甲方）____________
受赠人（乙方）____________
内容提要: 依据区分原则，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仅为物权是否在当事人间发生变动的依据，其对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合同效力并无影响。《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中的强制性规定，除了公法中的行为规范外，尚包含私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且为合同法中的强行性规定，而不包括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因此，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有效，仅物权不发生变动。
一、问题的提出
2011 年 7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先生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2011 年年会开幕式所作的“民事审判疑难问题”的主旨发言中，首先提到的疑难问题就是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问题。具体包括:
1．《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之性质，即其是否为强制性规范? 其与《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间具有何种关系?
2． 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效力，究为有效抑或为无效? 还是属于其他效力状态?
本文作者拟就前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予论证，以期完成学界与实务界共同面对的正确解释法律、准确适用法律的光荣使命。
二、《物权法》第191 条第2 款之规范属性
王轶教授将民法所协调的利益关系区分为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而将规范民事主体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区分为: 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与授权第三人规范; 将规范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区分为: 强行性规范与混合性规范，其中强行性规范又分为强制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1]。《物权法》第191 条第2 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按照王轶教授对民法规范的类型划分，《物权法》第191 条第 2 款仅涉及抵押权人私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无涉，故其并非强制性规范。既然非属强制性规范，则抵押人违反其规定而转让抵押物的合同当然有效。（2010 年在大庆召开的“中国民商法前沿问题研讨会”上笔者与王轶教授交流时的观点。）崔建远教授则认为，可将《物权法》第191 条第 2 款之规定解释为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使之尽可能地不影响转让抵押物合同的效力[2]。还有观点认为，该款“不得”一词指向的是“转让”、涉及一个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评价，在性质上不是禁止性规范中的取缔性规范，而是禁止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3]。因为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来看，就是要通过禁止转让使第三人不能获得抵押财产的权利，从而保障抵押权人的利益，如果将该条规定认定为取缔性规范，则意味着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财产的合同仍然有效，就会使得法律关于要征得抵押权人同意的规定形同虚设，无法实现其立法目的。
笔者认为，《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虽仅涉及抵押权人之个人利益，但从法理上讲，《物权法》的上述规范采用了“不得……”的强硬表述，仍属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其用语多为“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但由“应当”所提示的法律规定并非总是强制性规定。[4]我们通常将法律规范中对行为模式作出限制的虚词“不得”，作为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主要标志，甚至有法律语言学者将其称为“规范词”[5]。每一法律规范要达成的具体目的有所不同，如此便要求突出不同的法律主体，从而也就需要不同的规范词，但当法律规范以规范目的中应受到限制的法律行为发出者作为规范语句的主词时，则会较多地选择“不得”作为规范词。“得”字在《辞源》中有两种含义: 一为读 dé，意为“能够、可以”; 二为读 děi，意为“必须”。[6]《辞海》中，“得”字有四种含义: 一为读 dé，是“能”、“可”的意思; 二为仍读 dé，疑问副词，意为“怎得”; 三为读 de，语助词，表示程度、效果，如“讲得好”、“干得好”; 四为读 děi，“必须”之意，如“这事你得帮忙”[7]。显然，“得”字作为规范词“不得”的组成部分，其意义只能为“不能或不可以”、“必须”。而根据《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的使用语境，显然为“读 dé，能够、可以”之意。从“得”字中我们尽管可以发现其有“必须”之意，但很显然这种意义只能用于口语之中，而且只能读“děi”。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得”起源于图腾禁忌，并因此与作为图腾之性质的“德”字内在相关。作为图腾的“德”表征着乱伦“禁忌”，而禁忌则意味着以“不得”为规范词的禁止乱伦行为的规范，因此，“不得”与“德”在起源与意义上密切相关[8]。在汉律的成熟文本《九章律》中，“不得”就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禁止性规范词，如“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等[9]。自汉代以后，“不得”继续作为重要的规范词频现于历代律文中。虽然按照语气强弱，“不得”可以被理解为“必须不”、“不可以”、“不应当”，但我们且不可将语词随使用环境不同而出现的语气强弱变化视为语义的改变，规范词“不得”的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变化的只是使用者的语气[8]109-110。
该条款既为强制性规范，则其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涉及到《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解释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4 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立法意图在于通过法律位阶限制，而使强制规范的范围缩小，尽量避免太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部门制定的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予以干预。这一立法初衷值得肯定，但是否只有位阶高的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否定合同的效力值得商榷。像那些完全不具有公共权力特征的组织内部的章程、行业规定，的确不具有干预合同效力的权限，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 有学者提出了对于地方性法规等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规定的解决思路[10]。在合同违反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时，虽不能直接援引《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但可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援引《合同法》第52 条第4 项关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最终否定合同的效力，而且目前已有法院照此思路进行判决[11]。我们认为不宜一概否定。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虽在形式上处于低位阶，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对社会秩序的强制性调整功能。如果地方性法规存在上位法，因上位法规定的比较原则，作为下位法的地方性法规在不违背上位法规定的精神的前提下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规章是根据上位法的授权而做出的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规章意旨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则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虽形式上为下位法，但实质上可将其视为上位法从而可以作为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我国也有权威学者对此持肯定观点[12]。事实上，日本大审院早期的判例虽严格区分法律与“府县命令”，但若是违反“府县命令”的行为同时违反公序良俗，则判例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否定其法律效力，此点也构成了大审院判例的重要特征[13]。在比较法上，与《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相类似的规定为《德国民法典》第 134 条。而根据《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2 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法律”是指一切法律规范，包括德国民法典里的法律规范[14]。此外，属于该条意义上的法律还包括行政规章和章程，无论是镇政府的，还是其他公法上组织的。但没有通过更高层次法律确认为合法的公法组织的规章和章程除外。同样，私法上组织的章程也不是该条意义上的法律[15]。
其次，《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之强制性规定是否仅限于公法上的强制性规范抑或包含民法自身的强制性规范? 对此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 项所谓的强制性规定应限定为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铺设了公法规范进入私法规范的“管道”[13]。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包括私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与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16]“《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的真正含义应当通过被引致的具体规范来理解。被引致的规范主要是民法外的刑法、行政法上的强制规范，但也不排除对于民法内部的强制规范的援引。”[17]一项法律行为的应予谴责性常常是由法律上的禁止规定造就的。任何法律中都可以包含禁止性规定，包括行政法和刑法方面的规范。而民法的任务则是，对违反禁止规定的行为规定民法上的后果。而《民法典》不可能也没必要包含所有的法律上的禁止规定，因此《民法典》提供了一种“空白支票式的规范”对违反任何禁止性法律的行为后果做出规定。此种规范构成公法与民法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纽带之一[18]。《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无疑承担着公法介入私法领域而对行为人的法律行为予以效力评价的使命，即所谓的“引致规范”或“转介规范”。但并非所有的公法规范均会对私法中的法律行为产生影响。公法主要从行为本身和行为权限对私法施加影响[19]。在立法条文中表现为“禁止一定行为的规范”与“界定私法上形成及处分权利义务界限的规范”[20]，即行为规范与权能规范。行为规范是禁止某种行为后果的出现，若合同得以履行将损害公共利益与善良风俗。如拐卖妇女、儿童、买卖毒品等交易。权能规范是主体从事某种行为需要具有某种资格资质、权限或者采取某种方式始能从事该行为，其并不绝对禁止该种行为后果。只有违反公法中的行为规范，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才会受到无效的评价[21]。我们认为，《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除了公法中的行为规范外，尚包含私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且为合同法中的强行性规定，（如《合同法》第 53 条、第 200 条、第 214 条、第 272 条、第343 条等。）但不包括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仅为物权得否发生变动的依据，其不能决定债权合同之效力。债权合同的效力应由债法自身的强行性规范直接予以判定。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违法的合同同时又是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违法的同时都会出现损坏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公共秩序是私法自治领域上的基本秩序，任何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均是以“违背公共秩序”作为基础[22]，从而《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凌驾于《合同法》第 52条的其他各项规定之上，处于最上位，是合同无效规范中的“帝王条款”。如此一来，至少在逻辑上，《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的价值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在实质上完全可以将其纳入《合同法》第 52条第4 项的射程中[17]。《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所转介的宪法、刑法、经济行政法规范可以作为法律行为效力判断的公序良俗原则所指向的内容，而且该内容已在《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进行了规定。作为一引致规范，其本身没有独立的规范内涵，也根本不具有解释规则的意义，而系单纯引致到某一具体规范而已，法官尚需从具体禁止规范的目的去判定违反行为之效果[2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第5 项的规定显然是画蛇添足，应予以删除[21]。应将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作“一元化”处理。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针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判决昭示出一种强烈的趋向，即法律行为违反那些“不具备强烈的伦理基础”的规范时，应尽量避免使其无效[24]。显然这使得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之间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牵连。日本判例也认为，“不能仅以违反强行法规为由直接认定行为无效，只有在进一步证明还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事由时才能否定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日本昭和 52 年（ 1977 年） 6 月 20 日裁决。）我们认为，尽管《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所转介的公法规范可以通过《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间接取代。但该项所转介的合同法自身的强行性规范则不能为其所替代。《合同法》第52 条第5 项仍有其价值，而非学者所言“纯属画蛇添足应予删除”、“仅具形式上意义”之诟病。实质上，引致规范之所以不对具体的禁止规范的私法效力做出规定，除了立法技术上的考量外，同时也是基于保持民法自身长久不衰的需要。因为影响无效的原因，尤其是强制性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公共政策考量有关，而社会公共政策是因时而异的。因此，传统民法正是因为把不稳定的国家干预问题排除在外，才使得民法历经时代和政治的变迁而长盛不衰[18]44。也就是说，传统民法就法律行为之效力问题通过提供“空白支票式的条款”而将公法中的行为规范与私法相连，以此保持私法形式上的稳定性，无须伴随因时而动的公共政策的变化而变动。
三、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效力
传统民法认为，抵押物所有人就其抵押财产设定抵押权后，仍然可以将其抵押财产让与他人，原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也就是说，抵押人不因抵押权之设定而丧失抵押物之法律上处分权。抵押人自可不待抵押关系消灭而为抵押物之买卖或让与，抵押权人亦不得因此而主张抵押人与他人间成立之买卖契约为无效或所有权之移转为无效。实则不仅抵押权如此，在设定其他用益物权之情形，莫不皆然。盖所有人不因他物权之设定而丧失所有权，故所有人就其所有物仍有法律上之处分权能。抵押人既有权让与抵押物，则当事人间如有设定抵押权后，不能让与抵押物之特约时，此项特约对于受让人不生效力[25]。如《瑞士民法典》第 812条规定，“如抵押物所有人对债权人约定，自己负有不将土地出让或设定其他负担的义务的，该约定无效。”《德国民法典》第 1136 条规定，“因某一协议，所有人对债权人负有不让与土地或不再继续设定负担于土地的义务的，该协议无效。”对此，德国学者认为，“所有权人的更换，对债权人来讲，总是有些危险; 因为新的所有权人可能不像原来的所有权人那样尽心尽责地经营管理; 所以，债权人倾向于禁止出让或者另外设定负担，是可以理解的。但土地不得被出让或者被设定负担的约定是无效的。法律之所以对这些约定进行禁止，是因为想使所有权人一直享有经济上的活动自由”[26]。但我国法律从《〈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 115 条（《〈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 115 条规定，抵押物如由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在抵押期间，非经债权人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或者就抵押物价值已设置抵押部分再作抵押的，其行为无效。）的严格限制（须经抵押权人同意） ，到《担保法》第49 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7 条的缓和（通知抵押权人或告知受让人） ，再到《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的严格限制（须经抵押权人同意始可转让抵押物） ，立法目的一致重于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正因立法不承认设定抵押权后，抵押人可自由转让抵押物，学者间才对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效力问题产生了争议。
（一）无效说
该说认为，我国《物权法》关于抵押物的转让实际上采取了禁止转让说，该“不得转让”不仅是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而且转让合同也同时无效[27]。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不动产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抵押，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已登记的抵押财产的，转让行为按无效处理没有多大问题[28]。也就是说，《物权法》第191 条第2 款规定不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而是将是否经抵押权人同意作为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合同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且该规定显然是强制性规范，若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认定为无效，除非受让人代为清偿[29]。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在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要么采取物权变动无效则转让合同即无效的作法（参见: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陈宝珠与杨林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2009 昆民一终字第19 号） 及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通江县农村信用社等与通江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请求确认抵偿协议无效纠纷一案”（2007 巴中民二终字第02 号） 等判决。）; 要么采取因抵押人未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抵押的事实为欺诈行为而赋予善意受让人以合同撤销权，即将转让合同认定为可撤销的合同。（参见: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邹建民诉昆明富亨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008 昆民一初字第116 号） 及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王红与林达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05 佛中法民五终字第303 号）等判决。）
（二）未生效说
该观点认为，我们显然不能将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财产的行为解释为有效。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抵押人违反本规定转让抵押物的行为无效呢? 从理论上说，这样解释并非不可行，但考虑到本条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需经抵押权人同意，将其解释为未发生效力更为恰当[30]。
（三） 效力待定说
转让抵押物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抵押权人若同意，转让合同有效; 反之，转让合同无效。采取该项对策的困难不少: 现行法的依据何在? 可以把它解释为符合《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的情形吗? 运用该项对策增加了转让行为归于消灭的几率，不利于受让人，有碍交易安全，障碍财产流通[2]801。
（四） 有效说
该说认为，《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并未规定违反该款规定的后果是合同无效。违反该条款规定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不应认定《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抵押人违反之，对于其转让抵押物的债权行为效力不发生影响[31]。《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使用“不得”这种禁止性语言是为了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因处分权的有无仅涉及合同的履行，与合同效力问题无涉。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仅发生抵押物所有权不能移转于受让人，抵押人因此须向受让人负担履行不能之违约责任，自不能因此导致合同无效。否则，若将该条精神推而广之，所有可能导致违约的因素都作为合同的效力要件而对合同加以规制，则中国几无多少合同能够有效成立[3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也认为，《物权法》第191 条第2 款规定的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这里的“不得转让”应当是指物权变动，而不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即不是不能签订转让合同，而是不能过户。引起不动产变动的原因行为即合同的效力，不受抵押权人是否同意转让抵押物的影响[33]。
（五） 本文观点
首先，我国《物权法》第 15 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这一规定，债权合同只是请求权建立的法律根据，而不能将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债权合同生效的原因。该条文即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所谓区分原则，是指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予以区分，其成立生效分别遵循不同的法律依据的原则。即对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与作为债权合同法律效果的物权变动事实的发生条件与发生时间，加以区分。按照区分原则，买卖合同的效力与买卖合同生效后所发生的物权变动之结果，应予以区分并依不同的规则决定其效力: 买卖合同的效力在法理上属于债法的调整范围。只要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及法律之禁止性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缔约双方即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债权合同的有效并不意味着物权已发生变动，物权是否在当事人间发生变动则为另一问题，属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即取决于物权法上的变动规则。《物权法》第 9 条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及第23 条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即为根据区分原则对物权变动建立的规则[34]。不动产物权必须依法办理登记始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因此，根据区分原则，不动产物权未经登记其法律效果仅在当事人间不发生物权的变动，其对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债权合同的效力并无影响。办理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是否变动的要件，而不是变动不动产物权的法律行为（债权合同） 是否有效的要件[35]。这改变了过去我国立法（如《担保法》第41 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物权法》第187 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从《担保法》规定的登记为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到《物权法》规定的登记为抵押权的成立要件即为区分原则的体现。）和裁判实务（1995 年 1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4 条第1 句、第15条、第16 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就同一土地使用权分别与几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各合同无效。”“在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如果未办理登记手续，则应当认定抵押合同无效”。）将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
根据区分原则，作为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属于债法调整的范围，而物权变动之结果则属物权法调整之范围。因此，判断一个债权合同的效力应依据债法规范，物权是否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则须依据物权法规范。同样根据区分原则的内在精神，我们认为私法规范依其规范领域之不同可分为债权性强制性规范与物权性强制性规范，只有债权性强制性规范方可否定债权合同的效力，物权性强制性规范不能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其仅能影响物权得否发生变动。有如苏永钦教授所言，“强行法中有非‘命令’性质的赋权规范，并认为民法中多数强行性规定属于赋权规范，亦即规制当事人处分权界限之规范。如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或与他人共有之物。”“法律行为违反‘命令’和‘社会规范’（如公序良俗） 而无效，性质上是私法自治‘内容’界限的逾越，而‘处分权’的僭越则仅是私法自治内部‘权限’界限的逾越，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20]45且此等“赋权规范”不能包括在《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的强制性规定中。因此，“处分权”的僭越并不影响私法自治内容的效力即法律行为（债权合同） 的效力。而私法中关于“处分权权限”的规范主要表现为物权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如《物权法》第20 条第1 款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物权法》第165 条:“地役权不得单独抵押。”第184 条“下列财产不得抵押: （一） 土地所有权; （二） 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第204 条“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209 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等亦复如是。）此之所谓“不发生物权效力”即为物权不发生变动，但并不影响处分经预告登记不动产的债权合同效力。《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亦是如此，其所谓“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之规定即属“处分权权限之赋权规范”，乃针对抵押物所有权或他物权能否发生变动移转给受让人而做出的物权性强制性规定，至于抵押人与受让人间转让合同之效力，只要具备合同有效的要件，即应认定为有效。因此，我们认为，应贯彻《物权法》第15 条关于区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规定及精神，将《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我们认为，《物权法》第191 条第2 款中的“抵押财产”应限定为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抵押财产，主要为不动产抵押物。基于动产抵押权登记效力之不同，应将其排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至少应将未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抵押动产排除。）规定的“不得转让抵押财产”解释为，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财产的，意指不发生抵押物所有权移转给受让人的效力，至于转让抵押物的合同的效力，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转让”一词意为“把自己的东西或享有的权利让给别人。”[36]显然，只有将“东西”或“享有的权利”实际地交给别人，始可称为“转让”，即将“东西（动产） ”交付至受让人或将不动产登记于受让人名下，始能称为“把自己的东西或享有的权利让给别人”。因此，“转让”实际为物权变动的行为而非当事人间的债权合同，如此理解才符合现代汉语习惯。所以，《物权法》第 191 条第 2 款所谓“不得转让”，即不得发生物权之变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自始有效。若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则物权发生变动，受让人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 若受让人拒绝代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则物权确定地不发生变动，仍然属于抵押人所有，抵押权人仍可追及至该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如果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其抵押财产的合同无效，那么，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时又何以可以除外呢[35]241? 但也有观点认为，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虽不影响转让行为的效力，但受让人仍取得抵押物所有权，只是受让人取得的是有抵押负担的所有权。在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下，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物上存在担保负担而仍愿意受让，自应受抵押物之上既有担保负担的约束。抵押权人的同意仅仅是抵押物不受抵押权追及的要件[37]。实际上，该问题与抵押权是否有追及力不无关联。抵押权之追及力是与抵押人处分抵押物的自由程度相对的。也就是说，抵押人处分抵押物的自由程度愈高，就愈应赋予抵押权以追及力。反观，我国民事立法对于抵押物转让规定的历程，从《〈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的严格限制（须经抵押权人同意），到《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缓和（通知抵押权人或告知受让人），再到《物权法》第191 条的严格限制（ 须经抵押权人同意始可转让抵押物） 可知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规定抵押权之追及力问题。而且，我国主流观点也认为我国抵押权并不具有追及力[38]。立法专家则认为，转让抵押财产必须消灭该财产上的抵押权，既然买受人取得的是没有物上负担的财产，也就不再有物上追及力问题[39]。既然我国物权立法并未明确赋予抵押权以追及力，则应认为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虽不影响转让合同之效力，抵押物所有权同时也不发生变动，仍归属于抵押人。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 号） 第9 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1 倍的赔偿责任: （一） ……; （二）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根据该司法解释，出卖人将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商品房出售，因此而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并不是因为所售商品房已被抵押的事实本身，而是出卖人的“故意隐瞒行为”即“欺诈”所致。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15 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并交付买卖标的物后，并不影响其与第二买受人甚至第三买受人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出卖人将标的物既已交付第一买受人，物权已发生变动，其不再享有买卖标的物的处分权限，但这并不妨碍其与他人所订立之买卖合同的效力，后续买受人仍然可以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只要买卖合同不具有《合同法》无效的情形。无意中是否也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关于物权变动之强行性规范不能作为债权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此与抵押人设定抵押后，虽“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也是对抵押人处分权限的限制） ，但并不因此而影响其与他人所订立之债权合同的效力，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已不经意间体现了区分原则的内在精神——物权性强行性规范或者说处分权限规范不能作为判断债权合同效力的根据。
四、结论
合同无效的本质为公权力对契约自由或者说私法自治的干预，自《合同法》实施以来，学界逐步形成一种共识，即尽量减少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干预，减少合同无效的情形，尽量促成当事人的交易。这种努力从《合同法》第 52 条对《民法通则》第 58条的修正即可看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则更进一步将“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2009 年7 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虽有学者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身就是将合同效力判断的结果作为合同效力判断的标准，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再加上标准的模糊不清，对合同效力判断的指导功能显然有限”[21]、“把禁止规定区分为取缔规定与效力规定，而仅于后者的违反时发生无效的结果，实际上是以问答问……”[20]43但不可否认立法及司法实务为限制合同无效而做出的努力。“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像躲在木马里的雄兵一样涌进特洛伊城，摇身变成民事规范，私法自治的空间就在这样一种调整下随着国家管制强度的增减而上下调整。”[40]“由于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概念过于宽泛，如果不作限缩解释，当事人就可以选择性主张合同是否无效，对其有利时主张合同有效，对其不利时主张合同无效，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41]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法强制性规定林立的国家，做如此限缩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实属必要。有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所言，“无效是对以法律行为所做之事的极端侵犯，对这种侵犯予以宽泛使用可能造成不公平或不合理的结果。如果当事人或当事人中的一方由于订立或实施一项法律行为而违反了一项法律上的禁止规定，并不因此就自动得出结论说该法律行为依照《民法典》第134 条而无效。毋宁说，在此应当审查，这项禁止规定的目的是否构成做出这种对合同自由的侵犯的理由。”[18]470实际上，尽量限缩减少影响合同无效的因素是合同立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大多数国家（地区） 为理论与立法上的突破而孜孜以求。如传统民法认为，如果合同标的自始客观不能，则合同无效。（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前《德国民法典》第 306 条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合同标的的，合同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46 条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为无效。”通说认为此之所谓“不能之给付”系指客观不能。在比较法而言，亦为德国、瑞士判例学说之共同见解。（参见: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三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2. ））但2001 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立法者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这种法律状况，新债法第 311a条第1 款规定，“债务人依新债法第275 条第1 款至第3 款不需要给付，并且给付障碍在订约时即已经存在的，不妨碍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合同不应当因给付不能而无效，这不仅适用于自始客观不能的情形，而且也同样适用于自始主观不能的情形[42]。这种改变也完全符合当前国际上的法律发展潮流，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3．3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43]《欧洲合同法原则》即《兰道原则》第4:102 条（自始不能） 规定，“仅仅由于合同成立时所负债务的履行不能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无权处分合同关涉的财产，合同并不无效。”[4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依循区分原则的要求，同时也为践行鼓励交易之合同法基本原则，尽量避免强制性规范对当事人私法自治的干预。能够作为私法自治领域内法律行为（合同） 效力依据的应仅限于合同法自身的强行性规范，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尤其是处分权限规范并不能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其仅为物权得否发生变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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