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医药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蒙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一蒙医药学基本特点
蒙医药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
1、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整体观念。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
二蒙医药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药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药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1、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药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民族文化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药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5、现展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三蒙医药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药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好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药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药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2、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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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教学是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医药学界的研究热点,很多院校也开展了中医文化教学,如: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与传统文化”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出版了“第一部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张其成主编)”[3]等,都说明中医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医药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广大外国留学生来说,中医文化教学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很多留学生已经过了“语言关”,汉语水平甚至超出了中医院校的入学水平,但是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仍然苦不堪言,对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无法理解。究其原因,还是离不开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对中医文化难以理解,更何况中医药理论呢?因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医文化内涵,才是正确解读中医药学的有效途径,也是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必要前提,更是学好中医药专业的关键和突破口。
留学生中医文化的理解障碍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医药学的理论和专业术语中充斥着大量的哲学内涵,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首先面临的就是对中医文化的了解。
对“整体观”内涵的理解障碍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欧美学生,“从小生活在重视分析还原思维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思维习惯与中医理论的直观整体思维没有同构关系”[4],因此当他们看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灵枢•终始》)等内容时,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中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着眼于全局的整体观。至于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虽然本国文化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在这些国家西方医学一直是主导,人们已经熟悉了强调“人体———环境———病因”三者关系的生物医学模式,因而对注重“生物———社会———心理———环境”的中医学整体观同样难以接受。
对模糊性特征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在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比如:“心”从西医解剖学角度看,只是一个实质的脏器。而中医学认为,“心”不但是实质之心,更是神明之心。“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这与西方医学是共通的。然而,心还能控制人的心神,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所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显然让很多习惯了明确概念的留学生大为困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医学大相径庭,并非来自实验,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的结果。因此,与强调精密数据的西医相比,中医学更加注重宏观、整体以及功能的研究,对于微观、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则有所轻视。此外,中医学在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往往以生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主,以形体器官的物质性为辅,即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形态之“器”。因此,“心”一个概念也就有了多种解释,其实,对这些模糊概念的解读也就是对中医理论内涵的理解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接受了西方本体论,已经习惯了恰当判断和严密推理的留学生来说,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些模糊的概念绝非易事。
对中医思维模式的理解障碍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用于由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的概述和说明,也大量见于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推理。中国人善于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易于理解的认知对象。”[5]“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容论》),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医学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中医学将五脏与自然现象进行比照类推,脾在五行中属土,而土在自然界中具有生化、承载和受纳的特点,因此中医学认为,脾的功能主要是运化五谷精微。再如:中医学诊断脉象“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用“规、矩、衡、权”四个具体的事物将四季常脉的脉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然而留学生习惯的是逻辑思维模式,善于描述客观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想象的空间。此外,“援物比类”的事物基本上存在于古代中国,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医文化理解的不足是广大留学生面临的新的学习瓶颈,如何开展中医文化教学,变瓶颈为突破口,是发展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
中医文化教学策略
确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中医药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文化色彩,留学生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因此,改变传统的以中医药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内容引进教学,确立“以文化解读中医”的教学理念,是广大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根本,更是捷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培养留学生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认识中医药,理解中医药,并最终达到以医学来阐释文化的目的。
在预科教育阶段开设中医汉语课程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预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院校所认可。然而,不同于普通汉语进修课程的是,中医院校的留学生预科教育不能仅仅注重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而应该涵盖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在汉语课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医文化的内容,使留学生在接受各种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信息,在潜意识里拉近与中医药学的距离。
在专业学习阶段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医药学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一些中医院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做出了尝试,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对英语国家留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浙江中医学院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课程等。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医专业课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重视中医药经典古籍的文化教育,开设与古代文化哲学、中医药文献学相关的选修课程,尝试从中医知识层面培养留学生的整体观思维,有意识地加强留学生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构建初步的中医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诸多的天人关系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并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各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浸润于传统文化母体的中医，无疑也受到了天人合一观念的洗礼，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医学整体观。中医学除了认为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外，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密切相关，将人与自然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在：其一，天人合气。世界本体为气，气又分为阴阳。“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为阴阳二气而生，人为天地之气而成可见，天地人统一于气，只不过是气演化过程中不同的存在形态而已。其二，天人同构天人不仅在本体上合气，而且在结构方式上同构。“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古代医家视人体为“小天地”、“小宇宙”，与“天地”、“宇宙”相应而同构。凡天地自然所有事物现象，人皆有与之相应的器官、部位与功能；天地自然发生了变化，人的生理功能也随之改变。其三，天人同理天人不仅同气、同构，而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循相同的规律，即“理”。历代医家将阴阳变化之道、五行运行规律、太极之理视为人与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
有了天人合气、同构、同理这一天人合一理论基石，中医学在构建其理论大厦，便从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出发，以气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结构模型，将人体置于天地自然及时空中加以考察，来建立其生理、病理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天人合一、人与气候、季节环境相协调是保证健康的重要前提，人体诸多疾病是由于天人关系失调所致于是，法天则地，顺应自然，成为中医治病养生的一大原则。正如《内经》所言，“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天人合一的医学整体观以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为基础，从宏观整体角度来认识、控制人体，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包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萌芽。它对中医理论范式的奠定和早期中医学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这种整体观所蕴含的气象医学、生态医学时间医学等思想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由于天人合一过分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同一，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差异，缺乏实证研究，用直观臆想的联系取代人与自然真实客观的联系，致使中医理论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和模糊性特征。
2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国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高度统一的集权政治、“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崇古尊经、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折射到中医学，使之表现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黄帝、神农本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却被医家依托并尊为医门圣人。汉末名医张仲景又为后人尊为医门“亚圣”，其著《伤寒》、《金匮》奉为金科玉律。中医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论》时代就己 基本确立几千年来，中医发展缓慢，理论范式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其中缘由固然多种，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了中医研究千年不变的信条。后世医家即使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疾病演变而有所创见，也须从《内经》中找到理论渊源，旁征博引，引以为据，方能为其他医家所接受偶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者则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在历代医家中，金元四大家有所创见，但囿于传统，不敢违圣离经，指摘圣人，始终未超出《内经》框架。吴有性“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胎，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
继承和创新的矛盾始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因。继承是可以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扩大和加深，但不能使科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才能使科学出现新的飞跃。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过于强调继承而遏制了创新。尽管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继承和保存前人的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显然已成了中医发展的桎梏。因此，在强调继承和挖掘中医传统宝库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大力提倡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也即遵循“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原则，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必将给中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征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价值命题渗透到中医学术，形成了中医学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质。早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就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此处之“神”，指的是事物变化难测的功用及规律，属于“形而上”而此处之“形”指可见有形的人体形态、结构，属“形而下”“粗守形，上守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方法论上，“神”比“形”重要，掌握形的只是粗工，掌握神的才是高明的医术。
脏象说可谓是中医理论基础和核心。尽管历代不乏脏器的形态描述，但中医的脏腑机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而得出的，甚至也不需要用这种形态去说明。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医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中医诊断是“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信念，就没有必要功能，便可揣猜出病之所在中医的病因病机也多考察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很少考虑其具体实质形态的改变。“阴平阳秘”是指人体生理功能的稳态而非形态结构的平衡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为中医提供了一种简洁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为中医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留下许多难解之谜如经络、命门、三焦等有无及定位的争论。其实这些概念是功能而非结构概念，不是从结构分析中得出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来“虚设”结构。因此，只有从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入手，才能对这些概念、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和科学地研究。
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从功能出发，采取不打开人体黑箱的方法来认识和控制人体，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手段，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相通之处现代系统论揭示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统一的，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不存在无功能的结构中医方法论过分强调人体功能(神）而忽视结构（形）往往使其功能过于模糊而难以精确把握。通过对结构的了解来把握功能是西医的长处，合理地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等重“形”之长，补中医方法论之不足，形神并重，是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必由之路。
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象与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对认识论范畴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晋时期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对意象关系给予充分论述他认为，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归宿自此，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便上升到了哲学思维方式高度，对传统文化各层面发生着广泛的渗透与影响。
“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思维特色，从中也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传统思维方式作用的烙印中医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的，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可见，这里的象是认识人体的手段、工具，并非人体本质只有经过“忘象”的过程，方能“得意”，从而抓住人体本质之所在.中医临床诊断是以象、言为基础的。问而得言，闻、望、切而得象再经过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正确地辨证如果拘泥于言象本身，易受表象假象迷惑而不得真谛。不难发现，得意忘象思维过程并非通过严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难以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得意”的功夫清代名医周学霆在《三指禅》中有言，“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非一朝一夕可得。它一方面来自长期临床经验的积淀，另一方面得之于对前圣经典的钻砾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古籍医经未能畅达先人之意于是，古时中医读书治学十分强调“心悟”“心法”。依靠语言，而不泥于语言，得意而忘言。
得意而忘象、忘言，追求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境界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它能激发思维主体的想象和灵感，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基于丰富的经验，从宏观整体的联系中来把握人体，能够揭示出单从局部分析难以揭示的人体奥秘但同时它又不以严密的逻辑为前提，缺乏实证分析，所以又具有或然性、模糊性、臆测性等不足。
5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仁者，爱人也”。以仁爱之心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浸浴于儒家文化的中医学，自然带有儒家伦理色彩。“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冲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医学之所以被视为仁术，正是因为医家与儒家在仁爱生民这一点形成共识。
医为仁术，突出了医学的伦理价值，特别强调了医者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修养“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所谓“正己”就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对患者不论贵贱，要一视同仁；清正廉洁，不图利色等。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医学毕竟是一门科学技术，即“术”，医术精良是实现其仁爱救人的重要保证。“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医术虽不是品德，但医家的医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安危，故古代医家把医术精良纳入了医德范围，作为医家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高度概括为“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体现着真正的医是高尚医德与精湛医术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 中医中药；科学；复杂性科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R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5（a）-070-04
面对曾经出现的“取缔中医”、“中医不科学”、“中医伪科学”、“取消中医”等论点，笔者思考如下：
提出上述观点的人，在学术理论上常提出：“中医中药像西医西药那样科学吗？”该问题的指向是：①中医中药是不同于西医西药那样标准化的科学产物；②中医中药是违反了西医西药的标准化配方而生产的非科学化产物；③中医中药无法按照西医西药标准运行，就是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的；④中医中药既然不符合西医西药的科学标准，必然是无法治病的；⑤中医中药既然无法治病就应该被取消。
以上几点，基本上是当前以及近现代一些人对中医中药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西医西药运行的标准角度，对中医中药的质疑是符合其理论基准的。假如我们能够以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全面、理性、完整、深入地分析中医中药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医中药数千年沉积的理论实践经验，或许会令当今社会对中医中药有一种超脱技术层面，超越利益层面，超出时空局限的平静和谐的理解、思考、探求，这本应是人不该割裂、对抗、争斗的一种健康存在，是和谐共生、融通自然生命的宇宙整体观。
1 从史料学架构看中医的生成发展史
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发源，中医药学的源起是基于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存在关系宏观整体认识论的基础。可以说中医药是循着下面的脉络发展的：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关对一般药物的知识和处置手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从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处在一种无思无为的状态，由此，古人发明了导引术，继而发现了气的存在；
由发现气的存在，进而发现了经络的存在；
由对经络的认识以及它与万物宏观的相互关系，中医理论和中药学得以完善。
我们只要以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去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就不会得出中医学不科学的结论。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创立的方法上不同，就不能用西医学创立的方法来对中医学进行生搬硬套。
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存在的关系长期观察认识总结后，尤其是先贤圣哲“仰观天文以察时变，俯察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相合”观的一种生命完整把握与深度悟道之后的自然而然的“中道之医”倡导与实践。在哲学层面，中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过程，观察、体验、实践，再观察、体验、实践，直至整体把握认识的无止境的认知总结、梳理、凝练，指导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
史书中已有“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被中华民族奉为医药始祖的神农氏，通过“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对“医食同源”的概括总结，开创了中医中药回归自然、取法自然、顺应自然的医、理、法、术多维向度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历史成因看中医、中药的历史沿革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尚无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地区，有过像中华民族中医中药那样建立一个完整的、历经数千年累积的文字记录。中医中药学的医学理论体系、药物特、使用方法及用量标准充满哲理，形成完整、严格的中医中药学体系。从史料学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这些对中医中药不负责任地批判的谬误观点。从史料学的架构研究，完全可以找到支撑中医中药这座承载生命、文明巨轮的龙骨精神。
2否定之否定后――在现代维度中、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再认识
在20世纪的末叶，以欧美为代表的高速信息化社会对地球资源的极度开发，能源消耗，高排放之后产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水污染，生物圈污染，人基于社会运行发展压力下的心理、生理产生的应激性反应的身体疾病等严重后果之后，西方的医药学对一系列因人类自行其事而违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疾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产生了诸如滥用抗生素而导致的药源性疾病等问题。据美国政府医疗机构统计，60%的病人的死亡、病情恶化为西药用药不当、西药的多副作用所致。在西药毒副作用下，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手段方法技术，一些病毒、病体呈灾难性变异，如禽流感，病毒性流感，非典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那些统统为现代文明极度无序消费引发的现代病或亚健康疾病，这些已经大大地危害了21世纪人类整体生活的质量、秩序、健康，使社会总体运行成本高升，严重的因个人健康和社会成本加大而出现矛盾与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医发祥地的西方社会纷纷把解决的方式、方法、方案寄托在被污损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中。亚健康态人群的增加，西医药发展中自身的制约，其药性的毒副作用扩大，治疗范围的局限性等，使得历来作为边缘医学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界定和再认识。
以西医药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有49%的疾病西药无法治疗，而对于这些疾病，美国的一些临床专家认为，中医针灸治疗较现代医学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美国加州大学E.L.Way 教授曾说：“中国医药学的整体观是现代医学必须学习的内容。”为了满足病患的需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92年设立了非常规医学办公室(OAM)，主要负责对各种传统医学进行评估（包括针灸、推拿、气功、中药），逐步确立非常规医学（包括中医药等）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中医药在欧洲的形势比较乐观，捷克专家索拉说:“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医疗曾在原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风行一时。今天，中医早已跨越更多的国界，在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进入高层次的医学管理领域。”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中医大学，总部设在法国，西欧各国设立分部，学制五年。200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透露，中法将签署传统医药合作协议。这就预示着中国与欧洲在中医药上的合作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面积3 020 km2的非洲是世界第三大洲，人口达7亿以上，1960年以来，在许多国家活跃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中医药在非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统计，在澳洲，接受中医治疗的2/3是女性，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的人以英语为母语，44%是初患风湿性疾病和神经性疾病，75%以上是有3个月以上病程而来就诊的。
综上所述，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用中医药治病。
3对立统一规律――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维中孕育的复杂巨系统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钱学森老前辈在系统科学上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指：①子系统种类非常多，并且有层次性；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表现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等方面；③系统与周围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看似紊乱而实际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哈肯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决定性的参量。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变相理论中“序参量”的概念。该概念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
钱老认为，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以及人和整个宇宙环境的关系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从结构上看，有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四个层次，由器官组成的人体的子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与生殖系统，这些子系统从新陈代谢、兴奋性和生殖等生理功能上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人还和他周围的环境人和人、人和社会（尤其是人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人和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难得可贵的是数千年前的医哲、圣贤，在他们的实践宝典《黄帝内经》书中，处处涉及了天、地、人，这些无量开放交织的复杂巨系统，集成了世界文明史硕果仅存的中医，是现今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巨系统的真实写照。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表现在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的一套抽象概念获得惊人成就时，哲学的功绩往往会被完全掩盖下去。这正是18世纪发生的情形。当时的哲学家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们是批头脑清晰、思想敏捷的天才。他们把17世纪的一些科学抽象概念用来分析广漠无边的宇宙。在当时极感兴趣的那一类观念中，他们所获得的胜利是极其辉煌的。凡是不合他们那套体系的东西都一概置之不理，加以嘲笑，或表示不信任。他们极恨哥特式建筑，这就表明他们对模糊不清的透视是不表同情的。那时是理性的世纪，是健康、豪迈、纯正的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但那理性却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性。”
持怀疑态度人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础，怀特海一语十分形象地对那批似曾科学概念、权威加身的才者提出理性的质疑。面对广漠无边的宇宙、生命、存在，复杂的巨系统，某些“科学斗士”一家之谈，是无法真实、完整地认知中医中药浩繁、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多向度、多维度的信息域相关性及其趋向性。假如只用“科学与不科学”的概念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生命、生命与中医、中医与文明中划出一条界线，是偏颇的，恰如怀特海批判的“用一只眼睛透视理性，视野缺乏深度”。
中医中药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正是从她生成的那天起，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其实践理论、生命全部。中医中药以阴与阳的对立统一的客观整体方法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医中药辨与诊，热与寒，内与外，上与下，气与血，五脏与六腑，经络与穴位，春夏与秋冬，健康与疾病，天与地与人等一切存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正负相关的复杂性关系中，直接抓住对立与统一关系的因与果关系。令人深思的是：中医中药在认识上述诸关系的过程中，完整地解析、把握这些对立统一规律关系，每一步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深刻程度是在每个环节及每一步过渡过程中完整、准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外联系作用，进而达到全面掌控对生命、健康、疾病与自然、生物圈、宇宙整体信息域相关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作用下的发展趋向及规律的目的。
4 矛盾与矛盾的关系――认识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黄帝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的观点。
阴阳的思想反映的是对立平衡法则，五行的思想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也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中医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对立统一，互为互动，周行不殆的生命认识精神来构建它的理论体系的。《黄帝外经》对阴阳五行有了进一步的解释：“阴阳不同也。天之阴阳，地之阴阳，人身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何以探之哉？岐伯曰：知其原亦何异哉。伯高曰：请显言其原。岐伯曰：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生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逆之至者，顺之至也。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顺而逆之也？岐伯曰：五行之顺，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成之也。伯高曰：余知之矣，阴中有阳，杀之内以求生乎？阳中有阴，生之内以出死乎？余与帝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人们习惯认为“五行”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先贤的思想家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五行”以五类无形生发、转化、运转、相互关系的事物与物之间的发展运行规律。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黄帝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络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范式不是说以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及其结构内容外沿状态，来描述代表认知自然存在与人的关系，而是以“五行”的物化条件为升发、起始、变化、运行的向度关系解释认知、自然、宇宙、天、地、人物化及思维向度、思维元升发转启关联，正负相关关系。在这些信息、能量、物质、相关的复杂性的系统关联与运动产生后，信息与信息域的运动的对立统一形式，及其运动中的相互作用产生、形成那些自然而然的联系，多维向度的复杂性无量变化的运动与平衡的巨系统。木、火、土、金、水在哲学的范式中已经不是五种定式成分的单向度静止的物质。在活化的宇宙整体运演空间、时间域中，是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趋向，是自然与生命及其宇宙运行规律内在的一种有序与混沌相交叉的联系、运动的态势，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多维度复杂性系统的代表或说是总称。由木、火、土、金、水所演释运行出的维度趋向形成了个体与系统间的变化体系，而变化体系与变化体系间进而演释成了子系统的存在。而在二个以上的变化运动向度的子系统与新的子系统正负相关的关系建立生成后，必然又生成多维度的母系统。母系统出现后，新的平衡态势生成，平衡态势并非静止的、单一的时空模型。当新的平衡态势出现后即表明新的运动及运动的趋向生成。由此多维度的系统中的运动方向、方法进而沿着巨系统的复杂性趋势运动。这种有特殊、往复、交叉、变化的结构构成了系统运动向度，其系统的运动向度必然有新的纬度、空间、时间的运行规律、方向、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形象化思维提出“木、火、土、金、水”的具象物化概念，无非是先贤圣哲藉此将客观整体思想与微观抽象思维相互交织启承，说明在存在中、在自然界中、在宇宙中，信息与能量与物质的关系。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已非我们所知中的具象物化物质，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演化及层级运行范式。木、火、土、金、水分别以东南西北中的空间方位，在阴阳互变的总体规律，实质公转与自转作用主导下，木、火、土、金、水的方位进行多层级数，多极变的运动。这种自恰与公恰的运动过程，总会有着时间流、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原始态及后天态的运动作用力运动趋向。派生成又一新层级的运动。公恰与自恰，达到多维度平衡。当平衡态出现时并不意味着“阴阳五行”复杂巨系统消失和静止，我们只能把这种平衡态作为另一次运动的起点，或另一层级运动的初端，如此往复无穷。
在当今科学技术手段尚无法解释、认知的复杂性巨系统架构，在复杂性的理论、方法论尚未形成完整、严格的在哲学架构上的方法论体系时，对“阴阳五行”学说乃至它的完整对宇宙与存在关系的描述、解释，提出任何不负责任的毫无方法论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都是偏颇和不负责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耐人寻味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一些人依靠现有的技术、知识、认识限度加以攻击的，也正因为如此，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伟大的价值。
5 从人类文化、科学、存在价值认知中医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离开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发展的，特别是那形而上学的精神及其根本的价值观念、理想和信念，是支配他们生存活动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整个价值力量的来源于整个生命精神的所在。”L．比尼恩站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立场，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具有东方哲理价值观的精神价值观。之所以引用一位英籍研究者的话，是因为在“取消中医”的论调中，多数认同者均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西方理论研究，西医学研究为专长的才俊。
一位默默耕耘的研究者、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在《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中，对科学技术人类存在有着深刻、独立、超脱的学术见树：“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科学认识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它的成果――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科学理论，不论怎样成功，也只能是相对完成的体系。这就决定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是在实践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一个新的理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确立：第一，新理论一定要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二，新理论必须在认识的深刻性和量的精确性方面大大优于旧理论，换言之，新理论应以更普遍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旧理论得到确认的领域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特例或极限形式；第三，新理论必须能预见旧理论无法预见的自然现象。”
“如果科技水平的进步不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进展同时推进，那么由于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大的建设能力的同时，也拥有越来越大的破坏能力，个别狂人的发疯行为也就会导致毁掉一个国家，甚至毁掉人类。科技社会是积蓄了巨大能力的社会，人类必须习惯于、适应于这种崭新的巨大能力，因此，他们永远不能放弃对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求。”
6将来的维度――中医药的发展愿景
在中国哲学方法论指导下产生、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创建的“辨证论治”方法，运用特殊的概念和特殊推断方法，构成了一个自恰的，可以演绎的类公理体系，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复杂的巨系统科学。
中医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对于生命的认识。中医的存亡也涉及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复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中医中药的诞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医中药对生命、宇宙、存在以及存在间的完整、系统、准确把握和认识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
李约瑟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教授认为：以往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一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就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须前提。推理二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阻碍因素”。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横竖都有理的论证方式，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席文教授的客观观点基于西方及自认为绝学西方文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内容的评判见地，应该说是中观的。
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高位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有过一次堪称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理念的梳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充满深情和智慧地说：“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在“中医中药是否科学……取消中医中药”的热辩中，温总理的话能否给我辈一种深深的启迪？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人应责无旁贷地交出自己的答卷――为了学术、为了祖先、为了历史、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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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盲目遵从大家，创新意识薄弱，西方医学教育色彩过重等弊端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邓阿本德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反对科学教条主义、科学霸权主义以及反对一元主义方法论，进而倡导科学认识工具的无限自由、批判理性思维等核心思想，时中医药教育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一1994年)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集大成者之一，与另外三位科学哲学家一波普尔、库恩、阿卡托斯并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四杰”。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是其理论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语言描述就是"Angthing Goes"，即“怎么都行”。面对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出现的一系列弊端，结合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一主要理论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手段改进中医药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1费耶阿本德多元主义方法论核心内涵
非理性批判。多元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一种理性反思，故费耶阿本德也以理性者自称。尽管费耶阿本德批判理性思维，主张用非理性思维来对待科学，但其批判的整个过程又显然是理性的。而他对于理性的一元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却是非理性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最好体现。
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费耶阿本德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普适的超越特定语境的定义、标准、理论来为世间万物奠定基础。至少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定统一标准，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费耶阿本德却认为只要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任何方法和尝试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因此，他说，“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
文化需要存在差异性。费耶阿本德承认“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理由能使人们宁愿选择科学与西方理性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传统，事实上，很难设想类似的理由是什么……所有文化都有它们各自喜欢的‘客观’理由。对于文化的选择，人们应该有其自由，而不应该用各种理由来规制人们的权利。
教育应该倡导自由和宽容。费耶阿本德看来，个人的快乐和发展一直以来并最终将是可能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不是否定历史演化而成的现存价值观，而是排斥用现存或是立足于固定语境下的价值来批评否定另外语境下的价值观。自由社会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包括科学知识。所以不应当用权威的科学来教育人们，而这样使得人们丧失了本应该可以改变自己思想、行为等的机会。
2多元主义方法论对中医药教育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多元层次化的就医格局也日渐形成，而中医药成长发展的根基—中医药教育，尚未形成开放、自信、包容的思维框架。在全球多元化的进程中，中医药教育有必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以创新的理念指导，新颖的教学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主义方法论为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用非理性批判的眼光确立中医药发展的自信心。一个巨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医药教育整个过程，即中医是否科学。一直以来，中医药从业者和师生们被冠以“经验医学者”的角色。这不仅影响到了中医药教师的教学热情，对中医药受教者来说也产生一定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就业上遭受的“歧视”，因而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用费耶阿本德的批判理性一元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教师和学生一定的启迪。由于费耶阿本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此患有残疾的缘故，此后曾亲身体验到传统医学的魅力，费耶阿本德对此总结评论说，“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有不止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人们有西方的科学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所以在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培养上，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教师和学生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自信才是创新的基础。
提倡质疑的精神。教育的创新有渐进创新、结构创新和突破创新。通过医学的客观经验总结到对权威的质疑最后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一系列的过程涵盖了整个三种教育创新。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来看，尊师重教的理念纵向贯穿了整个民族教育，当然也包括中医药教育，而这又导致了中医药创新意识的发展显得非常缓慢。对先人及大家的盲目遵从，使得中医药的实践要求与理论无法很好的匹配。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科学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中专家学者也应该没有特殊的话语权，“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从这点来说，对权威的质疑会极大的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中医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弟子。张元素在《内经》《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弟子李东垣则发展了张元素的学说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创“阴证论”;罗天益则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这一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质疑精神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最好途径。
中医药的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医学的发展更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两者和谐共生。创新的观点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捕捉，文化生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性，用“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医学才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古代使用虎骨、野生羚羊角等野生中药材是合法的，但是在当今生态系统弱化的情况下，使用野生中药材显然不太现实，因而利用药物化学技术制造生物活性相同或相仿的药材便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再者一个例子，中医流派中有一个“火神派”，其核心理念是用附子、干姜等烈药“洞明阴阳之理”。火神派发端于川蜀，用药适应了当地人的体质，但是在江南或是其他地区，由于不适应当地环境和群众体质，疗效没有在川蜀地区显著，然而也不能由此断定火神派的理论错误。中医药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上，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差异性也正是培育中医药教育创新意识的方法。 中医药教育应该因才施教。疗效是检验医学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医药的教育更应该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教育走高质量的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统一化、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已经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而中医药教育又是中医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自由社会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亦即有了平等的选择权。专家和权威的话语只能是作为参考，因此对学生进行因才施教，切实尊重学生的选择，正确引导学生的中医药价值观也是中医药教育的创新之处。
3差异化引导教学培育创新意识
哲学是一个认识工具，它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新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哲学又是培养创新意识的思维导向。通过多元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支撑，对比中医药教育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实行差异化引导的教学模式对中医药教育整体改善将有促进作用。
中西医理论教学需要交叉整合。当前中医药院校面临的尴尬境况是中医不中，逐渐沦落为二流的西医院校，集中表现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接受西医理论课时明显多于中医理论课时。多元主义方法论看来，用一种思维方式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医学问题，那么多种医学思维的有效整合才能避免医学上的短板理论。常用药安宫牛黄丸中有一味清热解毒的君药—牛黄，古人所著的辨证用药理论基础《温病条辨》中用的都是天然牛黄，然而天然牛黄少之又少，不能满足现代市的需求，因此现代多采用了人工牛黄加以制造，而人工牛黄在效用上显然不能十分准确地匹配天然牛黄。那么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就应当通过西方医学的还原论观点，对比总结用量一疗效之间的规律，找出符合现代特征的用药量。中医教育要回归其本质，并不是说要全盘中化，否定西医的优点。正确的做法是合理设置课程，以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为辅。中医药传统理论教学以古籍经典为主，西医理论教学以实用性为首要原则，以此来体现中医药教育兼容并包的系统医学理念而又有差异化的策略。
公共课程教学与开放式教学有机结合。规模化的教育有助于从数量上培养中医药技术人员，却无法很好地保证质量上的优质性。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又需要在发散后形成收敛性的思维意识。在发散过程中能提出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质疑问题，总结规律后收敛成独特的技能和理论。公共课程的教学应该多注重灌输体现中医药价值导向的理论特别是中医药人文精神的培养，以集中授课的形式展开，奠定一定程度的中医药基础知识，形成发散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鉴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形式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以此形成批判教条主义一元方法的收敛性思维，契合多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的曲线知识结构。
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中医药教育的另一遭人垢病之处就是理论教育无法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多元主义方法论观点看来，只要是能够对认识客观事物有好处的方法都应该被加以应用。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最直接的体现，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故而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的首要性，以实践总结理论，深化理论教学在中医药教育中应当被一以贯之的执行。具体教学中，临床实践教学时间需要增加，理论教学应当以实用和简洁的方式为实践教学服务;探索本科导师制、研究生教学师承制的可行性;临床实践学分要求需要被提高;鼓励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出版文章、著作，形成有价值的理论体系，由此用具有时效性的理论反哺理论教学滞后的弱点。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要求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自然科学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摆脱了神与宗教的桎梏,亦同时走出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深宫。作为一支独立社会实践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已融入社会,融入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之中。科学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生活。当然,社会、整个人类生活也离不开科学。科学不仅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肯定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无论是从其自身发展,从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需要看,都要求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在科学界,在学术领域,一种类似14世纪开始的寻求人文精神、回归人类的思潮正在兴起。对于这种我称之为新的文艺复兴思潮,一些关注科学发展的思想家早就察觉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其1929年出版的《科学史》中就这样写到:“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
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自16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分离。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科学。科学只能沿着实证的方法,只能沿着排除哲学,沿着排除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实践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就科学的自身存在发展而言,“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去研究希腊文,不但是为了语言和文学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自然界的最好不过的知识。”这种最好不过的知识,显然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就是对辩证思维的需求。其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双向的。它既起源于巫师、僧侣或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辩,也起源于工匠的实践。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科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科学如果没有哲学思辩,没有人文社会精神的孕育,经验永远只能是经验,而不能成为科学。今天科学尽管已突飞猛进,但仍离不开这两个源头。
赋与当代科学以更多的发展是十分需要的。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同时又是经验的。“只有当理性思维应用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目的—即对于我们的几种感官,或对于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加以改进发展的感官来说,是可以达到的客体时,科学才存在。”当代科学领域人文主义的复兴有更深刻的原因。当今的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同时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源泉。由于我们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会,科学对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能够接纳愈来愈强大的科学吗?科学之于社会与人类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吗?科学在何种范围内才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祸害人类社会呢?诸如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遗传工程,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在何种界限内才能造福于人类呢?这就要求科学从最初源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兴起而最终回到人类利益这一基点上来。英国著名的科学家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要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
另一位科学史作家萨尔顿也曾发出呼吁,要求科学人道化。他说:“要想使科学研究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敬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思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精神有关的。”“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同人文科学截然相反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于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单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的价值了,无论从纯科学技术观点看其价值有多大。
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危及文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这就要求科学始终不背离人道,不背离社会公众的利益,和人文社会相伴相依,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如果说,14、15世纪文艺复兴思潮的要点在于使科学从宗教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特点,在于要求科学在其发展中克服单纯技术主义的倾向,实现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与社会。当然,当代科学要求人文思想的复归,应当是区分那种旧的、几乎与宗教混为一体的人文主义。从历史上看,一些人文主义者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反对科学创新的事例也不罕见,如历史上曾发生的反对尸体解剖,反对堕胎,反对人体实验等,都曾使医学进步严重受阻。今天科学要求人文的复归,是基于限制科学负面影响的人文复归。在当今科学领域,也的确存在着旧人文主义对科学进步的干扰。诸如无条件的动物保护主义,视任何科学发现为灾难……,无疑对科学、对社会都是无积极意义可言的。科学应当摆脱那种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干扰,寻求与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为科学自身,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二、人文社会医学兴起的背景
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也走过了依赖实验、排斥哲学与人文学的影响、坚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漫长路程。但是,尽管如此,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自那时以来,关于医学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对医学的影响与控制,人们的认识愈来愈明确和坚定了。例如,曾经影响和指导过医学发展一百余年的“特异性病因说”,在新的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麻烦。在许多研究课题面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能找到某种特异病因吗?由巴斯德、科赫创立的微生物学,为特异性病因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曾创造过医学的辉煌,但这种“特异性病因说”在寻求疾病控制时,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的、心理等方面对疾病的影响。
“它掩盖了医学上至关紧要的左右手:肉体紊乱或社会剥夺的术语解释疾病与健康的恶化”,因而“特异性病因说继续在引向我们走向错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教授GL•恩格尔于70年代末提出需要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指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型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解释,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补充。对医学所持这种观点的批判性认识,我国一些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也曾发表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早期任中国医科院院长的黄家驷教授就曾说过:“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
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在一次会议上曾对医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对于临床,可否理解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自然过程,临床当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离开了社会就会不存在。而且,临床是两重意义的自然过程,它与开矿不同,开矿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矿体是自然的。对临床来说,不仅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当然,医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仍在于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人类健康,问题在于人是社会的人,疾病与健康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因而医学在使用技术为健康和治疗疾病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并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不能不主要依赖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调控,这就给人文社会医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阵地。医学不仅是智力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深刻而明显的文化标记;医学不仅是一门依靠自身不断完善发展的知识,而且总是不断吸收其它科学成就,总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知识与技术、技艺结合的综合体系;医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和科学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种以庞大专业队伍为骨架的社会职业组织。医学的这些本质特征,奠定了它的人文社会学的基础。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医学加速了其人文社会学的复归,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人文社会医学学科,是由以下一些背景因素相互促进的。
第一,医学已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对社会注入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医学早已不是古代单个医生面对病人的最初组织形态,也不是中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治疗所、安息所和教会医院。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已注入到工厂、学校、研究所和每一个社区,医疗保健支出已成为各国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发生重要影响,因而加强了医学的社会性,其人文社会色彩更加突出了。
第二,由于医疗高技术的应用及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广泛。当代医学的新成就,使医疗技术的应用大大超过了传统医学单纯治疗的范围,且不断扩大新的领域,因而提出了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考虑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单纯的医学视野的考虑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当代生殖技术可以完全改变多少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殖方式。当代的生殖技术,可以控制性别,可以人工授精,可以由别人代生,可用试管培育受精卵,可以男性怀胎,可以改变性别。如此等等的取舍,都必须从各国社会情况、道德是非、文化传统多方面考虑。再如器官移植,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也因社会道德文化的差异引起各国公众长久不息的争论与焦虑不安。在这些方面,医学简直成了人文社会医学了。
第三,由于人口结构、疾病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长,必然导致医学对人文社会因素的关注和人文社会因素在对健康疾病作用比重的增长。人们要求回答:社会、人文、环境、心理、乃至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构成人类健康的潜在因素。人文社会医学的出现与成熟,实际上开辟了人们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新途径,是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由于大量科学技术物质手段渗入医学,导致了医学的非人格化和医患关系的物化,引起了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要求医学回归人、恢复“医乃仁术”的呼声日益增高。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关心人为最高宗旨。希腊医学的先驱者希波克拉底早就说过: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但是,自拉美利特把人看成机器以来,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现代医学面前,人是肉体的物质,人是CT图像,人是基因……,因而医学日益失去了昔日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了。只要回想起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在医生冷冰冰面孔前不断奔波于各种检测科室时,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医学日益失去人性的图景。但是,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情绪、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应当说,医学发展面临的背景因素,和整个当代自主科学面临的背景一样,只不过因为医学与人文社会因素的血肉关系而使这个问题更为引人注目。
三、关于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
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历史责任,就要反映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医学理论和技术所包含的主客观因素的文化的交流沉积的思想史与“外部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从而丰富与完善医学,丰富与充实文化,形成医学的文化定位,哺育医学和医学科学工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影响,复归“医乃仁术”的本来面目,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具体地说,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责任,就是要提醒医学始终坚持正确的目的,使医学永远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类健康。自15、16世纪以来,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存在一种纯自然科学与技术主义的思想。他们为科学存在而辩护的理由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发现与发明。这种观点在医学中的反映,就是只承认技术,就是只重视技术,把寻求技术发现和发明当作医学的最高目标。因而忽视了人,忽视了医学技术必须紧紧盯注人类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这一点,在当代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和重要。人文社会医学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使医学回归人类,回归人道主义的基点。其次,人文社会医学应当为完善医学、建立一门完满的医学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主要仍是生物因素方面,而对社会、心理、行为、环境等因素之于疾病与健康的作用方面,知之甚少。例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人的机体健康?社会、心理、环境与生物因素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如何通过社会、心理方面去促进健康?如此等等,尽管有过一些调查与观察,但总的说来,仍处于盲目和知之甚少的状况。以文化与疾病、健康的关系为例,人们大致观察到文化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但理论地说明它,以及实际运用文化手段去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更是摸不着头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生物因素致病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发展人文社会医学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最能说明当代医学的不完满性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的医学家为了制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费尽了心机,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在全世界的发病仍呈上升趋势,心脑血管患者往往处于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环之中,原因安在?就在于我们用对待生物因素致病的办法对付主要由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致病的疾病。
另一是误诊率高居不下的事实。尽管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检测设备,但临床误诊率并未因此回落。据刘振华、陈晓红主编的《误诊学》提供的资料,生前误诊率迄今为止仍在30%左右。李甘地统计华西医科大学1952-1987年6665例尸体解剖资料,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不符合者占31%。最低者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为什么会发生检测手段愈来愈先进而误诊率并不因此下降的矛盾?原因要归结为生物医学观点的缺陷。据杜治政对我国四种医学期刊报道的776例误诊个案报告的统计分析,主要由于病史采集不当致误诊的116例(占15%),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当致误诊的282例(占36%),主要由于责任心不强致误诊的127例(占16%),业务知识与经验不足致误诊的251例(占33%)。其中思想方法不当表现为主观臆断,迷信仪器,思路狭窄等十个方面。可见,加强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以完善当代医学的重要性。第三,人文社会医学应当充担从总体上研究医学,探索医学发展规律,评价医学进展的角色。医学自诞生以来,几经形态变换,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展示了自身的特有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医学只顾前进与开辟,而缺乏对自身的回顾与思索。当医学以各种不同专科前进的时候,企图对总体进行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时至今日,当医学发展相互交错,且愈来愈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时,医学应当走向何处?应当如何引导医学发展?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此等等,不仅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关心,也为社会广大公众关注。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担起这副重担。医学在其万箭齐发的今天,展示了一幅辉煌的灿烂图景。显然,在如此庞杂的探索中,并不都是需要的和能够成功的,也不可能都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也不都是值得耗费资源的。这就需要批评和评论。医学的评论与批评,和文艺批评一样,将成为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贝尔纳曾正确指出:要“支持科学评论家的职业活动,赋与他们以类似文艺评论家的职责,使其负起发掘根本因素和进行评论分析的创造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