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税[2007]61号文的主要规定与应关注的问题
1、适用范围：
1）适用企业：该文的日期2007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是2007年3月16日，由于财税[2007]61号的发文日期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因此财税[2007]61号适用企业范围是内外资企业，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针对内资企业适用。
2）搬迁补偿范围：一是搬迁企业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二是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但无论是何种情形，搬迁的原因都必须是“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这也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的重要内容。否则，搬迁企业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依照本文件进行税务处理，而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处理方法执行，即：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务中，“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因没有明确定义，所以“政策性搬迁收入”的界定还有一些模糊之处。如果能符合此条件，所谓的“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比较容易满足。
2、涉税处理原则：
1）搬迁后的企业注销的规定
搬迁企业没有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因搬迁而注销，其搬迁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后的企业重建的规定
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因转换生产经营方向等原因，没有用上述搬迁收入进行重置固定资产或技术改造，而将搬迁收入用于购置其他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的，可在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中将相关成本扣除，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搬迁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可以购买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扣减补偿收入至零或负数，然后再对外出售该固定资产，按照上述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达到规避或者叫逃避所得税的目的。实际上是双重扣税，这是政策性搬迁收入与非政策性搬迁收入的截然不同点；另外，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如果搬迁收入是政策性搬迁收入，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可以递延至第六年；
二、搬迁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的账务处理：
根据[2005]123号文的规定，搬迁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属于搬迁补偿款范畴）时应记入“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参考2006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专项应付款》相关规定，搬迁企业重置固定资产时，其支付的价款不需要核销“专项应付款”，，这样税务和会计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
企业在五年期内完成规划搬迁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1）“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借”方余额，在完成规划搬迁年度，结转到“管理费用”。
2）“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贷”方余额，则作如下财务处理：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贷：资本公积”。在税务处理上将上述余额与重置相类似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价值比较，如有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申报表“其他纳税调增项目”反映，如无余额则不作税务处理。
三、迁补偿款的其他税种涉税处理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务处理规定
对于企业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是否要交纳营业税，目前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旧城拆迁改造有关营业税问题的批复》（粤地税函「1999295号）规定，“为了支持城市改造建设，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凡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国土局及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公告，限期拆（搬）迁的地（路）段的，被拆迁户取得的拆迁补偿收入（包括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暂不征收营业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拆迁补偿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闽地税发[2004]63号规定，“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因拆迁取得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或补偿安置的房屋，除下列两种情况外，均应征收营业税。1、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暂免征收营业税。2、被拆迁个人因自用普通住房拆迁，所取得的补偿费或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房屋等面积产权调换，暂免征收营业税。”
结合上述文件，可知，搬迁企业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免收营业税；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
2、土地增值税税务处理规定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土地增值税宣传提纲》的相关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因城市市政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而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规定，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此类情况下的免征应以原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的批文为准。如果尚未收到批文，则应视同房地产出售或转让，计提应交土地增值税。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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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融资；税收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都占较大比重。中小企业不仅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旺盛的创新活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
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与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却暴露出明显的弱势。由于遭遇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和从紧货币政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困难。据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上半年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融资难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先天性问题。在各种融资方式中，银行信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由于中小企业有天生的劣势，即一方面，中小企业尽管有些资产总额较大，但负债率高，因此企业拥有处置权利的自有资产少；另一方面，企业拥有的资产往往不符合银行对变现能力、保值能力的偏好，抵押率不高，所以。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通常不愿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按照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及近期提高纺织业等企业的出口退税税率。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企业感到税负较重，而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的贡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府应该施展组合拳：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及其解决途径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成分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但融资难已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能源、粮食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成本支出，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小企业资金越发困难。尤其是目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的势头，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胚，就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融资一般是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完成的：一是直接融资，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企业股票上市等形式；二是间接融资，即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三是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企业向个人借贷；四是政府设立基金直接扶植。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
1我国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银行和证券市场。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和证券市场。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公司债发行的准人障碍，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由于我国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完备法律保护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影响创业投资的退出，中小企业也难以通过股权融资。我国还没有专门对中小企业的政策银行。
2银行信贷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以后，在信贷管理中推行的授权授信制度，以及资信评估制度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制定的，使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的意愿得以强化，而且近两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具有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等特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在商业银行尚未将盈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经营目标的前提下。这就影响了银行的贷款积极性。
3民间融资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中小企业缺乏自有资金，为求得发展，这类企业往往只能从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寻求资金。主要渠道就是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企业向个人借贷。但民间借贷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直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
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必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现阶段，应采取积极措施，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1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由于在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因此，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未建立是造成融资难的原因之一。中小企业自身应提高其信用度，构建融资信誉。中小企业为取得融资信誉，必须比一些大中企业多付出成本，即可称为信誉成本，为取得银行的金融支持而做好自身的努力。
2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运用必要的政策扶持，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一批经营业绩突出、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担保机构，加快组建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目前，我国的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还比较单一，几乎都是由政策出资建立的，担保机构也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化。担保基金应当逐步扩大到由民间筹集；担保机构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
3解决间接融资问题的关键是银行。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复杂，手续繁琐，贷款门槛高，与中小企业贷款“短、小、急、频、快”的特点相矛盾。在现行金融体系中，多数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服务范围、服务品种难以满足中小企业需要。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信用水平低或尚未建立起信用、可抵押资产少、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需求数量少但频率高等问题，银行部门不敢轻易放款，贷款条件也相当严格。因此，金融机构要及时整合现有资源，针对中小企业资金运作的特点，建立有别于其他法人客户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处理流程，简化业务处理流程，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合理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各商业银行要积极为中小企业(包括国有中小企业、城镇集中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等)提供贷款服务，各家商业银行要设立小型企业信贷部；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要把主要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各种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单位的发展。
4建立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国家对高新科技发展十分重视，并逐步扩大此项基金。加之对高新科技企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将会更快地促进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
5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资金市场，适时推出创业板。在金融政策上，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应享受一系列政策优惠。对中小企业创业和创新的小额贷款，政府应提供财政资金给予支持，并逐步完善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
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措施
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杂，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投资规模小，资金人员少，竞争力、抗风险度差，个别企业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往往重经营、重效益，忽视对企业财务的重视程度，忽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运用。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种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补贴，即财政贴息的方式，另外一种是通过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投资中小企业。
近年来，财政部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六项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
中央政府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施展组合拳，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措施。逐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中央财政自2006年起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开展，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损失补偿机制。财政部相关统计显示，2006～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2.38亿元，支持了266家担保机构。2006年开展的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总额约700亿元，占全国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总额的22％。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88亿元支持的188家担保机构，约占全国担保机构总户数的5％。
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此外，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其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
财税政策对担保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增强了担保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地激励了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的积极性，促进了担保行业的规范发展。同时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及时的。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有一些减免税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政策、福利企业政策、乡镇企业政策、新办企业政策、技术企业政策、贫困地区政策、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再就业的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虽然不都是专为中小企业制定的，但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较零散，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现行的税收政策在实际上还存在对中小企业不公平的问题。
四、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
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远非自身努力所能解决，任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只能使中小企业的劣势地位更加不利。鉴于中小企业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及在就业、创新和结构转换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亟需建立和健全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制度建设。
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重大，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足，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倾斜不够，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税收优惠的目标不明确、针对性不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有按所有制性质和经济性质制定的，也有按地区制定的，还有按产业导向制定的，但没有从中小企业本身的特殊性考虑，对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
2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层次不高，稳定性差且内容零散。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在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政策，在各种税的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里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很少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随时下达的系统性、完整性较差。
3中小企业的负担偏重。中小企业大都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相对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而言，其税负仍偏高，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就企业所得税而言，由于中小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少和经济效益低，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更显得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重。而且外资企业和内资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明显存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过少，费用列支标准过严，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规定过死等问题。在税收征管方面，有些基层税务部门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账簿，不管其财务会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人为扩大“核定征收”的范围。在正常的税收负担之外，中小企业的“费负”过重已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财政在难以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这无疑增添了企业发展的困难。
4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税收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我国税收优惠的主要形式是减免税和优惠税率，其他形式较少。实行的基本上是直接优惠，间接优惠较少。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也有限。五、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研究
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确保财政收支稳定、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决定中小企业的发展理应成为政府支持的重点。但中小企业仅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对中小企业加以政策扶持以促进其发展，而其中最有效、最直接的是税收政策。因此，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优惠是世界各国扶持和保护其发展的通常做法。我国目前虽然有一些对中小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但扶持力度不足，范围较窄，也不够规范化和系统化。因此，建立我国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乃是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应做以下改革和完善：
第一，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保护法规、政策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与大企业相比的弱者地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植。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发展中小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务院决定自09年1月1日在我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是在企业计算应缴增值税时，允许扣除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
增值税条例主要作了五个方面的修订：一是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二是为堵塞因转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税收漏洞，规定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自用消费品所含的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三是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6％降为3％；四是补充了有关农产品和运输费用扣除率、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资格认定等规定，取消了已不再执行的对来料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所需进口设备的免税规定；五是为方便纳税人纳税申报，将纳税申报期限从10日延长至15日。经测算，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中小企业也要抓住增值税转型这个时机。提高设备技术含量，提升产品档次。
第二。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加强所得税征管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于2008年1月1日同步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税制的进一步完善，为各类企业创造了新形势下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两税合并之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从33％降到了25％。2008年是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第一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2007年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税合计96749359万元，2008年前3季度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收人为102731232万元。但由于企业所得税实施汇算预缴，税负下降的好处要到2009年二季度初才能显示出来。
从减轻企业负担的角度来看，应改为由一个税务部门统一征管，避免国地税交叉管理造成职责不清、征管不统一、税负不公平、漏征漏管现象。着力解决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要切实制定简捷高效的办税程序，公开办税规程，实行所得税专业化管理，严格做好按季申报、按季征收等日常性征管工作，把日常管理和汇算清缴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人员精干、管理科学、效益明显的目的。尽快开发、推出所得税新型征管软件，使管理人员尽快从繁琐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以减轻征管力量不足的压力。充分发挥纳税评估作用。
第三，要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给予特殊的税收扶持，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如对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购置允许实行加速折旧和特别折旧办法。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对极富创新精神而又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无疑能极大地激发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政府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为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企业创造—个宽松的税收环境。对于特别小的企业的科技投入，给予更深层次的优惠措施。此外，对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经费方面的支出，引进科技人才方面的支出也可适当给予税收优惠。
对急需发展和需要扶持的产业、行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鼓励和照顾。这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例如，通过对科技、教育、社会福利、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产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降低其税收负担，可以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类领域，从而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四。加强国、地税间的协作，建立税收信息传递制度。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交叉和不统一问题，国税和地税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所得税征管范围界定、政策执行及税基管理等问题，以沟通配合，交流有关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分歧。对按规定划分的征管范围，国税局、地税局不得争抢或推诿，要按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既要防止出现漏征漏管户，也要防止出现国税局、地税局两家重征重管，给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国、地两家要讲团结、讲大局，本着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沟通协商的精神，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解决，沟通协商不一致的，要向上级税务机关请示。同时，在执行所得税政策上。国税局、地税局要多通气、多协调，尽量取得一致意见。一是国税、地税在计算机未联网的情况下，要相互及时传递有关征管、稽查、会计等相关资料，作为双方征管税收的依据和参考。二是地税与工商部门要及时沟通联系，互通情况，按月交流新登记企业信息，以把好所得税征管范围的源头关。
第五，要加强税收管理，增强服务功能。要改变按企业性质和规模分别征管的做法，实行统一管理，尤其是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上，税法把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据有关部门测算，许多地区的一般纳税人税负小于小规模纳税人，这就大大加剧了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在税负上的不公平，剥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只要企业会计制度健全，可准确核算增值税纳税额，均应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为了加强税收管理，利用我国现有的税务机构及税务人员，帮助中小企业建账建制，加强财务和会计核算管理，实施财务、会计、税法培训，同时协助税务部门做好税收宣传和税收监督工作。这些必将大大推进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小企业建账建制、查账征收这一举措的进程。我国税收的征收方式基本上为核定征收和查账征收两种。对此，应严格按照标准，严控核定征收范围，严禁随意扩大，人为约定。实行核定征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特别要注意根据各个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公平客观，科学地核定应纳税额。切实维护中小企业的权益。
第六，注重税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及办税场所。加强对企业的入门税法宣传，特别是《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的宣教工作，重点抓好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违纪违章、信息化建设等六个工作环节上的宣传，做到纳税人经营之处，也就是税法宣传之地。加强财会人员的业务辅导，首先，注重税前辅导，对新办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以授课的形式进行培训，以提高申报纳税的准期率、正确率、入库率；其次，做好事中辅导，平时要及时把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传达下去，以便企业掌握。对个别企业要采取上门辅导等方式，使其提高业务水平，避免由于政策理解偏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现象的发生；再次，完善事后辅导，纳税评估、稽查人员要利用评估、查账的机会，对纳税人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帮助其健全会计核算，督促其调整账户，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加大纳税等级评定力度，大力营造诚信纳税光荣的氛围。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发表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普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