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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际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2-12-19 12:38:30

第1篇

文学指向生存体验,文学的个体性具体地体现在生存体验上。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为生存经验,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印象或感觉,在人的心中一般不能激发特殊的注意,如吃饭、走路、干活等过程;另一种为生存体验,它是对生活中某些过程的瞬间性深层透视、领悟或洞察,有可能在人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令人激动、愉快或回味再三。个体生存体验是文学写作的起点。

作为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皆精的集大成者,苏轼这一个体对当时的社会有独特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看法与认识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从四川到海南,苏轼有着独特的人生境遇。加上苏轼对周边事物、社会现象和自身处境的独特体验,其文学作品反映了对自然、爱情、亲情、生死等的体验,形成了刚健婀娜、豪放婉约的艺术风格。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作品及其独特的生存体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至臻至善、坦荡豁达、品行高尚的文人,还可以看到一位极富才情、充满智慧的哲学家。

一、进京前

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山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程夫人为人和蔼、才德兼备,深受左邻右舍的敬重,她坚持不懈地对苏轼、苏辙兄弟进行教导。父亲苏洵二十六岁开始发愤图强,大器晚成,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才学指导苏轼学习,对苏轼的后期学习与为官为人影响深远。这段时间是苏轼性格形成、走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苏轼的豁达洒脱为后期创作豪放诗词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进京应试

苏轼早年喜欢剑术,接触了儒家、道家思想,眉州有限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苏轼。于是苏轼与父亲、弟弟出川,到京城参加考试,向皇帝上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为朝廷治国理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策》被评价为“文义灿然,时以为佳”,不仅力陈北宋开国以来“无治平之实”的政治危机,还提出了围绕西戎北胡、天下之民的民本思想,并针对财不丰、兵不强、史不择问题及豪强势力赋税轻、贫弱之家重役的弊端,主张通过压制地方豪强,推进赋税改革,以均赋税消除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言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使苏轼快速跻身于庙堂之上,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苏轼等人形成的这股年轻力量为推动朝廷改革变法提供了条件,也为北宋政治注入了新生因素,同时也为后期的被贬埋下了伏笔。从眉州到京师,苏轼的眼界得到开拓,结识了大量的名师与朋友,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为其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名动京师

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后,苏轼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好评,一时声名大噪。正当苏轼大显身手之时,苏轼的母亲病故,兄弟二人连同父亲一起回川奔丧。守丧期满,在父亲的带领下,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在返京途中,苏轼经嘉洲、渝州、夔州,饱览名山大川,写就了许多优美诗篇,集结成《南山集》和《南行前集叙》。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文章阐发了“君子长者之道”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其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随后,苏洵病逝,苏轼回乡服丧,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碰上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的众多师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遭排斥,被迫离京,朝局开始动荡。

这个阶段的苏轼经历了丧母丧父、师友贬谪等众多事件,其思想开始丰富与成熟起来。初露锋芒之后,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原本才华横溢的苏轼将这些人之常情、社会动荡等内容写入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文贵自然、师法自然”的文风。没有长途跋涉,没有经历丧失至亲之痛,没有经历亲朋远去,没有遭到反对派的打压,就没有后期成熟的苏轼,就没有文风独特的作品。

四、任职签书凤翔府判官

因成绩突出,苏轼的《进策》深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在签书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写就了组诗《凤翔八观》。这个阶段的创作相对成熟,逐渐形成了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自然奔放的风格。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仍然延续之前诗文创作的模式,即以改革者的姿态关注国计民生。以《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例,以怀旧为引子,进而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做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疑问和感慨,阐发对人生无常的追思,对往事的怀念之情。以“泥”“指爪”“鸿”作为写作意象,赋予全诗飘逸之感;原本捉摸不定的事情,往事无常的抽象感在诗中变得具体,令人深思、感慨;东坡本色在全诗中得到有效体现,对人生进行深思的文士典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幼年受过的良好教育、父母给予的温情、师长朋友赋予的友情在这一刻都逐渐消退,苏轼的年龄开始慢慢增长,人的阅历也逐渐丰富起来,原来的纸上谈兵终须付出实践,印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吹尽黄沙始到金”。二十出^的苏轼开始走上仕途,在官场历练,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受,其文也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关注国计民生不是一句空话,逐渐落地生了根。

五、被贬杭州

如果签书凤翔府是对苏轼的一次历练,那么贬官杭州则是对苏轼人生的一次洗礼,更是苏轼文风的一次升华。夫人王弗和父亲死后,兄弟二人返乡处理家事,然后就返京任职。此时,宋神宗正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希望通过此次变法来改变宋朝多年积压的问题。但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即变法派和反对派。回朝之后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进行了一一批驳,否定了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从,祖宗不足法”等观点。随后,变法派指使内臣诬陷苏轼,以致苏轼被贬杭州任通判。在任职杭州通判的三年里,苏轼心情烦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郁郁寡欢,经常与朋友吟诗作赋,互相唱和,写就了众多描写杭州西湖的优美诗文。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子,把西湖当成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来写,以其浓妆淡抹的姿态比喻西湖的原生态美景,因此,“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经成为西湖的代名词,也成为后人观赏西湖的一个视角。

元佑四年(1089年),时隔二十一年之后,苏轼再次出任杭州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第二次任职杭州地方官后,眼看西湖淤塞严重,湖水干渴,杂草丛生,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翌年,苏轼率二十余万民众疏通西湖,去除杂草,并建立三塔标志,恢复昔日西湖的面貌。另外,苏轼将所挖淤泥集中在一起,贯成一条长堤,以便行人行走,也可借此观测水位,防止涨潮,人称“苏堤”。苏堤的春天景色优美,波光粼粼,树影婆娑,燕雀啼鸣,被列入杭州西湖十景。修筑苏堤之后,苏轼又在颍州、惠州西湖筑堤。在筑堤的过程中,苏轼不仅结识了众多文人雅士,受到了岭南人民的热情欢迎,还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其深刻体验民间疾苦奠定了基础与条件。

六、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

随后,宋神宗时期,苏轼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期间,他轻徭薄赋,关注民间疾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面对天灾人祸,苏轼时感力不从心,但也因为这些遭遇造就了他清新豪健的豪放派词风,以致词的创作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以狩猎者的豪迈气概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人生体验提出哲理性的问题与答案。全词刚中带柔,极具浪漫色彩,探索古今,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极高,认为这首词一出,其他的词都被比下去了。另一首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出了对妻子王弗的深切怀念,将官场遭遇、人世冷暖融入其中,前后跨度较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词想象丰富,构思精巧,时空交换顺畅,悲喜交加,虚实结合,悲剧美感油然而生。

七、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其间,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者有之,唯恐避之不及者有之,多方I救者有之。最后,苏轼凭借亲朋的营救与自身的才华才幸免于难。随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任职期间,他生活困顿,自号东坡,开荒种田,饱尝生活艰辛,以老庄思想与佛学思想作为处世之道,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写就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将政治挫折、官场失意、怀才不遇和报国之志融合其中,形容其如长江之水一般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决心与豁达的胸襟,咏史、抒情、叙事一应俱全,给人以磅礴的艺术感受。

八、重返京城

元丰七年,皇帝大赦天下,苏轼也离开了久居五年之久的黄州,改居汝州。在返回的途中,苏轼游览了名山大川,《题西林壁》成为一时名篇。途经江西九江湖口县时写就了《石钟山记》,以优美的景色描写、气氛渲染,得出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最后有“目见耳闻”的结论。元丰八年,苏轼重新返回京城,被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阶段的苏轼生活安逸平淡,写就了不少题画诗。

九、贬官惠州、海南

北宋后期,党派之争日益激烈,苏轼成为朋党之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成为旧党排挤的对象。苏轼认清了这一现实,主动请求外调颍州、扬州、英州、惠州,并将官僚的丑态写进了《荔枝叹》。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琼州、儋州。在这期间,他写就了《别海南黎民表》,再次抒发了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豁达情怀。

十、苏轼之死

宋徽宗继位,苏轼再次被赦。在北归途中,苏轼写就了很多作品。一年以后,年事已高不堪长途跋涉,最后卒于常州。

第2篇

论文摘要:该文对国民待遇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论述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的运用,最后提出完善中国国民待遇制度的若干思路。

一、国民待遇的基础理论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含义和特征

国民待遇原则是有关外国人民商事法律中最古老的待遇原则,是国家属地优越权所派生出来确定外国人地位的一种待遇准则,是指东道国应给予外国公民以本国公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地位。

当代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有以下几个特征:①国民待遇的实行一般按照互惠原则。②国民待遇的授予有特定的范围。③国民待遇制度的使用呈全球化趋势。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当代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①外国投资者。②关于投资的资产,即外国资本。③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即在东道国的投资行为。

二、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的运用

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WTO的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

(一)“超国民待遇”

为吸引外资,中国从80年代起,对某些国际投资甚至采取了“超国民待遇”的态度,这在一定时期的确大大改善了中国资本不足的现状,为中国的长期经济高速发展贡献了力量。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

1.在企业税收方面:虽然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税率上“内外合一”,但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减免较多,而且享有利润再投资退税、亏损弥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所以其实际税负比内资还是低得多。

2.外汇管理与调剂渠道方面:外资企业也享有一定的优惠。按当前的外汇管理法规,外资企业可以全额持有所创外汇而不必卖给中国银行,并且还可以直接向外资银行借贷外汇;在外汇调剂渠道方面,外资企业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调剂中心自由选择进行买卖外汇。

3.经营管理方面:我国外资法赋予外资企业在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质、进出口等各方面享有生产经营自。在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内资企业很难充分享有这些优惠。此外,外资企业在土地使用、基础设施使用、用工费用等方面也享有优惠待遇。

(二)“次国民待遇”

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即通常所说的“次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

1.在出口业绩和销售要求上:尽管目前我国外资法经过修改,基本上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方面的强制性具体要求,但仍有一些出口引诱方面的规定。

2.在企业设立条件与要求方面: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条件的限制性条件要比比境内企业规定的条件要多。

3.在服务收费方面: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所购买的物料或为其提供的公共设施,其收费一般应与内资企业相同,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常常有悖于此。上述“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双重违反。

三、完善中国国民待遇制度的若干思路

(一)调整并理顺内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统一内资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

首先有利于国内不同投资主体享有平等的待遇标准和公平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在公平的法律及政策环境中参与国际国内竞争,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其次是有利于给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提供统一的参照和具体的标准,为制定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平台;另外还有利于落实和贯彻我国入世所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二)建立统一适用的外资待遇标准,取消对外资的非国民待遇

外资待遇是我国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应成为我国外资立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建立统一适用的外资国民待遇标准,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在统一适用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下,外资能公平、有序地进人,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进入的非法投机倾向,更有利于贯彻外资进入的透明度原则,另一方面是取消外资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这种待遇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统一税收立法,实行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做法就可以使内外资企业税负公平,使内外资企业可以在同一的平台上公平地竞争,这在国内资企业普遍竞争力较弱的情况下更有突出的意义。

(三)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其政策中与WTO和双边投资协定及国家外资法律法规不一致的外资待遇规定

国民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WTO的正式成员,中国应当受到WTO所有规则的约束,并受制于我国在贸易、服务和投资等市场准人及其待遇上所作的让步和承诺。这些规则和义务不仅适用于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对省市级地方政府也同样适用,因此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政策中与WTO及双边投资协定不一致的规定既是我国入世的承诺,也是更好地利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举措和法律安排。同时还应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其政策中与我国外资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的外资待遇规定,使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及政策安排能够协调一致,相互补充。

四、结束语

整体而言,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原则,国民待遇还主要是条约规范,而非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简言之,每个条约的规定应仅适用于相关的缔约国。但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国民待遇的推行是有强大动力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努力顺应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和本国的经济实力,渐进地实现外资国民待遇;同时高度重视国际立法的效力和影响,一方面警惕发达国家对条约解释权的滥用,另一方面灵活利用条约的例外条款维护本国经济。

参考文献:

[1]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J].国际经济法论丛,1998,(5).

[2]叶兴平.北关自由贾易协定的投资规则及其对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的影响[J].国际经济法论丛,2002,(10).

[3]丁伟.论世界贸易协定体制下我国外资法面临的严峻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2006,(4).

第3篇

关键词: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中心;丫字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2-0066-03

综观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必须具备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系统健全发达、法律制度基础完善灵活、资金流动自由化程度较高及其他支持业等基本条件之外,对机遇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一、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对机遇的把握

1.伦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强大的国力支撑、健全灵活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等之外,也与伦敦抓住了多次机遇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机遇是在全球银行业初创时期,英国率先设立了被世界一致公认为中央银行始祖的英格兰银行,使18世纪末伦敦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因一战而遭到严重挫折时,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扶持政策,如1917年通过了包括降低银行准备金比率、取消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允许银行自行确定存放款利率等条款的《竞争和信用管理条例》等,使伦敦继续傲立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之首。

第三次机遇是欧洲货币(主要是欧洲美元)业务的兴起,由于英国政府加强了使用英镑范围的管制以稳定英镑币值,促使了英国商行大量而广泛地使用美元;此时西欧一些国家陆续恢复了货币的对外可兑换性,使得美元在欧洲地区可自由买卖;相反,美国因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被迫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使得其他国家将获得顺差的大量剩余美元投入欧洲美元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即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革命”席卷全球的时期,伦敦领先世界金融创新的潮流,先后创造了公募债券、欧洲债券、多种金融衍生品与掉期业务、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概念、企业民营化后的管理体制的建立、国际存托凭证的发明等全球金融领域内的多项第一,金融创新保持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伦敦目前仍旧是全球的货币市场中心、外汇市场中心、黄金市场中心和保险市场中心。

2.纽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抓住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剧升,纽约逐渐成为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二战至20世纪五十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凭借着超强的国力、特权的美元、发达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纽约一度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三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创新期,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局被迫批准美国境内的银行、储蓄机构设立“国际银行业务设施”在国内从事“欧洲货币”业务。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建立,实际上开辟了美国境内的离岸金融市场,使美国银行不必利用境外离岸金融中心,就能在一种大致相似的条件下与非居民进行欧洲货币交易,从而将大量的欧洲美元吸引回美国国内,大大地提高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目前是全球资本市场中心、美元清算中心。

3.东京。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着了金融自由化的机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由于日本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的大量顺差,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造成了日本的国际资本流动剧增和开放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1985年,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国内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下,日本实施了金融自由化,依靠高速发展的经济、巨额外汇储备等后发优势,一跃成为当时惟一能与欧洲发达国家金融中心相抗衡的亚洲金融中心。

4.香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住了两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抓住了其特殊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由此形成的贸易款与华侨汇入款构成了香港重要的资金源;另外又依托香港英格兰银行的坚强后盾,逐渐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跟上了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在1965年至1978年间,香港政府还没有撤消外币利息税和发放外资银行执照,1978年,香港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新加坡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香港的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指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于是,香港政府采取了诸如取消外币存款税、放宽银行执照限制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巩固和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正式确立了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新加坡。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着了发行亚洲货币单位(ACU)的机遇。1968年10月美洲银行拟在香港发行亚洲货币单位遭拒,新加坡当局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准许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亚洲货币单位,一举获得成功,从此,新加坡依托亚元市场,成为亚洲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了配合金融中心的长期稳定发展,新加坡当局严格限制外国银行的经营范围,只允许其从事离岸银行业务,以便与开放经济小国的国情相适应。目前,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美元市场中心,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

二、国际金融中心机遇把握对上海的启示

上述五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尽管都与其各自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它们是处于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所把握的机遇(包括选择的路径和模式等)也各不相同,但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抓住国力长期持续上升的机遇。强大的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先于英国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完全凭借其经济实力。

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建立在现实经济基础之上,包括国内经济、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不仅仅是金融业的发展战略,而应当是本地经济与国家、区域经济依存度的提高。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越是能把自身的运行建立在更广阔的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基础之上,那么其发展也就越有现实的基础。

祖国大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提升。2005年,GDP达到165150亿人民币元,年均增长率为9.4%,在全球名列前茅,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据世行预测中国经济还将高速增长20年,而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至世界经济将更趋融合,这必定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坚实的基础。

2.抓住金融市场要素完善的机遇。完善的金融市场要素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金融市场要素按性质可分为金融市场主体(指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金融市场客体(指金融交易工具)、金融市场媒体(指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运行和监管等机制),其中金融市场主体和客体最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决定了金融市场的规模,而且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层次,还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度。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一些全国性的金融市场相继在上海建立,包括全国性外汇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票

据市场、黄金市场等,此外四大商业银行和一些大的保险公司也相继把各自的资金营运中心和信用卡中心迁到上海,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市场中心已经初具规模。同时,上海要抓紧完善各类金融要素和金融市场:建立新的金融要素市场,如衍生品市场;扩大金融交易品种,如期货、期权衍生品等金融产品;推动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石油期货等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各种金融手段的创新。

3.抓住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之都的机遇。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外汇市场成交额,这与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进程和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上海目前亟待做的并且能够做的是构建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首先上海已基本建成了以金融市场为特征的国内金融中心,通过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体系基本形成;其次人民币目前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硬通货,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日渐旺盛,急需一个统一的市场;再次国际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首先都是本币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人民币作为外汇在全球交易,可以吸纳各国在上海设立席位,集聚人民币交易。

4.积极利用和把握政府扶持政策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各国金融中心的形成,都离不开政策的扶持,有力的政策扶持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孵化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央早在1992年就确定的国家战略;2005年6月,浦东新区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综合改革试点区;2005年7、8月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人民币衍生产品的推出,也为上海成为人民币交易、定价中心提供了前提;2005年8月,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为上海打造金融中心所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对市场监控的功能得以大大加强,从根本上改善了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其在金融方面的集聚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令人遗憾的是,上海未能把握这次难得的机遇,错失良机,只能等待来年。

5.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通讯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对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和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具有关键意义,从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其地位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重要。如果说电报和跨越海底电缆的发明及运用,对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网络的广泛运用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必备的技术条件,上海完全可以利用后发形成的优势,把握全球金融创新需要技术支持的机遇,全力开拓网络金融交易,为日后成为金融中心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干杏娣.解读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J].当代金融家,2006;1

[2]王兆星主编.金融市场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3]陈彪如.国际金融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许伟刚.新加坡的资产管理之路(国际金融中心经验谈).国际金融报,2004;(10)27

第4篇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 发展 战略机遇期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候,党中央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变化的特点和趋势,提出了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指导我们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战略判断,也是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一把钥匙。这里,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肤浅的体会。

一个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的认识问题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构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抓住我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向国家政权机关提出的重大建议。

这个战略构想和建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务实的科学态度,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8日。]我们在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有许多问题要统一思想,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的认识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实质上是建立起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信心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党来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是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时间指的是21世纪头20年。按照这样的认识,21世纪刚过去10年,还有10年时间,我国仍然处在这一战略机遇期之内,在逻辑上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发生的变化太大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这是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因为,经过过去这10年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引人注目。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和舆论:一方面,是“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中国同美国等大国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问题接踵而至,境外敌对势力策应下发生的、新疆事件也牵扯了我们许多精力。与此同时,我们国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建设滞后、群体性矛盾冲突不断等问题,也在海外不断被放大。这一切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之路已经走到头,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了。另一方面,是中国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尤其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有矛盾有摩擦但互利共赢的格局已趋形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为广泛深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更加务实,特别是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世博会和亚运会等活动,通过抗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国威大增,民气大升。这一切表明,尽管我们面前遇到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仍有重大的战略机遇。这两种效应、两种舆论同时存在,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当今世界的变动和国内状况的变化,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冷静的分析,作出了两个判断:一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总判断。二是“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根据这两个判断,全会提出了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两个意识。我们在这“两个判断”和“两个意识”上统一了思想,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充满信心,始终保持清醒。

第二,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从实际出发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敢于和善于抓住机遇,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重要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发展,和平崛起,就在于我们抓住了“”结束后人心思变和追求现代化这一时代潮流提供的历史机遇,抓住了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抓住了冷战后期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受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这一历史机遇。因此,我们讲实事求是,决不是符合实际的就芝麻绿豆一把抓,而要努力从实际出发把握大局、抓住机遇。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又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是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不仅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为了抓住历史和时代提供的极好机遇,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我们有过因错失机遇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的教训。所以,要真正理解和实现党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一定要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认识问题上进一步统一思想。

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那么,中央为什么要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或者说,怎么样理解“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

第一,十六大作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大格局没有变。

十六大报告中说:“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8日。]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什么?从世界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说,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1世纪头20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等等。十六大报告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讲了一句话,叫做“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显然,十六大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及其根据,现在依然存在,不仅没有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回顾历史,在世界告别20世纪的时候,曾经出现两个研究热点。一个是总结20世纪,一个是预测21世纪。当年美国的战略家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大棋局》等著作中,曾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作过研究。应该讲,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中国是抓住了机遇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仅没有丢掉机遇,现在依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之中。

第二,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发生的深刻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

观察天下大势,同十六大时相比,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面讲“不变”,这里讲“变”。从政治层面来看,最大的变动,一是美国和北约调整了战略,把北约的触角延伸到了我国周边,深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二是欧洲通过《里斯本条约》,加快了一体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也更加微妙;三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发生的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也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削弱了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四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二十国集团走上世界舞台,全球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五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经济层面来看,深刻的变动表现在:一是世界经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后恢复好于预期,但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支柱产业受到重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增长放缓;二是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等亚洲国家生产、美欧消费的世界经济循环和增长格局面临大调整;三是一些国家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更大的动荡,对新兴经济体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四是世界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五是全球博弈更趋复杂,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所加大。

这些情况表明,在总的格局不变中世界经济政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对于我国来说,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有机遇、有挑战,机遇很多很大,挑战也不少不小,但总的特点是机遇大于挑战。

第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十七大报告中分析过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一方面,要看到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困难。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总量大,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占世界百位左右;二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任务突出,同时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率偏低;三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同时经济结构升级遇到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因素的制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大;四是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求提升,同时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建设的投入和发展还有各种困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大;五是80后、90后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主体,新一代人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同时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特别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任务艰巨;六是民主法治不断推进,同时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提高,对于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七是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同时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对于党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矛盾和困难,有的还是“两难”的问题,都是对我们的挑战和考验。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必须充分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条件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明显优势。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显现,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引起关注,对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也是根本保障。二是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大幅度增强。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过4000美元,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8万亿美元。同时,外贸快速发展,结构优化,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到2010年9月已经达到2.6万亿美元。民间资金也相当充足。这为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三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取得明显进展。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十二五”时期将超过50%,这不仅对于减轻“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的压力,而且对于我国扩大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正在形成新的功能性发展格局。四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建设加快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全面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的科技、教育、人才三个配套的规划纲要等。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民气上升。

总起来说,我国有机遇,有挑战,还是机遇大于挑战,这不仅有利于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而且对于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任务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四,关键是要在挑战中看到机遇。

党中央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挑战。恰恰相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论述都表明,我国今天面临的挑战又多又大又复杂。关键是要在挑战中看到机遇。这是共产党人的眼光、气概和认识复杂问题的科学态度。当年邓小平面对国内外,特别是西方七国联手制裁我们的严峻形势,在1990年3月坦然深刻地指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联系到这以后我们党所采取的正确对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效果,我们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就是这样把握大局,这样抓住机遇,这样从战略高度使把握大局同抓住机遇紧紧结合在一起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历史讲起,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至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他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邓小平就是这样,一方面反复强调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断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总是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建立起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心。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问题不少,困难不少,挑战不断,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挑战中所包含的机遇,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信心。

这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党中央所说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善于化挑战为机遇

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机遇与挑战的关系,不仅要看到挑战中所包含的机遇,还要积极应对挑战,善于化挑战为机遇。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国家提出碳排放要与贸易挂钩,征收所谓“碳关税”,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国。据伦敦经济中心的数据,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预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有134项,其中77项是针对中国的。我国商务部的统计也显示,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更为深刻的问题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从减少失业、缩小贸易逆差出发的“再平衡”和经济转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提出未来五年要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通用电器公司、安迅公司等开始缩短战线,抽回外包订单,把生产线放回美国。欧盟制定的振兴计划也提出“未来工厂项目”,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至于德国的制造业本来就很发达,产值占欧盟制造业总产值的26.3%,为法国、英国、意大利的两倍,现在它们要进一步使自己的制造业成为世界先进技术策源地。这对于像我国这样以制造业为基础而制造业技术含量还不高,又是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将形成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从我国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来看,一是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二是过于依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三是过于依赖资源环境损耗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四是过于依赖沿海高增长地区的方式难以持续;五是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方式难以持续。这些问题,我们在十七大前已经提出,但多年来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挑战。对于各个方面的挑战,我们的态度是,必须正视,不能因为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而无视或忽略这样的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些挑战,要有应对挑战的勇气和办法。

第一,要学会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挑战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的,挑战不仅是相对于机遇而存在的,而且挑战的背后就是机遇,应对挑战就是抓机遇。从实际工作来看,我们在应对挑战中克服了困难,闯出了新局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机遇。人们都喜欢机遇,但是当机遇降临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往往由于条件太好而错过机遇;人们都不那么喜欢挑战,但是当挑战降临到自己身边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认真应对挑战,从而使得挑战成了发展的机遇。挑战往往是最好的机遇,这就是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事实上,应对挑战的过程,还是创新的过程。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发展的条件,就是在创新中抓住机遇的过程。所以,在挑战面前,我们首先要有应对挑战的科学认识和坚定信心。

第二,要把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转化为我们应对挑战的“倒逼”机制。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危”中有“机”。总书记果断地提出了要把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压力转化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被动地应对危机,而是在应对危机中主动地调结构、保民生。在2011年初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回顾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时讲到: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作出了三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立即果断实施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二是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三是必须把保持我国经济当前平稳较快发展和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不仅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要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我们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在扩大内需中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全党全国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2月4日。]这是一个把危机转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机制的成功案例。这个案例,展现了党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应对各个方面挑战的过程中,都要这样坚持以我为主,把压力转化为“倒逼”机制,变被动为主动。

第三,要善于在机遇与挑战的统筹考虑中选择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发展战略的制定,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选择是有条件的。所谓机遇和挑战的统筹考虑,就是要客观地分析我们面临的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确定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会有较大的冲击力,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这种选择性,既要考虑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也要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特别是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度。只有这样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才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也才能真正抓住机遇。

抢占下一轮全球竞争的先机

我们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必须有一种抢占战略制高点,把握先机的战略考虑。这是2010年年初,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务必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因为,我们2010年要完成“十一五”规划,同时要提出“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并由国务院根据这个建议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交2011年“两会”审议和讨论。[ 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可参见:“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9日。:“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这里,有两个重要背景,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不寻常。一个重要背景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只有10年时间了,即只有两个五年规划的时间了,“十二五”时期这5年是攻坚的5年、关键的5年。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我们当前正处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我们面前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怎么样继续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二是怎么样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有序地撤出来,而不伤害经济的发展;三是怎么样抢占下一轮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尤其要准备应对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现在能够抢占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即能够抢占先机的人,下一轮竞争中就能够在世界上领跑,这是一个大势。

怎么样抢占先机呢?

第一,了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是抢占先机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发达国家正在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和培育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比如美国的“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的“绿色技术”研发计划、日本的“数字日本”计划等,都是为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战略制高点。特别是许多国家都强化了技术促进机制。比如美国以法案的形式将研发投入、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常态化。法国成立专门委员会制定国家研究和创新战略,将“健康与生物技术”、“环境与生态技术”、“信息、通信和纳米技术”作为优化发展的三大目标。俄罗斯组建由总统亲自负责的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将节能、核技术、航天通信、生物医疗、战略信息技术作为发展新型经济的五大支柱。了解这些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对比我们的差距,发现我们的优势,是抢占下一轮世界范围竞争先机的前提。

第二,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是抢占先机的条件。我们注意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在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或规划。比如,2010年6月,欧盟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这个战略明确把发展知识与创新经济、绿色经济和高就业经济,实现智能型、可持续型和普惠性增长,作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建设欧洲社会市场经济的三大战略,并提出就业、研发、能源、减贫和教育五大量化指标,等等。比如,2008年底,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构想》。这一构想确定的总体目标是,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足以支撑其作为21世纪世界强国的地位,使俄罗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超前地位,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和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使俄罗斯进入世界前五强。其具体目标,一是建设宜居型国家;二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成为全球能源基础实施中的物流枢纽和世界最大的过境运输国;四是建设世界主要强国,提升在全球能源安全保障中的作用,成为全球能源市场运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再比如,2010年6月,日本颁布了《新成长战略》,提出了危机后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包括:由绿色技术革新带来的环保和能源大国战略;由生活技术革新带来的健康大国战略;基于亚洲发展机遇的亚洲经济战略;观光立国与区域活力化战略;使日本成为智慧和人才沃土的科技立国战略;就业和人才战略;以建立与纽约媲美的金融市场为目标的金融领域的国家战略。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机遇的时候,应该重视各个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而不能因为我们国家在这30多年发生的巨大进步而产生自大心理,无视他国的变化及其战略考虑。只有这样全面了解了世界的变化和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为我们抢占先机提供可靠的基础。

第三,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优势是抢占先机的基础。要抢占先机,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准我们自己的定位,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比如,在美国上一轮经济危机发生后,克林顿总统没有就事论事地应对危机,而是致力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美国战后在信息技术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提出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在全球引发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抢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发展先机。为了挑战美国领导的信息技术革命,这几年欧盟大力倡导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试图引领世界经济。这里虽然有美国与欧盟进行战略竞争的问题,但同时又都有牵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意图在内。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怎么样在应对中发挥我们的优势?这就要客观地研究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中国发展的基础。一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信息技术革命,还是绿色经济、低碳经济,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对于中国来讲都是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二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经济粗放、科技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跨越式发展也要量力而行;三还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已经有30多年改革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产业,我们可以确定一些重点项目,实现点上突破,抢占先机。

总之,我们讲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是在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要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主动地去抓机遇,主动地在挑战中发现机遇,主动地去抢占先机。这种主动性,就是党的先进性。

上面所谈四个问题,实际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机遇论”。

第5篇

在国际投资协定谈判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与贸易谈判基本一致:在使用非歧视原则的利益和保留适当灵活性,以支持国内投资者和生产者并实现在其他特定国内政策目标之间寻求一种可行的平衡。

一、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国际投资协定中应用非歧视原则最常用的两个标准。最惠国待遇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

二是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

从协定内容看,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投资所享受的待遇,主要是指投资准入的条件、投资财产、投资的范围、类型、内容等;

第二是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主要指投资者在缔约国的各种经营活动;

第三是由于战争、革命造成损失的补偿。

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是指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予本国人的待遇一样,即在同样条件下,本国人与外国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往往与最惠国待遇条款并用。一般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低于其本国国民或其境内第三国国民的待遇。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关履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也存在例外,如通过列举例外清单方式,为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和区域一体化协定提供政策灵活性,并在公共利益方面实施管制等。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外国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准入和建立与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和服务进入国内市场流通的市场准入不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标准比贸易协定中的待遇标准更为复杂。

在外国投资的准入方面,使用非歧视原则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是非歧视原则仅局限于开业后阶段,全面履行国民待遇义务也会限制东道国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差别而保护国内投资者对外竞争的能力。并且,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活动多种多样,仅在开业后阶段就包括一项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以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因此,投资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下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国民待遇义务的使用范围非常宽泛。

在这两个标准中,最惠国待遇不像国民待遇那样,对东道国保护和支持的国内产业造成直接冲击,因而一般争议较少。对东道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区别对待本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区别对待不同国籍的外国投资。

尽管如此,东道国还是希望能够根据其促进本国投资的政策,有选择地控制外国投资进入的类型及其进入的条件。比如,东道国可对每一个投资项目采用审批政策,以选择其认为与国内产业政策相容的外国投资。东道国还能在特定的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开业并已开始生产后继续向他们提供投资激励或其他利益,而不向其他外国投资者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在投资开业前或开业后阶段就不愿提供全面的最惠国待遇。

对许多东道国来说,在外国投资进入阶段是否适用国民待遇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仅与开业后的投资待遇有关。但最近的一些国际投资协定,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投资协定,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投资开业前阶段,这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种“革命”。

全面适用国民待遇,将使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道国拥有的支持和保护国内投资者的措施。例如,在投资开业前阶段,适用完全的国民待遇,东道国就不能为本国投资者保留特定的产业或部门,不能对外国投资附加未对本国投资施加的特定条件。在开业后阶段,适用完全的国民待遇,东道国不能只向本国投资提供补贴或其他利益,不能在环境或就业等领域对外国投资实行比本国投资更严格的管制。因此,为使东道国在投资问题上保留适当程度自而给国民待遇原则附加的例外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在诸多国际投资协定中,实行非歧视原则通常的情况是一些协定给予全面而严格的国民待遇,而另一些协定则较为松散和狭窄。在非歧视原则的全面表述中,国际投资协定要求东道国根据可行的法律法规,在同等条件下,在所涉及的投资的开业、收购(开业前待遇),以及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开业后待遇)方面给予所有外国投资者(最惠国待遇)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优惠待遇。

目前,很少有国际投资协定达到这种高水平。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只涉及开业后待遇,其关注的是投资保护而不是市场准入。而且大多数协定包含限制非歧视原则适用范围的例外,特别是对国民待遇义务,在某些情况下限制相当严格。

1、“开业前”和“开业后”待遇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在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时,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存在重要差别。

在处理外国投资的开业前(准入和开业)待遇方面,国际投资协定采用两种主要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外国投资的准入要遵循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求各方应为其他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这是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中采用的规则。如各缔约方应促进其他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并根据其法律法规准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各缔约方应给予这些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不应通过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损害这些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

这些协定并不限制任何一方管制或限制外国投资进入的能力,而且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并不适用于投资开业前阶段。但是,一般来讲,这些协定会在投资进入东道国后的“开业后”阶段,对外国投资适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实行限制在投资开业后阶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实施。通常的方式是,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仅适用于已经进入东道国和已在东道国开业的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一缔约方应给予在其领域内的其他缔约方的投资者的投资不低于给予其本国投资者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投资的优惠待遇中最优惠的待遇。

对待外国投资准入和开业的第二种方式是,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只适用最惠国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同时适用。大多数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和最近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一些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如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在投资开业前阶段适用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当然,在所有情况下,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利益只涉及协定缔约方的投资者和投资,而不涉及第三国。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种方法在国际投资协定的适用还不具有普遍性,但UNCTAD注意到,近来在投资开业阶段适用最惠国待遇已经越来越广泛,这种情况表明,市场准入阶段的非歧视待遇对那些希望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来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适用通常是列出满足该义务适用的活动范围内的准入和开业。例如,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规定:对于协定涵盖的投资,在其开业、收购、扩张、管理、运作、经营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方面,各方应给予不低于其在类似情况下给予在其领域内其本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国民待遇”),或在其领域内第三国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待遇中最优惠的待遇(“国民最惠国待遇”)。

2、非歧视性原则的例外条款

所有国际投资协定对非歧视原则都存在例外。这对决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非常重要。国际投资协定针对国民待遇义务的例外一般相对于针对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要多一些。

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包含系统例外,将特定的活动、部门和措施排除在非歧视原则的适用之外,这种排除范围比在贸易协定中要大得多。有些例外是基于互惠的考虑,例如,所有处理税收问题的国际投资协定都没有规定最惠国待遇,以避免损害独立互惠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的目标。独立互惠的安排优先于国际投资协定方面的例子还有农业、渔业、海空陆路运输。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回避了GATT/WTO中涉及的问题。

另外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则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承认协定缔约方在其他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下的义务。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将政府采购活动排除在非歧视待遇之外。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或排除国有企业控制的部门,或排除文化产业,或排除补贴等等。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对非歧视原则都有一般的例外,通常,这些例外与贸易协定中的例外涵盖的政策领域类似。不仅包括东道国为追求在诸如公共卫生、秩序和道德等领域的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为与区域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协定保持一致而采取的措施。

许多协定考虑了特定国家的例外。与GATS中使用的自下而上的“正向”列表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协定通过自上而下的“负向”列表方式规定了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的例外。在国际投资协定涵盖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待遇的情况下,例外的“负向”列表一般比只涉及开业后待遇的情况下要长。可见大多数协定只适用于投资开业后阶段。那些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都提供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会附加一个详细保留项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通常采用“负向”列表的方法,根据列表,国家许诺在所有投资阶段,在所有法律法规和部门都给予国民待遇,同时这个时间表还明确包括了保留的例外。

例如,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中规定了各方采用或维持属于协定附录中列出的部门或问题的例外的权利。MERCOSUR在其成员国的投资方面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每个成员国有权在一个过渡期内维持例外的限制,但必须在协定的附录中详细说明。

3、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的关系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两个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待遇标准。这两个标准可能发生冲突,尤其当它们在具体条件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同时使用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例如,东道国A与东道国B达成了一个双边投资协定,根据该协定,B国的投资者有资格获得一项不赋予A国投资者的特殊投资激励。A国与C国之间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双边投资条约,该条约给予投资者开业后的最惠国和国民待遇,但没有任何特殊的投资激励。然后,来自C国的投资者就可以根据最惠国标准,而不是国民待遇标准要求给予投资激励。在解释A国和C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时,应坚持哪一个标准?

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并未规定以哪一个标准为准。德国、葡萄牙以及英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都是这种情况。其他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指定,适用其中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更有利或最有利的标准。加拿大、智利、一些欧共体成员、韩国、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及在NAFTA中都是这种情况。

在上面给出的例子中,由于给C国的投资者提供了比国民待遇更高的待遇,这意味着以最惠国待遇为准。所有外国投资者将有权获得给予B国投资者同样优惠的待遇。这种准则可以适用于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就是这种情况。

显然,在一个国际投资协定规定采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中更优惠者可能导致所有外国投资者享受比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但是,更可能的情形是,一个国际投资协定对国民待遇有例外或限制,结果外国投资者将在特定方面享受比其国内的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而在其他方面则不是这样。

4、“投资”或“投资者”

选择“投资”或“投资者”,还是选择“投资和投资者”,具有重要含义。非歧视原则需要一个目标作为基础,国际投资协定在这个基础上适用非歧视原则,并明确什么会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GATT中,这个基础是产品,在GATS中则是服务和服务供应商。一些国际投资协定以“投资”作为目标基础,另外一些则用“投资者”,还有一些同时兼用“投资”和“投资者”。

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国际投资协定措词差别的解释与特定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定义有关。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只定义和使用“投资”这一术语,另一些定义和使用“投资”和“投资者”,同样的方法适合于制定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条款的应用范围。例如,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仅向“投资”给予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其中没有涉及和定义“投资者”这一术语。NAFTA和瑞士的投资条约范本同时使用和定义了“投资者”,并且向投资者及其投资都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5、“平等”待遇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使用“不低于有利的待遇”这一术语来建立适用最惠国标准的外国投资之间,以及适用国民待遇标准的外国投资和本国投资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当存在衡量待遇标准的客观而明确的(通常是定量的)依据时,可以适用“同等”待遇这一标准。但是,如果需要对所提供的待遇标准进行定性比较,或在其适用中涉及管理决断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措施,则很难适用这一标准。

因此,国际投资协定中常常用到“不低于有利”的标准,其目标是在同等条件下,为外国投资创造与国内投资有效竞争的机会。这意味着,只要维持外国投资在东道国市场全部的竞争机会,在所授予的待遇中就可能存在合理的差别。

“不低于有利的待遇”意味着,在适用国民待遇的背景下,外国投资者可能比本国投资者享受更优惠的待遇。对一些东道国来讲,旨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利的积极“歧视”以吸引外国投资。但是,一些国家明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声明并非有意造成这种结果。例如,1992年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采用的51个投资法规进行调查,表明大多数赞成排除赋予外国投资者更优惠待遇的国民待遇定义。

6、“同等”条件

由于最惠国和国民待遇是相对的待遇标准,它们是通过对比给予现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待遇进行衡量,一些国际投资协定遵循GATT和GATS的做法,指明它们只适用于“同等”或“类似”条件的投资。这表明,不一定要对投资者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它们在东道国的活动。如果投资者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如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经营,对它们进行差别对待是合理的。

例如,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如果规定东道国对投资者的补贴只限于高科技行业而不是其他行业,或设定雇佣劳动力的规模作为国内和国外投资者获得补贴的门槛,并不等于违背了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只有当特定国籍的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整体发现它们系统地排除在最惠国和国民待遇之外,或某一措施被发现是故意的保护主义,才有理由认为是实际的歧视。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引入“在同等条件下”这一术语引起的问题是,应该使用怎样相关的标准来决定哪种条件是“同等的”,哪种是不同的。一种观点是,这可能鼓励东道国在定义“不同”条件上加以创新,因此最好不使用这一术语。但这就不能确定对投资者所受待遇与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进行比较的范围。

二、公平和公正待遇

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包含一些其他的待遇标准,这些标准基于国际惯例和非歧视原则的适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平和公正待遇问题,常常还加上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公平和公正待遇常常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三者结合使用,有时仅与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典型的表述是:各方,在所有时间,在其领域内,均应对所涉及的投资和投资者给予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和安全。

“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使用始于1967年,目前这一标准已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作为评估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标尺,表明东道国在考虑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条件下接纳外国投资的意愿。

在国际惯例法中可以找到公平和公正待遇的起源。一般认为,公平和公正待遇与其他有关外国投资者待遇的法律原则一起涵盖了非歧视原则,但相对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标准来说较为抽象。而且,公平和公正待遇是一个绝对标准,常常是被当成一种最低的国际标准。因此,这一标准需要根据其适用的特定环境在个案的基础上加以解释。相比之下,衡量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与提供给其他外国或本国投资者的实际待遇进行对比,这就使得这些标准更为具体、更易于预期。

公平和公正待遇并不一定是比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更低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可能偏好公平和公正待遇,此时东道国本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低于最低国际标准。同样,公平和公正待遇包含的其他法律原则本身也具有特定的价值,诸如在征用和损害投资的情况下作出迅速有效的补偿。但是,在适用非歧视原则时,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投资协定中公平和公正待遇原则的作用是更具体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是它们的替代,特别是在投资准入方面适用该原则时尤其如此。

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把公平和公正标准与某一个具体的非歧视标准结合在一起,以避免专断、不合理和歧视性的措施。典型的表述是:任何一方都不应通过专断、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对其领域内的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以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造成损害。

这代表了一个最低的国际标准,但那些纯粹基于投资者国籍的歧视并非一定违背这一标准-一个国家给予特定国籍的投资者优惠待遇可能有合理的理由。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加入最惠国待遇能够极大地改善外国投资者的境遇。

许多双边投资条约包含一个特定的投资保护条款,以保证外国投资者在由于武装斗争、内部冲突或类似情况,以及某些情况下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非商业损失获得保护或补偿方面享受非歧视待遇。

三、中国对外资的非歧视性原则

非歧视性原则在中国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其他国家签订了105个投资协定,所有协定都规定缔约双方彼此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公平、公正待遇是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本原则,在每个条约中都予以规定。该待遇的适用范围很广,包括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和处置投资在内的一切活动。公正、公平待遇包括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在协定中通常是将二者分别作出规定。这是因为公正、公平待遇内容较为抽象,涵盖面很宽,规定其他两个待遇,可以在具体问题上给予补充,以保障公平、公正待遇的实施。此外,公平公正待遇可以灵活地应付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所没有规定的情况,可以填补有关投资的国际协定和国内立法的空白。

1、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中国所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主要待遇制度。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相当详细,在结构上也大体一致:

第一,投资者的投资在缔约国境内(包括海域)享有最惠国待遇;

第二,投资者有关投资的活动(包括投资的管理、经营、维持、使用、享有或处分)享有最惠国待遇;

第三,不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例外情况。

中国的双边协定一般都具体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适用上的例外:

(1)基于关税同盟、经济联盟或类似组织给予的优惠;

(2)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而给予的优惠;

(3)为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的优惠。

关于例外,中荷协定还设定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条款,其第3条第5款规定,对于在自由贸易区投资或参与边境贸易的投资者与不在这类区域投资或未参与此类贸易的投资者之间,可实行差别待遇。这就是所谓的“积极歧视”,即投资接受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法规对本国不同地区的投资给予不同的待遇。

由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普遍设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这样在所有缔约国之间就会产生两个法律效果:

一是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将给予所有同类缔约国的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二是一旦中国通过签订新的条约或制定新的国内法规,提高了对某一缔约国投资者的待遇,其他同类缔约国的投资者均自动地享有这种扩大或增加的权利。

2、国民待遇

由于中国存在全民、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经济,三者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不同,依据的法律、政策也不同,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在执行中将十分复杂。因此,中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一般不采纳国民待遇制度。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国民待遇制度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个别协定已对此做了尝试。例如,中英协定对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就有所涉及,该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给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相同。这种规定只是一般性的约定,并未给缔约双方设定实质性的义务。

在国民待遇问题上有较大突破的是中日协定,该协定有关条款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在其境内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就投资财产、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该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这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待遇条款,但是在该协议的议定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例外,即缔约任何一方在实际需要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给予另一方国民以差别待遇。可见,即使对国民待遇作出规定,也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在签署协定时达成的会议纪要第二点阐述了国民待遇适用的范围,包括采购原辅材料、电力或燃料、各类生产工具、在国内外销售产品、在国内外借款、引进技术、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这种规定方式具体可行,透明度高,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可以在中国条件成熟的领域通过这种列举的方法规定国民待遇制度,逐渐接近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以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信心,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往往并用,列入国民待遇条款的法律意义可能超出订有这一条款的协定本身。只要一国所签订的投资保护条约订有国民待遇条款,那么,所有与该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都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国民待遇,由此会使该国有关外国投资者待遇的制度发生巨大变化。

四、结束语

非歧视原则的目的是确保政府管理国际商务活动不因交易的发源地或目的地不同而不同,即不因商品、服务、服务供应商及有关投资者的国籍而异。

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不考虑其发源地或目的地,在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投资活动会导致对相关各方来说更优的资源配置。这样,每个国家就可以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及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存在只因国籍不同而从与特定投资者获得经济收益。

对外国投资企业来说,保证非歧视意味着东道国的政府政策更透明、更稳定、更易于预期,因而可以降低其国际投资活动的风险。

第6篇

一、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国际投资协定中应用非歧视原则最常用的两个标准。最惠国待遇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 二是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 从协定内容看,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投资所享受的待遇,主要是指投资准入的条件、投资财产、投资的范围、类型、内容等; 第二是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主要指投资者在缔约国的各种经营活动; 第三是由于战争、革命造成损失的补偿。 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是指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予本国人的待遇一样,即在同样条件下,本国人与外国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往往与最惠国待遇条款并用。一般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低于其本国国民或其境内第三国国民的待遇。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关履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也存在例外,如通过列举例外清单方式,为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和区域一体化协定提供政策灵活性,并在公共利益方面实施管制等。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外国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准入和建立与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和服务进入国内市场流通的市场准入不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标准比贸易协定中的待遇标准更为复杂。 在外国投资的准入方面,使用非歧视原则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是非歧视原则仅局限于开业后阶段,全面履行国民待遇义务也会限制东道国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差别而保护国内投资者对外竞争的能力。并且,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活动多种多样,仅在开业后阶段就包括一项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以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

因此,投资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下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国民待遇义务的使用范围非常宽泛。 在这两个标准中,最惠国待遇不像国民待遇那样,对东道国保护和支持的国内产业造成直接冲击,因而一般争议较少。对东道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区别对待本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区别对待不同国籍的外国投资。 尽管如此,东道国还是希望能够根据其促进本国投资的政策,有选择地控制外国投资进入的类型及其进入的条件。比如,东道国可对每一个投资项目采用审批政策,以选择其认为与国内产业政策相容的外国投资。东道国还能在特定的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开业并已开始生产后继续向他们提供投资激励或其他利益,而不向其他外国投资者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在投资开业前或开业后阶段就不愿提供全面的最惠国待遇。

对许多东道国来说,在外国投资进入阶段是否适用国民待遇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仅与开业后的投资待遇有关。但最近的一些国际投资协定,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投资 协定,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投资开业前阶段,这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种“革命”。 全面适用国民待遇,将使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道国拥有的支持和保护国内投资者的措施。例如,在投资开业前阶段,适用完全的国民待遇,东道国就不能为本国投资者保留特定的产业或部门,不能对外国投资附加未对本国投资施加的特定条件。在开业后阶段,适用完全的国民待遇,东道国不能只向本国投资提供补贴或其他利益,不能在环境或就业等领域对外国投资实行比本国投资更严格的管制。

因此,为使东道国在投资问题上保留适当程度自主权而给国民待遇原则附加的例外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在诸多国际投资协定中,实行非歧视原则通常的情况是一些协定给予全面而严格的国民待遇,而另一些协定则较为松散和狭窄。在非歧视原则的全面表述中,国际投资协定要求东道国根据可行的法律法规,在同等条件下,在所涉及的投资的开业、收购(开业前待遇),以及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开业后待遇)方面给予所有外国投资者(最惠国待遇)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优惠待遇。

目前,很少有国际投资协定达到这种高水平。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只涉及开业后待遇,其关注的是投资保护而不是市场准入。而且大多数协定包含限制非歧视原则适用范围的例外,特别是对国民待遇义务,在某些情况下限制相当严格。

1、“开业前”和“开业后”待遇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在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时,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存在重要差别。 在处理外国投资的开业前(准入和开业)待遇方面,国际投资协定采用两种主要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外国投资的准入要遵循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求各方应为其他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这是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中采用的规则。如各缔约方应促进其他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并根据其法律法规准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各缔约方应给予这些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不应通过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损害这些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 这些协定并不限制任何一方管制或限制外国投资进入的能力,而且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并不适用于投资开业前阶段。

但是,一般来讲,这些协定会在投资进入东道国后的“开业后”阶段,对外国投资适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实行限制在投资开业后阶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实施。通常的方式是,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仅适用于已经进入东道国和已在东道国开业的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一缔约方应给予在其领域内的其他缔约方的投资者的投资不低于给予其本国投资者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投资的优惠待遇中最优惠的待遇。 对待外国投资准入和开业的第二种方式是,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只适用最惠国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同时适用。大多数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和最近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一些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如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在投资开业前阶段适用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当然,在所有情况下,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利益只涉及协定缔约方的投资者和投资,而不涉及第三国。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种方法在国际投资协定的适用还不具有普遍性,但UNCTAD注意到,近来在投资开业阶段适用最惠国待遇已经越来越广泛,这种情况表明,市场准入阶段的非歧视待遇对那些希望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来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适用通常是列出满足该义务适用的活动范围内的准入和开业。例如,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规定:对 于协定涵盖的投资,在其开业、收购、扩张、管理、运作、经营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方面,各方应给予不低于其在类似情况下给予在其领域内其本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国民待遇”),或在其领域内第三国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待遇中最优惠的待遇(“国民最惠国待遇”)。

2、非歧视性原则的例外条款 所有国际投资协定对非歧视原则都存在例外。这对决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非常重要。国际投资协定针对国民待遇义务的例外一般相对于针对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要多一些。

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包含系统例外,将特定的活动、部门和措施排除在非歧视原则的适用之外,这种排除范围比在贸易协定中要大得多。有些例外是基于互惠的考虑,例如,所有处理税收问题的国际投资协定都没有规定最惠国待遇,以避免损害独立互惠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的目标。独立互惠的安排优先于国际投资协定方面的例子还有农业、渔业、海空陆路运输。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回避了GATT/WTO中涉及的问题。 另外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则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承认协定缔约方在其他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下的义务。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将政府采购活动排除在非歧视待遇之外。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或排除国有企业控制的部门,或排除文化产业,或排除补贴等等。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对非歧视原则都有一般的例外,通常,这些例外与贸易协定中的例外涵盖的政策领域类似。不仅包括东道国为追求在诸如公共卫生、秩序和道德等领域的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为与区域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协定保持一致而采取的措施。 许多协定考虑了特定国家的例外。与GATS中使用的自下而上的“正向”列表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协定通过自上而下的“负向”列表方式规定了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的例外。在国际投资协定涵盖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待遇的情况下,例外的“负向”列表一般比只涉及开业后待遇的情况下要长。可见大多数协定只适用于投资开业后阶段。那些在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都提供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一般会附加一个详细保留项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通常采用“负向”列表的方法,根据列表,国家许诺在所有投资阶段,在所有法律法规和部门都给予国民待遇,同时这个时间表还明确包括了保留的例外。 例如,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中规定了各方采用或维持属于协定附录中列出的部门或问题的例外的权利。MERCOSUR在其成员国的投资方面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每个成员国有权在一个过渡期内维持例外的限制,但必须在协定的附录中详细说明。

3、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的关系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两个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待遇标准。这两个标准可能发生冲突,尤其当它们在具体条件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同时使用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例如,东道国A与东道国B达成了一个双边投资协定,根据该协定,B国的投资者有资格获得一项不赋予A国投资者的特殊投资激励。A国与C国之间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双边投资条约,该条约给予投资者开业后的最惠国和国民待遇,但没有任何特殊的投资激励。然后,来自C国的投资者就可以根据最惠国标准,而不是国民待遇标准要求给予投资激励。在解释A国和C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时,应坚持哪一个标准? 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并未规定以哪一个标准为准。德国、葡萄牙以及英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都是这种情况。其他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指定,适用其中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更有利或最有利的标准。加拿大、智利、一些欧共体成员、韩国、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及在NAFTA中都是这种情况。 在上面给出的例子中,由于给C国的投资者提供了比国民待遇 更高的待遇,这意味着以最惠国待遇为准。所有外国投资者将有权获得给予B国投资者同样优惠的待遇。这种准则可以适用于投资开业前和开业后阶段。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就是这种情况。 显然,在一个国际投资协定规定采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中更优惠者可能导致所有外国投资者享受比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但是,更可能的情形是,一个国际投资协定对国民待遇有例外或限制,结果外国投资者将在特定方面享受比其国内的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而在其他方面则不是这样。

4、“投资”或“投资者” 选择“投资”或“投资者”,还是选择“投资和投资者”,具有重要含义。非歧视原则需要一个目标作为基础,国际投资协定在这个基础上适用非歧视原则,并明确什么会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GATT中,这个基础是产品,在GATS中则是服务和服务供应商。一些国际投资协定以“投资”作为目标基础,另外一些则用“投资者”,还有一些同时兼用“投资”和“投资者”。 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国际投资协定措词差别的解释与特定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定义有关。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只定义和使用“投资”这一术语,另一些定义和使用“投资”和“投资者”,同样的方法适合于制定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条款的应用范围。例如,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仅向“投资”给予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其中没有涉及和定义“投资者”这一术语。NAFTA和瑞士的投资条约范本同时使用和定义了“投资者”,并且向投资者及其投资都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5、“平等”待遇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使用“不低于有利的待遇”这一术语来建立适用最惠国标准的外国投资之间,以及适用国民待遇标准的外国投资和本国投资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当存在衡量待遇标准的客观而明确的(通常是定量的)依据时,可以适用“同等”待遇这一标准。但是,如果需要对所提供的待遇标准进行定性比较,或在其适用中涉及管理决断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措施,则很难适用这一标准。 因此,国际投资协定中常常用到“不低于有利”的标准,其目标是在同等条件下,为外国投资创造与国内投资有效竞争的机会。这意味着,只要维持外国投资在东道国市场全部的竞争机会,在所授予的待遇中就可能存在合理的差别。 “不低于有利的待遇”意味着,在适用国民待遇的背景下,外国投资者可能比本国投资者享受更优惠的待遇。对一些东道国来讲,旨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利的积极“歧视”以吸引外国投资。但是,一些国家明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声明并非有意造成这种结果。例如,1992年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采用的51个投资法规进行调查,表明大多数赞成排除赋予外国投资者更优惠待遇的国民待遇定义。

6、“同等”条件 由于最惠国和国民待遇是相对的待遇标准,它们是通过对比给予现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待遇进行衡量,一些国际投资协定遵循GATT和GATS的做法,指明它们只适用于“同等”或“类似”条件的投资。这表明,不一定要对投资者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它们在东道国的活动。如果投资者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如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经营,对它们进行差别对待是合理的。

例如,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如果规定东道国对投资者的补贴只限于高科技行业而不是其他行业,或设定雇佣劳动力的规模作为国内和国外投资者获得补贴的门槛,并不等于违背了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只有当特定国籍的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整体发现它们系 统地排除在最惠国和国民待遇之外,或某一措施被发现是故意的保护主义,才有理由认为是实际的歧视。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引入“在同等条件下”这一术语引起的问题是,应该使用怎样相关的标准来决定哪种条件是“同等的”,哪种是不同的。一种观点是,这可能鼓励东道国在定义“不同”条件上加以创新,因此最好不使用这一术语。但这就不能确定对投资者所受待遇与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进行比较的范围。

二、公平和公正待遇

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包含一些其他的待遇标准,这些标准基于国际惯例和非歧视原则的适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平和公正待遇问题,常常还加上全面保护和安全标准。公平和公正待遇常常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三者结合使用,有时仅与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典型的表述是:各方,在所有时间,在其领域内,均应对所涉及的投资和投资者给予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和安全。 “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使用始于1967年,目前这一标准已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作为评估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标尺,表明东道国在考虑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条件下接纳外国投资的意愿。 在国际惯例法中可以找到公平和公正待遇的起源。一般认为,公平和公正待遇与其他有关外国投资者待遇的法律原则一起涵盖了非歧视原则,但相对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标准来说较为抽象。而且,公平和公正待遇是一个绝对标准,常常是被当成一种最低的国际标准。

因此,这一标准需要根据其适用的特定环境在个案的基础上加以解释。相比之下,衡量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与提供给其他外国或本国投资者的实际待遇进行对比,这就使得这些标准更为具体、更易于预期。 公平和公正待遇并不一定是比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更低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可能偏好公平和公正待遇,此时东道国本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低于最低国际标准。同样,公平和公正待遇包含的其他法律原则本身也具有特定的价值,诸如在征用和损害投资的情况下作出迅速有效的补偿。但是,在适用非歧视原则时,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投资协定中公平和公正待遇原则的作用是更具体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是它们的替代,特别是在投资准入方面适用该原则时尤其如此。

一些国际投资协定把公平和公正标准与某一个具体的非歧视标准结合在一起,以避免专断、不合理和歧视性的措施。典型的表述是:任何一方都应通过专断、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对其领域内的投资的运作、管理、维持、使用、享受以及处分投资者的投资造成损害。 这代表了一个最低的国际标准,但那些纯粹基于投资者国籍的歧视并非一定违背这一标准-一个国家给予特定国籍的投资者优惠待遇可能有合理的理由。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加入最惠国待遇能够极大地改善外国投资者的境遇。 许多双边投资条约包含一个特定的投资保护条款,以保证外国投资者在由于武装斗争、内部冲突或类似情况,以及某些情况下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非商业损失获得保护或补偿方面享受非歧视待遇。

三、中国对外资的非歧视性原则

非歧视性原则在中国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其他国家签订了105个投资协定,所有协定都规定缔约双方彼此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公平、公正待遇是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本原则,在每个条约中都予以规定。该待遇的适用范围很广,包括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和处置投资在内的一切活动。公正、公平待遇包括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在协定中通常是将二者分别作出规定。这是因为公正、公平待遇内容较为抽象,涵盖面很宽,规定其他两个待遇,可以在具体问题上给予补 充,以保障公平、公正待遇的实施。此外,公平公正待遇可以灵活地应付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所没有规定的情况,可以填补有关投资的国际协定和国内立法的空白。 1、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中国所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主要待遇制度。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相当详细,在结构上也大体一致: 第一,投资者的投资在缔约国境内(包括海域)享有最惠国待遇; 第二,投资者有关投资的活动(包括投资的管理、经营、维持、使用、享有或处分)享有最惠国待遇; 第三,不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例外情况。

中国的双边协定一般都具体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适用上的例外: (1)基于关税同盟、经济联盟或类似组织给予的优惠; (2)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而给予的优惠; (3)为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的优惠。 关于例外,中荷协定还设定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条款,其第3条第5款规定,对于在自由贸易区投资或参与边境贸易的投资者与不在这类区域投资或未参与此类贸易的投资者之间,可实行差别待遇。这就是所谓的“积极歧视”,即投资接受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法规对本国不同地区的投资给予不同的待遇。 由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普遍设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这样在所有缔约国之间就会产生两个法律效果: 一是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将给予所有同类缔约国的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二是一旦中国通过签订新的条约或制定新的国内法规,提高了对某一缔约国投资者的待遇,其他同类缔约国的投资者均自动地享有这种扩大或增加的权利。 2、国民待遇 由于中国存在全民、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经济,三者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不同,依据的法律、政策也不同,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在执行中将十分复杂。因此,中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一般不采纳国民待遇制度。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国民待遇制度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

第7篇

本次调查在新生入学4个月后进行,以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2012级护理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558份,其中男生14人,女生544人。

2方法

自编新生入学适应情况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系统对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对问卷结果进行分类统计和交叉统计分析,了解学生入学适应情况、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法。

3结果

3.1对“你是否遇到不能适应的问题”的调查

没有遇到问题的学生有359人,占64.3%;遇到问题的有199人,占35.7%。在遇到问题的学生中,遇到“学习问题”的有153人,占76.9%;遇到“生活问题”的有119人,占59.8%;遇到“人际关系问题”的有60人,占30.2%;遇到“经济问题”的有36人,占18.1%;遇到“恋爱问题”的有12人,占6.0%。这表明有超过1/3的学生遇到问题,且集中在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3方面。

3.2对“你所遇到的学习问题”的调查

选择“缺乏合理的学习方法”的有113人,占73.9%;选择“学习氛围不浓”的有71人,占46.4%;选择“跟不上课程进度”的有58人,占37.9%;选择“缺乏学习兴趣”的有41人,占26.8%。3.3对“你所遇到的生活问题”的调查选择“学校食堂饮食不习惯”的有91人,占76.5%;选择“学校生活条件不方便”的有67人,占56.3%;选择“想家,不适应集体生活”的有55人,占46.2%。3.4对“你所遇到的人际关系问题”的调查选择“与同班同学及室友不融洽”的有31人,占51.7%;选择“与异性同学相处有困难”的有13人,占21.7%;选择“与父母沟通有困难”的有12人,占20.0%。3.5对“遇到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原因”的调查回答该问题的有59人,其中将原因归结为“个人性格及适应能力”的有32人,主要包括性格内向、不善于沟通、自卑、没有调整好心态等;原因归结为“生活环境不适应”的有10人,主要包括饮食不习惯、宿舍环境不适应等;原因归结为“学习上存在问题”的有17人,主要包括没有掌握学习方法、自主学习能力差、对课程缺乏兴趣等。

4原因分析及建议

4.1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新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学习、生活、人际沟通方面。而心理问题则是导致新生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4.1.1学习问题

首先,高职新生进入新校园后,对新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不适应。高职学习和高中学习存在很大差别,高中阶段许多学生养成了被动学习的习惯,而高职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生需要课外学习、了解大量专业知识,这使得习惯于被动学习的学生难以适应,跟不上课程进度。其次,部分学生缺乏学习动机和目标,对课程不感兴趣,学习跟不上。因此,很多新生存在学习难以适应问题,以致学习效率、兴趣不高。

4.1.2生活问题

新生从高中进入大学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其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护理专业女生占多数,部分学生第一次独自离家到异地上学,在陌生的环境中因想家而不能适应学校生活。其次,饮食方面各地差异大,学校无法兼顾所有学生的口味,因此有些学生会遇到饮食不习惯问题。最后,进入大学后学生有大量空闲时间用于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但许多学生无法合理有效地利用,虚度宝贵的大学时光。还有部分学生由于过分依赖父母,进入大学独立生活需要自行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如洗衣服、打扫宿舍等,因此感觉不适应集体生活。

4.1.3人际关系问题

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出现人际关系问题是个人性格原因所致。如有些学生性格孤僻内向,对新环境存有冷漠、自我封闭心理,或者没有合适的沟通交流方法,从而缺乏主动流;还有部分学生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或过分低估自己的能力,因而自卑,不愿与人交流;有些学生则自我认识过高,容易在交往中无视他人、好出风头,造成人际关系不良。

4.1.4心理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黄希庭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大学生心理健康和教育》中指出,无法适应环境、自我发展不适应、人际关系障碍是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从调查中我们发现,自卑、内向、情绪化、害羞、多疑、孤独等不良心理会使新生认知能力下降,引发适应性问题。现在独生子女较多,长期接受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忽视,使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下降,在新环境中不能及时调整心态,因此难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行为上的适应。

4.2建议

4.2.1高度重视

新生入学教育,加强引导入学教育是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能帮助新生以最短的时间、最佳的方式、最好的效果适应大学生活。首先,把握高职教育特点,教会学生学习,指导新生掌握学习方法。其次,选择年轻的辅导员,他们的年龄、知识背景及生活经历与高职生相似,更容易接近学生。此外,要选择优秀班干部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利用从众心理引导新生,培养高职新生良好的学风。调查中对“最希望了解的信息”这一问题,有90.1%的学生选择了“就业状况及专业相关信息”。因此,学校有必要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新生确立职业目标、培养职业素养、制订行动计划,使其对自己未来职业有具体认识和规划。最后,在人际交往方面,要教育学生在与不同性格、特点的人交往时,要多倾听、少抱怨,多沟通、少猜疑。尤其护理专业女生较多,女生心思细腻、敏感,应教育学生要宽容、相互信任,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自己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4.2.2重视心理教育

新生刚入学时很容易对新环境产生抵触情绪,心理问题是学生管理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先,对于部分由于考上高职院校而失意低落的学生,引导其接受现实,树立正确的前途观,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其次,举办心理知识讲座和心理拓展活动,传授健康、科学的心理知识,教会学生自我调节,引导其正确认识自我、积极进行自我暗示和鼓励,提高自我评价,消除不良心理,尽快融入到新环境中。

4.2.3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

第8篇

一、关于我国外商投资待遇制度的回顾与评析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急需大量的资金启动经济。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对外国来华投资者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超国民待遇制度。这种超国民待遇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所得税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减税、免税优惠。《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7、8、9、10条规定了许多税率优惠与减免税优惠, 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的不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按30%、24%与15%的所得税税率纳税(而我国内资企业其所得税则不分地区和行业均按所得额的33%纳税),同时,还可以有条件地享有免征2年减半征收3年所得税的优惠。(2)关税优惠。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52、53条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1、72条规定,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多的进出口关税优惠,如外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均享有免税待遇。(3)进出口优惠。外资企业普遍享有进出口权,而在我国原有外贸体制下,真正享有进出口权的内资企业却很少。(4)业务优惠。 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以从事外币投资业务。

在税收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同时,我国外商投资者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土地使用、智力成果和投资财产的保护以及司法行政救济等方面则享有国民待遇。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1982年1月30 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规定,在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赋予外国企业参与合作开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资源的权利。土地使用方面,根据1990年5月19 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3 、第4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外国投资者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且可将其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转让、出租、抵押或用于其它经济活动。智力成果保护方面,依据我国《专利法》第18条的规定,在中国设有经常居所或营业所的外商投资者,有权依法在我国就其发明创造取得专利权。我国《商标法》也规定,外商投资者,只要其所属国与我国签订有关协议,或共同受有关的国际条约的约束,或者双方按对等原则办理,可以在中国取得注册商标,其商标权受中国法律保护。我国的《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也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著作权、发明、发现权方面享有国民待遇。而《民法通则》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还规定了在亲属权、继承权和劳动权等领域外国投资者享有国民待遇的制度。在司法行政救济、投资财产的保护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有关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寻求司法或行政救助,与中国公民有着同等的权利,即享有国民待遇。

规定国民待遇制度,其意义在于保证在我国领域内的内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民事权利地位的平等,从而排除对外国投资者在民事法律地位方面采取低于内国投资者的待遇。但根据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内国的外国人只是享有跟内国人同等的权利,而不是同样的权利。事实上,规定了国民待遇制度的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对外国人通常规定某些限制。我国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国民待遇时也不例外,作了一些限制。如在生产投入方面,《外资企业法》第18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施细则》第57条, 以及我国各级政府在审批项目时的诸多规定中,均要求外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并将此作为项目批准或者享受优惠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我国的有关法规中规定,对不按期实现国有化

计划的外资企业将征收高额税率等。在投资范围方面,外国投资者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下列行业, 禁止设立外资企业:(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二)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保险;(三)邮电通信;(四)中国政府规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其他行业”。第5条则规定对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托投资、 租赁等限制设立外资企业。不过近些年来,我国在金融、保险、运输、贸易航空等领域对外国投资者已放宽限制,允许外资进入,但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仍限制较严。此外,我国对外国投资企业还提出了贸易平衡、出口实绩要求。外国人在购买机票、车票、门票时与内国国民的待遇亦有差别。

东道国在授予外国人国民待遇时,在某些具体方面的待遇优于或低于内国人,这是当代国民待遇制度本身所允许的。是国民待遇制度“弹性”原则的体现。判断某项待遇制度是否为国民待遇制度,重在弄清它是否符合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内外国人待遇同等,而不是看内外国人是否待遇同样。就我国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外商投资者待遇制度而言,这种优惠带来的已不是外国投资者与内国投资者是否待遇同样的问题,而是内外国投资者是否同等的问题。这种待遇制度实际上远远突破了国民待遇制度本身的弹性限度,造成了内外国投资者待遇的不同等,这也是前些年国内出现“假洋鬼子”企业的重要原因。在税收方面,前些年外国投资者享有的待遇,实质上是“超国民待遇”,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学者否定“超国民待遇”的提法,(注:参见张庆麟:《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 期。)似有不妥。就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而言,其数量之多,要求之严,在实行国民待遇的其它各国是罕见的。当然,这些限制中有些是国民待遇本身应有的内涵,诸如对外商投资者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邮电等领域办企业的限制。但应指出的是,诸如贸易平衡、实绩要求以及对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托投资、租赁等限制设立外资企业,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造成的。应当承认,在诸多领域,内外国投资者处于非同等的地位,我国对外商投资者实行的是非国民待遇。但这种待遇有别于政治色彩很浓的“歧视待遇”。因为我国急需外资涌入,有关的立法毫无歧视外国投资者之意。诸多限制和要求是鉴于我国经济势力较弱、国内企业相对落后而无力与外企竞争以及经济体制不健全,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设立的自我保护措施。但在客观上,这种待遇制度下外商投资者的地位不如国民待遇制度高,因此人们将这一制度称之为“低于国民待遇”或“次国民待遇”,是有其合理性的。

由上观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国投资者实行的是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相结合的混合待遇制度。这种混合待遇制度是我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迫切需要外资而国内基础设施及融资的其它条件相当落后,外商在我国投资面临许多风险,因而不得不借助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使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诸多行业还不具备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为了维护国家与安全,保护民族工业发展,我国又不能不在许多方面对外商投资者加以严格限制。因民事权利对国家的与安全影响相对弱小,我国在有关的诸多领域则根据国际通例,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应当承认,这种混合待遇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弥补我国资金的供需缺口、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待遇制度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混合待遇制度中,以优惠为中心内容的超国民待遇是其主体。如果以发展中国家在相同阶段给予外资的优惠条件和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作为比较标准,我们就会发现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优惠待遇是偏高的。(注:参见左建龙:《利用外资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载《经济研究参考》(京),1996年第11期。)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并导致了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行业性分工和世界贸易战不断加剧,引资、合资已不再是东道国同外资双方简单的互利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行业性控制和市场占有的问题。(注:参阅徐东华:《外商利用合资占领行业市场后果严重》,载《内部文稿》(京),1996年第15期。)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其它企业处于更为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式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了垄断的局面。此外,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良策。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伯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以及伊西阿·利特法克提出的投资环境冷热法,都没有把税收优惠放在重要位置,而1995年一项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仅仅依靠增加政策优惠程度来吸引外资是难以奏效的。”(注:沈伯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载《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第5期。 )因而,我国对待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制度有待完善和发展。

二、对外商投资待遇制度的展望

国民待遇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在处理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上最普遍适用的制度。对外商投资者我国是否应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呢?对此,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1 )认为我国在近期还不能实行国民待遇;(2)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全面实行国民待遇, 积极同国际社会并轨;(3)认为我国应逐步实行国民待遇。

如何对待能否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制度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其一,实行国民待遇、提高国际资本的自由程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潮流。迄今,东盟各国正实行大规模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中期进一步出现了投资政策自由化和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便利的总体发展趋势。据统计,1991年至1994年期间,在373 项外国直接投资法律与管理规定变化中,368 项是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到1995年中期,各国间已缔结了900 项有关外国投资自由化措施的双边投资协定,其中有60%是1990年以来缔结的。(注:《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竞争能力-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新闻之一》,载《

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1997年完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制订的“多边投资协定”,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国际资本的国际保护水平,扩展跨国公司的国际营运范围,提高资本的自由程度。此外,西方经济的复苏,东欧经济的好转,均需要资金,加剧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作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中国,对此不能不引起重视。原有的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制度,一方面实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又在经营范围等领域实行严格限制,这有悖于当今国际社会资本自由化流动的时代潮流。因而必须实行政策转换。实行国民待遇制度无疑是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方向。

其二,外资国民待遇制度在我国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外资国民待遇制度的实现,首先意味着我国对内、对外法律法规的一体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我国原有的立法,对内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大多规定了不同的制度。要实现对内、对外政策的统一,一方面有赖于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还有赖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而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均不可能一蹴而就,非需要一个过程不可。况且外资国民待遇实现的范围与程度,不仅表现为对内、对外法律法规的一体化,更取决于一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序。(注:参见单文华:《我国外资国民待遇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目前我国的经济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换、向国际经济融入时期,总体而言,国际化的程度不高,市场化还处于紊乱状态,这也决定了我国外资国民待遇制度的推进只能是逐步的,近期所能实行的只能是有限的国民待遇制度。

由此可见,主张我国近期不能实行国民待遇制度或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制度的观点,均失之偏颇。前者无视当今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过于保守,有碍于我国外资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后者则脱离我国的实际,超越了事物发展的阶段。墨守陈规、裹足不前或脱离实际、盲目超前都将有害于我国外资待遇制度的完善,并进而损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确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国应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度。

对外商投资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度的主张,也已被我国政府所采纳。早在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即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同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资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首次在实质性规定上实现了内外资待遇的平等。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收暂行条例规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该新条例,同时废止原来运用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从1996年4月1日起,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设备和原材料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这就进一步取消了外资在税收制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转而采用国民待遇。1995年9月, 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则明确地提出:“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此外, 主席在第五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阪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也提出,我国将逐步实现对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