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地方民间文化的精髓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形式，主要涉及到民间音乐、传统戏剧及手工技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全民关注的热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提升国家或地区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旅游资源越来越得到认可，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本研究从游客的视角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运用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研究影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以期更好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献综述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2.1.1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和保护研究
国内外学者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界定，如Munjeri D（2004）探讨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及形式特征。张春丽、李星明（2007）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界定、内涵、外延等方面。刘壮、牟延林（2008）在对比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学者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例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Susan（200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晓涛（2012）探讨了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建立地方立法保护的必要性。Georgiev（2013）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以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自然遗产为基础的。Claesson（2011）探讨了保护沿海或淹没的史前土著考古遗址和历史景观、滨水建筑、海船的残余和海事传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Chatty（2016）在总结阿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2.1.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社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影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Costa（2008）指出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巴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George（2010）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加剧了当地居民的贫富差距，造成旅游开展的过度商业化。潘长宏等（2013）探讨了了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造成的多样性影响、形象与文化认同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Giudici等（2013）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ratim（2015）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游客的行为和忠诚度的影响。秦美玉（2014）对“双轨制”办节模式下形成的西昌市区、普格县、布拖县三处遗产地居民的旅游影响进行比较研究。Smuka（201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2.1.3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就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进行研究，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和开发潜力进行评价。陈炜、文冬妮（2011）从开发潜力、开发条件、利益相关者因素、开发效益等方面，构建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Barrio（2012）在整合三个分析公司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三重分析方法评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的价值。巴桑吉巴（2014）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提出了拉萨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朱叶等（2015）以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ASEB栅格分析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Falguni（2016）探讨了印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工具和营销工具。张希月（2016）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的基?A上，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2.1.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和对策。朱晗、赵荣（2013）对山东省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开发模式进行探讨。周灿（2014）探讨了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模式。Vica等（2014）通过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探讨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杨阳、黄远珍（2016）提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协作机制。Nicole（2013）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问题。马振（2014）提出手工艺类非物质遗产改变经营理念、根据市场要求设计产品、开展手工艺品乡村旅游、组织手工艺品设计比赛、建立产品质量标准、培训社区居民等发展对策。王春燕、喻晓玲（2015）提出针对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吸引力的提高策略。刘社军、吴必虎（2015）探讨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策略。
2.2计划行为理论研究
2.2.1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方面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是对Ajzen和Fishbine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的继承，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旅游方面的研究，如姚艳虹、罗焱（2006）本文借鉴消费者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并对各层次构成要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曾武灵等（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顾客满意理论的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的理论模型。沈苏彦，郭剑英（2011）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预测模型，揭示影响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Quintal等（2011）基于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感知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旅游意向的影响。Jalilvand等（2012）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探讨电子口碑的影响（网络口碑）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Guo等（2013）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意向模型，检验旅游者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李卫飞（2014）以国外志愿者旅游研究成果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旅游认知心理的研究，探讨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对志愿者旅游的认知、态度和意向等心理状况。马奔等（2015）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卢冲等（2017）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运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2.2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修正
计划行为理论在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虽然得到诸多研究学者的肯定，但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与其他的理论模型嫁接，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如Kuo等（2012）运用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影响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Hsu等（2013）构建一个扩展的旅游者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研究游客旅游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周玲强等（2014）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邱宏亮（2016）引入道德规范，构建了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影响机理模型。以来杭州国内游客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及道德规范对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的具体影响。邱宏亮（2017）文章基于TPB视角，引入道德规范与地方依恋，构建了出境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宋慧林等（2016）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TPB模型，采用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对TPB模型在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特征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朱长宁（2016）将顾客价值理论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休闲农业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4市584份消费者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2.3现状评述
【内容提要】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could be trnced back from three aspects:first,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second,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fion; third,the assimilation of the 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debat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hird on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debate provided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关 键 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正 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本革命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革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政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党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党各派对革命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工人阶级革命。这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革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革命失败在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政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着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着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着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政党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政党的政治纲领或该政党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毛泽东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毛泽东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毛泽东修改而成的，毛泽东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张闻天、李维汉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张闻天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张闻天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张闻天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张闻天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着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泽东，毛回函给予肯定（注：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毛泽东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党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党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党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该着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毛泽东曾询问过这部着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共产党人，成为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军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张闻天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张闻天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张闻天）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关键词：社会性质论战；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指出，“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为我们指明了当时的国情。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石。通过论战，使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愈辩愈明，愈辩愈清。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正确，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论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驳斥托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和错误观点，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的论证。在从横向方面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各方面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又从纵向方面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入侵以后对中国社会引起的变化作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激发了全体国民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心。讨论吸引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参加，撰文论争的多是当时各派别、团体的知名人士。在这之前，很少有人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通过论战，使人们普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问题的关心，激发了更多的人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正如何干之所评论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中国民族解放暂时停顿后才出现的。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战，论争所取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2]
三、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首先论战在形式上保持了学术论争的特点。各方为了阐述自己的主张，尽可能通过严格的逻辑推论和各种经验材料，统计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体现出较强的学术研究特色和学术水平。其次又是一场的政治斗争。论战各方都显示出强烈的党性、原则和立场。在论战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有力地打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四、论战形成的成果，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现在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道路与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及其特点之间的关系，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识清楚”。[4]在《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5]这些著作中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都折射出了此次论战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场论战，也就不可能产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些著作，同时这些著作也是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无论是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方面，还是在政治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论战，才使我们更加明确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此理论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5]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604．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经分析，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集中体现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规避灾害，降低损失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的进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化学污染物质排放严重超标，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水体污染问题，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加强水文地质研究，有助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继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009年，我国西南诸省出现了严重的旱灾，2011年，我国北方各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南北方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降低旱灾与洪灾的发生概率，促进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2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
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集中体现在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国家投入力度不足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2.1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
缺少相对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也就无法对水文地质的系列研究工作进行指导与提高，直接导致其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水文地质研究工作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基本上源自于专业的研究人才的一线工作经验，但是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学科在我国尚属于冷门专业的范畴，专业人才显得匮乏。再加上各个水利部门也属于冷部门，效益并不高，导致大部分专家学者并不愿意投身于水文地质的相关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导致我国的水文地质研究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降低水文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概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2.2国家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相关的政府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依旧有所欠缺，针对地方的各项考核也基本上是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依据，导致地方政府也并不重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一点：水文地质研究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性的经济效益，反而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其普遍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违背自然环境的规律，导致水文地质灾害频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于如何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水文地质的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针对上文所阐述的种种问题，需要采取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措施，切实加强水文地质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3.1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
媒体对民众以及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提高水位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的范围，有助于吸引公众与决策者的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注意力。例如黄河断流、淮河污染等大型的社会性新闻，可吸引观众的目光，再如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给社会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因为水文地质灾害的具有缓变性以及隐蔽性的双重特征，再加上可能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媒体方基本上不会将该类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未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导致人们对于水文地质研究方面的工作了解甚少。所以，需要切实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彰显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公益性，这是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之一。
3.2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地质学，任何有关于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均需要依赖地质学科的相关专业理论。鉴于此，必须要高度重视水文地质的教育战略方针，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立足于思维与方法两个层面进行创新与拓展，充分重视物理思维、地质演化原理等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针对原有的水文地质学进行去粗取精，引进先进的知识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水文地质学基本概念并加以实际运用，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3.3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各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积极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思想，摆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位置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国家方面需要持续加大对水文地质灾害的资金投入力度，便于引进新型的研究设备与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确保专款专用，不断革新水文地质研究的技术，并对现有的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进行全面的改进与完善，提高其预测随文地质灾害的时效性与精确度。需要注意的是，水文地质的运动是不可控的，并且影响因素非常多，其内在规律目前也尚不十分明确，因此对于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的预测结果，仅可作为参考，不可尽信，依旧需要以实地调研为准。
3.4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
仅以我国湖北省十堰市为例进行分析，十堰市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水文地质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十堰市政府以丹江口水库为核心区域，围绕其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区、区域性交通枢纽、高端绿色工业发展区、现代化服务中心等。以当地的特色文化为依托，整合山水文化资源，打造国际化的生态旅游胜地以及东方养生休闲区等。
关键词：文化整体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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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性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与思考：从50年代的先分歧后共识、60年代的共识中有分歧、80年代的学术大争论、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再到新世纪的跨越性展望，展现了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思考与时代背景之间的紧密共振，以图探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和历史书写与回归历史本真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思考如何置身时代大背景中去揭示历史与时代背景发生的紧密共振和其复杂多维性。
[关键词]辛亥革命性质；时代共振；历史本真；复杂性
回望辛亥百年，历经令人激动的“2011年双十纪念”，纪念辛亥百年成为继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大庆后的另一盛典，足可见百年前这场空前的变革对在21世纪努力实现全方位改革来完成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讲意义是非凡的。今天的中国人仍在探索百年前的民族复兴之路，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探索者坚持努力向西方学习，却超越了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游学海外时接受西学的痴狂(1)，吸收和内化大量的西学后眼光向内进行选择性反思和批判，更多的思索中国自身的传统性因素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可以展示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和历史书写与回归历史本真之间的关系。
一、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大陆学界长时间内的统一认识。(2)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普通大众通过科普教材获得的知识。以下是学界对这个问题长达半个世纪学术探讨的回顾。
（一）50年代：分歧中的共识
一词之差的争论，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54年以《历史教学》杂志为载体，耿孟夫以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不同历史范畴为依据，对两者发生的时间和革命任务进行厘定，从而提出“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称之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的说法，引起了三种回应：一是汪咨训提到政治立场问题的观点：认为耿孟夫的提法“是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4)，因为毛泽东曾明确提过：“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5)二是孙守任和王永康则提出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是李茜1960年的《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一文深入讨论了这个争论，将该问题由争议引向了共识：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性质上的本质差异，而是可以通用的两个概念。(6)作者回到马克思、列宁和苏联学者康士坦丁诺夫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结合中国现实提出：“就性质而言，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类型而言，辛亥革命属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并不具有人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更不是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7)两种说法只是居于经济层面性质和群众在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类型两种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结论而已。
（二）60年代：共识中的分歧
60年代争论焦点是辛亥革命的实质问题，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还是革清王朝的命？1961年10月16-21日，在武汉举办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对有关辛亥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此时对辛亥革命实质的关注都带着较强的革命话语色彩，学者们达到的共识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8)学界论证该问题时回避不了一个共同的政治背景：毛泽东和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论断。(9)然而在基本共识的关照下，学者们又对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质特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值得关注的有三种提法。
胡绳武、金冲及在《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从社会各种矛盾状况出发，对辛亥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进行分析，提出革命实质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0)这是代表性的观点，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李时岳的《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兼谈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中，在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这个论断既说明了革命的性质，又反映了革命的形式的前提下，提出“辛亥革命是国内革命战争，不是对外的民族战争；革命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国内反动派，即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不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11)
吴雁南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文中，则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影响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的论断，人民之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从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矛盾和任务出发，提出“不能忽视‘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反帝国主义的特点，又不能等同于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12)
（三）80年代：学术大争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论点的交锋。
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建国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在短短的十年里，对内是“文革”的结束，随着而来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步入正轨和新发展，社会各层面既有30年前建国的欢欣热情，又带着欲急速前进不想倒退的情绪；对外开放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时代主题的大环境，让封闭了很长时间的学术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和接触，开始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成果（国外和中国港台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可归纳成：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13)；辛亥革命是国内民族革命(14)；辛亥革命是中国对外革命(15)；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革命；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16)；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17)；辛亥革命算不上资产阶级革命(18)等）。
这股外来的学术挑战主要是对前30年国内主流学术共识的颠覆，国内的学者们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回应再次达成共识：肯定辛亥革命是革命，并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将其进行简单梳理。
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是本次国际学术交锋的最大特征(19)。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是：
1. 中国社会科院的黎澍、黄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胡绳等学者，以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为代表，有意识地针对海外学术界提出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革命”之说进行澄清。(20)1982年12月5日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以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为代表的一些论文就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能量和动向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开阔的研究视角既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肯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1)
2. 李时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22)中，对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和“反帝反封建过程”是两个“变革过程”）进行批判，提出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向下沉沦”和人民大众主导的“向上发展”两个过程，为他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论奠定理论基础。“两个过程”的新提法也成为人们重新解读近代中国的一种新视角。
3. 刘大年在1981年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一是系统地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革命领导者、革命纲领、革命的主力军四个方面，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剖析了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和白吉尔的“非革命论”，并对“国内民族革命”论、“中国对外国革命”论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可以有助于认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样性和共性，有助于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23)
4. 章开沅先生在1981年的《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中，主要与台北学者中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史学家进行学术对话，(24)认为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由于对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水平评估的不同和对同一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不同，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认识也不同。提出一是不能因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而贬低和否定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进而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考察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必须结合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背景和20世纪初中国独有的两半社会性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方法，“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椐领导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而是要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和由此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代表资产阶级诉求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辛亥革命的领导层，并草拟了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和趋势的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5)
（四）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
学界在90年代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征兆：努力摆脱政治性阶级论看问题的扁平化、笼统化局限，回归揭示历史面貌的复杂性。
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的王彦民提出“性质分期论”(26)，一方面论证早期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以此反驳一些苏联学者(27)“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性质分期论”来关照以往对辛亥革命中被人忽略的一些民族、民主的努力，带有一种摆脱阶级论来关注问题复杂性的意识。作者注意到，即使是在同一个革命活动中，随着革命内外部形式的不断变化，革命任务和活动诉求会有所调整变化，并且提出“辛亥革命是许多人领导的，从革命全过程来看，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孙中山，从具体来看直接领导人则是熊秉坤和蔡济民等人。”(28)而不是笼统地用资产阶级来定义。
1992年郭世佑的《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依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来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阶级基础的再解读(29)。切入点仍是资产阶级，一是反对学术界的“革命派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认为这是政治环境影响和左倾“唯成分论”影响历史研究的表现，他进而提出：“从广义的资产阶级和革命党的阶级属性而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就狭义的资产阶级即资本家而言，辛亥革命是一场缺乏这种阶级基础的革命。”(30)革命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肩负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一般资本家要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海峡两岸学者由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不同，大陆学者侧重辛亥革命的阶级性，台北学者侧重社会性，以至于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为此提出一个新标准：革命性质应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五）21世纪的跨越性展望
世纪之交，继往开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在延续上世纪90年代跳出革命史范式看问题的努力，并有所深化，讨论的焦点逐渐从社会矛盾、革命对象、阶级基础移向革命大众和革命达到的效果，观察视角逐渐从上向下移，一些新的标准在浮现，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部分学者提出用新的标准来看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朱宗震将辛亥革命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国家如英、法、日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辛亥革命尽管具有共和思想的光环，实质上并未跳出王朝更替的循环。”(31)文章虽然带有用西方理论来衡量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提出用革命达到的效果来定性是一种突破。华中师范大学的彭剑提出要超越以往从领导者入手的局限，认为“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32)
二是有些学者对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进行新解读。辛亥百年纪念之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提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一批青年学生即新型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33)共和、平民字眼的使用可以看出新世纪的学术解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34)
三是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先不下定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炎才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回顾另辟蹊径，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提出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体现出“整体考察与本质互动的理性追求特征”，(35)无论是以往源于毛泽东的社会性质判断论(36)、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决定论(37)等自觉地用唯物史观考察法，还是新时期学者运用的系统考察法、近代社会史方法、阶级分析法、综合分析法都是追寻历史真相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如此诸多方法的融合运用，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其历史本来面目”。认为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转换视角和更多的实证开拓去探讨出今天的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性质(38)。
二、学界的思考发生变化的原因
纵观50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与思考：从50年代的分歧中有共识、60年代的共识中有分歧、80年代的学术大争论、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再到新世纪的跨越与展望，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思考无一不与时生紧密的共振，究其原因，笔者浅陋，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社会大环境和时代主题的转变。历史是时代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时代主题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到和平与发展、再到21世纪金融危机后的反思与呼吁国际合作与共识，国内我们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经了从建国后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模仿到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些都影响到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索。从50年代汪咨训等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是否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担心到今天学者期待用新视角来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学术思考与时代脉络的紧密相联。正如学界指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21世纪之后第一个十年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39)。
二是史料的不断开拓和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从50到70年代反复使用的《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纲领性材料，到80年代以后一些新史料如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金冲及和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地方性报刊杭州的《商业杂志》、地方县志如《吴县志》、个人传记如《孙中山全集》和《黄兴传记》等，再到90年代国外资料的开拓如日本中村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不同类型史料的开拓和挖掘也有助于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观察摆脱一元化视角的局限。
三、政治环境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如学者所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40)，它的承上启下地位是透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方向的绝佳方位，因而对它的定性也就不可避免与国家政治大环境有紧密关系，甚至出现“政府、政党纪念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辛亥纪念本身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的现象(41)。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学术化，回归历史本真。
三、问题与思考
透过辛亥革命性质之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学人们的两个思考：学术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和如何书写历史才能尊重历史、回归历史本真。这些思考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和基点：历史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书写与真实？
1. 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于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42)。葛剑雄先生的这个定义揭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现象，任何历史都是人与史实的互动，也带来意识形态与史实的互动。然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价值、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依托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控制人们的历史记忆，这种情境下的历史建构，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而是历史应该是什么。”(43)还有学者关注到实体地域文化构建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源定义者与历史本身的互动，如程美宝用“现实建构”分析框架对广东文化命题建构与时代、人事的互动关系(44)。
基于这种反思，新史学的追随者们提出历史研究应眼光不断向下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来还原多维度的历史。笔者却认为历史真相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而多维的,无论我们想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都不能回避历史复杂多维的特征。即使我们无法做到奥克肖特要求的那样，历史学家应以各种完全与他通常思考现在的方法毫无瓜葛的方式来思考过去，(45)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事业的概念是雄心勃勃的，它要求历史学家抵制所有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压倒性趋势。”(46)但我们可以追随一些学者的思考，杨念群提到目前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并力图回避两种倾向的影响：一是不像老一辈汉学家那样出于热爱中国文化的感情而按西方语式有意无意拔高中国历史的固有特质；二是防止出于政治话语的制约而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使研究变为意识形态目的论的产物。(47)历史原貌是复杂和多维的，今天的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置身时代大背景，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揭示历史与时代背景发生的紧密共振和复杂多维性。
2. 置身百年民族复兴的大方向和环境，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的双重主题，对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不能脱离民族复兴之大方向和环境，应思考其在民族复兴大业中的特殊地位。钱穆先生说，研究历史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之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前人所需要的可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48)。也有学者提出学术研究要立足国情和为现实服务。(49)的确，我们无法抹去民族性带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如锐进的法国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于20世纪80年代便说真正自由的历史，必定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不是民族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历史，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重构社会图卷，方能领会隐藏于民族定式后的复杂性。(50)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些学者的高远情怀：“尽管不同政府、政党建构的国家认同并不一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中华民族认同却超越于政府及其党派之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51)百年近代中国其民族复兴是一个连续性的主题，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书写都离不开这个主题，社会史之父马克·布洛赫曾说：“我生于法国。我喝着法国文明的汁水。我认为她的过去也是我的，我只有在她的怀抱中方能自由呼吸，我和其他人竭尽所能捍卫她的利益。”(52)笔者想，这是任何一个书写历史者都无法也不应该抛弃的永恒情怀，有了这样的底色，才使追求尊重历史真实面貌的努力保持鲜活的魅力。
注释：
（1）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接触了大量的日文报刊图书后兴奋致极地感叹：“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81。
（2）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
（3）历史教学.1954（10）：58-59。
（4）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二）.人民出版社，636-638。对于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在其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20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60：562-563；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说：“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六）.人民出版社，1999：344。
（6）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李茜认为孙守任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因为仅从劳动人民的热列参加和民生主义部分反映农民的要求而否定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和主要利益诉求是不科学的，无法作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论点的有力支撑。对于王永康的观点，作者则认为他陷入概念混淆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在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还只是资产阶级反专制的软弱的政治助力，还无法提出独立的诉求，辛亥革命还无法向前发展获得“人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7）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35。
（8）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
（9）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该文中提及“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0）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45-658。文章认为“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实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甚至还有着一些混乱的看法”。
（11）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59-674。该文章认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提法太笼统，不足以显示当时清朝政权既是封建的朝廷又是“洋人的朝廷”这种“二重性质”，同盟会革命势力和清朝政权之间的矛盾才是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
（12）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76-696。
（13）持此观点的是少数学者如日本学者岩村三千夫和野泽丰等。
（14）60年代的中国学者李时岳也曾持这种观点，欧美学者克劳斯持此观。
（15）以苏联学者齐贺文斯基为代表持此观。
（16）台湾学者张玉法是该观点的代表。
（17）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政治变革”论也称“两种变革论”，、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471页）中提出认为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
（18）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或译贝吉瑞）认为中国在20世纪资产阶级人数有限且不具有同质性，未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脆弱的；美国的芮玛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是“辅助性”的力量，不能以此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19）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19-20。刘大年在该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题》一文中谈到：“我将要讲的主要内容是辛亥革命，……我的讲述不免要对一些作品，包括日本学者的作品有所评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清哪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叙述”。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黎澍的《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黄真的《月异岁新，与时俱进——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山大学的陈锡祺的《孙中山为创建共和国而斗争的伟大功勋》（第63-99页）和张磊的《列宁论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19页）都从列宁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的肯定和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入手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胡绳的《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第139-156页，文章认为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而否认其反帝性质和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此类论文还有中国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国辉的《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4-218页，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逸平的《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第157-170页，阎志强《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评价辛亥革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等。
（21）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1983。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第373页-400页）以广东资本家的政治性组织粤商自治会为切入点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运动中的动态与联系，较有力地回答了国外学者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性质的议论；吴桂龙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第401-446页）以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个案为视角观察资产阶级参政的积极性和反帝活动，以论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相关论文还有鲜于浩的《试论川路租股》（第347-372页）等。
（22）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171-183。
（23）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21-121。
（24）台北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25）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1）。
（26）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文章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可以分期来看，武昌起义胜利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武昌首义胜利到1912年清帝退位期间，辛亥革命具有民族、民主双重性，清帝退位后辛亥革命主要是民主性。
（27）主要是以齐赫文斯基为代表的学者。
（28）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
（29）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3）。文章认为革命性质的判断依据主要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革命党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30）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3）。
（31）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4）。
（32）彭剑.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河北学刊，2011，31（4）。
（33）杨天石.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河北学刊，2011，31（4）。
（34）相类似的观点其实早在十年前2001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的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由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
（35）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
（36）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文章认为日本的狭间直树、岩村三千夫、国内主要学者如吴玉章、蔡少卿、李新、章开沅等都属使用此类方法的学者。
（37）郭世佑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此方法论。
（38）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杨天树：《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讨论》，《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2卷第4期。
（39）汝信，赵士林.中国学术年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94。
（40）杨天石.重议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河北学刊，2011，31（4）。
（4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42）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3。
（43）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4-155。
（4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5）[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1。
（46）[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2。
（47）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36。
（4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
（49）彭剑，周波，段君峰.首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08（3）。
（50）[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55。
（5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52）[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6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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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大年.赤门谈史录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C].上海:中华书局，1983.
[5]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上海: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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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3][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4]王敏.苏报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