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投资;证券市场;效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马杰傲 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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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实证分析
一、引言
金融与经济发展间关系一直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Goldsmith（1969）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是，金融发展的实质即是金融结构的变化。1973年麦金农（MacKinnonn）和肖（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的金融抑制（压制），实际利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水平甚至负利率。levine（1997）认为金融系统的作用就是消除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而产生了市场摩擦，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角度对农村金融进行理论解释，采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办法，用实证方法论证了重庆市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路径。
二、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研究方法
本次分析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做到全面、协调的整合，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次分析出变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在整理完材料之后，得出变量之间的协整和回归方程。显而易见，得出了全国农村的发展状况，更加能够体现重庆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呈现的关系，即正相关关系。
2.指标选取
（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相关率FIR。FIR是指一定时期内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的比值。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项目等。通过调查与了解，得出农村的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对农村金融资产进行了研究，包括农民持有的现金和储蓄。实物资产价值采用农业生产总值指标。
第一，农村人民家庭持有的现金量。中国传统的消费观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在新中国时期，纸币成为流通的主要工具。在现阶段，将可获得的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作为指标。
故农村持有现金总额=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农村居民人数
第二，农户本身的储蓄量。此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农户的定、活期存款。本文采用重庆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农村储蓄用来计算农户储蓄。
金融资产=农户持有现金+农户储蓄
所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农业生产总值
（2）农村经济发展指标。虽然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仍为主要产业，本文所选取的农村经济发展指标是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大农业的生产总值Y来代替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折为现价表示。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根据1998至2011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人均支出额、存款余额、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有关数据整理而得到下表。
4.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方法对Y和FIR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三、结论与建议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为薄弱环节。当FIR变动一个单位时，在理论上本来可以通过金融效率的传导作用，使得农村经济增长6345.074个单位。由于农村金融的不完善和农户自身融资的局限性等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FIR的作用严重削弱，并没有发挥其实质意义上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该大力发展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首先，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要一切以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真正的务实，把金融机构的职责履行到位。其次，注重细节，紧抓效率，充分利用重庆直辖的优势和两江新区的带动作用，多给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自由。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积极作用。再次，要注重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创新要提上日程。最后，要充分整合一切积极的因素，共同发挥它们对重庆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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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学；特色；教学；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湖南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等农林院校金融学特色专业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8-0034-02
目前我国金融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金融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把金融学办出特色，有针对性地培养我国金融行业急需的创新型、实用型人才乃当务之急。
一、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的时代背景
（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具备快速、便捷、成本较低等优势，迅速成了金融发展的热点，这种变化也对高等院校的金融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结局就是移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移动互联网金融形式的出现也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二）支付宝、微信等新的金融支付平台与支付手段的出现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出现了支付宝、微信等新的金融支付平台与支付手段。为适应形势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金融特色专业的教学也需要随着这些新的支付平台及手段的出现添加新的教学内容。
二、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金融学特色专业的内涵
所谓特色专业是指具有显著特点，能够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受到企业和用人单位广泛认可的专业[1]。金融专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热门专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一直都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开设金融专业的院校众多，缺乏特色，培养的学生缺乏针对性，不能满足金融行业发展的需要，造成了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因此，金融学专业必须适应时展的需要，办出一定的特色。所谓金融学特色专业就是指在金融学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培养目标等一系列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金融行业和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的金融专业。
（二）金融学特色专业的教学现状
我国金融学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市场需求培养了大批金融学特色专业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开设金融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呈现竞争格局，财经类院校、综合性重点大学、一般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理工、农林类院校等都开设了金融学专业，近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独立学院也在积极开办金融学专业。因此，在众多院校的竞争格局下，每个院校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可见，如何对既能满足金融市场和社会需求，又有利于各校自身发展的金融学专业特色进行定位，培养高质量的金融学实用性人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必然是现代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上述各院校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每个学校仍会存在个性化差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所以，金融学特色专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一致的通用模式。
三、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师资队伍的素质仍需提高
合格的师资力量是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保证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的师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也有一些教师仅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欠缺，或者科研能力强但教学的艺术水平不高。有的教师对新时期金融学特色专业的前沿发展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不能满足新时代对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提出的要求等。
（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依旧落后
合理的教学手段和方式是高校金融学专业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保证。我国历来多以课堂讲授，老师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手段为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灌输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的需求[2]，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挫伤，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未得到培养。所以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需要革新。
（三）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脱节，毕业生入岗缺乏经验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主要进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公司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金融专业人才需求急增，但是传统的金融学教学体制一般只注重基础理论的灌输，忽视了实践教学，所培养的金融学人才不能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毕业生大多理论知识丰富，实践操作能力薄弱。
（四）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待健全，课程考核制度比较死板
金融专业课程的开设是金融人才培养措施的重要方面，其设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培养的人才质量。而现阶段不少院校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单一，教材更新较慢。对于学生的考核也基本上是一尘不变的闭卷考试，题型的设置局限于概念，让学生死记硬背书上的知识要点，不注重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思考，导致学生所学很少能派上用场，造成与实践脱节。
四、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改革的模式构想
构建金融学特色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金融业对金融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金融学特色专业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一）构建“工与学、校与企、课与证”相結合的金融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工与学：即学生前三学年在校内进行理论学习和模拟训练；最后一学年进入实习，边实习边学习。实习单位提供岗前培训、技术培训和考证培训，并由实习单位考察学生的品行和能力，实习单位满意的学生可与公司签定就业合同。
2.校与企：金融专业积极推行多种方式的校企合作。（1）成立由教师、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金融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参与课程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专业建设的全过程。（2）与证券公司、银行、保险等企业签订校企共建协议，为金融专业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和教师顶岗实践提供平台。
3.课与证：（1）课证融合。将证券从业资格考证、银行从业资格证考证、保险从业资格考证课程列入金融特色专业教学计划，举办考证培训班，提高学生通过率。（2）二证并举。即职业资格证、毕业证并举。（3）以证代考。证券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保险从业资格证课程实行以证代考，即拿到证书的学生可以免去学校相关学位课程的考试。
（二）构建“专业+公司+师生员工”的金融特色专业建设模式
可以考虑以金融专业为依托，成立产、学、研合一的服务型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产训合一，学以致用；公司的目标是为金融专业的学生实习、实训提供稳定的平台，及为金融专业的教师提供实践机会；其经营范围有：金融投资理财策划、金融投资信息咨询、代开证券账户、金融培训等。金融专业教师是公司的员工，他们分别在公司商务咨询项目部、营销策划项目部、培训项目部等部门任职并开展经营活动。金融专业的学生可分期分批在公司进行实习、实训。让公司为金融专业师生搭建一个实践操作的平台。（下转181页）
（上接34页）（三）构建金融特色专业人才的订单培养模式
可以考虑与证券公司、银行、保险等企业合作，签订金融专业学生的订单培养协议，为金融单位定向培养金融特色专业人才，并在订单培养率达到一定比例后，逐步推广扩大[3]。
五、完善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金融学特色专业教师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
高校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到其他高校交流学习，及时掌握最新的理论动态，还可以选派优秀的教师入企业学习，以更新他们的实践知识，邀请金融管理层为教师进行培训。学校要有计划的开展进修班，为教学创新提供条件，金融专业的教师要充分学习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对教学方式进行创新的老师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提高教师教学创新的积极性，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并对教师的研究成果予以肯定[4]。
（二）丰富金融学特色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方面，教师可以采用新的授课方式，例如对新时期的金融案例进行建模分析，观看视频资料。另外，教师要加大对金融专业学生专业书籍阅读的指导，也可对最新的金融资讯与学生一起讨论，也可让学生自己搜集资料、分析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使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启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可以利用多媒体、互联网，获得大量的国内外金融资讯，从而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可以把各高校优秀教师的研究论文、课题报告、教学资料、专业文献放于网络公共平台，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教学效果。
（三）注重对金融学特色专业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要完善实验室配套设施，模拟证券投资、银行贷款、期货交易，举办与专业相关的比赛，让金融专业的学生身临其境操作，使他们深刻理解金融理论知识，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要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并在操作中去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能灵活应用到实践中去。要安排学生寒暑期在地方企业实习，了解实际岗位运转模式，以培养出与具体金融岗位接轨的金融特色专业型人才。
（四）制定新的金融学特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课程考核制度
应该按照各校的实际情况和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定期修改金融学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设置要尽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减少内容的重复性，要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教材。要在基础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增开实践课程，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改变选取教材的模式，尽可能鼓励教师根据讲课讲义自己编制教材，一边授课一边做教材的编写工作，要针对不同在校学生的素质及水平，并结合金融学专业教学的特点，选择易于学生接受的教材。同时要求学生学好高等数学、英语、计算机这些与金融学密不可分的课程。在教程的考核制度上，要改变单一的闭卷考试形式，可以课堂表现、作业、论文的写作、实习表现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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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关键词：信用交易;保证金;波动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55-06
The Impact of Short Selling Margin Adjustments on Volatility of the Markets:
Evidence from TaiWan Market
AbstractThe debate among various market participants on the margin trading especially short-selling of securities continues today． Opponents of short-selling argue it disrupts orderly markets by causing panic selling， high volatility， and market crashes． So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short selling margin requirements impact the volatility of TaiWan stock market， and we find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ort selling margin adjustments and market volatility．
Key wordsMargin Trading; Margin; Volatility;
卖空交易是证券信用交易的一种形式。所谓信用交易（Margin Trading），又称融资融券交易或保证金交易，是指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向证券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融入购买证券所需资金或出售证券所需证券的交易形式。
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在证券市场上是否应该允许信用交易尤其是卖空交易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信用交易的高杠杠性是否会导致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尤其是那些卖空交易的反对者们认为卖空行为容易引起恐慌性的抛售，加大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市场崩溃。因此，近年来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允许卖空交易，但即便是在那些允许卖空交易的市场上，卖空行为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约束。就我国而言，缺乏卖空机制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股市“单边市”的格局，尽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沪深交易所也随之出台了相关的试点实施细则，但我国证券市场至今无法进行卖空交易，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层担心卖空交易会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争论的焦点之二在于信用交易的保证金比率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监管部门是否可以通过保证金比率的调整来达到调控证券市场的目的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调高融券保证金成数将增大股市的波动率，而下调融券保证金成数，即放松对卖空的限制，反而会使市场的波动性减小。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针对美国市场并且主要集中于融资交易保证金比率调整或并不区分究竟是融资交易保证金率亦或融券交易保证金率，而统称为保证金率。
对证券市场影响的研究。部分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针对1997年之前的台湾证券市场，然而从1997年10月21日起台湾市场信用交易的融资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成数不再按股价指数联动，而改由财政部依市场及经济环境的需要而作改变。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了保证金率的水平值或一阶差分来代表保证金水平的高低及变化，但是从Hsieh and Miller（1990）以及Hardouvelis and Theodossiou（2002）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其实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引入虚拟变量的方法针对1997年10月21日之后台湾证券市场融券交易保证金比率的调整来展开。此外，融券交易保证金比率的下调也意味着对卖空限制的放宽，因此，通过对融券交易保证金比率调整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保证金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还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卖空交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一、台湾证券市场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调整概述
台湾证券市场的信用交易始于1962年2月。对于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台湾市场早期是依据指数的高低自动进行调整的，而且一类股票和二类股票的融资比率也往往不同（如表1所示）。
自1997年10月21日起，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台湾当局改变管理方式，改由财政部依据市场及经济环境的需要来拟定和调整最高融资比率及最低融券保证金成数，不再按股指连动。证券商可以在主管机关制定的最高融资比率之下、最低融券保证金成数之上，视客户信用状况及有价证券的风险程度，自行订立融资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成数，或暂停该有价证券的融资融券交易。1995―2007年台湾证券市场融券保证金成数的历次调整如表3所示。
目前，台湾对于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的规定为：上市股票的融资成数为60%，上柜股票的融资成数为50%，融券保证金成数均为90%，最低维持担保率为120%，转融通的成数不得超过证券商对客户融资融券的成数。
二、文献综述
关于保证金下文中若未明确指出为融券交易保证金，则保证金一词均统指信用交易保证金，在现有文献中往往是指融资交易的保证金要求。调整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早期的文献主要侧重于研究保证金率变动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近期的研究焦点则放在保证金率的调整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上。
目前绝大部分的文献都是针对美国市场进行的研究，各类相关模型背后隐含的经济机制也都是相类似的：即对股票价格的负面冲击将会降低杠杆交易者的抵押品价值，当股价大幅下跌时，这些杠杆交易者可能不得不对股票进行清算来满足保证金的要求，从而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滑；反之，当股票价格上涨时，由于保证金交易的杠杆性，会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这也就是Garbade（1982）[1]所提出的所谓金字塔式（Paramiding/De-Pyramiding）效应。
尽管如此，各个文献得出的结论却各异。Largay（1973）[2]和Eckardt Jr and Rogoff（1976）[3]都研究了1968―1969年间NYSE和AMEX对部分投机性比较强的股票施加100%保证金约束对股票价格、成交量以及波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施加100%保证金约束后这些股票的价格、成交量以及波动性均显著下降。Hardouvelis（1988，1990）[4-5]的实证结果也发现初始保证金要求的高低和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为负的相关关系，而且提高初始保证金要求从长期来看会减小股票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偏离。因此，他认为保证金这一手段对限制投机交易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Hardouvelis（1988，1990）文章发表后便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议。Hsieh and Miller（1990）[6]提出了对其研究方法（即采用变量的水平值来进行实证分析）的质疑，并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对同一时期的美国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美联储对初始保证金要求的调整会影响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而且，美联储对初始保证金要求的调整往往是追随（Follow）而不是引导（Lead）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Kumar，Ferris and Chance（1991）[7]也认为保证金的调整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关系，因此美联储无法通过调整保证金要求来达到提高或降低市场波动性的目的。Kupiec and Sharpe（1991）[8]建立的世代交迭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同样发现初始保证金的设置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波动背后的微观结构。
由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保证金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始终未达成一致的看法，而利用美国市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于美联储自1934年以来仅仅对保证金比率调整了22次，并且自1974年以来就再未调整过，因此美国市场的数据并不足以就这一问题给出可信服的统计检验结果。于是，Hardouvelis and Peristiani（1992）[9]转而研究了东京股票交易所（TSE）的保证金调整情况。日本的保证金交易制度自1951年起开始施行，从1951年到1992年TSE就调整了100多次保证金要求。Hardouvelis and Peristiani（1992）发现，如果控制了股票收益水平的影响后则保证金比率的变化与股票的条件波动率显著负相关，从而得出了保证金这一政策工具对于稳定二战后的日本证券市场有着明显的作用这一结论。然而，Lee and Yoo（1993）[10]对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市场的研究却发现，在短期影响方面，除了日本市场在调低保证金比率时对股票价格波动性有显著影响外，其余市场的效果均不明显。在长期影响方面则所有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性都不受保证金比率调整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开始推行信用交易，关于保证金水平调整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关系的讨论又再度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Fortune（2001）[11]发现保证金贷款数量与下一期的股票价格水平和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相关关系。Hardouvelis and Theodossiou （2002）[12]就Hsieh and Miller（1990）等对其研究方法的质疑进行了反驳，认为Hsieh and Miller（1990）等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而不用水平值来进行研究将会遗漏那些滞后的波动性和保证金要求对模型估计的影响，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除了同样得出保证金比率的高低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为负的相关关系外，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在牛市中这一关系格外显著，但在熊市中则并不显著。Li（2006）[13]的模型结果也表明，较高的保证金要求可以通过限制人的投机能力，从而降低股票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
就台湾市场而言，王（1992）[14]的实证结果发现，1987―1990年间台湾市场融资比率及融券保证金成数的调整并不是股市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但股市波动率却是融资比率及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的Granger原因。许哲源（1992）[15]发现从日数据来看，1981―1991年间台湾市场融资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成数的调整对股市波动率并无显著影响，但从月数据来看，融资比率与股价波动率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相关关系，而融券保证金成数对股价波动率的影响则不显著。柳春成（1996）[16]探讨了1982―1990年间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的调整对台湾股市波动率的影响，发现整体而言保证金比率的调整是一个无效的政策工具，但对高风险投资组合中的证券而言，无论调高还是调低保证金比率，股票价格的波动性都显著扩大。Hsu（1996）[17]对1981―1991年台湾市场的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只有极少的几次保证金调整对股市波动性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保证金调整对股市波动性并无显著影响。萧宪鸿（1997）[18]探讨了1988―1990年以及1996―1997年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的变动对股指收益率及其波动性的影响，发现提高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无法降低股价的波动性，但降低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却会加大股价的波动性。姚海青等（1999）[19]用GARCH模型研究了融资比率与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发现融资比率与融券保证金成数的调整并不会对股价的波动性产生影响。郝翠翎（2002）[20]用事件研究的方法以及GARCH模型检验了保证金比率的变化对其所构造的股票组合价格波动性的影响，发现保证金比率和股价的波动性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和变量的计算
由于自1997年10月21日起，台湾市场信用交易的保证金比率不再与股指联动，而改由财政部依据市场及经济环境的需要来拟定和调整，因此我们选取1997年10月21日到2007年7月31日台湾加权指数的日数据台湾加权指数的数据来自Wind资讯。进行研究，并根据表3中1997年10月21日之后的7次（不包括1997年10月21日那次调整）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时间，将总的样本期间划分为8个子区间。
1．指数日收益率的计算
3．代表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的虚拟变量
为了研究融券保证金调整是否会对股票市场的波动率产生影响，对应于1997年10月21日之后的7次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我们引入了7个代表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的虚拟变量，其中i=1，2，…，7，本次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后到下一次融券保证金成数调整前该变量值为1，其他时段该变量值为0。
（二）模型设定
根据Hardouvelis and Theodossiou（2002）的研究结果，当期的股市波动率水平会受到上一期的股市波动率水平，上一期的波动率冲击（用上一期股市收益率的绝对值来表示），以及上一期的股市收益率（主要用于控制所谓的杠杆效应）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基于下述模型来进行：
方程（3）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到，t-1期的市场波动率水平和t-1期的波动率冲击对t期的市场波动性都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t-1期的收益率则对t期的波动性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对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即融券保证金成数的调整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7个虚拟变量中有4个达到显著性水平。代表融券保证金成数调高的虚拟变量D5、D6的系数均显著为正，D2、D4虽然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代表融券保证金成数调低的虚拟变量D1、D7的系数均显著为负，D3的系数虽然为正但也并不显著。因此，整体而言，调高融券保证金成数将增大股市的波动率，而调低融券保证金成数将减小股市的波动率。此外，融券保证金成数的下调可以视作对卖空限制的放宽，这也就意味着放宽卖空约束不仅不会使市场的波动性变大反而会使市场的波动性减小。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结果呢？Kumar，Ferris and Chance（1991）认为证券市场上主要有两类活跃的参与者：一是投机者；二是理易者。前者的投机活动会使证券价格偏离其均衡价值，从而增大市场的波动性。而后者主要根据已有的信息来预测股票的收益和风险，然后做出买卖决策。这种基于信息因素和流动性因素的交易活动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股市的波动性。因此保证金比率的调整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保证金比率的调整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变化，调高保证金比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投机者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市场的波动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投机性效应”（Speculative Effect），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机制也就是Garbade（1982）提出的所谓金字塔式效应；另一方面，调高保证金比率也会增加理易者的交易成本，随着理易者交易活动的下降甚至部分理易者退出市场，市场的流动性就会下降，从而波动性增大，这也就是所谓的流动性效应（Liquidity Effect）。因此，保证金比率调整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要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如果投机性效应较大，则调高保证金比率可以降低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反之，则调高保证金比率不仅不会降低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反而可能提高证券市场的波动性。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显然流动性效应占了主要地位。
此外，融券保证金成数的下调可以视作对卖空限制的放宽，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就意味着放宽卖空约束不仅不会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变大反而会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减小。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如果市场不允许卖空或者对卖空交易限制较为严格，则会呈现单边运行态势，一旦出现严重的供求失衡，市场便会产生巨幅的振荡。而如果引入卖空交易机制或者放宽对卖空交易的限制，则可以增加证券的供给弹性。当证券价格因为投资者的过度追捧或是恶意炒作而变得虚高时，市场中理性的投资者会及时察觉到这种现象，卖空这些价格被高估的股票，从而使得这些股票的供给量明显增加，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市场上对这些股票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抑制股价泡沫的继续生成和膨胀；另一方面，也会向其他投资者传递股价被高估的信号，促使过度高涨的证券市场重新趋于理性。此外，当这些被高估的股票因泡沫破灭而出现价格下跌时，先前卖空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因到期交割的需要又会重新买入这些股票，这一方面会增加市场对这些股票的有效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托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向其他投资者传递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促使股价回复到真实的价值水平上来，从而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市场都允许卖空交易，自1990年以来新兴市场中允许卖空交易的比例也不断提高。部分国家的监管层之所以迟迟不敢放开对卖空交易的限制，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卖空交易可能会引起过度投机从而导致市场的波动性加大，甚至引发市场危机。但是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融券保证金成数的下调，即放宽卖空约束不仅不会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变大反而会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减小。只要我们在推出卖空机制后加强对卖空交易活动的监管，强化与卖空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引入卖空机制并不会造成市场的过度波动，反而可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起到稳定市场的积极作用。
此外，就我国而言，根据2006年8月21日沪深交易所公布的《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对融资和融券交易保证金比例的规定均为：初始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50%，维持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130%。尽管实施细则中并未提及保证金比率的调整问题，但笔者认为信用交易机制的推出可以为证券市场的监管部门提供一种灵活、透明及制度化的监管工具和宏观调控手段。以融券交易保证金比率的调整为例，当监管部门发现证券市场中的证券价格因为上涨过高而出现泡沫的迹象时，可以下调融券保证金要求；反之，则可以上调融券保证金要求。尽管目前有些学者认为保证金的调整往往滞后于市场的变动，并非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给投资者传递了一种信号，理性的投资者必然会通过对这种消息的消化和吸收来调整自身的预期和行动，从而改变证券市场的供求力量。
总之，信用交易是一把双刃剑，在为证券市场带来有效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可能给市场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但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信息的透明性和监管的有效性都在逐步提高，对于广大的新兴市场而言，引入信用交易特别是卖空交易的利是明显大于弊的。在建立信用交易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考虑本国的金融结构、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实际监管水平，从而设计出最适合本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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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证券 流通 属性
作者简介：陆晖，深圳海关，研究方向：证券法、公司法。
证券是表示一定权利的书面凭证，即记载并代表一定权利的文书。该观点脱胎于票据法理论，强调权利与书据的紧密结合，并由此形成二元权利理论体系。然而这种静态的观察在逻辑上形成自洽的体系，却未必与社会生活相符，特别是当下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如众筹融资、P2P网贷等，都难以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正如有人评论道：“（权利与文书相结合的）证券法理论基于一个接近过时的上市实践，将有价证券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与其记载的权利相结合的文书，在现代商事活动中苍白无力。”笔者从权利的变化出发，希冀以动态角度为证券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对证券经济活动的考察
（一）证券权利的宣示
一项权利并不能单纯依赖主观的自我确认，更需要以某种可以被其他主体所识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权利确认和保护的前提。股权作为一项权利，当然也需要用某种形式予以明确和表彰，而采用何种形式进行表彰则需要视其满足何种社会需要而定，从理论上来说，金属、木材、丝绸并无区别，而轻便、经济等因素决定了人们采用纸张作为证券的表彰形式。而更进一步，人们将证券赋予文义性、标准化等特点，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另一个需求――流通。如果没有流通需求，股份公司的股权与有限公司的股权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股份公司完全可以不采用证券而是用股东文件来表彰权利。如果没有流通需求，公司进行债权融资完全可以用格式合同的方式与债务人订立合同。有观点认为借贷合同需要和投资者逐一商量从而效率不高，而债券则完全避免了这种情况。然而这只是不了解金融活动的一种想象。不可否认债券确实有效率高、谈判成本低的特点，但如果融资公司以格式合同方式进行融资，投资者同样只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态度，其效果与债券有何异？又怎么会出现需要对融资条件进行逐一谈判的局面？债券的产生并非只为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在不同投资者之间的流通，而这种流通需求则是债券产生的内在动力。
（二）证券交易的原因
综合各种因素，证券发行和交易至少有以下三项原因：一是生产的融资需求，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的扩大产生了外源性融资需求，在单一的货币资本不能满足这种融资需求情况下，融资者通过向社会公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这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资本的增值需求。对于经济社会而言，保持经济利益持续增长以达到增值是资本的内在需求，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主体为获得预期经济利益而进行资金投入以达到增值。这和融资需求互为交易的对方，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三是金融风险管理需求。由于金融市场上不同主体对风险的偏好不同，从而产生资产的风险管理需求，参与者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进行资产配置以达到控制风险目的，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后来有部分衍生品又发展成为独立的金融工具，实质上是风险的互换或转移，与资金需求无关，有时甚至是参与者之间的一种“对赌”，如金融危机时在香港金融市场上杀伤力很强的累计期权（Accumulator）就是典型例子。
二、证券流通属性的概念
通过以上对证券的经济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证券的社会基础乃是流通需求。流通性是证券的本质属性。证券流通作为一种金融现象，金融学将其描述为金融交易，而金融交易的抽象性解说则是消费机会在不同时点转移，即当前消费机会与未来消费机会互换。在法学意义上，证券的流通属性可以认为是金钱债权在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于传统证券的二元权利理论，法学家谢怀蛳壬曾做出过精彩的论述，以证券权利与载体的关系为考察点，其核心是建立在权利的表彰上，即把权利通过可被人的感官所感知的载体形式表彰出来，把对载体的处分等同于对权利的处分，通过权利表彰，把原本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进而把对权利的证明、流转、处分等也具象化。二元权利结构的逻辑起点就是那张纸――权利的纸质载体，关于证券的理论都是在这张纸上构建起来的。笔者认为，该理论更注重权利的静态描述。
而证券处于不断的流通中，其价值也在流通中得以体现，所以从动态方面揭示流通属性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其实，学界对于证券的流通性早有研究，如有人强调“证券权利的生命在于流动性”，但理论通说一般认为流通性是证券的特征。笔者认为，从动态视角来看，流通性乃是证券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从一般权利到证券的关键。对于证券流通性本质，域外立法也许能提供一些借鉴。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不再恪守传统所有权的立场，认为“证券权益”（securities entitlement）是包括一系列权利的权利集合；《荷兰证券交易监管法》也强调证券的流通性，即证券权利是可转让的。
三、证券流通属性的特征
（一）证券流通的目的性
证券的流通性本质，并非指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是指这种权利本身就是流通的、运动的。从理论上说，只要不是人身性的权利都有流通的可能，而只有那些在流通中才能体现出其价值的权利，才成为证券上的权利。正如货币之于资本，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财能否转化为资本，关键在于所有者是把其用作消费，还是……通过其运动获取收入并最终获得收入才可以转变为资本。”又比如股份公司的股票，从证券法上观察绝大多数投资者在购入股票时并不是为了控制该公司或参与经营管理，而是希望通过股票价格的波动而获取金钱上的利益。股票的价值在交换中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围绕股票交易，所以人们设计出一套持有、证明、流转制度。而与其相对的其他权利凭证如车船票，购买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相应的服务而不是进行流转交易，凭证所表彰的权利并不是通过流通来体现其价值。 （二）证券流通的同质性
证券流通不同于商品或服务流通，后者是沿着“货币――商品”的路径发展，即以货币（金钱债权）换取某项商品或服务，在该场合中发生法律关系的双方，持有货币一方最终目的是获取商品或服务，另一方是为了获取货币。虽然有时出于管理或营销目的，会出现付出货币和获得商品相分离的情形，但这种分离并不是金钱债权交换，最终目的仍是货币（金钱债权）与商品（服务）的交换。这样就可以解释，包括邮票、饭票、商业预付卡等在内的众多代表一定金钱权利的凭证不能成为证券的原因，这些凭证虽然也表彰一定权利，但是这种表彰却是建立在付出货币（金钱债权）与接受商品（服务）相分离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货币――商品”的交换。而证券流通就是金钱债权与金钱债权之间的互换，不涉及其他商品或服务，“证券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货币运动，表现为投融资双方直接进行货币和证券的交换，没有任何导致货币权属变化的中间环节。”
（三）证券流通的功能性
证券是运动的，也必须在流通中才体现出生命，这不仅根本区别于合同、职业证书等凭证――后者只是静态的权利宣示；也区别于满足其他社会需要的权利凭证，比如以支付为功能的票据。从票据的产生及其功能来看，不论是汇票、本票还是支票，支付手段都是其最原始最简单的作用，也是其作为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所满足的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当然，票据的经济作用还有信用、结算、融资等手段，但这都是从“代替现金”的支付手段衍生出来的，票据最核心的功能仍然是支付。所以票据并不是证券。需要指出的是，票据与投资于票据的投资基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流通性本质在后者身上展现无遗，法律本质上亦属于证券范畴。
四、以流通属性分析金融创新产品
一项法律制度并非能凭空设计，背后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变化，除了逻辑的抽象思考，也要对这项制度背后的社会关系进行考察，更要回到社会生活中去检验效果，完成实践――抽象――实践的理论发展过程。正如日本法学家我妻荣所言，“要明确这些法律规则或法律概念所规范的经济关系，再通过这种经济关系去明确抽象的法律规则及法律概念的实质的意义。”
（一）众筹融资
众筹融资是发展最迅速的一种融资方式，在监管层和实务界引起较大范围讨论，目前其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定论。融资者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注入公司形成公司资本，投资者凭出资获得目标公司的股权，“证券是具有融资功能的权利凭证……它是能够给购买者带来投资收益的特殊凭证”，从这一点来说众筹应属于广义上的证券。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融资公司没有制作符合证券理论形式要件的“证券”，而是制定统一格式的股权认购书和股东名册，以此来确定股东地位。如果应用二元权利结构理论探讨众筹融资，建立于纸质证券基础上的理论显得勉为其难，难以对这种新型金融产品进行定性。然而，必须要看到的是，众筹融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融资之初就已经明确了投资者的退出机制，融资公司会明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在后续的多轮融资中将股权转让从而实现收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亦是在公司未来发展中通过出让股权而获利。换言之，这种股权投资在一开始就被赋予流通属性，并且是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表彰，也不论这种表彰方式是否具备传统证券的特征，众筹融资都符合流通性本质，应该属于证券。
摘 要：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该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字：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一、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支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除了对经济规模产生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作用。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却是在最近十多年间才发展起来的。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的理论模型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与其观点相近的文献逐渐涌现，大都是要证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都与国外的理论有一定矛盾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尚处在金融发展倒 U 型的前一阶段，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并没有区分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缘故。
二、国外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1990)的研究开创了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先河。 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存在固定的金融参与门槛成本，而不是所有的人均能够支付起这一成本。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
Aghion 和 Bolton (1997)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道德风险和信贷约束是资本市场不完美及持续收入差距的根源。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生产效率也较低下，因此存在财富不平等现象；而到了金融市场有效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阶段，扩大的资本积累则会降低收入差距。资本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 ,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在长期中呈现库兹涅茨曲线效应。
Matsuyama(2000) 则强调了信贷市场的作用，从利率和信贷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的演化。Matsuyama 指出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不平等现象将长期存在, 而在生产效率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中则收敛于完全平等的稳定状态,富人的投资最终会把穷人拉出贫困陷阱, 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借贷的增加,扩大的需求将促使利率提高, 使得收入较低的人能以较高的利率把钱贷出, 最终收入差距会缩小, 从而产生 Kuznets倒 U 型的收入分配。
Galor 和 Zeira (1993) 在不完全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效率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由于金融结构不完善，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比较高昂，穷人因无法支付这一成本而不能得到金融服务，而富人则会更加方便地取得融资，因此金融效率低下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
除了构建理论模型, 许多学者为了具体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也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最早开始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系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是 Clarke,Xu and Zou(2003)。他们使用 91个国家 1960- 1995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中介的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即使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 金融发展也能够减少不平等。
Townsend 和 Ueda (2003) 在 GJ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 以一个动态模型讨论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他们经过模拟检验后认为, 政府的限制性金融政策还会带来财富的损失。Iyigun 和 Owen(2004) 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
Beck, Demirguc- Kunt 和 Levine（2004）利用99 个国家1960-1999 年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三、国内研究综述
从国内近期的研究文献看，大多是借助于国外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或模型，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
章奇等（2004）首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 世纪 90 年代。
温涛等(2005) 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替代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立军(2005) 对以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分析, 证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姚耀军(2005) 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张前程和范涛（2008）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非均衡都在一定程度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展望
从Greenwood 和Jovanovic开创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以来，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学者们却一直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由于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在实证检验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段，因此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通过考察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国家层面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较大，在国家层面上成立的结论，应用到区域层面则未必成立。因此，未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关注某一具体区域，探索区域范围内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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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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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光明日报（理论版），201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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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深化；金融效率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是金融学较基础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国外学者侧重于理论构建，国内学者侧重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由于以文字段落形式总结显得杂乱，不易于比较归纳，本文以表格形式对这些理论进行列举概述，梳理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和异同。
1.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国外基础研究概述
国外金融学家对此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微小，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而现代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二者存在着互动关系。
2.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我国的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有单向作用，然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和国有经济垄断资源过高，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最新近的研究也发现了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也开始对经济发展有了正向的作用。总体上讲，中国金融发展中，金融中介，即间接融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影响更大，远大于金融市场，即股市融资的影响。
3.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概述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基于我国二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是研究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必然趋势，总结概述如下两个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
我国不同的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落后地区，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国有经济占比例比较大，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还不够显著，表现在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正向作用十分微弱，金融中介对私营经济的支持也不够力度。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如果进入比较完善的发展阶段，长期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正面作用又不够显著，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4.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4.1落后地区，首先考虑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如果落后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效率不足，那么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也无法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也无法使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所以对于落后地区，应当优先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包括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市场环境建设，打破垄断，存进公平竞争，消除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使用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激活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
4.2发展中地区，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对于发展中地区，加强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具体做法有加大存贷款的数额和规模，积极发展股市的规模和市场建设，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进行金融创新，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率。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双向促进效应得到发挥。
4.3经济发达地区，应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同时引导资金向落后地区配置
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地区，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应当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其有信心，有能力进行消费，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同时应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和效率，先进带动落后，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陈福中，吴秋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进行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2]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