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高等教育区域与国际合作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在当前追求高等教育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深港经济、文化、教育等整体发展的趋势，深港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教育）合作大有可为。然而，合作的成效归结于深港两方面的因素，取决于双方的努力程度。由于深港两地高等教育的不同基础与发展需求，相对而言，深圳对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意愿更强，期望值更高。在深港高等教育合作深化发展的进程中，深圳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深圳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特区的实验精神，开拓进取，为双方有效合作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
一、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合作的时代趋向和粤港合作的大背景下，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不断摸索中前行，在初期的合作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一）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政策层面上的推进
两地高等教育合作，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与指引。近年来，涉及支持深港两地高等教育合作的政策在不断增多。2005年9月，深圳市政府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2007年5月，深圳市与香港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2008年11月，深港两地签署《教育合作协议》，双方拟建立定期交流合作机制，同年底出台《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教育要加大开放合作力度；2009年颁发《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强与港澳和国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合作，引进港澳和国外知名学校来深圳合作办学；2010年4月，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正式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表示支持双方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双方同意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规划以高等教育为主的跨界人才培育与知识科技交流区。这些政策协议的制定，从政策层面为深港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撑。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
近年来，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一直在不停地探索与实践，目前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两地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合作。比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金融财务硕士、“emba”硕士等；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与香港大学联合培养金融学硕士。二是两地高校在课题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香港高校依托深圳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开展以科研课题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咨询等为主的校企合作，以及研究生层次以上的继续教育。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落户高新区，建立了独立的产学研基地大楼。目前，香港有6所大学都在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展科研活动。三是合作办学。2009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专责小组，开始探讨在深圳办学，201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签署了《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协议》。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在筹建当中，计划于2013年建成招生，首期招生7，000人，最终学校的招生规模将达到1.1万人。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问题
在深港一体化推动下，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进一步实践推进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一）政府层面注重经济区域的合作，轻视教育区域规划与合作
一直以来，深港合作的主线是经贸合作。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仍处在较低层次，在一些政策协议里，虽然涉及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内容，但仅为合作构想或合作意向协议，深港高等教育合作仍没有详细规划。深港经济合作的步伐要大大快于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步伐。
（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化缺失
近年来，深港两地的高等教育一直有着交流与合作，但这种合作尚处于浅层次，没有具体的合作制度支撑。已有的一些两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协议多是表明合作的意向，缺乏具体的操作性措施。从总体来看，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仍多为自发性、局部性、短期性、非制度化的合作，虽然近年来有制度化合作的趋势，但仍没有完全上升到制度化合作的层面，因此也较难形成综合的、突破性的合作效应。
（三）深港双方高等教育水平不对等
香港的高等教育属世界高水平行列，而深圳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不仅无法和经济实力相当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教育强市相抗衡，就是与经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香港高校选择合作院校的层次和期望显然比广东要高。调查发现，香港高校一般首选和欧美高校合作，其次是和内地的一流院校合作，再次才是与广东高校合作。因此，在高等教育不对等而且有其他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竞争下，如何使香港高等教育选择与深圳高等教育合作，深圳高等教育面临诸多挑战。
三、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对策
基于内外因素的考量，深港高等教育合作要取得进一步发展，深圳方面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要能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寻找双方合作的共同点和互通点，扩大高等教育合作的层面，提高合作的质量，深化合作的效果。
（一）制定和优化相关政策，为合作创设条件
两地政府的帮助，统一合理的政策扶持，是两地高等教育实现有效合作的前提之一。只有在两地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解决“一国两制”条件下的相关教育问题。为此，政府应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方面，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更大的可能和最大的便利。要突出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香港的特殊性，适当对香港高等教育进入深圳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将香港从参照中外合作条例办理的惯例中分离出来。通过两地政府的协作和沟通，为深港高等教育合作创建良好的办学机制，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和实施细则，创造宽松和良好的深港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环境。
（二）积极开拓与推进，为合作创造机会
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深圳也应拿出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激情与干劲，积极和香港高等教育互动与磨合，进行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探索与实践。一要积极开拓，努力磨合。深圳应拿出改革开放之初欢迎外资企业新技术、新管理理念的胸襟和谋略，在与香港高校的碰撞与磨合中，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构建深港两地之间的协调机制，深入推进深港高等教育合作规划和衔接。二要充分落实，大力推进。深圳应着力推动深港双方已有的合作项目，将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实施。要加大执行的力度，要大胆地去试验，去探索；要主动地去落实，去推进。
（三）主动联络与协调，为合作夯实基础
深圳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特色和发展需求，主动争取与香港高校的联络和合作。各高校要利用各自的资源和特色，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将已有的合作常态化，稳固化，将两地高等教育校校合作做好，夯实合作基础，起到积极效应，为未来更多的合作提供可能。
（四）做大做强深圳高等教育，为合作增加筹码
为了增加合作筹码，一定要提升自身实力，将深圳高等教育做大做强。一是提升现有高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深圳各高校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角色，巩固和提高办学能力，形成自身的优势特色，打造深圳特色的高等教育品牌。二是新增高校和科研院所，壮大深圳高等教育规模和整体水平。一方面，要夯实合作平台，增强和扩大现有合作平台或项目的持续效力。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新增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壮大深圳高等教育力量，增加合作筹码，拓展合作平台。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指向性”，以学科建构为着眼点，偏向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建构；而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则带有显著的“问题偏向性”，以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偏向于高等教育领域内具体问题的研究及解决。事实上，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非截然对立，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自发形成的两种研究取向而已。它们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不同视角、不同方面的自主研究，并无“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而是典型的“和而不同”。
一、问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历史透析
一般而言，美国高等教育通常被当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更偏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如此的研究取向，并非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而是与西方独特的学科建制历程有关；因此，根植于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下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自然不能例外。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使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无法获得“科学化”的学科身份
严格意义上讲，“学科”是西方语境下的学术用语，它伴随着知识的分化而逐渐形成，是特定于历史时空的形式。[1]在古西方文明初期，一切知识都囊括于哲学母体中。那时，学科仅仅是知识分门别类的代称。文艺复兴后，人之理性得以张扬，人们开始主动寻找知识的真谛。从15世纪起，以揭示自然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家们向着神学发起一系列的科学冲击。在“理性主义”大旗的引领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以实验为主的自然哲学逐渐与哲学母体剥离和分裂。“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意义上的诸学科正式诞生。”[2]
在自然科学学科建制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往那种带有纯粹思辨性质的“形而上”式研究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科学化”研究的出现。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转向牛顿物理学，并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3]例如：斯宾诺莎曾试图用几何学的方法建构他的伦理学体系；而孔德则干脆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称之为“社会物理学”。在这种“科学化”研究的背景下，到19世纪中后期，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也与哲学母体分道扬镳，并取得了相应的学科身份。
从西方学科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始终深刻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学科建制。而且，对于具体研究而言，只有运用了数学、物理学等具有逻辑或实验性质的研究方法，才会被当时的学者们接纳与认可。显然，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要想获得学科身份，就必须经得起“科学化”的学科标准检验。因此，早在1893年，c·s·霍尔就在美国创办了第一个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项目，并寄希望于用实验、数据来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他强调要“通过广泛调查各国各地的成功失败经验，使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能和其他学科一样，对高等教育工作与成就具有专门的知识”[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理性主义的科学标准参照下，尽管美国高教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既没有让学术同行认可的、坚实的科学理论作为学科支撑，也很难向自然科学那样采用精确量化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故而，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身份始终无法被当时的学术界普遍确认，而相关的研究也只能采用“问题研究”的取向。
（二）战后“范式”学科标准及高教研究的适切性使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很难获得学科身份
1945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在重建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下，自1950年代起，伴随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大批具有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高等教育建构成一个独立的新学科。为此，美国《教育研究与发展》杂志还在1973年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专刊，其中明确强调“高等教育是应国家改革需要而‘诞生’的一个‘新学科’”，而c·芬彻甚至宣称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已“在形成中”。
然而，在美国学界看来，高等教育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关高等教育的知识积累能够达到学科的标准，二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指导具体实践。目前，美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学科标准来自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个成熟学科必须至少有一个学术范式；而且，范式化知识体系的根本在于其不容怀疑的知识核心，因为这些核心知识能够防止学者们在基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而把更多精力用于相关研究。可是，尽管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美国同行们依然未能积累起普遍认可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知识。正如德雷索和马瑟在总结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状况时描述的那样：“广泛接受的学科标准是一个至少能够被合理地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使得学者们能够至少定量地说出自己被接受的知识的分界线在哪里；然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5]另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指导关系也不甚乐观，研究者的理论成果往往不被实践工作者所接纳。大多数实践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不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论文；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少能够让人记住的著作与文章，他们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以外的文献更有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人就曾直接批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醉心于所谓科学定量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行文晦涩、重形式轻实质等弊端，甚至有学者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指责为“只开花不结果的树”。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阿特巴赫曾做过中肯的辩解，而且批评人们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用性期望过高，对理论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没有给予足够的耐心，等等。但是，即便是他本人，在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没有学科基础，没有学术归属，没有确立自己的方法论，更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因此，“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6]。
由此可见，依据高教研究的适切性，参照库恩“范式”理论的学科标准，并结合西方学科建制的历程来判断，美国高等教育确实只能看作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科身份将很难在短期内被学界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受实用主义的功利倾向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愿意延续既往的“问题研究”取向，毕竟关注具体问题的现实解决远比学科建构要实际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多年来一直沿着这一取向展开相关研究，不仅能够让持有异议的学者普遍接受，而且还产生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同时，也被证明是一个符合本国研究实际的应然选择。
二、学科建制：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的历史成因
在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作为学科而建构起来，也是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联的。历史地看，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在依附、移植、借鉴、创新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依附性改造与西方学科体制的全面引进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学术土壤
客观地讲，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近代化，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其间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在制度和理论等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依附、模仿、借鉴与改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变革图存，洋务派极力主张效仿泰西，并设立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京师同文馆，以期求富自强。然甲午战败，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起的维新派在痛定思痛中深刻反思，并将战败的部分原因归结为教育落后，民智未开，且强烈要求对旧式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在维新派的鼓动下，传统高等教育予以改造。然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毕竟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受当时条件限制，所有的教育形式都不得不模仿西方或日本。例如京师大学堂设立后，不仅学科设置、规章制度仿诸日本，就连房屋样式、学舍间数也悉数模仿日本。这使得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呈现出一定的“依附性”特征，而对西方的学科体制自然也只能是照猫画虎般的模仿。
“五四”运动以后，欧美留学生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敏锐的学术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他们不仅带回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而且将欧美大学既有的学科体制也都移植到中国来。“当时的主流似乎在于从‘西潮’和‘古学’的综合中发现‘新知’，而这样一种总的追求与对于‘学以致用’的儒学知识论的反叛相联合，进而促进了追求相对具有学术自主空间的研究机构与知识论范式的运动结合起来，使学科建构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主要诉求。”[7]学者们积极创设新系科、编写新教材，不仅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被不断地整理、翻译、出版，而且具有本国特色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刊物也纷纷创立起来。这些学术努力又进一步加速了对西方学科体制的移植、引进与扩散，造成“西方有中国也有”的学科体制。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始终充满着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此，学者们不仅关注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建构，而且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从未忽略过。例如：在高教理论研究方面，庄泽宣很早就对“高等教育”的概念给予阐释，并在其《教育概论》中专门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章加以论述，且较为详尽地对中西方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孟宪承则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实践撰写了《大学教育》等专著，并对“高等学校职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等等。在高教译著方面，郑若谷翻译了威尔金斯的《大学教育新论》，谢冰翻译了埃里奥特的《大学之行政》，洪秋雨翻译了《欧美大学生活》，等等。在高教研究期刊方面，1943年中国最早的高教研究刊物——《高等教育季刊》创刊；而且，《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等期刊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平台，并对当时高教研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高教研究人员方面，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萨本栋、郭秉文等一大批学者则在他们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值得认真学习的高等教育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从清末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有关高等教育的基础知识已经开始在学者们的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中逐步积累，只不过因时局动荡、战乱频繁，而无法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而已。因此，尽管当时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但却在其他学科移植、借鉴、制度化的过程中埋下了自己的学科种子。换言之，学科建构的学术土壤已经具备，一旦条件允许，定然会开出具有中国本土芳香的高等教育“学科”之花。
（二）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与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空间
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曲折前进、艰难求索。建国初期，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众多高校被按照理、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的类型加以拆分和调整，既有的学科设置也被分解为专业建设，而且特别强调专业建设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1955年高校专业设置为例，在国家设置的249种专业中，理工科占152种，而文科仅占25种。显然，此时的学科和专业建设已完全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和行政干预色彩，而与知识分类和学术研究本身无关。因此，尽管厦门大学早在1957年就编写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一书，但这本仅能做到普通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与高等教育若干论点与材料糅合的内部发行教材，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仅仅只能看作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的一次尝试而已。此后，随之而来的种种政治运动和左右不定的教育政策，则使当代高等教育不得不在政治的挤压下曲折发展，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只能偶见于某些零星的探索和论述中，且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与学术自觉性质，而高等教育作为学科构建的工作根本无法全面开展。尤其是“”期间，裁撤全国所有的政法院校、仅保留2所财经院校等荒谬做法，以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科（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彻底抛弃，更使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成为学者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向往；但恰恰是这种违背学术规律的政治盲动为日后的学科建构积淀了学术的动力。
“”结束后，高等教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那种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国梦想又被唤起，整个高等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关文献显示：仅1978年一年内，国务院就分别于4月和12月先后两次批准恢复、增设普通高校224所。而且，出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前那些被抛弃的“资产阶级”学科也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经过浩劫洗礼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现实意义，并迫切要求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给予深入研究。而就在此时，以潘懋元、朱九思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不失时机地大力倡导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并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付诸实践。1978年，潘懋元撰文呼吁“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在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相继成立了高教研究的专门机构。1981年，厦门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1984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在全国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并确定《中国高教研究》为会刊。在短短的几年内，编写教材专著，培养研究人才，成立研究学会，出版研究刊物等一系列学科建构工作相继完成，这些学术努力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得以确立。
很明显，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客观现实。其实，当时包括高等教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恢复、重建与创建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出于知识认识的本身，其间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色彩和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外部推进。而这一点，从我国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如果站在西方学科建制的立场上，我们似乎很轻易地就可以对这种学科建构行政化的学术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科设置的国家诉求层面看，这种基于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学科建构则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诚如华勒斯坦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毕竟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8]事实上，正是中国这个具有独特文明和特殊历史的“社会容器”为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提供了特定的学术空间。
三、和而不同：着力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综上所述，一个时期以来，关于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建构还是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的争论，实际是中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自主选择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研究取向，二者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本质区别，是典型的“和而不同”。“它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前提，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各自文化范围之内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彼此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分。”[9]但必须指出，这种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毕竟，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及未来走向的清醒认知。
总之，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被历史性地构建起来，尽管它作为学科的建构还不完善，但它确实地存在了。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应搁置争议，进一步明确学科研究方向，厘定基本概念，创新研究方法，夯实理论体系，扎扎实实地作好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构工作，努力创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国学派。这既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更是时代赋予中国高教学人的历史使命。
摘要:人力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河南是人口大省,但并非人才大省,要实现中原崛起,需要各级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而,我们要积极地探索高等教育体制创新,大力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为河南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人力资源 高等教育 教育体制 创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河南要实现从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必须搞好人力资源开发,把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现实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这种优势的转化,关键在教育。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促进教育体制创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高校在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1 人力资源开发的背景和形势
人力资源是指社会所拥有的能为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的人力或劳动力,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经过投资和开发,最终成为人才资源,其开发程度直接关系到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源开发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取决于教育的水平及质量状况,谁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并能够有效开发并合理利用,谁就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因而,高等教育创新是人力资源开发之本。
1.1 人才资源竞争日趋激烈
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资源”,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谁拥有发达的教育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抢占了知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就能够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作为最为稀缺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将成为21世纪竞争的焦点。
物质世界的三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将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创造国民财富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将会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4%到2%。①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智慧”。
1.2 教育创新是人力资源开发之本
高素质的人才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不再以物质资源为核心,而是以人为本,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潜能,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米勒所言“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有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关键力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人力资源的开发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我省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发展最高的回报和最重要的投资。
当今世界,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因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
1.3 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21世纪将从依赖自然资源和资金资源更多地转向人力资源,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和资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水平和人的文化素质,高等教育是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的生产、转换、传播、普及的中心,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最重要途径,在知识经济大潮中处于中心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追求知识将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河南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河南省目前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国内区域间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人才资源开发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对河南的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河南不仅要面对经济强省的竞争,而且将要直接面对世界经济强手的激烈竞争。目前河南人力资源绝对量大,但相对量却很小,人才资源总量不足,面临着整体素质不高和高端人才流失的现象,人才的结构与分布不够合理,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的创业人才紧缺。河南省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2.1 河南教育还比较落后,人才资源开发水平不高
虽然河南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也明显提升,但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结构不尽合理,教育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城乡、区域教育以及学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农村教育还很薄弱,教育改革尚需深化,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2.2 高素质的劳动力数量不足,人才结构与分布不尽合理
人力资源是指劳动年限在16-64岁的人口,乘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人才资源是指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的总称,是人力资源中较高层次的一部分,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多万人,②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河南是人口大省,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布不均衡,人力竞争力不强,大学生绝对数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才资源总量和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创新人才尤为缺乏,人才结构与实现中原崛起的要求还不相称。因而,必须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配制和有效开发,才能使河南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
2.3 师资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长期以来,高校按传统的思维和相对封闭的模式培养人,学科优势不明显,专业特色不显著。学科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专业数量偏少,分布不太合理,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尚未形成,导致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缺乏,而大批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的人才却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问题较为突出。
2.4 经费投入不足,高校办学困难
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主要通过教育途经。教育要发展,投入是关键,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继续快速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上年有一定提高,已接近3%。但河南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51%,低于全国2.79%的平均水平,全国排名第24位,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的4%有一定的距离,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3898.32元,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27位。③虽然国拨经费逐年增长,但人均公用经费却逐年下滑,使得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高校的校舍、师资、基础实验条件等教学设施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3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21世纪是人类依靠知识创新和高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时代,河南省应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原崛起战略,积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和新一轮经济腾飞。
3.1 树立教育优先发展观念,促进人力资源有效开发
2007年8月31日,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对我省而言,一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还要认识到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只有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总量供给更加充足、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功能更加健全的终身教育体系,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要确立政府投入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公益性质,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保证对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确立教育投资是基础性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依法保障《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进一步落实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保持政府投资的主渠道作用,逐步实现各级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三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办学新体制,广辟财源,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事业发展全局,大力营造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人文氛围,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周密、科学、规范的法律保障。
3.2 探索教育体制创新,促进高校协调发展
坚持规模扩张与提高质量并重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优先发展教育实现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统一。第一,要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规律,调整高校布局,实现高校市场供应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和办学效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规模、效益、质量、水平的提高;第二,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注重学科优势互补,改造传统学科专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专业,扶持应用文科和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改变河南教育规模偏小,结构不尽合理的局面,构建优势明显、特色显著的学科专业体系,发挥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第三,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完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灵活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把培养和吸收高层次人才作为战略重点,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努力提高人才资源开发的效益,加快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步伐。
3.3 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完善自主办学体制
政府应处理好与高校的关系,以明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权力与地位,使政府及主管部门能客观、公正地指导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同时,高等学校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者结合起来,着力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质量,培养出“适销对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同时,加快教育制度创新,多层次、多类型办学,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还要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以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水平。
3.4 开发与利用并举,充分挖掘人才资源
人力资源应当遵循有效利用为重点,坚持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并举的发展思路,注重改善和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实施各项政策,促使现有人力资源调整结构、优化重组、增强激励,从而尽可能地释放其经济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现能人效用最大化,下大力气造就一大批发展各项事业所需的合格人才,克服和缓解当前人力因素而造成的对于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只有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进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先进企业管理模式和高科技人才,达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互动开发,注重由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促进河南人力资源开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河南经济在新世纪的长期发展准备充足的后劲。
3.5 在资金筹措上创新,落实高校“四个确保”
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财务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围绕全面建设合格本科院校的目标,坚持举债发展和多渠道筹集资金并重的工作目标,加大多渠道筹资力度,拓宽筹资思路;二要在继续争取银行贷款、上级拨款、社会投资、社会捐助的同时,积极探索老校区置换及综合利用,新校区建设社会化,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办学等增收途径;三要抢抓各种开源机遇,增加学校收入,筹集更多的建设发展资金,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落实高校“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发展);四要切实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开动脑筋,多策并举,加强财务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保证预算的执行;五要做好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工作,建设节约型校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协调稳步发展。
3.6 树立教育终身化的观念,努力办好高等教育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与终身教育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有专家指出,一个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仅占一生中所需知识的10%左右,必须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树立全民和全社会的大教育观,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和后续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构建一套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终身化学习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7 树立创新和服务意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高校必须树立创新意识、质量意识、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知识传播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市场观念,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树立个性化发展的新观念,努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积极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增强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把工作重心放在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学科和专业上,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大批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支撑。广大教职工要增强为教学服务、为学生服务的意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3.8 加大科研投入,促进成果转化
高校应高度重视科研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和创新热情,使学生有更多独立思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总之,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发展河南高等教育,解决河南人力资源总量供求平衡与质量、结构升级,是实现河南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高校人力资源开发应与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创新机制,探索创新途径,培养和造就大批富有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当前旅游高校教学结构存在的问题
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国际旅游客源地和最大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那时，中国的旅游产业规模将是现在的6倍，同时对旅游人才的需求更是呈几何级数地增加，特别是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开拓能力的中、高级管理人才极其缺乏。但是，应该担负起培养旅游行业中、高级管理人才主力的旅游高校，却出现了“行业虽好，院校艰难”的现象，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旅游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旅游企业的比例越来越少。据估计，毕业两年后还能留在旅游企业里的大专毕业生大约只有50%，本科生不到20%。旅游专业毕业生在本行业就业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旅游管理教学的职业特色不突出，教学与行业严重脱节，教学结构本身存在着弊端。主要表现在：（1）主体缺失。传统的教学过分强调教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其促进个人发展的价值，学生没有真正被看作学习的主体。（2）重理论轻实践，知能脱节。传统教学一直比较强调学习者对课本知识的掌握水平，反映在学习方法上是重接受，轻探究；重用脑，轻动手；重记忆，轻应用，使得学生应试能力良好，而创造能力所必须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则不足，造成学习与实际脱节，缺乏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3）教师主宰，物式灌注。传统教学模式基本上是四个中心，即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以课堂为中心，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中心，教师讲解以教材为中心。这种单向的知识传输关系，严重地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自主能力的培养。（4）课时比例失调，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表现在：第一，必修课与选修课不协调。必修课所占总课时的比重偏大，而选修课比重偏小。第二，课程体系缺乏整体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僵化，课程门数偏多，且叠加重复，导致总体失衡。第三，公共课程的比例偏大。（5）课程内容重复，难以激发学生兴趣。随着旅游管理学科内容的扩展，所授内容越来越多，教材越编越厚，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生动、活泼、主动地全面发展难于实现。
二、21世纪旅游高校建立新型教学结构模式应有的特点
创新教育与提高教学质量原则。教学结构改革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型教学结构的建立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发展，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不能一概否定，要在分析基础上取消那些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的课程。西方经济学者早己把“创新精神”列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目的。经济腾飞的国家都是因为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见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旅游高校在进行教学结构的调整时，应从形式到内容都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
1.加强教材建设。随着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的旅游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层出不穷，旅游管理学已经成为当今内容更新最快的学科之一。理论的快速发展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给教材的更新增添了压力。新的内容编入教科书之日竟是其理论部分或全部丧失解释能力之时，这种教学内容的滞后必将与实践严重脱节。当前我国旅游管理教育的内容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己成为制约我国旅游管理教育创新的一个“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教材的投入，加速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
2.转变教学观念。这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现行的教育常把传授知识视为“看得见的硬任务”，把培养能力看成是“摸不着的软任务”，而现在的考试制度也有意无意地提倡死记硬背，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不可能具备抓住新问题、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也不可能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更不具备打破旧框框而独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勇气。这与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仅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怎样去思维，怎么去创新。（1）旅游管理教育应突出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强调可操作性和实践能力。（2）知识经济的到来，客观上要求管理者对信息有较强的敏感性，要善于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搜集和整理有用的信息。这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为此必须强调通才教育的重要性。（3）要不断拓展自主研究的新领域，倡导探究型教学。（4）要高度重视旅游管理学中的基础研究，要对旅游管理实践中一些重大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做出全面、深刻的回答。
3.推动教学手段现代化。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具有生动、形象、概括、鲜明的特点，强化了对人的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刺激，给人留下了强烈难忘的印象，把教育学中的“直观教学原则”运用到了极高的程度，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这是传统教学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必须实事求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实践证明是显著的，它可以达到其它手段难以达到的效果，但它又是有局限的，不是一切课程一切教学内容都可以用之有效的手段，因此应从教材内容的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用之。因此，要运用好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必须首先在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上下功夫，准确地把握每堂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课件材料的选取和编辑，必须紧扣教材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要求，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做到精选，选那些最能说明问题、能达到好的效果的声像资料。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手段，教学手段必须为教学目的服务，生动、鲜明的形象是为阐明知识内涵服务的。只有教材钻透了，教学目的和要求把握准了，知识要点十分明确了，制作出来的课件才能正确显示知识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生动的直观形象阐明知识内涵，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教材。
4.转变以传统专业为本位的狭隘教育观。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业，使得专业越分越细，虽经多次调整，专业数己由最多时的1039种降到目前的249种，但远多于日本（70多种）和俄罗斯（80多种）。如果旅游管理专业仍囿于传统的“三层楼”结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基础课）安排课程体系，专业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生的知识面就会过窄，只适宜对口就业而不能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必须淡化专业、淡化学科、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专业培养目标确定上可实行“9+x”的主辅修、双专业模式，除9门主干课（旅游学概论、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心理学、饭店管理、旅游经济学、旅游社经营管理、旅游市场营销学、导游业务、旅游法教程）为必修课之外，其余课均可自由选修。在教学体系安排上，应加强通识教育，强化基础教学。在课程设置上可采用模块组合，加大选修比例，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5.转变远离社会、自我封闭的教学观。面对新世纪对开放人才的要求和高校旅游管理教育国际化的趋势，高校旅游管理教学必须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1）敞开大学门户，积极争取和欢迎社会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海外学者讲学，积极与企业联姻，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聘请有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校任教，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旅游实践活动。（2）建立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意识，使其具备参与国际竞争、适应职业变换、人才流动的知识结构和应变能力。（3）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课程体系，学校要增加开设国际旅游教育、酒店管理教育等方面的课程，教师在学科专业教学中要注意介绍国外先进的旅游管理理论，在部分课程中逐步实行“双语”教学和采用国外原版教材。
6.以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要建立共同平台。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坚持宽基础、高素质。每个专业至少应设置两块共同的平台课，一块是学校的文科理科大平台课，一块是系里的小平台课，整个学习考核按学分制操作，在一、二年级学完基础课后，三四年级自己选专业。其次要坚持导师制培养。全面配备导师，目的是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即研究性培养，把优秀学生进行强化班训练。三是实行弹性管理：即在一年后选专业，二年后选方向，增加自由度，整个课程体系都要有柔性，更加明确应对市场用人的实用性，实行菜单式的选课。与市场合拍，不要强迫学生学这学那，不要束缚学生，进行多目标选择。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教育质量是高校核心竞争力所在，构建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长效机制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论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和基本功能，从强化质量保障意识、加大教育投入、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提出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新途径。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途径
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人才的培养也随之转入“大规模生产”时期，发展数量与确保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
“质量保障”一词源自英文(qualityassurance)，“高等教育质量保障”(qualityassuranceinhighere-ducaiton)这一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高等教育质量文献中被普遍采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就是在现代质量管理和现代教育评价思想指导下，根据教学质量保证对象和质量保证活动的需要，依据一套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程序，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控制、评估和审核，使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及所进行的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活动持续达到预定的目标，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过程。它是政府的外部保障和学校内部质量控制的有机统一。在外部保证机制上，政府通过建立质量保障平台和外部质量评估，并采取控制、监督和鉴定等措施检查并报告高校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高校质量保障活动的结果和高校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向高等教育的有关“利益相关人”提供信任；在内部保证机制上，关注的核心是在高校建立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及对其运转情况进行审查，重点是高校对内部活动质量的监督和管理。
在当今高等教育界，教育质量保障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质量保障已成为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的制度体系。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功能
教学质量管理是通过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教学质量保证活动来实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决定了该体系具有鉴定、监督、导向、激励等多种功能，从而对高等教育起到保障作用，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鉴定功能
高等教育管理者根据质量保障体系确立的标准与目标，对教育质量进行评鉴，判断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的最低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帮助教育者分析教育过程的得与失，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有的放矢地改进工作，起到鉴定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否达标的作用。
(二)监督调控功能
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通过实施质量保障体系，了解学校执行教育方针政策、资源配置、日常教学情况、毕业生就业率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等状况，对整个质量保障过程进行及时调控。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自我监控，检查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风学风状况及教学效果等，监督各项教学工作按预定计划进行，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
(三)导向性功能
该体系使学校及时了解社会对高等教育结构的需求、期望以及基本评价，发现自身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引导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行为走向规范。依靠质量政策、质量文化等对全体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依靠质量目标、质量标准、质量制度等对教职员工的质量工作进行约束和规范，引导他们调整自己的质量行为，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激励功能．
高等学校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自身作出正确的评估，增强质量意识和效益意识，增强对学生、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感，激励高等学校不断进取，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做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高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把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调动和激发全体人员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途径
大众化教育给高等院校办学造成巨大压力，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生源质量降低，教学软硬件条件远远跟不上，教学管理滞后，强调办学规模而专业设置雷同化、职业化等种种问题。目前的现状迫切需要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强化质量保障意识，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监控体系
高等院校要加强质量意识教育，使广大师生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本着对社会和教育消费者负责的精神，通过引导、激励等机制，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使质量文化思想成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中心价值思想。高校作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部主体，要建立完善的校、院、系三级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包括规章制度、评估考核项目及指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专门评价知识的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分别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状况等涉及教育质量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与评估。根据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建立科学的高校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对毕业生质量进行监控和科学评价，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一所高校教学水平的主要指标，用市场来检验高等教育质量。
(二)利用多种渠道，确保高等教育充足的经费来源
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不少高校办学经费紧张，高校要对现有资源合理配置，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努力探索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在遵循国家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和教育股份制，把学校办成一个对外能够适应与满足社会及个体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对内充满竞争与合作、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俱佳的健康的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试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使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投向教育行业。鼓励和引导学校与企业、社会合作办学，积极寻求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支持，并把捐资集资与培养学生结合起来，使那些为高校筹集资金的单位能够优先选择急需的专业人才，这样既可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又可以解决学校经费不足和毕业生就业分配供需脱节的问题。
(三)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重视教学创新
根据市场发展对未来人才的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普通教育，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公共基础和学科基础，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与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以“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业人才及应用型人才”为方针，培养学科交叉、知识综合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优化课程体系，改革单一的学科型课程模式，精选教学内容，突出实践特色，将最必要、最先进、最有效的课程内容提供给学生。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教学课件、网络课程资料等先进手段。更多地关注课程与学科专业的评价，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教学过程的监控，这些是构成、保障教学创新的基本环节。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教师是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积极引进高学历层次人才，鼓励和支持中青年教师有计划地以各种形式攻读博士、博士后；支持教师到国内外高水平的大学进修、合作研究或参加培训；以学科建设为切入点，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打造“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激发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和教学的热情，引导教师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完善人事分配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推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定期考核、择优上岗，合理设置高、中、初级教师职务岗位。加强教学信息的交流，通过观摩教学、聘请优秀教师开设讲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以及教学课件资源共享等形式，使教师能充分汲取各家之长，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竞争与激励中发挥创新能力。
(五)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对教学进行及时评价
良好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质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学生、学校职能部门、用人单位、家长都可作为评价主体参与到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反馈活动中来，形成对教学质量的多角度的审视，以保证教学质量评价的客观合理性。建立多渠道的、畅通的信息反馈系统，除了采取课堂测评、教学检查、专家听课、问卷调查等直接方式外，还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教学信息反馈网站或教学评价专用信箱等，使教学质量信息以客观、迅捷的方式得以上传下达。多样化的信息反馈渠道使教师更好地了解自己教学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影响教学质量的诸多要素，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建立专任教师档案，记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反映其教学质量的各方面信息。对在教学评价中某方面成绩突出者以及评价成果优异者，给予嘉奖或与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挂钩，激励教师自觉而努力地提高教学质量。
(六)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学风建设
学生是教育质量的载体，改善对学生的管理，把学生的心理、知识能力结构等状况作为教学的逻辑起点，把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完善人格作为教学的逻辑终点。强化师生之间的知识、情感、人格等方面的互动来激发学生的活力，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针对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实际，加强校风、学风和校纪校规教育，使学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有机结合。开展格调高雅、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并充分利用选修课、第二课堂扩展学生学习的领域，营造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强化人文环境。如开展教授系列讲座，组织优秀学生学习经验交流会，举办各种学习竞赛和科技作品展，开展文化艺术与社会实践等活动。把学生在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入奖励范围，譬如学生的创造发明、发表的科研论文和作品，都应赋予一定的奖励，从而设置多元的学习目标，引导、激励学生。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在机会上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匮乏，在过程上体现在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与思想教育的薄弱，在结果上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上。为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在继续加大政策倾斜，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资本投入，完善高校的课程设置，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公平
一、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决策，并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思想指南。而且，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的重要基础”，报告中更将教育列在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之首，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指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以55个少数民族学生为教育对象所实施的高等教育。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公平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公平，影响教育的整体公平。教育公平作为和谐社会六大特征之一“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均衡器,是促进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别、改变社会分层的重要手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提高很快，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虽然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人才的匮乏，自然资源难以得到开发和利用，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作为培养少数民族高等人才的重要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下，更应该加大力度关注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一）在教育机会获取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第一，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匮乏，学生在基础教育中获得的知识相对较少，综合素质的培养相对较低。在竞争激烈的选拔性高考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先天不足”。第二，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在生产理论，获得文化资本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儿童时期获得的家庭文化资本；另一种是后天学习获得的文化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家庭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再生产场所。少数民族考生大多集中在以农牧业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居民有很大差距，少数民族考生在家庭场所接触并获得的文化资本甚少。在文化资本占有不均衡的前提下，少数民族考生获取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必然处于弱势。第三，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对于生活在自治区、州等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家庭的经济实力受到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然而家庭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少数民族学生获取高等教育机会。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质童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培养的人到底怎么样。因此，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教学质童标准，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教学质量标准;教学质量评估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只有坚持学校的教育质量，才能解决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质量概念
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12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个命题作为我们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逻辑起点，那就应该认真研究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高等教育质量最终应体现在其培养对象的质量上。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总书记所说的核心，就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间题。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培养什么人，这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怎样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这是高等教育过程管理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培养出来的人到底怎么样？这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为保证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培养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社会教育事业越发展，培养出来的合格人才就越多，就越能促使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既需要少数精英式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开创性科学研究的需要，也需要有许多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能够引领社会职业发展的高级人才，更需要千千万万个能够适合社会各个劳动岗位要求的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显然，培养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人才，需要由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学校教育来承担。
虽然社会对人才有多方面的层次和结构要求，从而使人才质量有了多方面的内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抽象出对所有教育活动(当然包括高等教育活动在内)普遍适用的人才质量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项指标:就业率指标、“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指标和社会主义新人指标。
1.就业率指标
就业率指标体现的是教育活动是否符合社会人才需要的“有用性”或者“适用性”方面的质量要求。它反映的是社会在人才需求量方面的要求。就高等教育质量而言，首先应该体现在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结构能否满足他们未来职业岗位的基本要求。在人才市场化条件下，最直观的标准就是高校毕业生是否有尽可能高的就业率。就业率高，说明这个学校毕业生的素质结构基本上适合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就业率比较低，说明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其中可能有很多个体性的原因(如个体由于对就业区域、专业、报酬、环境、婚姻、家庭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而未能就业)，但是从根本上说，它间接地反映出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有些甚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2.社会主义新人指标
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除了应该能够满足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还应该是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它反映的是社会人才需求质的方面的要求。只有培养出具有这种精神风貌的人，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一个有德少才的人，虽然不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绝对不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而一个有才缺德的人，却很有可能利用他的才能，做出危害社会的恶事来。因此，高等教育显然应该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使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也学会如何做人，学会怎样在社会上与他人合作。
3.“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指标
这个指标体现的是高等教育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对人才结构性方面的需要。它反映的是社会人才需求和高等教育活动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由于社会职业需求和高等教育活动都具有专业性的特点，而高等教育活动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使得高等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信息的反映，总是滞后一个“周期”，因此，在人才供求方面，总是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方面，社会需要的人才，高等教育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毕业生供应;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大量供应社会职业岗位不太紧缺的毕业生—从而产生比较高的待业率。
过去我们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个问题时，更多的是“责备”社会为什么没有为大学毕业生“准备”更多的、适合他们所学专业的职业岗位。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最无情的。只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去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而决不可能让市场来适应高等教育活动。因此，高等教育必须根据市场的人才结构性需求信息，及时调整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尽可能准确地预测一个教育周期后的人才结构性需求。显然，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品牌”的高等学校，才能够真正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个指标的要求。
二、高等学校的质量标准概念
《12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对高等学校的质量标准做出了原则性的结论，指出:“应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和确定国际公认的可比较的质量标准。但对学校、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应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种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理解，《宣言》中所说“高等学校质量标准”这一概念，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就多样性而言，就是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之间的区别，不应该用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所有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同的高等学校，由于占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不同、学校所在地社会环境不同和生源质量不同，因而客观上并不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各个学校的毕业生质量，客观上存在着层次差别。这种层次差别，就如同土地资源客观上存在着肥沃和贫府的差别一样。土地资源肥沃和贫疥的差别，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标准来进行调节。与此类似，不同的高等学校，由于其不可控制的原因而造成的质量差别，属于“系统”误差—用系统论的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不同层次高等学校之间存在着不可比较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也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教育质量标准来进行调节。
不同高校由于“系统”误差而引起的教育质量差别，显然不具有可比性。如果我们把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这些“系统”误差充分加以考虑，就应该根据这些客观条件的差异，把所有的高等学校科学地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对于处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来说，它们的教育质量是不可比的;而对于处于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来说，它们之间的教育质量则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高等教育区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这两大类是非常正确的。对于这两大类高等学校，显然不应该用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来进行衡量。即使是划人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之间，或者划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之间，也仍然具有不可比的“系统”误差。
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把普通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综合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四种门类，正是充分考虑到在普通高等教育类别中，不同学校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系统”误差。显然，对不同门类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不同类别、不同门类的高等学校之间，不应该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学校占有的社会教育资源不同(这种情况往往是由历史的原因、政策的原因或者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并不是高等学校主观努力所能扭转的)，所以用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对人才的规格、类型、层次等方面的需求并不是统一的，有着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当然要有不同的质量标准。12世纪是学习化社会的世纪，个体对学习需求的多样性、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等新情况的出现，也决定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并不否定处于同一类别、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应该有基本相同、或者完全相同的教育教学质量评定标准。今天的体育比赛，之所以要区分不同性别、不同级别的比赛，正是对标准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最好佐证。
就“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统一性而言，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所有高等学校都适用的“高等学校质量标准”，即上文谈到的对所有教育活动普遍适用的人才质量的基本要求;二是对处于同一层次的高等学校才适用的“高等学校质量标准”，即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必须由独立的国家机构确定，或者是国际公认的。因为我们把普通高等学校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已经把影响培养对象质量的“系统”误差排除了，所以能够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各个学校主观努力程度上的差别了。它包括学校教育理念的差别、管理水平的差距、教学过程的差别、学习风气的差异、校园文化的差异等。这些主观因素都可能导致不同学校的毕业生在质量上的差别。
我们认为，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比较，主要是对各个高等学校主观因素的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对影响各个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客观因素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对影响各个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观因素进行比较，对发挥各个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使所有的学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贯彻素质教育方针。
如果我们对“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概念，做出上述“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要求每一所学校的管理者，都要客观分析学校的办学优势和劣势，从而使学校能够处于和其他学校可以进行质量比较的同一个层次上。这也就是高等学校的“定位”问题。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与学校的定位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应该有与其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质量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办成非常优秀的学校。
三、高等学校质量评估
对所有的高等学校进行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这是政府教育部门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公众对高等学校教育质量期望的需要—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
1.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童评佑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高等教育确实有很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极大地刺激了高等学校的发展。可是，由于发展过于迅速，政府主管部门宏观调控乏力，高等学校发展极不平衡—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盲目兴办高等学校的情况;一些连基本的教育教学条件都不具备的地区，也赶潮流挂牌成立各式各样的高等学校;一些私人或者私人投资机构，则把办大学当作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所谓的大学，或者由于办学理念不正确，或者由于地方政府资金投人不足，或者由于资金投人渠道单一，或者由于资金管理不善，或者由于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或者由于师资力量严重匾乏.或者由于教师队伍素质不高，或者由于实验条件差、缺乏必要的实习场地，或者由于生源的枯竭……，学校挂牌不久，就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样的高等学校，其教育教学质量怎么能得到保证呢，
正因为有这些不合格的学校存在，所以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甚至是难以挽回的影响。为了保证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维护高等教育应有的声誉，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成长，有必要对所有高等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或责令限期改正，或投人必要的力量加以扶持，或进行资源整合和重组，或撤销登记。
2.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佑的复杂性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复杂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应该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因此，社会的职业岗位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的质量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想用统一的评估标准，或者少数几个评估标准来衡量所有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但在理论上不科学，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评估的标准间题。我们在谈到高等学校质量标准的概念时指出，质量标准应该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当我们对不同的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比较时，得出的是不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相对比较值。可是当我们对所有的学校进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时，需要得到的却是任何一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绝对比较值。为此，作为评估绝对参照系的评估标准是否科学、正确，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评估结论是否正确。
实践表明，我们对高等学校质量的评估，还缺乏一套多样性和统一性有机结合的完整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目前教育部所颁布的评估标准，主要强调统一性的质量标准，缺乏对不同类型、不同门类、不同类别学校多样性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这样，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有些被评估学校为了“达到”教育部规定的评估标准，不遗余力地举债“烧钱”，更有甚者，在师资力量、图书资料等方面，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来欺骗评估组。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教育部组织的对各个高等学校的质量评估，很可能事与愿违。为此，如何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的现状，制定合理的、科学的、有区别的、多样性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
3.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童评枯的可操作性
高等学校质量评估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像现在这样搞评估，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如果教育部不改变目前的评估指标体系，其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因为目前的质量评估标准，并不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评估，应该是学校经常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组织的突击性检查!要让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成为学校经常性的工作，就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取消目前由教育部派出评估组的办法，而改为由学校内部评估和学校外部评估两个不同的层面，即高等学校内部评估层面和外部评估层面。
高等学校内部评估层面，是指由高等学校主要领导主持，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的专家、教授组成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机构，对该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为了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质量的内部评估，高等学校应该做好思想教育和落实相应的组织机构。从思想教育方面来说，要求学校的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对学校领导负责，检查落实本单位、本部门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过程中应该做到、应该做好的各项工作;要求每个任课教员，都严格把好每门课程、每个环节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个中心进行。
从落实相应的组织机构方面来说，学校应该成立专门的学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或者课程评估小组，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职责范围内的教育教学内容进行学校内部的质量评估，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由于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影响的范围比较小，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因此，它应该成为学校常规性的工作。可是由于学校内部的质量评估缺乏足够的权威性，通过内部评估而发现的问题，也不容易被学校、系部的领导和相关教师接受或重视，纠正的力度必然比较弱，从而使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受到“内部人约束”的困扰。
为了弥补学校“内部人约束”的缺憾，还必须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外的评估。而外部评估又可以分为由地区或者部门教育机构牵头的质量评估和由社会中介机构实施的质量评估两种类型。
由地区或部门教育机构牵头的质量评估，可以由地区或部门教育机构的有关领导，组织同一地区，或者同一类型高等学校领导和专家，组成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依据事先公示的、经过实际调研而形成的、科学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定期对本地区或者本部门所有的高等学校，逐个进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和验收。这种评估的权威性比较大，又关系到学校的荣誉，甚至会影响某些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学校领导必然都十分重视。这有利于对评估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这种评估方式虽然类似现在的评估方式，但由于是地区或部门的教育机构牵头，规模相对小一些，波动面也会小一些。
由社会中介机构实施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在我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由于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面对的是社会职业岗位和人才市场，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某些社会中介机构，完全有能力介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工作。例如通过社会职业中介机构，可以非常客观地得出高等学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和多次就业率的数据;通过行业专业评估委员会，可以对照行业需要的人才质量标准，对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通过各种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可以对高等学校的“双证书”教育教学内容进行评估;通过项目投资人和各级科学技术奖励组织，可以对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估。
通过这种多层面和多头评估的制度设计，就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评估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通过制度化、科学化、公示化的评估，可以促使学校有效地进行整改。高等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努力，必然会提升学校的社会形象，改善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心理预期。学校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就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基本条件。
众所周知，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的出现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国间相互分工与合作逐渐加强。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不断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层面和领域，高等教育也包含其中。正如皮特·斯科特所说，“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加大，在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的同时，推动着各国高等教育的政策调整和快速发展。”①在诸多高等教育问题中，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正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受到各国的重视，并纷纷从公共政策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我国最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而国家和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制定是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因此，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全球化趋势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台湾学者李隆生等曾总结其他学者的观点并认为，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管理主义”对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渗透。前者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将高等教育市场化，本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提高公共政策设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经济效益；后者则强调将企业管理的理念、原则和做法引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并注重公共政策的效益、效能、 节约和问责性。对于高等教育公平而言，公共政策导向是其根本，并直接决定高校及相关机构的行为。而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主张对高等教育政策的渗透忽略了大学的传统意义，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导向，反而更专注于利益的追逐，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产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公共政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作为高等教育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很大程度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目前，公共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又日益呈现模仿其他领域的全球化模式的发展趋势，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入学、录取政策
高校的入学、录取问题是高等教育公平的起点问题，这一问题早已被纳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各国都致力于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来促进大学的入学、录取的公平性。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典型的措施就是高校扩招。然而，尽管我国的大众化教育时代已经来临，但在入学机会、录取问题上的公平等仍面临严峻挑战。从公共政策层面来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1.高考分数定额录取政策存在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招生录取政策来看，“世界上的配额制大多偏向弱势群体，只有中国的高考反其道而行之，公然照顾强势群体——特大城市考生，而中西部及东北广大地区的青年人成为高考招生不公平的牺牲品。”②因此，高校录取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同时城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上海的分数线远低于其他城市。这种地域上的不公平愈演愈烈。
2.高校招生自主权不断扩大导致录取上的不公平。国家重点大学在本地招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省市。“清华大学迄今为止二十多年间，投放于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总和，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70%。”③
3.一些特殊政策是导致高校录取不公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为社会上及两会热议的特殊政策就是保送、加分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已经违背了其制定的初衷，成为有权、有钱阶层把玩的工具，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根本无法触及。这就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最终造成社会结构的断裂，那些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身现状的想法无法得以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的不公平直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二）资金政策
高等教育的资金、经费问题是令世界各国都头痛又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管理费用的支出日益增加、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对高等教育到底是公共产品等争议的讨论，诸多因素导致高等教育在资金方面捉襟见肘。由于资金政策问题而显现出来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也备受各国关注。
1.从高校收费政策来看，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减少。有数据显示，“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④如此沉重的负担对弱势群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种收费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贫困学生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锐减。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报告指出，近七成的家长表示目前的学费太贵及不能负担，很多家长担心因无法负担学费而导致子女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社会的分层直接影响了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分层，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报考的学校及专业大都倾向收费相对较低的大学及冷门专业，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则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最终，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两极分化，对教育不公平与社会不公平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2.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政策也是产生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一个因素。世界银行在《1994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发达国家为5.7%，中等国家为4.4%，世界平均水平为3.6%，低收入国家为22.65。”而我国教育投入则长期落后于国际教育投入平均水平。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存在失衡问题。这个失衡首先表现在地域上的失衡。有调查显示，“直辖市和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的差距正在加大。教育投入不仅没有缩小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差距。”⑥另外，对不同级别的高校的投入差异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不公平。我国先后提出建设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一批高校，并把资源有意识地向这些高校倾斜。这种投入政策的失衡一方面为争创一流高校积累的资本，但一方面也造成了高校间差距的人为拉大，资源配置的不对等，师资力量配比的不协调，进而引发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时的隐性“就业歧视”现象的普遍存在。
（三）评估及质量保证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对高等教育尤为重要。“教育质量政策，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问题。主要是解决教育质量标准及如何处理好学校教学与德育、管理等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⑦总的来说，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主要根据各种绩效指标来制定。这些指标由高校的硬件、软件设施以及学生毕业和就业情况等方面组成。硬件设施主要包括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备，是否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软件设施主要指高校的师资力量，学术科研成就等；学生毕业和就业情况主要用来描述学生的专业能力是否能满足某一职业或社会的需求，进而评估该高校的教学及科研质量。这些评估结果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以及负责给各高校予以财政支持的相关机构作出决策的有利依据。也就是说，那些硬件、软件设施先进、完善，毕业率、就业率高的高校更有可能受到国家及相关机构的财政支持，更有机会同世界其他高校展开交流和学习。从世界范围来看，做法也是类似的。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性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
二、影响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全球化趋势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入学、资金、质量保证三方面。通观这些公共政策方面的变化，集中体现出一种倾向，即不再单纯地把高等教育视为公共产品，高校同生产产品的企业没什么差别。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影响甚深。
任何理论的兴趣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迎合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却随着全球化及资源短缺时代的到来而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及时出现了。概括来说，新自由主义主要有五方面的主张：“市场规则导向；删减社会福利公益支出；支持松绑；私有化；消除公共财政及社区合作概念。”⑧围绕这五方面，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再把高等教育视为由国家及政府提供的一种福利，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是个人，获得的利益也归个人，因此，不应该由公共财政来承担花费的成本。同时，在市场化导向下，高校同其他企业一样，也提供产品和服务，学生即是消费者也是被“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学校要提供适合学生的知识，并把学生转化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此外，市场是充满竞争性的，因而高校也要引入竞争机制，引入评估机制，通过对师资力量、教师科研、教学等方面的评估体现效率、质量的差异性。通过高校私有化，通过“松绑”来获得“企业地位”，比如美国公立大学的私有化浪潮，其目的就是脱离州政府的管理，提高学位和获取更多的自由以满足经费等资源的短缺。然而，高等教育的过度市场化，将高等教育完全等同于其他企业，必将带来高等教育上的不公平。
（一）过度市场化会导致高校逐利行为加剧，引发不公平
随着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对高校财政经费支持的减少，高校不得不自己寻找资金来源，主要的方式是公立大学私立化，增加私立、民办高校，增加学费及大学的自由性是主要的目的。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入学率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的加剧。bob birrell等学者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他们高校的入学率受其家庭财政资源情况影响。这说明单纯的扩招并未完全改善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反而学费的增加则会大大降低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率。
（二）过度市场化而忽视政府协调作用，引发不公平
政府，尤其是对于市场、社会公平、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政策的制定，在塑造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作用非常显著。因而，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也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公平问题。事实也证明了政府对于高校过度市场化的不干预，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学者james曾引用courturie的观点来阐述这个问题，上述提到的奉行新自由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新西兰，就是因为引入市场机制，而政府不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而导致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倒闭，对来自国家贫困地区招生数量的减少，以及根据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而出现的初级、次级体系的分层。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而是教育体系的瓦解，社会公平体系的崩溃。
（三）过度市场化会带来盲目性，资源的浪费，引发不公平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资格认证考试在高校的泛滥。学生频繁选择这种考试，是为了给成功就业增加砝码，是“替代利益”的典型代表。而社会上这种考试的泛滥则是利益所驱使的，成为了政府、部门的逐利的工具，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社会的非良性竞争趋势使学生考取各种资格认证，想通过较多的“替代利益”换取更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政府、部分的逐利性更加剧这种现象的出现。考取证书的费用基本均过千元，贫困学生根本无法负担，这不仅扰乱了正常市场运作秩序，更加带来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贫困学生就业的难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化，高等教育领域当然可以有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及市场化中追求的公平竞争、有效性等观点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但是市场化的过度强调，将高校完全视为其他生产企业一样，这种观点及做法势必带来和加剧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已经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直接影响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话语背景下，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及其公共政策的全球性趋势，分析这一趋势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积极解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则显得极为重要。
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过剩”、各高校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民办高等教育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民办高校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切入点，深入论证了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大众化法人治理内部管理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一、引言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圆了千万学子的大学梦，缓解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与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身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民众对教育质量和个性化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将更加理性。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逐年减少，生源数量逐渐下滑，高等教育资源呈现“过剩”态势，民办高等教育在与公办院校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形下，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二、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加强外部环境建设
1.完善民办高等教育立法。我国关于民办教育的立法不够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只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立法中关于“合理回报”、“同等法律地位”等提法过于笼统，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民办高校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体现，影响了出资人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因此，首先要将民办高校的产权关系在法律上得到确定。投资者是讲效益和回报的，任何投资中资本增值或寻利倾向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关于民办高校财产权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保障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生效，因此要尽快建立产权关系清晰、资产归属明确、权利义务相互一致的产权制度，这样既能保障出资者的合法收益，又能保障学校的独立办学权益。其次，经费来源单一是当前困扰诸多民办院校发展和壮大的瓶颈。稳定可靠的办学经费保障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国家层面上应尽快出台社会捐赠的配套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使民办高校有更多的办学经费来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资金问题。
2.落实扶持政策。当前国家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很多扶持政策没有落实。首先，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力度。民办高校基本靠自身滚动或企业注入资本发展起来的，办学经费相对不足，专业设置多集中在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文科类专业，办学特色难以形成，竞争力明显不足。同时，我国民办高校因为有着明显的盈利特征，加上运作不规范，很难得到社会的公益性捐助。因此，政府应按教学设备专项投入、项目资助、生均拨款等方式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力度，从而改善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增强办学实力。其次，将“民办高校教师享受公办高校教师同等待遇”落到实处，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待遇和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目前可由政府负担教师的基本工资，民办高校负担教师的绩效工资，确保民办高校教师的收入在职时不低于公办高校教师，退休后与公办高校教师的待遇相同。最后，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民办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应按生均方式进行科研经费的专项投入，促使民办高校教学和研究并重，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提升学校内涵建设的高度和深度，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扶持民办高校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3.建立促进人才流动的长效机制。多数民办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学源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都不不合理，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匮乏。年轻教师和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占专任教师的多数，兼课教师比例过高，很难保障教学质量和形成办学特色。另外，学校缺乏年富力强的管理层，管理队伍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也亟待提高。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统筹配置高教师资，建立教师在民办与公办高校之间流动的长效机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到民办高校任教。
4.加大监管力度。一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高校重审批轻监管，致使部分民办高校违规办学、虚假宣传、生源恶性竞争，近年来群体性不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对于尚没有形成良好品牌效应的民办高校更是雪上加霜。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要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对加强对民办高校管理工作的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党建联络员制度、教育督导专员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对校务工作的参与度，建立董事会重大决议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指导、规范学校的各项办学行为，预防各类不良事件的发生。
其次，规范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当前民办高校的不规范行为主要集中在招生、宣传、收费、学籍等主要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出台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严格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的管理和颁发制度；对于违规办学行为实行重罚，重塑民办高校的良好形象，消除社会上对民办高校的偏见，提升自身形象，赢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第三，加大资产、财务管理的监管力度，学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要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一是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要求，加强对民办高校办学条件的实时监测；二是切实保证民办高校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为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防止举办者抽逃、占有、使用、处置或者以其他方式挪用其投入学校的资产。
第四，规范民办高校的变更、终止程序。在生源数量下滑的情况下，部分民办高校破产不可避免，而相应的法规不健全、程序不规范，必定会导致赢利达不到预期的民办高校“被倒闭”，这些学校利用政府划拨的公用事业用地投身房地产，以赚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建立民办高校终止的规范程序显得尤为迫切。
第五，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定期对民办高校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在对高校进行分类评估的基础上，对民办高校的评估还需增加两项指标，一是对投资体制、管理体制的评估，促进学校规范管理和运作；二是对财务管理的评估，保障办学经费，避免弄虚作假现象。同时还要注重保护民办学校的办学特色，这是决定一所学校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加强民办高校自身建设
1.建立健全法人制度。民办高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靠自身滚动发展起来的，投资者也是办学者，通常由董事长担任校长。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涌现了大批民办教育家，但普遍存在着“家族式”管理的印记，是典型的“人治”，缺乏监督与制衡机制，难以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和持续发展。另一类是由投资者举办，校长由董事会聘任。由于关注视角的不同，校长和董事长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一些董事长只追求利益，有早投入早回报、急功近利的思想，对学校长远投入不够，有短视行为；而校长只有业务管理权，没有财权和人权，导致管理过程中的执行力严重不够，其直接后果是校长的频繁更迭，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
首先，通过制定董事会章程和学校章程，明确界定董事会和校长的责权，确立董事会在学校“举办者”的领导者地位和校长在学校“管理者”的地位。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以融资、硬件建设和发展相关产业为工作重点，对学校工作实行宏观控制，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但不干预学校的具体事务，以保证校长能按教育教学规律办学。校长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者，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赋予人事权和财权，责权统一才能政令畅通。同时实行经费的预算和审计，在预算范围内，各分管校长有经费的支配权限，这样就能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决策权和执行权进行适度分离，消除“财务一支笔”的种种弊端，有效化解学校经营管理中公益性和寻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学校内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其次，坚持正副校长分工负责制。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招生、就业、财务等学校事务均需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以确保校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防止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从制度上将正副校长的职权范围加以明确界定，既能调动各校长的积极性又能落实责任制，实现责权的有效制衡。
第三，实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两权分立。构建具有民主性、学术性的内部管理机制，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和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促进民办高校运营管理的民主参与度，保障学术权力，充分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2.加强院级班子领导能力建设。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高层管理队伍，部分是公办院校退休的管理者，更有很大部分是高校出资者的家族成员，缺乏对于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规律的深入了解；部分领导者的学习能力、协调沟通能力欠缺，有着各自为政的打工心态，缺少主人翁责任感，近年来，因为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民办高校陷入生存危局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更为理性。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校领导的基本能力要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是提高校领导的素质，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思想解放，能够倡导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二是转变现代大学的管理理念，尊重教育规律，提高管理水平和治校能力，擅于经营大学；三是提高校领导的领导能力，增强对学校战略规划、资源整合和科学决策的能力，把学院的发展重心放到内涵建设上来，把工作重点放到强化办学特色、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上来，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真正把教学质量当作学校发展的生命线。
3.强化内部管理。民办院校很多制度成为摆设、流于形式。要想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起精干高效、运营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挖掘自身在管理上的潜力，实现办学的高效益、高效率。
首先，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按章办事，规范运作，坚持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强化民主监督、增强学校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落实制度管理，避免“人治”现象，提高执行力和管理效率。
其次，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工作，主体是教师，只有重视教师，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学校的发展才有希望。一是搭建教师实现自我的平台，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进行科学研究的环境。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培养教师的归属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二是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理解教师，尊重教师，服务于教师，使他们有稳定感、安全感、自豪感，激发他们的事业心、使命感。
第三，实行岗位责任制。一是规划人力资源，合理设置机构，科学设立岗位，不养闲人；二是建立亲属回避制度。董事会及各级领导不安排亲戚朋友进学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人事和财务管理部门负责人更要实行亲属回避制度。三是实行真正的岗位聘任制，责权利相统一。公开、公平、公正地竞聘岗位，使能者有其位，庸者无其岗。明确岗位职责与权利，逐级问责，确保责任到人，人人忠于职守，下级服从上级。
第四，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提拔任用干部不仅要求学历、资历、能力，更要注重综合素质和思想品质，要规范选拔程序，严格按部门意见、人事考察、分管校长意见、校长办公会研究的任用程序，校级领导成员对拟提拔人员实行一票否决制。最后，要避免人事任免过程中的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等非正常现象，营造健康、积极、公平的竞争氛围和人事任免机制。
第五，建立科学规范的绩效考核体系。绩效考核的战略目标是面向未来，提高教职员工的绩效。一是行政系列应与教师系列分开，采用不同的考核指标和标准，指标必须明确，标准尽可能量化，可操作性强，考核结果能够反映教职工的真实情况；二是考核中及时与被考核对象沟通，指出其优缺点，帮助其成长；三是规范考核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杜绝暗箱操作；四是考核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坚决予以辞退。
第六，实行校院（系）两级管理。大多数的院（系）级教学单位有责无权，对于专任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在聘用、考核、辞退等方面没有人事建议权，缺乏经费、办事程序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积极性。因此，推行校院（系）两级管理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提高办学积极性和办学效益，增强办学活力；有利于管理的优化，促进宏观管理和中观管理的确立与实施。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目前，由于很多政策层面的问题，民办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诸多困难。要想实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迫在眉睫。
首先，学校要制定人才战略规划。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及专业布局，确定师资需求层次和数量，概算离职率，及时补充并确定补充途径，避免盲目扩充。
其次，统筹引进高层次人才。一是根据学科建设需要，重点引进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二是在引进人才过程中，坚决杜绝人情风、关系网，避免日后的拉帮结派和为以后的改革创新埋下隐患；三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科研条件，坚持“事业吸引人、感情留住人”的原则，做到人尽其才。
第三，科学设计教师培养体系。很多民办高校缺乏人才培养意识，重引进轻培养，不关心教师的专业成长。要建立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开展灵活多样的培养培训工作，提高教师素质，使其感受到学校对自己的重视，从而产生对学校的归属感，特别是对事业心强、有发展后劲的中青年教师，更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为个人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稳定师资队伍，提升教学水平。
5.强化办学特色。质量、效益和特色是办学者追求的共同目标，特色出竞争力，质量是生命力，未来的教育竞争必将是特色的竞争和质量的竞争。特色就是优势所在、竞争力所在，有特色的高校才能被社会认可，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首先，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选择独立的办学方向，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以公办高校的“弱项”为突破口，将其变为自身的“强项”，办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取得竞争的成功。
其次，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瞄准人才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二是实行学分制，全面推进个性化培养。提倡启发式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和实践过程，鼓励学生追逐兴趣爱好，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三是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围绕成人成才教育，激发学生潜能，提升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具有职业迁移能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民办高校必须适应社会需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为国家、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一是开展有特色的科研，突显人才高地的优势；二是直接为区域经济服务，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赢得社会对学校的支持；三是把服务社会的理念融入课堂和专业，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意识行为当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四是开展志愿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五是全方位参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开展辅助教育培训、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培训服务。
三、结束语
由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在法律法规的保障、机制的完善、管理的规范等方面与国外民办高等教育还有很大差距，民办高校要加强自律、提升内涵，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指导，加大扶持力度，提升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可度，确保民办高等教育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通过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使我国的民办高校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论文关键词] 高等教育 公平 效率
[论文摘要] 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面临着诸如国际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是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难题,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热点。本文对有关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并对处理二者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平与效率是高等教育追求的两大目标,是教育史上永恒的话题。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一直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两难抉择。笔者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谈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面。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的回顾
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
1.基于理论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对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交替关系,其对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需求冲突。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水平,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必然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当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平与效率就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二是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一定时期,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投入是有限的。按照公平的一般原则,应不分类型、层次、地区地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间平均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以使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能平等地占有高等教育资源。但这样资源配置,又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因得不到必要的重点支持而失去快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机构却因“公平”而得到长期“保护”。按照效率一般原则,在资源配置上应加大向优质教育机构的政策倾斜,但这又进一步拉大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获得资源能力的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
二是统一说。此意见认为,效率和公平在本质上是统一一致的。效率提高有助于机会增加从而促进公平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当人们亲身感受到公平后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关心他人互相帮助,从而会产生巨大的效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不断提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三是分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追求公平并不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也并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原因多由人们认识上的误区造成。高等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并非一对矛盾,其一,讨论层面不同。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主要是在社会学层面上谈,而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谈;其二,影响因素来源不一。影响高等教育效率因素主要来自高校内部,而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则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外部。
笔者认为,在理解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时不应简单视为对立关系,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1)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方向与目的。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同时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高等教育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为高等教育效率提高指明了方向,也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
(2)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导致教育由政府垄断供给,而财政不足必然出现教育供求资源配置失衡。从“教育服务产品”来看,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一个人接受教育必然排斥他人接受教育。
2.基于实践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从实践角度即实践中如何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一些学者指出,在教育资源有限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矛盾是存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对改革与发展问题一般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优先”也应当“适度”,首先,要“兼顾”而不是不顾,效率优先要兼顾公平。其次,要根据进程及时调整政策。政策调整不仅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而且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上公平。
第二,公平优先论。一些学者认为,无论从实施《教育法》依法办教育角度出发,还是基于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这一教育的基本目标,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公平应始终是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论。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政策导向正确调节有利,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产生共生效应,达到二者兼顾目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得以共生,存在着三个主要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二是政府成为促进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助推装置;三是高等学校自我规范成为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的重要条件。
第四,分层认识论。有的学者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不同层面上分别对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探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整体教育事业为背景,将高等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中,探讨有限资源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等之间的分配问题。即高等教育应该占有多少资源是公平的,是符合整个教育事业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上,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为背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内而言,所指问题主要涉及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利用和配置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才符合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效率与公平”在中观层面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不再涉及教育资源配置,而是具体到高校的管理教学过程。在微观层面“公平优先”是应该的选择,而效率是兼顾还是同时达到高效有赖于学校具体改革方法和管理以及教学技术。
上述观点可看到,对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追求的是高层次公平和效率,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当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或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都是不可行的,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我们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政策。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中的不足
通过对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献总结,笔者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一些不足:
1.实证研究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探讨多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若不知道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现状,提出的观点又怎能有说服力?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理论探讨需要以实证研究为依托,这样提出的观点才经得起推敲。
2.研究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特点
探讨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需要从高等教育中具体问题出发,而且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
3.高等教育效率研究不足
在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中,关注公平问题较多,而对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关注研究不够,要重视研究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有着巨大需求,对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功能有着强烈呼唤。加强效率研究用有限教育资源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创造更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研究过分偏向经济学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颇多,原因是大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最重要原因,还是对公平和效率两个术语内涵的不同理解甚至是误读,笼统地谈公平和效率不可能有个确定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同样其效率也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因此,只有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对公平和效率进行考察,才能澄清两者关系不能偏废其一。
5.把握二者关系时过分强调绝对性
高等教育公平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但多数研究对二者都侧重于绝对性,因此导致二者完全对立。事实上,因为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公共教育资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一种弱相关关系。
三、总结
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不论是探讨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本身,还是探讨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现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处理二者关系时,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我们更应重视统一的方面力求缓和矛盾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不是简单对立关系,二者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状态,我们应用联系、发展、辩证观点来分析认识二者关系,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制度的合理性支柱和现实基础,同时,从影响二者诸多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届多角度、多途径促进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2.与经济领域不同,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有其自身特殊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教育机会应是一种“赠予性机会”,义务教育演变成追求效率的阶段是完全背离义务教育宗旨。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应坚持公平第一的价值标准。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机会是要靠个体自身努力和能力争取来竞争性机会,也就是说,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至少应并重,这样才能保证教育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和谐发展。
3.义务教育效率对高等教育效率影响不容忽视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尤其是基础性、普通性和理论性教育,具有周期长特点社会功能具有明显迟效性。办教育绝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是不符合教育社会功能的特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义务教育的效率就没有高等教育的效率,也没有整个教育的效率。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制度作基础。我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要结合实际,特别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前提下,我们要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提要高校教学服务质量是高校教学服务特性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是高校学生在接触教学服务的真实瞬间对于服务水平的感知。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价包括高校教学设施、高校教职员工、高校教学管理和高校教学实践四个维度、17个指标。我们使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到山西省的几所高校做了调查，用spss17.0软件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最后根据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关键词：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服务
一、研究的问题
教学工作是高校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由高校最终的根本使命所决定的。教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有了教学基础，才能进而发展科研与服务，并不断促进这两大功能的培养和发挥。
然而，近年来在山西省高校中出现了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高校之间层次相同，面对的政策环境、师资状况、硬件条件等客观因素不相上下，但是在教学质量上却存在较大的悬殊。高校教育教学服务质量问题会影响高校输出的人才的质量，进而影响科教兴国的战略，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因此，本文将学校管理、师资、学生认知和教学硬件设施作为因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山西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服务质量进行调查研究。
二、调研设计
1、调查问卷的设计。高校教学服务质量是高校教学服务特性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是高校学生在接触教学服务的真实瞬间对于服务水平的感知。它是一个多维概念，也就是说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包括多个要素的感知。在进行深入的文献研究之后，我们提出了研究初案，经过调查后最终定稿。在问卷中设计了17个问题，直接测量了高校教学整体服务质量。问卷采用了李科特尺度法，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
2、调查对象。高校扩招政策推行后，山西的高校招生人数迅速扩大，高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教学场地、实验室及其他设施没有按照相应的比例进行增长；教师教学工作量增大，教师的科研和进修相应减少；大班集中授课，师生交流减少；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和社会需求的不对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着山西高校教学服务的质量。已知山西省主要代表高校为老八所，因此我们调查的对象主要在这几所学校里展开。我们通过分层抽样，一所211学校（太原理工大学），两所综合性大学（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一所文科性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3、调查方法。2010年6月，通过随机抽样将调查问卷发放给4所高校的在校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每所高校50份问卷，平均回收率为99%。
三、数据分析
1、因子分析。本研究用spss17.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样本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kaiser给出了一个kmo的标准：0.9
2、建立教学质量评估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设置factor analysis的scores选项的regression（回归因子得分），根据回归算法计算出来以上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因子得分函数模型：
f1=0.081x1+0.079x2+0.138x3-0.044x4+0.013x5+…+0.078x16-0.092x17f2=0.012x1+0.014x2-0.129x3+0.265x4+0.160x5+…+0.023x16+0.0335x17f3=-0.019x1+0.005x2-0.007x3-0.004x4-0.018x5+…-0.049x16-0.132x17
注：xi表示17个因子（评价指标）对应的期望值。
将对应的均值分别代入以上函数模型中，可以得到：
f1=2.42
f2=2.64
f3=3.99
本次调查采用了李克特五分制的尺度法：5分为a，4分为b，3分为c，2分为d，1分为e。a代表非常好，b代表比较好，c代表一般，d代表比较差，e代表非常差。
第一个因子（即f1）得分为2.42，表示q3、q13、q14等指标比较差。
第二个因子（即f2）得分为2.64，表示q10、q12、q17等指标比较差。
第三个因子（即f3）得分为3.99，表示q11、q15等指标比较好。
四、教学服务质量研究结论提升策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发现十多年来的高等教育教学服务质量具有以下特点：
1、重科研，轻教学。政府主导教学工作评估和本科教学质量建设工作中，其给予权威评估结论往往依据学校的科研成果，其中教师职称的评定也往往依据教师的科研成果。久而久之，学校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工作作风。课堂教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教学研究的盲区，以致于最后形成了“大学教师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的教学”的说法。
2、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外发型。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高校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应内外部力量相结合，相互作用，但是在教学质量建设中，中央和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却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此以来，教学服务质量的评估和建设行动往往只是行政命令驱动的结果。高校教师以及广大学生缺乏评估和改善教学服务质量的主动行为和自觉意识。
3、“教、学”脱节。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呈现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教学服务的接受者。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和学生是直接关系教学服务质量的最核心的因素。但是，自扩招以来，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比率的降低导致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减少，从而影响了双方在教与学之间的互动性，最终影响教学服务的质量。
4、一对多教学质量评估。这里的“一”是指一个山西省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多”则指山西省各大高校。教育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各高校进行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的评估工作，而山西省内各大高校之间缺乏自身教学服务质量建设的沟通与交流。
5、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在扩招政策执行的十年中，教育体制改变，学校缺乏经费，导致基础硬件设施落后，更新速度不能满足教学活动日益增长的需求。
6、“理论联系实际”效果不佳。教学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学生的学以致用情况。在学校，学生学以致用的主要途径在于实践活动（学校实践和企业实践）。但是，实际调查结果表明实践环节不突出，有待完善。
五、教学服务提升策略
针对山西省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教学服务质量提升策略：
1、了解学生学习期望和需求。通过不定期的问卷调查和构建网络互动平台（如学校论坛），了解学生求知需求及期望；时刻关注学生抱怨，找出原因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消除抱怨。
2、加强学生实践环节的实施。实践环节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补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校需要重视学生的实践环节，学校不仅要鼓励学生自己寻找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学校也要搭建实践活动的桥梁，通过建立自己的实践基地，建立各学科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实践创造有利的条件。
3、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教学活动是提高教学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教育的重要制度。同时，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把学生参与教授科研项目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来抓，使学生参与到理论联系实践的活动当中。
4、完善教学服务质量保障机制。单纯行政化的教育质量评价手段不能体现企业和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我们需要将“外发型”的教育质量评估转型为“内发型”的教学服务质量建设，使学生、教师、企业以及社会成为教学服务质量评估与建设的主角。我们要使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在高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中共同作用，优势补充，使内外部考核相结合。
同时，山西省各高校联合成立高校教学服务质量保障机构，机构人员由各高校教师担任，督促各校教学服务质量建设及其相关的交流合作。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 高等教育 公平
【论文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与人在社会财富占有量和占有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定差异，社会分层现象日益明显，从而影响了教育公平。本文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等方面论述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分化尤为明显，各阶层在资源占有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显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对子女的教育需求和看法也就不同，造成子女在教育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并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公平，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内涵
社会分层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或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理论。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1]。最早提出社会分层观点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三重标准的分层方法，即财富、威望、权力“三位一体”学说，并把它们分别作为经济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不论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有了分层也就意味着社会是存在不平等的，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层就是制度化了的社会不平等体系。[2]
教育公平是与社会公平的观念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理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公平应包括以下内涵：（1）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这两个基本要素，这里主要是指教育机会均等。即指能力相同的人，不论其种族、性别等都有相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2）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紧密联系，它是指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不论其家庭背景、个人出身，都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3）教育公平与国家制度、政策安排相关，是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原则。（4）教育公平与特定的时代相关，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由追求低层次的机会公平向追求高层次的结果公平演进的历史进程。具体到本文研究的高等教育公平，应是指高等教育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所调整的是社会成员在获取高等教育产品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利益关系，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二、社会分层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影响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主要指的是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是高等教育公平最基本、最明显的标志。目前我国在任何人都拥有上大学权利的同时，因为各个阶层间巨大的差异，造成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并不均等，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趋于保守、盲目，在选择学校类型时，他们重点考虑的是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的高校。而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他们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他们追求的是教育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但是，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及下一个阶段。农村贫困考生受到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上的缺乏，往往倾向于报考一所录取机会大的学校，所谓的院校、专业选择反而是其次的，在他们看来，无所谓兴趣爱好，只要有学上就行。有调查显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专业实际录取是不均等的，农村考生人读排名在前的专业只为一般专业，城镇考生人读的前五名专业均为社会热门专业，而且入读这些热门专业的城镇学生平均分数要低于农村考生，各个专业城镇学生录取人数、百分比均高于农村考生。[3]
（三）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学业成就公平的影响
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毕业时用人单位的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管理、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面。农村学生正是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又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可以更为成功地把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转换为高的职业地位。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差异。
三、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对策
（一）实现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对策
一是建立以教育公平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程序，把国家关于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实现目标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建立健全一种以公平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细化高等教育公平的内容，增强高等教育公平的可操作性。二是均衡配置初、中等教育阶段的资源。贯彻教育均衡化的方针，对中小学实行公平的财政政策，制订科学合理的学校评估指标体系，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在资源配置上向农村学校倾斜，努力缩小学校差距，以帮助落后学校尽快改善教育条件。三是对弱势群体探索进行“中学后教育的早期干预”项目。美国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实施这一项目。[4]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学生儿童、少年时就培养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和抱负，使家庭尽力为孩子进入大学作好学业、心理等方面的准备；高等学校为学生和家长全面提供有关大学专业、课程、资助、就业等等的咨询，强化目标学生的升学力。
（二）实现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对策
一是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教育财政投入长期在3%左右徘徊，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4%的目标。[5]政府作为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者，应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建立教育经费正常增长机制。二是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为提出资助需求的学生建立其家庭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把有限的资助真正给予最困难的学生；加大学生资助的力度，使“奖、助、贷、勤、补、减”满足大多数贫困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贷款额，延长贷款还款年限，畅通贷款渠道。三是采取宽松的学籍管理制度。高校学籍管理应该增强灵活性，弹性管理，给学生跨系、跨校选课的自由和转专业、转系、转校以及延期入学、中途休学打工挣钱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方便和帮助。
（三）实现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对策
一是积极提供就业帮助。政府应该积极制定促进贫困生就业和劳动权益保障的法规和优惠政策，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提高贫困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贫困学生降低求职成本，做好就业推荐。二是完善就业保障的法律制度。政府应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全社会营造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就业环境，避免和杜绝就业歧视。三是构建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政府和高校可以积极探索不同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阶段、系统间的衔接和沟通，构建开放式、富有弹性的终身教育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灵活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教育的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把子女的成才、家庭的幸福、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子女的教育上。那些贫困的家庭，更是竭尽全力，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贫穷的命运、困苦的境遇。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只有正视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保障高等教育公平、公正，才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文摘要： 厘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前提，是获得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科学结论的保障。目前，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基础、原则等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从本质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方法的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同一问题运用两门以上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一定要有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和高等教育学之外两门以上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必须遵循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现象与规律相结合、方法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教育学研究方法
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迫切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现代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近年来，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基础、原则等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在相关的两本代表性著作——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与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均找不到相应的定义。伯顿•克拉克教授和潘懋元教授分别组织专家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系统科学、文化学等角度对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展开分散研究，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成书，所得成果是一个多质性的结论，尚未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对方法论认识的含混不清阻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进程，妨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科学结论的获得。推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快速发展，厘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原则等基本问题必要且迫切。
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
伯顿•克拉克认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在探索高等教育复杂现实的过程中，求助于若干关系相近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潘懋元教授也认为，从某一门学科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只能看到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多门学科观点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比较分析，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然而，开展多学科研究，首先必须弄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内涵。正如韦伯所言：“对概念的入门性讨论尽管难免会显得抽象，并因而给人以远离现实之感，但却几乎是不能省略的。”
就本质而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指高等教育研究者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问题与现象、改革与发展、完善与趋势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涵：
（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而不是其他学科或领域，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仅是研究高等教育的方法凭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目的是为了从新的视角、维度来考察、分析和认识高等教育，认清问题和现象的来龙去脉，逼近高等教育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弊端和困惑。
（二）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方法的研究
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承袭并光大了教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了凸显高等教育特色的调查、实验、访问、演绎等方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不再是运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而是运用与其不同的别的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异己学科的方法论烙印，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三）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同一问题运用两门以上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
中国古语曰：一人为单，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按照汉语习惯，两个以上才能称“多”。既然是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那么涉及的学科至少应在两门以上。如果仅仅运用一门异己学科的理论分析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单一学科视域的观照研究，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同一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不同的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高等教育观点展示，更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是针对高等教育的同一问题，运用3门及以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专门研究。
二、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在职人员和在读学生队伍的日益壮大，高等教育外部熟知和关注高等
教育发展的公众也日益增多。然而，无论内部学者还是外部人士，并非每个人都能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既要懂得高等教育，又要通晓所运用的学科。
（一）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
高等教育学以“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为逻辑起点，是关于高等教育目的、原则、规律、途径、专业、课程、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等方面的系统化学问，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只有掌握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研究者才能明晰高等教育专业和专业教育的内涵、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选择，才能把握大学生的特点和教师的作用、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才能认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否则，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就会在高等教育“教与学”的基本论述上飘忽不定，犯下低级可笑的错误，影响正确研究结论的推导。
（二） 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
哲学是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等基本问题的系统思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是关于高等教育本质、渊源和发展的学识与理论，是对高等教育本真和走向的追问与剖析。研究者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懂得高等教育，具有较为深厚的高等教育哲学修养，能够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哲学使人智慧而深邃，对高等教育哲学的把握程度决定着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前景。然而，与国外相比，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仅有百余年历史，高等教育哲学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学者和管理者还较少，具备良好高等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学者和管理者更少。以大学校长为例，我国高校领导的学科背景相对单一，且多为理工科。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等2002年对我国高校校长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大学校长中理工科出身的高达65%。由于大多缺乏人文社科教育，没有进行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学习，我国高校领导普遍存在着高等教育哲学素养不足的缺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治理大学的思维、眼光和行为。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亦是如此，只有主动加强高等教育哲学修养，才能弥补这一学识缺憾。
（三） 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基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所以，研究者在懂得高等教育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这种“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不仅仅指学习和了解一种理论及方法的内容与应用，而且包括学习和了解这一理论及方法产生的背景与渊源、跟其他理论及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地位与作用、自身的优势与存在的局限等。只有“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研究者才能准确运用这一工具，既不夸大其辞，艰涩隐晦，也不贬低其功，蜻蜓点水，而做到收发有度，恰到好处。不同学者从单个或者多个学科观点出发分别对高等教育进行的研究为后期的集体研究和整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研究目的在于应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解读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人很难对自己学科专业之外的其他及其以上学科理论和方法有较为深透的把握，这就增加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难度。如果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和方法“只知皮毛”就运用其开展研究，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这也正是当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深化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亟须加强兼修和稳固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三、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原则
每门学科、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视野，衍生出内在的逻辑和机理，形成一定的思维习惯和判断定式。在多学科共同研究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用学科的特长和偏见势必杂糅相陈，良莠并见。因此，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需要遵循内外一致、互促共进的系列原则。
（一） 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的原则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研究者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透视，是学者站在局外对局内情况的?望与评点。这种局外观察既有居高临下、旁观者清的优势，也可能存在不明内里、妄言乱语的偏颇。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的确需要从社会大系统发展的视角来审视高等教育的问题和走向。然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又具有自身个体的特殊性，在产生、形成和成长过程中造就了自我特质，这种特质需要遵从、维护、适应和推动，否则，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将会被逐渐扼杀。从科学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出发，研究者必须遵循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的原则。研究中，研究者既要从异己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出发考察高等教育的现象与问题，又要遵循高等教育的特质，从高等教育自身的积淀、生存、瓶颈和突破出发，审慎思考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发展方向和解决之道。
（二） 现象与规律相结合的原则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较广的知识面，深谙多门学科，但在精深程度上往往钻研不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研究者大多是就现象论现象，就问题论问题，很难深入其里。由于只看到局部和表象，研究者极容易按照所用学科的思维习惯和定势对现象下结论、判趋势，从而陷入与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相悖的泥潭。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要遵循现象与规律相结合的原则。高等教育规律有很多，通常可以将其分为外适规律、个适规律和内适规律3类。外适规律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个适规律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内适规律则是指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自身文化、结构、功能、要素等的发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规律，将高等教育现象与高等教育规律有机结合，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三） 方法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
大凡研究方法都有相应的理论基础，是理论指导下的方法，有较为详细的理论阐释和说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对异己学科方法的运用，但一定要与该方法产生及发展的理论相结合。如果研究者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仅仅运用异己学科方法进行分析，根本不考虑或较少联系这种方法的系统理论，那么，他就不能将这种方法发挥到极致，只会获得干巴巴的结论，而不知结论获得的所以然，甚至会误用方法，张冠李戴，推演出错误结论。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中，研究者只有将方法与理论相结合，才能真正明白这种方法的优劣长短，才能选择适切的方法分析相应的现象和问题，才能在应用方法中糅合理论加以剖析，使方法达到科学化。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质量认证 is09000标准
论文摘要：质量认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的目标、程序，合理建构质量认证体系的基本维度，对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质量认证：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iso9000作为指导性文件，规定了质量管理、质量体系、质量控制和质量保障等有关质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导外部质量保证和内部质量管理两种不同环境的质量体系的运行。与传统的质量控制制度相比，iso9000的优势在于它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预防上，深入探索了质量要求的实现途径．把达成质量标准的各道工序要求都制成了初步的规章制度。is09000认证既是组织的隐性资产，更是组织的声誉象征。
(一)实施is09000认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规模和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的两大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到2010年，我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口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当规模迅速扩大时，质量往往成为次优目标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出现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换取规模发展的现象。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评估、评价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但质量监控、保障和管理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主体缺应有的动力机制、评估权力体制失衡、评估标准和方法科学性不强等．都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iso认证技术可以促进高等教育主体更新质量规定、树立质量意识、营造质量文化，促进教育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改善和绩效的提高。
(二)实施is09000认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iso90o0认证技术对高校的管理将会带来三大突破。一是思想观念的突破，高等教育的职责在于面向学生、家长以及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二是管理模式的突破。国际通用的is09000所需树立的管理模式特点强调将管理视为过程控制。依靠严格的管理制度监控整个管理过程，杜绝中间任何环节出现不规范行为，从而确保高等教育产品的质量。三是评估标准的突破。iso9000认证详细、全面、定量的指标标准体系．为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评价标准，成为衡量改革成败和创新成效的一个基本尺度。iso9000认证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理念支撑、方法基础和评价标准，是顺利完成改革的必要条件。
(三)实施is09000认证。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
质量标准是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建立，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系统，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国门的提速器。目前，我国已经有1o余所学校通过了iso9000认证。在高等教育领域，大连海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走在前面]。我国高等教育走进国际市场，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应该立足本土文化，着力在认证机构的独立性、认证标准的多元性、认证关系的协调性等方面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规范体系。
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主要目标
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在追求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和教育服务信誉的同时。必须考虑教育服务购买者和消费者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需要考虑培养对象、办学定位、师资水平、政府导向、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程度不同，基本国情不同，教育宗旨和制度不同，在教育质量认证目标上也是有差别的。
美国学者威廉·赛尔顿在《质量认证：高等教育标准之争》中概括了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5项功能；即刺激大学及专业进行自我鉴定，加强规划；通过专家评估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其质量标准；建立自主和自愿基础上的自我监督机制：帮助学校和专业提高资源意识和顾客意识；通过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合格的毕业生以保护公众利益。欧洲大学联盟将其认证目标概括为：建立共同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即大学自治、教育作为社会财富、研究是学习的基础。等等；通过共同接受一定的准则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相互兼容．以巩固高等教育在知识社会中的作用，使高等教育不断革新和推广；通过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不断融合以及研究网络的不断凝聚，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对欧洲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可见．欧洲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不仅有追求质量改善、促进欧洲高教一体化的目的，还隐含着传播欧洲高等教育文化的重任。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程以及全面参与的管理，达到追求卓越、持续改进和顾客满意的目的，具体可以作如下分解：一是将质量的持续性改善作为目标，拟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标准，与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相衔接；二是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优化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软环境；三是推进我国高等学校之间的学分互换以及与国外高等学校的学分转换：四是宣传先进办学经验，促进国际高等教育交流。
三、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运作程序
计划决策。计划决策主要是找出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制定改进的目标，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措施和方法。具体可分为四个步骤：(1)分析现状，找出教育服务的质量问题。可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访问得到的信息。应用统计计算的方法和技术来了解质量问题：也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与设立的参照物的对比，寻找自己的质量差距和不足等。另外。也可以用较为通用的swot分析法，即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2)分析产生教育质量问题的原因。(3)找出影响教育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4)针对主要原因，制定改革措施和计划。计划要具体、切实可行并能预测其效果。计划和措施的拟定要明确5个w(why，where，what，who，when)和1个h(how)。
组织实施。基于is09000标准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通过预先制定工作流程、执行程序、工作规范和质量标准，要求教职工严格按照规程和规章执行，确保计划的正确实施，实施中如发现新的问题或新情况．应该及时修改计划。
督促检查。根据所制定的质量改进计划，检查质量标准执行的进度和实际执行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一般来说，可以先制定教育质量检查和审核计划，再确定检查程序。在进行督促检查时，要注意切实防止检查督导工作流于形式，避免检查督导过程中的虚化趋向，要做好各方面的调查，记录有价值的信息。
评估处理。评估处理主要是检查和评估质量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其有效性，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总结经验，巩固成绩。二是把遗留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根据检查结果．对未解决的问题找出原因，转入下一个运作程序之中．作为下一个循环计划制定的资料和依据。
质量管理是沿着“计划决策一组织实施一督促检查一评价处理”这一轨迹而进行的．四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周期。质量改进是持续的，不问断的，任何质量的改进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总有或多或少的遗留问题。因此，一个管理周期结束。另一个周期继之开始。但后一个管理周期不是前一个周期的简单更替，而是对以前周期的发展，其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管理周期继承了以前诸管理周期的积极成果，又力图解决前一个周期遗留的问题，并且在新的周期中有所创新，管理效果也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标准体系
is09000认证技术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按照“质量标准一质量指标一质量评估一质量保证”的程序审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新思路。实施iso9000认证，充分发挥其质量管理的功效，必须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的质量标准体系。
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首先要求形成多样化的质量标准，要求教育质量保障途径的选择、手段的采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等要综合考虑高等教育规律、学术规范、社会需求以及学生自身的多样化要求等因素．要考虑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时，要在质量标准的全面性和特殊性、标准的弹性和刚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和权衡。质量标准必须有一定的覆盖面，基本的指标必须齐全，但如果一味追求全面而忽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要求，就无法形成特色．无法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必将淹没在国际强势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标准体系之中。质量标准如果只重视弹性．就可能使质量认证标准随意性加大：而标准刚性太强．又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目标的多样性。
构建合理的质量标准体系可以从三方面人手：一是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稳定的同时，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学校教学质量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质量标准、质量评估体系与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关系。教育质量分类或者说分层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美国的“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法，是可以从中借鉴分类思路的一种方法。另外，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办学层次、教学科研平台、行政隶属关系等角度都可以对质量分类进行探讨。二是按学科确立质量标准，并据此进行学科的质量保障活动。这种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容易见到效果的标准将范围局限在一个学科范围内，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和针对性，但单纯将一个学校作为整体来排名是不够恰当的。三是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明确学习年限、课程设置、论文工作、实习安排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占比重等，对各种类型人才从质量标准化方面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保证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人员通过学习，其知识水平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都能得到实际提高。
摘要：在历经10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计划生育与人口转型的双重作用使中国高考生源持续下降，而出国留学热、国外高校抢滩、大学生就业难、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等因素进一步加到了高校生源危机，导致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后扩招时代的悄然来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大批高校招生不足甚至破产，大量银行呆、坏账出现，大量教职工失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当，充分利用生源危机给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学术本位.引入竞争机制.我们就能够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质量，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后扩招 中国高等教育 生源危机 财务危机 机遇
一、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在经历了近12年的大学扩招以后，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虽然，绝大部分地方高校由于财务或规模经济方面的考虑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扩招冲动，但外部环境的改变已经使中国高等教育不得不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近几年各地方高校愈演愈烈的生源争夺战与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难是其初步表现。客观外部环境的改变使中国高校扩招不得不走近尾声而进入后扩招时代，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清醒认识后扩招时代的必然性，我们才能摆脱扩招思维定势，在尽力化解后扩招带来的各种挑战，充分抓住后扩招产生的大量机遇的基础上，使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首先，后扩招时代的来临是计划生育与中国人口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育观念改变导致的人口转型使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各级学校的生源持续萎缩，最终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的生源供给。据资料显示，全国小学入学人数在1995年达到2532万人的峰值后就开始出现下降，1998年后开始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2005年，小学入学人数下降至1672万，随后基本稳定在1700万，此时适龄人口总数还不及1994～1996年波峰状态的70％(见表1)。根据教育年限推断，1998年小学入学人数的大幅下降意味着11年后(7岁～18岁)高考报名人数开始大幅下降。而事实上也是如此，2009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大幅下降，接下来2010、2011年高考生源继续下降。根据逻辑推理，小学入学人数大幅下降从1998年～2006年共8年，可以推断中国高考人数持续下降也应该有8年(2009～2017)，高校的生源危机可能还会持续6年。鉴于中国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8.5％，义务教育阶段直升，高中毛入学率已经达到79.2％，考虑到中学后教育分流会进一步加剧，高考报考率提高空间不大，我们基本可以预测，2017年中国高考学生与最高峰2008年之比也应接近70％左右，2008年中国高考人数为1050万，那么2017年中国高考学生可能在730万左右。2010年中国普通高校(不计民办)招生总数已经达到657万，比2009年增长4.4％左右，按照这种速度增长，即使按照100％的录取率(这基本不可能)，高校学位从总体上供过于求很快就会到来。
其次，国外高校的教育分流也造成国内高校生源的进一步萎缩，使后扩招时代提前到来。虽然，通过高等教育，国内在校大学生和博士生的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分别为2979万和24.63万)，然而，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只会使生源质量、教师整体素质大幅下滑，教育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并带来严重的高校债务压力，其必然结果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下滑。而高校官本位的长期存在，高校长期的垄断与卖方市场地位也使国内高校缺乏改革动力，进一步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质量差距。在近些年权威的世界高校排名中，大陆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前100强，即使是北大、清华也有被港台高校二流化的趋势。国内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导致大量学子以脚投票，到发达国家寻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这种潮流愈演愈烈，愈来愈低龄化，近几年出国留学人数更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随着发达国家高校生源、财务危机的加剧，其对中国生源的争夺将更为主动，并可能像纽约大学一样主动在大陆开设分校，抢夺内地生源，使生源争夺白热化。
再次，高弃考率与高辍学率也是后扩招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由于高校脱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吸收能力，加之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学生起薪的不断降低与昂贵的大学收费使
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放弃高考，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进入投资收益率相对比较高的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剧高校生源危机。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和低投资收益率还导致越来越多的准大学生主动放弃高校学习机会，以前这种情况只在一些独立学院、二本院校出现，但现在即使是武汉大学这样内地排名前10的高校也出现了数量不小的弃读学生。即使是在校生，也由于以上原因，每年放弃学业、中途辍学的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使高校生源危机日益严重，导致学生与高校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
正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内地人口结构转型以及高校大扩招后遗症的综合作用使中国高校的后扩招时代提前到来，它将对既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后扩招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挑战
高等教育领域与所有其他行业一样，保持垄断和卖方市场地位对于供给方是有利的，垄断的破除和卖方市场地位的逆转会对供给方造成很大损失。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放，国外高校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外、港澳地区高校在内地登陆建立分校，内地高校的高等教育垄断地位正逐渐被打破，而过度扩张和生源持续减少导致的生源危机进一步逆转了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使买方市场出现，导致内地高校处于严重不利的博弈地位。不仅如此，大扩招时代留下的严重后遗症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教育竞争的加剧而恶化，可能会对一些高校造成致命打击。
1.生源危机。后扩招时代最明显、最大的冲击就是大学继续扩招与生源持续减少产生的生源危机。当然，不同档次高校面临的生源危机程度存在着差别，从当前来看，首先受冲击的是一些三本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廊坊大学城的衰落、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的倒闭、上海经贸学院的破产只是冰山一角，高考生源拐点才刚刚开始。一些高职高专院校虽然没有倒闭，但已经处于生源严重不足的境地，随着生源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高校极有可能倒闭；一些二本院校由于升格时间不长，师资力量薄弱，品牌效应比较差，招生也日益困难。2010年山东省本科二批第二志愿投档结束后，有45所院校的文科专业、47所院校的理科专业出现了“零投档”，估计今后这种情况将更为普遍。即使像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有些专业也遭遇弃读，某些专业的弃读率还比较高。可以预见，随着高考生源的继续下降，生源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将会有更多的高校面临倒闭、停招的命运，大量教师将下岗、转岗，大量教育资源将被闲置、浪费，一些依赖于高校师生消费的社区将衰落，大量银行贷款可能难以收回变成呆账、死账，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酿成激烈的社会冲突。
2.财务危机。在高等教育中，由于政府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各高校的财务压力非常大，而各地豪华大学城，各大学豪华新校区的建设进一步加重了高校的资金压力。为了缓解财务危机，各高校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学生学费，扩大招生数量增加学校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向银行大量贷款弥补建设资金缺口。由于缺乏硬预算约束，很多高校过度融资，深陷债务泥潭，即使像吉林大学、南昌大学这样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也难以幸免。然而，高校债务风险的不断增大已经引起银行警惕，很多高校被列入贷款黑名单，通过银行继续融资的路基本断绝。学费的增长也受到学生承受力的限制、政府的管制，现在基本保持稳定，唯一可行的是不断扩大招生数量，提高学费总收入。从统计资料上看，地方普通高校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学校财务对学费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学费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例由1997年的18.6％一路上升到2005年的40.6％。如果扩招停止甚至出现招生数量的大幅下降.对学费收入的严重依赖必然导致一些地方高校爆发严重的财务危机，日常运转困难，更不要说还银行的利息、本金。因此，对于很大部分的地方高校来说，生源危机引发的财务危机可能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导致人才流失，工资拖欠，基础设施老化，教学质量下降，生源进一步的萎缩，最终使这些高校陷入恶性循环直至倒闭。
3.教育质量危机。由于高校的扩招冲动与高考生源数量下降的相互作用，高考录取率可能会持续上升。鉴于当前中国高考录取比例已经接近70％，生源总量还将持续下降多年，理论上未来中国的高考录取率可能达到100％，但考虑到大学文凭的急剧贬值，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弃考率和弃学率的进一步上升，高考录取率应该达不到100％。但可以肯定的是，高考分数线会进一步大副下降，在理论上甚至可以降到o分，大量不符合要求的生源进入高校必然从总体上进一步降低高等教育质量，而生源减少导致很多高校财务危机的持续恶化，教师福利待遇的降低，又导致大量优秀
教师的离职，教师整体素质的下降，财务危机也使教学设施难以得到维护，图书更新困难，教学、实验器材短缺，也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使生源危机进一步加重，并形成恶性循环。
4.办学成本提高。由于高等教育领域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供给超过需求，为招到足够数量的学生，很多高校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吸引、招揽新生，并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留住学生，这些都增加了办学成本。而生源的减少也导致大量同定资产闲置，教育设施的浪费。一些专业的学生过少使教学的规模经济效应消失，教育设备利用不充分。教师过剩也导致教师转岗、安置费大增，教师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也提高了办学成本，降低了办学效率。
三、后扩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然而，后扩招时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只要制定有效措施化解这些挑战，并充分利用生源减少带来的机遇打破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推动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和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减少由高等教育造成的高等教育过度超前发展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浪费，我们就能使中国高等教育回归正轨，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层次看，政府应该利用高校生源危机进一步推进高校体制改革，打破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通过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实现高校之间、高校教师之间的优胜劣汰，使长期以来阻力重重的高校课程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人事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专业结构调整、岗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制落到实处。只有激发高校之间的竞争，我们才能够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高校真正的市场化变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专业的消失，一些教育质量低下、办学成本过高的高校倒闭，一些不适应社会需要、专业技能较差、不称职的高校教职工的解聘。但这是必要的阵痛，我们不应该以社会和谐为由压制变革，阻止资源的优胜劣汰、优化配置，错失高等教育变革的良机，因为只有变革才能够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效率，实现高等教育的凤凰涅??。当然，对于那些因为系部被撤、学校倒闭、竞争失利而被解聘的教师，我们应提供必要帮助，一些教师可以通过再培训重新进入教师队伍，一些可以转到乡村中小学充实乡村教师队伍，更多的可能需要培训转岗。
政府也有必要重新定位的职能，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半公共品性质和社会功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虽然，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化越来越明显，各种性质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是保证教育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保证，但是鉴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教育半公共品性质以及教育在维护机会均等、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重大作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合理干预就显得极有必要。由于高等教育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提供合理的奖学金、贫困生补助、教育贷款来保证贫困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由于教育可以促进内生性增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根据高校创新能力的不同而对高校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于研究型大学，政府应该全额拨款，以保证这些高校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培养精英人才。对于教育研究型大学，政府提供一半教育经费，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产业需求对这些大学实行一定补贴。对于纯教学型大学以及职业技术学院，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政府只提供30％的教育经费，其他的靠学费、社会服务、捐款来自己补充，允许不同学校存在学费差异，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对大学的分类政府应该制定严格的标准，并每隔五年重新评定，各种类型大学的地位可以变动，以激发高校的竞争意识。由于学科性质不同，市场化的能力不同，对于一些关系到国家长期发展的长线专业，政府有必要通过资金补贴进行扶持，以保证这些专业充足的人才供应。由于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导致中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悬殊、高等教育结构严重不合理，这也要求政府高教投资向落后地区、职业教育倾斜，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层次结构更为合理。
从微观层面看，各高校作为竞争主体，要想在严峻的生源竞争中幸存下来，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根据美国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管理思想，有三种比较成功的战略，它们分别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虽然，高校与企业之间在性质、生产过程、培养目标、最终产品方面差异很大，但两者也有很多共同点，如讲究投资收益率、产品质量、品牌等，因此，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对于高校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不同高校来说，由于所处学术地位不同，竞争对象不同，因此，选择的战略就会有很大差别。对于大部分“985”高校来说，由于属于
国家重点投资高校，政府拨款、科研经费比较充裕，大部分处于区域经济中心，教育质量比较高，基本不受生源危机影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际竞争力下降。这些高校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而全，导致资源分散，优势学科不明显，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规模扩张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进一步提升传统优势学科，并在新兴学科领域获得优势地位。鉴于大部分“985”高校经过合并，优势学科比较分散，学科之间专业壁垒森严，学科渗透困难，聚合效应难以形成，因此，对于它们来说需要必要的收缩，把一些非优势学科、离优势学科比较远的学科放弃或分离，集中资源，依托原有优势学科建立学科集群，形成聚合效应，提高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点上，美国重点高校与香港科技大学就是榜样。对于一般“211”高校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而全导致资源分散，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优势学科难以形成或支持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可能象“985”高校一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建立优势学科群，但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在某些学科获得一定的国内知名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瘦身是当前急务，需要集中有限资源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优势学科。对于其他高校，由于资源有限，基础较差，选择专一化战略比较合适，通过某一个学科，或在某一个专业的突破，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高校由于政府拨款少，是扩招的主力，也是瘦身的主要对象，对于一些缺乏吸引力的院系，应该大胆撤并，集中精力于强势学科、专业以及相关学科。在这个方面，南京审计学院、徐州医学院做得不错。还有一些高校可以凸显地方特色，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优势，如西藏的藏医学院、丽江的旅游学院等等。对于其他既没有优势学科，也没有品牌效应的绝大部分高校来说，成本领先优势也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在绝大部分高校陷入财务危机的情况下，那些管理严格、教学成本比较低的高校就有可能坚持下来，并吸引人才，使自身获得发展。
因此，后扩招时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他将通过无情的生源竞争与财务压力使高校自身不断改革，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激烈竞争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把发展过度的高等教育重新拉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最终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率与质量，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