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