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
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 、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 、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 ，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 ，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
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
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 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
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
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一、 引言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效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状态和样式。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民间舞蹈源于民族文化。傣族民间舞蹈的动作特色、表演技巧、肢体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是其深远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反映,如果只关注舞蹈形式的绚丽、结构的精密、表现手法的完美而忽视舞蹈背后文化内涵的价值,是无法真正理解傣族舞蹈的真美内涵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民间舞蹈时,应对其民族文化内涵给予高度重视。
二、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舞蹈蕴藏着神秘而浓厚的民族氛围,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极尽东方韵致。傣族舞蹈中透出山JlI秀美、人文毓秀的夺目光彩,充满着平和、恬静、隽永、含蓄的风格,朴实自然毫无雕凿之感。舞蹈动作中那些人体的头、手、臂肘、肩、腰、胯、膝等每一个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多种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无论手的推拉和脚步起伏的动作,还是孔雀舞中的美丽造型的流动美,都具有造型丰富而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会使人们感到秀丽山河的自然律动美,还会使人们感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宁静祥和,朴实自然,更能使人感受到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恬静幸福生活的向往。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在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是动律的基本特征。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铭、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泊泊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象脚鼓发出的“崩、巴、比、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这种静态的雕塑感和柔中带刚的动态舞蹈韵律,使傣族舞蹈既有静态的造型美,又有动态的韵律美。以上说明了傣族舞蹈的内涵及其形式特征,都是与傣族所居住的自然条件、民族性格、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文化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分不开的。
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三道弯”源于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而“一顺边”的美,则源自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这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特点。
“三道弯”的舞姿造型表现在舞蹈中为:保持半蹲状态下腿部做韧性屈伸与颤动,手臂、身体、腿部都是“三道弯”的特殊动作与造型,这一舞姿特点,一直保持下来。现在还可以在“软舞”(嘎温)中窥见过去跳舞时的一些踪迹。相比传统的孔雀舞,经过创新改编的孑L雀舞表演,演员取掉了面具,加强了手、眼、身法的配合。首先是模仿这种鲜明的曲线特征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外,让人联想起它与小乘佛教的灵动教义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吻合,使傣族舞蹈的风格特点更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了。
过去,傣族在秋收后扬场中不使用风车,而是两手各持一把大竹篾扇,用扇风的方法筛选稻谷,这种筛法就是别致的一顺边的动态。当她们右手高举篾扇的同时,右脚亦弯曲并高高抬起,然后 ,手脚同时向下用力地扇风,身体由右方向左侧转动,左手扇风时,姿态和转动与右手一致 ,都是手脚同出一侧,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一顺边是高原舞蹈特有的动律和形态,高原民族的舞蹈中都有这种文化现象。而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于“三道弯”和“一顺边”融和后,又在傣族也有的安详、舒缓的动律中体现出来,成为民族审美情趣和舞蹈者的动态形象。
四、孔雀和象的意境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孔雀舞”“象脚鼓舞”广泛流传,傣族视孔雀为神鸟,视大象为圣象。把孔雀大象这些珍禽异兽升华到舞蹈艺术意境,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文化特征。
由于气候及自然条件关系,傣族地区孔雀较多傣族人民很早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傣族人民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的象征,对它怀有崇敬的感情。傣族群众常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歌颂美好的生活。
大象,也是热带森林中的珍贵动物,它和孔雀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傣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大象之国”。唐·樊绰《蛮书》说傣族地区“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象不仅可以耕田,还可以搬运木材,负重至远,甚至可以组阵打仗,象皮还可以制成坚固的甲宵。由于象的特殊作用,傣族人把象当成财富的象征,傣族人对象的崇拜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傣族人民长期与象和睦相处由此使得象在今天傣族群众中,具有了吉祥、幸福的文化内涵。
五、水文化的特征
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对水有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似水样平和温静。傣族民间舞蹈普遍平和温静,正显示出水文化的这一特征。说到傣族的水文化特征,就不得不提及着名的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傣语称为“楞喝桑堪”或“桑堪比迈”。傣语的“楞喝桑堪”,其意就是六月新年。由于欢度新年的时候,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泼水祝福活动,外地人都把它称为泼水节。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从流传下来的《挖井歌》《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傣族 自己解释,“傣”有两种含义,一是英雄勤劳的意思,一是酷爱自由的人,和平的意思。傣族也自称为“鲁傣鲁喃”,意为“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傣族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他们滨水而居,他们爱水,祈水,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这是大家公认的;“水一样的民族”,这是对傣族性格的又一描述他们待人礼貌温和,但外柔内刚,聪明又幽默诙谐像水一样,有时潺潺细流,温柔而细腻,有时像大江汹涌而澎湃。其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傣族舞蹈动作,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潇洒轻盈的篾帽舞,灵活、骄健、敏捷,充满阳刚之气的象脚鼓舞,刀舞和拳舞等都具有水文化特征。而在孔雀舞的表演中,时而节奏缓慢,动作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 ,也是水文化的表现。此外,傣族舞蹈以特有的屈伸动律手、腿、身体都是“三道弯”的动作造型特点,刚柔相济,动静配合的表演,也是水文化中柔和温情的表现。
这从上世纪 80年代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表演的《水》这一舞蹈节 目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个在傣族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的节目,它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久演不衰,就是因为她深刻地表现了傣族水文化的特征。而别人模仿表演《水》时,观众们常常感到和刀美兰相比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他艺术表演者对傣族水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
摘要: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元素。然而,旅游正如一把双刃剑,在其介入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正迅速函化甚至同化。在此,以龙胜金坑红瑶寨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揭示旅游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并提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地区, 除具有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外, 还具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一、金坑红瑶概况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 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 有水田746亩, 旱地425亩, 林地3 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 境内山体陡峭, 地势险峻, 属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 干湿明显, 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 年平均降水量1 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 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 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 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 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 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 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
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 套话、寒喧语。干某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构成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呻吟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着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 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指汉族文化艺术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总体。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整体。各民族文化艺术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历时存在,也是当下多样性的共时存在,从其内涵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审美资源、文化资源。与欧美现代文化和汉族文化艺术比较,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民族精神个性。以少数民族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教育资源,在其物质形态和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的民族性、多样性、原始性等特征,在激发、启迪人的审美洞察力、感知力、想象力、丰富的情感方面具有无限丰富的资源优势。甚至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至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近于“艺术化”的。如人们常说:“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说明能歌善舞近乎于少数民族的一种本能的行为能力。而从少数民族的后天生活实践而言,正如侗族民谚所说:“饭养身子歌养心”[3],说明音乐艺术在陶冶其精神、养育其身心方面的作用。对比受“工具理性”甚至拜金主义熏染的现代都市人群、都市生活,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富有人性和丰富的情感特征,更具有生活家园感。虽然部分少数民族曾一度处于与世隔绝的边缘状态,甚至被认为“落后”、“原始”,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看,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发展处在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可能处于较低阶段,但是,从审美文化、精神文化的意义上说,审美体现的是不同族群对宇宙自然界,对人自身生命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存在高低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更不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科学技术。因此,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民族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认识和升华人性内容和品格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其中的审美教育资源尤为值得关注,是现当代人们通过审美维度认识和完善人性的不可替代的参照系,也是发展国民审美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丰富源泉。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套话、寒喧语。干某 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一、历史上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东学在本文泛指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根据优势文化扩散的原理,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优势文化的扩散力较强。因此,相对而言文明程度高的文化容易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古代东方无论是物质文明程度还是精神文明程度均符合向西扩散的条件。而每逢西方遇到危机或西方学者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都乐意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然而,现代东学西渐的过程却阻力重重。独特的近代世界历史和东西文化交流不畅,加之东学西渐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和不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要么西人对东学一无所知,要么西人用透镜方式看东方,或有如视而不见,或横挑鼻子竖挑眼。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东学西渐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西学本文泛指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文化。较之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文化的定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随西方一词概念的变化而变化,时而丰富、时而转移。
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从地域上讲,主要指欧洲,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及其他欧洲移民聚集地。从内容上和发展历史上看,则先后出现了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几个阶段。由于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产生过不同程度地推动作用,使得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文化扩散的主流。西学东渐亦伴随着西方文化扩散同时发生。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崛起,东方势危。无论是思想、经济、科技,还是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西学都在东方文化中拥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西学中的精华,诸如科学和民主观念已融入东方文化,并与东方古典文化相结合,形成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现代技术落后的民族在西学东渐中学习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快速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在西学东渐中,东方民族亦饱尝西方文化殖民的苦果和屈辱。此外,西学中的糟粕,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作风和观念则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并时常成为文化冲突的祸根。对此,德国学者施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必然没落,英国学者汤因比也预言西方文化难以带领人类走向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西学东渐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要在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基础上发挥西学东渐的积极作用。
二、西方文化教育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西学东渐要取其精华,摒其糟粕。要想做到这点必须进行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提高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手段来推进国内的西方文化教育。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使教育者认识到由于地理环境及其所造就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由于宗教信仰存在差异,因此其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世界文化就是由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联系、互为交织构筑在一起的。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各个角度了解西方世界,并意识到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是在相互吸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各自延伸。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免要接触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具备多元文化观念,尊重异质文化,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树立全球文化和多元文化观念,世界各民族才能顺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学习西方文化要与时俱进。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取真知,客观地了解西方文化。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在对创新精神的弘扬和坚持上,因此学习西方文化还需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西方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其各个侧面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又是不断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批评西方文化,我们便只能片面地、狭隘地认识它的一个方面,这样会以偏概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坚持与时俱进是全面、正确地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前提。此外,要建设一支西方文化教师队伍。正确地教育和传播西方文化不但需要教师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还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真正做到学贯东西。因此,教师在教授西方文化的时候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教师在熟悉西方文化各种现象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西方文化背后的原因,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典籍,经常与国内外学者交流,以获取最新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批评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方面要注意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凡是遇到体现文化差异的地方,都要把东、西文化进行比较,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分析西方文化现象,提高学生辨析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敏感性。在指导学生进行文化文本解读和批评的时候,要综合认识西方文化各阶段发展的不同内容和特点,要详细地交代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流变缘由、文化后果等方面,并做逐一分析,借文化批评来达到认识西方文化的目的。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模拟真实的西方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科学、合理地西学东渐。
三、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东学西渐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学对西学的影响日甚。但还远没有形成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匹敌的气候。而且,在现代东学西渐中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礼高德广被中国人视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然而,当代对外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恭敬谦卑的虚心态度有时并换不来对等的尊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文化上,尤其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传播方面应加大力度,并做到有意识、有目的、有方向地对外传播。季羡林先生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东学西渐)的世纪。因为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远逊于中国大众对西方的了解。甚至有所谓“政治精英”“、文化名流”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对中国文化进行想象式建构,不断误读、误解中国文化,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怀着伪善的目的恶意曲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由此造成民族间心理和现实冲突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建立在构成这一文化各民族的共同生活经验上。这种共同生活经 验包括在同一个文化地理范畴内产生的相同和不同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族群制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文化表现形式。各民族在发展各自文化的同时要加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世界的目标。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迫切地需要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不可否认,思维方式和语言转换的技术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文化西传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学者应努力克服困难,担当起东学西渐的历史重任,并在这一过程中解难释疑、纠正西方误读、调和民族文化冲突。通过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引导西方以公正、合理的视角正确看待东方文化。作为新世纪的文化研究者,要努力在国际学术、文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在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对外传播。其中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文化观念,来解释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现象,籍此来消解文化误读引发的不良后果。
现阶段,在中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立足现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多采取包括经常性学术专题交流和鼓励高质量翻译等多种手段,增强沟通,消除语言转换等文化交流的技术障碍,增加西方对中国民族文化了解,籍此,消除误解,增强互信。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北京“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中译外是当前文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用外语对外介绍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和政策绝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业务性工作,而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这既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和政策对外传播的明确性,又表现出国家战略上对这一工程要求的急迫性。以开设孔子学院为标志的文化吸引更多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研究和学习中国文化,在西方教育界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在人民大众间培育了解中国文化的友谊火种,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做出了贡献。我国将实施更多举措,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充满生机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化。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定义为作为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全部能力与习惯,而文化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现实。人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将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而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的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如人们的风俗习惯、人生态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等。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差异性,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殊精神面貌和气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里的自然基础就是指人们的生理特性和自然条件。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的思考立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整个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旧社会时期,中国遭遇了文明失落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给整个民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本文以鲁迅的民族文化刻画心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反省与批判,进而探讨其文学价值。
一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
1 主奴根性
主奴根性是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认识和批判。鲁迅认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种循环。鲁迅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认识渗透着他对民族历史的忧思。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创建了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伦理,这一伦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很大。比如,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有上下等级、长幼尊卑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礼仪对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这便成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社会礼治秩序。由此所带来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失去个性的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被规定着,性格的表现往返于既可以此也可以彼的两个极端。鲁迅在《阿Q正传》中刻画了一个时羊(奴)时凶兽(主)的阿Q形象。面对着假洋鬼子等“凶兽”样的人物时,阿Q便成了“羊”;面对着小尼姑时,阿Q便是那“凶兽”。在这样病态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被分裂开来,即做主和做奴。由此可见,这是鲁迅对礼治秩序下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主奴根性凝聚成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灵魂的主宰,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2 民族自大病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文化,这反映了国民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盲目自大的病态文化心理。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这种民族自大病的病因作了分析: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自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的状态,这无疑就种下了走向没落的祸胎。由于没有受到威胁压力,人们连看到别人的长处也不想去学习了,这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自大为中心的病态文化。鲁迅把这种民族自大病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使整个民族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3 个体与群体
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稳定的,孔子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仁学”模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之中,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所谓“仁”是通过一种“自觉的投入”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而儒家文化中强烈的群体主义性质使“个性的张扬”成了无源之水。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实现统治,他们在思想上趋于一致,时常“以独治众”,从而泯灭个体的独立思考。为此,使得中国少有“独具我见”之人。这是民众对独异者“以众虐独”的恶果。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为女子鸣不平。同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阐述了他所理想的长幼关系原则,要求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合理地做人,其目的在于恢复人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4 关于“静”的人生主张
鲁迅认为,“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使人消除缺陷和不平,达到稳定的心理平衡状态,形成“静”的人生主张。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较为全面和深刻。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写道:“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在鲁迅看来,在这些中国书中,多的是“古训”,而“古训”就是教人“不要动”,“沉静”下去或者“苟活”下去。“撄人心”的概念就是鲁迅提出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摆”。这首先是“帝”所需要的,“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同时,也是国民“撄人心”所需要的,其意在安生。为此,鲁迅呼吁“摩罗诗人”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目的是为了“活动”。
二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与反思
在鲁迅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大病,使中国人丧失了主体人格,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和能力。对此,鲁迅对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展开批判,进而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首先,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展之困境。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一旦交汇,不可避免地造成骚动。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接连失败,这让当时原本自豪的“安、足、静、定”变成了“苟安、保守、退缩、落后”。这种突变,使国民对眼下的处境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一条艰难而又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之路。鲁迅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自由等的向往和崇尚。比如,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列举了尼采、施蒂纳等一批崇尚个性自由的英哲之士,表现出对“人各有己”主体性的向往。鲁迅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国粹主义”。所谓国粹,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这所谓的“国粹”多是中国人的一些病态的嗜好,如女人的小脚、食鸦片等。第二是“文化同化”。鲁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文化同化”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寻找心理依托。正因为中国受西方的压迫,有人才不得不高举一些所谓的精神价值作为重塑民族自信的基点。这在鲁迅看来,正是“国民性”中最典型的“瞒”和“骗”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国粹主义”和“文化同化”本质都体现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自欺。
其次,“立人”的反省。鲁迅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作出了一个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反省。这是他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不断思考的结果,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影响。鲁迅认为,要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固有之血脉”和“世界之思潮”,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文化观。鲁迅以“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的交替与循环对中国历史进行剖析,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人”之道,即在“尊个性而张精神”,形成了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鲁迅选择从揭示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入手,对民族性格进行梳理,形成了以“立人”为起点,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达到“立 国”的目的。
三 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刻画的文学价值
1 启蒙者的焦虑与命运
鲁迅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他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消除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因此,鲁迅在文本世界中塑造了另一类形象——“启蒙者”,比如“狂人”、“孤独者”等。这些启蒙者是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本质是“吃人”的“狂人”;在《孤独者》中,鲁迅勾画了一个对别人有真爱、不失赤子之心的“怪人”;在《在酒楼上》中,刻画了善良而温情的吕纬甫的人物形象,等等。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人是时代的先驱,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觉醒的。同样,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启蒙主张。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每个国民都自觉奉行着“从来如此”的规矩。因此,在鲁迅的文本里,启蒙者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社会环境的扼杀。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遭受着敌视和冷漠的大恐惧,病愈之后“赴某地候补”去了。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杀伤力,它造就了一批“庸众”,也让一批“战士”在无物之阵中老衰或寿终。这些是鲁迅文本世界中关于启蒙者自身的焦虑,也是鲁迅内心深处焦虑的反映。这些是鲁迅小说文本中提出的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进而走向现代化的命题。
2 揭露出国民的病苦
文学是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总是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识、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实践他对民族文化心理改造的主张,这遵循了文学特性。鲁迅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就是一个好题目。他的小说也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进行着国民性问题的探索。鲁迅以超常的勇气和深刻,艺术地展示了国人灵魂病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病理标本”。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是最为着名的,阿Q的劣性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鲁迅笔下的未庄是一个“老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在其中的人视现有的一切为当然,他们满足着眼前的一切而痛恨变动。这里充满了习惯与惰性、愚昧与无聊、闲人与看客。从某种层面上说,阿Q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他让我们从“这一个”中读出了“这一群”。再如,在《药》中,鲁迅写出了华老栓们的愚昧和麻木;在《离婚》中,写出了爱姑精神上的奴性;《祥林嫂》、《孔乙己》中,写出了主人翁的冷漠与无聊,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冷静地勾画出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写出了国人的“魂灵”,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状,由表及里,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用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
我市旅游业现状：我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__等国家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繁荣；生态保护良好，气候四季宜人。但由于我市旅游业起步较晚，各种旅游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旅游经济尚未真正形成，“优秀旅游城市”还处于有名无实阶段。
我市旅游业发展的建议：要想真正做强、做大我市旅游业，必须摸清家底，扬长避短，在全国皆搞旅游的大环境下，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就旅游业全国大环境而言，北方主要是“看文化”，南方主要是“游山水”。作为南方城市的__，肯定要围绕山水、生态作文章。就省内而言，我省是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各县市都在做旅游的文章。不可否认，现在我市的旅游业，民族文化与经济建设是相对脱离的，景区就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旅游就是单纯的民族村寨，但在全省范围而言，比景点，我们的景区知明度比不上黄果树瀑布、龙宫、荔波小七孔等；比民族文化旅游，我们比黔东南起步晚、发展慢。以短击长，无疑是自寻死路，这也是我市旅游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作为新兴的旅游景区，我们必须扬长避短，走民族文化 自然景区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之路，把民族文化与自然景区有机的融合起来，让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如何融合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呢？“鹿回头”的传说，让海南的天涯海角闻名中外，“刘三姐的山歌”给漓江的美景增添了无限的灵气。我认为，在加强自然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挖掘、整理并发展民族文化（已有的要加强整理，没有的要找、要编），让少数民族文化与各景区的景点有机的联系起来，让民间传说、爱情故事、名人轶事赋予山水风光以灵气，增加景点的文化内涵，让游客来都匀有所观、有所玩、有所悟、有所忆，增强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
印江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全县42.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1.5%。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独具魅力的民族节日，绚丽多姿的民族歌舞，特色鲜明的土家民居建筑，众多的历史文物，精美的民族民间工艺，艳丽缤纷的民族服饰，风味别具的民族食品等构成了我县极为丰富、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了挖掘整理这些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守护这方土家族文化家园，县民宗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突破工作重点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县民宗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梵天净土，桃源铜仁，书法印江”的战略目标，以打造文化旅游大县为契机，突破工作重点，把民族民间文化作为20__年的重点工作来抓，加强领导，成立了民族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抓落实。使该项工作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展而未流于形势，这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活动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是做好20__年春节“七天乐”民族民间文艺活动。我局认真搞好春节期间的“龙腾盛世”民俗大拜年活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7片龙灯具体的活动时间、路线、活动场所，飞动的龙灯，欢快的花灯，充分展示了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特色，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让群众渡过了一个欢快祥和的春节。
二是开展花灯健身舞大赛，努力打造土家花灯品牌。3月8日，由县民宗局、妇联、县文广局联合举办第二届“土家花灯健身舞”大赛，以此促进土家花灯的广泛开展，使土家花灯得以完整保存和流传，并在传承中不断加以创新，使土家花灯具有体育性、艺术性、娱乐性，从而达到健身和娱乐目的，通过多种形势多种渠道，努力打造土家精品花灯，塑立印江土家花灯品牌。
三是抓好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提炼精品节目。
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利用我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11月由县民宗局、文广局联合举办了第二届“梵山净水印江情”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来自全县县直机关和17个乡镇的53支表演队伍参加了活动，演绎了印江原生态的声乐、曲艺、舞蹈。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群众，有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也有五六岁的小孩。表演的节目全是印江少数民族质朴生活的再现，有锣鼓、唢呐、长号等器乐节目，有山歌、高腔山歌、石工号子等声乐类节目，也有傩堂难、花灯等舞蹈戏曲类节目。民族歌舞调演内容丰富，异彩纷呈。通过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挖掘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歌舞，如永义乡编排的《茅古斯舞》，以其豪放、原始的魅力荣获一等奖，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通过民族歌舞调演，我县命名了一批文化艺术村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并予以授牌。有力地推动了我县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
此次活动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印江民族歌舞调演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了印江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品牌。
五是精心组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以提升我县民族文化品位。
20__年9月12日，我县召开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省、地、县有关领导、专家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通过播放我县民族民间文化宣传片。介绍了我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有渊源的书法文化、古朴的原生态文化、灵异的佛文化、神秘的傩文化，多彩的花灯文化等，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县民宗局近年来，对我县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工作，挖掘、保护、整理、利用民族民间文化工作所取得了众多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印江土家风情》、《印江花灯》、《民族文化》等系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深受读者好评。
通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专家讨论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实施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对印江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出了精碎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对我县打造文化大县，提升民族文化品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着力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提升印江知名度，11月27日至29日，经民宗局、建设局、旅游局精心策划联合举办了贵州土家族建筑文化特色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40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实地参观考察了我县土家特色建筑物。有被誉为“江城砥柱”的文昌阁，古风浓郁的依仁书院，独具匠心的土家封火桶子，古老的宗祠建筑文化，更有民风淳朴的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落。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对印江的特色建筑科学把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或建议。对印江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文化大县提供了决策参考。
六是扎实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培养后继人才。
民宗局积极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先后编制了《印江自治县民族文化进校园规划》及其实施方案，积极申报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把木黄民族小学、县民族中学作为民族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民族文化校本教材。把民族文化纳入课程教学。开设了书法、摆手舞、花灯歌舞等内容，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进了校园，步入了课堂，为我县培养了民族民间文化后继人才。
七是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县民宗局大胆围绕民族文化做文章，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为了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10月份由民宗局资助永义乡政府组织团龙村支两委等24人前往黔东南考察民族文化进村寨，收益匪浅。
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为挖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自治县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落实了保护措施，县政府为此特解决了5万元古籍普查工作专项经费，使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为展示宣传印江的民族风情，推介旅游资源，县委、县政府尤其重视民族陈列馆的文明窗口作用。20__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通过重新调整民族陈列馆部分展板以来，民族陈列馆以其全新的面貌接待了各级各部门领导、中外游客、中小学生、社会各届人士5000余人次，深受好评。从而树立了单位窗口形象，有力地宣传推介了印江。
县民宗局的工作成绩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一年来，县民宗局扎实开展民族文化工作，执着地守护着民族文化家园，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土家风情旅游事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诚如是也。
一、对文化及民族文化的理解
要全面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就必须先从解读“文化”的含义入手。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我国《周易》曾载:“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文则是指人伦社会规范,即指“以文教化”。后来,“文化”一词一般是指“以文教化”。从西方语言的系统来看,“文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育、教育等。其实,“文化”的实质性含义应是“人类化”。这是随着19世纪中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他于1871年曾对“文化”一词作过这样的表述:“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的和习惯的复合体。”这里,他首次把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发端。
可以说,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它包括了人类通过学习获得的法律、文字、艺术、语言及其创造和传承的信仰、价值、道德、风尚等。
当然,文化就其概念而言,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关于广义的文化结构,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譬如把文化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即二元结构说;有将其分为物态文化、关系文化与心态文化的三元结构说;也有将其分为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四元结构说等。
单讲三元结构说吧。物态文化,亦称物质文化,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物态文化的内容较多,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等。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关系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所谓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其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中所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文化层,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等。所谓行为文化,是指人类在人际交往中以礼仪、风俗、习惯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方式。因此,行为文化更多地活跃在各种社会风尚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心态文化,即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包括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由人类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知识和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它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精神文化的总和。实际上,它也属于心态文化的范围。当然,人们通常所讲的文化,一般都是指狭义的文化,亦即单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文化的认识和对文化概念的表述,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仍然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产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该民族的精神,是构成该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对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了解一个民族,就要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也应当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更要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
二、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在物质文化生产中,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企业文化必须突出民族文化之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1]
就以民族服饰文化来讲,人们早期的服饰文化先后经历了文身(纹面)、草裙及遮羞物、兽皮及披风、批毡与贯头衣、交领(或称大领)衣、大襟衣等演变过程。现在,服饰加工已成为企业文化中最富有文化韵味的一种企业。因为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服饰文化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审美要求的核心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品味。
(一)民族服饰具有族徽作用
服饰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这种族徽的作用,已超出了服饰本身的御寒、护身及其审美功能,是一种与民族心理素质密切相联的特殊功能。民族服饰对于群体的作用,很重要的一条是凝聚其族人的精神,吸引其族人心理的向心力,以形成其民族集团的团结、统一、秩序,增强其集体为生存而拼搏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民族传统服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于族人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族徽的作用。任何一种传统的民族服饰,都是一种标志,对外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在本民族内部,则是相互体认的旗帜,是结成整体的可视性、可观性较强的纽带。
在我国各民族中,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它往往通过不同的服饰款式、五花八门的头饰与首饰、装饰工艺或各种典型的花纹图案等表现出来。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早已同各自的民族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的形象特征。甚至可以说,民族服饰是各民族穿在身上的名片。如蒙古族的蒙古袍与蒙古靴,满族的旗袍、大头翅与高底鞋,朝鲜族的交领短衣和长裙,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狍皮衣,赫哲族的鱼皮衣,维吾尔族的袷袢与绣花帽,回族的白帽,哈萨克族的白色男毡帽与缀羽毛的女帽,苗族的交领绣花衣、百褶裙与花披肩,彝族的批毡、披衫与宽脚裤,藏族的藏袍与氆氇围腰,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披肩,景颇族的织花长筒裙,黎族的对襟长衣、织锦筒裙,傈僳族的珍珠帽等等,都成了各民族的鲜明标志。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的典型服饰已经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变,但传统的东西已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已经为人们所认同。所以,现在如果要发掘或弘扬民族服饰文化,就必须要将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与人们的现代审美理念相结合,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创出崭新的时代品牌。
(二)民族服饰是写在民族身上的历史
有些民族的传统服饰上所反映出来的图案往往是对历史上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变迁的一种朦胧记忆。特别是那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其传统服饰上的许多图案则被称为“无字史书”。如不少苗族的传统图案就反映了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以贵州赫章、水城、威宁一带的苗族为例,他们不论男女都佩戴花披肩,披肩上或挑或织,均装饰着各种精致的几何图案。据传说,这些图案是其先民为纪念迁徙前故乡的田园、树木等而留下来的。而妇女蜡染麻布裙上段的红、黑两条花纹,则象征天地,中部三圈黄、蓝、绿色条纹,则代表黄河、长江和平原。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筠连一带的苗族女裙上,也有黄河、长江一类的装饰纹样。这些,无疑都是古代先民在大迁徙时留在人们观念中的痕迹。在滇南哈尼族的支系叶车中,女青年均戴尖顶白巾;少女梳12条长辫;15岁前将发辫挽成一个发髻盘在头顶。这12条辫子表示古代先民在部落战争中突围时的12条路线。而头上的尖顶白巾则是当时为躲避追杀而用来遮脸的伪装物。当然,并不是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都有类似的图案。这种典型的图案 只保留在为数不多的民族之中。但是,它却能从某个方面揭示出民族服饰文化的史学价值,甚至能为民族的发展变迁提供某种佐证。
(三)民族服饰是穿在民族身上的艺术
传统民族服饰往往也被人们称为是穿在民族身上的工艺美术,是人类最早的装饰艺术之一。同时,它也是综合性的装饰艺术。据考古学家考证推断,北京山顶洞人就知道戴项链装饰自己了。远在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我国远古人就有了戴手镯的习俗。目前已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手镯,有石、玉、陶、蚌、牙、骨等多种,还有骨及玉质指环等。河南偃师二里头还出土了四千年前的绿松石项链。可见,人类早期的装饰艺术,多半与服饰有关。人类美化世界的第一步可能首先就是从自身的装饰开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与服饰艺术相关的工艺美术,发展成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如刺绣、挑花、蜡染、织锦、玉雕、银器等,大都是从服饰艺术派生出来的。有些地区的剪纸,也是用绣花底样。这说明,剪纸艺术与服饰艺术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应该说,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种传统服饰文化,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绚丽多姿、熠熠生辉的艺术世界。它也为现代艺术家、企业家们美化生活、进行艺术创作、加工、创造财富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源泉。而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服饰文化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上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喜爱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东西。所以,我国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艺术,在国外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和赞赏。如以苗族挑花能手王朝珍、蜡染高手杨金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家的许多作品,都已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青睐。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也不断到国外去传艺。
三、应用战略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在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时,无疑应有战略的眼光。具体到服饰文化上,不仅要在深刻认识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发展的价值及其意义。因为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审美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外化形式。古代服饰是人们了解古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一面镜子或窗口。但是,由于古代服饰本身大都是以麻布、绸缎、兽皮等一类不易长久保存的材料为原料的,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就非常少见。尤其是历代的民间服饰,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难。人类服饰从简到繁的各个发展阶段,各种形态的服饰几乎都可以在现代各民族地区流行的传统民族服饰中找到其相对应的款式。如有人将古代楚人的服饰同现代苗族的传统服饰作了对比,认为现代盛行在黔东南一带的右衽大领衣同考古发现的楚人上装基本形态完全相同。在传统服饰的制作方法上,楚人与苗族均保持着较原始的“缝合型”特征。再如,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传统女装,在很大程度上,则保留了我国唐代女装的鲜明特点。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不论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在其服饰文化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特别是在服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而流行在我国各民族中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恰好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向人们揭示并展示了人类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期形态与功能等,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窥见到人类从山顶洞人到近代以来的近两万年间的民族服饰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可以说,我国各民族地区保存了当今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最珍贵的民族服饰文化发展史的活资料。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开发、利用民族服饰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无论是精美的刺绣作品、蜡染作品或各种织锦等,都是各民族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这些艺术品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古雅、质朴的美感,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得到放松和休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很多艺术家从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艺术中吸取营养和灵感,并进行某种改革或创新的尝试,推陈出新,赋予它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服饰文化艺术业,从原来狭小的空间里解放出来,运用到美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譬如,有的设计出蜡染壁挂、蜡染与扎染时装。有不少风格独特的民族图案,被成功地运用到现在流行的各种纺织品之中,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有些来自民族地区的某些古老的服装款式,如旗袍、百褶裙、宽腿裤等,也被服装设计师们巧妙地用于时装设计上,打破了都市时装款式单调、呆板的缺陷。也有的通过现代设计师的手,把原来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艺术,变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领地日益缩小。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艺术价值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为进一步适应人们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服饰的加工制作上面。各种简洁、轻便、舒适、美观的时装应运而生。这种现代服饰,打破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格局,用现代化手段成批生产出来,使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的服装市场。从前表现在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种种个性,诸如丰富多彩的款式、色彩纷呈的图案及各具特色的穿着习俗等,都在迅速地淡化或部分地消失。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服饰加工业作为我国企业文化的一种形式,正以万紫千红、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态势展现在世人面前,前景看好,令人鼓舞。
因此,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开拓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新途径、新品种,是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未来发展之路。本文以民族服饰文化如何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见解,只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之一例。还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将企业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双赢
乌审旗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鄂尔多斯人”（原“河套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孕育了举世闻名的“萨拉乌苏”文化；萨冈彻辰、贺希格巴图等文学巨匠曾在这里著书立说，留下了《蒙古源流》等不朽著作；大夏国都统万城等多处古迹“风韵犹存”。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淳朴浑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化，为乌审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乌审旗不仅历史遗存丰富独特，而且自然风光秀丽，景色优美，有全区最大的天然沙地柏自然保护区，有风景如画的“大漠明珠”巴图湾和“塞外江南”纳林河。
随着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出台，2008年3月，在全区旗县中率先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战略，在文化大旗建设中加快开发文化产业，并且将文化旅游朝阳产业确立为与工业支柱产业、农牧业基础产业、城镇新兴产业并重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旗帜鲜明地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认真实施“五四三二一”战略，着力发展“铸魂工程”、文物“保护工程”、文化精粹“抢救工程”、文学艺术“创新工程”、文化产业“开发工程”“五大工程”；精心构筑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现代文化“四个层面”；全力打造西、南、中部三条文化旅游专线；科学培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板块”；最终形成“一大支柱”。做大做强全旗文化产业总量，提高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份额，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全旗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旗，是乌审旗党委、政府着眼新世纪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为此，乌审旗着重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文化产业开发保护领导小组，把文化旅游朝阳产业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同时，在全区率先成立了民间专抓文化产业的组织——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合力同抓文化产业的工作格局，有力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是实施科教兴旗战略。 抓住“文化教育年”有利契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普及提升国民教育，全面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绿色乌审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三是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将2008年确定为文化教育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档次，上水平。在文化产业定位上，提出了培育人文链条，服务循环经济，凝炼乌审精神，建设绿色乌审的目标。通过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发掘不同文化的内涵，充分调动各地区特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区域文化的发展合力，推动民族文化大旗建设，指导全旗文化产业发展。
四是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根据我旗文化资源优势，围绕深厚历史渊源、著名历史人物、重大文化活动、绚丽民族风情以及草原文化研究等等，有重点地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实现文化品牌的商业化运作。全力构建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体系，打造萨拉乌苏草原文化品牌，逐步丰富我旗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内涵。抓紧抢救传统文化，开发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考古等精品旅游景点，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佳作，铸就品牌，力争使之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型文化活动知名品牌。在全区第三届乌兰牧骑艺术节上，我旗乌兰牧骑以其优秀的节目，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评委和观众，获演出金奖荣誉称号，共赢得各类奖项7项。
五是加快旅游开发战略。走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之路，广泛吸引民间投资和外来资金，形成多元开发局面，挖掘整合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拓宽蒙陕宁草原文化旅游协作领域，加快全旗文化资源开发，把文化旅游开发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突破口，整合文化资源。今年乌审旗成功组织召开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引进资金近2亿元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巴图湾水库、成吉思汗九游白纛生态旅游区进行综合开发。投入500万元对乌审召庙进行修缮。
六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文化交流，是促进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乌审旗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扶持我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国内外文化市场，促进文化对外交流，提高乌审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建设文化大旗战略的提出，为迅速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良好的机会，乌审旗的文化产业正以其朝阳产业的前景和潜力，不断推动全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社会功能表面上似乎有些减弱,实际上却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为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化多民族文学观念和意识,不仅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贯彻宪法赋予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精神,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民族自由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通过多民族文学的学习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帮助和尊重,也满足各族群众对文学艺术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创作出更多有影响的作品,潜移默化,以此推动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也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而积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到当代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21世纪，教育已被视为应对未来种种挑战及社会进步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人们对高质量的教育充满希望和期待，而高质量的教育则依赖于高水平的教师，故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高已成为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少数民族教育一直是多民族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牵涉到各少数民族的和谐安定及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社会特性，即民族的多样与文化的多元共存。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几十年的努力，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教育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状况。在这种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如何达到各民族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使少数民族既保持他们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又能顺利地融入主流文化，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定位，在其专业成长上应作出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哈经雄、滕星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要实现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相互适应并相互促进，必须特别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才能使学生的素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得以提升。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可表述为在一个社会或社会环境中一种以文化传统或式样不同程度的互动和互联。多元文化含有“大熔炉（meltingpot）”或“混杂（mish-mash）”的意思。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多元文化大会”的报告中对“多元文化”的内涵做了如下总结：多元文化包含族群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从层次上来说，多元文化不仅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也意味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的吸收。
（二）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三个特征：第一，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是使教师对专业的认识不断深化，包括对专业素养的认识，对教育、学校的理解以及对教师成长与发展中的价值认识等。第二，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是一个动态的专业领域，其知识基础在不断地扩展。第三，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需要系统的专业发展观。
二、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的专业内涵及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逐步达到较为成熟的境界，但是通过对教师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可看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民族院校教师专业的理性发展。
（一）专业发展意识淡薄
对影响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因素统计如下：“挤占业余时间”占8.55%，“主观不努力”占7.69%，“教育理论和技巧缺乏”占6.84%，“教师认识不足”占2.56%，“专业发展流于形式”占11.11%，“与薪金不挂钩”占5.98%，“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少”占11.11%，“监督机制不顺畅”占1.71%，“学校领导不重视”和“学校环境与气氛不足”占11.97%，“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和“实施教师专业发展的办法不得力”占10.26%。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观念淡薄。
（二）专业发展得不到重视
通过对院校是否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况调查，71%的教师都选择领导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够重视，其中19%的教师甚至表示“根本不重视”。从调查结果来看，民族师范学院中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着学校管理问题。学校领导对教师的专业成长缺乏重视，专业发展流于形式，领导的重视程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负责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者，是学校发展的“掌舵人”，是办好学校、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俗话说：“一所好的学校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因为领导者负有领导管理学校全部工作的重任，有责任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民族院校含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群体，作为民族院校的领导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困难，面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教师的情绪不满、教学设施的不完善、资金的短缺等，不仅应该具备一般院校的组织管理能力，还必须重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对教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重视民族教师的专业发展，真正通过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来增强民族院校的教学质量。学校要坚持将教师专业发展摆在学校发展的重要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三）缺乏民族地方课程设置
在对民族院校教师调查时，大多数教师认为本地课程没有重视多元文化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教师持反对意见。前者认为某些课程只是在内容中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并未设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后者可能是认为课程内容会让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不必专门去学习。学院没有专门开设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语言文学等课程，不利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调动和激发少数民族对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参加教研和培训的机会少，培训体系不完善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教师提出没有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机会少，培训模式单一，由于所参与的培训总是以集中培训的形式开展，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是山区，校点分散，教师紧缺，致使教师参加集中培训的难度很大，他们认为多元文化方面的培训做得不够，培训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不适应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也不适应教师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培训实效性不强。
学校应为教师创建完善的培训体系，为民族地区教师提供严格而专门的职前培训；提供多途径、多形式的在职进修机会；使民族地区学校积极开展参与式教师培训，比如，专设课题，专家引导，教师讨论、反馈；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其积极参与培训和科研，并获得成效。
（五）教师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民族院校教师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从而出现政策限制的门槛过高，年青的双语教师引进困难的现象。民族院校大多数双语教师都在40岁以上，很难找到70后的进行“双语教学”或“三语教学”的年青教师，80后就更别说了。如今民族院校在拥有双语教师方面出现严重的断层，师资队伍日趋老龄化， 缺乏年青的双语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后劲不足。
在现今学校教育中，由于学校对教师高学历的片面追求，使得学校在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中存在高度重视对教师学历的要求，轻视甚至漠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才。学校认为，只要教师的学历高，就一定能把书教好。这样无疑使民族教育走上一大非常危险的误区。“双语”教师是确保藏汉“双语”教学模式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从培养民族学生目标上，还是教师选拔标准上，都应无一例外地将它作为考虑的方面。确立和实施藏汉“双语”教学模式，需要一支高层次的能熟练进行“双语”教学的双语师资队伍，所以在选拔任用民族教师队伍时，完善关注教育内部公平的教学管理机制也是很有意义的。
（六）双语教师负荷大，无合理的奖励机制
双语教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一支精通汉、藏的双语教师，需要有汉、藏双语对照教材、读物。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物力与人力投入。鉴于目前许多教科书及教学资料都没有专门的双语教材，同时又为了能够使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技能，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业务时间将教材自行编译成藏语版，这样无形中就增加双语教师的工作量，而这部分的“劳动”是无形的，如果没有一种科学、规范的计算工作量的奖励办法，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减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领导的重视
1.学校领导要提高对教师专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俗话说：“学校成就教师，教师成就学校。”民族院校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到，只有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提高，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求得民族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的互动关系。
2.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学校领导在自己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利用会议、完善制度、落实奖惩措施等各种办法，在校内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浓浓的氛围，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开展。这种宣传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教师专业发展能提高教师个体整体素质的提高；能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二）建立多元的培训体系
民族院校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结合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结合少数民族院校分布不集中、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一整套的多元教师培训体系，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开展多元化培训，促进民族院校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在具体落实上，各民族高校可根据学校教师培训需求的实际情况，设置校级培训机构，各院系设置相应的分机构或机构。校系（院）两级培训机构可根据学科、专业、职称、层次等不同需求制订出具体培训规划，按照教师专业发展提高的指导思想，根据教学工作的实际安排层层落实。各学科专业在教师专业发展上有一个共性问题，即培训层次问题，现分述如下。
1.提高学历。根据有关规定，民族高等教育教师中那些学历不达标或偏低的教师应该继续深造高一级学位，到正规形式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及高校进行在职、脱产读硕读博的学习与培训，获得更高学历证书。
2.更新知识。这是以更新知识、增强专业能力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培训。培训内容要适合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民族院校教师应规定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满3—5年者，必须到特定的培训机构参加一年左右的脱产培训。
3.提高双语教学能力。这项措施是提高民族院校教师“双语”教学能力的培训。这种培训应让教师针对自己教学任务有针对性地提高语言能力，一般说来，这种培训不宜安排太长时间，定期专题培训即可。
4.业务性提高。这是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学习。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受到困扰时，教师可以与同事协作研究共同解决。
5.宏观性提高。学校应该根据本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假期安排一定时间，请若干不同研究领域的教授、专家开展学术的讲座报告，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引领和提升。
（三）完善教师管理制度
教师管理制度是使教师保持群体一致性的一系列约束和激励机制，是教师共同遵守的规范与行动指南。在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今天，为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专业发展水平，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强化不可或缺。因此，民族院校要树立解放教师、发展教师的管理观念，把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与其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选拔、任用、培训、晋升、评估等管理机制作为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从而使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从随意性走向制度化。主要包括：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双语教学评估制度、教师考核制度。
（四）落实保障措施
民族院校应遵循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恰当运用监督措施、激励机制、奖惩措施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调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打造一支出色的民族教师队伍，推动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
1.监督机制。对学校制定的管理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各种制度、措施、办法等，学校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督促其保障落实。这种监督机制，既要有队伍，又要有措施。学校应建立监督机构，由主管教学的校长牵头，包括学校各相关部处的领导、各院系的相关领导参加的监督组织，并制定出具体检查监督的措施办法，定期、不定期地对全校各教学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2.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即激发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的措施办法，它和奖惩机制密切相关。激励机制对民族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相当突出，也相当关键。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尤其明显。激励机制反映在民族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上，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对成绩突出的教师，在评优奖先、职称晋升、职务升迁等方面所享受到的优先待遇，则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鼓励。因此，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落实，充分体现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按劳分配、效益优先”的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从而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全面素质提高的大局上起到以先进促后进和以点促面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