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现状、问题的分析，说明必须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各自在资金筹集中的地位和责任，明确了各自应承担的方式和份额，以及对基金筹集的财政管理问题。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__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 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提要：理论界关于行政法的职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涌现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法职能的理论，各理论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作为对现代行政权和现代行政管理活动起作用的行政法必须承担的效率职能却鲜有研究。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体制结构、确立新的技术知识分系统、确立新的行政过程、确立新型人际关系。 关键词：行政法的职能、效率、法律表现、市场经济 所谓行政法的效率职能是指行政法在对行政权的全面作用和调适过程中，促使行政权效率化、效能化、明显社会效果化的职能。它是对行政法传统的控权职能、程序职能等职能的必要补充。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实践看，20世纪中期后，不单单强调行政法的民主性、程序性，更重要的在于突出行政法的科学性和超前调控性。一方面是由行政的迅速发展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国家管理中的权利义务的新取向所决定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参与主体的自由意志。众所周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市场逐渐形成，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劳动和信息双重价值论所取代。就是说，在当代不仅劳动决定价值，而且信息也决定价值。使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有了显著的信息色彩。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奏，行政管理不得不发生一场革命。5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Z理论就生动地体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显然，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行政系统的外壳已难以容纳新的行政权和行政管理的内核。其立法机关不得不对原来的行政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补充和制定新的行政法规。在一些单行性的行政法律文件中确立“行政自由裁量制度”、“制度”、“时效制度”、“简易程序制度”、“紧急处理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促使行政权具有高度的、规范化的效率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效率职能已成为各发达国家行政法的基本职能。 一、市场经济下行政法效率职能的科学内含 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必须要求，而且有相对完整的科学内含。以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的状况而论，行政法的效率功能有如下强烈要求。 其一，效率功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目标——价值目标。任何行政系统或行政机构都以一定的目标为存在的前提。行政目标甚至是行政体系和行政机构的决定因素，它赋予了行政权独有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原则、行政机构的组织体系等。同时，行政机构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民族等环境中，无论机构总体还是机构中的个人都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为了使这种目标和价值体系适应政府大系统，国家往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将其确定下来并形成定式。我国传统的行政系统目标价值体系既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行政法程式化、权威化、一统化功能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目标——价值体系。其基本含义是：以政府责任法和公务员权利义务立法确立新型的行政系统与社会以及经济、文化诸事务的关系形态，使行政系统的目标具有服务、统筹等属性，使政府行政价值以市场为基本观念。 其二，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体制结构。行政体制结构是指行政系统的分层、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包括权责关系、信息技术流通关系、工作流程关系和各级别之间的勾通关系等等。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是机构是否高效工作的关键。以前我国行政机制结构弊端很多，正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多次指出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职责不明、权责不清、踢皮球等。这些弊端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机构消耗过大，即总体行政开支和职员的个人消耗。据财政部公布，这两项开支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二是机构不能高效工作，使得行政管理职能难于实现，甚至一些机构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社会负担。目前这种行政体制结构恰恰是行政法效率功能的对立物。那么，依效率功能新建立的行政体制结构应当一则具有较少的规模，机构数和职员数都应少而精；二则机构层级应当少，不能有较多的中间环节；三则行政机构的工作过程和流程关系应当短而有序，等等。新的体制结构的确立应与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同步。就是说，通过有关的行政组织法实现体制结构上的效率化。 其三，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技术知识分系统。现代行政系统越来越朝着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方面发展。行政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业务技术。而且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化要求，只有一定知识结构的人才能够胜任。市场经济对政府行政系统的知识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行政的效率功能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刚性的行政编制法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行政编制法使机构设置从工作需要出发，考虑机构是否需要，是否能够胜任和适用工作。机构不能重叠，对于多余的要依法撤销、合并。机构的设置必须从提高工作效率出发，包括办事环节等。另外，在一个行政系统内，各机构合理分工、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最主要的是通过刚性编制确定行政机关的员额，并考虑人员的知识和其它比例关系。 其四，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行政管理过程。行政管理过程是行政机构的动态要素，也就是机构如何活动，依什么序列活动和具体的活动过程等问题。对于一个行政机构体系和单个的行政机关来讲，其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型，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活动序列。行政机构的目标价值、社会职能就是通过活动过程的循环往复而实现的。这三类活动包括：1.战略性活动。即把行政机构与社会环境和其他环境联系起来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活 动。机构中较高层次的人员和组织的活动大多属此类。2.协调性活动。主要是机构内部活动，使内部各机构和人员协调工作，它由机构中的中层机关和人员来完成。3.作业性活动。就是机构中的各种操作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三类活动都较前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法的效率功能将使行政活动过程具有较高的效率，以相应的行政法制度保证高效性，如通过行政程序法确定公开化制度、听证制度、会议制度、工作交接制度、期限制度等。 其五，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新型人际关系。行政机关是由相互作用着的个人、集体、单位、部门所组成的，其中各个公职人员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单位、部门的利益关系，个人的感情、态度、影响，集体的价值观都是诸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之一。然而，决定人际关系的因素还在制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其下形成的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出极大的中庸、折衷等色彩，上级对下级以指挥集合和下级对上级以绝对服从为主要关系形态，而不是依法合理执行职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经济下，要求人际关系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同对行政过程起作用。当然，新的关系形态要通过确立新的行政法原则和新的行政法规来实现。上列行政法效率功能的科学内涵既是今后行政立法的方向，也是行政执法实践必须予以考虑的。 二、行政法效率职能的法律表现 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使行政法制体系有了全新的含义，更使行政法的调控手段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由同步调整到超前调控。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可表现为三种关系形态：一是置后于社会，此种情况下，法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进程，往往起着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二是与社会同步，即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这种适应是被动的、消极的。三是超前于社会进程，此时法律承担了预测功能、信息功能，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往往表现为上列三种情形，当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社会进程时，便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各法律规范自身的价值也就丧失。在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还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水平时，它自身的价值仅实现了一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行政法制体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要么是滞后的，要么是同步的。如有些法律规范认可了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统化权力，而忽视了管理相对一方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对行政法的时代特征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与时代同步外，最重要的是要承担超前性的调控职能。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未来性等特点。那么，作为承担效率职能的行政法不仅要积极地适应和调整现有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设定和在一定范围内调控即将出现的社会关系。要有一定的预测性和超前调控性。 （2）由程式到疏通。行政法学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认为行政法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范式和程序。该观念不只是学者所特有的，立法者往往也有此种观念作为行政立法的出发点。它作为意识范畴对行政法制实践、尤其对行政立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受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法突出了程式化的特性。换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制所追求的是严格的程式和行政过程中的工作环节。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要经过许多道环节，许多道手续，往往贻误时机。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取得某项权利时也要经过复杂的程式。例如，在我国有关行政许可证的取得，须经过六至八道环节。显然，程式化的行政立法倾向、行政执法过程既不适应市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经济下活跃的经济行为。所以，效率职能要求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必须由程式化转化为疏通化。即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疏通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促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系统。不致于出现阻塞、中断等不良现象。疏通各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对象间的摩擦。疏通行政机关所管理的各种社会事务。很明显，疏通和程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表现。疏通所肯定的行政法制手段是宏观调控，而程式则强调行政权的全面干预。 （3）由规范到转化。行政法是用以规范行政过程和行政管理关系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毋须证明的真理。然而，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转化作用似乎比规范作用更重要。规范作为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其实质在于，确认各种现存的行政管理关系，确认行政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约束行政主体和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其立足点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行政法秩序。显而易见，规范性的法律表现很难创设出新的社会关系，更难于起到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作用。而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必须由规范的法律表现转变为转化的法律表现。所谓转化，我们认为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含义：首先，通过行政法把抽象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转化为固定的形式，使每一个特定的权力关系具有法律的外壳。而这个外壳能够容纳各种变化了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原则和市场原则的限制。其次，把各市场参与主体传统的政治信念和经济信念转化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价值观念。再次，通过行政权把各种社会因素转化为促进市场发展的物质力量。如果说，规范的法律表现侧重法律静态倾向的话，那么，转化的法律表现则使行政法具有了明显的动态属性。正是这种动态性体现了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4）由侧重制裁到侧重激励。现代管理一般有两种手段，即“棍棒”和“胡萝卜”。前者指通过制裁、强迫等手段使管理相对人就范。后者指通过引诱或诱导的方式使管理者服从管理。我国传统行政侧重前者，就是说，为了实现行政法的社会价值，国家赋予了行政机关制裁、强制、命令等权力，并把此作为主要的行政手段，促使相对义务当事人忠实履行义务。但没有给激励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市场经济下，无论行政机关还是被管理者，都呈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就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而论，应当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就相对人对市场的参与来讲，亦应是自觉的、自愿的。这就要求，行政法无论对行政机关的作用还是对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作用都应以诱导为主。国家必须在行政法上确立相应的激励制度。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主和平等的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论文: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着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论文:对市场经济中企业销售的财务实证探析 销售差异分析这个方法是用来衡量各个因素对造成销售出现差异的影响程度。产品销售量分析:选择不同的产品,选择相应的时间,生成相应业绩分析数据。例如,某公司年度计划要求在第一季度销售4000件产品,售价为1元,售额为4000元。季度末却只销了3000个产品,而且售价仅为0.8元,销售额为2400元。实际比计划销售额少40%,差异为1600元。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是销售额下降和价格降低,问题是这两个因素对造成销售额差异的影响程度如何,从计算结果可知,造成销售额差距主要是由于没有实现销售量预定目标。微观销售分析通过对产品,销售地区以及其他方面考察来分析未完成销售目标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片区,选择相应的时间,可对选中的片区生成业绩分析报告。如假设某公司在3个地区市场销售,销售目标分别为1500件、500件和2000件,总数为4000件,而实际销售量分别是1400件、525件和1075件。三个地区市场完成的销售量与计划目标差距分别为7%、+5%、-46%。可见,地区市场差异是造成销售差距的主要原因。 实证分析 1.公司简介菖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机床、机器零部件加工、法兰制作。公司组织机构严密,经理层负责日常生产、销售,在全国较有名气,产品销往华北、华南地区,个别零部件远销海外。2.菖菖公司基本生产销售情况菖菖公司是一家制造业的企业,主要生产三种不同型号的机床零部件xa5012、xa502、xa602。下文中我们将分别以甲、乙、丙来代称。在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中,产品产量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一般有三种指标来衡量即实物量、价值量、劳动量指标。所谓实物量指标是指用适合产品特征、性能并能够体现产品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计算的产量指标。他能够比较鲜明的体现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但是却不能综合反映整个企业的产量规模。价值量指标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表示的根据产品产量计量的指标,通常称为产值。劳动量指标是用小时表现的产品产量,一般用定额工时计算。3.产品品种计划完成情况分析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止一种,不同品种的产品之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产品结构不仅影响企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状况。因此,对产品品种的分析也是产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分析产品品种计算实际产值时,对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按计划产值计算,不计算超额部分;对没有完成计划的产品,按实际产值计算,也就是不能用超产品种多完成的产值抵补未完成计划品种少完成的产值。下面将展开分析:产品品种计划完成率=完成计划产量的品种数/列入考核对象的全部品种数品种计划完成程度=按不抵补原则计算的实际产量/计划总产量由以上模型套入相应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分析期三种产品全都在考核对象之列,可以清楚的知道甲产品、乙产品和丙产品哪个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任务,哪个产品完成了计划任务。4.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销售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中被认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三阶段之一,是企业能够保证连续运营的基本条件。因此,对产品销售的分析也就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就是通过对销售收入总额是否完成计划,以及对产品各个品种销售的分析来为企业扩大产品销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不抵补销售收入/计划销售收入=36250000/37350000≈97.1%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全部产品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完成了计划任务。其主要原因是甲产品和丙产品的大幅超额完成计划,甲产品比计划增加540000元完成任务,超额2.4%;丙产品实际比计划增加了950000元完成计划,超额37.3%。总销售收入增加了390000元,比计划增加1.04个百分点。但按不抵补原则,企业的销售计划完成程度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的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为97.1%,仅差2.9%未完成计划,但没有影响销售业绩。 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看企业在分析期内,虽然生产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但是他的销售结果还是很好的。结合企业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可以找出使企业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并加以改正,同时也可以通过分析找出使企业最终能够在生产计划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却有着比较好的销售状况的真正原因。以上模型的应用和分析,能够为企业在未来避免走弯路、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整个模型不仅说明生产均衡化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的好处,还可以减少企业的库存,缩短各个产品的制造周期。由于市场需求瞬息万变,对于企业生产与销售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如果采用均衡化、小批量的生产,企业就能够提高对市场的适应性,随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幅度调整生产,降低产品的生产周期,以提高效益。 市场经济论文:从市场经济角度重新理解学习型组织 目前，创建学习型组织在我国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有关学习型企业理论学习班、研讨会，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口号此起彼伏。学习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这种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反映了我们跟踪世界管理潮流的可贵进取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学习型组织理解的泛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单位或个人根本就不去认真领会学习型组织的内涵和本质，望文生义地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员工开展学习活动，或对员工进行培训，把“学习型组织”错误地理解成了“组织型学习”，使创建学习型组织成了一种赶时髦的形式主义。 一、被误读的学习型组织 北京索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成林在mit读博士时曾听一位老教授讲起，斯隆学院一个年轻教授刚刚出了一本名为《第五项修炼》的书，异常火爆畅销。可他当时处在该书所说的“碎片化”的学习压力之中，无暇关注邻近大楼里彼得。圣吉的火爆。 十年后在挪威理工大学（ntnu）新泰富研究院（sintef）时，张成林的夫人美达。霍斯曼在sol欧洲研讨会上结识了彼得，后来还成了他的博士后。张成林记得在挪威和彼得第一次见面，彼得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的修养和修身的方法，在西方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对现代组织中的自我超越和系统思考修炼意义重大，大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 5月，张成林参加了《新智囊》杂志举办的“智囊沙龙”企业责任论坛，会上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先生引用副总理在美国回答金融危机起因问题时所讲的话，就两个字：“贪婪”。很显然，没有自我超越，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贪婪”就早晚会使组织和个人的“生意”覆灭；不认识个人或个体（组织乃至国家）行为在（全球）“系统问题”中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变革责任，也不会有真正的系统思考和协作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案。但如何才能使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数千年经典人本文化底蕴的种子，在由西方现代外向型文化主导的（中外）组织机构中生根发芽并与时俱进呢？如何使有关人的成长、发展和修养提升的可能性，在组织管理、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形成广泛认同并付诸开发实践行动呢？尤其对中国的组织机构，这是个严峻而深刻的时代挑战。 前几年张成林和美达负责协调sol中国项目和“谊来亚”国际创新领导人进修项目（elias），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在各种论坛、培训班、研习班上，他被问及最多的是，到底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却几乎没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修炼”，或者，什么是组织的修炼？ 在张成林看来，学习型组织，英文learningorganization，直译是“学习中的组织”，或“学习实践中的组织”，或“获取（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组织”；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特别是第一章末“心灵的转换”一节，更是强调其精神取向和行动能力。由于它并没有特别的“型”或“式”的含意，所以译成“学习型”有很大歧义，还特别影响了这套理论和以往案例在中国的学习和实践。只是它早已成为习惯用语，恐怕要一直沿用下去。 张成林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型——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推动世界和谐，甚至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组织要成为创新型组织，其实正需要突破各种已有的“型”和“式”，并真正培育团队和组织的深层沟通和互动协作，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团队”，才能改变“三个和尚没水吃”、都要当“龙头”或“鸡头”的传统习惯。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不能靠简单地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靠解决危机中的问题、靠灭火消除“危”；根本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寻找“机”；而且关键在跨界协作，即超越传统条块划分、部门或集团利益界限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社群协作。靠学习西方2工业化时代的“型式”不行了；靠精英个人“才能”、“背景”和领袖“魅力”驱动的家长式领导模式来实现企业发展，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恐怕也不是未来的根本方法了。 学习不是搞“运动” 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时代，一定要弄清楚学习型组织的实质，最怕那些根本不是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滥竽充数，冒充学习型组织。这种冒充会大大地延误学习型组织创建，而且也会因此败坏学习型组织的名声，降低人们学习的兴趣。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一。曾经有些人一看学习型组织理论，就以为是谈论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的理论。其实，它是一项管理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如通用电气、壳牌石油、摩托罗拉、att等，都争相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典范。在我国，自开始也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等等，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但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中国的学习型组织研究与实践却出现了“泛化”和“虚化”的倾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内涵不断扩大，从最早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扩展到“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完善，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失去 自己的特色，也失去持久的生命力。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的虚化表现为浮躁、不踏实，只是停留在表面，讲讲大道理，或做些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是随便拼凑和抄袭。国内学习型组织领域内大部分“专家”根本没有企业实践，将一些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读后感再加上一些管理哲理和管理故事到处贩卖。不可否认，学习型组织理论来自海外，在其发展的初期，翻译、引介非常重要，介绍性、描述性的文章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学习型组织需要结合组织及其外部环境的机制、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不塌下心来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型组织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这方面，目前不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浅薄。 在实践领域，这种泛化倾向的一种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不仅出了各种各样小到“学习型个人”、“学习型领导”、“学习型班组”、“学习型社区”，大到“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等名词，而且，这些不同范畴的组织特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用同一理论去套用，肯定滑稽可笑；如果用不同理论去“自说自话”，又难以令人信服。这种泛化还表现在什么都被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包括培训、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与业务流程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甚至送温暖活动、兴趣小组、读书会等等……学习型组织建设虽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如果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作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学习型组织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很难令人想象。 学习型组织在实践领域的虚化表现为，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实际上是敷衍了事。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分析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都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本国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府如何作出有效的行为才能既顺利地完成这一过度并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这是我国现实社会需要加紧理论上研究、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也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沿问题。因此，对政府行为的特性、作用、范围及其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搞好宏观调控，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政府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再认识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府就是指全部的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它可以视为等同于国家；狭义的政府，就只是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本文在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 我们虽然可以在广义上把政府视为等同于国家，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可以掩盖政府本身的特性。政府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运行机制）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或称系统），政府自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在相互关系即运行机制上，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力结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性和强制性；在组成形式上，政府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它包括：主要组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域层次结构，主要组成为不同部门或行业政府的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因各级各类不同职别的政府首脑、政府官员、一般公务人员所构成的官僚结构（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为干部或公务员结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包括在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之中。 政府结构对政府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组成为政府结构的不同部分，都将产生不同的政府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政府的行为时，不但要分析权力的运行机制，还要分析政府系统的整体行为、分析构成政府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部门（行业）的政府行为，甚至代表政府行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界定政府行为的范围及方式。政府行为就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侈谈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只能是原有体制复旧，或者是天真的幻想；也正是国为市场的巨大力量，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适当的宏观调控，需要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和制约，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趋利弊害，不迷失方向。 从政府概念的分析中，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政府的特性：强制性和公共性即社会性。 关于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①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的主要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关于“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现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的原始时代的棍棒，或者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2“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们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卿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家也就出现了。”列宁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公共权力是“国家”或政府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理会政府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政府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因而，试图用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来代替政府行使对社会的管理，都是行不通的。现代社会管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尚未消除，目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其二，单纯地从政府本身来研究政府特性的研究方法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府所作的精辟论述，为我们理解、研究政府莫定了理论基础。但不能只停留在对政府本身进行研究的传统思维的框架上。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把市场经济分析纳入政府研究的视野之中，从社会客观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怎样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行为；我们也只有通过这一角爽的研究，才会发现政府本身的政治性与政府要满足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即政府的政治性是政府满足社会需求的障碍，而只有当政府的政治性与政府满足社会需求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情况下，障碍才会削除。关于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 （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 （二）它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 （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所以恩格斯又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⑤ 在这里，恩格斯对于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论述，表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原理。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谈政府的作用，井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原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使政府成为经济基础的内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总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的。 二、政府行为的范围 政府行为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是权力运用问题，即政府的控制能力问题。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有关的模糊认识进行深刻的阐述。 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放权，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政府放权过程不是单纯地下放政府权力和实行政企分开，而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体现出权力要集中，如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另一方面，权力要下放。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程度与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要想停止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就必须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调控能力，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失控混乱。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权力，是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弄清这一点，有助于吸取我国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2．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众所周知，在经济体系中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笼统地谈权力的强弱就混淆了这种区别。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也就是要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权力有限的原则，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论述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力和自由所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人们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这项政府协定意味着政府的行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虽然是间接的）而批准的。”因此，在经济体系中，对政府权力需要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范围内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权限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3．政府在经济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变化，是由市场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经济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有较大的关联，一般地，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较突出，因为培育市场体系发展，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组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场发展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有所下降，市场作用变的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新选择经济运行机制，采取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必要。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有效发挥我国政府作用的关键。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社会矛盾都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与交替，新体制的框架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市场体系还尚未形成，由此必将产生许多摩擦与问题；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式；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胀并存；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阶段性周期波动；经济运行速度快，但结构效益低；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人员、企业素质和宏观与微观管理水平却跟不上形势的需求；贫富两极分化；东西部差距；国际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等等。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政府作用的力度就要大，范围也要广。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发挥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作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上，因具体国情不同、因国际环境条件不同，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然后才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我们根据国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实施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同时也要求我们尽量研究、熟悉市场、把握市场规律，尽可能避免与市场规律相冲突的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为此，在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活动范围可概括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三、政府行为的方式 政府行为的方式就是政府权力的实施方式，它直接表现为一种调控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于这一点，萨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划浆。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浆，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浆”。的确，多掌舵少划浆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强大、更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因为，说到底，那些为航船掌舵的人对目的地影响的力量远比那些划浆的人要大得多。 掌舵只是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为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调控社会、调控市场的问题。当然，正如掌舵人与划浆人的关系一样，政府对社会、市场的调控，是方向上的调控，其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使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不去办，凡是能由社会做的，就让社会去做。 那么，究竟政府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调控呢？显然是政府通过制定、执行政策和法规、通过对社会、市场行为的规范与监督，从而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宏观调控。这种决策，制定和执行法规、规范和监督的行为方式，都是政府似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以表现出极大的强制力。这些方式，都是政府所享有的决策权、执行权、行政立法权、监督权的具体运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任何政府均享有决策权，县级以上的政府均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处理全国性和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以及其他只适宜由中央政府处理的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各级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这两项权力的实行，应该强调两点：第一，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我们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 开，即把决策权和事权分开。政府层级越高，决策权越大；政府层级越低，操作性工作越多，这样就能做到不同级别的政府各有其使命和目标，各有其行动的范围和自主的权限，否则的话，即使是中央政府也会被具体操作的任务分散精力，基本的指导性决策便无法作出。为此，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必须集中在高一级政府，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的一个原则。第二，无论是政府的各项决策、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一级政府的决策、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上一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相冲突的现象存在。否则，将不是社会、企业的原因使社会、企业失去了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本身把社会搞乱了。这是地方主义，各自为政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极为重要。 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政策和决策，都是靠政府的执行行为才能在社会中产生效力，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切政府机关不仅都必须依法行政、程序化行政，而且还应该通过严格地执行政策、法律，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但可以用来惩治邪恶，还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人们自觉守法的社会效果。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决不是老调重弹，而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党的领导方式，政府行为方式的重大改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监督既是上级对下级，政府对社会、企业行为的检验与再规范，也为政府制定决策和法规提供依据。因此，监督必须同样具有强制力。监督并不只是舆论的宣传，而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的监督队伍。政府自身应有一个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并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督手段。同时，还要把政府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监督的作用就在于纠正错的，并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使社会真正纳人政府的调控之下。 在市场化过程中，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政府决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行为方式，有两方面值得强调：首先，市场化过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政的政府必须同步。从历史的状况上分析，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和摆脱企业，当然有条件不成熟的社会环境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党的“十五’喷提出推进机构改革，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其意义远不只局限于机构改革本身，而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其次，要实现政企分开，就要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一点自我国改革以来就开始做了或者邢分地做了，但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呢？关键还在于没有弄清楚政府不能象企业那样来运作。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府的行为动机是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企业的收人大部分来自顾客，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社会竞争，政府则来自垄断。因此，作为民主的和开放式的政府而言，其基本的使命是“办好事”，决定社会的前途，而不是挣钱。政府必须经常提供能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所需求的行为，并不问其支付能力与否，这样政府也就做不到象企业那样的市场效率。但政府的效率是通过企业、杜会的效率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因而政府也就不应该有其自身的利益，更不应该参与到生产经营的经济行业。政府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但却不能与“运动员”分享比赛奖品。政府虽然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应有企业所具有的那种责任心和实干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弄懂政府为何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的道理，那么，政府将是企业化的政府。在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千丝万缕的市场条件下，又如何能做到政企分开呢？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第二，研究抑制腐败行为的途径，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社会转型中的腐败问题，历来是困扰政治统治的一大毒瘤。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带来了国家和集体以及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管理系统的权威受损，使人民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意识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这样，又使得政府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统治关系。政治发展理论对于腐败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党和政府对于腐败问题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多年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对付腐败行为的制度规范，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要从积极的角度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抑制腐败得以滋生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则需要政治发展的进一步推进。 第三，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实现国家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是任何一种政治统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变革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一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存在于这个政治体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外。就是说，探求一种政治体制的稳定之途，应致力于从这个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结构以及科学运行等方面入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反复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历史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对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及实际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来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这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计。 市场经济论文: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一、瞄准市场,调整思路,准确定位,主动适应职业个性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企业需要,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及其无法替代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根本特性,在于它对市场利益主体个性需求的针对性及适应性,即职业个性 1、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从瞄准职业个性需求出发。高等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是职业,是职业个性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应坚持以适应职业个性需求为目标,以培养职业人才资源为主题,以操作性,应用性学科建设为主线,以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个性化需要的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为动力,采取先培养后录用,先录用后培养,先找出路后招生,先同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后招生,或者定人定向定职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办学路子。 2、各用人单位,招生院校,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组织精干人力深入市场和基层,认真调查和研究,详细摸清各市场利益主体所需职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专业比例,技能构成,变动趋势及总量规模。有条件时,用人单位与相关高职院校或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签订协议,意向书等,亦可采取由各利益主体根据市场走向及自身未来个性化人才需求上报计划,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个性需求向各相关职业院校下达招生培养计划的方法,并以这些数据作为高职院校及其主管部门进行准确定位,主动适应积极应变的基本依据。 3、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确定专业设置,进行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按传统思维定势进行学科建设,按现有专业师职力量招生培养的职业教育现状,实行按用人单位的个性需要设置专业,确定课程,进行学科建设,逐步实现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高职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应变性,灵活性相统一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根据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类型的需要设置或变更专业,增减课程和增删内容。 4、主动适应个性需求,坚持学以致用原则,科学确定个性和知识结构及其课程设置。坚持学以致用原则,是职业教育的显着特征。学而无用,如同不学。职业教育的卖点,使学生学会做人,胜任职业之事。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以他们在未来职业岗位上有用,够用为宜,同时,还要教会他们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技巧。 5、在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选编,教学内容处理与方法的应用上,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一线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工程,管理等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研究商定。对于不适应个性化职业需求的原大纲,教材内容要大刀阔斧删减、调整。不同职业院校不同类型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材。要编写出适合职业特点,针对岗位需要的,反应职业发展变化,以够用为原则的融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为一体的实用型教材。教材要适应学生边学边练的职业要求。 6、对高职院校教师更应突出职业道德责任感、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鉴于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建立各级各类职校各专业师资的培训基地,立足于本校培养,选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或许更符合个性化实际。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内外学校,企业进修,聘用有实际技能的一线高级技术骨干,工程技术专家和高管人员作兼职教师,教授等,都是省时省力省费用的有效途径。 二、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权利,激发学生自身潜能与积极实现个人价值,满足用人单位的个性需求 职业高校教学是以未来职业要求为目标,以学生的个性发展、终生发展为主线的教育。高等职业院校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尊重学生个性价值及人格尊严,使之主动完善自我。在实践教学中,兼顾学生创新意识、能力的培养。如请发明者,研制人给学生作报告,引导,鼓励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科研活动,为职业创造打下基础。职业教育实行学分制,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为他们尽早适应社会独立工作提供时间和空间。给学生更多,更大的个性发展,实践锻炼机会。通过勤工俭学,基地训练与单位实习,培养他们对环境适应能力和机遇意识,职业能力与自立精神,竞争能力与协作精神,职业行为能力和职业法规意识等,以名副其实地反映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三、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术研究 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加强对职业个性与职业教育个性特点方面的学术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抓住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就抓住了职业教育的“牛鼻子”。四、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为了遏制浮躁情绪和单纯被利益驱动的倾向,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完善的评价体系是必要的。我们要把国外的高知名度,高水平职业教育的普遍原则,成功经验,通行做法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合乎中国市场经济个性化行业,职业及岗位发展要求的考核,评价细则,进行年度,日常考核,实行优胜劣汰机制,规范和激励高职院校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分析和研究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相适应,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源分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试点正转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所表现的弊端更加明显: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这都表明,政府机构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机构是政府运转的组织载体,是形式,政府的职能才是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能否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转变政府职能和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关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关于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2 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与强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管理是以强力为后盾的,而管理 本身又成为强制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居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国家代表,用强制机构使他人意志服从政府权力,使被管理者在一定秩序中生活,这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本质。政府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发生作用的机构。因此,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不但要从它是否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考虑,国家权力成了划分政府职能与非政府职能的基本界限;而且,与公共性特征相联系,政府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政府职能将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减化。社会越向前发展,越进步,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就越突出。在这种过程中,也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 上述关于政府基本特性的认识,是我们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但是,由于政府职能会随时间、地点、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1强化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环境;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造就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3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4依靠宏观调控手段,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5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公共物品的提供者;6制定并实施分配与再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7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8转变职能和精简机构,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 从对我国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界定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启示:一点是,市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也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将这条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如果由于热切希望加速经济的发展,而偏离市场运行所要求的路线太远时,就应该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政府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切实增强自己的经济作用这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努力加强市场的力量,提高市场的效力,既要利用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力量,推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运用计划和其它干预方式,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并矫正市场的失效。我们不能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也不能只把商品货币关系当成核算的工具,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点是,必须依据本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程度来确定政府的职能。一国的经济,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阶段中和完成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是不同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迅速地摆脱经济落后的制约局面和较快地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决策性的干预,这对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排除经济增长的传统障碍,建立各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机构和经济条件,常常需要运用政府的资源或是用发展战略产品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而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干预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造成效率低下和发展的阻滞,市场的作用将会逐渐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整个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负责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形势的需要来建立、调整乃至撤消某一些机构。由此看来,转轨时期我国所实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坚持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的改革方向。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这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的撒手不管,完全听凭市场;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市场发育不健全、经济规范化程度差、法制基础相当薄弱的现实,从而正确对待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构改革。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从改革的效果来看,“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顽症”、“难区”,常常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左右,困惑着改革者和决策者。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进行分析,更不难发现: 第一,之所以会形成“怪圈”,是因为机构改革没有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入手,或在改革中没有把它落到实处;只是在机构的裁减和隶属关系的转移上想“点子”、“抠”人头。十三大提出了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但由于我国政治与经济二元化的过程只是初始阶段,政府部分除直接经营着庞大的公共服务行业以外,还各自从其管理的经济活动中抽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一个部门、地区的经济发展好坏更直接关系到主要领导人的政绩。所有这些,无形之中将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政治与经济的结盟,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过分商业化,社会组织的“官本位”化以及法治结构与功能的被分割,使政府行政权力继续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同时,由于对政府职能的转变认识不够,传统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彻底被打破,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还存在,结果使这一改革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实践证明,在政府职能不变,工作量不变,人员职责不清的情况下,机构虽然合并的合并,撤的撤,但原有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或消失,领导方式、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这样,改革的风头一过,又增人设机构,重蹈旧制,终于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把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作为第一位的原则。 转变政府职能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求具体分解每一项具体的行政权力,并对其存在的理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以及这种行政权力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求政府做到不该管的退出来,该管的管好。其中,不该管的是企业、生产、流通等,该管的是社会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职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最基本的职能。 第二,之所以会成为“顽症”,是因为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模式,没有真正触动高度集权、政企不分、部门分割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分析起来,政企不分的根源是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体制,而这两种权力的“结合一体”,正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应以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在具体作法上,首先,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职责,政府机构合理划分为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国家政务部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其次,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把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这样,才能真正克服责任不清、互相推诿、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做到机构真正精简。这样的改革,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无疑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再也不是在旧体制内的“不良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以转变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为要害的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消失,而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在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只是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应有的职能范围之内。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说:“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3因此,在机构改革和市场经济中,实行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对政府权力需要界定和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职能范围内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性;相反,在政府职能范围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第三,之所以会出现“难区”,是因为改革没有进行总体规划,只囿于在单个部门的增减上做文章,未能领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政府职能,紧紧抓住适应市场经济这个主旋,进行统筹谋划、配套设计、周密处理。一个部门的问题解决了,其它部门的问题却又突出了。所以,改革的错位往往使改革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政府机构改革自然就成了屡攻不破的“难区”。 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但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生活,涉及到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也涉及到所进行改革的部门的权力、干部的切身利益和人员的分流,这也是历次机构改革的难点。改革一定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利益观念。市场化进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必须同步。很明显,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或摆脱企业,有些政府官员不愿从琐细事务中摆脱出来,关键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因为主管的事务越细越多,就越接触利益,就越能享有特权,也就越容易以权谋私。这不仅是改革的巨大阻力,也是市场化过程的极大障碍。 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应当成为现在改革成功的经验。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机构改革,在思路上应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应该明确政府机构改革,在性质上,是一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革命。既是一场体制上的革命,就要打破旧体制,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它不是一阵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发挥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使改革的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因为任何一个体制的革命,都是以意识的更新为先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例外。 第二,政府机构改革必须首先确定一个与市场经济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改革目标和总体方案;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原则。这些目标、方案和原则,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来自于社会的。其次就是要组织力量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的实施,使之落到实处,使目标得以实现,而决不能一拥而起,一蜂而散。 第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这个中心,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范围。当务之急,就是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通过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的变革实现政企分开。改革既然是一场体制的革命,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当遇到问题时,就收回权力,或者在改革浪潮之下,把不该下放的权力也随意下放。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的宏观管理知识最主要。因此,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极为重要。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管理、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方针、政策,有现代化意识的高素质的公务员,既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没有这样一批素质好的公务员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成功。 市场经济论文:再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以下简称“结合”)是学术界关注的老话题。由于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是否成立,因而,这是一个伴随改革推进时常引起困惑而又无法回避的“尖端”问题。笔者7年前也写过有关“结合”的文章,本以为可不必再议,但近来随着一些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人们的困惑更为严重,认识分歧更为突出,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 一、“结合”的必要性 “结合”的必要性来自于公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 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已被广泛地认同,不必赘述。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公有制是否适合并且具有优越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首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自我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其次,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地调节。这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国家进入凯恩斯时代以及前一阶段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似乎又使人们产生了种种疑惑。其实,凯恩斯虽然避开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依据心理规律考察总供需结构,但最终还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告诉人们: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创造需求政策对凯恩斯以前的尖锐矛盾(生产过剩危机)虽在一定时期起到缓解作用,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滞胀,这表明凯恩斯主义是以积累矛盾为代价去缓解当前矛盾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运用虽然有助于凯恩斯以后矛盾的缓解,但凯恩斯以前的矛盾又会尖锐起来。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就是明显的反应。前一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优势。据统计,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请记住我站域名%,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总投资50%以上。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使其产品畅销于全球市场。正是由于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矛盾,才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这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根本矛盾消失了,更不等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摆脱困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领先国家的状态改变同样不可避免。 当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目前依然具有生命力。适应市场竞争是该所有制存在的主要依据。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私人所有权关系具有内在的天然保护资本的功能,加上政府的必要调节,该类所有制所容纳的生产力并未完全释放。另外,国内市场的饱和对于具有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发达国家而言,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形成危机。然而,如前所述,社会发展的趋势必将证明,这种所有制必然成为历史性的过渡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的公有制优势只能通过公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来体现,这一所有制结构的最大潜力就在于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因而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所有制结构。从质的层面分析,它不排斥私人经济的应有比例和渗透机制,从而与构建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无根本冲突。值得赞许的是,它对于需求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的机理。较大比例的公有资本运作着眼于民众利益,加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也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由私有制造成的需求不足的矛盾。从现实状态看,似乎不尽如人意,因为我国也存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现象。即使避开判断的争议,以需求不足为客观事实,也可作具体分析。其一,对需求不足感受最强烈的是走向开放的国内企业。近年来,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凭借其资本实力和技术优势迅速获得不断上升的市场占有率。这样,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市场扩大了,但对于原国内企业,市场则销售若能回升,实际上是需求的盲目扩张。现在商店中大量积压商品相当一部分就属于低档次重复商品。从所有制结构观察,这属于调整中过渡现象,是计划经济惯性的产物。其三,正常经济运行中的购买力不足如名牌产品同样难以销售,一方面与上述两种原因导致的企业陷入困境(职工收入下降)有关,也与消费结构调整相联系。现在,一方面新的消费热点受种种条件制约一时难以到来,如汽车消费、豪宅消费等;另一方面原有消费层次普及过快,这种脱节式的消费状态自然带来购买力不足。从这里看不出所有制结构选择的失当。 总之,“结合”的必要性决定于财产制度选择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体现在趋势上,而且体现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之中。 二、“结合”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对“结合”缺乏信心,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三大疑虑:一是感到公有制企业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不仅政企无法真正分离,而且自负盈亏也存在制度性障碍,负盈不负亏是必然结果;二是认为公有制企业无法建立人格化机制,无人负责必然缺乏第一推动力;三是认为现实中公有制企业普遍效率低下,国有企业使用了三分之二的资源,却只能对GDP作出三分之一的贡献。 公有制企业能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市场主体,这需要作深入研究。首先,就自主经营而言,怀疑者主要指国有企业。其实,这里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未区分国有企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类型,将政企分开泛指全部国有企业。对于非竞争类企业,如关系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自然垄断企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企分开,政府举办这类企业主要着眼于提供公共福利。二是混淆了资产与经营上的政企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政府掌握资产,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应该承认,在资产上政企很难分开,因为只要政府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组织,政府必然与投资企业存在产权上的归属关系,但并非一定通过行政系统去操作,可构建独立的资产管理组织,通过选择投资主体运用授权经营的方式去运作。政企分开作为企业成为市场细胞的基本条件,主要指在生 产经营活动上,政府不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由企业自主经营,这在政府拥有尤其是部分拥有所有权并且在政资分离的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实操作过程中企业日常经营权已经基本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附属物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由于政资分离还未彻底,部分政府干预行为的消失还有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政府放弃对竞争型国有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必将成为现实。公有企业能否具备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负盈亏状态,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自负盈亏,是指企业作为利益结合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主体和政府而言,自我承担盈亏责任,即企业利益的损益与其经营状况直接联系。根据企业利益联系人的损益程度可将自负盈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营者、劳动者的收益与企业经营直接挂钩,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二是经营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企业经营挂钩,经营者、劳动者不捧铁饭碗,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承担失业风险。三是财产损益与企业经营挂钩。这是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自负盈亏的,即财产的保值增值维系于企业经营,并直接关联所有者的切身利益。第一层次的自负盈亏是最低程度的自负盈亏;第一层次加第二层次的自负盈亏是中等程度的自负盈亏;如果三个层次的自负盈亏同时存在,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自负盈亏。此外,对自负盈亏与企业自我约束行为的联系也应作恰当的判断。自负盈亏固然是企业自我约束行为产生的基础,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影响企业约束行为的另一种因素是企业精神或称企业文化,包括经营者的责任感、事业心、企业职工的主人意识和凝聚力等等。健全的自负盈亏制度和催人奋进的企业精神状态,这是企业行为合理的基本保证,两者缺一不可,并且具有互补性。近年来,公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竞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明显改善了自负盈亏的状态。在人们的视野里,那种负盈不负亏的形象开始消失,分配、就业已和企业经营状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职工的危机感逐渐增强,计划经济年代存在的懒散劳动状态基本不复存在。即使从产权意义上看自负盈亏,关系职工整体利益的法人财产也进入了自负盈亏的轨道,加上公有企业精神文化上的特有优势,公有企业的自我约束行为塑造不会遇到根本性障碍。 公有制企业能否建立人格化机制,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人格化机制的核心是:出资人利益通过人格化行为得以维护和放大。在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其人格化行为主要通过投资人自身行为去实现。随着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公司制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人格化行为则体现为出资人行为和人行为的组合,并且人行为比重日渐增大,因为股权愈是分散,个人的影响力愈小。尽管人行为往往由于内部人控制而难免偏离人格化行为,但出资人为了追求资本流动效益和投机效益,总是予以认可或采用某些防范措施(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等),尽力减少损失,与此同时,公司制依然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股本资金来源多数是各类基金,而基金的相当一部分是无主投入如公共资金和私人捐献等。这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人格化行为的实现形式也在改变,即由单纯的出资人行为转变为更多地依赖人行为。 市场经济论文: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 郭绍扬 经济犯罪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致使国民经济或集体经济、他人物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而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提出相应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以保障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市场经济系件下经济犯罪诱发因素 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有不同的犯罪诱发因素。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有关特点来看犯罪诱发因素的一些变化：一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恩格斯语），拜金主义必然诱使一些人钻社会需求和价格的空子，干方百计捞钱，甚至非法占有他人或社会劳动，从而走向贪污、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本来潜在的一些违法乱纪因素，不仅很可能使一些竞争中的失利者、失意者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也可能使有的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盈利，不惜搞歪门邪道，走向犯罪深渊。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活动中，西方一些腐朽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通过多种渠道对人们潜移默化，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外部条件。经济价值、实用价值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成为部分人的行为准则。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特点 1、职业性：有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或满足某种邪恶的欲望，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实施犯罪活动。 2、职务性：由于思想疏导工作弱化，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以身试法，以权谋私。 3、技术性：大多数罪犯为了减少风险，往往在作案时非常重视技术的运用和提高，犯罪工具（包括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反侦察等方面，都有技术化倾向。一些在社会竞争中失意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也可能主动或在犯罪分子的协迫下为犯罪提供技术服务。 4、组织性：犯罪分子为了增加作案成功机会，往往采取团伙作案，大至武装走私贩毒，小至街头勒索，均是多人联手作案，结帮行凶，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5、渗透性：为了与社会对抗和获取更多的财物，以及在案发后有保护力量，犯罪 团伙往往有意识地向政府机关、甚至是执法机关进行渗透。 6、隐蔽性：指的是犯罪主体以合法身份进行的法人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故意犯罪。 7、复杂性：就犯罪主体、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而言，情况母益复杂，犯罪主体呈多元化. 以上所迷的经济犯罪特征，都是与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新情况分不开的，这是我们采取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时应充分考虑的。 三、预防经济犯罪的基本本对策 1、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着力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经济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原则以及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3、强化司法和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改善社会治安力量，努力增强社会控制机制。充分发挥这些职能部门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保驾护航作用，以推动和促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环境，从深层上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现象。 4、强化技术防范，加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首先要高度重视技术防卫设施与装置的研制与应用，不断提高设备性能，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保安防卫的需要，以新技术、新设备装备有关专业人员；其次，要充分重视技术防卫装置的安装和利用。通过强化技术防范，进一步强化社会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以保证社会治安环境的安定，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社会治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进步相协调。 市场经济论文:财税改革要服务市场经济全局 魏革军: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新一届政府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多部署。国务院批转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等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而财税改革是其中的重点。那么您认为,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 贾康: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与财税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在几轮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税改革都成为先行者和突破口。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瓶颈等问题越来越明显。财政是国家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与公共权力主体的改革息息相关,也和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1993~1994年,以统一财务会计制度起步,实行税利分流制度开路,统一税制为主旋律,初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以分税制结合转移支付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1998年后,我国又明确提出公共财政转型建设,实行部门预算、政府收支分类、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完善税制等多项改革,提高了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1994年的财税改革中有些问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和实际推进,如政府间事责事权细分、地方税收体系建设、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等,均有待继续推进。20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在深化财税改革中加以解决。当前宏观环境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加剧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难度。 比如,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问题,发展方式仍然粗放,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不尽如人意,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占份额较高,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基尼系数高达0.47以上。再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方面,宪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实际除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专属中央外,地方政府事权在很多方面与中央政府事权同构。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也缺乏立法层面的界定,出现财力向中央集中,而事责向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集中的现象。有人将其形容为“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满满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由于收入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依赖严重,加上“GDP挂帅”机制作怪,地方平台公司失控,大规模隐性举债,财政风险积累不容忽视。 总之,我国目前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深水期,财税改革任务紧迫。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改革有较大突破、缓解各种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但会丧失发展机遇,还可能使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危及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 魏革军:从财税体制自身运行角度来看,您认为,当前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贾康:从财税体制角度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是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从收入总量来看,非税收入比重偏高,规范程度不足。比如,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狭义宏观税负)为19.4%,再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在内的全口径政府收入(即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2%。从税制结构看,我国间接税收入占比接近70%,与OECD成员国相比,处于最高水平;流转税收入占比过高,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类收入占比过低。这种税制结构意味着消费大众(其中大多数又为低中收入群体)承担大部分税负;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过低,无法体现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适于作为地方大宗财源的资源税和财产类税基窄和税负轻导致地方财源不足。 二是政府支出体系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投资领域,干预了微观经济运行,扭曲了价格信号,严重干扰了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对民生投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大量采用企业补贴,降低了政策效用,比如上市公司2013年就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570亿元。 三是预算收支体系不完整,部门色彩明显。全口径政府预算还未到位,规范性的公共预算收支占全部政府收支的比重不过60%,政府性基金、社保和国资预算的部门色彩浓重;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细化不够;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各环节制衡机制不强。 四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够明晰,不同级次间职责不清,税基不顺。比如,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清,政府间事责事权划分不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事责事权界定不明晰,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不匹配现象尤为严重。另外,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缺乏稳定、自主、大宗的财力财源。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决策随意性较强。 五是财税其他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较为突出。比如,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欠缺,政府债务风险增大。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非正规方式举债随意性强,收支不透明,资金使用效率低,债务风险增大。地方债的审批、发行、使用、统计、监督各环节均缺乏基本、完整的制度,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极低,财政部门不能全面掌握债务信息。再比如,财税基础信息缺失,没有全国性的信息系统,财政收入、支出及其相关信息尚未形成共享机制,严重制约了财税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重大改革科学决策方案的设计实施等。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财务报告规范研究 刘 威 ［提要］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土壤。研究会计理论，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特别是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当前会计学术界应重视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市场经济和财务报告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第二部分从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行为和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归纳了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一些启迪。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市场调节论和政府规范论。 (一)市场调节学说 市场调节学说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呈报应由市场调节来决定，没有必要做更多规范。支持这一学说的有理论、信号理论和私有合同理论。 1.理论 理论认为：公司的投资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签定契约来实现的。在签定契约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约的实现就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财务报告体现的是经营者管理公司的业绩，是投资者评价公司的经营者是否履行契约的最可靠的依据。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呈报是经营者自愿履行契约的行为。如果有人怀疑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么投资者可聘请审计师，通过审计鉴证来解决。 在公司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的利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前提下，对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就不会赞成市场对财务报告需要规范。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他们手中有衡量经营者业绩的依据，即契约中的各项规定很详实有效，他们也不希望对财务报告有更多的规范，因为规范越多，他们支付的监督费用也就会越大。 2.信号理论 信号理论源自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向供求双方发出产品供销的信号。公司定期向市场呈报财务报告，这也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产物。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筹资成本就越低，公司就能赢得竞争，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结论已被美国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因此，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公司能够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的核心。公司自愿呈报财务报告信息有三种情况：经营好的公司，有动机公布公司好的财务信息，因此，这些公司会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经营中等的公司，因为怕被认为经营不好，所以也有自愿呈报财务报告的动机；经营不好的公司，如果不呈报财务报告，就可能被市场默认为是经营不好的公司，因此有压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业绩，也会自愿呈报公司的财务报告。 因此，信号理论认为，市场已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呈报，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 3.私有合同理论 对于上述的两种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公司呈报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并不能满足个别使用者的需求。对此私有合同理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设法得到它，即通过签订私有合同或出资去购买。 如果市场上存在职业的财务分析家，那么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就可以通过与职业财务分析家签订私有合同，来获得需要的信息。如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另外，信息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购买专业的报纸或杂志来获得所需的信息。购买时发生的支出，就是信息使用者为获得财务信息所支出的成本。这也可归结为是市场常常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信息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从而达到对市场上的信息产品进行合理的配置。 私有合同理论进一步提出，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信息产品，政府并不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如何披露，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编制和呈报，完全可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因此，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应采用放权(Deregulation of disclosure)的政策。 (二)政府规范论 政府规范论认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必须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同时，这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利益的。 1.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有时往往失灵。有以下三个具体理由： (1)如果政府不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生产信息产品的垄断 者。 如果市场是一个竞争的、但不规范的市场，那么生产的竞争就会带来垄断。其后果是，垄断产品的价格提高了，生产的数量减少了，最后导致市场上产品的短缺，使产品的使用者购买和消费这一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财务报告在市场上是一种信息产品，它同样符合其他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切规则。因此，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政府应该对财务报告这一信息产品进行规范，才能有效抑制信息产品生产垄断者的产生，降低全社会信息产品的购买和使用的成本。 (2)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失误，会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下降。 尽管公司有向市场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的动机，但是如果政府不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因为公司经营者对财务报告编制的方法的选择性一般较大，各公司间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可比性较差，如果没有统一的财务报告信息规范的标准，就市场的总体来看，财务报告信息就会失去可比性，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不高和有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如果审计师在审计时缺乏统一的审计依据，则可能导致审计的失误，即没有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要依靠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立的信心来自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3)公司财务报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司的财务报告作为该公司会计的信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最明显的有两个：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生产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表现为可以被所有与它相关的使用者免费使用，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在一个市场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被消费者进行免费使用的，那么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这种产品，导致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短缺，这就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的表现。显然，如果会计信息产品是短缺产品，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以防止和解决信息产品的短缺问题。 但是这样做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规范所带来的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如果由政府承担，就成为政府对财务报告信息呈报的公司的一种“补贴”，这会导致公共产品的生产过剩；如果由公司承担，就会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公司则不会赞成政府这样的规范。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2.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要求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能够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最 优的配置，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因为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各自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不纠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不公平。对此，政府规范学说认为，规范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对称的信息；法典理论解释：规范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规范具有公开性和民主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是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利益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一)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 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看起来是一种经济行为，实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规范本身具有政治行为的性质，它与政府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我国对财务报告规范机构主要是政府，财政部代表国家政府行使规范的职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尽管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强有力的支持。SEC是美国的一个准立法机构。1973年SEC公布的第150号公告(ASR150)，阐述SEC与FASB的关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其公告和解释性文件所颁布的原则、标准和实务，将由本委员会作为具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支持来加以考虑，而那些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相对立的意见将被认为不具有这方面的支持。” (二)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 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是指参与制订规范的主体的行为。规范的成功与否，规范的参与者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政府作为财务报告规范的主要参与者，对规范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FASB在制订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遵循的程序是，准则的起草、准则的讨论、举行听证会、投票表决。而最后准则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由各公司采纳，取决于SEC的认可程度。从美国的历史看，国会和SEC都曾有否定FASB已制订的会计准则的先例。SEC的官员曾这样认为，由民间组织FASB制订会计准则、然后由SEC批准会计准则的实施，这是最好的模式，因为既能发挥专家在制订中的作用，又能体现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的政府的权威性。而我国的财务报告的规范主体是政府，这样的规范主体显然代表了我国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三)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 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是指财务报告规范实施的后果。财务报告规范的实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涉及到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 Watts and Zimmerman(1978)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即将公布的规范财务报告的新准则，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的影响是不同的：1.对于政府来说，政府一般会支持新准则的制订与实施，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2.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如果新准则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公司的经营者会积极地应用新准则；反之，则会反对应用新准则。3.对于审计师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审计师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以减少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但是，如果新准则要求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越多，那么审计的风险就会越大，审计师就可能反对新准则。4.对于财务报告信息的免费使用者(Free-riders)如财务分析家来说，他们一般都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并希望新准则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准则的制订者就应十分谨慎，因为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就意味着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大，这些成本应由谁来承担?这是准则制订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启迪 (一)在制订财务报告规范时，必须要考虑它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既然财务报告规范的主体是政府，它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那么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经济后果如何就应成为规范时最重要的问题。如美国把财务报告规范研究归为“会计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Accounting)。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如何规范财务报告、改进财务报告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财务报告的规范的探索阶段。1992年至今的8年中，我国颁布了十多个会计准则，但对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产生的经济后果、经济影响，会计学术界却研究得不多。如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就引进了西方国家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思想，但至今在企业的会计实践中却应用得并不广泛;稳健性原则是西方会计中常采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在我国应用时有些企业愿意采纳，有些企业却不愿意采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用会计准则来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使公司会计人员有更多的选择公司会计政策判断机会，但我国会计准则实施后也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吗？ 笔者十分赞成刘峰、李少波(2000)的观点。他们撰文认为当前我国在制订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可归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够而引起的知识存量不足，对会计准则制订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我国制订和公布的各项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很强的英美取向，即会计准则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借鉴了英美模式。他们认为：我国目前为止的会计研究总体水平不高，很多研究是对同一问题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二)重视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所产生的成本，解决好“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 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是由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一特征所带来的。如果规范财务报告的准则过多，就会带来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的增加和准则在应用上的困难。尽管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会计学家批评FASB制订的准则过多，目前FASB制订的准则有130多个，每年的费用高达1500万美元，制订的成本过大。我国在制订准则的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不能认为制订的准则越多越好，也不能认为大、中、小公司都必须应用同一的准则，更不能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与国际接轨。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应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以减少不合理的成本的支出。另外，过去对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会计界研究的不多。SEC曾设想：随着财务报告规范的增多，编报成本的增加部分应由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来承担。但究竟如何操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 市场经济论文:WTO法律规则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的影响 目录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入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我国“入世”在短期内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入世”符合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入世”后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作出相应的完善。中国能否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其关键在于法律环境的改造与建立。2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我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直接面临WTO的影响，本文拟从探讨我国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方向的基础入手，分别剖析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为切实履行我国作为WTO成员国根据WTO法律规则（含宗旨、原则、具体协定等）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对WTO及其成员国所作的承诺，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和社会经济团体的法律角色定位，必须按WTO规则要求和对外承诺，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经济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经济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经济法律体系。鉴于我国不少经济立法文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制定的，因而有许多条款打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因此，必须抓紧对现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立法文件中与WTO规则和对外承诺相抵触的条款进行一次认真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至于在满足WTO规则和对外承诺方面尚付阙如的条款，应当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对外承诺抓紧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推进经济立法改革的主要动因不仅来自于WTO及其成员国的施压，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国对吸引外商投资、拓展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驱动。这就决定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和充分利用好WTO，我国立法改革除了真心实意地满足WTO多边规则的要求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对我国经济立法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企业立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可见，我国的经济立法改革要想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应当采取主动挑战自我的雄姿，而非被动应付的态度。 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海关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上述立法改革仅仅是废改立工作的开始。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加入WTO的需要，抓紧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律，如制定《反垄断法》，修改《对外贸易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外；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应当抓紧对有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进行审查、清理。据2001年3月的初步统计数字，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拟修改的外经贸行政法规、规章共有148件，拟废止的共有571件，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和维护公平贸易。2001年10月6日朱镕基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指出，国务院对截至2000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废止了71件行政法规；对80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对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令废止的70件行政法规，统一公布。此外，地方立法中违反WTO规则的条款，尤其是分割市场、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也要抓紧废止。 要充分发挥我国法律在推动、保护和规范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迫切需要抓紧制定与完善四个领域的经济立法：一是市场主体立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合作社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中介机构立法）；二是市场行为立法（包括债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三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立法（包括产业政策法、政府采购法、经济行政指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 合同法）；四是社会保障立法（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 通过法律形式确认的部门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政府部门打着法治的招牌，企图运用立法形式把本部门不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合法化。建议立法机关在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时，警惕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立法手段巩固部门利益、争权夺利，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倘若立法机关一味鼓励或纵容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极易导致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膨胀，甚至有可能使政府侵害公民人权与基本自由、侵害企业商事权利与利益的非法行为或脱法行为合法化，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也会被行政权吞没。这与我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包含着不少有违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剥夺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如《电力法》第60条[1]之规定，就大大低于《民法通则》第123条[2]之规定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从长远看，立法机关应当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避免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中央政府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中央政府组成部门有权制定行政规章，但无权起草法律。如果立法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和编制有限，可委托法学专家起草法律，然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当然，政府及其部门作为成千上万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还可以就法律草案发表意见、甚至与法学家争鸣商榷。建议立法机关对现有法律中包含的某些确认和纵容政府部门腐败的恶法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 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有可能私自塞入部门利益的条款，甚至背离立法宗旨。另外，让行政机关集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和规则监督权于一身，既不合乎公平理念，也容易滋生腐败。目前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或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的做法亟需改革。经济法律的制定应当尽量详细、具有可操作性，原则上不应依赖于实施细则。否则，经济法律过于原则、抽象、圆滑，就丧失了存在意义。《海商法》是我国唯一一部不需要实施细则的商事法律。这一立法典范应当对今后的经济立法具有启发价值。即使确需制定实施细则，也应当由立法机关自己亲自制定。当然，这并不排除立法机关就某些专业知识向专家和实践部门咨询。此外，在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之后，立法权必然较以前有所扩张。因此，预防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腐败又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以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开始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清除轻视法治的左倾思想，实现国家从依靠计划手段和行政命令管理计划经济到依靠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驾驭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变。但无庸讳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彻底建立起来。相反，我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阶段。而我国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市场化、市场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市场经济固然不是行政经济、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但也决不是放任自流、无法无天的经济。市场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不能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的市场失灵、金融风险和经济混乱采取大撒把的态度。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如何干预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化的历史潮流，取得适度、公平、高效的预期效果，便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企业的市场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要服从法治的要求。近年来，依法治企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要依法经营的认识趋于统一。但对经济行政法治的强调仍然有些黯然失色。总结多年来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以避免行政权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赖、敬重与合作，就难以有威望求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WTO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鼓励公平竞争的宗旨，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制统一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以及WTO代表的一系列多边贸易规则，不仅仅影响着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法治化要求。 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该目标取得后，经济行政行为将完成以下转变：由恣意行政转为法治行政，由专横行政转为民主行政，由审批行政转为监控行政，由压制行政转为促进行政，由管卡行政转为服务行政，由黑箱行政转为公开行政，由低效行政转为高效行政，由政府本位行政转为企业本位行政。这对政府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应当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重大法律举措。 （一）树立经济行政法治观念是政府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前提 政府部门要自觉抛弃人治和官本位的封建思想、树立法治行政光荣的观念。政府部门要真正认识到，依法办事，不麻烦，也不吃亏。因为，强调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不是刁难政府、让政府难堪、束缚政府的手脚，而是督促政府更加高效、合法地发动行政权，从而做到积极而不越位、守法而不无为、干预而不添乱、有权而不滥权。因此，强调依法行政对于政府来说，即是一种制约和督促，也是一种关心和爱护。 法律对于经济行政行为的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后救济上，而且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先预防上；不仅体现在消极地减少和预防由于法律失误和法律风险所导致的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损失上，而且体现在积极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上；不仅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与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社会经济团体之间的行政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经济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行政关系上。可见，强调依法行政具有消防与预防、去病与保健、治标与治本、规范与保护兼重的功能。 行政权介入市场经济的范围极其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行政权的滥用，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甚至诱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这绝非耸人听闻。经济行政机关必须从思想上把依法行政摆到经济行政工作一盘棋的首位。领导干部要象重视红头文件、领导讲话和会议决议那样，重视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带头学习法律知识，认真吃透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 髓，树立依法行政的好样板。对于领导干部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来说，法律水平与政策水平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法律人才是高级管理人才。加强法治工作是经济行政行为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是政府工作水平上档次的重要表现。除了领导重视，还要在每个经济行政机关中配备一定比例的高素质的专职法律工作者。他们作为本部门的法律顾问有权介入各个职能机构开展经济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对未经法治机构审核的法律文件，各级经济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坚决拒签。要鼓励法治机构在经济行政行为之前参与、影响经济行政行为的决策过程，力求防患于未然。很明显，如果经济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行政行为之前，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那么既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违规行政行为，也可以事先采取措施避免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直接降低经济行政的成本、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要在政府官员中继续加大普法力度，务求每位政府官员都熟知涉及本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WTO的相关法律规则。为保障依法行政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化、长期化和稳定化，建议建立政府官员法律知识资格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司法部组织的相应考试的政府官员才能上岗。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影响甚至决定思想观念。因此，增强政府官员的法治观念，也要发挥奖惩制度的作用。对于行政法治工作有功、作出贡献的的官员，实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对于那些法治观念淡漠、轻视法律知识学习、不喜欢依法行政的政府官员，应当在任免、考核、晋升时建立一票否决制。对于违法行政、给国家和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和其他重大事故的官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要严格区分政府的双重法律角色，禁止行政权力侵害民事权利 国家与政府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政府是国家机关之一种，只代为行使国家行政权，无权干扰立法和司法工作。而国家经济行政权的职能主要是由政府，特别是经济行政机关承担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权主体的国家和作为私权主体的国家被人为地混淆起来。不仅企业的法人所有权或法人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和国家作为公权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也是混沌不清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正是凭借着行政管理者与企业投资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干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微观经济活动。这一做法曾被误以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受到长期肯定。 我国当前要严格区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区别的实益在于，政府在参与不同的法律关系时，享有不同的权力（权利），负有不同的职责（义务）。例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订立和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时，扮演着私权当事人的角色，应当象普通买方一样，履行其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享有对供应商的合同权利；在对侵害消费者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时，扮演着公权力主体的角色，享有行政处罚权。因此，政府应当时刻牢记自己在不同场合下的法律角色。为约束政府滥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应当交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法定主体行使。 为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官商分开的原则，建议尽快制定《商事主体法》，明确规定哪些人有资格成为商法上的商事主体、从而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明文禁止禁止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从事商事活动，并切实斩断他们与企业之间有形、隐形的金钱纽带。出台《商事主体法》既与国际惯例接轨，也符合中国国情，更是依法整顿投资与贸易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立法机关应当正确认识商法与民法之间的特别法与普通法关系。商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特点，但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商事法律关系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依据、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不容混淆。就主体而言，商事主体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商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能力，商事行为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政府部门和官员都可以成为民事主体，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但不能成为商事主体，非依法律特别规定，不能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既不能以商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民事主体制度，也不能以民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商事主体制度。 从法理上看，政府不是商事主体，而是公法主体，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但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营利性的商事活动中仍然陷得比较深。政府应尽快远离投资与贸易等商事活动，毅然决然地与商事主体脱钩。政府部门不得“下海经商”、从事投资与贸易活动，不得搞有偿行政、有偿担保、收取超过工本费以上的审批费和管理费，不得向企业拉赞助、“化缘”。对那些热衷于商事活动、且乐此不疲、甚至“师出有名”的政府部门，国家要尽快将其商事权利能力阉割掉。 目前一些政府下属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如资产评估、设计、咨询、会计、审计、律师、工程监理等机构）应当彻底与政府脱钩。最为“经济警察”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要具有竞争性、公正性，就不能成为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三产业”。脱钩后，政府部门不得为了私下收取介绍费、好处费，而向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客户来源；不得向作为管理相对人的企业指定某家中介服务机构，也不得向企业作出某种带有倾向性的暗示，更不得以“不批准”相胁迫。 为确保政府官员履行对党和人民所负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防止个别奸诈的政府官员暗渡陈仓，参酌外国立法例，《商事主体法》应当明文禁止政府官员或明或暗地以各种形式瞒天过海、非法从事商事活动。被禁止的商事活动，是指政府官员以任何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的，任何与其所负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相悖的的各类商事活动。既包括办企业、开公司的投资行为，也包括贸易行为；既包括直接的商事活动，也包括间接的商事活动。政府官员不得 持有公司股份，更不得接受公司馈赠的“干股”或“好汉股”。政府官员也不得在公司任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根据《公司法》第58条之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这意味着，政府官员既不得兼任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得兼任经理、总经理、监事、监事会主席，就是影子董事、隐名董事也不行。为杜绝腐败、确保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除了铲除政府官员的实质性经商活动之外，还要很刹一下政府官员与商人进行不正当私人结盟的歪风邪气。对政府官员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的经营所得，国家享有归入权。若有关国家机关对此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因而拒绝或怠于行使归入权，任何公民个人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违法经商的官员提起代表诉讼，从而实现国家的归入权。 虽然政府行政权力与其民事权利是互相分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存在着诸多密切联系。例如，行政权力在特定条件下是物权、债权和股东权等商事权利取得的一个合法途径；根据民商立法的邀请和授权，行政权力还可以为商事权利赋予公信力。前者如行政划拨，或者如行政登记。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极易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某一企业或市场主体，甚至相互发生碰撞。那么，行政权力是否就永远优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呢？行政权力是否就能当然地在市民社会中“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决定所有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呢？ 回答是否定的。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行政权的效力射程原则上仅局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行政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得非法侵入意思自治领域、侵害市场主体的商事权利（如，不得擅自对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国有化征收）。否则，公法与私法、经济法（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特别法）与商法（实质上是民法的特别法）的划分也就丧失了意义。行政权与商事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者效力没有高低之别。认为“行政权高于商事权利，部门红头文件高于商事合同”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效的合同就是法律，而法律的效力高于违法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有些行政机关试图运用行政权以干扰、限制和阻挠商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显然不妥。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就不能消灭股东的公司清算权。否则，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了结，善意第三人和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行政机关还要区分强行性行政法律规范中的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市场主体的某一商事行为如果违反了前者，不仅导致相应的行政处罚，商事行为也归于无效；如违反了后者，虽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商事行为依然有效。 （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种法律层次上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数众多、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有权直接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政府部门向企业发号施令的必然结果是，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近年来，虽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控制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着必要干预不足、不必要干预过滥的问题。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根据邓小平理论和经济法的一般原理，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 界定的原则是，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基于以上考虑，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既是WTO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宗旨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主体（含企业和消费者）自治，也称私法自治（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强调，市场主体在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两项基本原则：（1）市场主体财产权利尊重（绝对或不可侵）原则。无论是物权（含所有权与他物权），还是债权，抑或股东权；也无论是消费者权利，还是企业权利，都应得到政府的尊重。对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企业生存和盈利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行为自由原则。行为自由原则，既包括双方行为自由（契约自由），也包括单方行为自由，还包括多方行为自由（如章程自由）。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而且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获得了再生与扩张。行为自由原则有助于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商事关系，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有必要根据WTO促进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宗旨，重新审视和修改我国目前有关市场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和行政惯例，进一步扩张市场主体自治空间，尊重企业财产权利和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 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扩大登记制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有限合伙、隐名合伙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 为保护合同当事人契约自由，有必要排除行政权力对合同订立和履行行为的干预，尊重交易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在立法严格规制下重新允许合法传销行为）。行政机关制定的范本合同，仅具有对当事人的建议作用，不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当仅仅由于当事人未采用范本合同而影响其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对于合同登记、合同备案、合同鉴证，均应尊重合同当事人自愿，行政机关不得干 预，更不得歧视未登记、未备案、未鉴证的合同效力。当然，属于法定强制登记范围（如不登记就不能生效或者不能对抗第三人）之外的合同，不在此限。 针对超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契约自由的空间。1993年之前，我国对企业的经营范围采取了一种十分苛刻的态度。如，1987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指出，“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例如：非法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商经营批发业务的；代销商搞经销的；只准在特定地区内销售的进口商品，未经批准私自流入其他地区的，等等，均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全部为超营项目的，全部无效；部分为超营项目的，超营部分无效”。 但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从而达到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1999年12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就正确地指出，“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此，只要商事主体与他人签订的商事合同不具备法定的无效事由，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即使一般性地超越了经营范围，也属于有效合同。 当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1条之规定，超出经营范围的公司经营活动，要承受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等）。从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淡化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也是大势所趋。英美法系虽曾有越权（Ultra Vires）原则之规定，但大都已经废除。我国企业登记立法亦应从之。笔者认为，在立法修改之前，只有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包括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至于一般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则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 强调市场主体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民事权利由政府回归市场主体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市场主体自治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绑标、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及时运用法定的行政登记权限、行政调查权限、行政处罚权限、行政调解权限，确认合法商事行为的效力，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审批范围的萎缩，登记范围则会逐渐扩张。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强化登记机关的职责，为提高商事行为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保护善意第三人，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推动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制度、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市场主体自觉运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的个体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 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而精。（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五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保护环境、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提供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为了提高政府采购行为的透明度，同时保护好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早日出台《政府采购法》已经迫在眉睫。经济行政合同将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进行给付型干预时，既要遵守我国法律规定，也要遵守WTO规则。我国政府目前针对某类企业、某类产品、某类地区、某类产业提供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违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反对和限制的补贴专向性原则以及被禁止补贴的规则，急需作出如下调整：要么彻底取消，要么普遍实行。例如，对出口产品或企业特别是先进技术型企业和产品出口型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环节税的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利润减免或返还、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变相资助，即被《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又如，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三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了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办法，创设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原则”，既违反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再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对512户国家重点企业实施了“双保”性质的封闭贷款和一些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也有悖WTO规则，在我国加入WTO后不宜继续推行。 （四）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透明度和司法审查六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 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包括办事拖拉机关在内的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此外，各部门经济行政权的界定，既要分工明确、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各部门之间由于职能的不当交叉而互相推诿、互相争权；又要互相制衡，避免某一部门的经济行政权过分集中，出现“部门权力垄断”；还要互相衔接，避免出现三不管的问题。 3.公平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应当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是企业竞争游戏中的“裁判员”。政府应当站在中庸、公允、超然的立场上，对于所有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而不得厚此薄彼，随意为某些企业开小灶、开旁门左道。 强调公平原则，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投资的主体。专业经济行政机关正是靠在国家所有制的大树上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的设立和经营活动进行层层审批的。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国有经济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展开，企业的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只能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舍此无他。 既然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对于所有市场主体当然要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政府不得为了增进自己由于私利而偏爱的某些企业的利益，而去剥夺、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上有所偏袒，也不能在贫富企业间、大小企业间、内资与外资企业间、本地与外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为实现经济行政权的公平行使原则，既要注重经济行政的公开化，也要强调经济行政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例如由官员、学者和社会公众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就应导入经济行政机关的决策体制。不仅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重大经济行政行为也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政府采购的招标评审委员会等。 4.人权尊重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人权尊重原则，实现人道主义行政或仁政。我国历来重视人权问题，已经加入17个国际人权公约，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正在研究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健全民主制度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现代社会之所以要赋予和保护人权，主要是由于公民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政府滥用权力（包括经济行政权）的威胁。因此，经济行政机关在发动行政权时，必须顾及、尊重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既包括第一代人权（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还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即使行政权的发动符合法定原则，也不能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人权与基本自由也是经济行政行为的最低道德基线。只有同时符合法定原则和人权尊重原则的经济行政行为，才是既合法（legal）又正当（legitimate）的。 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期间，经济行政权与人权发生碰撞、冲突的概率和机会极大。在这种情况下，若二者无法同时兼顾，应当采取人权优于经济行政权的价值取向。经济行政机关对此不可等闲视之。例如，经济行政机关不能以片面强调行政审批手续为由，捣毁没有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摆地摊的个体营业活动。又如，政府无权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的其他目的（例如为了帮助港商或外商赚大钱），强迫城市繁华地段的居民搬迁，搬迁后不予及时、充分、有效、妥善的补偿和安置，更是有违人权保护的精神；即使政府强制居民搬迁的各种行政批文一应俱全，也不能逃脱人权法对经济行政权的约束。普通百姓与百万富翁在人格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再如，除非情况紧急又合乎法律规定，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得剥夺、妨碍、限制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5.透明度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没有监督或监督流于形式的经济行政权必然产生腐败。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行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处于很神秘的状态，离一般纳税人十分遥远。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政府部门制造和虚假统计数字，企业、学者、社会公众向有关部门查询信息经常受到冷遇和刁难，就是有些政府部门之间也是互相保密、甚至有偿提供信息。长此以往，将会严重背离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宗旨。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廉洁、提高经济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借鉴证券法上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议在全国实施经济行政行为公开化的阳光工程。除确需保守国家秘密的情形，政府都有义务及时、全面、真实地向社会披露。经济行政机关的职责、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期限如何；每月、每周、每天都干了哪些工作；公费吃喝、坐车（包括车辆的种类、档次、价格）和住房情况如何；政府采购和重大投资项目的招标等政府经济行政行为，以及其他与广大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况，都要形成真实、易懂的文字，并备置于经济行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经济行政机关还应当经济采用现代通讯技术，及时全面地通过政府公报、大众传媒和电脑互联网等信息载体以上经济行政信息。 与经济行政机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对应的，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有人民都有权监督经济行政行为。不仅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权力机关，而且所有纳税人、企业、大众传媒、社会经济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对此享有知情权。每位纳税人在办公时间之内，都有权前去查阅，也有权自费复印有关内容。经济行政机关对于这种知情权必须予以尊重，并满腔热情地提供有关方便和条件，如为方便纳税人复印有关内容而购置复印机等。如果纳税人的知情权遭到了经济行政机关的无理拒绝，纳税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大众传媒对其经济行政行为进行经常而有效的监督。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是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表扬先进、鞭挞丑恶的忠诚卫士。当前，新闻记者在披露违法经济行政行为时，不时受到明目张胆的破坏和干扰。建议参照处理妨害公务的违法行为的有关政策和法律，严厉查处殴打新闻记者、破坏新闻记者采访工作顺利进行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另一方面，新闻监督也要依法进行。大众传媒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要切实加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力度，克服权力机关在经济法律监督机制中的监督权威虚置现象。政府是由同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当然有权对经济行政权的运作行使监督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应定期向国家权力机关述职、接受质询。权力机关还有权对经济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这对于制止行政权专横，确保经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妥当性和效益性意义重大。 6.司法审查原则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法治精神，必须把经济行政行为置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具体行政行为自不待言，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也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鉴于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造成的损害从广度上和深度上都甚于具体经济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为也容易逸出法治框架，有必要尽快承认和加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院对自由裁量型经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既需要法院的勇气，更需要法院在公正解释法律和公平原则、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承认经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否认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无法把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鉴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为稳妥起见，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原则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有权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下级人民法院无权对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政府在行使经济行政权的过程中，拒绝或怠于履行自己所负的法律义务、或者滥用职权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就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而言，以其对应的权利主体为准，可分为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和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其中，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可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在两类责任并存的时候，从切实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说，追究经济行政机关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责任处于更加根本、基础的地位。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本位思想的必然要求。以行政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为准，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分为行政侵权责任与行政违约责任。政府违反了其与经济组织订立的经济行政合同应承担行政违约责任。政府就其侵犯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 政府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具体行政行为从外延上看，包括：（1）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2）违法对财产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3）执火明杖地乱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乱化缘的行为；（4）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如瞎指挥、非法干预商事活动的行为、侵害企业商誉权、商业秘密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除了法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外，如果经济行政机关由于无过错而实施了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虽不属于行政侵权行为，不应予以行政赔偿，但仍应予以行政补偿。 企业和经济组织遭受的侵害，既可以体现在财产权方面，也可体现在人格权方面。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目前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责任只限于财产权方面，对财产权造成损害又坚持直接损失赔偿原则，拒绝接受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把企业遭受的间接利益损失（即期待利益损失）请求权拒之门外。殊不知，间接利益损失和直接损失一样，也是实际损失，把间接利益损失请求权排斥在外，诚属不公，亟待改革。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一）抓紧修改公司法 公司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就得有一部科学、完善的《公司法》。我国《公司法》到2000年7月1日，即将施行8周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存在不少缺陷，修改《公司法》已迫在眉睫。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 修改《公司法》应当坚持以下指导思想：既强调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既强化公司董事和经理的忠实义务与善管义务，也注重保护他们的创业精神；既尊重股东的投资自由和股东权益，也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既立足于中国国情，也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既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的范围，也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 应当完善的具体制度很多，将其主要者列举如下：（1）进一步丰富股东权的内涵与外延，切实保护好股东权；尤其是规定股东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的条件和程序，以强化股东对大股东、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与制衡。（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法国经验，将“双层制”与“单层制”同时作为可供公司章程选择的公司治理机构模式。在“双层制”下，把监事会重新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在“单层制”下，应当全面导入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完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将这两种制度推向雇工规模达到一定数额的所有公司，而不问该公司是国有公司，还是民营公司，是内资公司，还是外资公司。（3）建立健全公司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既要明确公司董事和经理善管义务的折衷性标准，导入经营判断原则，规定董事和经理责任保险制度，也要设计一套面向公司经营者的年薪制度和股票期权制度等激励机制。（4）针对控制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现象，有必要确认控制股东的对小股东所负的诚实义务。（5）有必要把公司社会责任写入立法宗旨或公司目的条款，实现公司目标的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6）为强化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明确规定出资不齐、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纳入《公司法》调整轨道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质，就是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要尊重《公司法》的权威，把每一个国有企业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廉洁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为促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必须严格区分国家参与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国家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含商事法律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公权力执掌者的地位出发，强化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职能；另一方面，明确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对国家股东及其他股东投入的资本和企业财产积累享有神圣的法人所有权。国家行政权、国家股东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三权分离”的模式即股东权模式，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企业只对投资人负责，而不是对政府部门负责，国家原则上不能再直接管理企业。当然，要在实践中彻底划清国家的两种职能和身份还需要一个过程。 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缺位的。这是一种误解。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很明确，那就是国家。真正处于虚位状态的是国家股权的人，而非国家本身。有鉴于此，国家股权的人必须界定清楚。当前，这一人身份是由政府、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共同承担的。从近期看，要鼓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与行使经济行政权的政府部门脱钩。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私法人，受破产法的规制，以确保其与其他商事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秩序，落实国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有限责任利益。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是公法人，为防止其滥用权力，从长远看不应作为代行国家股权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财产人应当向商事公司方向发展。 为降低国家投资风险，建议把政府代表国家投资的范围限制到法定范围，例如企业不愿、无力或不适合投资的公用事业领域和少数产业开发领域。为减少国家股权的多环节多层次成本（包括腐败现象），应当严格限制国有独资公司的适用范围，不宜把国有独资公司作 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鉴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国家股在大多数公司中仍将处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国家股东权的机构有可能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也极有可能把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弊端传染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去，国家所持的股份原则上可以界定为在股东大会上没有表决权、但在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分配上享有累计优先权的股份。这样既可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可充分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既减少国家股东权的成本，又能避免其他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侵害国家股东权益，有一举四得之效。 按照股东平等、国家股东权有进有退的原则，应当允许国家股东权依法自由流转。既要稳妥地探索国有股权减持的作价方案，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的不必要负面影响，强化投资者信心；也要探索增进国家股东利益的其他新途径，如允许国家股东购买其他公司的股份，等。 （三）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完善公司集团立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 可以预言，我国加入WTO后，世界级公司巨星、尤其是跨国公司集团将纷纷到中国安营扎寨、占领市场。有必要通过兼并、联合等手段组建一大批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纽带的、“航空母舰”式的、我国企业按照金字塔形式层层控股的、资本充裕化、经营多角化、管理科学化、品牌民族化、利润理想化的巨型公司集团。搞公司集团，眼睛不必只盯在国有企业上，凡是有实力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商投资企业都可以被吸收到国家控股的公司集团里面来。在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参与组建企业集团时，应当获得国家股东机构的批准，而不宜由企业经营者擅自拍板；但国家股东机构在批准时，应当秉持审慎原则，进行充分论证，切忌“拉郎配”、“归大堆”。 相应地，国家应尽快完善公司集团立法。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 在完善公司集团立法的同时，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还要抓紧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因为，包括国有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吸收劳动力就业、开发新产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一大国际趋势。例如，为改善经营环境，鼓励企业、尤其时中小企业的设立和发展，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为协调各成员国的中小企业立法，在欧盟和欧共体层次上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欧共体理事会先是于1986年11月3日通过了《中小企业行动纲领》，又于1988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改善经营环境、采取措施推动欧共体范围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议》，并于1989年7月28日通过了《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改善经营环境、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宗旨在于：消除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和设立的不合理的行政、金融和法律限制，从制度上保障全社会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并着重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和伙伴关系，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四）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现行治理状况，既暴露出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立法瑕疵和不足，也暴露出了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在执行《公司法》和《证券法》方面的无能和低效，更暴露出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在依法护权方面的软弱和无奈。近年来上市公司中的琼民源、红光、银广夏等一系列公司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财务资料、欺骗广大投资者，且有中介机构为其摇旗呐喊的丑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这一点。 为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切实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的透明度，确保公司经营者对广大投资者负责，必须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过硬措施。如严格划分行政权力与股东权利，切实做到政府部门与母公司、上市公司之间的政企分开；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大对上市公司经营层、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市场主体沆瀣一气，实施内部人交易和其他违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力度，等等。但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享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尤其要明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其他广大股东利益，投资者有权对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含股东个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股东集体诉讼），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和救济；投资者有权对证券市场监管者的违法行政行为（含作为与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国家赔偿和救济。对于我国广大中小股东对公司的董事、其他经营者和中介机构提起的民事诉讼被一些基层法院无故驳回的错误做法，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官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诉讼案件是违法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或者现行的《法官法》、《法院组织法》都应当采取这一立法态度。法院更不得以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现有的法院立案案由而拒绝受理案件。至于公司经营者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已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受理以被处罚者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理由。须知，要把投资者权益保护运动全面推入21世纪，必须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克星。其中，民事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实施欺诈行为、侵害投资者权利的管理人、托管人和其他投资基金当事人，应当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经验，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三大法律责任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同时适用、并行不悖的。所谓“罚了不赔、赔了不罚”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这三大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达国家有“经济警察”之美誉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是否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独立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衰成败。因此，应当完善相关立法，以强化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实现中介机构执业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涉及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应当具有明确的表述。例如，《证券法》的第161条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中介机构“应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究竟何为“负有责任的部分”，这种表述就显得非常模糊。完善上述中介机构立法势在必行。 （五）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我国从1979年以来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在《公司法》出台之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外资 企业法》。而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情形不少。 这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立法技术上和实体内容看，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已经不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例如，根据其中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将外方投资者界定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而对中方投资者的界定中却没有“个人”。显然，这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不公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公司不必设立股东会和监事会。而国内投资主体办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三套组织机构。例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外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绝对审批制，一律报经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而根据《公司法》第8条规定，国内股东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原则。 鉴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的某些特别规定，不仅不合乎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我国现行的公司立法，为鼓励外商投资，应当尽快废止现已落后的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凡是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组织机构、股东权、合并、分立、破产、解散、清算和财务、会计等事项的，都应与内商投资的公司一体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立法者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就这些内容作出与《公司法》相重叠、相抵触的规定。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者最忌讳的败笔之处。而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抵触，则直接违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平等原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应当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在合同法领域，1999年新《合同法》的出台标志者涉外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的结束，也标志者中国与外国的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在合同领域已经确立了平等原则。既然在行为法和债法领域能贯彻中外平等的原则，在组织法和公司法领域也不应存在例。 至于不采取法人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当然不能适用《公司法》。但可以分别纳入《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的调整范畴。当然，针对外商投资的特殊性，立法者可以考虑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法》。但是，该法不是商法中的组织法，不是公司法的特别法，而属于经济法中的促成型干预法，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主要规制允许、限制、鼓励、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经济杠杆。 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修改之前，应当明确《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之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有规定时，应当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无规定时，应当适用适用《公司法》；《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均无规定时，应当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司法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纠纷时，也应当根据上述精神确定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广大消费者将是我国“入世”后的最大受益者。由于我国“入世”后要进一步削减关税，逐步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来自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届时，我国的买方市场将更加不可逆转地形成和发育，我国消费者将会需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外国进口日常家电等耐用消费者品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调。除了商品之外，外国高质量的金融、保险、旅游、娱乐、电信等服务也将纷纷登场，供我国消费者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的生产者、销售者和经营者也将在外国同行的竞争压力面前，被迫开发和采用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从而对消费者提高更多的便利和实惠。我国不少国有企业（如电信、金融、保险、商业批发等企业）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即使消费者对其服务不满意，也只得忍气吞声。但外国竞争者的进入，将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冷落那些官商作风沿袭多年的企业。 不断涌来的外国商品、服务和外国商家，既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更自由地“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也意味着消费者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陷阱。因此，在中国大幅降低外国货进入中国市场门槛的同时，应当切实提高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水准。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立法，加大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力度，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例如，《消法》中虽然规定了“经营者有警示义务”，但对国外商品的说明是否必须使用汉语，则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细化。以下仅对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前瞻问题作一初探。 （一）消费者权利和商家义务将会进一步扩张 消费者权利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束权利。以其内容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前者指消费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公平交易权；后者指消费者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监督权。以其行使人数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个体性权利（单个消费者即可行使的权利，如多项消费者权利）与集体性权利（数个消费者共同行使的权利，如结社权）。可分为以其产生依据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法律赋予的权利）与约定权利（商家与消费者约定的权利，即合同权利）。以其保护的法律依据为准，法定权利又可分为《消法》确认的权利与其他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确认的权利。《消法》列举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含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除了这些权利之外，消费者还享有其他法律赋予的一系列权利，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游行示威权、言论自由等。随着我国入世和法治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含联合抵制特定商品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 与消费者权利对应的商家义务也将日趋缜密。商家所负的法定义务绝不限于《消法》第16条至第25条规定的十项法定义务。其他法律也有许多条款扩张了商家的法律义务，从而强化了消费者权利。诸如《合同法》规定了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先合同义务、缔约过错责任、合同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商家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竞合时消费者的选择权、合同解释规则等，即属此类。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商业伦理意义上的商家义务，也会获得进一步重视与强化。有良心的商家可以在法定义务的门槛之上，向消费者承诺履行更高层次的义务。例如，虽然《消法》第45条规定商家对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商家可以更加慷慨地承诺：只要保修期内一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即负责更换或者退货，也可以承诺无理由退货。 为确保消费者权利的兑现和商家义务的履行，消费者将享有更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合同法》对商家违约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为违约商家赔偿消费者遭受的原始实际损失（含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以及二次实际损失（即投诉成本，含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害）铺平了法律道路。又如，为维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人民法院应当以实现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功能，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公正审理消费者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维护消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很难由立法者确定一个固定的数额，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必要 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在具体个案中找到相对公平的赔偿标准。但是，这一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再如，在仲裁与诉讼程序上，对于技术含量高、消费者消费知识匮乏、或者争议事实发生在商家的经营场所之内的消费争议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解决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不仅消费者权利的内容将会日益丰富，而且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的主体也会进一步扩大。例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将会日益壮大。 （二）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立法，抓紧清理、废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文件 消费者法绝不局限于《消法》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构成的、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例如，《民法通则》中有关消费者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合同法》有关消费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规定，《产品质量法》有关商家产品质量责任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商家竞争规则的规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与《个人独资企业法》有关商家投资者责任的规定，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息息相关。 保护消费者权利绝非《消法》一部法律所追求的立法宗旨，而是我国整体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都应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企业不当利益的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例如，随着我国“入世”步伐的不断加快，除了公有制医院，非公有制医院、外商投资医院（包括外商独资医院、中外合资医院）、乃至于外国医院将会进入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可以预言，未来的医疗事故纠纷将逐渐增多。为理顺医患关系，有必要废止过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事故纠纷导入《消法》、《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调整轨道。 （三）正确理解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适用对保护消费者有利的法律规范 在实践中，在适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时，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但一般法和特别法是相对的。例如，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消法》是特别法；相对于《消法》而言，涉及特定消费领域的行业管理法是特别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在适用上是特别法优先适用，一般法补充适用的关系。 在立法机关废止有关法律（尤其是行业管理法）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之前，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可否仅适用这些条款，而拒绝适用作为一般法的《消法》、《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呢？例如，有人将《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视为特别法规定，从而排除适用一般法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该观点颇值商榷。 一部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消法以及行业管理法）中既有民事法律规范，也有行政法律规范，有时还有刑事法律规范。因此，《民法通则》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属于民事法律规范，《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虽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邮政法》的规定理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但是，不管是普通民事法律规范，还是特别民事法律规范，都是民事法律规范，都要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该原则的民事法律规范，不应予以适用。易言之，《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固然不应予以适用，但原因不在于该规定不是民事法律规范，而在于该民事法律规范违反了民法和消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适用。当然，从根本上说，立法机关应当追根溯源，尽早废除《邮政法》中的不公平的特别民事法律规范。对于涉及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法律规定，也应采取这一态度。 （四）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现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经济力量及其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紧密相连。 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商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商法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是有限的，而商业伦理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则是无限的。 聪明的商家不仅应当成为守法经营的模范，而且应当成为诚实敦厚的儒商。缺乏商业道德、不诚实守信的商家，即使算得上合法商家，也必将为广大消费者所唾弃。商家应当把增进消费者利益视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行为指南之一，而非赚钱的手段。当消费者利益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家应当尽力兼顾二者利益；如果二者实在无法兼顾，消费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实际上，商家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既是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商家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的远期经营方略之一。商家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唯一法宝就是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及时对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价值和目标作出反映，及时按照消费者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营销战略，注重在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同时，尽可能地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实惠、便利和承诺。因此，《公司法》应当调整董事只对公司和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立法态度，授权董事在作出公司经营决策时适当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商家应当制定并公布充分尊重消费者利益的、系统全面的《消费者政策》。 为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还应积极探索消费者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的新路子。具体说来，鼓励与保护消费者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并赋予其全方位的知情权、与股东董事、职工董事一道就公司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检验等重大问题参与表决的决策权、就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行使的否决权等积极、有效的权利。目前，许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点。独立董事中应当有适量的消费者利益代表。当然，消费者董事必须来自消费者，由消费者所选，并为消费者服务，不能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所收买，不能与制假卖假的奸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因此，消费者董事应当具有很高的素质，既要有德，始终不渝地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还要有能，通晓公司的经营管理，熟悉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有关知识，尤其是该商品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做到耳聪目明，不为奸商的巧言令色和表面文章所欺骗，更有效率地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之前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为确保消费者董事的廉洁与效率，立法中还要规定消费者董事对广大消费者的定期社会报告义务，这种报告要在新闻媒介上公开。 为鼓励商家善待消费者，立法者应当要求商家导入社会公开法律机制，把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与股东和债权人一道纳入社会公开机制的保护伞下面，并把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由传统的财务性公开，扩大到包括财务性公开和社会性公开在内的广泛内容。消费者协会还应组织商家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商家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帮助消费者行使购物的投票权。 （五）建立快速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法律机制 1.小额消费纠纷应当引起全社会重视 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财大气粗、深谙商品和服务知识的商家相比，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例如，消费者在投诉和起诉中支出的费用都是由自己预付的，而商家的诉讼费用却可以打入经营成本；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和雇员与消费者展开拉锯战和持久战。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恰恰说明了妥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丘建东和高河垣等为赢得小额官司而提起的诉讼被社会褒奖为公益诉讼。 一种观点认为，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诉讼成本过高，主张消费者应当忍让。此说动摇了有关机构受理小额消费纠纷的积极性，而且削弱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助长了商家的侥幸投机心理。实践证明，公正而及时地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有利于补偿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制裁商家的不法、不道德行为，警醒其他商家好自为之，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和自信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市场内需。 2.鼓励商家与消费者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纠纷 一旦发生小额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商家应当首先选择友好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于消费者来说省时、省力、省钱，对于经营者来说有利于保持自己对消费者负责的良好形象，避免伤害消费者的感情，有利于延续和巩固过去形成的客户关系。许多商家设立了专门机构，受理消费者的小额投诉，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商家而言，为取得友好协商的成功，有必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姿态，切忌纠缠于细枝末节。 3.进一步提高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的成功率 商家与消费者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时，往往偏执于一端之理，很难听进对方当事人的不同意见，致使协商很容易搁浅。而由消费者协会出面以调解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省去了消费者与商家因为参加仲裁与诉讼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也不伤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也可根据消费者的请求，主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调解。但由于调解机制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且调解机构的人员编制、调查手段有限，更无强制执行手段，致使大量小额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调解解决。 4.加快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 诉讼克服了协商与调解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久商不决、久调不决的缺点，有利于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使双方早日投入到各自的工作、生活和经营活动中去。各级法院理应扭转“抓大放小”的错误观念，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时、公正地受理和审结各类小额消费纠纷案件。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目前已设立73个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议庭，并吸收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担任陪审员；湖南省常德市也先后在全市9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鉴于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量大面广，关系到千家万户，有必要在全国推广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专门审判机构试点工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运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小额消费纠纷的障碍，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中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有法律依据。根据《消法》第3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这里的“采取措施”当然包括设立小额消费纠纷审判机构在内。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一般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在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诸环节充分体现简便、快捷的原则，重点解决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为避免消费者遭受旷日持久的讼累，人民法院应当尽量引导消费者与商家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从长远看，小额消费诉讼应当由目前的简易程序跨入特别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另外，《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集团诉讼登记制度也可适用于小额消费诉讼，从而方便广大消费者在其他消费者起诉时搭便车。 5.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 同诉讼相比，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原则，具有省时、省钱、省事的简易性特点，能够充分体现消费者与商家的意思自治。但各地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商事纠纷较多，而对面大量广的小额消费纠纷无暇顾及。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既是完善仲裁制度的需要，也是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浙江、辽宁、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消费者协会与仲裁委员会共同努力，设立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收到消费者与商家好评。该类分支机构的仲裁员多由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担任。 如果目前的仲裁机构无力受理大量消费争议，又不同意下设消费争议仲裁分支机构，可否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消费争议仲裁委员会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仲裁法》第10条之规定，仲裁委员会由符合法定条件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这里的“统一”二字，含有反对滥设仲裁机构之意，但在措辞上有别于“唯一”。设立消费争议仲裁机构，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扎实试点，稳步推进，切忌一哄而上。仲裁机构制定仲裁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小额消费争议仲裁的特点，拟定好简易程序规则。 为推动更多的消费争议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各级消费者协会应当鼓励商家自愿向消费者承诺将其未来可能发生的消费者争议提交特定仲裁机构。这种承诺，一旦被消费者接受，就构成了仲裁协议，消费者就可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而无需再与商家另订仲裁协议。商家是否愿意作出这一承诺，是衡量一个商家是否具备诚信资格的重要指标。一旦商家作出承诺，除了仲裁协议和选择仲裁的承诺，商家在保修卡、产品说明书等文件中所作的仲裁条款对商家也具有约束力，应予鼓励。 处理消费争议的仲裁员应当符合法定任职条件，具有良好法律知识修养和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不断改进开庭审理艺术。为早日化解消费争议，加速市场经济流转，还应鼓励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调解结案。 6.处理协商未果的小额消费纠纷需要配套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支撑。例如，为应对消费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小额消费诉讼基金；消费者协会依据《消法》第3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有权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包括担任消费者的诉讼人）；等等。 要建立健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督体系，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检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公权力的监督，消费者、商家等市场主体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消协、行业协会）等社会权力的监督。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监管权限、行政处罚权和裁判权，要坚决强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杜绝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与专横。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对学生德育工作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广阔的开放市场，这种大环境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其看到自己未来事业的前景。但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在学生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作用，因此在思想品德教育的策略方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定位，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 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 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4、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市场经济活跃，人才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承受竞争机制冲击的淘汰和排挤？能否经受挫折的考验？实践证明，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在社会中经受住挫折和胜利的考验，这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包括：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保健医”，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着眼点，使学生增进心理环境的内稳性和肌体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性，以积极主动、平衡灵活、正确理智的心理状态去适应和协调社会环境，成为竞争中的强者。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竞争的心理适应力。在校期间应为学生设计竞争的舞台和竞争的环境，训练学生对竞争的适应力。教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诱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预见性。做好上岗前的心理准备，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了解人才市场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塑造出身体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成长。 5、加强信息反馈和教师的理论培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能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应注意以下两点：（1）加强社会信息反溃经常了解社会思想动态，推断哪些社会事务可对学生产生影响，使教育走在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之前。经常了解企业管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扩充学生的应变能力。（2）要经常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的培训。加强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建设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深入到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每次微小变化前，首先对教师进行理论指导，使教师具备指导学生的理论准备，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更新观念，紧握教育的主动权，使教育具有超前性。 针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有力保障。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重在实践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北京旅游学院管理系在德育上推出的“三自教育”、“学生行为守则”及参与各项活动的“严、细、活、竞、创”的五字要求和“教师形象”的讨论，正是在市场经济下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思考、探索和实践，相信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工商管理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工商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本文将以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着手点，针对目前市场经济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提出在市场经济中将工商管理有效运用的具体措施，希望能够在理论等层面上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工商管理；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基本内涵 0引言 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能够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工商管理工作实施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市场经济发展足够好，工商管理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够得到凸显。本文进一步探究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在探究过程中发现并且寻找相应的规律，促进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好地发展。 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工商管理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目前市场的经济秩序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统治秩序，能够进一步在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促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设置。而市场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且针对市场趋利性的基本特性而言，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体制建设的必然发展需求[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二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若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更没有工商管理存在的必要。但是缺乏工商管理行为，经济发展也就缺少了管控能力与自律能力，很多市场经济行为都缺少相应的管理与监督，而市场经济在失序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正常顺利发展的。所以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就会导致市场经济中的不同对象之间存在纠纷，这一点是由市场经济趋利性因素所导致的。而工商管理能够以相对权威的角度，根据目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根据所设立的工商管理办法以及工商管理制度，对不法商贩以及不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责任管理，最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这些都是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只有正确认识了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二者之间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工商管理工作，落实好工商管理工作。 2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为了加强对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行为的监管，设立了一定的工商行政等部门来进行相应的工商管理工作，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工商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依然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从工商管理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方向，很多工商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多元化的经济行为需求[2]，所以其基本管理行为与管理体系都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执行力，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目前社会发展需要，在基本管理与管控观念上面临着改革与更高的挑战。工商行政部门如何在明确目前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观念的转变也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的首要工作。另外，工商管理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管理行为，所以想要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就需要从根本上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工商管理的组织结构并不能够满足工商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目前工商管理执法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行政部门的大多执法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比如地方政府与工商行政部门之间的直接冲突，阻碍了工商部门进行相应的行政行为等。除此之外，在工商管理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政府在进行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招募时很多都不是走常规的招募程序。所以致使目前工商行政部门缺乏相应的人才[3]，并且没有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来促进其自我能力的提升，所以目前的管理人员普遍没有树立正确的工商管理观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明确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以此促进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3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运用的具体措施 3.1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 想要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的实际运用，就需要在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事实上，工商管理制度在1995年就已经得到初步建立，即《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4]，经过近些年不断的修订，也在具体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责上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与明确。社会发展迅速，很多经济行为已经不能够用传统的工商管理制度去进行约束，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的过程之中，工商制度规定的《广告管理条例实行细则》中就有部分内容与其不符。所以国家之后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促进工商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所以，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因此从制度方面着手，才能够为落实工商管理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从而提升工商管理行政行为的执行能力。 3.2在工商管理进行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 在工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益处，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扩大监督范围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监督力度[5]。另一方面有利于内部管理的和谐发展，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促进工商管理行为的顺利实施。所以在完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的过程中，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机制，良好的沟通是一切管理活动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很多工商管理行为都难以落实到位，所以建立良好的合作管理并且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也是目前工商行政部门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3.3提升工商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 在关注一些工商要闻时，一些工商管理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有关，所以为了顺应目前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工商管理团队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自身，提高整个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比如目前网络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想要落实工商管理工作，还需要提升网络监管能力，从而进一步维护网络市场秩序[6]。在近期的工商管理中也提出了“增强四种意识，更加高效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口号。所以工商管理团队需要从多方面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比如电子商务消费维权、防范利用预付消费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如何去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商管理团队提出的挑战。 4结语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管理行为仍然存在着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工作还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在明确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工商管理者素养的提高以及工商管理制度的优化等多方面加强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用。 作者：刘冀 王骄洋 杜恺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市场经济研究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立足于阶级社会本有的特点，而不是将他的研究基础直接划归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里。比起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经济知识范畴中游走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又怎能将人性问题科学地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出来，即使像斯密那样对过去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使得“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确，这样的进步是有利人类社会的，商业中应当存有人道意识，这样会缓解人们之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出现的人性危机。但是斯密的理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运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说，商人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私欲的贪婪之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经济学研究的进程比之过去其他阶级社会时期都要进步，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结果。但是，“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样就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客观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经济学的那些意识形态很好地做了一些转化，至少超出了一些伪善的表象，还原了发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真实意图。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他将一种人格性关照到了经济研究领域，而不只是将经济学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是一类意识形态。例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俨然会失去平衡状态，这涉及到了生态环境、能量资源等问题。人类生产行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和谐，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大步迈进的阶段，这种对自然界的干涉甚是严重。因此，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研究中，资源问题的出现就已经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对这种本有的缺陷，人的生产行为本身应当有所注意，因此，关于资源的应用问题就是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范畴，包括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都与资源的利用行为有着根本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联系就是人为因素。在人类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环节中就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界存有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自然而然的就要赋予人格化形式，证明经济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有机体中，而绝非是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这样的基础外，异化劳动本身的存在又成为了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事实，而且人也因为经济行为进入到了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学研究范围就被赋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导向以及研究目的总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相结合，同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人的利益的关注。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模式，他选用这样的基础作为他研究的视角，自然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从这一层面上也证明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准确度，即科学性。 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三、货币与经济意志的形成 货币在整个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商品职能，这是货币这种一般商品从特殊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形态，同时也说明了货币存有一种独立性，主要是指它在交换价值中充当了一种适当的价值形态，并且通过这种唯一性也将自身与那些只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立了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这种普遍适用性，使得人们的经济意志深受货币的影响，即引起了人的金钱意识高涨。由于“货币形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的反射”，因此，人们对于其他商品只是一种出于本能所需的积累，而且受到物质本身性质的限制。但是，货币就不同了，人们储藏货币的目的俨然已经超过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一种被人们对于价值形态的错误理解所引发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使得我们可以准确把握这一现象，也就是“当商品转化为货币时，交换过程所给于货币商品的，不是价值，只是特别的价值形态。这两件事情的混同，使人误认金与银的价值是想像的东西。又因货币的某种机能，可由某符号代替，又引起了一种错误：认为货币本身也是符号。但这种错误包含着一种预觉。那就是，一物的货币形态，不是该物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只是隐藏在该物后面的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因此，人们也就是习惯于贮藏一种“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了，尽管货币商品有它的实体存在，但是这根本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所以人们对于金钱储存与致富意识的真实原因都应当清晰化、明朗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于货币的欲望不断上涨的趋势俨然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经济意志，即市场本身需要社会伦理制度来调和，而且市场逐渐在人们被货币的支配中也受到支配。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关的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也在力图保护人们的这种欲望，而且对于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只要保护了人们这种私欲的顺利交易或者是人们货币交易的安全进行，那么它们才可以成为伦理道德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这里需要了解到的是，人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能用绝对的道德理念去要求现实的每一事件或是行为，正如同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错觉一样，可是在现实的市场商品交易过程中，这种错觉并不妨碍商品的交换，反而人们更需要被保护起来。因此，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在此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即对于人类普遍欲望以及行为的保护，那么对于市场伦理道德而言，它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人的普遍需求才是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现。因此，市场的经济意志本身就是人的欲望的普遍化，而对于这种普遍化欲望的保护才是人们所希望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一种经济意志存在的证明。然而，就是在人这种本有的缺陷中才会需求合理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更是在科学与道德相互结合的形式下突出了其经济批判的客观原则，而且这种客观原则将与社会伦理需求形成一种必然性。 作者：周娟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公务员之家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务员之家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浅谈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企业财务人员的思想现状，阐述了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方法与措施。要推进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思想素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素质;加强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专业能力素质。 【关键词】 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措施 财务管理工作是企业经济管理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中枢。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工作的主体，其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财务人员的工作越发受到重视。因此，加强财务工作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企业经济管理的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财务人员的思想现状 目前，财务人员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能够保障财务工作有效的运行。但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财务的门槛普遍较低，存在部分财务人员的非理性行为，为谋求自身利益主动或被动损害企业的利益，给企业及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造成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政治信仰 由于财务人员职业的特点，一旦财务人员存在缺乏政治理性的问题，政治信仰不坚定，极其容易受到社会上负面的价值观（拜金主义，投机主义等）影响，引发财务人员思想上的偏差，导致工作中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甚至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2、法律观念意识薄弱 近年来，财务人员擅自挪用公款，亏空公款，编造假账，虚列会计账目等犯罪现象屡见不鲜，并呈递增趋势。由于财务人员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一旦他们的法律意识薄弱，或者不熟悉法律的相关权利和责任，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极其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3、敬业精神不足 第一，业务素质偏低。很多财务人员对岗位业务的操作达不到相关会计软件和电子办公软件技术的国家标准，工作内容不规范，业务流程不熟悉，缺乏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财务账面数据反映不真实;工作信息滞后，导致信息不准确;导致账目杂乱无章、账实不符，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第二，欠缺职业道德意识。部分财务人员缺乏爱岗敬业、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参与管理的职业道德意识。 4、监督和考评机制不健全 由于财务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分工不明，仅流于形式，难以有效执行，失去了监督的原始作用。不健全的考评机制，不能正确、公正的评价财务人员的业绩，如果财务人员对工作薪酬分配心存不满，可能会引起其工作绩效低下，消极怠工，必定会影响工作效率，进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规范财务人员的行为，是财务人员的力量源泉 财务人员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财务人员中实施，财务人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部分财务人员在社会负面价值观的影响下，只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企业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引发一味的追求金钱或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各种违法违规的经济管理现象，主要原因是思想意识不足造成的，所以必须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杜绝违法违规的经济管理现象的发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为财务人员的工作起到指导作用，既有利于缔造企业财务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又有利于净化不良的社会风气，还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是财务人员的力量源泉。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必要途径 财务人员从事的是一项确保企业组织财务活动正常运行的经济管理工作。要规范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运作，首先要规范财务人员的财务工作行为。只有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才能从根源上减少违法违规的经济管理现象的发生，确保企业管理的秩序正常。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必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的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稳定发展必然离不开财务人员高效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财务人员的效率必须通过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实现。加强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表现在政治、道德、思想和专业能力上，有利于迅速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所以，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财务人员思想观念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改变不科学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以满足企业对财务人员工作上更高的要求，使财务人员在思想意识上紧跟先进的精神文明指向，充分调动财务人员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打好基础。第二，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管理工作的融合，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的必然要求。用积极向上的企业价值观激励财务人员，只有财务人员的工作切实干好，才有利于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才能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为企业稳定、高效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方法与措施 要改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方式，使财务人员更好地承担起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 第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定政治信仰。如果人没有信仰，那么一个人的精神必然是极度空虚的。因此，财务人员需要坚定政治信仰，有了政治信仰，才能够在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选择正确的方向。财务人员只有坚定政治信仰，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二，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财务人员在工作中面对事物、矛盾、问题时，需要学习处理矛盾问题的有效方法，政治理论是最好的载体，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通过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问题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既有利于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又有利于企业长久的稳定发展。因此，财务人员更加需要学习政治理论，修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素质。 2、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思想素质 首先，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财务人员的法律制度，明确财务人员的职责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运用法律制度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来培养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监督，规范意识，发挥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管制作用，把违法犯纪的财务工作行为扼杀在萌芽中。其次，在企业发展中，加强财务人员财经法规的学习，强化法律意识，使财务人员的经济活动行为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约束，规范其经济活动行为。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人员应依法制作财务帐薄，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勇于同违反国家财务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杜绝挪用公款，亏空公款，编造假账，虚列会计账目等犯罪现象的发生。通过强化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违纪现象的产生，有效的将财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企业财务人员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指财务人员自觉遵循职业规范，自觉的抵制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的职业修养。如果财务人员自身的道德意识存在问题，就不可能为企业全心全意的服务，自然财务管理的效益便不容乐观。加强财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对不良社会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良好的防御作用，对经济活动中的漏洞起到了修补作用，对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法规部分起到了补充作用。财务人员职业道德高水准必然是要求对本职工作具有更强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培训、会议等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加强财务人员的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素质，养成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好习惯。 4、加强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专业能力素质 专业能力是财务人员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的技能，缺乏专业能力，将制约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成为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素质，要加强财务人员队伍建设，缔造企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人才选拔方面，应重点考察政治信仰是否坚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否强烈，专业知识是否扎实，择优录用。在人才培育方面，根据岗位职责的需求，业务特点的不同，分类别分阶段的开展培训工作，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素质，积极地为企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准备。 财务人员的各方面素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构成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只有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财务人员，才能更好地完成财务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能。因此，必须加强财务部门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对财务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意识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只有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企业才会有一个健康稳定的工作环境，才能保障经济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加强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势在必行。对企业和社会发展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财务人员工作正常运作的强有力武器，有效的减少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确保企业管理的秩序正常，促进企业和社会的稳定、生存和发展。对于企业财务人员来说，加强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与思考，与工作内容融会贯通，运用于实际的财务工作中，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是财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关键。所以，企业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工作，财务人员本身也要通过自我学习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浅谈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 摘要：本文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契机，分析目前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即提高财务人员素质、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强化服务意识。 关键词：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策 一、引言 随着高校办学体制的深入改革，特别是高校办学自主权、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已经不仅是原来纯粹的公益事业，而是公益与市场相结合的形态。从而导致了高校学校经济日益多元化，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化，要求财务管理愈加精细化。在此背景下，高校的财务工作在学校整个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突出，同时新的形势对高校财经管理者的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近些年来会计领域负面影响不断，特别是高校财务人员的贪污腐败的案件不断发生，高校财务工作中有法不依、有章不循、违规不究的现象仍很严重。导致上述原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主观方面财务人员思想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强高校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高校稳定有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高校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高校财务部门作为高校的综合管理与服务部门，对高校的日常教学、科学研究与其他日常事业的维持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因此，财务部门在抓好教育事业资金合理、高效运作的同时，应先做好会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当前高校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会计人员整体思想政治素质低、觉悟不高 客观方面，高校财务部门在学校大多数属于后勤服务部门，长期以来财务部门一直属于高校才人引进家属的重要“聚集地”，而高校财务人员是需要既懂得丰富会计理论知识基础，又熟悉高校各个部门的业务特点，并能了解高等教育需求的中高级复合型人才。目前高校人才引进机制客观上直接制约了财务部门的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主观方面，目前大多数高校财务人员属于教辅人员，从身份划定上就说明了财务人员属于附属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很多学校分配制度改革倾向将与之无缘，而使得会计人员地位待遇偏低，职位升迁缓慢，从而导致有些觉悟不高的财务人员同志因此产生委屈情绪，思想上颇为不满，消极怠工。 在此境况下，有些财务同志易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存在着“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错误思想，工作缺乏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甚至有些财务人员未能经受金钱的诱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和管理上的漏洞来谋求不正当利益，从而损害了国家和学校的利益。 2.财务人员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缺乏、方法单一 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家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高校的教育资金的核算量也大幅度提高，例如某省属54所公办高校，2011年实现总收入257.79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20.71亿元，2012年实现总收入264.30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42.71亿元，平均每所高校教育资金核算量达到4.8亿元左右。高校教育资金量大幅度提高造成财务人员平时忙于应付日常核算业务，缺乏政治理论学习的时间。同时，又有部分财务人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务虚不务实，对思想政治教育走形式，走过场，文件强调的多，而落实的少，尤其是在事务繁多而杂乱的情况下。 另外，财务人员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存有误区，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进行简单的开会，在会议上讲一讲，领导念一念，大家记一记，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也正是由于这种单一的教育方式，导致财务人员对其缺乏兴趣，而思想政治教育只能留与形式。 3.财务人员主动服务师生意识不强 高校财务人员日常由于工作繁忙等多方面原因，存在一些服务意识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缺乏对办理业务师生的理解、态度冷漠，甚至出现对待老师和学生的态度不一样、对待生人熟人不一样、对待领导和群众表现特别不一样的情形。曾有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某些财务人员服务意识，即“财务处，门槛高，门难进，脸难看”。当然这类财务人员只是少部分，但任何一个财务人员态度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这个部门的形象，长期以往，会造成教职工和学生与财务部门之间产生隔阂，疏远与师生的距离，不利于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日常管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在高校财务这个运作全校巨额教育资金、统筹全校各类财经业务的部门，必须加强其人员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岗位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三、加强和改进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措施 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决定人的行为，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财务人员做好各项工作的思想基础，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时刻把思想教育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针对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改革财务人员引进机制，全面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首先，高校要改革原有财务人员引进机制，建立灵活的财务人员考核选拔机制，以弥补高校刚性人事制度的不足，有效解决急需人才又无法引进的问题。同时，严把财务人员选人、用人关，把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作为重要的选拔条件，以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熟练、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的财务队伍。另外要树立优秀财务人员的先锋模范榜样，为财务人员素质的整体提高构建良好氛围。 其次，高校财务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增强财务人员法制意识。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规范和制约财务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既有利于帮助财务人员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提高做好财务工作的能力，更有助于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加强制度建设，重点是要搞好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既能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又能合理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执行，靠的就是内部控制。制定出一整套适合本单位实际的内部控制制度，为财务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2.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对人采取什么态度，是能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为此，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因地制宜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边实践、边探索、边完善，对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总结，从中找出规律，加强教育工作指导。要经常密切联系部门群众，把握具体财务人员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萌生的问题和矛盾，积极做好事前、事中的思想教育工作。 其次，创新实践，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高校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会给教职工的精神状态、行为规范、思想观念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冲击，这就要求必须主动适应的新要求，进一步改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用于变革，既要克服抛弃传统、另搞一套的倾向，又要纠正因循守旧、不求创新的倾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摒弃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那些不适用的做法，大胆创新实践，有针对性地形成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路，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新的工作方法。 最后，方法灵活多样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环节。要注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灵活性，积极创造条件，拓宽教育渠道。要把财务人员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列为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教育内容，组织财务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教育中开展活动，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即把思想教育愚于文化活动、精神生活之中，又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落后的文化现象，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营造健康、向上、宽松、和谐的氛围。 3.坚持“以人为本”，强化财务人员的服务保障意识 意识是灵魂，有了强烈的服务意识才会在日常财务工作中自觉地作出服务行为，为高校师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因此，财务部门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以“以人为本”为原则，要带着对财务人员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理解财务工作的繁杂与琐碎，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切实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不断地对财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服务意识，增强服务意识，在其思想深处真正形成服务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从而促其产生服务的动机，自觉地作出服务行为。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要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典型的激励和警示作用，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形成清正廉洁光荣，损公肥私可耻的行业正气，以强化财务人员的服务保障意识。 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财务人员不但要加强财务自身业务学习，更要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道德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认识和觉悟，从而规范财务人员的行为，使之成为具有良好的政策法纪观念、职业道德、业务素质、社会公德和敬业精神的财务工作者。 浅谈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职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职业技术高校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1.1财务人员主观因素 1.1.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 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相对来说难度较小,部分财务人员认为只要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就可以,而忽略了思想政治的学习。认为思想政治的学习就是浪费工作或业余时间,进而导致了部分财务人员思想觉悟低,工作懈怠、缺乏责任感,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去触犯法律。 1.1.2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不足 财务管理是为了职业技术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而服务的,因此在服务的过程中要以教育为中心。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人员往往容易摆错自己的位置,把财务管理当作学校的工作中心,导致财务管理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为教育教学的助手的作用。 1.1.3法制观念不足 长期面对大量的金钱诱惑,只有依靠坚定的法制观念才能够坚守底线,保证财务资金的安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部分财务人员的法制观念不足,竟然可以看到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出现,增加了财务风险。 1.1.4缺乏服务意识 职业技术高校的财务人员是为了师生而服务的,然而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部分财务人员的服务意识逐渐变弱,面对师生的问题时缺乏工作热情,往往对于师生亟待解决的问题采取一拖再拖的方式。同时不愿意听取师生所提出的意见,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师生对财务人员服务的满意度。 1.2外界客观条件 1.2.1业务繁忙,缺少学习时间 由于财务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会计年度末结算期间,财务部分的日常工作量是巨大的、然而很多高校并没有配备足够的财务人员,这就导致了每一个财务人员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业务,缺少空闲时间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 1.2.2学校缺乏对思想政治建设的关注 学校在对财务人员进行考核的过程中仅仅注重其业务能力,对思想政治觉悟缺乏必要的重视,同时学校也没有定期政治财务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学习。因此财务人员为了提高自身的考核成绩,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提高业务水平上,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 1.2.3薪资待遇与社会地位 财务人员属于职业技术高校的后勤部门,相比于教师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不能够享受同等于教师的尊重。同时他们的薪资待遇也远远不如教师,这难免的会打击财务人员的工作和学习积极性。 2职业技术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对策 职业技术高校财务人员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要从财务人员、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入手,多管齐下。 2.2财务人员 首先,财务人员应当树立学习意识,积极抽取空闲时间参加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其次,财务人眼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学会拒绝金钱、名利的诱惑,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坚持诚实守信的、奉公守法的工作原则。再次,财务人员要树立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师生的需要、为了学校教育教学而服务,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最后,培养创新意识,在继承原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大胆的进行创新,不断革新财务管理方法、创新服务方式,与师生之间建立融洽的关系。 2.2学校方面 2.2.1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考核标准之一 首先,学校在招聘财务管理人员的过程中要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觉悟,对于道德素质低下的人员即使业务水平再高也不能录用。其次,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要将思想政治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并对其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 2.2.2定期组织思想政治教育 由学校组织相关教师定期的对财务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其理论知识的积累。并引导他们在财务管理的时间中加以应用,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2.2.3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 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通过外界有力的监督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使财务人员不敢存有侥幸心理。同时建设节约型校园,减少财务人员贪污的机会。帮助财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提高其道德素质。 2.3社会方面 首先,良好的社会风气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此要做好高校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树立一种全民学习的风气,从而才能促进财务人员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其次,财务人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因此要针对财务人员的工作性质与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案,例如财务安全便是针对财务人员的教育重点。最后,积极创新教育方法,采取更加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财务人员的学习兴趣。 3结语 综上所述,职业技术高校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已经成为了影响财务管理工作效率、高校财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从个人、学校、社会等多个方面共同下手,做好对财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国有经济垄断部门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关于中国国有经济垄断部门的改革问题 (一)“垄断部门”的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推进改革锁定在哪些部门 1、“自然垄断性”的部门 对于“自然垄断”不能望文生义地解释为“自然资源的垄断”，这是两码事。有的属于“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有的属于假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或原本属于“自然垄断性”但现在已经“变异”了的环节。不论是假自然垄断性环节，还是已经“变异”了的环节，目前还在“自然垄断”的旗号下垄断着，实际上是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的色彩。这包括铁路、民航、电力、电信、邮政等部门或环节。 2、专卖专营性的垄断 在中国突出的是烟草行业和盐业，特别是烟草部门。我曾对云南红塔集团做过调研。红塔集团所属8个企业，其中在东北的沈阳、营口、长春、延吉和海南海口有5家，在云南省内有3家。仅云南省内的3家去年的税利就达183亿元人民币。据了解，近几年，全国烟草行业每年创利税达两千多亿元人民币。199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这属于法令性垄断。但在中国加入《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烟草行业也面临全球化竞争，行业内部亟待改革。 3、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垄断 包括供水、供气、供热、园林绿化、城市公交道路等等。前不久，我参与了《国务院关于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和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讨论，深感情况复杂，这里既有公共性和自然垄断性(如给排水、供气、供热等需要网络输送的部门，具有某些区域垄断的特征，就这一点来说，与“自然垄断性”部门有一定交叉)，同时又有市场性，需要分类改革。 4、具有重要地位的战略资源和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部门的垄断 如石油、天然气(石油部门一般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天然气部门的管道传输部分具有“自然垄断”性)和其他重要战略性资源(如国有森林资源)的垄断。此外，还有涉及国家核心技术的军工部门等领域的垄断。 (二)2006年垄断部门改革取得的主要进展 1、邮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邮政部门过去是政企不分，邮政局既是政府又是企业。这项改革酝酿了8年之久，去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信息产业部推动，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改革的内容，第一步，就是把作为政府的邮政局和作为企业的邮政公司实行分开，目的在于把邮政公司建成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并且把邮政系统原有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剥离出来，建立了中国第五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 2、资源领域国有林权制度改革 这个涉及到资源类的改革问题。我曾对伊春试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林区国有林地400万公顷，经过政府批准拿出了8万公顷进行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占2％。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国有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职工，或者说职工租这个林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林地由职工来承租，租期50年，交租金。其二，将林地上面原来国有的林木，转让给职工个人来拥有、经营，这是2006年、2007年改革的突破点之一。何时推开，在多大范围推开，尚待研究。 3、油气市场的适度放开 2005年中国相继出台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石油天然气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出台，促使油气市场可按照国家规划逐步的放开。现正在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定相关政策，准备向非国有企业开放。在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方面，由于缺乏相关资格认证，非公企业尚未实质性进入，但是非公企业可以向相关勘探部门注入资金或设备投资，以资本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勘探和开发过程。 4、其他的垄断性领域的改革 如电力方面正在研究新的改革方案，酝酿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民航改革，在现有的国航集团、东航集团和南航集团基础上，已允许组建民营航空公司。目前中国已有7家民营航空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并进行客运航空服务。铁路部门的投融资体制也开始启动，“轮子”下面的路轨建设已有民营资本进入，“轮子”上面的运输部分也有“大秦铁路”的改制上市。此外还有电信等等。 (三)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推进 1、政企分开，价格合理化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中国的俗话“桥归桥，路归路”。要划分“边界”，定分止争，“政是政，企是企”。至于价格方面，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长期被人为压低和扭曲，难以真实反映成本及其变动，价格的合理回归及其新思维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我认为上述两方面的核心问题是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这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基础。 2、放宽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 放宽淮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这个领域以外的其他行业国有资本可以进来，另一个是非公有制的资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来。据介绍越南去年颁布《统一投资法》，不仅允许国内国有资本，而且允许国内的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越南。我看了2006年越南的投资结构，在高达390万亿越南盾的总投资中，国有资本及国有法人资本占51.6％，民间投资32.8％，外国直接投资占15.6％。这意味着国有(51.6％)与非国有(48.4％)大体各占一半。这虽然是总投资(包括部分竞争性行业)，但对我们研究中国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很有启发。 3、打破垄断，竞争公平化 过去中国的垄断性行业竞争性很不够，基本上是垄断的状态，下一步既然引入了各种资本，就要进行公平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行业里面，国、民、外三种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且也包括本行业和外行业的竞争，比如说公路和铁路的竞争，公路和民航和水路的竞争。 4、改善规制，监管科学化 在垄断性行业放开之后，作为政府的部门要加强对垄断性行业运营状况的监管，一要独立监管，二要依法监管，三要统筹监管，四要透明监管。应该说这也是垄断性行业下一步改革的保障性的措施。垄断力量的长期积累，已经筑起了较高的垄断壁垒，而且这种垄断是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干预所形成的，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利益体系。因此，必须在解决垄断部门的利益上下功夫，这样改革才有可能深化。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一)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共十六大讲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表明，政府的职能应更多地要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即使是“经济调节”也应集中于宏观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不平衡、且处于大变动”的国家，宏观管理不可否定，但不可超越边界。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被误解了，把“经济调节”变成了干预微观经济，所以应明确地提出“三不该”：政府不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不该包办企业决策；政府不该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二)“四个分开”，即政资(资产)、政企、政事(事业单位)、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 这里最难的是政资(资产)分开。其难点在于如何切断(至少是弱化)政府干预企事业单位活动的资产纽带。可否考虑三条：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严格控制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范围内，这在中国可率先把4万多个乡镇政府、2800多个县市政府以及一部分地市政府从“政资不分”中解脱出来；二是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实行“上分”、“下分”。“上分”――政府的“公共管理者系统”与“出资人系统”分开，“下分”――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分开；三是用许可法约束政府的行为。中国现在还有明显的政企不分，特别是铁路应尽快政企分开。 (三)改革“审批制” 近年虽然减少了一些，但大多是一些枝节性的。不是说完全取消，问题是审批太多太滥。 (四)推进行政管理层级的改革 中国现在的政府层级，除了海南省和4个中央直辖市之外，26个省、自治区都是五级政府。随着信息化和交通的改善，层级应该有所减少，这项改革已经写到“十一五”规划，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难度较大，估计本届政府再难以推进，下一届政府应当加快推进。 (五)社会事业改革问题 这不属于政府本身改革，但是跟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一些就是所谓“参公”事业，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情况很复杂，要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 提要本文阐述了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实质问题，并对具体运用的目标、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可操作性进行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 一、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初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二、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上文分析了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三、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投标报价的计算方法直接关系到中标结果，关系到公平竞争、公正原则能否有效得到贯彻实施；同时，是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对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有一个较高的认识。通过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起到从制度建设上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监督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扼制高价标以及供应商投诉问题的发生。 四、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说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说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几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使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国外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于关注。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此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中国亦是如此。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条属于经济手段。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与知识经济探究论文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知识的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论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 【摘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西方 经济 行政管理 自由主义经济学 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 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 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 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 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简介：吕规（1980-），男，汉族，江西宜春人，任职于南昌工学院思政部，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夏庆宇（1981-），男，汉族，辽宁鞍山人，任职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网络经济与工商行政管理 电子商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电子商务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工商部门必须对互联网依法实行管理，在推进网络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科学监管。 一、将备案和核准分别对待 工商机关最为重要的行政职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实施准入登记。但是，相对于现行的市场准入制度。网络经济的市场准入至少在两个方面无法包容，一是网络的开放使这个虚拟市场在准入上变得无比简单、容易：二是电子交易的迅捷使现行在市场准入环节中对经营范围的规定形同虚设，面对网络经营主体，我们应当逐步放弃和改变现行登记制度，代之以备案和核准相结合的登记制度。引入区分一般行为市场主体和特殊行为市场主体的概念，对在淘宝网等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普通商品的大众化市场主体界定为一般市场主体，在准入上实行简练的备案登记制度。对主体经营范围从目前的许可式规定改变为禁止性规定，即从规定可以做什么变为规定不可以做什么，放宽政府对网络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的主观干预。对一些需要前置条件和经营涉及重要行业的网络经营主体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批登记制度，并加强对它们在有形世界中的管理。 二、将监管与服务和谐统一 近年来，工商部门对于传统的有形经济，始终强调的是监管与服务并重，并努力将服务寓于监管之中，但对于网络经济强调的是监管，几乎没有提到服务。而网络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我们提供网站身份认证、网络政策法规介绍、网络消费警示、优秀企业网站展示等具有服务性质的监管。因此，工商部门在开展网络监管时。要特别注重对网络经营主体的服务工作，尊重网络经营主体自主选择其活动内容和行为模式，削减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尽量发挥市场和法律在引导网络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努力为网络经营主体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保护网络经营主体问的公平竞争秩序。 三、将有形与无形无缝对接 工商部门是商品流通领域经营者的准入机关。并按经营主体住所进行属地登记管理。在网络经济管理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网络对各类经济主体而言，无非是一个有用的经营和宣传工具，他们商事行为的责、权、利，最终都要落实到有形主体上来。因此，网络管理工作最终也必然落实到有形经济主体，从而也能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经济户口数据库中找到，其相关登记事项与网上显示的相同。如果数据库中找不到该主体，那么，该网络经营主体在有形世界中就属无照经营，必须加以取缔或督促办照。如果能找到该主体，但登记信息与网上显示的有出入，就有虚假宣传嫌疑，必须加以纠正或查处。为了方便公众了解网络经营主体的真实性，必须全面开展网站或网页的身份认证工作，在网站或网页上悬挂工商营业执照。需要强调的是，认证对象应该是所有网络经营主体，即包括传统企业设立的网站和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经营者。做到这些，就能做到有形和无形两个世界的无缝对接。 四、将属地与大区域有机结合 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信息交互的即时性和交易行为的隐蔽性，客观上给执法工作带来了诸多问题。一个网络违法广告，可能是广告主在北京，广告地在上海，广告受众则遍布全球：一个无照从事网络商品销售的经营者，点击几下鼠标，就有可能销毁网络店铺和所有经营记录。对于在外地网站虚假广告的本地企业，最终受到处理的只是本地企业，因管辖权、执法成本、监管认识方面的问题，外地的广告主、广告经营单位一般无法得到应有的处罚，对于各类蓬勃发展的BtoC电子商务平台中具体某一网络经营主体的准入登记，还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由经营主体住所所在地，还是由电子商务平台所有者的办公所在地工商部门负责登记，没有统一操作办法。同样，对于网络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会碰到到底应由发现地、平台所有者所在地、经营者所在地还是消费者投诉地的工商部门负责查处的困惑。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工商部门的有效监管， 各地工商机关如何紧密分T和团结协作，监管好网络经济中所有的网络经营主体及其行为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建立大区域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模式是可行的。就准入而言，对于传统型和许可型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管，应按照传统有形经济的属地管理原则，从有形的工商企业主体入手，对他们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管。对于Bt0C电子商务平台中网络经营主体的备案登记，也应同样由网络经营主体住所所在地的工商部门负责。同时，电子商务平台所有者住所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全力配合监管，要求平台服务商开通网络经营单位必须凭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的工商备案登记证。就监管而言，国家工商总局建立网络经济管理信息中心，各省市县局都能以不同用户进入该中心，录入所辖区域管理对象的基本情况，实现系统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资源共享，形成一个互联开放的工商网络执法信息网，联合查处各种网络违法行为。 五、革新现有方式方法 近年来，全国各地工商部门对网络经济监管工作相对有所重视，许多地方还将监管情况列入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并明确相关责任单位和专门下发文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成绩稍突出的地方也大多是利用传统手段，查处网络虚假广告行为，查处一个是一个，没有系统有效的监管平台。一些地方对网站进行备案登记管理技术已经落后，方式上也不是工商部门切入网络经济的最好方式，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既要充分运用现行有形经济中对经济户口采取的年检、信用分类监管等管理方法，又要探索研究新的管理模式。现在看来，通过对所有企业网站进行身份认证的举措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在技术上，如果已经发行企业数字证书(又叫“CA证书”)的省市，要充分利用企业数字证书的强大功能，使网站身份认证结果更具有法律效力。搭建一个高质量的网络监管服务平台，并通过网站身份认证努力做到辖区所有企业网站都能有一个超链接，与此平台相通，从而使工商企业网站身份认证工作具有显著影响力。 六、建立完善工作体制 从根本上看，网络经济监管最终必将成为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日常监管的基本内容。但是，网络经济监管作为一项缺乏实践经验的崭新工作，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体制。当前基层县级工商局都没有专门管理网络经济的科室。在网络监管工作中，商广线侧重开展网络虚假广告行为的查处，经检线侧重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市场线负责电子商务市场的培育，企业监管线在年检中有企业网站信息的采集项目，信息中心或信息办仅帮助各业务线解决在办案中碰到的取证技术难题，各自为战，缺乏联系。实践证明，这种机制 不能有效推进当前工商部门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工作。 浙江省基层工商的网络监管实践表明，网络监管最好采取由信息办(有别于一般的信息中心，属行政编制序列)牵头、业务科室参与、基层工商所具体实施的模式，信息办制定网络监管计划，开发相关网络监管软件，管理相关网络数据，向业务科室提供网络违法案源，协调各业务线工作，指导各基层所开展网络监管，开展网络监管业务知识培训，协助网络违法案件取证等。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技术保障到位，便于应对网络监管横跨多条业务线的实际问题，同时专用软件的开发可以统筹兼顾。其缺点是目前基层工商机关信息办的力量有限，缺少精通工商业务工作的骨干，对牵头开展网络经营行为监管，还需要探索、渐进的过程。现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虽然没有信息办这个机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让现有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人去熟悉工商业务比让业务线的同志去熟悉网络经济，其实施起来要相对容易。 七、建立综合监督服务体系 工商部门通过各种举措推进网络信用体系建设、约束网上违法行为的积极意义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本部门单独执法和服务难免有许多弊端，在某些方面也力不从心。为此。必须建立综合性的监督服务体系：一是教育广大网络经济经营主体自觉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由于网络市场既是一个虚拟的、全天候的、全球性的市场，也是一个违约者、侵权者的乐园。因此，在网络经济管理中很有必要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的权威，强调当事人认真履行法定和约定义务，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将愈来愈重要。工商部门应当满腔热忱地支持网络经营主体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并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动。三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网络经营主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目前，大众传媒对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督还很薄弱。工商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大众传媒对网络经营主体进行经常有效的监督，对损害网络消费者权益的观念、行为和制度进行鞭挞。四是建立独立执法和并肩作战机制。首先要分清哪些是我们独立作战的职能，哪些又是需要联合协作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执法和联合执法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做到独立作战，当仁不让；并肩作战，共同负责。 网络经济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经济模式既有相同的一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改变一些在以往管理中习以为常、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尝试一些新的管理思路。这些新思路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内容，并且将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 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濯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 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梅啥记康髁恕巴晟坪旯鄣骺亍闭庖蛔钪匾墓芾硎侄巍？/P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 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分析与建设思路 专业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直接载体。高校通过划分专业来设计教学体系,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不同的专业是由各学科理论知识依据不同规则和方法进行归集、配置所形成的。所以,专业成为学科、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的集结点或配置平台,是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的关键。 专业设置和建设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相同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课程等资源配置也大体相同,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由于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及其侧重点的理解、设定不同,即使相同专业,其学科、课程、师资等资源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相同专业的不同特点。持久、稳定、系统、规律性的特点集合而成为特色,即相同专业的不同特色。 一、专业特色的形成条件 1.历史条件和因素 许多专业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应当时社会实践包括生产、管理、军事、政治等急需而设置的。以后的发展、延续和壮大往往都蕴含着起初的历史痕迹,并渐进凝结为特色。 2.环境资源因素 专业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院系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浸染专业的成长。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差别性的特点。 3.时间因素 专业特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需要酝酿、产生、更新、变异,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生息息、重组再造、演化整合等,最后由每一代变异留存下来的富有生机的因素凝结为新的变异体并呈现特色。这里有两点:第一,特色是在特点上形成的,是由诸多特点有机组合而成;第二,特点与特色的不同,在于特点可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而特色是特点在不断地更新、变异、整合中最后形成系统、持续、稳定的状态,是特点之有序集合。由此可见,没有一定的时间,特色是很难形成的,或很难称其为特色。 总之,专业特色应当在一定的历史延续中和特定的环境资源里,经过较长时间和几个阶段的发展,逐步融合而成。 二、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 1.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 以政府为管理主体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一般过程,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传统,相应地,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传统搭配方式形成了政治学背景和倾向的特点。然而,随着行政管理向法治化、科学化的扩展和推进,以及行政与法、行政与管理技术的日益融合,行政管理开始告别传统时代。同时,与政治相对分离的行政管理开始向各领域的分部门管理延伸和扩展,出现了教育行政、卫生行政、文化行政、军事行政等,行政管理衍生、推进至公共管理阶段,步入公共管理形态。经济行政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独具形态、在理论及理论实践的发展中蔚为壮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尤其是当今时代的主体活动,管理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专业行政部门日益分化、发展的格局中,经济行政也成为独立的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壮大。何况任何领域无不包含和渗透经济活动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内容,使得经济行政不仅具有不断壮大、相对独立的领域,而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2.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含义和支撑体系 经济行政是指以经济活动和领域为对象的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循传统、保持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和突出经济及经济管理课程、师资、实验等资源配备,以培养懂经济、知法律、擅行政、会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经济行政与公安行政、司法行政、人事行政、军事行政、教育行政、文化行政、医疗卫生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并列存在、相互区别。 专业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时空因素,一个是时间维的历史传统因素,另一个是空间维的资源环境因素。这里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在历史渊源上,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由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演变而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创建于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工商行政管理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交易、竞争行为和有形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过程。既是政府行为,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行政、法律融合一体的经济行政管理,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1998年,教育部组织调整高校专业目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不复独立存在,学校的相应专业转型、扩展为行政管理专业,设于公共管理系下。整个专业的转型经历了名义阶段、板块阶段、覆盖阶段,目前正向融合阶段发展。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和保持行政管理专业一般特征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由课程、师资、周边专业学科、相关社会资源支撑的经济行政特色保留了下来。 在环境资源上,学校以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见长,相应的师资、课程等资源丰富。学术氛围也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学为主调,同时,又有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和历史较长、特色鲜明的法学学科专业。这个特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明显体现。学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规范。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和文法4类提出学科基础课课程设置方案,原则上统一执行。学校结合专业和历史等情况确定专业课设置。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原则下融汇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因素,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并反映了专业特色。例如,公共基础课中有“高等数学”课,学科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政学”、“统计学”等经济管理课程,在专业课中有“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同时,行政管理的核心课、基础课诸如“政治学”、“行政学”、“领导科学”、“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行政伦理学”、“公共管理”等数量和理论知识比重充分,功能不减,既保证行政管理专业的本色,又具有经济行政特色。 在时间因素方面,学校有17年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并赢得较高声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了11年 的办学历史,并于2000年建立了北京市属院校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2007年成为北京市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第一个重点建设学科。经济行政特色在历史延续和探索中日趋成熟、稳定。 在社会资源方面,学校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学会、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与交往,包括会议、调研、课题研究、咨询培训等方式。近年来,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管委、城市科学学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经济行政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扩展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管理空间。 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比较交流方面,有可供分享的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经济行政的研究著作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蒋云根教授编著的《经济行政管理概论》。学校工商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企业行为规范》丛书、《工商行政管理》系列教材以及多部单本著作;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以及国家部委有关经济行政方面的科研项目。近10年来,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依托所在院校的资源、历史等,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以其历史和经验获得独特优势。 三、行政管理专业的价值评估 1.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肩在我国呈后发之势。公共管理在后市场经济时代是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强烈。作为北京市重点大学和人才培养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属院校处于前列,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培养经济、行政、法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 2.行政管理专业在学校的地位 公共管理学科与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并驾齐驱有益于丰富学校学科类型,完善学科结构,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实力较强,公共管理学相对较弱,但具有良好基础并在北京市属院校居于前列,搭建了学科结构有力、专业齐全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平台。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的母学科,历史长、特色显、有优势,应当成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增长极。 3.学院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后盾和平台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的城市学院,是为专门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而建立的。学院依托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设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以及首都经济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这种专业学科环境既具有复合型、交融性,又不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宗旨,有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有利于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塑造和体现;同时,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筋”,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具有粘合、伸张的作用。 四、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 1.在既有体系中巩固特色 一是丰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上体现特色。保证专业通行的基础课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必备的学科基础课不缺门;通过课程建设,增强课程针对性,力求精要;通过沟通研讨,达到课程之间相互了解、互补和融汇。保证体现特色的经济学课程。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外,还应坚持开设“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通过考试与考查、必修与选修的制度设计,优化经济行政效果。开设“法学原理”、“行政法”、“经济法”课程,满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功能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为核心的政府监管和经济监管课程板块,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贯穿,经济、行政与法律的融合,凝结和强化监管功能的专业设计。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体现特色。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政策分析、参观考察相结合;选聘校外、政府、企业的专家,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或储备,在专职教师组织下,穿插搭配兼职教师的专题和讲座;通过“数字城市实验室”建设,改善实验条件,加强软硬件功能开发和综合利用。同时,适当增加实验课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控制教师选聘结构,充分调配现有资源,形成学术型、讲授型、实操型师资的有机搭配。 2.将特色的基础拓宽,触角延长 拓宽与之交往的经济行政部门范围,由工商行政部门扩展到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进而扩展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制度性联系;在上述政府部门和系统建立实习基地,形成持续联系,延伸触角;通过科研和教师纽带,与上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增强教师对实践的了解,增加学生直接、间接的实践机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聘任、聘请兼职教师、指导教师或吸收为团队成员,增加互动通道。 3.在学院复合学科环境中,吸取营养,谋求新生 学校的城市学院是系、所合并的学院,学科专业较为宽泛,教师的专业领域更加复杂。学校规划城市学院建设发展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院、系、所,学科、专业、方向相互交织,对学院的组织管理和业务规划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机遇。处理不好,各种要素混杂交错,内耗互扰;处理得当,相互倚重,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实际上,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两个学科具有新兴和开放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区域和公共方面的融汇之处。两大学科的交融为各自学科及其之下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富营养的土壤。行政管理应当借助公共管理寻求应用空间,借助区域经济管理增强经济行政特色。 4.在国际交往中检验调整,发展壮大 经济行政特色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独有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也能找到学理和实践的例证。政府管制领域是经济行政的集中体现领域,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日益关注的热点。 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工程等话语和理论体系是值得关注、研究、探索和借鉴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有助于在国际环境中检验、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理解,从而不断延续、推进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发展。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经济 全球化”给 1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 历史 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 3 为适应“ 经济 全球化”, 3.2 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 科学 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研究 【摘要】 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 西方；经济；行政管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国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吕规 夏庆宇 单位：南昌工学院思政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探究 摘要: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知识经济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知识经济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因此，探究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具有实用价值。本文阐述了知识管理的内涵，探讨了知识经济给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经济;行政管理;影响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当今社会，提到“知识管理”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面对与日俱增的、非连续性环境出现一定变化时，就可以按照组织的适应性及生产条件、以竞争能力等各种现实情况，制定出迎合性措施。合理科学地认识“知识管理”，这种管理就是将人作为中心位置，把信息当成理解的基础，将创新知识当成最终目标，将知识作为一种能够开发的资源对待。总而言之，“知识管理”即为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获取和运用集体知识以及技能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管理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就是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信息资源。最终的目的是将人对知识创新以及处理信息二者有关能力的有机结合。 (一)在行政决策上的转变 因为广大群众们就政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过程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无法对实际中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对比，哪怕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扭曲和变形也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呢？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使网络形成了对行政决策监督的无形之网。随着网络被广泛地运用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的清晰度和了解度，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群众通过网络便能够轻易地了解到行政决策的内容，将不同的决策方案和自身的利益作对比，看清自己的立场，然后发表自身见解。 (二)建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在以知识为经济的时代，一方面日后知识必将在行政管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可以对知识进行掌握以及驾驭，并且可以由此对行政管理进行创新和改革，所以这些全部原因都将人置于经济社会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展相较以前更加突出和明显了；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逐渐开始追求自主性和个性化自我价值，并且由于人在行政管理中地位变高的缘故，他们的这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完美的释放，“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以此得到实现。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一)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识经济的时代，领导自身的知识含量直接间接的成为了下属们判断其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位以及是否有能力胜任工作的基础条件。领导干部们也好、管理者们也好首先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等符合时展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必须对法律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可以参考“依法治国”。而且最好是对所在行业要求掌握的专业类知识进行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学习，还最好对一些现代科技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不但如此，还要掌握和认知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准确履行自身职责。当今社会知识随时都在进行更新，而且速度难以把握，所以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新添和补充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二)对行政绩效管理的影响 所谓行政绩效的管理就是指根据绩效评价来对被评价者按照一定的指标和参考一些标准来对比分析，考察、评定、奖励被评者在一定工作时期内的工作，并且进行一些相关培训活动；通过不断地探索以及不断的创造可以有效地拓展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的新视野；逐渐完善一些奖惩体系，努力实现对管理思想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完善和实现。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绩效管理上也体现出知识的重要性。要争取做到与效益相辅相成。知识经济大环境下，知本非常的重要。知本的地位也位于资本的前面了，拥有多少的知识、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去运用知识等等已经成为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了。这便要求组织管理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掌握量来将战略和运作相结合制定有效的知识管理相关战略，同时对内部知识资本作出高效合理的调配和安排。同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己的知本能力自身必须要了解，同时对竞争对手的知本情况有个了解的话会让自己更胜一筹，防患于未然。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西方国家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的矛盾 【摘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西方;经济;行政管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国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作者:吕规 夏庆宇 单位:南昌工学院思政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区域经济与行政管理冲突问题分析 一、经济一体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并“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跨省级经济区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郑汴一体化、乌昌一体化、西咸一体化等跨市级经济区发展已初见成效。但是,各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都遇到了行政壁垒的制约,“非一体化”行政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以西咸经济一体化为例,早在2002年两市就签订了《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书》,两年后又合作编制了《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八同”思路,最终实现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环保一体化的目标。应该说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但是截至目前西咸一体化的进程远没有达到预期,与其他经济区比较步伐缓慢,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是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为此,认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问题所在并探索体制改革与创新,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区域合作与行政管理冲突的文献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后。Young(2000)[1]的研究注意到在分权体制下,中国实际上为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并认为各项改革推行过程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地区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重要诱因。NaughtonB(2000)[2]的工作论文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间贸易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为主,生产要素、服务和中间产品流动壁垒仍然很大。Yin(2003)[3]运用R D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区域合作的激励问题和增长效应,指出区域合作的情况比封闭拥有更高的均衡增长率。林毅夫等(2004)[4]强调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是分权式改革的逻辑延伸。王健等(2004)[5]通过提出“复合行政”的概念,认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周业安等(2004)[6]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秩序与政府竞争秩序的合理构建对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赵永亮,徐勇(2007)[7]在引入地方政府的消费偏好下,构建了两地区边界效应模型,检验了我国市场分割的程度。他们的研究理论意义重大,但还没涉及最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本文结合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实际,从面临的难题入手,建模分析,得出结论。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难题 从制度上讲,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包括上级政策倾斜、行政管理强度、行政管理方式等)和市场资源(要素丰裕度、市场容量与自由化程度等)两类。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往往表现得如火如荼,这主要归功于政策资源的释放和市场资源的松绑,之后进程缓慢,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政策资源的内敛性导致行政壁垒。政策资源的内敛性是说在一个行政区内,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政策资源对内的加强与对外的排斥特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体系是垂直运行,地方行政区划之间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经济联系,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计划协调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这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内部的权力转移,其次才是政府向企业、市场和社会的还权。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革,其结果是行政垄断权的大而化小,政策资源仍然超越市场资源,成为了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势资源。由于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局部利益,使政策资源呈现内敛性,不同行政区划间为争夺优势政策资源而相互抵制[8],在没有相应“秩序”规范情况下,势必出现不合作的“诸侯经济”现象。以西咸一体化前的情形为例,咸阳与西安仅一河之隔,由于害怕被西安“吃掉”,咸阳过去长时间不在渭河以南规划发展工业,而把它列为蔬菜区,以此筑成与西安的“隔离带”,这种政策垒明显不利于区域融合。还有比如在招商引资,争取上级给予的优惠政策等方面两市也是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必要时以行政壁垒抵制。 第二,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经济增长的冲击。“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使经济向区域不平衡方向发展是一个内在的趋势”(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欠发展区域》,1974年),“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也表明,市场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过程中若完全放任自由化的市场,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GDP的变化会牵动各行政区首脑的神经,发达地区政府怕受拖累,欠发达地区政府怕吃亏,为扭转这种趋势,各行政区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9]政府之间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实施的协议,保证“合作博弈”能够重复,关键在于能否给那些落后的伙伴一个良好的前景预期,或者通过非市场的力量在合作中尽快缩小差距,这需要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和补偿机制来实现,而这种机制正是目前中国缺乏的。 第三,“合作协调人”的缺位和失效。对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整体经济发展,从长期看这应该也是上级政府的施政愿望。但由于跨行政经济区缺乏与之重叠的行政级别,靠地方平级政府难以合作协调,于是就出现了以上级政府成员为主的合作协调人,但这种合作协调人缺乏权利和法制保障,协调力度大打折扣,加之对各行政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协调只是成了建议,最后变成“东周诸侯不朝觐”,各行政区表面上看同属一个经济区,实际上是各顾各。以西咸一体化为例,两市时常遇到一些诸如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等涉及到双方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的棘手问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一体化领导机构来确保实施,往往使很多问题搁浅或遗留。 以上难题表明,由于政策资源的内敛性,以及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发展的冲击,在缺乏合作协调人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面临冲突,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模型分析: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模型假设 假定地区经济发展手段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两类,地方政府对这两种资源的偏好关系都具有完备性、可传递性、连续性、单调性和严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情况1:独立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市场资源对政策资源的边际替代率是它们的价格之比,也是各自的边际效用之比。实际上,由于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牺牲市场资源的利用而单靠政策资源推进的发展模式导致的效用水平是不高的,西部某些地区在实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这种“行政过度”带来的低效用。 情况2: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政府的短期偏好在于使用政策资源,过度的政策资源使用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政策资源逐渐演变成保护内部“弱市场资源”的行政壁垒;二是对有限政策资源的争夺,造成两地相互抵制,互筑行政堡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由此形成。 四、对冲突的进一步解释 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在此不能达到优化配置,主要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单一的政绩评估机制和政治晋升中的经济人行为 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依然以经济建设成绩为中心,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依据本地区财政税收、本地就业和GDP增长速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施政观可能会导致两个极端:从时间纬度上,地方政府为实现任期内的跨越式发展往往较少考虑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从空间纬度上,面临同一经济区内的行政区划的边界时,为了保护本地利益,政府往往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生产要素的流动,人为制造区间壁垒。 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10]。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因为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个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而在当代的经济竞争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合作优势互补。政治晋升的零和博弈往往会干扰经济竞争的合作双赢。 (二)信息不对称与政府间不信任导致的非合作博弈 即使消除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的行为,跨行政经济区仍然存在政府间的博弈,同级政府在面对不完全信息表现出来的等、靠、推的相互观望思想本来就很严重,加之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担心利益受损,致使非合作博弈的产生,其结果是双方受损。如下例的静态非合作博弈,在缺乏互信情况下,即使双方知道合作双赢,但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能采取合理积极的合作措施,于是只从单方面利益最大化出发,导致非最优结果。 (三)区域产业同构化严重,缺乏合作的内容即使制止了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消除了非合作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合作也会面临新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地区经济指标的关注,缺乏对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目标进行系统的战略思考,因此,大多地方政府往往对那些被区域内其它地方政府广泛关注的“热线产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忽视了区间产业互补与合作,其结果带来的是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11],从而使得区域合作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区传统工业产业均以纺织、军工、医药等为主,新兴工业产业又都选择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建材等产业内的相同方面,产业同构严重,恶性竞争和排斥往往对一体化形成威胁。 (四)区域合作的主体不明,缺乏合作的推手政府与企业在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博弈,政府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在更大区域内的有效配置,因此区域合作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会认为,政府不创造良好条件,消除行政壁垒,要素是无法自由流动的,因此区域主体是政府。在主体不明情况下,一体化的进程显然缺乏推动力,等和靠的思想由此产生。实际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应该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如下图所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过渡,前期以政府为主,主要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和规划统筹工作,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后期以企业为主,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从某些领域退出,为企业提供服务。目前西咸经济一体化就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摇摆不定,一体化实施的主体也就不明确,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受阻。 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要构建合理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约束和激励机制,优化行政机构运作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弱化行政区划边界,构建交通信息网络区域经济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等表明,中心城市和地域对周边欠发达区有经济带动作用,而行政区划的边界是两个中心城市辐射最弱的地区,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隔离墙”,要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就必须弱化行政区划边界,在边界区设置经济合作的“通道”以促进经济一体化。西咸共建区就是这一思想的创举,两地在城市的边缘规划建设4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吸引企业进驻和房产开发,使其成为西咸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 交通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属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需由政府提供,跨行政区只有具备较完善的交通网络,要素在区间流动才有物质载体,才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障碍。西咸经济一体化在这方面规划的早但实施的晚,虽然西咸电话并网开创先河,但两地的交通衔接颇费周折,咸阳的世纪大道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与西安同规格公路衔接,群众反映强烈的直达公交线路也是奇缺,晚晚落后于人们的预期,这是急需改进的。 (二)减少行政区划管理层次,适当增加管理幅度,消除行政壁垒 通过行政区划管理层次和幅度的调整,可以直接解决现存的区间行政壁垒问题,将区间经济矛盾转化为区内经济问题加以解决,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行政区划改革要强化经济中心,规划区域布局,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幅度适当、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区划体系,从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区域地理空间[12]。 在不能完全破除历史形成的行政区划前提下,通过部门的融合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之举,它绕开了行政壁垒和法律限制,注重实效,是短期内消除局部矛盾的重要抓手。乌昌一体化在这方面大胆创新,通过合并两地党委,在高层实现战略统一,而西咸一体化这方面比较薄弱,两地部门归属各行政区,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各自主管上级间接沟通,但在渭河污染治理上两市环保部门合作比较积极,为改进渭河支流水质,两市共同制定了《西安咸阳沣河、氵皂河水污染治理规划》,协同关闭造纸等污染企业数家,使水质有所改善,为两地可持续共同发展做好了铺垫。 (三)完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制度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追求政绩时的经济人行为,须对现行的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实施改革,新的考核制度需体现以下几方面:一是考核指标尽量量化,体现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既要有数量、速度指标,更要有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环保指标、就业指标、对外影响指标等。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考核方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应将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民意考核结合起来,考核程序做到公正、公开和透明。三是考虑外部性,建立奖惩机制,在政绩考核中,对于促进本地并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和官员予以表扬、奖励,以达到激励效果;对于一些只管本地发展而对周边地区进行市场封锁、设置要素流动障碍、转嫁污染等行为予以处罚。 (四)通过法制保障,构建区域协调管理机构 一体化经济区在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时,由于无法可依,往往表现为同级政府难以干预,上级政府缺少合理干预的手段,一旦干预又成了独角戏,地方上等、靠、要的思想滋生。可以通过构建法律基础,各成员进行产权的部分让渡,并由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协调管理机构来行使由各成员让渡出来的这部分权力,以制定整体性的合作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国际上依法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例子很多,欧盟的成长就是一个典范,还有美国的例子,美国为促进跨区域问题的解决、调节各地方政府间关系,于1961年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为此在商务部下设立了地区再开发管理局;1965年颁布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并相应地成立了经济开发署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以及一些州际区域开发委员会。西咸一体化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难度很大,因为这需要上级相关部门立法或授权,现行的协调领导机构很难依法独立行使权力,而面对西咸两市越来越不好解决的难题例如交通、产业的统筹规划与资金投入,土地指标的统筹等问题都需要省级层面强有力的支持。 (五)财税体制的灵活性和统筹性 区域经济中各行政区难以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引导市场经济行为的财税分配政策,对市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着关键的利益导向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财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上、转移支付上、区域恶性竞争的税收优惠政策上都不利于推进经济区内行政区划的合作,因此上级政府要统筹经济区财税分制度,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增强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控能力;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实施转移支付法律化、弹性化、透明化,同时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均衡问题,逐步使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向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转移支付发展;适当下放和监管税收优惠权限,更好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六)建立基于平等、协作的学习型横向府际关系 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横向府际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交流与合作的关系,为了形成平等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政府关系格局,要加强同级政府间的制度学习与创新,增强相互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敏锐地认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所蕴含的潜在发展力量,合理制定制度创新的规划并持续地加以执行,实现政府制度的创新发展[14]。同时要认真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其他政府的制度,通过研究历史上和国外成功运作的制度安排掌握政府制度的发展规律,从而提高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把握。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讨 摘要: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知识经济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知识经济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因此，探究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具有实用价值。本文阐述了知识管理的内涵，探讨了知识经济给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经济；行政管理；影响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当今社会，提到“知识管理”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面对与日俱增的、非连续性环境出现一定变化时，就可以按照组织的适应性及生产条件、以竞争能力等各种现实情况，制定出迎合性措施。合理科学地认识“知识管理”，这种管理就是将人作为中心位置，把信息当成理解的基础，将创新知识当成最终目标，将知识作为一种能够开发的资源对待。总而言之，“知识管理”即为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获取和运用集体知识以及技能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管理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就是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信息资源。最终的目的是将人对知识创新以及处理信息二者有关能力的有机结合。 (一)在行政决策上的转变 因为广大群众们就政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过程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无法对实际中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对比，哪怕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扭曲和变形也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呢？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使网络形成了对行政决策监督的无形之网。随着网络被广泛地运用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的清晰度和了解度，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群众通过网络便能够轻易地了解到行政决策的内容，将不同的决策方案和自身的利益作对比，看清自己的立场，然后发表自身见解。 (二)建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 在以知识为经济的时代，一方面日后知识必将在行政管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可以对知识进行掌握以及驾驭，并且可以由此对行政管理进行创新和改革，所以这些全部原因都将人置于经济社会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展相较以前更加突出和明显了；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逐渐开始追求自主性和个性化自我价值，并且由于人在行政管理中地位变高的缘故，他们的这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完美的释放，“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以此得到实现。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一)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识经济的时代，领导自身的知识含量直接间接的成为了下属们判断其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位以及是否有能力胜任工作的基础条件。领导干部们也好、管理者们也好首先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等符合时展的理论知识。同时又必须对法律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可以参考“依法治国”。而且最好是对所在行业要求掌握的专业类知识进行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学习，还最好对一些现代科技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不但如此，还要掌握和认知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准确履行自身职责。当今社会知识随时都在进行更新，而且速度难以把握，所以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新添和补充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二)对行政绩效管理的影响 所谓行政绩效的管理就是指根据绩效评价来对被评价者按照一定的指标和参考一些标准来对比分析，考察、评定、奖励被评者在一定工作时期内的工作，并且进行一些相关培训活动；通过不断地探索以及不断的创造可以有效地拓展组织目标和组织价值的新视野；逐渐完善一些奖惩体系，努力实现对管理思想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完善和实现。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绩效管理上也体现出知识的重要性。要争取做到与效益相辅相成。知识经济大环境下，知本非常的重要。知本的地位也位于资本的前面了，拥有多少的知识、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去运用知识等等已经成为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了。这便要求组织管理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掌握量来将战略和运作相结合制定有效的知识管理相关战略，同时对内部知识资本作出高效合理的调配和安排。同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己的知本能力自身必须要了解，同时对竞争对手的知本情况有个了解的话会让自己更胜一筹，防患于未然。 作者：1.杜军贤；2.孙晓莉 单位：1.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中卫热电有限公司，2.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宁夏分公司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对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构想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极为重要。自2001年底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塌后，美国的世界通信、施乐等大公司相继爆出会计丑闻。而我国也连续出现琼民源、红光实业、ST郑百文、东方锅炉、大庆联谊及银广夏等上市公司恶性会计造假事件。2001年12月2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质量检查的结果。在被抽查的32份审计报告中，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涉及41名注册会计师，造假金额达71．43亿元，可见，我国会计造假也是惊人的。广泛的会计造假向世界敲响了会计诚信危机的警钟，并引发了人们对会计诚信问题的广泛关注。加强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上市公司财务行为、遏制会计造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呼声日盛。本文试从会计法律制度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互补关系入手，就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框架结构作初步探讨。 一、会计法律制度缺陷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体现。重塑会计诚信、规范会计行为不仅要靠法律制度作保证，还要靠职业道德来实现。会计法律制度建设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法律规范的基础和重要补充，它在制度无法弥补缺陷时起到修正作用，是会计法治的人文基础；会计法律规范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制度保障作用，是维护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手段。可见，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具有互补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会计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而排斥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化功能。经济伦理学认为，经济交往必须由一种道德框架作为基础，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道德框架就是诚信。会计诚信表达了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并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服务。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一旦缺失，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公允性将无从谈起，这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加强会计诚信建设已迫在眉睫。 会计制度缺陷也需要会计诚信机制来补充。会计行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会计行为本身就需要会计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会计制度是维护会计秩序乃至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但是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所证明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合同得以执行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是会计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会计制度的不完备性也是存在的。会计制度规范和约束会计行为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完备性，但现实中因会计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会计环境的未来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制定完备的会计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会计制度缺陷必然导致会计诚信的缺失。当然，会计制度缺陷导致会计诚信缺失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本质是造假者的不法利益驱动。 目前，会计造假被查处概率较低，即使被发现，其所付代价也是很有限的，造假成本与造假收益严重不对称，这无疑助长了会计造假行为。因为对造假者而言，只要造假的预期成本大大低于造假的预期收益，造假者就会产生有恃无恐进行博弈的冲动和理由。一切造假者是从践踏道德开始的，从造假动机的形成到造假过程的实施无不起始于道德的背离。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有赖于运行的游戏规则，但仅仅有法规制度约束是不够的，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道德规范，因此会计诚信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从根本上治理假账，必须使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并重，加强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会计诚信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内在品质。 二、会计职业道德的内涵、基本内容及特征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在长期会计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习惯性、群众性等特点。它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社会舆论、会计职业习惯、会计榜样感化等手段，使会计人员从内心形成职业道德情感、信念、理想和是非善恶标准，自觉以会计职业道德原则来约束自身行为，因而它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方式，它要求会计人员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远远高于法律规范的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人员工作理念、职业意识、业务行为作了全面规定，弥补了法律规范的空缺。会计职业道德的确立与完善将从伦理道德导向上遏制会计造假动机，对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将起到积极影响。 基于会计职业的特殊性对职业道德的要求，会计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的研究。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对不同国家会计职业产生了不同影响，各国会计职业道德也体现了本国的特点。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1980制定的《国际会计职业道德准则》提出了会计专业机构道德准则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技术标准、业务能力、道德自律。美国会计师协会等职业团体确定的会计职业道德包括正直、客观、独立、遵从、保密、披露的相关性、职业胜任能力、对他人的责任感和没有不名誉行为等内容。英国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是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职业能力和保密性。法国会计职业道德强调遵规守法、诚实正直、真实公允、社会责任感。德国会计职业道德则强调规避风险、高度稳健、恪尽职守、各负其责。 可见，虽然各国会计职业性质是基本相同的，但因各国在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背景、法律制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也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会计职业的共性要求。这无疑为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框架结构提供了借鉴。 三、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框架结构的设想 我国《会计法》将会计职业道德以会计大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求“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但目前尚未颁布一套标准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仅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有相关规定，但内容笼统，未形成体系。笔者认为，可借鉴发达国家会计职业道德中的共性内容，作为构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主体框架，并充分体现本土文化背景、经济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层面对其的影响和要求。未来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应由职业道德规范（准则）、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修养、职业道德评价、职业道德监督构成。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和标准，是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核心；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和修养是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道德教育是客观外在的推动力，道德修养是主观内在的自我努力；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和监督是推动会计职业道德健康发展的保证。会计职业道德的各组成部分以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为核心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 （一）制定一套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 建立一套由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等民间中介机构制定、颁布与监督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体系，以实现会计行业自律。该准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会计人员处理经济业务时所采用的一般原则、业务能力和职业责任等。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应自觉遵守该准则。 1．一般原则，包括真实性、公正性、忠诚性和正义感。①真实性，即要求会计人员如实记录、反映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违背真实性原则，也就失去了会计存在的基础。②公正性，即要求会计人员处理会计事项时遵守公正的道德标准，不偏不倚地对待利益各方。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O．R．Scott，1941）提出了会计公正性的著名标准，即：会计程序对一切利害关系方面必须公正对待；财务报告毫不偏离地作真实和正当的陈报；会计数据应该是公正无偏见和不偏不倚的，而非为特定方面服务。③忠诚性，即作为委托人和人中介的会计人员既要对管理当局忠诚，完成管理当局所委托的责任，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又要对外部委托人忠诚，客观反映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为其决策提供相关信息。④正义感，即会计人员应以企业根本利益为重，对管理当局的违规行为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做假牟利，应有正义感，不畏强权，勇于披露真实会计信息。 2．专业技术能力，包括搞好服务、熟悉法规和职业判断力。①搞好服务。会计人员应发挥职业优势，积极做好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决策，为单位提供相关政策咨询，为单位内部管理和投资决策服务。②熟悉法规。会计人员应熟悉财经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并结合本职做好宣传，当前特别要掌握加入WTO后的新会计标准和业务。③职业判断力。加入WTO后，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接轨、与国际交往的能力加强，会计行使职业判断的空间日益增大，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运用其知识按基本会计原则作恰当的职业判断，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委托人和人及个人利益均可接受的会计政策，提供有关各方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3．职业责任，包括保守秘密与开拓创新。①保守秘密。会计人员应保守本单位商业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人同意外，不得私自向外界提供或泄露单位会计信息。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会计人员要适应新形势，始终保持知识储备的新鲜度，不断改进工作思路和方法。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修养、评价与监督 1．广泛深入地开展会计诚信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会计道德进步有赖于会计道德意识的觉醒，没有这一点，再好的法律制度也难以内化为个体的德性和自觉行为。而会计道德意识的觉醒又需要强化会计诚信和道德教育。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会计人员内在品质和行为的有效途径。当前要按朱?基总理“不做假账”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会计诚信教育，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经营责任，倡导诚信经营理念，将诚信作为行为准则，真正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同时，要在会计后续教育、资格考试和大学会计教育等环节增加会计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教育内容。强化道德教育必须以对单位负责人的培训为切入点，使其以身作则，并以其良好形象、典范行为带动员工，从而提高全体会计人员道德水准。此外，要加强正面典型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形成诚信风尚。 2．提高会计职业道德修养。会计职业道德修养是会计人员在职业生活中对自身思想品质、思想意识等方面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活动，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补充。 3．建立健全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与监督机制。会计职业道德评价要以会计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准绳，对会计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进行理性的评价，以增强其责任感。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建立可量化、具有可操作性的会计信用评级制度，通过严格执法、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会计人员的诚信档案等，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指出：要加强上市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诚信建设，积极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信用制度和诚信问责机制；积极贯彻公司治理理念，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引导其完善内部控制，树立诚信和自律意识，培育市场自身约束机制；司法上积极推进民事诉讼机制的建立，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坚定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了《行业诚信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将职业准则细化和可评价化，对注册会计师如何保持执业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杜绝不规范收费行为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引导并推动地方注协和会计师事务所因地制宜地开展行业诚信建设。所有这些必将大大推动我国会计诚信建设的步伐。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试论会计职业道德特征和建设途径 摘要：本文从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出发，探讨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财会人员使命感；建立监督机制，以法管财；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建立健全选拔和激励机制，提高财会人员业务素质。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特征；途径 一、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 （一）原性则 原则性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典型特征。作为财会工作者，政策观念一定要强，要勇于坚持原则。政策和职业道德虽然是两个不同范畴，但作为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财会规章制度都反映了国家、集体和广大生产者、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要使这些政策、法规制度得以顺利贯利和实施，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原则不仅使财会工作者职业义务感和使命感得以加强，充分利用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管理权，对各种浪费行为和不正之风进行有效的抵制；而且能使财会工作者自身不会因时时与钱打交道而成为一个丧失原则、认钱不认方向、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者。作为财会工作者，如果不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坚持按原则办事，不仅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无私性 财务工作要求财会人员具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思想和行为，以国家、集体的利益重于一切为最高原则。无私性集中体现在财务工作者的道德习惯行为上，廉洁奉公，不贪不沾，一尘不染，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作风。财务工作者必须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污染和拒腐蚀的坚不可摧的壁垒。 （三）服务性 财务工作贯穿于我国四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可以说，没有财务管理工作，我国的四化建设就会瘫痪，国家财产就会受到巨大损失。财务工作既不能独立于各行、各业、各部门而存在，又不能置于各行各业各部门之上。财务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财会工作者必须树立服务意识。因此，服务性是财会工作职业道德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财会人员面对各种经济利益的重新分析，如何把握自己，抵制不正之风，树立服务意识，是十分重要的。 （四）时代性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类型多样化。财会人员所维护的不仅仅是企业和国家的利益，还涉及到委托人与受委托人的多方利益。因此，在新形势下，对财会人员职业素养的要求更高。所以说，财会人员职业道德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二、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这是财务人员做好工作的前提。要组织财会人员认真学习同志关于讲政治的重要讲话，学习时事政治，教育广大财会人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要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财会人员不能只埋头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要掌握时代的脉搏，把自己的工作自觉融人改革的大潮，不要迷失方向。作为财会人员，要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制定的财会法规，一丝不苟地按财务制度办事，认真进行核算和管理，忠实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在抵制和纠正当前不正之风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财会人员的使命感 会计人员要使职业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提高专业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维护会计职业的尊严，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与会计改革措施的陆续实施，使会计人员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会计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责任更大，遇到的问题更复杂，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更多。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应在工作中坚持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和国家有关的财经法规，依法办事，依法理财。 优质服务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对所服务的对象都要做到文明礼貌、热情接待、周到服务。 （三）建立监督机制，以法管财 监督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人员监督经济业务经办人；二是社会监督会计人员。它们由两个不同的主体构成。 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是会计人员的执法行为。它主要是会计通过审查、报帐、记帐、核算、分析等会计程序，对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业务，依照国家的财经政策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正确的核算和真实的反映。会计人员必须认真、客观、公正地处理每一笔经济业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件财务事项。 社会监督。一是由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对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经常进行检查、督促。二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对会计行为进行查验、评估。通过监督，既可以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又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财经制度。三是发动单位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监督。这样监督面宽、透明度大，可以增强会计监督工作的力度。 法律制裁。对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知情不举甚至同流合污等现象，除按规定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外，严重的还可追究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使人们认识到若不注重职业道德，不用职业道德规范自己行为，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以法理财的观念和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化的经济，我们会计人员是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必须依据国家的法规政策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做到以法理财。 （四）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 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规定：“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实行有计划的会计轮岗制度，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在会计机构内部形成换岗交接清查的内部检查和牵制机制，防止贪污腐化行为的出现；有利于提高全体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使他（她）们能掌握多种岗位技能，促使本单位会计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还有利于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接触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业务岗位，激发会计人员创造和提出业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思想。 （五）建立健全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 建立健全选拔机制。任何财务活动，都要通过会计进行收支与核算。在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确定以后，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是决定因素。因此，要选择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强、具有会计知识和技能的人从事会计工作。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四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合格会计人才。因此在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中，要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情况建立检查、考核、评价、奖罚制度，并与岗位资格、聘任专业职务、提职、晋级、精神与物质奖励等结合起来。促进会计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高等教育中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摘 要：会计学历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本文在解释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高等教育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现状 改进措施 会计职业道德，就是指会计人员在长期的职业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之间、会计人员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由于会计工作和钱、财、物关系紧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职业道德建设的加强，在会计高等教育中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1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1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会计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却异常烦琐、枯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即一方面让学生认识到会计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忠于会计岗位，热爱会计事业的良好思想；另一方面也要使学生认识到会计工作的艰巨性，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为以后学生走上具体的会计岗位打好思想基础。其次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会计职业是一项极为特殊的职业，经常与钱、财、物打交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人。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此，良好的价值观是学生走上会计岗位后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关系的指南。最后还应帮助学生形成坚韧不拔、勇于战胜困难的个性，因为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会计工作更是如此，所以性格状况对会计人员工作成绩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良好的个性能为以后更好地胜任会计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1． 2法制教育 我国所有的会计规范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颁布和执行的。即会计人员是在会计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和约束下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仅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称职的会计工作者的，还必须要熟悉并了解会计法律法规，学会用法律手段处理会计事务。因此，会计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的基础环节，必须将法制教育作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1． 3会计职业技能教育 所谓会计职业技能，是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和经验处理会计具体问题的能力。会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会计学是一门内容及其丰富的经济管理科学，要做一名称职的会计工作者，不仅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境界，而且要有会计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一个对会计一知半解的人，连简单的记帐算帐都做不了，再谈什么职业道德就是空屋建瓴了。因此职业技能教育是整个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 2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2．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性强，远离学生生活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无非是以下几种：一是开设马列思想类课程；二是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的日常教诲。据调查显示，马列思想类课程理论性太强，难于结合学生实际生活，学生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再是老师永远是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教科书，教学形式过于僵化，所以学生普遍反映学习兴趣不高；而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虽然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但是学生人数众多，不可能建立起一对一的教学关系，在实际的学生工作中，老师也只有对那些思想上特别先进或是特别落后的学生给予特别的辅导，而对于一般的学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2法制教育枯燥无味，调动不了学生的积极性 我国会计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法律课来完成的。从公共基础课中的法律基础到专业类的经济法、商法等，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不仅内容晦涩，不易理解，与会计工作距离遥远，而且连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科目应考的内容都函盖不全，再加之教师教育观念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更使学生见了法律就皱眉头，提不起学习兴趣。如此以来，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分不清大是大非，走上会计工作岗位后如何能够看清纷繁复杂的经济业务，处理好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 2． 3会计职业技能教育的现状 2．3．1重理论，轻实践 专业理论的学习对于会计专业大学生而言固然重要，且大多数高校的会计专业也都开了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等十几门专业理论课，但学生通过了这十几门理论课的学习真就能有娴熟的专业技术吗？会计是一门理论性实务性都很强的学科，因此熟练的专业技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而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会计实验教学都流于形式，仅简单的填填凭证、登登帐，走走过场，远远达不到实验教学的目的，更谈不上实践教学了。 2．3．2忽略职业道德 会计高等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会计人才，现代社会对高素质的会计人才不仅要求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更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法律意识。但目前会计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课堂，老师只一味的强调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很少有提及职业道德的。如此长久以来，学生的心里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只要专业课学好了，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岂不知对于一个称职的会计人员而言，专业知识固然重要，职业道德修养更重要。 3高等教育中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具体措施 3．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上已提及，理论性强，远离学生生活。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把深奥的马列理论联系到学生的具体生活，才有可能把课堂上老师讲了千遍万遍学生也听不进去的什么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到学生内心。具体呢老师应把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一些学生的或者是老师的先进事迹讲给学生，在学生中树立榜样，激发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是改革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手段。教学教学应该是教与学的互动，所以首先应该在课堂上开展演讲、辩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可以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给学生放映一些相关的影片，然后让其谈谈观后感，也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再次也可以组织学生在周末进行徒步旅行，以锻炼学生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力。 当然，具体的方法有多种，只要能达到教学目的即可以。 3．2改进法制教育的措施 要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改革法制教育的现有模式，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将真实案例引入课堂。法律课理论性较强，不易理解，加之教师课堂举例有限，且大多数的案例都是书本上的，学生自然不感兴趣。因此，笔者认为，课堂案例应以真实案例为首选，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放映一些真实案例，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的经济庭去旁听法院审判的全过程，这样，学生对案例有了直观的认识后，组织学生针对案例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再去发现学生不懂之理论，着重解释，自然学生理解比较容易。 二是调整法律课程的教学大纲，把针对会计专业学生开设的经济法律类课程内容扩展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科目应考之内容。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就业，而要提升会计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除了增强其动手能力外，还应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因此经济法类课程内容至少应包括考试要考之内容。 3．3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措施 会计职业技能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改变会计职业技能教育现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3．3．1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多数高校已经认识到会计人才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性，但一般都苦于经费短缺，难以寻找确定的实习基地，多数的学校采取的是以实验教学代替实践教学，即在课程设置上安排实验课。但如上所述，均流于形式。因此应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使学生真正能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具体如下：一方面要编写高水平的案例资料，让学生独立面对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并反复练习。以此来锻炼学生独立处理帐务的能力，也使学生在感到紧张、疲劳的同时认识到会计工作的艰巨性，培养学生的耐性与毅力，树立学生的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应聘请高水平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人员担任实验教学的指导老师。当前，多数学校的实验教学仍然是由专业教师来指导，而绝大多数的专业教师本身也未亲身处理过企业的具体业务，因此，在指导过程中，只能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想象，其解释自然缺乏真实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可以通过送专业教师去单位参加实践来解决此问题。第三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到实际发生经济业务的单位去实习，这样，学生对实际的会计处理过程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会比实验教学学到的知识更全面、更实用。 3．3．2把职业道德贯穿于专业课堂 职业道德水平对于会计人员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如何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专业课堂呢？首先，运用案例教学方式。比如财务会计中存货的计价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等，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那么教师可举这样的例子：某五金厂对存货成本一直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但是单位负责人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于是授意会计人员改变存货计价方法，会计人员王某明知计价方法不能随意变更，但考虑到这是领导的意思，如果不照办，有可能会丢了工作。于是，该企业从7月份开始，在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存货计价方法而采用了后进先出法，致使本年产品销售成本上升了将近400万元，企业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也相应减少了400万元，少缴企业所得税132万元。在该案例中王某的行为就违背了坚持准则的会计职业道德。在专业课堂上，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通过案例的讲解，学生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也提高了职业道德水平。其次，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活动。比如邀请会计行业的优秀工作者或者是优秀的本校毕业生来校做报告，一方面讲解一些具体理论知识在实务处理中的应用，同时让学生认识到职业道德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以此来激发学生在注重专业课学习的同时也关注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中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目前虽然存在众多问题，但是其作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环节，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应引起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集思广益，共同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作出积极的努力。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会计职业道德心得体会 一、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必要性 (一)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会计人员提供不真实、不完善的会计信息,在账簿上做文章,不按规定设置账簿或设置多套账等等,这些都是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这些会计信息的"制作过程"无一不经会计人员之手。某些企业为了吸引客户,扩大业务,在开具发票时不遵守财务制度,不严格如实反映发生的经济业务,而按照采购人员的要求虚开发票,甚至在没有发生任何业务的情况下也给开具发票。这就导致大量假票据出现,会计人员根据这些不真实的原始发票进行业务处理,必然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进而影响决策者的决策。 (二)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参差不齐,与目前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不相称。在前阶段,澄城县会计事务所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对全县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证进行了注册登记检查,共检查会计人员1373人次。首先在学历方面,研究生4人,本科生93人,二者总计约占总数的7%,大专学历451人,约占总数的32·8%,中专学历566人,约占总数的41·2%,高中学历以下有253人,约占总数的18·4%。比较之下中专类及中专以下会计人员明显偏多,中专以上偏少,两者形成显明对比反映出我县会计人员总体学历水平偏低的现象。其次,在会计职称方面,注册会计师7人,高级会计师4人,中级会计师职称95人,初级会计师职称284人,全县拥有职称的会计人员尚不够400人,仅占会计人员总数的29·1%,明显偏少,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三)会计执业保护不善。会计岗位实行持证上岗已有多年,但在检查中,仍有一些无证,低学历人员占着岗位,其中缺乏财经政策和财会知识之人大有人在,严重弱化了会计工作的严肃性,影响了会计工作质量。 二、会计人员的素质及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工作的产品,其质量高低直接取决于会计人员的主体素质。这是因为会计人员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时,总是有其不同的实现动机和价值标准、伦理道德标准,这就反映出不同的会计人员的主体素质情况。诚然,会计人员的主体素质状况与其先天生理特点有必然联系。但是,他们的素质可以而且应该在后天的实践和学习中得到发展和提高,其主观努力程度如何,往往最终决定着主体素质的高低。从会计人员主体素质差异来分析会计信息质量差异,可作如下概述。 (一)思想素质 会计人员的行为是由其思想支配的,只有正确的思想才会有正确的会计行为。如果会计人员的思想不正确,就很难保证其会计行为的客观公正,其所制造的会计信息质量就难以令人信赖。要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必须重视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尤其要在会计人员中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讲原则、讲正气等方面加强教育,让他们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二)道德素质 在我国现阶段,会计人员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既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先进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以及西方社会渗透进来的一些腐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就造成了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会计人员对于某些领导要求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会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有的投其所好,有的拒绝,有的表面上服从,但事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有的等领导出了事再作交代,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说明会计人员的主体道德素质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这几年有大滑坡的趋势。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大面积的会计信息虚假与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下降不无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道德素质高的会计人员,都具有道德自律能力,总是传播和实践着先进的会计职业道德观念和会计职业道德行为,并与那些腐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作斗争。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并通过先进会计人员的道德行为去影响其他会计人员,逐步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风尚,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十分必要。 (三)文化素质 在现阶段,会计人员的文化素质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具体分析,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既有高层次的,也有中等层次的,还有一些低层次的,差异比较大,还不能适应目前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也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主观原因之一。因为有些会计人员本来也想把本职工作做好,但由于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不过关,对会计改革和新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难以全面正确理解和应用,所制造出来的大量会计信息不符合新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要求,有的甚至出现大量的技术性和基本原理差错,以至于发生某些违法、违反科学的行为还不自知,这就难免造成会计信息质量的低劣。诚然,文化不等于文明,有了高层次的会计人员不等于有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但是会计人员的文化素质如果上不去,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很难产生的,会计人员的文化素质的高低是会计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提高会计人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目前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四)专业素质 会计工作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还有一些共同的专业素质要求。但是,由于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职业判断和选择,造成会计信息质量差异。有些会计人员由于专业素质不过关,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甚至给经济管理带来了损失。这说明,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不佳也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主观原因之一。这需要我们因势利导,积极引导会计人员自觉地提高专业素质,为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专业保障。 三、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途径 (一)树立创新意识,强化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识经济引起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对会计系统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会计的基本假设有了变化,会计核算的重心发生转移,会计计量模式得以改进等等,这就需要会计人员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同时也需要他们具有不断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需要他们具有创新思维来适应环境,适应潮流。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淘汰速度加快,学习不再是人生某一阶段受一次性教育就一劳永逸的事情。终身学习成为社会和国民的共同目标,也是会计人员必须坚持的,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工作的需要。"活到老,学到老"虽是一句俗语,可是伴随着知识有效期的缩短,自学校毕业后若不继续汲取新知,则在校所学知识将很快成为过时,或者知识根本就不够用。知识的提升量与资讯化密切相关,知识的增加量与时间呈反比,即知识增加的时间缩短,但量却呈几何级数增加。因此,终身学习确有其实质上的必要,欲适应未来的会计工作,终身学习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职业道德意识。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是指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公民道德规范在会计职业行为和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技术标准、业务能力、道德自律是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品质能力,要把诚信放在首位,把它当成人生的一种追求,以诚信为做人标准,一名优秀的会计人员不仅要有一流的专业知识,更要有一流的职业道德水平,严格规范会计行为,就是要求会计人员严格履行法定的职责,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也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有力保障。无论何时,高水准的职业道德是一名会计人员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失去它就无从谈起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信息。即会计工作的合法性,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因此要求财务人员必须对照会计法规,知法守法廉洁自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决定财务人员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上热爱本职工作,热爱自己的岗位,把工作视为自身的一种需要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处理会计业务时,心无杂念,依法办事。 (三)加强后续教育,不断增加新知识。 所谓后续教育是指对正从事会计工作和已取得或受聘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的会计人员进行以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为目标,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培训、再教育,这是会计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后续教育与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在职人员来说,后续教育是不可避免的。 针对当前会计队伍现状,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曾指出:一合格的会计人员数量不够;二会计人员素质不高;三风气不好,做假账、造假账,违反财会制度和职业道德。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培训,提高会计队伍的政治、业务和整体素质,强制性的定期的继续教育学习更新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会计队伍的不利局面。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论加强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摘要】高校是会计人员岗前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高校会计专业在校学生,是会计行业的预备人员,他们当中大部分将进入会计行业从事会计工作,在校学习阶段是他们的会计职业情感、道德观念、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初步形成的时期。加强对高校会计专业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会计人才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高校 会计专业学生 职业道德 教育 1 加强高校学生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会计类专业的学生,是会计队伍的预备人员,是未来我国会计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否具备应有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会计工作的好坏。在高校会计类专业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会计职业情感、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可以促使会计队伍预备人员将会计职业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变成未来职业活动中遵循的信念和标准,从而对潜在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起着基础性作用。相反,如果学生缺乏应有的会计职业道德,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必然会导致其为谋取个人或单位利益而肆意造假。因此,加强对高校在校会计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我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当今经济时代的呼唤,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 高校对会计学专业学生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财会教学中重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目前,在高校财会教学中,注重的仍是学生的会计专业教育,而对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较少,一些学校甚至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最终的结果使培养出的学生缺乏坚韧的职业道德的“铠甲”,走上社会后,在事本专业工作的时候,难免由于缺乏职业道德的系统知识、由于意志薄弱而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伤害使用会计报表的国家、单位和个人,同时也使自己受到伤害。 2.2 缺乏对会计学专业学生熏陶和培养会计职业道德的职业氛围的营造 会计专业学生较多缺乏对专业的“感性认识”,再加上由于会计专业本身风险多样性、抽象性和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等因素,本可以在学生时代即已奠定的基础却无法实现,高校没有很好地履行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责任,而把这些责任推向社会,极有可能学生会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甚至走向违法的道路。 2.3 学生缺乏顶岗实习的社会实践机会 由于会计资料的重要性使得许多单位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实训的机会,导致学生在高校读书期间缺乏“真刀实枪”的实践机会,缺乏对会计职业风险性的深度理解,从而使学生埋下遵守职业道德自觉性不够高的隐患。 3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3.1 提高教师的人格修养和专业水平是培养学生会计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条件 高校会计教师肩负着身教与言教两个职责,一般说来,身教重 于言教。会计教师高尚的人格修养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是培养学生会计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条件,教师自身人格的完善会对学生高尚人格的培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而不会引发抵触和反感情绪。在日常的会计教学实践中,会计教师应以自身较为完善的人格修养为基础,结合实际会计案例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品质的引导和教育。实践证明,会计专业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会计师职业道德教育有利于学生内心信念的形成。 3.2 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我国高校会计专业较高职及中专学生而言,未充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其他能力的培养重视也还不够。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结合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是自发性的,只有让学生知法懂法,才能自觉守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应与法制教育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由于会计工作涉及面广,所以,法制教育范围也应尽可能广泛,除了应该学习基本的《会计法》以外,《税法》、《合同法》、《证券法》、《票据法》、《经济法》都应包含其中。法制教育要让学生意识到提供不实会计信息的危害及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把学生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纳入教与学的各个环节。 3.3 加强实践教学 高校可以增加实训课程的课时,让学生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会计操作流程。在课程设置上应尽可能真实地模拟现实生活,要有严格的岗位分工和会计监督体系,并在实践课程中穿插讲解,让学生学会如何识别和判断虚假的会计信息。同时要注重改革教学方式,运用案例教学的方法,实践证明,道德教育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案例教育,借助案例既能够使学生对道德问题较为敏感,又能够增强其对道德的感性认识。此外,高校还应为学生创立良好的实习条件,特别是能够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尽可能多地让学生多接触在课堂中学不到的会计知识,如年度会计报表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业务知识。同时安排学分鼓励学生多次实习,而不是只在将近毕业时帮助学生实习。 3.4 建设高校诚信专业文化 高校不仅要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放在教学中,更要深入到学生生活的各个层面。高校可以开展诸如诚信文化周、诚信人物评选等活动,还可以引入诚信管理机制,如考试作弊计入诚信档案,学生会人员评选采取公开透明方式,让广大学生参与等等方式建设诚信校风。同时,应广泛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活动。高校要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并加大学分比重,针对不同学生特殊需要采取辅导教育方式,通过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加强引导、开展种公益活动,强化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诚信观念。 3.5 高校缺少专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规课程的教师 高校会计专业教师教学结构的缺陷主要是缺少专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规课程的教师,而且会计专业教师本身这方面的知识也存在缺陷。所以,笔者建议要培养专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规课程的教师,弥补会计专业教师关于会计职业道德、法规等知识的缺陷,进而完善高校会计专业教师结构。 高尚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养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在校期间除了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更要大力加对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可以预见,德才兼备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在未来高校会计人才的激烈竞争中将显现其强大的优势。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会计职业道德的养成与培养途径 论文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会计从业人员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好会计，若说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是从业的基石，那么较高的会计职业道德素质则是从业的灵魂。本文从会计职业道德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主要培养途径。 论文关键词 会计人员 职业道德 培养途径 一、什么是会计职业道德 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对社会成员的行为的共同约束标准，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计职业道德就是社会公众对会计从业人员行为的共同愿望，是会计人员在从业活动中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它既是会计工作中要遵守得准则规范，也是衡量会计行为好坏的标准。 恪守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会计人员要做到：第一，爱岗敬业。要热爱本职工作，积极钻研业务工作，掌握专业技能并熟练运用，满足会计工作的要求。第二，诚实守信。要求会计人员言行一致，如实反映和披露单位经济业务事项，不弄虚作假，正确核算。守信是讲信誉、重信用、履行会计人员应承担的义务。第三，熟悉法规。会计工作涉及面很广，不只是记账、算账、报账等表面上的工作，还会涉及到执法守规方面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会计从业人员提高法制观念，了解财经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使自己能够在处理各项经济业务时知章循章、知法依法。第四，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会计人员的基本准则，是树立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和人格尊严，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另外依法办事也要求会计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第五，客观公正。做好会计工作，也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观公正的态度。这是会计人员必备的行为品德，是会计职业道德的灵魂。会计信息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微观决策，而且关系到宏观决策。否则，很可能把知识和技能用错了地方，假公济私，甚至参与弄虚作假或者通同作弊，后果不堪设想。第六，保守秘密。任何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都会了解某单位内部的财务和生产经营等保密信息，甚至有可能接触到单位的重要商业机密。而这些机密对于给竞争对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会提升自身的业绩，更会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作为会计人员，要严守秘密，不得为一已私利而以任何形式泄露机密，做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正直会计人。 二、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业务能力低，缺乏持续学习的能力 现实中有些会计人员缺乏基本的业务素质，专业技术匮乏，知识老化，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理解不透彻，专业技术能力较差。对不断变化中的会计法律、法规及统一的会计制度缺乏学习热情，拒绝接受新事物，与现实脱节，职业胜任能力明显不够。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会计工作效率和会计工作质量，造成事实上的错账、坏账，严重背离了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 （二）综合素质低下，法律、道德意识淡薄 在我国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不足，会计人员数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不相匹配，总体素质偏低，经过正规系统培训的会计人员很少，中、低层次人才占多数。从而导致会计从业人员自律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参与会计资料和信息等的造假，对一些账目进行虚报、谎报，甚至是随意篡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政策决定，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 （三）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严重存在 随着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许多人在对物质生活的追逐中迷失了方向。有些会计人员经不起金钱、利益的引诱，导致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弄虚作假、违背准则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 （四）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制定不到位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只有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职业道德守则》和《职业道德准则》，仅在有关的会计管理条例中包含了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 （五）组织管理者的不良道德影响 新《会计法》规定了对违法行为主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的同时，也决定了会计人员在单位对负责人地位上的从属性，职业道德发挥作用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缺乏独立性。加之法律责任的追究具有滞后性，漏网之鱼也让某些组织管理者抱有侥幸心理，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影响不可谓小。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由会计职业的具体业务、利益和具体活动内容等决定的。它是保证和促进会计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约束力量，对于遏制当前的会计造假，优化资源配置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树立会计行业的良好形象和建立社会公信力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提高会计职业道德的途径 在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对会计职业道德的缺失现象不给予高度重视，必将导致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危及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提高会计职业道德并使其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目标相适应。 （一）健全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完善的相关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提高会计职业道德的前提和基础。无论是对公共权力的授予、行使和监督、制约，还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都要以国家法律为最终保证。我国的法规、制度建设与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和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健全和完善。使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保证权力的授予和运行受到必要的监督与制约。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的思想教育建设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重中之重。而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应该重视在岗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还应当对在校会计专业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都要依赖一定的环境生存，职业道德教育依赖的是良好的舆论宣传环境，只有形成扬正气、去邪恶；尊实际、弃浮夸的社会舆论环境，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才能收到成效。 （三）营造会计职业道德的良好社会氛围 社会各界要齐抓共管，营造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氛围。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各单位要按《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同时还需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治企。在整个社会中认真开展保先教育，共建和谐会计职业道德环境，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引进竞争机制 不断深入的经济改革，促使我国的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靠拢。有竞争才有进步，新形势下对于会计人员来说充满了机遇，同时也充满了挑战。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加强理论与实践学习，掌握更高的会计技能，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在优胜劣汰市场竞争规律下，才不会被社会淘汰，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大显身手。 （五）建立健全会计从业人员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近千万，会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已构成了较为完善的会计人才选拔机制，也给组织选拔和任用会计人员提供了权威的参考。使更多的优秀会计人才在考核中提升，在提升中得以重用与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也使我国会计事业向着更好更快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论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市场经济 会计职业道德 建设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构建会计伦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会计诚信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建设会计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内涵，建设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新的 《会计法 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口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道德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质量，因此，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不仅仅需要法律法规，还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观，是和谐的社会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相通的，是具现代性的，有利于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苟予 ·哀篇》中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对人们生停的利害关系，也是社会与人的基本关系。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人与人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须得到人们对你的信任。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就像《论语·为政》中指出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而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使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就像孔子《论语 ·颜渊》中主张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儒家的诚实守信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 会计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诚实守信，因此，会计行业巾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个方面要求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论语·述而》中写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礼，吾亦为之”，只要能发财，无沦从事什么职业。但在论语 ·里仁 中孔子叉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 朱子语类 中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 学之中的基本概念。讲信用是君子的一种美德，是交友和处世的基本准则。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体现l在商品交换的表面层面上，而且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反对不正当竞争；就要树立信用观念，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重承诺、讲信誉。 《我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 “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会计人员职— 重德建设，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是诚信行业。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即以已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诚信表达了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是人格的基本保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更应该是具有其职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来，会计人员执业态度不端正，缺乏敬业精神； 执业纪律松弛，在会计职业界违背准则、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有的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刊益发生冲突时，小能够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 谋划策，这些失范行为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假账大量盛仃，职业道德沦丧。这一系列会计舞弊欺诈案件，使会计业的公信力受到严峻的挑战，会计行、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饥”。会计如果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首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和鉴证，将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其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孔了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这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共同法则。 自觉原则 孔子认为如果专讲法治，人们虽不会i巴法，但缺乏廉耻感，社会仍不安定，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人民触犯道德的事都不敢去做，那么就更不敢触犯刑律。所以，礼治比法治更重要，因为它能防患于未然。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的、整会计职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是人类对会计职业行为的客观要求。 会计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是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把权利看成是责任和义务，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会计义务，自觉接受监督与检查。会计人员要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做到依法核算、依法理财很有益处。会计人员要不断加强学习，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而且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摆得正，不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加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摘要：会计职业道德是一般道德在会计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它是由会计职业活动的具体特点及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等所决定的，是调整会计人员之间、会计人员与不同的利益团体或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总和。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不仅有利于塑造会计人员的优良品质，提高会计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利于会计人员规避会计行为中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减少败德行为。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1　会计职业道德概述 会计职业道德，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 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它贯穿于会计工作的所有领域和整个过程，体现了社会要求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着眼于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是否合乎情理、善与亚为评价标准，并以社会评价(荣誉)和个人评价(良心)为主要制约手段，则一种通过将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即精神上的动力要来起作用的非强制性规范。其主要构成要素有：(1)会计职业理想。人员的择业目标，或维持生计，或发展个性，或承担社会义务，或兼而有之。它是会计职业道德的灵魂。(2)会计工作态度。会计工作的职业特征要求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活动时，既认真负债，精益求精，又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这是会计人员履行职责义务的基础。(3)会计职业责任，即会计人员担任某项职务或从事某项工作后就应承担(或被赋予)的相应义务。职责与职权相互关联。会计职责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是评价会计行为的主要标准。(4)会计职业技能，包括完成会计工作所必要的知识以及所需要的工作能力与经验。它是会计人员圆满完成会计工作的技术条件。(5)会计工作纪律。保密性、廉正性(正直、诚实、廉洁)与超然性既是维护和贯彻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也是评价会计行为的一种标准。(6)会计工作作风。它是会计人员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力量，是职业道德在会计工作中连续贯彻的体现。在工作中严谨仔细，一丝不苟，勤俭理财，严格按会计规范办事，自觉抵制非首先因素的侵袭等等，均是良好的会计工作作风。 2　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 (1)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会计法律制度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法律规范的重要补充，其作用是其他会计法律制度所不能替代的。 (2)会计职业道德是规范会计行为的基础。动机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会计行为是由内心信念来支配的，信念的善与恶将导致行为的是与非。会计职业道德对会计的行为动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等，引导、规劝、约束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遵循职业道德要求，从而达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 (3)会计职业道德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保证。从会计职业关系角度讲，会计目标就是为会计职业关系中的各个服务对象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能否为这些服务对象及时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会计信息，取决于会计职业者能否严格履行职业行为准则。如果会计职业者故意或非故意地提供了不充分、不可靠的会计信息，会严重背离会计目标。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使服务对象的决策失误，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因此，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约束着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保证。 (4)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提高素质的内在要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会计职业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体现。一个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应当做到爱岗敬业、提高专业胜任能力，这不仅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会计职业者遵循会计职业道德的可靠保证。倡导会计职业道德，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并结合会计职业活动，引导会计职业者进一步加强自我修养，提高专业胜任能力，有利于促进会计职业者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3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1)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解决会计造假和会计信息失真的需要。会计造假有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虽然解决会计造假不能仅仅靠会计个人力量。但是会计造假主要发生在会计工作中，主要是会计行为，在解决会计造假中，会计人员必然是主要力量。只要会计人员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坚持原则，严守职业道德，就能遏止会计造假和信息失真现象，因此在目前会计造假和信息失真严重的情况下，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措施。一个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应具备“德、能、勤、绩、公、廉、俭”等七个方面的素质。会计人员有足够的专业技术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执业的基本知识固然很重要，但由于会计工作的特殊性，会计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管理工作好坏的关键。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树立会计行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会计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会计行业才会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社会对会计行业的看法才能改变，会计的形象才会改善，会计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会计行业良好发展的根本。 4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途径 4.1　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这是财务人员做好工作的前提。要组织财会人员认真学习同志关于讲政治的重要讲话，学习时事政治，教育广大财会人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要做好思想品德教育。 4.2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财会人员的使命感 会计人员要使职业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提高专业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维护会计职业的尊严，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与会计改革措施的陆续实施，使会计人员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会计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责任更大，遇到的问题更复杂，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更多。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应在工作中坚持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和国家有关的财经法规，依法办事，依法理财。 4.3　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 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规定：“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实行有计划的会计轮岗制度，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在会计机构内部形成换岗交接清查的内部检查和牵制机制，防止贪污腐化行为的出现；有利于提高全体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使他(她)们能掌握多种岗位技能，促使本单位会计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还有利于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接触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业务岗位，激发会计人员创造和提出业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思想。 4.4　建立健全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 建立健全选拔机制。任何财务活动，都要通过会计进行收支与核算。在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确定以后，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是决定因素。因此，要选择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强、具有会计知识和技能的人从事会计工作。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中，要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情况建立检查、考核、评价、奖罚制度，并与岗位资格、聘任专业职务、提职、晋级、精神与物质奖励等结合起来。促进会计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漫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如何，是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本文结合实际，围绕会计人员的“十德”，论述了推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和要求。 关键词：会计职业；职业道德；十德建设 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会计道德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职业行为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和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如何，是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是多元利益主体的中心，肩负着客观、公正地处理各方利益的艰巨任务。许多企业的管理者在追求企业财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下，常常失去理性，明示或暗示会计人员造假。在这种情况下，若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屈从于管理者的意愿做帐，假帐就很容易发生。另外，也有部分会计人员信念动摇，责任心差，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以权谋私，违法违纪，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任务。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十个方面来推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一、坚定理想信念以立德 理想信念是立身做人之本，也是道德建设之魂。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直接关系到能否用科学的眼光认识社会，用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用正确的准则规范行为。会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用科学的理论统一思想、武装思想、解放思想，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会计本职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敬业爱岗，树立会计职业理想，倡导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既要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来鞭策自己，又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处理好日常的会计事务，坚持原则，不为他人所左右，公平地对待利益各方，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把好财务关。 二、牢记会计准则以守德 “诚信为本，操守为主，遵循准则，不做假帐”这是朱?基总理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会计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会计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一个“真”字，要求会计数据真实、可靠、可信，绝不可弄虚作假。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被誉为我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倡导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会计精神。他认为，“立信”是做人的重要准则，同时也是会计人员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职业道德。他把信用看成是会计事业的生命线，“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如果一个人失去信用，就会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至身败名裂，更为严重的是会危害他人，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身为会计人员应当始终如一地使自己的行为保持良好的信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决不为一己之利、眼前之利而丧失道德操守，要守信如节，守身如玉，并在会计实践中，加深理解“德”的内涵，深刻领会“德”的要求，切实履行“德”的规范，不断沉淀“德”的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有精深会计技能，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会计人。 三、加强学习教育以明德 学习教育是会计人员的终身课题，也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加强学习，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很有帮助，对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做到依法核算、依法理财很有益处。会计人员加强学习，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增强本领，而且有利于陶冶情操，提高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加强了，思想境界提高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摆得正，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去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事实也表明，会计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注重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满脑子渴望金钱享受、吃喝玩乐、利益金钱至上、自私自利至极，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对此，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自觉把学习教育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孜孜以求，学而不怠。为此，一方面要不断深化政治理论学习，切实加强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政治防线，不断增强贯彻党的财经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其次，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针对会计专业的在校学生来说，不仅要向学生讲授会计专业知识、训练专业技能，还必须学习会计职业道德知识，塑造职业道德品质、陶冶职业情操，特别是抓好敬业、乐业、爱业、勤业教育，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针对在职会计人员，要加强以会计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知识培训作为必修课程，计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学分。只有这样不断的进行教育引导，才能培养会计人员的内在信念，并有效地影响会计人的内在素质，从而逐渐达到崇高的职业道德境界。 四、正确运用权力以行德 做好会计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群众理财，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会计人员违背会计道德，不能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而是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用权利经商、搞钱权交易，那么，生产要素就不会按价值规律运行，资源和资金就不会朝最佳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就难以形成平等的竞争机会，而势必向“权力”、“金钱”、“人情”、“吃喝”、“关系”倾斜。因此会计人员特别是会计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运用这个权力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把权力看成是责任和义务。职务越高，责任越大；权力越大，义务越多。要正确地使用自己的会计权利，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会计义务，自觉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绝不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满足利欲的工具。只有这样，会计人员才能自觉地维护财经会计制度，遵守财经会计纪律，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 五、注重克己自律以养德 克己自律是道德修养的一种境界，也是会计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人的一生，贵在立德，难在养德。一个会计人员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会计道德修养的自觉程度。会计从业人员经常单独承担某些工作任务，而且总是同钱物打交道，更应慎独自律，洁身自好，不断净化灵魂，提升道德水准。只有做到处处明于自察，时时自觉追求，事事严于律己，才能始终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为此，会计人员应该自觉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恪守职业道德。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名誉，塑好自己的形象。自省，就是要经常“三省吾身”，问问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符合财经法规制度的要求，是否遵循了会计准则。自警，就是要管住小节，警钟长鸣，时时以党纪国法告诫自己，用会计准则要求自己，同时汲取反面典型的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是财权在握或名利诱惑时，更应谨慎用权，经受考验，绷紧道德之弦。自励，就是要用高尚的精神激励自己，以精益求精的精神鞭策自己，奋发进取，争创一流。 六、完善法律规范以律德 法律规范是准绳，也是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通过法律形式来对职业道德建设做出规范也是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维护和对当前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一种补救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计职业道德如果只依赖“良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支配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欲望，而不是道德。所以，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将某些职业道德的内容通过“制度规范”的形式来加以明确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如今会计人员回归企业，作为企业雇员的会计人员由于物质利益和诸方面受企业制约，在其从业时首先要考虑企业的需要，对于大众和社会的利益通常是置于第二位的，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道德品质和意识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是不理智和不现实的，必须通过某种“法律规范”的形式给予保证。在这方面，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另外还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在“完善法律规范以律德”上出新招、出实招，使广大会计从业人员真正将法制规范融为道德理念，化为从业德行。 七、强化监督管理以严德 监督管理是加强会计队伍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环节。许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以至违法犯罪的案例，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管理监督乏力的问题。首先，各单位应按照《会计法》及相关法规的要求，制定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从制度上对本单位内部各项经济活动和会计工作做出规定，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制度监督支持，保证经营管理决策的顺利实施，为会计人员依法核算、依法理财提供重要依据，这从客观上有利于遏制会计造假行为的发生；其次，各监督部门要紧紧抓住影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加强对《会计法》等法规的贯彻力度，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进行惩处，并记入单位和个人的诚信档案，供社会查阅，将会计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样可以对会计人员产生外在的压力。财政部门要通过严格的上岗资格考试制度提高专业知识和道德知识的门槛，通过后续教育来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会计技能和道德素养，注重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把会计职业道德引向深入。 八、把握用人导向以崇德 用人导向是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只有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念，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才能形成正确的导向，实现“得贤则治”，避免“失贤则乱”，“枉法毁德”。《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是单位会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对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而在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健全，委托关系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承担第一责任的单位负责人不可能事事、时时亲身亲为，因此，如何把政治思想好、道德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有任职资格的人员安排在财会岗位上，至关重要。任用财会人员要坚持政治标准，把“德”放在首位，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政治清醒、信念坚定、求真务实、坚持原则、弘扬正气的人。为此《会计法》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都把“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放在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基本条件的首位，其目的就是督促各单位任用德才兼备的合格的会计人员。 九、营造舆论氛围以扬德 舆论氛围是一种导向，也是影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外部条件。大众传媒、文化艺术与舆论宣传工具，对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着特殊的感召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意志、情感和价值取向，能给会计人员以某种荣誉感和耻辱感。会计人员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规范，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誉时，会感到喜悦和自豪，这种情感体验，会使会计人员的言行得到激励，社会舆论正是通过这种褒扬来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会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职业道德规范，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时，会感到内疚和羞耻，这种情感体验，会使会计人员的言行受到抑制，社会舆论从另一个侧面来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因此，作为会计主管部门的财政部门可以采用举办会计职业道德知识大赛，评选会计先进工作者，举办“争做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等活动，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深入开展。各单位和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应善于发现和培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先进典型，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使先进典型的好做法、好道德、好思想成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旗帜和动力。通过表扬先进，鞭策落后，惩戒违法者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使会计职业道德实践活动与各项会计工作紧密结合，营造浓烈的社会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给会计人员以会计职业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十、坚持常抓不懈以重德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与会计工作相伴，是一项根本性建设、长远性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必须常抓不懈。会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负责人，要在思想上重德，把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建设和财会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统一思想，加强领导，选好载体，推进建设，切实担负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财会队伍整体素质的重任。在考核或任用财会人员上，必须始终坚持“先看本色、再看本事”，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要把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切实体现到会计制度建设和对财会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考察、评价、激励等各个环节中去，使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遵循会计工作的内在规律，注重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经验，揭示会计发展规律，使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进行得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刻、更富有成效。 总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己成为做好会计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坚信，只要各方努力，持之以恒，会计诚信的春天一定会到来，道德之花一定会绽放。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从社会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管窥高校会计专业教育 ［摘要］ 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会计在提供经济信息方面的作用越发重要。各种诱惑考验着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水平和其专业技能，要求高校会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并将职业道德融入自己的人格中，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关键词］ 高校学生；会计职业道德；会计专业教育 一、社会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现状 美国安然、施乐等著名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案陆续曝光，微软等跨国公司也存在会计不规范问题。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虚增利润案件的也频繁发生。回想起2001年朱?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时至今日，每次诵读都犹如醍醐灌顶。联想眼下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严峻形势，不禁备感焦虑。 （1）会计专业技能不强导致会计信息失真。良好的专业技能是体现会计职业道德的一项重要指标，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搜集者和整理者，若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对相关法规制度不熟悉就会导致在处理会计信息过程中发生错误，进而传递出错误的财务信息，导致职业道德危机。我国目前会计从业人员很多，但高级人才甚少，甚至有些会计人员对我国会计新政策几乎不了解，知识陈旧匮乏，如何能传递出准确实用的会计信息？ （2）弄虚作假，背弃原则，监守自盗。与由于自身专业技能不强导致信息传递失真相比，这种情况更使人憎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控制了某些人的思想，使得一批人置人民利益、法律条令于不顾，挪用公款，弄虚作假，最终把自己逼上一条不归路。 （3）个人修养不高，会计职业道德意识淡薄。详细地剖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当谈及会计职业道德沦丧问题，会计从业人员总会把责任归咎于外界因素而忽视了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4）屈从于外部压力以求自保。会计人员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既要服从领导又要坚持原则。面对选择，很多人为保“饭碗”圆滑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原则，存在潜在的职业道德危机。 二、导致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从内部原因来说，会计人员自身问题不容忽视。①会计人员的素质以及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面临物质诱惑能否坐怀不乱；面临各方压力能否应付自如，坚持原则；在面临复杂严肃的经济问题时，能否直击要害，妥善处理。但是实际上，有些人员面临诱惑把持不住，面临压力坚持不住，面临难题束手无策，全然抛弃了职业道德和应有的诚信守则意识。这对于高校会计专业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②会计人员个人修养还高，被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蒙了心窍，违背法律准则，弄虚作假，从中牟取私利。这就要求高校会计专业学生加强个人品德修养，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其次，从外部原因来说。①社会环境浮躁。当违背职业道德成为一种社会通病，它就会像电脑病毒一样，难以遏制。②行业自律性不强。会计从业人员处于这种环境，很难出淤泥而不染，把职业道德、诚信守则放在第一位，这导致整个会计行业风气不能够澄澈清明。这样的环境很难使高校会计专业学生树立会计职业道德第一的观念。③国家法制建设尚不健全，某些方面尚没有完善的法律规范。④会计教育体系存在弊端。从高校这方面来说，高校教育着眼于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高，而忽视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培养。以至于给会计专业学生留下了一种只要拥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可有可无的印象。 三、加强高校会计专业学生职业道德的建议 （一）对于高校学生 作为一名高校会计专业学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摒弃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提高自身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首先，认真学习专业课程，提高专业技能。扎实的会计功底能够为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提供更强大的保证，也才能提供可靠有用的会计信息。高校学生正处于在校学习知识、培养技能的大好时光，应该努力汲取知识，提高能力，为自己步入社会服务人民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次，增强实践能力。高校学生学习的多是理论知识，实践甚少。虽然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只有运用于实践中才能凸显其价值。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体会理论，同时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丰富实务经验，才能为以后真正从事会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再次，关心国家政策方向，熟悉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会计就得懂国家方针、熟谙行业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实务操作中更加规范，才能使所提供的财务信息满足使用者需求，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恪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最后，学习利用网络资源，了解会计方面优秀人才的事迹，为自己树立目标，做一个严于律己，恪尽职守 ，把职业操守融入自己人格的优秀会计人才。 总之，作为一名高校会计专业学生，一定要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提高职业技能的同时，把职业道德作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并把它融入自己的品格中。 （二）对于高校 1.在提高学生职业道德修养方面 （1）改变育人思路，提高职业道德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专门开设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或者将这种教育融入到日常课程学习中。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改变过去以技能知识教育为唯一目标的教育模式。 （2）提高教师的个人会计道德修养，为学生作表率。职业道德的塑造与教师传授有很大关系。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师在无形中为学生树立了榜样，并在教学中用自己高尚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帮助学生塑造品格。 （3）结合实际案例教学。高校学生接触社会较少，所以要在教学中结合社会上发生的真人真事为学生讲解，使学生真正意识到塑造优秀会计人格是何等重要。 （4）改变现有的学生评价体系，把会计职业道德评价融入到学生整体评价体系中，提高学生对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促使其努力提高个人会计品格。 （5）带领学生学习会计职业道德理论、规范和原则，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会计职业道德框架，并从思想上重视会计职业道德修养。 2.在提高学生知识技能方面 （1）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时践出真知，只有让学生走出书本接触到现实中的会计，才能真正认识到某些实际问题。 （2）购买专门会计网络资源，开拓学生视野。虽然现在网络资源发达，但是真正专门针对高效会计专业学生的资源并不丰富。书本上知识毕竟有限，教师传授也只有课堂几十分钟，学生想要获取更丰富的知识、增长技能，只有靠自学，而网络为学生自学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摘要：阐明我国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提出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必要性；措施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随着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也就成为建立会计诚信机制的必然要求。会计职业道德的好坏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 1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1.1 当前我国经济成分丰富且复杂，生产方式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人事关系比过去大大复杂化。为了配合复杂的经济生活和日益频繁交往的人际关系，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会计领域必须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强化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1.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旧的道德传统严重阻碍了新体制的运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会计人员违背会计职业道德，那么，市场经济就难以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 1.3 规范会计人员职业行为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各种财经会计法律、规章制度之中。但在强调运用会计法规、法令、纪律来规范会计人员职业行为的同时，仍必须辅之以会计道德规范。 2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措施 2.1 净化会计行为环境。会计人员不仅工作在会计领域，更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其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一个道德意识淡泊，公共意识低下，自我中心突出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营造出高品味的会计职业道德。净化环境，不是光靠会计职业界的努力能做到的，而要依托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协调，尤其是应与法律、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同步，才能建设好会计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实质上是向社会提出了提高道德觉悟、重视道德修养、净化环境的基本要求。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应自觉提高职业道德意识，从而营造出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和谐环境。 2.2 制定一套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首先，会计职业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会计人员的道德感和思想觉悟，而非受制于外力，因此会计职业道德的制定不宜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而应该由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等民间组织、中价机构来制定、颁布与监督实施，实现会计行业自律。其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必须依赖道德之完善来维护，在加强法律建设的今天，切不可忽视道德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吸收西方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时代精神的会计职业道德。 2.3 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政府监督。首先，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制定与实施：（1）会计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2）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它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3）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4）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其次，从有关会计的政府监管来看，需要解决监管的责任问题。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是要解决防止造假、惩处造假以及严格执法问题。目前，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包庇推委现象时有发生,它们或者只管“灭火”不管“防火”，或者见媒体已经曝光，领导人有了批示，才开始行动。到底预防性的监管责任应当归属于谁？监管部门不作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明确，就无法改变当前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局面。 2.4 建立健全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会计职业道德的监测评价系统是会计职业道德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应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跟踪监测系统，判断会计职业道德意识所处的阶段，及时发现会计职业道德状况的新动向；其次，在建立健全会计职业道德评价系统时，建议在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等会计组织内成立道德委员会来履行这一职责。 2.5 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抓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处于放纵阶段，不能指望良好道德在短期内能自发形成，而应该下大力气狠抓落实会计职业道德教育。①各类设有会计专业的学校，应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②重视会计教师的师德建设，言传身教；③在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中应理所当然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并且摆在突出位置；④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资格考试内容中应包括会计职业道德；⑤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正反面典型，加以舆论引导；⑥进行配套教育，即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进行政治思想、法制、政策水平、业务素质、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教育；⑦道德教育形式不限于课堂教学，还应采取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参观学习、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教育；⑧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 要通过奖惩措施的实施让不诚实者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让诚实者获得奖励，使选择诚信成为会计人员的一种理性行为。让遵守职业道德行为带来的收益——光明的职业前景、融洽的同事关系、良好的社会信誉远远大于不遵守职业道德行为付出的成本——晋升无望、时刻面临失去工作的威胁、受到同事的鄙视和冷淡。那么，所有会计人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使职业道德教育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说教。综观中外成功企业，他们都以诚信作为追求与必备的品质之一，而且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发展壮大的。 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指出，“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他把“至真”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颁布和实施,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道德评价能力必将在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提高。 2.6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从法律方面进行规范性防范。从有关会计的法制建设来看，目前需要解决惩治造假的“精确制导”问题。所谓会计法治的“精确制导”是指：明确由什么人启动对会计欺骗的诉讼程序，改变“民不举、官不纠”的局面，使违法企业浮出水面；明确规定会计真实性的具体法律标准；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唯一责任人，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此外，为了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还需要研究会计法，提高立法和执法的科学性，让那些胆敢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基于诚信会计职业道德下的会计环境建设 [摘要] 文章从分析会计职业道德的环境入手，阐明了诚信会计职业道德下的会计环境的特征和内容，建议改善会计环境以达到重塑会计职业道德之目的。 [关键词] 诚信会计职业道德会计环境关系途径 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是多元利益主体的中心，肩负着客观、公正地处理各方利益的艰巨任务。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摆在各国前面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影响来自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符合诚信会计职业道德要求的角度来阐述会计环境的建设。 一、诚信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活动中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和会计人员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基本道德规范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会计职业道德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会计职业道德范畴，包括会计职业信念、会计职业责任和会计职业纪律；二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包括敬业爱岗、钻研业务、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以及严格保密等。 1.敬业爱岗: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首要前提。它要求财会人员充分认识本职工作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会计工作。 2.熟悉法规: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基础，财务工作涉及面广，在组织好财务活动的同时，为了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它要求财会人员必须熟悉财经方针政策和各种会计法律法规与制度，确保财务处理的正确性，同时从记账方法、科目运用、账簿设置、核算规程、会计报告等方面确保会计处理的标准性、及时性和会计方法选择的合适性、合理性、成本费用及损益核算准确性及资产负债权益反映真实性。 3.依法办事: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中之重。财会人员必须遵守《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正确处理国家、集团、个人及外部经济利益关系，依法理财。 4.搞好服务:会计是为管理服务的，因此，财会人员必须从政策、资金和管理三方位一体化服务于企业。 5.诚实守信:财会人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执业谨慎、信誉至上、不为利益所诱惑、不弄虚作假、不泄露秘密。会计报表和信息面对的是社会公众，所以会计人员的诚实守信特别受到社会关注。 6.谦洁自律:会计从业人员不能见利忘义，为了谋取小团体的利益，忘记了自己履行的职责，甚至铤而走险。 7.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技能:会计人员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而不断努力更新知。 8.保守秘密:会计人员应当保守本单位的商业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人同意外，不能私自向外界提供或者泄露单位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职业活动动作于其中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是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是会计所处特殊发展阶段的客观外在环境和条件，它包括会计主体内部环境和存在于会计主体外的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指会计主体内部的会计工作条件和状况。主要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单位的人事政策和内部组织机构；会计主体的性质；内部审计情况。外部环境是指该会计主体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能够对会计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很多，主要归纳如下几点：经济体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单位的外在利益关系的单位和部门，包括工商、税务、财政、经济及业务主管部门这些外在部门的利益；法律因素；政治因素；政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教育因素；历史传统因素；科技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会计的相关职业因素；会计准则的完备程度和行业管理因素；社会审计和政府审计因素；会计职业特性决定因素。 会计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环境，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性和特征，因此，在分析会计环境时，要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环境下进行分析。 三、会计环境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 人的需要不仅仅体现其动物属性，更表现为其社会属性，并且由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现实中的会计人员更是如此。所以说，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律，更多的是他律。它不仅是为了道义，而且也是为了功利即会计人的自身品德之外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最终增进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与幸福，故而要解决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必先解决环境建设。不可能仅靠道德来支撑，道德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只有在制度健全的社会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内部控制制度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一般来说，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避免和消除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形成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相互制约，促使会计人员遵守和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否则可能造成部分会计人员或其他人员钻空子，贪污腐化，挪用公款等严重的职业道德和违法问题。 2.单位的人事政策和内部组织机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单位的人事政策和内部组织机构决定了会计人员在单位中的地位和独立程度。一般来说，会计人员在单位中的地位越高则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否则会计人员及其工作不仅受到单位领导的制约，而且受其他部门主管和人员的制约，就不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另外会计人员的任用和选拔的方式也影响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状况。 3.会计主体的性质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不同的会计主体面对社会有不同的利益点。私营企业可能更侧重于合理避税，以增加所有者的实际利益;上市公司更侧重于每股的盈利，以达到融资的目的;一般说来，会计人员在单位与其他一般管理人员和职工相比，并无特殊的个人经济利益，会计人员多是出于对个人职业、岗位、待遇的维护。当个人利益与会计职业道德，当生存职业岗位和职业道德产生矛盾时，两者孰轻孰重，多数人恐难权衡。因此不同的会计主体对会计人员个人利益的制约是不同的，会计主体的性质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会计人员置身于企业中，经常出现两难境地。俗语讲：“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可以算是对会计人员两难境地的一种形象描述。 4.内部审计情况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一个单位有较好的内部审计制度并很好地履行，可以为会计人员很好地遵循会计职业道德提供一些内部保障。 5.经济体制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体制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等影响的至关重要因素，体制客观上造就了会计主体的特性，从而影响着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6.经济发展水平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实质上是一个物质环境，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费尔巴哈也认为“德性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和住房，如果缺乏生活上的必需品，那么也就缺乏道德上的必要性，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充裕的物质、经济的发达、基础的完备、科技的先进等都是建立和发展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 7.资本市场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其生存与发展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的范围、供应方式，必然对会计产生明显影响，为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筹资需要，不同的目的和需要造成了更多的会计估计和选择。 8.单位外在利益关系的单位和部门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单位外在利益关系单位和部门包括工商、税务、财政、经济及业务主管部门，这些单位及部门的利益直接影响会计人员的会计估计和会计处理。 9.法律因素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会计职业道德便成了一句空话，会计职业道德在得到一个普遍的适用过程后，也可以通过立法上升到法律层次。 10.政府因素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政治因素是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规章和制度，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提供导向，具体政策的不当或过失均会给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带来消极的后果，它们对会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计接收政府指导的程度、会计的服务对象、对会计内容的要求等方面，此外，政治因素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因素、法律因素，以及其他因素来间接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诸多方面。 11.政策因素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经济政策，包括财税、税收、贷款、上市、配股条件等政策调整着单位的行为，影响着会计人员的行为和职业道德，决定着会计的动机。 12.社会文化因素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社会文化因素中的保守程度、重商、轻商主义倾向和保守秘密的倾向和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公开范围和程度。 13.教育因素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教育水平高低、教育体系及课程体系设置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会计人员的素质和会计队伍的质量和就业情况。 14.其他会计环境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历史传统因素、科技因素等因素影响着会计职业道德的时代性。会计的职业特性、会计准则的完备程度和行业管理则影响着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判断，如对存货计价方法判断、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选择及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选择等职业判断。 四、会计环境建设途径 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应积极改善会计职业的会计环境，建立一个有利的控制环境、一个好的人事政策和实务、设置合理的组织机构和建设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以建立一个良好的会计职业形象。 1.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是培养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新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核算行为，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有着深远的意义。因而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职业道德培训应势在必行。 2.改革现行会计在校教育是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在校教育是培养会计梯队的阵地，在这个阵地应合理改善会计课程体系设置和会计课程教育方法，使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一开始就走入学生的思想品德内，并作为一个考核的必备标准。 3.形成一个法制的内外部环境是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保障。各单位应按《会计法》切实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 4.理顺资本市场，提高科技水平及发展经济是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根源。资本市场的规范，引导企业公平竞争，可消除会计信息不真实的动机和从源头上堵截会计人员的造假。科技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对会计造假的成本和威慑力。同样，经济的发展可以为会计人员避免进退两难的境地提供保障。 5.创建事后惩罚机制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最后一剂良药。会计管制的指导思想应该立足于成本收益分析，即将反违规者或潜在的违规者视为经济人，他们所做的选择是成本收益博奕的结果，只要违规的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存在违规的可能。因此，管制的思路应该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减少违规的收益，事后惩罚机制是确保会计质量信息的最后一剂良药。 五、结束语 会计职业道德依赖于会计环境的变革，只有创建一个良好的会计内外部环境，才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搞好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使会计人员成为一个诚信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现状及解决方案 【摘要】诚信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会计职业道德概念出发,剖析了我国会计行业职业道德失范现状、原因，提出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和建设途径 【关键词】诚信道德、会计、我国会计道德建设、会计现状、解决方案 一、会计职业道德含义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是一个技术性与政策性很强的职业，由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及会计核算涉及到许多集团的利益，加上经济业务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会计方法本身的可选择性，使会计人员在处理经济业务时，不但需要遵循经济法规等，还要根据自身的价值观作出判断，会计职业道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含义： 1．会计职业道德是规范会计行为的基础 动机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会计行为是由内心信念来支配的，信念的善与恶将导致行为的是与非。会计职业道德对会计的行为动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等，引导、规劝、约束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遵循职业道德要求，从而达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 2．会计职业道德是调整会计职业活动利益关系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这些经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会计职业道德可以配合国家法律制度，调整职业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会计职业道德允许个人和各经济主体获取合法的自身利益，但反对通过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而获取违法利益。 3．会计职业道德具有相对稳定性 会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是为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任何社会和个人，对于客观经济规律，只能在认识的基础上，去主动适应、掌握和运用它，而不能去改造它，更不能违背它。会计标准的设计，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的选择，都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要求。因此，会计职业道德主要依附于历史继承性和经济规律，在社会经济关系不断的变迁中，保持自己的相对稳定性。 4．会计职业道德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会计职业道德是人们对会计职业行为的客观要求。从受托责任观念出发，会计目标决定了会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尤其是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会计不仅要为政府机构、企业管理层、金融机构等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而且要为投资者、债权人及社会公众服务。可见，会计信息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会计职业道德必将受到社会关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二、目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现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中国果汁行业三巨头之一，沪市上市公司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中鲁600962)的三季报一出炉，网上立即爆发出一片质疑声。一位看上去相当内行的网民留下刺人眼目的文章，直斥国投中鲁“惊天大造假”，称其为了增发目的压低股价。的确，相比该公司第二季度每股盈利0.42元，环比增长859%的抢眼表现，国投中鲁第三季度的每股收益0.01元的业绩实在出乎意料。不仅普通投资者感到失望，就连部分机构投资者也大跌眼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会计法制和职业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广大会计人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做出了突出成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存在的问题。 1、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淡薄 在现实中，一些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够坚持准则，甚至通同作弊，为违法违纪活动出谋划策，直接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 2、追求私利，监守自盗 一些会计人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膨胀，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制观念，会计职业道德沦丧，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以身试法，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陕西省延安市公路管理局李渠收费站原财务人员李进军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截留不上缴的手段，将收费站收取的车辆通行费570余万元转移后存入自己的银行卡里，用于互联网赌博，结果输得一干二净。近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该市宝塔区检察院立案侦查。（来源： 检察日报）这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是少数会计人员所为，但也反映出在新形势下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3、违背准则，弄虚作假 一些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时，没有严格执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准则，出具了不恰当的审计报告，客观上认同了会计做假行为，充当了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失真的保护伞。有的注册会计师明知委托人的会计报表有重大错报和故意造假的行为，却不予指明，并加以虚假的陈述，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 三、造成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 1．社会环境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影响 随着经济改革向纵深进展，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人际社会关系大大的复杂化，从而使不少人在物质财富中失去方向，导致一些贪污舞弊，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等等行为的泛滥。会计人员身处财经大权的关键地位，在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环境影响下，其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2．法规滞后内控制度不健全 会计制度只是个别条款涉及到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缺乏系统全面的职业道德规范来引导和约束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难以形成防范会计造假的自我约束机制；而有的单位财务部门内部职责不明确，内控制度不落实，监督检查不力，有章不循，循章不严，重查轻处，不能实现有效的相互牵制和制约，使得监督制约弱化。 3．工作地位“服从命令”作用 会计人员对单位负责人地位上的从属性，带来其职业道德行为上的从属性。会计人员的工作完全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管理下进行，单位负责人拥有充分的用人权，会计人员只有通过单位任命才能上岗。由于这种从属性往往使会计人员难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单位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会计人员处在两难境地。在工作中，会计人员经常会遇到领导的意图与财经政策法规和标准、制度、规定相抵触的情况，有时，会计人员虽提出合理建议，但单位领导仍坚持其做法，最终导致会计行为失范。 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1．采取理论教育与实际教育相结合： 在职业活动中，对会计人员进行系统的会计道德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会计职业道德观，掌握相关的职业道德知识，辨别是非，明确方向，再结合实际工作，形成高尚的社会主义会计道德品质，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采取典型示范与正面组织相结合： 从提高认识，明确责任的高度入手，以会计领域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作为教材，会计人员可以从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 3．采取自律和舆论监督相结合： 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强调自律，从提高道德认识入手。舆论监督起着抑恶扬善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对遵守会计道德的人的褒奖，对违反会计道德的现象的批评教育，开展经常性的会计道德讲评活动，促进良好的会计道德观念和会计道德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会计道德教育，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要从爱护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引导会计人员明辨是非美丑，自觉改正。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 论文关健词:会计　职业道德　规范 论文摘要:会计工作沙及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经济与社会事业越发展，财会工作就越重要，作为“反映、监督与拉制”财务运行的主体—会计人员责任重大，因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建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工作还只是开始，实践不多，经验也有待积累。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说明，开展这项工作非常必要，是整领会计工作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加快，不少财会人员在物质财富中失去了方向，贪污、滥用职权等行为大行其道，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各行各业会计人员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自律标准，这是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后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有效治理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本人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 1.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具体地说，是指会计职业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履行会计行为时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2.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会计职业行为及职业活动的系统要求或明文规定。它是职业道德在会计职业行为和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根据我国的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实际情况，结合会计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笔者认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应包含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等主要内容。 2.1会计人员爱岗敬业的表现之一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首要前提。它要求财会人员充分认识本职工作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同时，还要求财会人员在工作中正确处理责、权、利三者关系;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技能，勇于革新，争做行家里手。 2.2诚实守信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讲信用，重信用;而且要求财会人员做到不为利益诱惑，保密守信;还要坚持做到执业谨慎，信誉至上。 2.3廉洁自律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它就是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反省、剖析、提高自己，同时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遵纪守法，尽职尽责。 2.4客观公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灵魂。它首先要求会计人员的态度额观公正，其前提是以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前提;其次要求会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核算，并做出额观的会计职业判断;再次，还应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如会计人员在办理有关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业务时，应依法纳税，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少交税款。 2.5坚持准则。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中之重。它要求会计人员在处理业务过程中，严格按照会计法律制度办事，不为主观或他人意志左右。会计人员在进行核算和监督过程中，只有坚持准则，才能以准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发生道德冲突时，应坚持准则，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此，要求财会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财经法制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2.6提高技能。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时代要求。会计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它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会计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会计工作，才能够勤勉、谨慎地运用其知识、技能经验，善于根据客观环境做出正确的职业判断，如选择恰当的会计政策、做出合理的会会计估计等。 2.7参与管理。简单地讲就是间接参加管理活动，为管理者当参谋，为管理活动服务。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努力钻研业务，熟悉财经法规和相关关制度，提高业务技能，熟悉服务对名胜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使参与管理的决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消极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 2.8强化服务。是要求会计人员具有文明的服务态度、强烈的服务意识和优良的服务质量。会计人员服务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会计行业的声誉和全行业运作的效率，会计人员服务态度好、严格执法、服务周到就能提高会计职业的信誉，增强会计职业的生命力，反之，就会影响会计职业的声誉，甚至直接影响到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特征 3.1原则性原则性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典型特征。坚持原则能使财会工作者职业义务感和使命感得以加强，作为会计工作者，如果不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坚持按原则办事，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2无私性财务工作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思想和行为，以国家、集体的利益重于一切为最高原则。无私性集中体现在财务工作者的道德习惯行为上，廉洁奉公，不贪不沽，一尘不染，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作风。 3.3服务性财务工作贯穿于我国四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各个部门。财务工作既不能独立于各行、各业、各部门而存在，又不能置于各行各业各部门之上。 3.4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所以说，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4.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会计法律制度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法律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辅助和补充作用。 4.2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规范会计行为的基础。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的行为动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而起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 4.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保证。能否为这些服务对象及时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会计信息，取决于会计职业者能否严格履行职业行为准则。 4.4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人员提高素质的内在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体现，一个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应当做到爱岗敬业、提高专业胜任能力，这也是会计职业者遵循会计职业道德的可靠保证。 综上所述，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不断加强会计人员的培训、教育，才能使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重视起来，每个会计人员必须从自身做起，不负众望，以严明的制度约束自己，以高尚的职业道德感召世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会计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笔者从会计诚信会计职业道德关系入手通过分析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现状及其职业道德失范的成因作了深刻剖析，并就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关键词：会计诚信　会计职业道德　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人们对财务信息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而公司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失实，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和谐社会、诚信社会的构建。近几年国内国际上财务造假案层出不穷，使人们陷入了对财务信息真实性及其重要性的思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会计的公信力、培育会计诚信、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行为，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在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就会计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会计诚信、会计职业道德的内涵 (一)会计诚信的内涵 会计诚信表达了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把公司企业的现实经济活动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会计诚信的内涵包括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职业操守、精湛的会计技术和会计技能、完善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优质的会计服务诚信。 (二)会计职业道德的内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工作处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沿，会计人员身处财经大权的关键地位，职业道德在整个会计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会计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 会计诚信和会计职业道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影响，互为促进。 (一)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诚信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会计人员，只有严格地遵循会计职业道德，才会出现诚实守信的会计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依法、规范的执业行为的不断积累，就是建立会计诚信的过程。 (二)会计诚信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 三、会计诚信对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要做到会计诚信，就是要按照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依法、规范、认真履行职责，一是理财，要做到为民理财，聚财有道，生财有方，用财有效，为公司企业当一个“好管家”。二是廉政，要做到廉洁公正，坚持不义之财不取，在金钱面前不动摇，非己所属，眼不红、手不痒、不贪不沾，依法规范履行职责，切实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三是诚信，坚持诚信为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业，决不做假账，危害公司企业。 四、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 从全国物价、税收、财务大检查和对部分国有太中型企业及重点亏损企业审计情况可以看出，层出不穷的虚假会计报表从多个侧面折射出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职业道德观念淡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够坚持准则，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出谋划策，直接参与伪造、编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第二，追求私利，监守自盗。一些会计人员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以身试法，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三，违背准则，弄虚作假。一些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时，出具了不恰当的审计报告，客观上认同了会计作假行为，充当了被审计单位信息失真的保护伞。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如下： (一)社会变革、市场经济价值观念转变及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不规范，权力监督和制约乏力，激励和约束机制不配套。 (二)会计职业界自身建设存在较大差距，会计人员坚持职业道德的外部法律环境不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会计人员坚持准则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救济制度不完善，不利于会计人员形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 (三)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缺乏有力的手段和措施，致使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理想。在学校教育中，较长时期偏重智育，忽视德育。参加工作后，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中虽有职业道德内容，但实际上从未见过职业道德培训。 五、加强会计诚信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一)坚持把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始终放在首位。 (二)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一要强化对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二要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切实保证财会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安全性。三要增强会计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与国际并轨的进程中，国际资本一体化也带来了会计市场的一体化，会计人员要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三)强化法律法规制度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切实做到遵纪守法。 (四)制定岗位责任制，加强财会行业的监督检查与审计。结合财会执业工作特点和规律，制定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岗位职责紧密结合，把财经纪律与规章制度紧密结合，实行管理岗位与具体岗位连带责任，强化连带监督，促进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过了金融风暴的洗礼，会计改革不断深入，会计专业性和技术性日趋复杂，会计行业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会计业必将走向世界，其执业能力和水平必将经受严峻的考验。诚信既是会计工作的命脉和灵魂，也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操守和立身之本，因此，追求诚信立业，必须把会计诚信与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财会职业人员综合能力。每个财会人员都要从自身做起，不负众望，以精湛的业务技术服务社会，以严明的规章制度约束自己，以高尚的职业道德感召世人，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依法履责，贡献才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谈新时期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摘要】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的工作行为规范，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在当前时期又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意义；要求；措施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应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会计的灵魂，是贯彻与整个会计工作的新年和精神力量。会计职业道德，既是会计人员在本行业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规范，也是会计行业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计不只是单纯的计数、记账，会计人员不仅要为政府机关、管理机构、金融机构等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而且要为投资者、债权人及社会公众服务。这是现代会计活动赋予会计人员的更高使命，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是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整顿经济工作秩序，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只能作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 （一）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能有效地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会计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从业人员，处在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关口，应是经济工作的“卫士”。财务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基础，国家的许多法律、法规，尤其是财经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都要通过会计工作来实现。但是新的《会计法》的实施以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即执法的行为主体——会计人员的思想认识未能相应地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缺乏行动的自觉性。道德是一切法律存在的基础，是执法的思想保障，特别是在这一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与非的模糊界限会使人产生道德的迷茫，缺乏依法办事的思想基础，会计也不例外。鉴于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能促进会计职业道德良好品质的形成。 （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能缓解会计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的形成 现实生活中，诸多的贪污、行贿受贿、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都要经过会计人之手。当然，这些现象的主要责任人可能不在会计人员，但与我们的会计人员屈从压力，不坚持原则大有关系。消除腐败，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会计人员必须坚持原则，用好《会计法》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必须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使之能用会计职业道德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会计职业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正确使用自己的会计权力，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会计义务。 二、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 （一）爱岗敬业，熟悉法规 即会计人员应当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所从事工作的要求。爱岗敬业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会计工作不只是单纯的记账、算账、报账工作，会计工作时时、事事、处处涉及到执法守规方面的问题。会计人员应当熟悉财经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做到自己在处理各项经济业务时知法依法、知章循章，依法把关守口，同时还要进行法规的宣传，提高法制观念。 （二）依法办事，客观公正 一方面，会计人员应当按照会计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会计工作，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另一方面，依法办事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自己职业的形象和人格的尊严，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此外，会计信息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微观决策，而且关系到宏观决策。做好会计工作，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也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观公正的态度。否则，就会把知识和技能用错了地方，甚至参与弄虚作假或者通同作弊。 （三）诚实守信，保守秘密 诚实守信是会计人员的基本道德素养。会计人员做不到诚实守信就会导致失真的会计信息，失真的会计信息是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关键，不仅会误导投资者与债权人，使其决策失误，而且会导致国有资产和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扰乱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秩序。为了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有效遏制其社会危害性，强化会计工作人员诚实守信至关重要。会计工作性质决定了会计人员有机会了解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有可能了解或者掌握重要商业机密。这些机密一旦泄露给竞争对手，会给本单位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对被泄密的单位既不公正又很不利。泄露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也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违法行为。因此，作为会计人员，应当确立泄密失德的观点，对于自己知悉的内部机密，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严守秘密，不得为一已私利而泄露机密。 三、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措施 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指出，当前左右财会工作质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严重滞后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把会计职业道德内化为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使其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同时要着力构建会计诚信体系，打造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高素质会计队伍。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 对会计人员进行道德教育，不能一劳永逸，应作为终身教育的内容，并视其不同的工作实践阶段区别实施。第一，岗前培训。应在会计教学中增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填补我国职业道德在教学中的空白。在上岗证培训中，对“准会计人员”进一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知道跨入会计门槛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此谓打“预防针”，使其产生“抗体”。第二，后续教育。对以在岗的会计人员，应定期有组织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根据不同时期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不断深化充实、更新及拓展教育训练内容。这一阶段的培训目的，着力于检查对照方面，谓之“查体”，使其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任何道德上的滑坡，如不及时终止，终将陷入犯罪的深渊，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位会计人员都不能掉以轻心，存有侥幸心理，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职业行为。 （二）强化法制监管，健全考评机制 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罚，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一是对于恶意造假者，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执法上对造假者追究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使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加大会计信息稽查力度和检查面，大幅度提高会计造假成本。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不遵守行业规则、不守信用的企业或个人，出现做假帐行为后要把肇事者驱逐出相关行业。如对会计造假的上市公司要立即退市，对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要进行取缔，对造假的单位责任人、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吊销资格证书，不允许继续从事相关职业等。三是建立和完善考评机制，建议各级财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出台对会计人员的考核办法，以年度为考核周期，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职业行为、会计监督、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等几方面对会计人员进行考核评价。对考核成绩优秀者可作为评比先进会计工作者的条件，各级会计管理部门应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合格的会计人员集中进行学习和培训，仍然不合格者年检不予通过。 （三）培育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建立会计人员诚信档案 在一个道德意识淡泊，自我中心突出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营造出高品味的会计职业道德。首先要坚持诚信的用人原则。各单位聘用会计人员，首先选择的应该是有诚信的人，一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但是缺少诚信，我们是不应该聘用的。其次充分发挥诚信示范作用。大力宣传先进会计人员的事迹，将先进会计人员的事迹提炼成职业化要求，努力引导会计人员向先进人物看齐，实践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诚信档案包含的对象是我国所会计从业人员及其领导。诚信档案主要记录会员的基本情况、在诚信方面的良好表现及行为、已经出现的有违行业诚信要求而需予以提示的行为，以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及准则、受到各类处理的行为等。会计诚信档案记录期限至个人不再从事会计工作止，对相关人员失信和处罚等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披露，是加强会计自律性管理的有效手段，使诚信执业者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失信者受到市场的处罚。 总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客观上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根据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身特征，从宏观和微观，即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方主体共同努力，持之以恒，方能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帐、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的会计职业道德风尚。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目前会计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一直是倍受业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欠缺而造成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影响颇多。会计职业道德好坏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针对现阶段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作点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 企业 一、违背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因 1.利益的驱动是会计造假的源动力。经济利益是最常见的造假动机,是造假者最大的内在驱动力,造假者通过造假旨在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另外对政治利益的追逐也使造假者铤而走险,不顾后果。造假者的逐利心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暴富的渴望,对物质财富和富足生活的羡慕,对保官升官平步青云的企盼,对出人头地的向往。而当这一切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时,就不得不依靠做假帐来改变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改变衡量其政绩的各项经济指标。如常见的造假手段包括不恰当核算特殊交易、滥用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错误确认费用及负债、资产造假。 2.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缺陷”使会计造假成为可能。现代产权结构模式的两权分离,产生了以信任为基础,资产所有者以委托方式由选定的经营者所有者从事经营管理资产的委托一的运营形式。企业出资者委托经营者为其,以实现出资者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来管理企业资产。 3.会计人员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有成千上万的会计人员,这支队伍在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随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法规体系逐渐完善,需要会计人员更新观念、学习新法规、掌握新知识,加强职业道德培训、塑造会计行业诚信理念。特别是《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机关会计的准则实施后,需广大会计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根据制度及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对会计实务问题做出职业判断。 二、当前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会计职业从其权责结构的特点上看,是会计从业人员(无论是企业内部会计从业人员还是企业外部会计从业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加入到委托人与经管人的经营关系中去的,应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负有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且有用的会计信息的责任。这—职业所需维护的利益是极为广泛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一顼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是各级会计工作管理部门、会计职业管理机构、单位负责人必须重视和做好的工作。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职业基本教育。(2)服务宗旨教育。(3)职业精神教育。(4)遵法守法教育。 2.减少外部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负面影响,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应当依托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协调,尤其应当与法律、与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同步,才能建设好会计职业道德。 在现代生活中,任何个人及经济组织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企事业单位的各种经济行为更是如此。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实现其职能,是法律所赋的权力。要改善会计行为环境,就要给予会计工作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我国在2000年7月1日之前执行的《会计法》第4条规定:“单位领导人领导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可见,会计人员是在单位领导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下,会计人员不得不服从于领导的意图。而某些企事业单位领导人钻法律的空子,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粉饰业绩、谋取私利等等。会计人员对这种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因为他们的权力被“领导”了,被“限制”了。可喜的是,我国于200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法》第5条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第46条还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这两项法律条款有力地保证了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使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位负责人的非正常干预,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3.严格执法,加强监督 一是政府加强对企业会计的监管。会计工作的普遍性、会计信息的社会性、会计作用的国际性都要求政府应加强会计的监管,使企业的会计信息的披露有个规范统一标准,保证其真实性,也只有政府才具有这种权威性。首先,政府制定各方参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主要指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专业核算办法等会计标准。规范会计核算,保证各单位、个人有法可依。其次,严格监督检查,使各单位、个人有法必依。最后,对各单位、个人的执行结果采取优胜劣汰,激励守则者、严惩违法者。 二是加强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企业内部控制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和其他管理控制两部分。内部会计控制体现了内部牵制原理,与其他管理控制交织进行,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内部会计控制指企业内部建立的会计控制体系,其中包括:可靠的内部凭证制度。会计凭证是企业会计核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录着经济业务,为监督检查提供主要依据,保证会计信息的传递;健全的账簿制度。在可靠的内部凭证制度基础上,健全的账簿制度能确保会计记录的保密性和完整性,保证提供完备的会计信息;合理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即便于企业有关人员了解处理会计实务的程序和方法,有利于企业会计政策的前后一致性;科学的预算制度。这是会计核算与监督的依据;定期盘点制度。它是保证会计信息起初的重要手段;严格的内部稽核制度。即可及时发现错弊行为。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我国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现状分析 【摘 要】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会计方法和手段，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做出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效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其实质是有目的地干预或影响财务报告，进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和决策。本文对我国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盈余管理 会计职业道德 现状 会计职业道德是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会计职业的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会计人员的职业品德、专业胜任能力、职业责任和职业纪律等。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会计人员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基本道德规范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它既是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规范会计行为的基础。 一、我国盈余管理现状 在我国，现代会计还十分年轻，缺乏一些具体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证券市场的监管功能还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动机上有一些区别。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包装上市以及后来的配股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监管能力不到位，有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经到了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程度。 对比国外的盈余管理方法，可以发现只要我国公司的盈余管理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都是有益的。 透视我国盈余管理现象，对我国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分析如下： 1．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最基本的动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由于利益诱导效应，企业股东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一经确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于是一些缺乏会计职业道德的从业者，就有意破坏诚信原则和会计规则，实施盈余管理。 2．盈余管理的避税动因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经营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对经营者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及会计政策的灵活选择为其开展盈余管理实现“避税”提供了弹性空间。 3．企业之间的交易往往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因此，为了树立良好形象，许多企业就有强烈的动机粉饰财务报表，以在客户中建立良好的信用。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社会形象非常重要，它们往往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企业业绩，向市场传递绩优信息，从而达到改善企业形象的目的。 二、会计职业道德判断建设不完善带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会计人员道德素质不高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需要恰当的职业道德判断，恰当的职业道德判断需要会计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我国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会计理论发展缓慢，经济活动内容单一，这些都限制了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2.会计职业道德判断意识不强 我国由于受产权机制的制约，会计人员与企业的经营者同属企业管理人员，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会计人员的工资、待遇等均由经营者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势必会做出有利于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判断，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监督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指经济主体内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财政、税务、审计、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的监督。内部监督由于会计监督人员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往往流于形式。外部监督由于点多、面广、任务重、人员知识老化等问题，都与承担的任务和需要达到的目标不相适应，不能从外部监督上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在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建设中完善盈余管理制度 1.加强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 对于在校学生的教育，既打好专业基础,又塑造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是新时期对合格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提出的要求。在校启蒙式的职业道德培养,需要创建会计文化氛围,进行多方面的引导,让学生在近似的环境中体味会计的真谛,在感触中觉悟,在感触中培养,在感触中提高,成为既有会计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会计素养的新型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认识、全面改进教学方法。 2.注重会计职业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 增加知识储备，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判断能力的关键，就是要熟练掌握和合理运用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加强业务培训，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技术性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真实、公允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基本准则。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就在于促使企业及会计人员能自觉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并且不受权势和偏见的影响，确保判断所产生的会计资料能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长远来看，应建立以社会舆论和诚信档案制度为基本形式的社会评价机制。这种方式具有特殊的内在威慑性，并最终促成会计人员从他律走向自律——真实、公允地进行会计选择。 3．健全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监督机制 会计监督机制是指对会计核算和管理工作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监控和经常性的检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会计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错误，依法查处可能存在的舞弊造假，确保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工作健康、有序、高效地运行。会计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公司治理结构是约束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的基石。社会监督是职业判断的外部监督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拥有了更广泛、更全面的自主权。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就会产生腐败，权力越大，就更需要制约，理财权力越大，就更需要会计监督。因此，强化会计监督，有效地发挥会计监督的职能，是对当前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盈余造假现象的有力挑战，也是防止和发现会计造假的有力措施。因此，要从会计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同时着手，建立起一个由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行业组织、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群众参与其中的全方位立体式监督体系，只有通过内外两方的共同监督之下，盈余造假现象才可以得到彻底的杜绝。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浅析会计职业道德失范及其对策 【摘 要】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执行、经济秩序能否有序、经济发展能否持续的大问题。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会计的法规、制度建设日新月异。可与之相辅相承的会计职业道德却出现了滑坡现象，影响了会计行业的发展。面对这一现状笔者对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现实表现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会计人员思想素质，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会计人员 会计职业道德 提高对策 一、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现实表现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从业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职业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公众对会计从业人员行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当前，人们痛恨虚情假义，倡导诚信，呼吁从业人员遵循职业道德，但仍存在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现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缺乏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 会计人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妥协，违反了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的道德规范。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会计人员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顾职业操守，利用专业优势，铤而走险，大肆造假。另一方面，会计人员在单位的地位具有天然的从属性，其职业道德在单位会计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和作用的大小，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所在单位的文化层次及单位负责人的道德水准。当单位负责人授意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时，会计人员未能坚持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单位负责人授意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时，有相当多的会计人员认为应作好“技术处理”以使单位负责人意见得以“巧妙”实施。有的在面对外部监督时，甚至作好所谓“协调”、“配合”，使监督弱化以至流于形式。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诸多的贪污、行贿受贿、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都要经过会计人员之手。还有发生在国内的一些大公司财务欺诈案，使会计业面临着“诚信危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银广厦、麦科特、st黎明等一系列财务造假公司的曝光，牵出了相关的华鹏、华伦等会计师事务所，每一起造假事件涉案金额之巨、涉及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不高，缺乏诚信缺失。 2.缺乏爱岗敬业、坚持准则的职业精神 不少会计人员缺乏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总认为自己平时工作忙，事情多，不关注、不学习会计法规，更谈不上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了。有的会计人员思想上竟然没有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对职业道德规范和政策法规似懂非懂，十分模糊。这是现实中会计职业道德思想基础的严重缺失。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折射出会计监督机制相当不完备。如单位内部审计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代表着国家利益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保证国家财经法规的贯彻执行，但这种内部审计在有些单位完全是形式，基本上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而有关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税收财务物价检查，因其经常性、规范性以及广度、深度、力度不够，也不能给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再监督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从业人员弄虚作假之风。 3.缺乏努力提高、强化服务的职业精神 我国1000多万财务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占20%，其余大部分都为初级职称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和业务水平偏低。现实中不少会计人员缺乏基本的业务素质，会计工作频于应付。他们业务知识贫乏或知识老化，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知之甚少，专业技术能力较差，职业胜任能力明显不够。业务素质的低下，还表现在工作中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记账不符合规范，账簿混乱、账账不符、报表挤数的现象。实践中由于会计人员业务不熟，而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会计工作质量，违背了职业道德的要求。 二、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是什么原因造成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呢？笔者认为既有从业者的自身原因，也有单位环境、社会环境、政府监督等外部原因。下面试着从这几方面进行分析。 1.从业者自身原因 会计人员在做出违法违纪会计行为时，一般都在职权范围内，以出于主观故意，主动而为，这反映出会计人员自身道德素质偏低。其形成的原因，固然也有社会风气和单位负责人道德水平的影响，但与教育不够极有关系。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较长时期片面注重智育，忽视德育。在会计大中专学历教育中，系统的职业道德课程几乎没有开设。而在参加工作以后，会计人员后续教育规定中虽有职业道德内容，大多只是走走形式，但实际很少进行职业道德培训。 2.单位内部的不利因素 会计操作人员是单位内部的从业人员，受聘、受雇于会计控制者。会计人员在单位的地位具有天然的从属性，从属于所在单位的文化层次及其单位负责人的道德水准。虽然这种从属性对会计人员自我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会计人员要具有比以往更高尚的职业道德境界，才能使职业道德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不少会计人员却很难达到这种程度。当会计人员与单位负责人发生道德冲突时，会计人员就会面临两难选择，若坚持职业道德，就很有可能会被辞退下岗。当前突出存在的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大都是会计控制者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操作者编制虚假会计信息造成的。因此新《会计法》特别强调对违法行为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是非常正确的，是减少从业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影响的重要举措。 3.单位外部的不利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在会计领域也同样遇到了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二律悖反”的困惑。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意识抬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削弱，致使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频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包括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所以人们在分析会计信息失真原因时所讲的“利益驱动”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一种负面效应。例如，在下岗失业和违反原则作假账的两难选择中，有的会计人员会选择按单位负责人意见作假账，虽是保全了自身的利益，却又陷入了职业道德之失范。 4.政府监督的不利因素 政府监督不力，这是会计职业道德失范产生的土壤。监督不力，在客观上助长了会计造假行为的猖獗。致使会计信息失真，会计造假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另外，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不完善，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处罚苍白无力，也是会计职业道德严重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1.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 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与教育不够有很大关系。因此，首先应在会计学历教育中开设职业道德课。同时对在职的会计人员进行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职业道德观，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提高专业及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自觉地抵制不良社会风气，保护会计职业的尊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具体来说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在校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弥补“先天不足” 各类学校的会计专业都应开设《会计职业道德修养》必修课，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自我保护能力以及综合运用职业判断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能力。为学生未来成功的会计人生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2）开展诚信教育和警世教育 财政部门及各单位要定期和不定期地组织在职会计人员上职业道德课，经常印发一些正反典型的材料以及观看警世教育录像，开展诚信教育和警世教育，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道德准则来矫正、规范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确实提高财会人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在任何情况下，不丧失原则，不图谋私利，做到在履行职责中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3）加强法制教育 加强法制教育就是要使会计人员知法、懂法，在工作中时时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财务人员应通晓并遵守《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这些规定是财务人员履行好其职能的重要法律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新的法律制度不断颁布和实施，财务人员还应不断学习、更新和补充专业知识，以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实际工作中，在与有关方面发生利益冲突时，应敢于坚持依法办事。 （4）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 有人认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在“心”，在“欲”，而职业道德自律的最高境界则在于“制心”、“养心”。道德修养或道德自律的根本方法是“约束”，自律机制的核心是“约束系统”，自律者只有按自律标准和范畴时时进行自我约束行所必行，止所必止，才能最终达到“制心”的目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作为会计人员，其会计职业道德修养境界高低，虽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在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因此，是否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则是衡量会计人员“自控”、“自律”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建立完善的自律机制是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 2.健全监管机制，完善奖惩制度 为了充分发挥职业道德的作用，健全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遵循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的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和处罚，建立起会计职业道德的奖惩机制。 （1）建立会计职业道德监管组织 监管组织的建立，根据我国的实际，可以分两步走，在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先在中国会计学会下组建会计职业道德委员会，这一步近期相对容易做到。但权威性稍差，待条件成熟后，建议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单独组建中国会计协会，权威性较高，负责全国会计职业道德的监管。 （2）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追踪记录制度 建议结合会计证的年度检查，对全国的持证会计人员进行注册登记，建立道德行为档案。对在各种财政、审计、税务检查中，提供虚假会计人员，进行量化记分，在会计证年检时根据档案记录，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总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社会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会计改革不断深入，会计行业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讲求会计诚信，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尤为重要，因此加强我国会计伦理道德建设也势在必行。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促进会计基础工作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会计事业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结合会计工作实际，探讨了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有益做法。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体制的转轨，我国会计事业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历程，在会计标准建设与实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前，加强会计工作管理，特别是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是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的关键是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一、时代呼唤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近年来，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问题愈来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理论界、企业界以及政府的监管部门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建设健康的、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尊崇诚信原则。缺乏诚信，经济运行的成本会极其高昂，甚至根本无法运行。在一个欺诈和舞弊盛行的社会里，弱者得不到公平，坦诚者最易受到伤害。因此，建立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是社会公众的共同愿望。21世纪， 五、通过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为了加强会计管理，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必须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1　明确领导责任，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具体体现，是依法理财和依法办事的要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为会计责任主体，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单位负责人应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作为责任主体的单位领导人，不但要重视会计基础工作，而且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按照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要求，落实本单位的财务工作。 2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最直接的对象。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首先，要提高会计人员的政治素质；其次，要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政府和公众对公开，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有着更严格的需求，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会计工作能够及时提供更多的会计服务。为此，会计人员应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强化依法监督理念和服务意识。 3　通过整章建制，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工作通过提供会计信息为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服务。首先，科学设置会计岗位，合理配置会计人员，明确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内部牵制制度和内部稽核制度，完善会计核算的基本制度，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控制。其次，建立岗位定期轮换制度。会计岗位定期轮换，不但可以使会计人员全面掌握会计业务，提高业务素质，还能使会计业务中的漏洞在岗位轮换中暴露出来，有利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再次，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从会计凭证到账表的合法性、资产的完整性、成本费用的可控性等方面进行审计监督，以健全会计基础工作，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新农村建设论文: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任务，各级财政部门要在积极整合资金、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与农民、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投入责任，切实制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措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起好步，开好头，打好基础，不断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新农村建设的不同模式 一是产业带动型。即以发展乡村经济产业为关键，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提高农民福利，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如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是产业带动型的典型代表。目前，在乡村经济的带动下，华西的“三农”已经变成了“三化”，即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农村城市化，以及“三集中”，即农村工业向小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创造了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 二是主体培训型。即以培养新农民、造就新骨干为核心，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平台，以新型农民带动新农村建设。如重庆市积极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紧紧抓住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系统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进城务工农民系列权益保障等环节提供财政支撑。通过培训转移衣村富余劳动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回乡建新居、开发新产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三是村庄整治型。如吉林省推行政府推动、高额补贴、建设高标准小康示范村模式，平均每个村财政投入284万元；浙江省推行农民推动、财政扶持、全面建设模式，实施“千村不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农村新社区，各级财政投入100多亿元，带动村集体、农民和社会其他方面投入250亿元；四川推行整合支农资金、整村推进建设模式，该省仪陇县是全国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试点县，以建设扶贫新村为平台，根据统一规划，整合各类涉农资金5000多万元，用于试点村的人畜饮水、村道公路、民居“三建五改”和沼气建设，使新农村建设走向整村推进的轨道；江西省推行以物代资、民办公助、农民为主建设模式，该省赣州市以“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大力实施村庄整治，各级财政投入3.6亿元，平均每个村财政投入9万元左右，并借鉴了韩国以物代资、奖补结合的做法，主要通过发放水泥、石灰等原料促使农民改善村庄道路、维修房屋等。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原则 一是整合资金，盘活存量。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指导和支持建立县级支农资金整合平台。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发动工作主要在县级政府，资金整合的工作重点也应在县级。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支农资金有效整合方式和途径，引导支农资金的存量统筹用于新农村建设。 二是找准抓手，用好增量。财政部门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试点示范，以点带面”的原则，找对抓手，选准载体，以政府的增量资金引导存量资金和社会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办法。 三是民办公助，激励投入。不断创新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投入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民这个主体的投入积极性，共同建设新农村。目前不少地方实行的农民自愿申报、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补结合及补助政策公示等制度，都是一种有效的新农村建设投入激励机制，可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应该大力推广。 四是强化监管，高效使用。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创新监管机制，完善各项制度，确保资金安全运行、高效使用，真正用于农村、用于农民。 根据不同的建设内容实行区别投入政策 ——合理确定财政支持政策。一是进一步加大投入，支持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一项宏伟目标，各级财政应从履行职能不缺位的角度出发，按照“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的理财思路，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目前，不少省份都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新衣村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二是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各级财政部门要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目前农村主要问题是村庄建设缺乏规划，公共设施落后，脏乱差的状况没有改善，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隐/:请记住我站域名/患没有消除。因此，各级财政应以涉及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现实问题，如新村规划、改水、改厕、环境治理、沼气开发利用等为突破口，支持村庄整治的示范建设，并逐步整体推进。三是合理划分政府与农民的支出责任。根据村容整治和村庄建设内容的不同性质，按照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不同的支持。对于新村规划、村容整洁、改水改厕等公益性的建设内容，主要由财政投入；对于农村垃圾处理等半公益性公共产品由农民投入为主，财政适当补助；对于农民自己房屋的改建、通户道路修建等非公益性产品，则由农民自己承担。 ——整合现有支农资金，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是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按照中央“国家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积极整合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和扶贫资金，并整合现有的乡村道路、农村沼气等“六小工程”资金，围绕新农村建设规划，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二是支持培育和发展新产业。要整合目前有关粮食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专项资金，用于培育和发展新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培训和造就新农民。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并将培训造就新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大措施来抓。各级财政部门要整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培训、农业科技示范、农业职业教育等资金，围绕造就新农村建设人才，用于培训新农民。四是支持农村综合改革，为建设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并引发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下决心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要不断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政府的经费自给能力，避免农民负担反弹。 新农村建设论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为基、规划先行、以人为本。 坚持发展为基，加快富民步伐 发展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民增收致富步伐，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实施优质农产品区域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区域特色明显、比较优势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高效农产品产业带；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扶持农产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和股份合作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搞活农产品流通。 努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力度，推进城镇化。按照“注重特色、注重规模、注重区位、注重产业实力”的要求，推进城乡区域调整，集中发展规模较大、辐射能力较强的小城镇，提高小城镇对农民的吸纳能力。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扶持和鼓励农民进城兴办二、三产业。遵循“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的方针，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为农民就业和外出务工创造宽松环境。 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推进农村工业化。扶持和发展市场竞争力强、科技含量高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帮助其做大做强。积极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与农民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龙头企业对农民的辐射带动力，构建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群，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 坚持规划先行，促进协调发展 规划是龙头，规划的水平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水平。新农村建设规划应注重系统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统一，既要严格标准，又要符合实际。在建设模式上，力求自然和谐、形式多样；在建设方法上，一次规划、分次实施，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系统性。依据统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正确把握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规划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前瞻性。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制定规划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高一些、超前一些，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可行性。立足各地农村实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做到高标准建设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统一，不搞“一刀切”。制定规划应详细周密，既有总体安排，又有阶段目标；既有任务要求，又有落实措施。 坚持以人为本，体现群众意愿 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使新农村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求富、求安、求乐、求美、求和谐的要求结合起来，激发新农村建设的原动力。充分尊重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权利，凡涉及资金筹集使用、项目招标以及工程质量等重要事项，都须经村民大会通过，“大主意”由农民自己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农村“路、水、电、医、学”等公共事业，规范和完善农村低保和特困户救济制度。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结合起来，把村庄整治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完善基础设施，治脏、治乱、治差，改水、改路、改厕、改厨、改圈，实施“净化、绿化、美化”工程，营造良好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着力完善农村文化教育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以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广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加大普及文明生活、科学婚育、卫生保健等知识的力度，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民主法制教育，普及法律常识，提高农民守法的自觉性；加强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自主创业和转移就业的能力。 新农村建设论文:基层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及建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基层干部群众对新农村建设有很好意见和建议：　1、基层干部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通过座谈，可以深刻的感受群众对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决策非常拥护，对新农村美好前景非常向往，对新农村建设热情很高，充满信心。同时认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结合本村实际，量力而行，切不可举债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应把着力点放在集体发展，让群众得实惠上。认为今后要更加注重集体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因为这是为群众举办公益事业的前提条件。同时普遍表示不等不靠，在现有条件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尽量为群众多办些实事、好事。 2、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群众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集体经济发展还不平衡，部分村集体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还相当薄弱，可支配用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太少；农民还不够宽裕，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能力不足。二是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缺乏一技之长，无固定的就业岗位和现金收入，这部分劳动力主要靠自身的强壮体力去从事一些体力工作获得收入。三是村级规划建设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处于“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的状态，存在各村都想搞公寓楼、商贸小区、工业小区现象，容易造成土地浪费和重复建设，重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不良景象。四是村容不够整洁，缺乏统一的垃圾回收和集中处理设施，垃圾无法处理和填埋，随意堆放，“三大堆”问题突出。五是要求加强村集体资产管理，对集体资产管理采用股份制和租赁制，切不可一卖了之。六是要求上级给予贫穷落后村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认为优惠政策都让富村争取去了，结果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落后村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因为落后村的原因，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七是要求涉及新农村建设的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改善服务，提高效率，减少环节，减免有关收费，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3、对新农村建设的建议。（1）要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增加集体收入，加快农民增收致富步伐，是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和物质基础。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新农村建设和村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群众谈论最多、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农村建设打好经济基础。增加村集体收入，当务之急，一是要放宽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通过转让、出租闲置场地、房屋增加收入。二是发展个体民营经济，搞好个体民营小区建设，通过村级税收增长地方留成返还增加集体收入。三是要大力培育各类特色专业村和各种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在组织和服务群众致富中增加集体收入。当前大部分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建议县乡两级要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农民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提高致富素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机会。（2）积极作好村集体债务消化工作。当前村级负债面广量大，影响了村级发展。下一步应采取措施，积极消化村级债务。当前，首先要清理锁定乡镇村债务，并把债务清偿工作作为考核乡镇村的一项重要指标，制定年度责任制。对责任制完成好的予以奖励，逐步消化乡镇村债务。同时，从完善财务收支管理制度入手，除公益性事业外，禁止乡村两级负债搞建设，防止产生新的债务。（3）科学制定乡村建设的总体规划，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在制定规划时，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既要注重搞好村内规划，同时又要注重搞好连村规划，特别是对于村庄集中、距离较近的村庄规划，在制订住宅小区、工业小区、商贸小区建设和自来水、垃圾集中处理场等规划时，要具有前瞻性，从宏观上把握好，充分考虑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长远发展趋势和村镇布局的长远变化，既要符合实际需要，又要科学合理，防止各自为政，自我发展，造成财富和资源的浪费。（4）因地制宜，分类突破。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推广一个模式，沿用一套考核指标。要从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层次性、多样性的实际出发，依据村情选准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近期努力的重点。对那些基础较好，班子较强，群众易发动，对周边易产生带动作用，有说服力的村庄，要先行一步，作好一点，作出成效，作出特色，予以推广，予以示范。特别是对近郊村要提倡先行一步城市化。在操作方式上，可采取两种类型，一种是政府介入，结合村庄土地连片进行整合；一种是有实力的村直接同投资商合作，进行开发。配合大项目建设，引导农民重新选址新建或全村整体改造，并与城区衔接配套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使布局优化、道路硬化、路灯亮化、饮水净化、环境美化一步到位；对远郊村，不改变原来的格局，保持原村风貌，进行现状提升，从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入手，以改善农民卫生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为核心，抓好村容村貌整治，完善村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群众居住环境。（5）加大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帮扶和启动力度。当前，政府扶持和优惠政策主要是向基础条件好的村倾斜，给贫困村群众造成穷村无人问津，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感觉，贫困村的农民看不到希望。建议各级政府在抓好典型示范村和建设村的同时，更要注意加强对那些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帮扶和启动力度，适时启动贫困村建设，首先帮助他们实现道路硬化和通自来水等基础性工作，使他们早日感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果。（6）坚持以集体和群众投入为主，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政府以奖代补，补助一部分；二是发动群众集资一部分。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启动一事一议，群众对于改善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三是政策性信贷支持一部分，放宽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发放消费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四是盘活闲置土地、厂房，出租转让收入一部分；五是业主、开发商预先垫支一部分。（7）进一步转变部门作风，强化服务，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建议采取统一政策，对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土地、规划、建设、环保等各项审批一律从简，收费一律减免，同时，做到集中审核，一门办证，减少时间，提高效率。 新农村建设论文:浅谈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新农村建设受益最大的农民群众，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性投入到这项工程中，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但从笔者几年来在基层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看到，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在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中，许多地方的农民主体作用还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我就如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主体自身方面原因分析： 1、观念落后。部分农民缺乏长远目光和大局意识，本位思想太严重，只考虑一家一户的利益得失，对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土地调整、宅基地管理政策、公益设施建设的态度迥异、观点不一，规划、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阻挠，只想获利，却不愿让利。由于这部分人组织化程度低，思想分化严重，所以主体目标很难取得一致，如部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进行规划时漠不关心，对土地政策不遵守，建房时讲风水信迷信，导致规划执行难，乱占耕地建房现象严重。 2、素质不高。不可否认，由于农村长期落后和农民收入低 迷 ，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当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都在农村，他们一时半会还难于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做法，如我乡社面点的农民在开展建设之初阻止改卫生厕所，经了解主要原因是他们理解不了“无害化处理”原理，怕改厕后整个村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3、结构失衡。由于农村缺乏致富的路子，为赚钱而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增多，有的全家外出，大量劳动力资源外流，留在家的都是“386199”部队，他们既要负责地里农活，又要负责监护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幼小子女，新农村建设力量明显不足。如在村庄整治及发展产业时总有部分农户因缺乏劳力而影响工作整体进程。 后劲不足。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大部分农村家庭收入不高，加之以往医疗、教育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开支较大，农民积蓄不多，即使有点积蓄也想存银行防老，不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缺乏，导致新农村建设的后劲明显不足。 （二）政府主导服务方面原因分析： 1、宣传发动不到位。不少建设点宣传只是以写标语及张贴各种制度为主，宣传形式单一，内容呆板，群众不易接受，认为政府是搞形式主义，搞形象工程，对于“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识不清、理解不透。 2、工作方式有偏差。由于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足，加之为应对新农村建设限期考核、督查，赶时间、赶进度、赶验收，不少干部缺乏工作的耐心，不注重对农民的引导，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建设事项大包大揽，导致群众不领情、不认账，认为是干部为了政绩搞花架子，做表面工作。所以有的点出现“政府发号召，群众心里笑”、“干部扫地，群众参观”的现象。 3、投入机制有缺陷。首先是政府投入不足，多数村庄因基础设施薄弱，即使群众积极性很高，也难于正常开展。如今年我县对每个三级共建点扶持10万元，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差、涉及户数多的点，群众急盼解决出行道路和水利设施，由于资金缺口大，导致农户怕完成不了任务，达不到验收标准，得不到补助资金从而不愿参与新农村建设。其次是投入不均衡。不同领导、不同单位扶助及不同乡镇的点补助资金、补助标准往往不统一。甚至有的点为了赶时间进度，粉刷房子、修公路等不需要农民出钱，助长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最后是投入资金的管理不到位。部分建设点由于上级补助资金、群众筹集资金的使用不经民主讨论，帐务不公开，从而容易让农户之间相互猜疑，同时对干部和理事会产生不信任感，影响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4、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党员队伍老化，管理松散，村组干部文化程度低，人才匮乏，决策团队弱化，加上个别村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如宗族不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不密切，使群众对干部存在戒备心理。如在发展甜叶菊产业中就有不少农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怕干部说话不算数，兑现不了承诺而不愿栽种。 正是由于农民自身和政府引导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中，农民的主体作用的发挥效果大打折扣。 二、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对策 （一）提高农民素质。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大力关注农村留守孩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改善教育设施，特别是要解决好边远山区师资力量紧缺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为农村的未来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次要大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通过推进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和农业科技培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和丰富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能力。 再次要重视发展农村文化。既重视载体的建设，如村文化站、文化广场等，更要在丰富农民生活上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支持农村的文化队伍建设， 发动社会文艺团体送戏下乡，结合农村传统节日和平时重要活动，更多地举行能够体现农民优良传统或具有时代精神的、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生活的同时，转变农民的生活观、审美观，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二）夯实经济基础。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生活富足，农民才能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前提，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要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要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政策性收入；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来自农业本身的收入；要引导农民正确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二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对其居住环境进行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导农民到城区镇区买房建房，不能到城镇买房建房的，要引导农民建设中心村，变传统的分散居住为集中居住，合理安排供水、供电、交通、医院、学校和购物，既降低建设成本，又可以大量地节约耕地，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从而自觉改变传统的不文明、不方便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质的变化。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实行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增加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资金扶持，同时加大管理力度，建成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的农村养老制度、覆盖全面的农村医疗保障和大病救助制度，结束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把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局面，让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的国民主体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增强政府的亲合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 其次是要切实提高集体收入。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真正建设好新农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村级班子建设，选好带头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发挥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子。如集体开发林场、果园、菜园、园林、养殖场等增加集体收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对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应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大力改善农民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制定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办法，盘活现有资产，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对集体原有资产及农村资源，要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交付农民开发利用，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三）增强服务能力 1、增强干部服务能力。首先，乡干部要勤奋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要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和经济信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通晓农村实用法规，力争成为农村中的文化人，抓经济的明白人，创业中的领路人。其次，要转变观念。在角色上由指挥向服务转变，自觉“矮化”角色，在履行组织指挥职责的同时提供服务指导，既当马前卒又当勤务员。深入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政策和做法，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同时在村庄规划，项目申报、筹资方式、资金管理方面加强组织和引导，并出谋划策帮助制定产业规划，环境整治方案，美化绿化方案及建设预算等，但必须遵从民意，民主协商，切不可包办代替。干部还要利用自身见多识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再次，在工作方法上由指教向引导转变。要有大局观念，有爱民之心，工作中将心比心、以情换情，与群众“套近乎”“拉关系”“建感情”，在“少说多做上”下工夫。采取召开现场会、典型经验交流会，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卫生评比等灵活有效的形式，通过干部搭舞台，让农民典型站出来“领唱”，运用典型“金钥匙”开启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之门。 2、加强农村基层党织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固本强基，要大力加强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切实形成 “双强型”的火车头。一是选好带头人，实现能人治村。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训与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善经营、会管理、具有崇高党性和奉献精神的领头人。二是加强支部建设，强化组织活动。有条件的新农村建设点要设立党小组，让农村无职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主战场上大显身手，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培养锻炼年轻党员，壮大农村党员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创新载体，创建平台，让农村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四）提高运作水平。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理事会运作”的基本模式。首先是要提高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运作水平。要加强对理事会的指导，引导群众将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能力强的五老成员选进理事会，并对理事会成员加强培训和指导，使理事会能理事、会理事、理成事。理事会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对多种渠道筹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进行民主管理，对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每个项目组织实施、督促进度、监督质量。如我乡的背田新农村建设点，通过这种办法进行运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建设积极性，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其次要加强监管，建立农民自主发展、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持久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此，必须建立起农民自主发展、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一要按照“民主管理”的要求，以理事会牵头，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制定村规民约。二要建立责任目标约束机制。将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具体任务，如村容保洁、道路维护等细化分解到户到人，制定相关的管理目标、标准，通过督促检查来抓落实。三是要建立农民权益保障制度，真正体现农民当家作主。四是要建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长效机制，巩固新农村建设成果。 新农村建设论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一、农村建设部署非常及时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与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相比，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快，村镇规划建设零乱无序，农民素质参差不齐，村镇脏乱差现象严重。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创新思路，更新观念，积极探索解决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所以说中央现在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非常及时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抓到了点子上。二、新农村建设目标任务 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广,笔者认为主要目标任务应包括以下内容：培育新农民、发展新产业、规划建设新村镇、组建新经济组织、塑造农村新风貌。实现农村工业园区化、农村产业化、农田标准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特色村镇、培育中心村镇、减少贫困及自然村。狠抓规划龙头、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以及旧村改造、村庄整理和环境整治，村民自治。最根本的一条是真正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和提高。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 1、工业反补农业。应当在确保工业发展的同时，妥善处理工业用地和村庄建设、农民建房用地的矛盾，地方政府应克服财政困难的矛盾，千方百计通过各种筹资渠道和形式来筹措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和建设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实行工业反补农业，形成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2、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起步工作虽然艰难，但只要政策指导到位、激励有效，一定能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农民的积极性，顺利推动这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3、强化管理。新农村建设一要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划来指导新农村建设工作有序、规范开展；二是应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验收机制，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进行定性和定量考核，强化管理。 4、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规划起点可高一些，要求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要求住宅设计户型适宜、结构合理、立面完美。而要做到这一切，除了要求村级经济实力雄厚农民富裕作为实施基础外，作为政府，还需要通过政策的推动落实一定的启动资金，财政应安排适当补助资金，以帮助、吸引农民进新农村建房，保障新农村建设逐步推开。 5、从实际出发。一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农民自愿、村民自治为主，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大包大揽。千万不可学我们在书本上看到过的“”的搞法。二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制定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时，既要按照新农村的标准严格要求，又要切合实际，切实可行，不增加农民负担，不搞强行摊派，不搞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三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因乡镇制宜，因村制宜。在村镇规划上，要根据当地客观条件，科学编制规划；在新农村建设模式上，力求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格调新颖，形式多样；在方式方法上，先易后难，分步实施，不搞齐步走、一刀切。四是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广大农村点多面广，一方面要按照统一部署，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另一方面，又要抓重点，攻难点，出亮点，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着力规划建设一批具有较高标准和较强示范作用的新农村示范点。五是循序渐进，务求实效。要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抓好典型引路，抓好示范带动，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扎实推进，务求实效；不急功近利，不搞形式主义，切忌违背群众意愿和客观条件强行硬推。 四、新农村建设工作措施 1、科学规划。政府部门要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到位”的原则，搞好村镇规划，严格规划管理，严格执行新村镇“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的制度，确保村镇规划的落实。建立科学、高效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体系。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条件编制不同的规划建设标准，条件好的应高起点规划建设，条件差一些的地方的规划也要适度超前。规划建设模式力求形式多样，既可生态庄园式，也可农村社区式；既可分散村落式，也可城郊集中式。要提高房屋设计水平，务求新颖别致，美观大方，经济实用。 2、齐抓共管。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各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搞好服务，形成合力。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工作职责。规划建设部门要抓好村镇规划建设，及时做好村镇规划编制任务，并提供尽量多的村镇规划、房屋设计图纸供各地参考，并负责对从事规划工作的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国土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把好土地审批关；交通部门应抓好村镇公路勘察设计，协助搞好中心村主干道的规划设计；卫生、城建、农业部门应抓好环境整治、改水改厕所和沼气池建设；供电、电信、广播电视部门要协调配合，做好中心村及自然村落的通电、通信、通广播电视工作；金融部门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简化贷款手续，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 3、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需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把阶段性集中整治与日常性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建立健全门前“三包”责任制以及全体村民共同保护环境、爱护卫生的责任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通过村级自治组织经常性地开展有的地方已开展的“卫生庭院”、“星级文明户”、“文明村庄”、“信用村”、“信用户”等群众性评比活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4、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涉及面广、内容多、任务重，需要民众的参与。要通过深入宣传、发动，使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目标要求以及具体措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和动员广大民众自觉地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同时还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5、加强领导。要切实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领导，把新农村建设摆上当地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专家论证，颁布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按规划办事。当地政府应成立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机构，负责本地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具体指导协调和督促。 新农村建设论文:浅谈青年干部加强服务新农村建设能力 省、市、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实施下派干部、“三门”干部、工作队和挂钩联系村等制度，是新农村建设和锻炼干部的双赢之举，这些措施有力推动着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向我们青年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面对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每个立志有为的青年都不得不要考虑自己怎样才能发挥好作用的问题。但客观地讲，青年干部，尤其是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青年干部不是农村工作专家，甚至都普遍缺乏基层农村工作经历。从人的因素来说，要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辱使命，有所作为，自身的努力始终是内因。因此，青年干部首先要重视的问题是，怎样努力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能力？ 同志在《论加强和改进学习》一文中讲，“年轻干部要尽快成长起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勤奋学习，深入实际，努力吸收各种知识营养，经受艰苦锻炼。”（《文选》第二卷第309页）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我们最好的行动指南。具体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必须增强时代责任感，努力培养全局观念。建设新农村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历史任务，从长远看，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终将要由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人来完成。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们要坚决杜绝新农村建设是上级领导要做的事，与己无关的错误观点。在工作中，要把思想统一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努力站在全局高度，时刻关注新农村建设的热点、难点，关注和把握上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县委和县政府关于农村工作的新思路、新决策和新方向。养成对新农村建设问题进行思考的习惯，并对现实工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调研，积极为新农村建设献计出力。 必须主动学习，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同志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并把学风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在知识和能力方面，我们不可能样样精通，但作为青年干部，掌握一定的政治理论、经济知识和法律常识是必不可少。为此，我们只能不断进行学习。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彻底摒弃理论学习上的被动局面和形式主义，真正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习主动性。在学习内容上，主要是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围绕县委和县政府发展战略及发展矿电、烤烟、畜牧业、经果业等重要决策部署，自主开展学习，真正学懂弄通，提高理论素养，不断加强科学理论对工作的指导。 必须投身实践，不断提高农村工作能力。我们大多数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干部,接触实际、接触群众的机会比较少,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考验和基层工作的锻炼，农村工作经验十分缺乏。所以，青年干部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工作能力，最终还是要靠到农村实践。现在的基层农村，已经成为锻炼青年干部的一所大学，我们要珍惜各种农村工作机会，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个人成才成长、建设功立业/！/的大舞台，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不断熟悉基层工作方法，积累组织、管理、协调等各方面的能力。 新农村建设论文:新农村建设要注意思想宣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历史进程，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推进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力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使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和热情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正确认识思想宣传的重要性 思想宣传战线历来是我党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之一。邓小平同志警告说：“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同志也指出：“宣传思想战线是十分重要的战线，宣传思想工作是全党的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善于做宣传思想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党的这一政治优势。”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工作，因而，思想宣传的好坏，会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会影响到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二、思想宣传要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 紧密结合农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活动实际，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思想宣传要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宣传，而且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宣传报道力度，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去，动员和激励社会各方面积极支持、参与和服务新农村建设。 三、抓好舆论宣传为建设新农村提供正确导向 舆论宣传要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正面宣传为主，把握舆论导向，遵循宣传规律，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对“三农”等热点、重点问题的引导，着眼于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大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和推进农村各项建设。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我国农村工作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建设和谐的良好氛围。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使其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着力营造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良好氛围，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四、思想宣传要以满足群从精神需求达到经济发展 思想宣传要加大信用教育力度，强化信用、契约等观念，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围绕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宣传内容更务实、更贴近经济社会生活。村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文化上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应围绕村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抓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教育等传统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反映时代精神、适应实践要求的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学习教育，把政治性、思想性和知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应不断拓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领域，把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内容融入到宣传思想工作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任务和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宣传要以求真务实精神和科学的发展观，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去，早日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 新农村建设论文:关于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新思路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妇女作为半边天，在农村也充当一半劳动力的重要角色，是新农村建设中少不了的一支主力军。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联干部要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妇女工作和妇女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把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以更加有富有成效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新贡献。 在发展新产业中显身手。创业是财富之源、发展之基，创业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对女性而言，创业是实现自身进步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镇村两级妇女组织要积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开展以促进农村妇女“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为主要内容的“双学双比”活动，培养“巾帼科技致富带头人”、“创业女性”，扶持“妇字号”重点产业，为我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镇中墩村“三姐人家”农家乐有限公司成立于20__年10月，年均创收近20万元，其总经理胡彩霞女士是当地土生土长却小有名气的一位创业女强人。公司经营餐饮业的同时，也对外销售当地农产品，既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要以带领农村妇女增收致富为重点，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顺应时代要求，树立创业理想，拓宽致富渠道，走科技型、集约型、特色型发展之路。要积极发展高效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畜禽饲养业和生态观光农业等产业，努力培育壮大一批经济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致富项目，真正使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实惠，在建设新村镇中有作为。我镇市级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西文村的金华鸽业就是典型的“妇字号”重点产业，走的是一条家禽饲养与生态循环相结合的致富之路。金华鸽业的大胆尝试与脱贫致富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其他养殖业的发展。新洪村的庞秀英承包桑田30亩，发展养蚕业，今年收购蚕茧2300多斤，产业也初具规模。 生态良好、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妇联组织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容村貌整治，净化、绿化、美化环境，倡导绿色消费，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生活环境。我镇的新洪村、中墩村位于103省道，村容村貌尤为重要。每年农闲时节，村妇女干部就会组织本村各个村民组的妇女小队长集中清扫村主干道。要引领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发展循环农业，以农村饮水安全、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家庭为阵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家庭创卫活动，重点治理污水乱流、杂物乱放、柴草乱堆、鸡狗乱跑等问题，努力实现健康理念进家门、健康生活方式进家门，形成优美、整洁、有序的家庭生活环境。 在培育新农民中走前列。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来。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需要也必将培育出一批思想素质高、经济意识活、创业能力强的新农民。各级妇联要把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和提高妇女素质、促进男女平等作为统筹城乡妇女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妇女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在农村免费开展技术培训、提供致富信息和就业机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我区的具体情况而言，一方面是区工业园区各企业的定单积压，产品供不应求，急需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外流，留守儿童日益增多。镇村两级妇女组织就要及时提供相关信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更加注重对农村妇女的培训教育，通过农业技术、创业理念、市场经济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等各类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妇女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创业致富的水平。在抓好培训教育的同时，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树立不懈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坚持自觉学习，勤奋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发展能力、适应能力，使广大农村妇女逐渐成为学习型、知识型、创业型的新型女农民。 在打造新组织中树形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妇联组织作为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在“党建带妇建”原则的指导下，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解决妇联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机构弱化、覆盖不全、工作方法单一等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研究、同步部署、同步实施，保证基层妇联组织有人员、有阵地、有载体、有经费。要选派年纪轻、有文化、懂经济、讲政治、热爱妇女事业的优秀女干部充实到基层妇联工作，进一步增强基层妇联组织的生机和活力。要围绕群众需求做工作，不断增强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使妇联组织真正成为妇女群众信任、拥护、爱戴、满意的群众性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要求妇联组织要进一步发挥优势，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热心公益的传统美德和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构建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目标要求，坚持生产生活统筹兼顾、发展 维权齐抓、宣传培训结合、文明和谐共进，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在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学习新知识、建设新生活、谋求新发展，推动妇联工作和妇女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农村建设论文: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残疾人事业发展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又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为我市开展“共建共享和谐海宁”，加快“三市”建设，实现“两个”率先，营造了理论氛围，指明了工作方向，对我们坚持“加快发展、统筹发展、合力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市共有残疾人13812人。从残疾人家庭看，大约70%属于困难、比较困难和特别困难，在调查中我结合全市残疾人工作实际和残疾人生活现状，针对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残疾人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一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科学地概括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推进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二是去年三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并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现代新农村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随着社会化管理程度提高，社会公益事业和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十分重要。三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结合农村残疾人所占比例大、分布广、困难多、扶持难的特点，进一步做好和调整农村残疾人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对农村残疾人，尤其是贫困残疾人扶持的覆盖范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农村残疾人的扶持，重点要立足农村残疾人发展的实际，突出村、社区居住生活环境特点和各镇产业特色，因地制宜，从残疾人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尊重他们的传统、习惯，不搞固定模式，量力而行。按照残疾人现实需求，根据实际可能，合理确定发展目标任务。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残疾人事业，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共建共享和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生产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自主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手段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实现生产发展的根本。要改善残疾人家庭生活质量，结合工作实际，重点是要转变残疾人收入增长方式，要取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佳效果，就要残健共融，共同发展，共同致富。要切实为残疾人做实事，变输血为造血，使农村贫困残疾人从根本上得到扶持与帮助，尤其是在长远上起到扶残扶志的作用。要加大科技助残的创新能力，要善于利用资源，加大对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属开展种养殖业的培训，更要帮助残疾人从重视种养殖业为主的农产品产量和质量转向产量、质量、安全、生态和效益并重，从农业的种养殖业自我发展转向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高科技知识和科技水平。从根本上说，要改变农村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农村残疾人的综合生产能力就要靠知识、靠科技进步、靠自主创新。以新思路、新举措促进残疾人农民增收。实践证明，只有发展适合残疾人特点的高效农业和绿色产业，因地制宜，才是残疾农民增收的新亮点，要教育残疾人发扬“四自”精神，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和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提高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知识就是财富”，在残疾人身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在进行资本金分配时应向农村残疾人、特别是贫困残疾人家庭倾斜，要下大力气多渠道、多形式的做好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工作，如社会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尤其是要探讨多种形式的康复及大病应急救助和医疗保障问题等，要使农村的残疾人得到老有所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三是应加大对农村有劳动能力和能康复贫困残疾人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完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残疾人群体的科普、教育和技术推广，增加科技资本的投入，加快成果转化。大力发展农村残疾人文化事业，加大科学普及力度，提高残疾人整体素质，帮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要改善农村残疾人居住环境，实现残疾人与健全人自然和谐发展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建共享和谐海宁。 四是建立健全乡村残疾人自治机制。从加强农村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入手，建立健全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各项民主制度，以实际行动实践残健共融，使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中残疾人村民民主权利受到保障，得到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组织决策要实现民主化、制度化，保证残疾人的参与权得到充分发挥。 五是探索扶助农村贫困残疾人的长效机制。根据农村贫困残疾人所占比例大，分布广，困难多，扶持难的特点，按照公益事业社会化的思路，探索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工作方法，在积极为农村贫困残疾人办实事、做好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今后获得收入，改善生活状况，着眼于长远发展致富的希望。献爱心就要见实效，要加大扶贫助残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方法，既要本着扶贫助残的方向，更要设计好新农村建设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项目，起到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的作用，推进残疾人事业和谐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扶助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发展做出贡献，共享海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新农村建设论文:发挥基层法律服务职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需要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服务，是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向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提供的法律服务。在这二十多年中，基层法律服务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逐渐萎缩。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乡镇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显现，基层法律服务产生于农村，其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农村，这也是基层法律服务职能的回归。 一、基层法律服务的特殊性 基层法律服务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是作为对律师法律服务的有益补充而产生、发展的，与律师有着千丝万屡的关系。但是，基层法律服务与律师在服务对象、内容、方式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特殊性表现为：基层法律服务的对象是基层，特别是面向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人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的主要是低层、低端的法律服务，在城镇可以说是对律师法律服务的有益补充，基层法律服务具有及时、便捷、低廉的特点，满足了城乡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需求。乡镇基层法律服务面向农村、农民，收费低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农村法律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二、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乡镇基层法律服务适应农村法律服务的需求。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具有贴近农村、了解农民、收费低廉、服务有效的特点，由于门槛低、起点低、服务低，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对法律服务的“请得起、请得到、服务好”的需要，其作用是目前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队伍无法取代的。随着农村社会矛盾数量增多、复杂化，[文章来源于=文秘站 =站-帮您找文章，12小时内解决您的文章需求注：]农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利用其优势快捷、便利、低廉地解决大量的纠纷，维护农村的稳定。同时由于农村矛盾法律服务需求的复杂化，对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农村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司法行政工作的重心在基层，体现司法行政工作职能作用也主要在基层，农村是大基层，而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力量总的来说比较薄弱，乡镇司法所达不到每个乡镇一个，每个所的人员通常为1至3个，乡镇司法所承担着包括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等在内的9项职能，面向的却是上万的农民，工作起来难免力不从心，其作用发挥就受到影响。乡镇法律服务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部分司法行政职能，在推动基层依法治理、法制宣传、调解纠纷、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在中西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优势互补、整体联动的关系和格局，农村建设离不开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因此乡镇基层法律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乡镇法律服务的大力发展。我国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匀，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只有非常有限的法律资源服务于农村，特别是律师很少涉足农村，如何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法律服务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法律服务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积极发展乡镇法律服务，司法行政为新农村服务的政策和措施很难得到具体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履行法律服务职能，运用法律服务手段，在繁荣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增加农村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来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越来越离不开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服务。农村对法律需求的领域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9条明确提出“鼓励发展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这给法律服务业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三、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律服务，必须从法律服务自身职能出发，按照《意见》的精神选好切入点，把握关键点，增强服务的实效性，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我们认为当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要下大力气做好“三个服务”：一是服务农村经济和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农业要靠科学技术来支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要为调整农业结构、招商引资服务、改善农村市场环境服务、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实施农业高技术产业化服务等服务；二是服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要为农村文明体育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建设，创建农民健康、洁净、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服务服务。帮助村民委员会制定体现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村民公约，协助村镇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三是服务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您阅读的文章来源ˇ文秘站 -文秘站 ！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要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遵法守法的自觉性。积极发挥好法律参谋助手的作用，预防和避免纠纷的发生。积极依法公正、公平、合理地及时处理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积极参与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的创建活动。 (一)加大法律服务方面的立法，鼓励大量优秀人才进入法律服务队伍。 《律师法》、《公证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是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执业规范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但法律工作者这个概念在法律上一直没有明界。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法律和 行政法规对其进行立法。《行政许可法》出台以来，明确规定国务院部门规章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这就导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两部门规章中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认可和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核准的审批权被取消。为了能给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法律人才支持，又使法律工作者后继有人，保持法律服务队伍连续性。我们建议司法部尽快将59、60号令相关内容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保证法律工作者执业有法可依。 (二)司法行政机关加大对法律服务人员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引导力度。 基层法律服务在性质上属于中介组织，受市场经济的调整。既使如此，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基层法律服务的主管机关也完全有能力通过行过行政手段引导法律服务业向农村延伸。我们建议：一是县局积极与政府各职能部门联系，为法律服务人员服务新农村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法律工作者法律包村（居）、担任乡镇民营企业法律顾问，引导法律工作者向农村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在各乡镇建立法律服务联络员制度，由乡镇司法员兼任联络员。司法员充分利用熟悉当地法律服务需求的优势，及时向县局基层股反馈法律服务需求信息。联络员制度有利于法律服务人员及时掌握农村法律服务需求信息，积极主动地为农村提供有偿的、无偿的法律服务。 (三)找准切入点，寻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律服务的有利平台。 1、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产业方面提供法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一要义就是生产发展，生产要发展就需要有一定的农业产业来支撑。“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连锁化“农家店”；农产业化的各种协会组织；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工业园区等都为法律服务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紧紧依靠这些发展平台，就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2、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村改革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农村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物质条件。但这些项目地处农村，面临许多的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就需要我们法律服务人员主动联系，主动服务，防范法律风险。在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等农村社会事业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利用政府阳光工程培训班的契机，为农村劳动力培训班学员上法制课，给每一位外出务工人员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 3、在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培养建设新农村主力军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应当是具有一定法律素质的农民。通过在法律工作者定期到所包的村为村民解答咨询、上法制课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来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新农村建设论文:统战工作应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关系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历来是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优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和运用统一战线各领域资源，自觉为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服务，做出积极的贡献。 统一战线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的辨证关系 统一战线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联，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多年来，在广大农牧区涌现出了许多致富带头人，科技示范（应用）者和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他们成为统一战线需要关注和团结的重要社会群体。统一战线通过运用各个领域的资源，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更快发展，同时，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工作空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责任。统一战线工作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统一战线工作应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思路布局、方法措施上进行新的思考、做出新的谋划，最大限度地把各阶层、各民族、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农村建设上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各类组织的普遍兴起，特别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猛。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统一战线工作应利用自身优势，在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积极的贡献。 新农村建设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做好服务即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职责，统一战线工作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的优势，充分调动和应用各方面的人才资源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要增强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意识，增进对农民的感情，满腔热情地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并不断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本领，多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要发挥城市中的统一战线成员的特长，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而且要发挥农村中的统一战线成员的作用，大力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根据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存在较大差异而导致在贯彻落实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出现差别的实际，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民主监督的优势和作用，广泛听取并积极反映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为市委、政府进行决策提供参考，坚决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愿望、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同时，要针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统一战线领域、范围和新成员的增加，把统一战线的触角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向农村第一线延伸，切实履行好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职责，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任务，需要统一战线发挥优势，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推进新农村建设。首先，要组织引导和大力支持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化开发、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合作医疗、环境保护、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谋发展之计，献务实之策，行为民之举，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有效决策发挥积极的作用。其次，要组织引导和大力支持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积极主动为新农村建设牵线搭桥，积极引资引智，增强发展后劲，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 ，积极推介农业产业化优势项目，扩大招商引资，为农村发展注入“血液”，为新农村建设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注重发挥统一战线成员中涉农方面的专家学者在技术、信息、市场方面的专长和优势 ，引导他们深入农村，突出项目帮扶、信息帮扶、技术帮扶，为培训人才，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益做出贡献。第三，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服务于新农村建设，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整个经济的贡献率也在逐渐提高，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这一资源优势，深入了解非公有制企业的需求，积极牵线搭桥，积极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大胆参与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开发，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全面提升农村发展的质量。要积极组织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光彩事业，积极开展智力帮扶和各项公益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做贡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为统一战线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的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同心同德，共同为之奋斗。在这一强国富民的伟大工程中，统一战线工作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形式主义，即不能好大喜功，又不能消极应对，无所作为。要吃透精神，突出重点，精心组织，认真筹划，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要积极探索统一战线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服务工作机制，使统一战线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大有作为。 新农村建设论文:以文明新村创建为载体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健全机制，保证文明新村建设工作“三个到位” ··县委、县政府为切实加强文明新村建设工作，首先从机制建设入手，抓领导力量，抓奖励资金，抓帮扶单位，保证领导、资金、措施“三个到位”。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文明新村建设的意见》、《关于对文明新村建设工作进行奖励的意见》和《关于对文明新村建设进行帮扶的意见》等，专门成立了文明新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乡镇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各单位一把手为文明新村建设联系村帮扶责任人。将文明新村建设工作列入各乡镇和单位目标管理进行考评，年终奖惩兑现。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奖励意见，规定对荣获省、市、县级文明新村的村给予重奖。去年以来，各级财政及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和扶贫开发等单位通过各种途径对文明新村建设工作进行倾斜和奖励达3000多万元。全县97个县直单位全部联系文明新村创建，在项目、资金、人力、科技、规划等各个领域开展各种形式的帮建工作。共投入资金110多万元，捐水泥、物料等价值20多万元，大力支持文明新村创建工作。二、发挥优势，以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撑文明新村建设 该县充分发挥特色农业、旅游开发、集镇建设的优势，重点建起了三大特色文明新村；一是以建设沿国道、省道为主的百公里文明长廊，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打造了20个以沿集镇为依托的高标准文明新村。二是以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区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文明新村，高标准完成了鹳河漂流、老界岭、龙潭沟等景区周边以旅游服务为主的特色文明新村。三是以观光农业为依托，建成猕猴桃、山茱萸、食用菌等特色农业文明新村，以特色产业的发展培育特色文明新村。 三、提升品位，推动文明新村创建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该县文明新村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人才与经济建设、家庭细胞建设四项工程，在品位上有提升，在特色上求突破，在长效机制上求探索。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高标准达到路、电、水、电话、电脑、有线电视五通；文化建设工程达到村有图书室、阅报栏、村务公开栏、文化活动室、农民学校；人才与经济建设工程着重培育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培育一个诚实守信的文明环境，培育一个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培育一批科技致富人才，培育一支宣传文化队伍；家庭细胞建设工程要实现经济信息进家园，新型能源进家园，法律道德进家园，卫生观念进家园，科技意识进家园。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对所有文明新村加强管理和引导，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该县已建成40多个市级文明新村，86个县级文明新村，这些新村全部实现了村组道路城市化、庭院建设花园化、居住环境别墅化，展示了该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无穷魅力。 新农村建设论文: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党建工作的统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强化组织领导，促进新农村建设各项任务的实现。一是把握方向，科学规划。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央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和分阶段实施规划方案，把新农村建设引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道路上来。二是创新工作方法，重点突破。新农村建设任务重，矛盾多，头绪杂。农村党组织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有所侧重，统筹兼顾地抓好各项工作。要适应新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按照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观和有利于农村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本文来源：文秘站 //网原则，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并成立专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搞好指挥协调。三是求真务实，推进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战斗堡垒。要在新农村建设中树立起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干形象，克服各种形式主义，多说实话、多办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新农村建设成果取信于民，以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带动干部群众自觉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从而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二、着力打造一支务实精干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能力支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大量的工作需要基层干部去落实、去完成。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建设一支适应发展形势、务实精干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一是围绕新农村建设选人育人。要更新选人用人观念，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坚持唯“实”不唯“虚”，唯“贤”不唯“亲”，真正把那些政治素质高、发展能力强、群众拥护的优秀人才选拔进基层班子。要在群众直推、党员直选的基础上，切实把那些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群众拥护的优秀人才选进村党支部班子。要抓好递进培养，形成并坚持从建党积极分子、“双带”型党员到村级后备干部的递进培养程序，夯实选人用人基础。二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和领导干部建设新农村的能力。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基层干部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县一级要特别注重抓好农村党支部班子和村党支部书记能力素质的提高。帮助他们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提高带领群众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本领，增强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驾驭能力，使其真正成为群众奔小康的带头人。三是多渠道、多途径培养锻炼干部。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狠抓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强化他们服务和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开展科技培训，实施素质提升工程，不断提升他们的科技理论水平和运用水平。采取集中培训与外出参观相结合、选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挂职锻炼与挑选基层干部到机关工作相结合的办法，增加他们学习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多面手。 三、大力整合各种资源，为新农村建设聚集发展力量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履行联系各方、沟通协调的职能作用，以开展“双争创五好，共建新农村”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聚集一切力量，形成发展合力，共建新农村。一是注重发挥广大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大力实施以“把党员干部培养成发展能手，把发展能手培养成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为主要内容的“双培双带”工程。把实施“双培双带”工程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让广大农村党员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体现先进性，以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推动新农村建设。二是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让农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要切实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完善村民自治，建立村民理事会，推进村务公开，放手让农民自我组织、自主管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使农民成为建设新农村、管理新农村的主人。三是发挥各类基层组织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打破农村基层党组织 “单打一”的做法，充分发挥各类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参与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新农村建设论文: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关键词:社会主义 新农村 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 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本文转载自[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着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 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 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十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更加重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支农投入绝对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支农投入渠道不宽及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继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统筹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 实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突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重点。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主要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重点选择对农村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解决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而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 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包办代替。特别是在村庄一级,政府的投入只起(到引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在投入中的应有作用。调查表明,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劳的。当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应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变相向农民要钱要物。发挥社区集体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加快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允许探索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应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大量的资金。 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增加投入,重要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在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产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发展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国家应制定“以奖代补”等特定财政扶持政策,对由社会资本牵头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给予鼓励、奖励和补偿。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对农业企业予以信贷扶持,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融资和政策性扶持的机制。 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近几年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财政走到了前台,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远远不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工业和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社会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应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制度。 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我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他们不可能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应探索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 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除了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还应通过机制创新,把城市的人才、科技引入农村,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应制定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政策。 健全农村工作的协调机制, 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负有责任。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积极转变职能,将工作职能向农村延伸。为了避免工作中的空缺与重叠,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资金的整合,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在各级政府中应确定一个“三农”工作的抓总部门,健全“三农”工作的协调机制。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新农村建设论文: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促进新农村建设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许多地区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走上了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石榴红村通过自身的努力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受自身资源等条件的限制,该村目前的发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地区可以借鉴石榴红村的一些成功经验,如政府引导、建设资金筹集的“四结合”模式等,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关键词:新农村;乡村旅游;“品牌”效应;可持续发展 本着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自己家园的原则,武汉市从2005年5月20日起正式启动了“家园建设行动计划”,该计划紧紧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改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社区,计划从全市2 087个村中挑选110个作为试点。该计划把试点村从建设类型上分为三种:一是拆村新建型;二是整治提高型;三是旧湾改造型。石榴红村在该计划中被列为整治提高型,即对原有的房屋、道路、绿化等进行改造整治,使其达到社会主义农村新社区的要求。 一、现状、措施与效果及成功经验 1.现状 石榴红村位于武汉慈惠街道办事处最西部,南临汉江,北连107国道和汉渝铁路,西与新沟农场接壤;该村占地面积200亩,民房73栋,公房1栋,建筑面积10 540平方米;居民总户数73户,共210人,是一个以培育和种植绿色蔬菜为主的农业自然村。从黄鹤楼出发到该村只有约20公里的路程,离武汉市区距离适中,发展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2.措施与效果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该村积极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并成为“新农村建设湖北省示范村”。石榴红村已经整体改造成徽派建筑,并按照星级宾馆的要求将村民原来的住房统一改造成了旅馆,同时,请高校一些相关专家对村民进行了关于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还通过建立“厨嫂协会”提高了农民的厨艺水平。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石榴红村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1)村容村貌。石榴红村住房原为普通农村房屋,已经破旧不堪,政府按照徽派建筑的模式及“先中间后两边”的原则,先对该村中间20户左右的旧房进行改造,再对两边50余户旧房进行改造。目前,该村已基本全部改造成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特色鲜明,古朴和谐。 (2)基础设施。现在,该村村内主干道都是水泥路、小道都是与整体文化氛围相配的灰砖并建有足够的休闲娱乐设施、充足的自来水管道、完善的供电系统(供电线路全部转入地下)。政府对环保和绿化进行统一治理和规划,村民更多地使用太阳能(部分路灯也采用太阳能技术)和天然气等绿色能源。村民主要利用网络技术获得及时准确的蔬菜市场信息。 (3)村民收入。石榴红村从2005年“十一”旅游黄金周开始接待游客,7天接待游客人数达3 500多人次,旅游收入达4万元,户均创纯收入1 200多元,其中,纯收入最高的一家达3 000元;2006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16万人次。该村的年人均收入已达7 000元以上。 (4)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在统一改造的过程中,村内增添了医务室,并配备了专业的医务人员,每户都享受了合作医疗,低收入者和五保户人员也全部享受了社会保障。 3.成功经验 石榴红村的成功不仅在于抓住了“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和新农村建设这两大历史机遇,还在于实事求是地利用、分析和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和条件。总结起来,石榴红村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政府积极引导。为了石榴红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政府结合成都红砂村、上海前卫村等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功的村的发展情况以及石榴红村自身的条件积极地向村民宣传乡村旅游方面的知识及现实和长远的利益。 (2)建设资金筹集模式。石榴红村在建设资金上按照街队出大头、农户出小头、市区投一点、社会帮一点的“四结合”模式进行筹集。目前,整个石榴红村建设投入资金已达600多万元,其中,街、队、农户出资298万元,引进外来资金320万元。 (3)结合自身优势,突出特色。石榴红村是一个以培育和种植绿色蔬菜为主的农业自然村,本身无先天的可供旅游开发的旅游资源,同时,该村人均地较少(不足1亩)且建设资金缺乏,受这些条件的限制该村发展一直比较落后。但是,该村又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及绿色蔬菜的优势,而且该村村民居住集中,政府利用这些条件进行了适当的政策支持和适中的资金投入,使石榴红村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 (4)村委会始终坚持。在石榴红村改造之初,大多数村民是反对的,村委会在这时候一家一户地进行了耐心的疏导,通过让村里老党员先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方式引导村民,其他农户在看到开展“农家乐”的农户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之后,纷纷加入到改造的行列。 二、目前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 我们对全村一半以上的农户进行了走访,发现该村的农户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即单纯开展“农家乐”的农户、既开展“农家乐”又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户和单纯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农户,其中,开展“农家乐”的农户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单纯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农户,这充分证明了该村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石榴红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问题主要有: 1.根本性问题: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项目的开发问题 “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具有审美、愉悦价值和旅游功能,能够吸引人们产生旅游动机,并可能被利用来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自然要素(自然存在)和人文要素(历史文化遗产或社会现象)。”石榴红村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缺乏可供旅游的自然资源,目前,只有统一改造后的徽派建筑,景点少而单一,而石榴红村一大优势和 特色——绿色蔬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旅游服务项目是指与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及休闲娱乐等,这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石榴红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休闲娱乐项目不足和场所的闲置浪费,例如发展之初投资兴建的休闲娱乐场所“亲江乐园”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2.关键性问题 (1)缺少“品牌”效益。石榴红村目前最大的特色是统一的徽派建筑,没有发挥该村绿色蔬菜的优势、没有突出“农”字,缺乏自己的“品牌”。据调查,很多游客反映该村许多“农家菜”没有“农家味”。 (2)对政府和旅游时间的依赖性过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是石榴红村发展的保证,但是,长期下去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来石榴红村的游客主要集中在“五一”和“十一”长假期间,平时游客较少。 3.次要性问题 (1)交通问题。目前,石榴红村有一趟公交车与外界联系,单线一天4趟,没有到达武汉中心市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旅游资源和服务项目开发完善之后将逐渐凸显出来。 (1)农民利益的协调问题。在发展初期,为了实现公平,村委会存在对开展“农家乐”的农户平均分配客源的问题,重视了公平却忽视了效率。但是,随着农民市场意识的提高,效率问题将逐渐凸显出来。 三、相关对策 围绕石榴和徽派建筑设计有代表性的旅游形象标志和相关旅游产品,同时,通过网络、广告等各种形式加大对石榴红村的宣传,突出石榴红村的重点与特色,做出品牌,提升品牌效应;围绕“农”字,将一些古老的生产生活工具如水车、织布机、蓑衣等制作出来,开设“农家俱乐部”,增加旅游服务项目;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公司化运作,引导农民开展自由竞争;开通省内及省外旅游专线,市内还可增加原有公交的班次和增开公交线路,灵活解决交通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各地区都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乡村旅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简述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主权，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论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 摘　要：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 关键词：公共管理；政府绩效评估；问题；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协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开始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深化改革政府绩效评估为主要内容，大大缓和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可为正处于市场经济上升期的中国政府创新提供一点新思路。 一、西方新公共管理下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点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绩效审计；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大规模发展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规范深化阶段。[1]如果把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政府绩效评估按照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旧公共行政分类，笔者认为，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绩效评估看作是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撒切尔夫人的重视以及连续三届执政，使英国成为时间最长、运用最广、技术上最成熟的“评估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任命雷纳斯爵士为效率顾问，并在首相办公室成立效率小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和评审，并拟定提高效率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这就是著名的“雷纳斯评审”。雷纳斯效率评估分析小组的改革方案，以及执行机构对工作结果承担责任，执行结构内部奉行以结果为本，而不是以规则为本等改革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开展。也正是因为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应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使得绩效评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严重的财政赤字在事实上开始践踏美国政治；政府绩效赤字使公众对政府有效的、有回应力的和高质量的供给服务的能力丧失信心。为了解决国家的这两个赤字问题，美国把绩效管理与评估视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能否取得成功，能否再造出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的决定性条件。基于此，美国先后推出了《国家绩效评估》（1993年）、《戈尔报告》和《1993年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政府绩效评估措施的纲领性报告。 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下的绩效评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绩效评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2]传统公共行政由于其官僚制特征，评估多注重过程和规则，而且很少衡量结果，也就很少取得效果。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革与完善公共部门内部管理的措施，体现了放松规制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1]英国从1986年开始，对各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客观社会效果开始重视。如1983年在总计721个指标中，效益性和服务质量评估指标分别是7个和15个；到1989年，在2327个指标中，分别是556个和110个，大大提高了效益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评估比重，效益指标排第一。1993年美国《国家绩效评估》把政府绩效界定为政府官员对结果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过程负责；其目的在于把公务员从繁文缛节和过度规则中解脱出来，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使他们对结果负责，而不再仅仅对规则负责。 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本，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责任机制：既要放松具体的规则，又要谋求结果的实现；既要增强公务员的自主性，又要保证公务员对顾客（民众）负责；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保证效能。 （二）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2]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市场化的取向，从而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直接指向政府应具有的职能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必然有重新塑造政府角色和界定其职能的功能。新公共管理强调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这就促成了政府绩效评估以顾客即公众满意为标准，体现了服务和顾客至上的市场化管理理念。因此政府绩效评估强调必须以顾客即公众为中心，以公众的需要为导向。为此，倾听公众的声音，按照顾客的要求提供服务，让公众作出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得以实行。“回应性国家”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在丹麦等国家开始流行起来。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设立顾客服务标准》的第12862号行政命令，责令联邦政府部门制定顾客服务标准，要求政府部门为顾客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资源和选择服务供给的手段。1994年美国国家绩效评论专门出版了《顾客至上：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为改善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加强公众对政府信任、实现“更有回应性、更有责任心和更富有效率”的政府改革目标提供了具体措施。 （三）绩效评估的主体多元化。在评估过程中有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广泛参与，同时由单纯的政府机关内部的评估发展到社会机构进行评估，美国民间机构锡拉旧兹大学坎贝尔研究所自1998年以来与美国《政府管理》杂志合作，每年对各州或者市的政府绩效进行评估，并评估报告，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州政府在对其部门年终业绩进行评估时，也往往请专门的社会评估机构进行参与。另外，不管是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评估时，都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终极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幅度增长，加拿大等国家还进行大范围的政府顾客满意度调查，将提升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目标。 （四）政府绩效评估正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特点和趋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绩效评估成为政府机构的法定要求。1993年7月美国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规定，“每个机构应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报告”，财政预算与政府绩效挂构；英国1997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也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最佳绩效评价制度，各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绩效评估工作，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及固定的程序；日本也于2002年出台了《政府政策评价法》。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了绩效评估机构。比如，英国的审计办公室负责中央政府机构的绩效评估，审计委员会负责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审批各部的年度绩效计划，总审计署自主选择项目或活动，独立对政府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并向国会和公众公布评估结果。政府绩效评估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规范化、程序规范化和评估结果利用的规范化。 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主要表现在评估技术不断成熟，信息技术、量化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针对不同部门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和方法。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现状及改革建议 我国对于公务员层面的绩效评估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公务员考绩也已趋向普遍化、经常化、规范化。但对于政府层面的绩效评估则还处在初始阶段。政府官员也由于对政绩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认为既然“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政府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做出“着得见、说得上、摸得着”的成绩，比如各种经济指标的改善、修了多长的路等，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当前来说，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 1.政府绩效评估尚不规范。研究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估，可以看到，政府绩效评估大多是在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绩效评估，搞形象、装点门面、玩弄数字。 从评估内容到评估程序等，都不规范，随意性很强。 2.评估主体的确定不合理。政府绩效评估由谁来做，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权威性。长期的封建文化，使得大多数人相信，只要“包青天”出面，一切包“太平”。这种“人治”的观念也长期以来被政府官员所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观念对他们有好处。因此，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上级政府要考察下级政府的政绩，就会派一位“专员”下去，这样会导致政府自己对自己进行绩效评估，因此地方政府的工作导向变成了为满足“专员”满意而不是公众满意。下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取悦“专员”，而不是用为人民作多少事情作为自己的成绩。自然地，评估中出现不正之风也就在所难免了。 3.政府绩效评估的导向不正确。翻政府绩效评估本应是通过评估发现存在的不足，以提高管理水平，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却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这样一来，只要某一方面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政府才会采取诸如大检查、专项调查、大评比等方式谋求改正，而对某些隐忧却没有积极地看待处理。 4.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政府绩效评估尚未形成制度。[2]尚未建立和健全遵循国际惯例、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包括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在内）的完整有序并切实可行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原始手工业水平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评估的方法多在定性方面，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导致评估结果不够科学，评估自然就不准确。而导致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我国对政府绩效评估，既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也没有建立健全专门的评估机构，政绩评估尚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要不要评估、怎样评估完全是看形式，拍脑袋行事。 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我国的绩效评估不公开、不透明，具有封闭性，缺乏媒体监督，往往会给人神秘感。 因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及技术方法，实现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已经成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不能把政府绩效评估简单地看作是评价政府成绩的工具，而应该是在新的行政管理理念即新公共管理理念支配下的一套科学的管理系统。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和顾客即公众导向，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今天，政府行政管理的理念应是强化绩效意识，强调以结果为本，以达到顾客即公众的满意为目的。 2.应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套指标应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指标设计应把握“4E”即经济（Ee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及公平（Equity）。指标应尽量体现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二是指标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准则；既要考核已经表现出来的成绩，又要考核潜力绩效，以体现公平。三是指标设计不能盲目地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应注意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另外，我国地区间差别较大，指标设计不可能大一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绩效指标设计也要体现不同的特点。 3.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有专门的评估领导机构组织实施，中央政府实行内设管理机构的模式，与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领导模式。 英国实施这两种绩效评估制度的实践证明：制度规定要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必须有得力的领导机构去组织实施，否则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就会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目的。同样对于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包括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内部评估是指政府自身的评估，主要包括政府机关的自我评估和专门评估两部分，外部评估指政府机关以外的评估主体的评估，包括政党评估、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评估。 4.通过实践经验来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绩效评估的内在要求，也是绩效评估的规范化要求。在当前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以加强政府绩效评估的效率和持续化，为政府提高绩效提供保证。 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助于更新行政管理理念。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陆续开展了目标管理、目标考核的工作，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有些地方政府探索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热情很高，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有的是单项措施，很有力度，[1]如很多地方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有些地方全面展开，将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模式贯彻到全年的工作中去，年头定目标，年中进行检查监控，年终进行全面评估比较，并公开评估结果，对各单位各部门进行量化打分比较等。这些做法，理念新，方法系统全面，科学性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认真总结各地的经验，按照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及时出台统一的政策规定，指导全国全面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关于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及其启示 [论文关键词]新加坡；公共管理理念；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这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等，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目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以有益启示：一是要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二是要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三是要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四是要树立“亲民”理念，努力改善民生。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坚持把政治管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把共同理想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把一党独大与争取民众相结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典范。在2009年世界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笔者认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 新加坡经济属于高度发达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仅廉洁、高效、勤政、务实，而且创建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几十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以民生为本，服务人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理念。 (一)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 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著称。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为建设高效政府，新加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进了“外包”理念。“外包”理念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延伸到政府的工作中来的。欧美等国的企业家常把费时、费力、费资本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企业、别的国家去做，自己只保留创意、设计等最核心的部分。新加坡政府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政府通过整合资源，将非核心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如汽车违章的处罚、离境退税的审核等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都通过招标而“外包”。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外包”部分职能不仅没有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提高了运作效益，有效地杜绝了这些领域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新加坡营商环境开放且清廉。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新加坡被评为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全球排名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树立的“亲商理念”。“亲商理念”是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该理念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应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企业取得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亲商理念”把政府—企业—公民三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服务、管理等职能，创造各种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比如，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使新加坡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水电供应充足、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完善可靠；拨出廉价工业土地，协助厂家建厂房；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等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放飞”企业，让企业自由地“单飞”，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的优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协助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所实行的是人才主义制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人才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才就尽力去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重用人才的制度，主张善用人才、不浪费人才、不践踏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精英治国方略，把精英选拔到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其次，是人才就尽力去培养。政府拨出巨款投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注重各类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注重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再次，是人才就尽力去挖。李光耀曾提出“与私人部门争夺人才”的战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以“高薪抢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成立了国际人力资源小组，专门负责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到新加坡来工作。 (四)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根源不在于其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在于其树立了“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的“亲民”理念。为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于人民”的措施，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人民行动党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选区，由国会议员“划片包干”，所有本党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两个晚上的时间用于走访本选区选民和接待上访群众，处理各种事务，为民服务，即使政府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也不例外。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比如，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接受帮助的机会；政府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摆脱贫困。此外，在基层社区还有“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居顾委、社管委和居委会。居顾委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公共福利，根据社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维护居民权益；社管委负责社区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居委会主要负责治安、环卫工作，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三者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区。 二、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效与有限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 新加坡的“外包理念”告诉我们，政府必须从一些领域抽身而退，不能既“掌舵”又“划桨”，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掌舵”，为“划桨”做好服务工作。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大部门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可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提高行政效能。 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政府要“瘦身”，必须放权于社会和企业，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属于中介组织的职能还给中介，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发育明显不足，运作不规范、不成熟。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植和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环境保护组织、咨询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其运作，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完善电子政务，打造透明政府。建立透明政府，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除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外，还要大力实践“电子政务”，切实推行“政府上网”工程，将“市民提申请、政府来审批”的模式转变为“市民有需求、政府来服务”的模式。推行电子政务有助于增加执政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可为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带来一场革命。 (二)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必须树立“人才强国”理念，重视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以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行政效能。一要努力做到“用人唯贤”。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做到人尽其才，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给人才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二要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新加坡重视员工培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当前来看，我国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干部教育培训上，要创新方式方法及内容，进行境外培训和异地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大量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三是引进外来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经济检讨委员会，请一些国内外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们也可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听取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三)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思维，树立“亲商”理念，建立亲商服务体系。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担负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之类的职责，让企业自由“飞翔”。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落户，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如建立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健全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和物流平台，搞好征地拆迁工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让外来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二是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在新加坡，公民只要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注册公司，政府所担负的是服务和监管职责，而不是审批职能。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效率低下、存在寻租行为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高效的服务体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具有充分的授权，企业和公民办事只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就可把所有事项办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可防止腐败的滋生，大大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是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要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严格整治乱收费行为，使收费透明、公开、合法；相关部门在执行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职能时，不得推诿扯皮，不得敷衍塞责；在接受企业的申请、咨询及办理正常审批手续时要做到速度快、服务好、效率高，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树立“亲民”理念，为民服务，改善民生 现代国家的一切公共管理都是以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点的，政府公共税收的绝大部分用在社会建设上。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人群众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为此，政府要以“亲民”理念为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去。要强化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商品房为主体、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为补充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另外，近年来，我国因城市拆迁、物业纠纷等造成的社区冲突不断增多。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着手建立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提高社区自我管理水平。政府还应重视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加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在征地、拆迁等方面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建设和谐社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新公共管理”与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 [摘　要]“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为我国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经验，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可从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税务机构；内部管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崛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人们日益对公共部门管理现状的不满，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这场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和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提升政府绩效的改革运动，被理论界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改革大潮。这一运动缘于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期间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反思，是西方行政管理从规制主义向市场主义的再次回归。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 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与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给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经济全球化要求税务机构进行改革。全球化使得各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国际竞争舞台中，与诸多外国公司同台竞争，显然此时企业面对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为此它们就要以市场需求和客户为导向，不断调整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决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目的。同时，企业界发生的剧烈变革对公共部门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政府的角色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竞争“受到劳动力的健康、教育和训练、税收管理的效率和鼓励小企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都是由公共服务提供的。因此，全球化问题为改革行政机构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信息技术的变革也对政府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信息技术使等级制度本身产生变化，日新月异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得信息无需通过传统介质与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机构存储和传送。大量的中间管理层次就可以裁减，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变“扁”变“瘦”。 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做法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给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政府把税务局看作工商企业，并从它促使纳税人的自愿遵从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税务局的角色也从执行税法、给纳税人提供最少的服务和强制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征收机构转变为把纳税人视为顾客、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服务机构。其目标是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优质纳税服务，促进广大的诚实纳税人自愿缴纳税款。为了实现制定的目标，西方各国大致从组织机构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几个角度改革完善税务组织机构管理。 美国国税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它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以此为导向，美国国税局在组织形式、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组织形式上，国税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国税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税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来对国税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这套绩效平衡评价系统包括组织绩效评价、员工绩效评价、顾客满意度评价、员工满意度评价、部门成果衡量等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系统为实现三大战略目标，即向每一个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向全体纳税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和向税务员工提供高质量工作环境，在把国税局全体员工区分为战略管理层、操作层、一般员工层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分别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佣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大胆改革，从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一站式纳税人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使每个功能部门都能满足经济指标，并减少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新加坡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国家收入局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承包税收任务，并同意在承包费内，税务人员的薪酬待遇按照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来确定。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1）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2）把纳税人视为顾客；（3）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 四、新公共管理对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在加入了WTO后，我国的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特别是各国税务机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达到更好地提升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提高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的程度的目的。具体有三点启示。 （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扁平化组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税务组织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这种制度纵向层次过多，横向部门安排不灵活，既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影响整个行政管理的运转，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发展，税务管理网络信息系统的建立，减少了对组织管理层次的过分依赖。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这种结构行政层次减少，管理幅度增宽，组织成员积极性较高；组织内信息畅通，不易失真，决策执行时间短；管理成本降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在征管模式中所强调的“集中征收”、“一级稽查”均体现这一扁平化发展要求。 （二）设计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是税务机构内部管理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结合国家公务员制度，税务机构要在员工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和积极性，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 （三）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人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例如建立纳税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把纳税人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服务绩效的重要标准，并且组织的绩效应同该组织层次的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面向信息时代的美国公共管理——私营化与管理伦理 内容提要：私营化是当前美国公共行政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与此同时，快速蔓延的信息技术也给公共管理带来诸多压力。本文正是探索这一大背景中的管理伦理问题。私营化浪潮与网络浪潮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有必要思考公共管理中的基本价值。通过美国的案例和有关学者的评论，作者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两大浪潮怎样挑战公共管理伦理？二、当前的公共管理者日益陷入私营化与信息时代的迷雾，以往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对他们是否有效？ 关键词：公共管理、私营化、管理伦理、信息时代、美国 公共部门私营化在今日美国已是风起云涌。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为创造一个运作更有效，花费更少的政府"（create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这是美国副总统戈尔的《 国家绩效检讨报告》中的著名标题。），在可能并可行的地方，城市、县、州和联邦政府都已开始与私营组织--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建立新的关系。在一些领域，政府可以完全卸下公共服务的沉重包袱??原先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在另一些领域，政府与私营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共同对公共服务负责成为首选的改革措施。 私营化浪潮--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与信息化浪潮几乎同时席卷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现，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人们都在购买个人电脑，光盘（CD ROMs），争相上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列表服务、聊天室以及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等已成为日常词汇。今天的工作场所--无论是中央控制室、专业办公室还是家庭--都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 未来是如此明显，连原本对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公共与私营的历史区分好象也不再有效，而且当人们进入网络空间被扭曲的时空时，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一样没有意义。然而目前显现的私营与公共、过去与现在的虚拟界限怎样构成对管理伦理的挑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虚拟管理伦理（virtual managerial ethics）的时代？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在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工作环境中，正伸开双臂拥抱私营化，那么以往通行的道德原则、伦理价值还能不能指引他们适应新的时代？未来是不是意味着一些不可见，却是不祥的可能？ 私营化与公共管理的道德伦理 我们首先来看私营化如何改变公共管理者的道德面貌。 公共管理伦理部分扎根于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美的进步改革运动（Progressive Reform Movemen），充斥市政府、法院甚至各州首府的丑闻、腐败以及无节制的贪欲迫使改革运动树立一套新的道德准则，它以效率、责任、美德、政党中立（或称无党派，non-partisanship）及公共服务为内容。随着政府模式从市长-议会式向议会-市政经理式的推进，行政格局从分赃体制向公众服务系统的转换，以及政党中立和大规模选举的实现，新的伦理价值观逐步走向制度化。而1914年市政经理联合会（the City Managers Association）及1939年美国公共行政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专业化组织的成立则在精神上坚定地支持并践行着新的伦理准则。也许政府私营化带来的伦理困境唤起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道德关怀。新世纪已揭开序幕，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给太多美好的事物束缚了手脚(Thompson 1993)，也就是说，原本进步的改革运动连同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创造了一个运作低效、成本高昂的政府。 1992年，奥斯本（Osborne）和盖伯勒（Gabler）响亮地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口号，其回应空前热烈。改革者支持私营化并号召公共管理者以企业家精神带领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他们很少提及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影响。十分遗憾，我们无法从《改革政府》一书的目录中找到丝毫与道德有关的内容。也许奥斯本、盖伯勒及其追随者会说他们只是让管理者在法律框架内尝试不同的管理，而并没有让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因而也就不必关心道德的问题。 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如果它并非不合法，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如果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可能影响。 腐败与公共利益 乔治·弗里德瑞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之精神》（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194）中斩钉截铁地断言，私营化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前景，在贪欲、腐败刚刚得到遏制，政府行政能力受到人们倡扬之时，这一运动很可能又将退回到原来的状况。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难道已没人记得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1969－1973）是为何辞职的吗？弗里德瑞克森的抨击坚定不移（1997:18）："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琳达·德莱恩（Linda deLeon）对私营化、企业化公共管理及道德的看法较为乐观。虽然她承认，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自负、自私、我行我素、旺盛的支配欲以及不择手段--如果在公共部门中得不到合理约束与督察，可能会危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基础。不过她(1996:496)说："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公共管理企业化是道德的。"自我服务、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公共企业家们如果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把握机会，合理调配资源，开拓创新。当然两者相抵，道德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德莱恩依旧相信，道德的企业化管理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到公共组织的鼓励。 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私营化、政府再造和企业化经营威胁到政府管理的伦理道德，甚至又使腐败与不道德行为沉渣泛起？理论推导也许是困难的。科恩（Cohen）和埃米科（Eimicke）在调查了企业化公共管理的三个案例--加州橙县财政破产案（the Orange County financial bankruptcy case）、加州维萨利亚宾馆合作项目（the hote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Visalia California）、印第安纳波利斯废水处理厂私营化项目（ the privatization of Indianapolis' wastewater treatement plants）--之后提供了某种证据(1996)。 加州橙县案的进展对伦理以及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突如其来的挑战。该县财务主管罗伯特·西特罗恩（ Robert Citron）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pooled funds）进行投资，不想利率陡然上升。随之暴露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去，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维萨利亚宾馆合作案无论成功抑或失败对道德问题的冲击更大。该市动用闲置的城市财产（city owned property）与瑞迪逊连锁宾馆集团（the Radisson hotel chain）合作建造并经营宾馆，使纳税人的钱承受很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城市被迫收购宾馆，承担债务。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斯蒂芬·格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市长的行动经常津津乐道，早在1990年初，他便在四十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私营化改造，城市废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个厂一直是有效率的，市政当局还是决定把该项服务外包出去。结果当地的供水公司以51%的股份与一家法国工厂赢得了合同并取得了重要的财政贷款。在考察这三个案例的基础上，科恩和埃米科归纳了如下结论，公共管理私营化能够在道德上成立，但是小心谨慎和胜任私营化的资格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对美国中部某州的一个都会县与当地商贸促进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开展合作的道德质疑在理查德·K·高尔（Richard K. Ghere，1996）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为繁荣旅游业，吸引会议产业（convention business），该县制定了一套吸引外地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占有当地税收3%的旅馆床位税被用来实施这一战略。根据协议，由商贸促进会提供与该战略相关的服务。不用说，商贸促进会的官员对这项安排非常之满意，自然成为干劲十足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干劲也许太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规事件屡屡发生：能拿到非竞争性授权的商人是因为与促进会的官员有着家族联系，开支报告、围绕会议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经常弄虚作假，促进会为县领导人支付打高尔夫、外出赴宴甚至出境旅游的费用。高尔没有为我们提供商贸促进会向县政府渗透的更多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高层合作在培育道德风气方面所作甚少。这一案例提示，公共官员原本遵循的道德行为在公共职能私营化的今天已失去往日的功效。无疑，合同是诱导转变的媒介。 总之，私营化运动构成对公共官员，包括管理者的道德挑战。也许弗里德瑞克森的观点(1997:171)是值得称道的："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介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信息时代公共管理者面临的伦理挑战 为获取和沟通信息而 "上网"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地方、州、联邦各级的大量部门拥有".gov"或".org"的域名。全美市/县管理联合会(ICMA)1995年对地方辖区的调查显示，虽然54.4%的辖区还没有上网(n=580)，但毕竟已有近半数（45.6%）在互联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Moulder and Huffman, 1995)。今天，无数美国的市、县、州行驶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这项调新开展，拥有域名的政府数量必定大得令人吃惊。 技术的使用可能对公共部门的社会生活或集团生活造成影响，网络专业技术不但给管理者带来麻烦，而且在理解与改善不合需要，甚至有时是不道德的技术影响方面同样是苍白的。一项电子邮件对公司内部生活负面影响的最新调查显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工作环境越来越缺乏个性化--一是技术本身（因为无须面对面的交往，社会关系变得公开化），二是因为用户或雇员为避免不期而遇的社会事务所做的有意识选择(Markus, 1994:119)。不过信息技术对工作环境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只是负面的，雇员能够而且已经作出选择，决定和谁或不和谁联系。事实上，努力提升组织伦理氛围的管理者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周围，尤其在组织行动的基本知识方面已受到特殊挑战??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组织上网对管理者的挑战表现在如何对与互联网相关的操作和行为进行定义、管理和监督。对于以下操作，如游览万维网网站，下载、收搜索黄色信息，从事营利的性广告与性服务，传播政治言论，张帖或下载有攻击性的涉及种族和性的内容，收集或兜售各种机会，冒名传播电子信息等等，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应尽快出台令人满意的互联网使用政策，全力预防相似事件的大规模扩散。 与此同时，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已成为建设责任政府和创新政府的重要途径，因而必须积极地创造环境，极大地鼓励雇员利用数据库和万维网这些信息宝库开展工作。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在互联网的合理使用和滥用之间找寻平衡点，也许是最关键的伦理问题。 在雇员上网，使用Internet之外，伦理与合法性挑战还来自于政府行为。在线政府及其领导人应发扬并努力提高民主的理念与实践--在保护敏感信息的同时，保障公民获得公共信息。一方面要公布关于犯罪率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要让公众能够获得受害人的姓名与住址。同样的问题是，当县资产评估办公室建立了包含资产价值与地址的查询数据库后，公共服务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它会不会给罪犯运用同样的科技手段找到作案对象提供方便？ 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紧巴巴的，这为公共服务私营化创造了土壤，它们在政府主页上出售广告空间，或把商业产品作为市县政府的公共产品，这些做法是否道德，又是否合法？互联网的商业化已成定局，而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美国政府能够并应该走多远？私营化是不是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呢？ 最后，公共官员、市民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电子沟通问题也值得注意。公民与官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原来使用传真，现在则以电子邮件取而代之。而沟通路径一旦换在政府官员之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电子化方式的信息浪潮是不是有效地把政府暴露在阳光之下？公共管理者在使用电脑，把重要信息发送给他的同事和上级之前，有没有做到小心谨慎与踏实勤奋。 伦理进程的徘徊与困惑 私营化的迷雾和信息时代扭曲的时空观困扰着今日的公共管理者，本文一开始便提出以往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原则在今天还是否管用的问题。也许上文试着作了回答，但不确定性无疑仍存在。 诚实、正直、仁慈和尊严这些负责任的道德方式过去长期地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私营化浪潮与信息时代到来之际的今天，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不过传统的伦理价值是否充分，回答则很可能是否定的。采取一种更适合二十一世纪现实的伦理观十分必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企业化与信息时代的现实是不该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局部的和全球的工作环境中职员的行动究竟由什么推动。更进一步还应认识到，当个人成为道德主体因而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他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远为活跃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环境中。 对于想在迷雾中乘风破浪的公共管理者来说，前面的路在何方？最迫切的问题也许恰恰是思考与实践组织伦理。管理者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在组织中培育一种道德环境，我能够并且应该做什么？"根据特定的案例确立相应的伦理准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这远远不够，另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雇用诚实的员工。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40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话至今仍余音绕耳："良好道德环境中的诚实之人是政府道德问题的最终答案。" 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又如何判断你在这方面进展成功？回答后者相对容易一些。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尊重、信任，组织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的公开沟通，在这里，公正、平等、同情和关怀能得到最大的倡扬。最终，这些优良品质能超越工作空间而散布到整个社会之中。 管理者如何在他们的组织中培育一个优良的道德环境？一些建议已经提了出来（例如增加交谈的机会），但真正建立并维持组织道德所需做的自然会更多。至少管理者应尽力把道德自觉注入其组织并以此塑造与其他组织（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的关系。他们还要采取步骤开发与执行伦理原则，提供道德培训，建立道德投诉机制或在年终绩效评估中增加伦理的条款。这些措施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综合的，都可以"作为组织发展的伦理道德"来看待 (Zajac 1997) 。 总而言之，公共官员（选任的也好，非选任的也好）遇到越益复杂的道德挑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经历了200多年的民主实践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失误都将有损于公众对其的信心与信任。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顾客让渡价值 公众满意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以此满足公众需求，最终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一、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 胡德认为:“公共管理即‘国家的艺术’，能够松散地被定义为如何设计和管理公共服务的问题，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细微工作”。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的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包括两层内涵: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和公共的参与性。首先，公共管理的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它所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其次，公共管理的职能在于增进社会公平、公正分配社会利益，公共管理者应该体现“公益人”的角色，代表公平正义等规范性的价值追求。另外，公共性还体现为公共管理活动运行的多向度，即公共管理不仅是公共组织行使管理，同时也需要公众及社会其它组织的参与和互动。 “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的另一本质特征，首先来源于管理活动的服务性。政府的各种活动，无论是协商还是强制，都是为实现政府目标，即为完成公民赋予的使命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其次，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的公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公众直接或间接的授权，它是公民权力的特殊转化形式。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为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组织，其职能主要是满足公众需要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公共管理必须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为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服务。服务是政府的政府的首要职能，也是公共管理运行的中心要义。 从公共管理的本质出发，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理应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来满足公众需求、提高公众满意度，同时，还应该通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来达到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 二、市场营销理念中的“顾客让渡价值” 市场营销理念认为，企业要与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充分了解顾客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包括生产、经营和售后等一系列营销活动，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需求、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顾客让渡价值，是指整体顾客价值与整体顾客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整体顾客价值是顾客从给定产品和期望得到的全部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整体顾客成本则是顾客在购买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货币、时间、体力和精神成本。(如图1) 要提高顾客满意度，为顾客提供更多“让渡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改进产品、服务、人员与形象，提高产品的总价值，以及改善服务与渠道系统，减少顾客购买产品的时间l精神与体力的耗费，从而降低货币和非货币成本。、 三、“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政府管理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和提高。如前所述，政府公共管理应该体现其“公共性”、‘服务性”和“合作共治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借鉴营销学中的“顾客让渡价值”，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把了解和回应公众需求作为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导向，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终实现不断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标。 1.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公众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价值。在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理念将政府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天然和唯一的主体，政府作为全能型政府负责一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形成了政府垄断的局面，造成效率低下、资源不能合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我国政府将会出现机构膨胀和预算规模扩大的趋势，同时，缺乏竞争机制的公共管理还会造成服务成本上升、政府对公众需求反应迟钝等问题。基于我国市场不够成熟、市场运作仍不够完善和第三部门发展起步晚、力量还较弱小的国情考虑，现阶段对于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改革，可以通过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适度参与、打破政府独家垄断的格局，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体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第三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就可以逐渐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解放出来，形成公办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为公众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众不同层次需求的良好局面。 2，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质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政府也应该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统一规范的质量管理、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 结合我国实情，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可通过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和建立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两方面来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就是用政策法规的形式，将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程序、时限、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监督，以实现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目的;二是建立包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申述处理标准等在内的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公民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绩效考评的最最终评价标准。 3.加强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缩短满足公众合理需求的回应时间。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互动可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让政府了解公众希望的服务种类、服务质量以及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最终实现缩短回应公众合理需求时间、降低公众成本、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的。 在我国开放性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政策沟通渠道的完善仍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例，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信息公开查询制度、公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广州、上海等地区的区域性信息公开法规也相继出台，但都还处于尝试性起步阶段，全国统一性制度框架仍需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同社会之间良好协调的互动关系也还有待发展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尚未形成，要在还政于民、寻找政府与社会关系平衡点的同时，促进第兰部门的发展、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 4.构建政府公共部门完整的问责体系，减少公众利益损失。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的职责划分。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二是政府透明，政务公开。问责的保障是公开与知情，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企业竞争力 论文摘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个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 Market is good but not enough;Government is not everything but a key something" (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新政府—市场观”是相对于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的。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对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小，一国的经济政策给其他国家经济福利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可能被忽略。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别国的政策和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改进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带来不可忽略的外部性影响。一国政府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别国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与世界性市场的关系，必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提高本国(主要是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因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主权国家的政府职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如WTO原则)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行提出了种种限制;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策略从以往的产业政策转变为开放竞争的策略;由于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熏摹声面)，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政府政策的针对范围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场范围由一国市场扩展到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政策范围也相应扩大。三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政府从以往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行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相关的别国政府政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是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职能复杂的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其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对一国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其执行构成制约。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也为各国政府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为解决老问题、迎接新挑战，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不少行政改革方案，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其着力点都是力图通过政府改革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立足于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公共管理(特别是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公共管理)应能体现以下变化(毛寿龙等，1998;唐琦玉，2003):(1)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政府应改变过去只关心投入而不关心产出的做法，强调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2)强调顾客导向。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有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应以公民的需求为考虑，强调对顾客负责，并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3)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主张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提供公共服务;使民间机构与政府共同生产，提供多种选择机会。(4)授予权能。政府应给予公共管理者以一定的权限来完成任务，必须使公共管理者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同时也包含着对错误的容忍。(5)创新与改革。创新乃是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政府应打破传统结构惯性，活化官员思维，允许公共管理者运用各种创新策略达到管理目标。 三、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竞争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IMD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提供的报告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容乐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IMD评价体系中，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指标有68项。我国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价格质量比、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究开发支出、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管理人员对国际商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均处于排名较后甚至最后的位置，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竟争力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与此同时，我国己经加入了WTO，我国的企业须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参与竞争。加入WTO对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机遇的把握有赖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挑战则是直接而现实的。就挑战而言(勾学辉，2001)，一是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的放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坎的降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势就更大，并且大多具有丰富的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验。二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方面差距更大。三是某些支柱产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技术装备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进口替代，但基础元器件及工作母机、电子通讯、重化工业等尚未完成进口替代，最易受到进口的冲击。四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机制转换不彻底，企业的组织结构远远不适应新的挑战。 新的形势不仅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我国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提出种种要求(课题组，2001)。一是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三是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四是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四、深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正在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主流。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新政府—市场观指导下，不仅完成了市场型企业的改革，而且正在进行政府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在深刻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政府—市场观在我国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具体说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关系上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政府不应再作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市场，即便有一些资源需要政府配置，政府也不应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如土地资源的配置宜用拍卖方式，而不应批给:公共建设项目宜用招标方式，而不应审批;政府消费应走向政府采购。二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政府服务于企业的观念和职责应得到明确和强化。政府是公共部门，是服务性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如果这个关系界定不清楚，企业就难以快速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许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缺乏服务意识，总以管理者自居，喜欢管企业，甚至不正当地干预企业。我们要接受政府是服务性组织的观念，要努力为企业发展与竞争力的形成提供良好服务，搞好企业外部环境建设。相应地，政府对企业的必要管理也必须坚持服务和公平的原则。如应尽量尽快取消审批制度，推广备案制度。三是在项目投资方面，政府须约束对企业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不应与企业竞争投资项目。政府投资应起到对企业投资的导向与弥补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应提供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商务投资应交给企业去做。四是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从控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神秘政府到透明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到善治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从僵化型政府到学习型政府的转型(唐琦玉，2003)。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培育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或倾向笔者不敢苟同。一种是“政府无为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洗礼中获得的，与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作用不相干。另一种倾向则是将政府职能的不恰当扩大，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存在和对“经营城市”的片面理解与应用等等。笔者认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其中政府的运作效率和公共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既必须在支持企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必须恰当定位，在资源配置中不应挤占企业过多的空间。归根结底，笔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要正确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与整合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论文关键词：都市圈经济 政府公共管理 体制创新 论文内容提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该文论述了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人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到15。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圈内GDP约为1000亿美元。 根据预测，我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其中包括京津都市圈、大齐(大庆、齐齐哈尔)都市圈、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成渝(成都、重庆)都市圈等。每个都市圈都是由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0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坷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①区坷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人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人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径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做‘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的跨界性、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竞争问题等等。“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所能胜任的。我们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太湖流域的这5个市分属于沪、苏、浙3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因此，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意愿和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会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c0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c0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 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 1.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 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 ,1992年下降为50% ,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 ,1992年降为80% ,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 ,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扩5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2.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地发展。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3.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长三角区域内共有开发区199个。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 9公里就有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c长此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存在。 4.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 宪法》第89条规定: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宪法》和 地方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然而，我国法律对涉及的有关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规定和条例几乎是空白，法律只规定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上级机关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对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分担等问题，根本都没有涉及。这就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推诱扯皮、争议不断等情况的出现。国家如果不尽快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解决跨区域合作与治理及其争端处理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制度上的阻力也仍将存在。 5.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选择。虽然人们对于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已达成共识，但到底什么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有哪些，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传统政府体制有哪些区别，如何做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等，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理论认识的争议，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就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所以，各地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就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时有把它简单化的倾向，也有把什么都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身上靠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前进、实践又推动理论进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三、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1.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各地政府实际上已成为了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各地方的利益径渭分明，甚至高于一切。如果在都市圈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所引发的公共管理问题又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本位主义，从传统的地方利益观念出发，独善其身的话，必将会造成“双败”、“多败”的结局。所以，要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首要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单位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管理的惯性思维，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比如:历史上河流往往被作为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割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c实际上谁也不主动或不愿意承担不利的后果。 所以，各地方政府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大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做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2003年以来，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江浙沪三地高层就已经频繁互访，协商共商，对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上海已经明确把“建设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联动发展新路子。周边省市也都在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诸侯经济”，“主动接轨”上海。2003年5月，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经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功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长三角区域政府还规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快速交通网，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人“3小时都市圈”。旅游一体化也已经有较好进展。C此外，2003年度还签署了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 2.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这是体制创新的核心 事实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是广泛而合理地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将其更加显性化和法律制度化。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法律法规是各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政府合作的具体规定非常少，合作往往受到领导个人意志的重要影响，靠地方领导人推动，这就使得合作的人治色彩浓厚，缺乏法制的保障。因此，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f1i皆建设是体制创新的核心。首先，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使政府间的合作活动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还要及时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如《环境法》等，对区域治理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区域政府的各项合作活动都有法可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改革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办法，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列人考核的指标并使其法制化。其次，“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定主体在具体制定法律时所秉持的立法理念、看待问题的立场、方法以及立法的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所以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的事例并不鲜见。，嗯为此，都市圈内各行政区的立法主体还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立法的前提下，就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务，如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构建法律的相互认可和法律资源的共享机制，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既符合行政区利益，也符合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要求。再次，各行政区司法机关之间也要加强司法协调，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通过行政区的司法功能整合，在都市圈内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必要时可考虑设置大区怯院，确保区域经济刊本化的良胜发展。 3.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梅，负责日常工作和合作事务的牵头组织，这是体制创新的本质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区域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区域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体制创新的本质。我国可以效仿国际上一些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由相关省区派员共同组成的常设协作机构，并以各种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主要的运作模式。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职能:组织协调实施跨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间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组织职能。勉口长三角地区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 4.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以电子政务为平台，逐步形成政策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为实现都市圈内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商品市场，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域障碍，实行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对在区域内流通的其他成员及商品，实行同等待遇;建立规范公平的质监认证制度，各方不得有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改善市场主体准人环境，打破市场主体准人的地区封锁，打破所有制限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经济合作0各方政府都不要介人企业间的竞争，减少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c0在机制上，可通过制定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协议、章程等，将区域政府协调结果成果化、法规化，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在内容上，侧重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环境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间题。 另外，都市圈政府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都市圈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内网)，各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系统的节点，使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政府的信息融合度大大增强。同时，建立“都市圈政府联合政务网”(外网)，树立对外的整体形象。都市圈可率先在户口管理、人才流动手续办理、车牌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加快一体化网上办理，形成强大统一的城市一体化品牌。 5.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参与，有效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这是体制创新的动力 虽然政府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能起到辅助政府的很好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治理已不再是政府的专利，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都会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流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也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所以，都市圈政府要加大对区域性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充分发挥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诸如相关标准的制定、资格认证审查、质量检测等多方面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将除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宏观规划调控和监督执法以外的公共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区域市场评估、区域决策咨询、行业管理和社会福利服务等职能应该无条件地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消除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的屏障，提高区域投资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展政府与市场间相对平衡的沟通和对话渠道，加强对公共治理的另一极一一公民社会的培育，使之“逐步与国家达成‘二元结构’:一种既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这种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不但不会削弱都市圈政府的功能，反而会在治理手段和途径方面丰富行政区政府的功能，使其功能张力以更灵活的形式得到广阔延展。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探析 论文关键词：社区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 社会公共管理 互动机制 论文摘要：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政府在职能上日趋“掌舵”而非“划桨”，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文章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近年来，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迄今我们对社区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对中国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力求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公共管理就是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王乐夫将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fi同时，他还将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区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王惠岩则根据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认为在理论上公共事务可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f2作者认为二者对公共事务的划分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只是区分的角度不同，前者以管理主体对象进行区分，后者则以管理客体进行区分。社区公共管理是指社区组织凭借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在以上对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及区分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把握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含义。 (一)管理主体是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社区组织 一般来讲，社区组织包括政府基层政权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中介组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在社区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方向性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城市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及其他职能部门。社区自治组织，伴随着社区成员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出现，是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中介组织主要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 (二)管理客体是社区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 并不是所有的社区事务都是社区公共管理的对象，只有其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才属于社区公共管理的范围。具体而言，包括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与社区内部自生的公共事务。 (三)管理目的是维护社区成员的公共利益，促进社区发展 任何公共管理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公众的公共利益，并确保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分配，社区公共管理也不例外。社区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护社区的公共利益，更好地组织与社区成员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以达到社区发展的最终目的。 (四)管理基础是社区组织凭借的社区公共权力 社区公共权力是社区公共管理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大致有三种:(1)组织授权的公共权力，如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等，是社区公共权力最重要的来源。(2)社区成员授权的公共权力，它是社区公共权力的源头。社区成员通过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业主委员会，使其拥有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3)以经济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它体现在社区内的企业通过提供资金等形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 (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比较 本文所讨论的政府公共管理，是特指政府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对全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并不包括政府的内部事务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其特征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内容的服务性。政府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多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诸如国防、财政、环境保护、基础研究等;而社会公共管理则大多活跃在政府公共管理触及不到的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一定具有非排他性，更多的是一些区域性、分散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而言，社会公共管理更贴近公民的生活需求，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第二，公共管理的非政治权威性。政府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政治权威的作用，波茨曼认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实质就是对政治权威的管理L47。社会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权威的行使，但它是基于利益共同体和自由联合体而产生的权威，一般不具有强制性，更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 第三，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政府公共管理的主体很明确，即国家的代表—政府。而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更趋于多样化，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彼此独立，这是由社区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所决定的。 (二)社区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公共事务组织与管理的唯一组织，政社关系属于“强政府，弱社会”。那时候人们居住在社区，各种利益关系却在单位。可以说，还不存在社区公共管理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是伴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而产生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使得社区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社区自治权力的确认和认可，构成了社区公共管理的权力来源。社区中介组织的成长为社区公共管理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相互制约与监督，共同维持社区的稳定与运转，共同促进社区的协调发展。 1.社区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的约束。社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因此许多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事务都要落实到社区。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弱小群体的利益，计划生育等，通常在社区中执行和实施。这一部分的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我们可以视之为政府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府或其派出机构是这部分职能的执行主体。当然，在政府管理更多地引人市场竟争、降低管理成本、追求高效率的时代，政府也可以选择将这部分职能外包给适合的社区组织甚至个人来承担。 2.社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公共管理事务中还涉及到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如满足社区公众的需求，发展社区经济，维护社区公共设施等。这部分公共事务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社区公共管理的实质与核心。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自治，即社区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相比较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它更侧重于服务而非单纯管理，更贴近社区居民的日常需要，而且一般不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因此，在理论上，属于王乐夫所说的社会公共管理的范畴，或者说属于王惠岩所说的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3.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 以社区组织(目前多指社区自治组织)为管理主体的社会公共管理，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核心与实质，也代表着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亦尚未完成，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在社区公共管理活动中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部分，而是一个互动整体。只有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使政府与社区组织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监督，才能更好地发挥社区的公共服务、利益代表、管理成员等公共管理职能，促进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社区组织。社区公共管理中政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正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的。 (一)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协作 从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合作关系看，当双方面对共同的社区及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时，是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一方面，政府把部分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委托或让渡给社区组织，特别是在“市场不为、政府又不能”的领域内大力扶持这些组织，从而依赖它们在社区内更有效地推行政府的行政决策，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社区组织也要借助于政府的授权或委托，获得实质性的管理权限或政策与财政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赢得社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强调“互惠”与“协作”，共同成为社区公共管理的主体。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政府与社区组织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为增进社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局面，使社区居民成为最大的受益主体。 (二)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监督 政府与社区组织还存在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依法对社区组织进行监督、指导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则作为社区成员的代表对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1.政府对社区组织的制衡 首先，任何组织都会受到“自治”与对组织的“控制”这对矛盾的困扰。对社区组织而言，保持独立性、自治性是它有效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然而独立和自治有时也会成为产生危害的隐患。比如说社区组织可能会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助长狭隘的团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若仅仅靠社区组织内部的章程与规则来防止其滥用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社区组织所代表和维护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社区组织维护的群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如社区组织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违章搭建现象的存在等。因此，为了防止社区组织公共权力被滥用，狭隘的社区意识或个人意识的滋长，以及出于维护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监督必不可少。当然，政府对社区的监督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要以不损害社区组织的自治性为原则，既要保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有效监督，又要保障社区组织得到充分的自由。 2.社区组织对政府的制衡 首先，政府是一国内拥有垄断强制力的组织，其行为的制约因素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来说都要少。目前，人们虽然已对政府权力需要有效监督达成共识，但是，中国除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外，人们强调的社会监督往往更侧重于社会舆论与公民个人的监督。然而社会舆论的局限性、公民个人力量的薄弱性使其又无法完全担负起社会监督的重任。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监督职能，以组织的力量防止公民权益受到各方面的侵害，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社区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中介机构而存在，本质_[是一种民间自治组织，除了依法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外，更应该具有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决不应该成为政府的“一条腿”川。再者，我国社区公共管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区组织必须能够代表社区居民监督政府人员的执法活动，才能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并监督政府机关的活动。 社区除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外，还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与市场管理、文化管理、信息管理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进一步深人探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浅论公共管理幅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管理幅度；政策执行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 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 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四)合理调整乡一级管理幅度 从多年来的经验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风险较小、成本较低，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试点可从这个层次着手，如撤并乡镇、撤销街道办事处等。但从长远的发展要求出发，对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的行政建制，不能只停留在调整规模大小、数量多少上，而是要探索根本性的体制创新思路。比如建立乡镇自治体制，虽然这是若干年后的目标，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研究探索向这个目标过渡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目前有舆论认为，可以把乡镇建制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硬性工作任务大大减少，乡镇由一级政权组织变成派出机构，既可以减少机构，减少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又有利于最终实现乡镇自治、简化政策执行。但推行这种体制时要吸取过去乡镇体制反复调整的教训，首先必须搞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开，不能一哄而起。而且对乡镇还要分类指导，一些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性中心镇、重点镇应向小城市的体制过渡，否则不利于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的同时，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创新，而且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比农村更为迫切可行。 总的来说，交通通讯条件越发达，政府管理工作越宏观，行政管理的层次就可以减少，管理的幅度则可以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交通通讯条件和管理手段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多省区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的数小时省域公路交通圈、以县城为中心的数小时县域公路交通圈。就政府职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不断加强，而微观管理职能则不断减弱，诸如行政审批之类的工作越来越少，这就为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扩大行政管理幅度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对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利益关系影响极大，牵涉面很广，大的调整影响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利益，小的调整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利益，加之公共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各省区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在减少管理层次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从本省区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推进二级制或三级制。各省区都应该积极研究探索具体的行政区划问题、市县规模调整问题、设市数量和布局问题、乡镇如何向自治目标过渡问题等等。为防止出现反复调整，每一项区划改革都要瞻前顾后、总体考虑、慎之又慎，重大问题更应该进行专题科学论证和合理有序地推进。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路径分析；人格化；官僚化；市场化 【论文摘要】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表明，人民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我国公共管理范式随时间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异及其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就需要了解我国公共管理的变迁规律。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理论界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模式及其发展路径的分析迄今为止还不够充分，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公共管理的实务还存在一定范围的混乱和低效现象。因此，在理论上澄清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为当前的公共管理实务提供切实的指导并为今后的公共管理的走向定下基调，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二、人格化范式的形成及其表现 所谓人格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与封闭性的、小群体性的农业文明社会相对应的，以“人情—身份”关系为隐性规则，组织运行建立在特殊主义取向的制度基础之上，缺乏明确的、显性的理性规则，或即使具备一定的明确规则，但在真实的管理过程中由于“熟人社会”的影响力而导致规则失效的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建国前边区经验的作用、动员型命令经济的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安排以及领袖的非凡感召力的作用等因素一时并未完全消除，1949年建国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一时还难以摆脱人治模式。我国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人格化特色，兼有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型”和“传统型”社会的特点。这种人格化特色浓厚的公共管理模式的生成，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被忽视，家长制的思维方式与作风存续，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的社会基础存在;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万能政府的集权式体制安排，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与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相伴随的是大量非理性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的随意性;人员使用的主观性;规制稀缺;公共管理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盛行，血缘、地缘、人情关系时常支配着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向，致使法律、规则因人而异，公共行政缺乏稳定性与普遍性;小团体主义盛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泛滥;领导者独断专行和神秘主义;公共责任不明确，职责一权利一义务关系不明确;公共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现象;等等。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了摆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征程。工业文明社会是“大社会”，对秩序规则的基本要求与农业文明时期的“小社会”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大社会中盛行的行为规则，其目的并不在于为特定的人提供特定且可预见的利益，而是作为那些‘多种目的之工具’而发挥作用的—这种‘多种目的之工具’乃是人们在对某些种类的情形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人们应对某些种类的情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人格型的公共治理模式显然是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 三、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与问题 所谓官僚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在新教伦理的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吸收泰罗的科学管理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以法理权威为基础，以科层结构、非人格化、连续性和专业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稳定、正规化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负责组织、指挥、控制和调节公共事务。在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模式中，确立了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单一主体地位。从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幕拉开到1993年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正式颁布，是我国公共管理逐步走向一条人格化，强调法制、规范、专业化的官僚化的发展路径。在摆脱人格化的无序，寻求官僚化的科学管理进程中，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主要有: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重视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民主、法治、规范、效能、普遍主义的精神和工作方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轻人情重契约的价值取向和功绩主义的分配原则;按照管理层次与控制幅度、职责权一致的组织原则，努力理顺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合理分工;健全和完善法制，强调依法行政，力图把各级行政组织及其各级人员(包括领导者)的职、责、权，以及工作内容、程序、方法，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定下来，以降低行政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通过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程序缺失;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行政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制度，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完善行政组织内部的各项日常工作制度，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的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社会现实，倾听公众呼声，力求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尽管在我国的官僚化努力过程之中，明显地促进了制度革新。然而，官僚制本身蕴涵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却不容忽视。“大的官僚机构会产生以下弊端;1.对待不同的需求的反应越来越不加区别;2.向表面的受益者征收越来越高的费用;;3.不能调整供求关系;4.不能防止一种使用形式损害另一种事业形式，公共事业逐渐失效;;5.渐渐易犯错误和失控，直到公共行为迅速成为背离有关公共目标和形象;6.最后，发展到了采用补救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而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这些官僚制的病疾在我国公共管理官僚化努力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我国政府由于采用集权的、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僵化、迟钝的特点;将公共管理看成是政府之责的公共治理的单中心取向，导致了在发展官僚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的制度性建设，难以对外界做出及时的反应;官僚制政府由于采用终身雇佣制，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公务人员的充分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很多公共组织由于不具备排外原则导致竞争意识缺失，管理者对随着公共组织的扩大以及管理费用的增加而产生的规模成本的增加无动于衷，造成了纯粹的经济损失，减少了社会效益，对行政效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顺应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公共管理范式中融人市场主义精神，改造官僚制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革新的新趋向。 四、市场化试验与问题 “市场化或国家的市场化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利用市场标准去配置公共资源，并且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效率;第二，国家的市场化与新公共管理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它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新公共管理是移植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于公共行政的一种管理模式，强调以结果为本;第三，个体可以如在自由市场中一样在不同的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所谓市场化公共管理模式，意指在契约精神指引之下，打破官僚制模式下的政府单中心治理的传统模式，而由政府、社会、企业、公民组成一个多中心的互动的协作性的治理结构，重视公共治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广泛采用包括私域治理工具在内的各种手段，共同应对各种公共难题，以确保复杂社会中的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不是主张政府的企业化，因为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其私人性和私利性，而对于政府而言，公共性和公益性是不能偏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基于市场精神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浪潮席卷全球。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1.重建公共部门，尤其是通过私有化;2.重建并压缩中央服务机构;;3.引人竞争，尤其通过内部市场和将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部门;;4.提高效率，尤其是通过绩效考核和测评。”随着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传人，同时结合我国官僚化进程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逐步推行了以强调弹性、务实为原则，以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的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努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引人市场机制，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主要做法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性质重新进行界分，形成了多元的供给主体，在不扩大政府规模、不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按照投标者的竞争和履约行为，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生产权和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赢利组织等机构转让，完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准市场化”，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能力;发展参与式民主，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充分互动，强调对“公众负责的最基本要求是政府部门要把它们的活动向其他人作出解释，并要按照他们的标准说明所做的事情是有理由的”;在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进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了行政公开、行政审批、多维度绩效考核、决策听证、服务承诺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发展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公民文化是其核心;在我国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中，公民权利日益得到重视，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努力促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空间;发展电子政务，促进公共管理的科技化;重视危机管理，提高政府的应变能力。但市场化的公共治理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常有被企业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公共治理的灵魂—公共性，受到忽视。“企业化公共行政的主张，逐渐发展出一套公共服务如何运作的正统或古典的观点。依此观点，管理者，而非政客，处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为公共部门之“至高的善”，或“行政价值链条中的原点”。至于政治因素则被认为应摒除于公共行政之外，因为它只会造成无效率。”市场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突破官僚规则的限制，给公务人员极大的行动自由，并予以充分的信任。但是，“这个世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假如人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假如天使来统治人们，政府的内外控制都将不要。在建构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你首先必须让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而另一方面使其承当起控制自己的义务。”在一个公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官僚制法治精神熏陶和市场机制尚不够健全的社会里，我国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型的建构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存在着官员出于追逐个人或小集团的特定目标而牺牲其自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从而导致对人民主权的伤害。事实上，我国当前广泛存在的以权谋私现象，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对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保持必要的警惕，时刻提防公共治理完全的企业化，公务人员将自己理解成职业经理人或企业意义上的组织雇员。 五、结论:立足于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市场化 自1978年以来，农业经济时代的封闭型小社会已经渐渐远去，中国坚定不移地向开放的工业市场经济迈进，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不断调适。与人格型政府所倚重的“熟人社会式”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同，官僚制政府突出强调了理性精神的支配性地位以及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单中心倾向。而市场型政府则要求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基础之上，打破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治理权的局面，从而组合各种力量共同应对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挑战，提高治理效能。当前西方的管理主义、市场主义的改革取向，有一个深厚的官僚制历程的前期基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尚未经受充分的官僚主义的理性熏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立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范式，才是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合理的选择，改革才有生命力。“法治国家的典型特点就是它将导致司法与行政的官僚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强制权力适用的官僚化。”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治道变革，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官僚制，培育公共理性精神。现代的理性官僚制行政要求公共治理实现从人格性向非人格性的变迁，以情感上的中立性替代情感(伦理)态度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以普遍主义代替特殊主义，以专业化的官员和功能行为取代分散性的、功能未分化的行政行为，以纯粹个人业绩(有时还有资历)为个人升迁依据取代以等级阶层为基础的个人升迁。只有建立法制化的理性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得到落实，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弊端。只有如此，才能为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以及多元公共治理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盲目地跟着西方的思路走，必然会问题重重，事倍功半。“对自由的捍卫，必须是以坚守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绝不能向权宜之计让步，即使在那种除了已知的有益影响以外无力表明对自由的侵犯所会导致的某种特定且有害的结果的情势下，亦须如此行事。”在法治国家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是可行的。因为，法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相融的。“作为一种公共价值机制，法治国家在根本上倚赖于‘公民美德’的存在，即倚赖于自愿履行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并公平参与共同利益的实现与保护的公民。”官僚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和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其内在逻辑是协调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公共管理的非人格化、理性、规则的普遍性。两者的区别在于，韦伯式的官僚范式将公共管理完全看成是职业化的官僚之责，因而制度设计的过程之中，采取了将国家—社会(市场)一分为二的取向，导致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单元化。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尊重官僚制理性精神之上，强调融人更多的市场元素，强调公共管理之责并非仅仅属于职业化官僚，而且还包括各类“准官僚式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和自由市场中的竞争者。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支撑之上的市场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取向。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加强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基层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论文关键词:会务员 行政能力 基层政府 论文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能力本位的时代。随寿执政能办建设的提由，奋务员的行政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超中之愈也越发盆得重妥。本大力田在对东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塞袖上，制定科学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标准，进而提出创遗灵活用人机制;优化基层政府奋务炙考核制度;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晚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等政策建议。 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公务员角色意识的彰显，是国一家“吏治”的基础探析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现实的行政能力状况，设计符合地方特色的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及相应评价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能力，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区域振兴大业的成败，更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此，在对公务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的现状人手，深人剖析成因，进而探索利创新提升公务员行政能力、提.高基层政府 公共管理水平的路径实属必要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理性思考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实质和特征公务员行政能力是指在现代行政环境中。公务员依法运用公共权力和其它公共资源以科学有效地履行行政职能、治理国家、服务群众、推进社会可持续地发展的专门才干其实质是行政人员依法并创造性地管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职能的能力和职业胜任特 公务员作为政府行政的主体，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运作的方式、水平、质量和效果，并对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务员能力具有如一方面特征:一是政治性和社会性，公务员的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因而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公务员所代表的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所执行的也是这一阶级的意志，因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又必然带有政治性二是差异性和相对性。公务员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能力素质的差异性必定存在，而这种能力素质差异的存在由于有一定的外在条件的限制，导致这种差异性是相对的三是适应性和创新性突出表现在公务员对现实行政环境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自省性和自我调试、自我改变的适应力、生存力和发展力〕在信息化、全球化等外在环境变化和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内在环境变化中，能够不断变革和完善 行政系统自身.增强行政能力，确保其始终走在发展的最前沿，这是其最}a著的特征四是执行性和严肃性.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贯穿于整个行政过程，具体到每个行政环节和行政活动要把公共意志、需要、动机和政策法律 以及相应的资源条件变成具体的行政活动直接作用于 行政客休并由此产生具体而严肃的现实结果。因此.操作性、执行性、深远影响性和重大严肃性是其在公共生活中最独特的特征 (二)公务员行政能力调整的背景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行政环境的变化，公务员行政能力也将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首先，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全球化浪潮的挑战，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众多的挑战，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对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挑战人世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处于与世界隔离的状态，政府机关丁作性质相对简单，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对公务员来讲，只要遵循上级命令照章办事就能成为一个合格公务员，对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要求较高随着人世后全球化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影响，特别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对受传统行政文化和行为习惯浸润已久的公务员行为方式和能力要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等方面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其次，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同的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是不同的，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必然带来公务员行政能力的适当转换。在计划经济基础七形成的“全能管制型”政府模式要求公务员重过程而轻结果，重执行而轻创新，重管制而轻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只能涵盖市民杜会以外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限政府”职能模式势必要求政府公务员尽决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万顾客导向”和“公民导向” 第只，提高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重大部署，这是我党在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公务员作为我党推向执政岗位第一线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者，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具体实践者所以，全而提升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能力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公务员能力标准的设置原则和体系框架公务员能力标准的构建，必须根据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本地区特点以及公务员担负的历史重任，不断地对能绩标准内容和结构进行更新和调整，建立一套动态发展的符合要求的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原则为:1.国际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要洞察世情，注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特别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能力标准体系。我们在指标结构布局的设计上要参照国际上成熟的指标.增强公务员能力标准的国标通用性、可比性。2.现实性原则仁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能脱离本地区实际，要依据《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的有关规定，根据新形势的新需要，从基层政府担负的行政职能出发充分考虑各种部门、各种岗位适用性，设计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的基本内容可行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仅要考虑到适应中国国情和地区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到本地公务员队伍的现状，指标设计要考虑操作性，努力向量化方向发展.使每一指标尽可能用可计量的要素反映出来，以保证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客观、 由于每一职务所担负的工作责任轻重、难易程度、所需资格条件等因素的不同，所以在能力标准的构建上不能采取大一统的做法必须对公务员进行分类根据国际上一般做法，基层政府公务员能力标准构建的对象划分为三个层次: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办事员、科员);中层行政人员(包括科级公务员、科级公务员);高层行政人员(主要是副处级公务员、处级公务员)职位层次不同，对公务员的能力要求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能力结构依序划分为基本能力、中级能力和高级能力三个层次:一是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专业技术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知识开发能力;政策把握能力;任务执行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二是中级能力，主要包括权责分配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驾驭冲突的能力;资源运筹能力;绩效管理能力;外部合作能力;内部凝聚能力: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环境应变能力等三是高级能力，主要包括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风险的能力;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作以及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土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务员能力体系，但在实际中，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往往是交叉渗透、需要灵活运用的一般来说，职位层次越高，越需要具备更高级的能力，以适应高级职位统缆全局、战略规划的要求、 二、对墓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及成因剖析 据调查显示.“推公”以来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呈现出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能力素质综合指数提高较快。基本能够适应本地区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笔者分析，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素质能力近年提高较快的原因有三:第一，实行“凡进必考”，吸引了大批精英分子加人到公务员队伍，客观上促进了行政能力的整体提高。自国家推行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以来，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明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著变化一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和特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机关公务员是本地区人才聚集的职业，公务员对本职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公务员队伍稳定。在一定程度二促进了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的提升，第二，竞争形势益严峻，公务员主观上愿意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以拓展生存空间与竞争实力近年来，全国各基层政府在科处级领导岗位都已基本实行考试考核竞争上岗制度，有些机关还试行年终考核末位淘汰制度、副局级领导干部“一推双考”制度等改革措施，将晋职晋级与竞争性考试和业作能力的压力，也为公务员平等竞争提供了发展平台。凸显公平公正的公务员制度应有的内涵，客观上鼓励公务员提高自身素质能力。第三，加大培训力度，营造学习氛围，从组织上保障公务员能力的提高近年来，各基层政府机关针对自身情况开展了大规模“补课”式的培训活动，效果显著;同时，各培训机构改变了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实行“菜单’，式选课和针对性教学，不仅增强了对公务员参加培训的吸引力，而且从组织上保障了公务员能力的大幅提高。 虽然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创新能力等几项关键性能力方面确实还存在明显不足，尚在低水平徘徊分析其成因有三:第一，多“入”少“出口”，公务员新陈代谢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基层政府公务员整体行政能力不高的客观因素。各地方政府在最初推行公务员制度时，一般实行整体过渡的做法，使得公务员队伍进口失之于宽，管理失之于松索质能力参差不齐;冉加上公务员队伍“出口”不畅，新陈代谢阻力较大，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活力和素质能力的提升第二，重“管制”轻“服务”，传统行政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公务员思想意识更新缓慢的主观因素在基层政府，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权力行政”、“全能管制”观念依然影响深远，公务员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存在强烈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导致服务意识、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较为欠缺.第三，重“精神”轻“物质”，激励竟争机制不完善是公务员缺乏进取动力不足的组织制约因素。目前对公务员的激励方式主要是精神鼓励，这是公务员职业的政治性特征决定的，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德水平。但随着社会各阶层收人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比较利益的倾斜加剧了公务员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不仅挫伤了公务员的积极性，也大大激起了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欲望与此同时，政府系统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竟争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作尤压力也就无动力，无动力就不出成绩的“平头”局面，这是公务员能力建设动力不足的重要组织根源。 三、加强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公务员队伍建设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民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找准问题，寻求克服这些问题的路径才能科学制定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机制 (一〕关创造灵活用人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对公务员录用形式进行改革基层政府公务员普遍通过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的形式录用，但对一些专业技术要求高的职务，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很难找到“人适其职”的合格人选，建议可以参照吉林省政府聘任“政府雇员”的形式，以高薪办法向社会招募高级一专业人才进 人政府政府雇员服务政府部门.但不具备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用合同的形式确定 政府机关与高素质或专业技术人才的法律关系。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吸引高级人才投身政府管理，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另、方面，打破了政府用人的终身制同时、这部分人在政府1作与升迁毫不相千，只凭专业技术和知识吃饭。对浓厚的官场文化能起到很好的消解作用、第二，加大公务员队伍内部的流动性，刺激公务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基层政府人事部门可以成立公务员人才中心，本级政府所有公务员都在此登记备案，实行统一管理，形成一个政府内部的“准人才市场，各部门所需人员通过这个“人才中心”合理分配，形成政府一内部的“市场化”用人机制，这样可以在政府内部形成适才适”，最大限度实现公务员阳内部。人才配置最优化”，建立政府内部的横向流动聘用机制第三.创 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实现’.造血”与‘输血”功能并重与吸引优秀人才”同样重要的是‘·留住优秀人才”，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了“物质留人”的空间不大，所以。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发展留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建议领导干部竞聘选拔方式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持续满足优秀人才的发展欲望，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选拔使用 （二)关于优化基层政府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政策建 议第，明确考核内容，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由于公务员工作很难量化，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往往倾向于宏观而缺少可操作性。建议在考核内容，针对前述公务员能力模型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确定各基层政府公务员的核心能力.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于整体能力和素质不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停职参加培训，培训后经过考试和试上岗合格者方可评为称职，而年终考核称职者方可晋职晋级第二，在考核权重的把握上.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届中与届末相结合、平时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尽量对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实行分级分类考评，注重考评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考核内容与目标体系一经确定就要公之于社会，既让公务员了解，以便按要求执行，又要让行政监察部门、人事考评部门和上级领导掌握，以便于监督检;杳，还要让大众知晓以便于社会监督 (三)关于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的政策建议卜第一，在培训方式上，建议采取传统培训方式与现代化、电化培训方式相结合，兼收并蓄传统培训方式应利用集中学习的优势，组织有针对性、导向性明确的学习，特别要将培训重点放置于公务员的人际交流能力和团队作能力的培训上，并增加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团队训练式教学等先进方法.为受训公务员提供集体经验的分享而采用远程式教学等电子化培训则可利用其终端分散的特点，扩大受训者的规模、将培训重点放在提高公务员的知识存量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又可以减少脱产受训带来的工作不便第二，在培训内容匕建议实行需求式教学公务员培训部门应定期进行培训需求的调研，了解培训岗位需求的特点及变化趋势，本着“管用”的原则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分层分类开展具有针对性地培训.培训内容的设置应做到三个适应:一要适应政府工作需求和职务要求;二要适应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现状;三要适应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建议实行培训与考核、奖惩、提拔相结合的制度.激发和保持培训的内在动力建立并实施严格的培训机构资格认证制度。并配套实行培训保障机制和培训约束机制。对于没有按时参加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予确定等次，并在提拔任用和晋职晋级时适度考虑同时，鼓励和支持公务员参加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以提高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 (四)关于实行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现墓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的政策建议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一直存在“只进不出”“出口不畅”等现象，这是导致基层公务员队伍庞大、能力低下的直接原因.目前公务员淘汰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自然淘汰，即公务员因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流出行政系统，如退休二是自动淘汰，即公务员基于利益比较或兴趣原因而主动要求退出行政系统，如辞职;三是被动淘汰，即行政机关对业绩欠佳、表现不良、不符合公务员职业标准或达不到公务员职位规范要求的人员实施的淘汰行为，如辞退;四是强制淘汰，即因公务员言行严重违反行政系统规则被驱逐出行政系统的形式，如开除。但通过这四种淘汰方式离开公务员队伍的数量极为有限，较难淘汰庸人懒人。因此，建议在继续完善和切实执行上述四种淘汰方式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竞争性的淘汰机制 第一，借鉴西方公务员管理经验，实行“末位淘汰机制”。用比较的方法对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排位倒数若干名的公务员实行分流或下岗，淘汰出行政管理系统，这样既能畅通“出口”，又能增强公务员工作的压力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提高自身能力的动力。 第二，参照军队中普遍实行的更新制度，实行年阶退职制喇。把公务员按不同的职级划分为不同的退职年龄，如果达到了本职级的退职年龄而未能晋升到上一级，便必须退职。职级越低退职年龄限度越低类似方法如能成功运用于公务员队伍.将有利于保证公务员队伍合理的年龄结构，控制公务员队伍规模，同时也可以催生公务员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持续保持在职压力，进而产生素质更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新公共管理框架下纳税服务的完善 论文摘要 自2008年我国成立纳税服务司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相应开展了纳税服务工作。但是由于纳税服务的理念上的缺乏以及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不协调导致大部分纳税服务未能起到有效的服务于纳税人的作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纳税服务中理念的缺失，成本过高，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完善纳税服务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 纳税服务 需求导向 税务机关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美国提出之后，各个国家开始逐渐重视纳税服务在税收征管中的重要性，纳税服务日渐成为各国税收服务的核心内容。在我国，近年来税务机关在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使我国纳税服务管理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税务系统管理体制上的限制，纳税服务目前仍然还处于基层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形式上的改变，在实质内容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纳税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新浪潮，现代管理学中的诸多理论同时也应用于纳税服务。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纳税服务的完善和更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纳税行政管理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纳税服务。 一、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一）新公共管理的纳税服务理念 1.最小征税成本为中心 新公共管理理的中心思想就是将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到政府管理当中，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成本效益关系，主张将企业精神融入到政府管理中，注重投入产出的相对均衡，强调政策规划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点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最小征税成本原则，税收的管理行为会产生两个层面的费用：一个是政府征税的征税成本，一个是纳税人缴税时产生的纳税成本。因此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所缴税费的高低以及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 2.以需求导向为重点 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服务中顾客导向理念，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政府应为组织服务，政府应该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以顾客的需要为政策导向。积极施行公共部门的改革。税务部门作为最基本的公共行政部门，在税法保证的基础上，强化纳税服务，提供纳税人更多的选择权，为纳税人提供最佳的服务。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 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导向的治理，重视公共行政体系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更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引进社会资源，将部分公共服务外包可以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纳税服务不仅仅是税务部门主动提供，也应该引入税务中介，利用税务中介构建税务行政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 （二）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我国新《征管法》明确提出，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和义务，税务机关必须在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税收救济过程中依法提供相应的纳税服务。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专门成立了纳税服务司，具体负责“税法宣传、纳税咨询、办税服务、权益保护”等事宜。2008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服务新理念，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2009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全国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工作会议，纳税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各级税务部门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依照各自的税源基础，在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具体措施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纳税服务活动。推行首问责任、全程服务、文明服务、限时服务、一站式服务、承诺服务、提醒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低柜式”服务等多种服务形式，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纳税定额、收费依据、处罚标准、偷漏税举报渠道等实行了公开，建立了环境舒适的办税服务厅，以及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税收专题辅导等。 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拓展服务手段。如积极推行多元化申报和缴税方式，有针对性地推行直接申报、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委托代征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现代金融支付和结算手段，实现税银企联网的电子缴纳；积极开展和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建设；积极加强网站建设等。 二、纳税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纳税服务整体理念，隐性成本高 许多税务部门对纳税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强调纳税服务只是服务，就不可避免的导致税务部门要求服务效率和服务态度；强调纳税服务隶属于征管，导致纳税服务的重点变成了优化纳税流程，提供便捷、快捷的服务以及流于表面形式的外在性服务；强调纳税服务的独立性，导致纳税服务成为单独科室，纳税服务固定在办税服务厅，无法实现整体的纳税服务要求。 虽然基层税务部门都在积极开展“一站式”、“零距离”、“一窗式”服务，将单一职能岗位转变为全能职能岗位，优化纳税程序，减少纳税人排队时间。但是这种纳税流程缺乏处理突发和复杂业务能力，更加缺乏即时监督的能力，与后台监督缺乏实时联系，与征管职能部门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一旦出错往往会拖延到次日发现或者月底发现，这时候再进行纠正会极大地增加纳税人的心理遵从成本，也会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心理负担。这样的纳税服务只是落实在窗口一线人员，并没有从整体出发实现纳税服务理念，呈现一种的孤岛效应，服务手段单一，税务部门内部信息共享能力弱，效果并不明显。 （二）纳税需求导向效果不明显，征税成本高 从公共品角度出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是供给导向，由政府主动提供社会成员的公共品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但是从新公共管理角度出发，纳税人不是简单的社会成员定位，按照我国税制的要求，我国是以法人为主体的纳税管理体系，办理缴纳税款的人员是实际参与纳税流程的社会成员，在本质上要求税务行政部门与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但在我国税务机关的思想观念上，把纳税服务更多的定位于服务税收征管工作，没有把纳税服务作为国税工作的核心业务。 在纳税服务推动优化上，往往是税务部门单一方面推动，使从便利管理角度出发，是一种垄断式服务的体现，要求纳税人必须接受，纳税人也无权反对。缺乏和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也没有对纳税人的需求进行调查，这导致纳税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与纳税人的需求存在实际的偏差。忽视纳税人的合理纳税需求分析，提供的纳税服务于纳税人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削弱了纳税服务的提供能力，甚至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浪费了税务人力与财力资源。 （三）纳税服务观念滞后，信息化成本高 目前，纳税服务的手段有很多银行的管理手段的痕迹，而属于税务部门的创新性服务观念相对要少。目前我国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纳税服务分析系统，对纳税主体缺乏标准化的评级和分类；信息共享能力低，不能对纳税人进行量化判定；调查方法和手段欠缺，对纳税人需求不能有效地反馈，也不能针对纳税人的要求设计新的纳税流程。由于纳税服务对纳税人数据库关联能力弱，导致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纳税服务不能有效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纳税人的信息变动还需要征管部门逐一核对，影响了纳税服务的有效性。 纳税服务分析能力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不仅要熟练掌握政策法规的变化，还要熟悉征管的业务流程，同时优秀的社会调查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也是保证纳税服务的需求导向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而目前大多数税务部门缺乏这样的专业性人才或者团队，并且税务部门忽视了服务外包的可能性。一味强调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单人完成一个专业团队的工作，造成有些税务部门的政策出台缺乏严谨的可行性检验，出现问题后脱离制度约束盲目修改，极大影响了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信任度，也导致纳税成本过高。 三、完善纳税服务的新公共管理思考 （一）理顺纳税服理念，将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 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部环节，并且预先于税收征管开始纳税人管理，事后对纳税人评价分析。所以应从人力资源，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予以相应的保障，提高纳税服务的水平，减低纳税成本。 首先，要解决纳税服务与税收征管互相独立的问题，需要从创新征管模式入手。从服务一体化角度入手，新的征管模式不仅要将纳税服务融入到征收管理中，还要体现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保证纳税服务有效开展的前提，加强税务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升税务干部对税收政策法规的解读能力，强化税务干部对纳税流程的熟练度；优化税务系统人力资源的弹性福利制度，从物质上保证对税务人力资源的激励作用。最后，整合纳税服务部门，引入扁平化管理制度，将纳税服务嵌入到征收管理中，建立税收分析，税源监督，税收评估，税收稽核一体化的服务机制，最终将纳税信息归集到税收征管的决策中心，形成制度化措施后反馈到基层税务工作人员，使得每一位税务干部都成为纳税服务员，在日常征收管理中，为每一位纳税人提供专业化的纳税服务。 （二）确立纳税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 加强对纳税人合理需求的有效表露激励机制，摆脱自上而下的服务提供方式，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放在平等的地位，充分挖掘纳税人的共性和纳税特点。 借鉴客户管理模式，坚持纳税服务维护，要重点掌握纳税人对税务部门征管的反馈，对纳税人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投诉要做到反思优于处罚，总结优于批评。真实了解各服务项目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研究后续措施，改进服务。将纳税人的需求反映在制度提升上，引导纳税人自觉参与纳税服务决策，提高纳税遵从度。在大量的调查基础上，按纳税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分类，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按纳税人的遵从度和信用评估进行分级，有针对性的提供纳税服务；按照纳税人的规模和业务量进行分项，提供模块化的项目服务。 （三）充分发挥税收中介的作用，适当进行服务外包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单体的差异性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不能包办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适时适当的将服务内容下方到社会团体，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职能。因此，推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有利于纳税服务的微观化。 截至2012年6月，我国实有企业达到1308.57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896.07万户，即使是加强信息化程度和自助纳税等便捷手段，每个税务干部都要面对数以几百计的纳税人，完成日常的征管都显得住捉襟见肘，而纳税人亟需的税法政策解读和宣传更是无从谈起。 充分利用社会化力量，将部分纳税服务外包给社会团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从长远来看，除了更加完善的12366热线信息化服务外，利用纳税服务外包和结合专家级的税务咨询，提供最权威最专业的纳税服务可以更好的解决纳税人对税收政策了解的空白。建立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疑问库，和E-MAIL回复机制，能比电话咨询便于记忆和掌握。 在科学合理界定税务机关职能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各类纳税服务。重点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税务业，促进其健康发展，使之成为纳税服务社会化体系的主要力量。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 内容摘要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一、江苏省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过去，江苏省人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最近，江苏省废除了这一规定，因为这一规定没有国家法律依据，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没有婚姻证的男女不可以混住。 这一举措受到了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大家一片叫好。认为，这是法治原则的体现。法治原则要求，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省级政府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性规定实施禁止。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男女同居，只要不涉及货币化的性交易，就不属于违法。更有法学家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公权尊重私权的精神。其实，公权与私权是有明确界限的，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公权不得侵犯私权。男女同居，属于私权的范围，即使国家有法律规定，这样的法律也属于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需要修改的。 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利于青年男女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步： 从审批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凡是政府没有明确允许的事情，都属于禁止之列，所有的事情，包括公民个人的私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才是合法的，严重的时候，连思想都要与政府想的一致，不允许想政府不让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凡是政府没有用法律明确禁止的事情，都属于允许之列，公民可以自行行事，即使违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但只要不违反法律，都不受处罚。 从道德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政府往往依据道德原则来治国，认为法律是道德的体现。只要违反道德风俗，就应该严厉禁止，受到严厉处罚。根据这样的治国原则，未婚同居是不道德的，需要禁止，并受到处罚。现在，政府根据法律原则来治国，法律是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私人行为，都是个人的权利，都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道德原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主要依靠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社会舆论等进行约束。 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中国政府的特征是，在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具体事务，都需要中央来决定，即使是一个小区应该收多少物业管理费来进行物业管理，一个村庄应该有多少提留来提供公共服务，都由中央来决定。其结果是，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的行政性的具体事务，但是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和各种各样的基本自由权利，却没有得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明确保护，地方政府和单位，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规定加以限制和侵害。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政高度集权但政治高度分权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出现行政事务虽然高度集权，但由于高层监督负担过重，往往是各地各单位各自为政；由于中央忙于各种各样的行政杂务，反而没有精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以及事业单位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规和规定。江苏省主动根据政治集权的原则，放弃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有利于中国政府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让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交给个人决定和处理；让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事务，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但是，当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政治性事务的时候，则应该由中央政府亲自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和单位，都不得出台限制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和政策。 这一举措还有公共管理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尊重政府权力走向尊重公民权利。限制公民权利，实际上都是为了政府权力的运作方便而设定的。就拿这个案例来说，政府规定，禁止，也就是禁止任何货币化的性交易。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政策，必须鉴别一对男女在从事性活动时是否存在货币交接行为。要证明这一点，有些情况是比较容易鉴别的。比如，有结婚证明的男女，其同居和性行为，就可以被看作是不存在货币性交易，虽然事实上可能存在，但因为有婚姻，其财产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只是从一个兜掏到另外一个兜。这时，结婚证成了性活动不可能存在货币化行为的替代指标，有了结婚证，不需要进一步取证的信息。但是，对于没有结婚证的男女来说，要识别是否存在货币化的性交易，是两情相悦同居还是非法货币化性交易，则需要更多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具有隐秘性，除非当场抓住货币交接，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认定，这对于执法的人员来说，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对于难以鉴别的事情，政府的天然倾向是全部禁止，因为这样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运作，可以减少更多的麻烦。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尊重权力甚于尊重权利的恶果，很容易导致很多冤假错案：有些属于情人约会，有些属于婚前同居，但由于在短时间里很难识别，再加上抓住可以依法处罚5000元，执法部门有很高的收入驱动，就往往屈打成招，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因执法权力的介入，变成行为，本来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最后变成了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关键不是公民是否约束自己，要小心谨慎，而在于政府应该实施治道变革，约束自己，不要为了权力的方便而任意侵害公民的权利。对此，江苏省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二、武汉市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从权力行政走向权利行政，是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变革路径。这一路径也可以表述为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最近武汉市禁止“麻木”的实践，可以说是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之治道变革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城市交通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武汉市面临的问题是，1989年以来，武汉城市道路上挤满了正三轮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武汉俗称“麻木”，其特点是价格便宜，适应普通百姓交通的需要，但也影响武汉的交通，污染武汉的环境，尤其是严重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象。 由于这一原因，1993年开始，武汉两会出现了多达上百件的解决“麻木”问题的建议、提案和意见。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禁止“麻木”，但14年的整治始终是“治了乱，乱了治”。其中1997年，武汉市政府痛下决心，全城“禁马”。但是，“麻木”司机竭力反对。武汉的交警在政治行动中也经常遭到麻木司机的围攻，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残疾。自然，“禁麻行动”也就屡战屡败。一直到2003年3月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3月底开始，武汉市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经过85天的努力，困扰武汉多年的“麻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过去花了14年时间依然难以得到解决的“麻木”问题，到了现在花了85天就解决了呢？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过去“禁麻”行政的失败，主要在于采取的手段过分依赖强制执行权，没有充分考虑“麻木”司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禁麻”是正确的，但是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行政就不得不依赖强制权，通过惩罚的办法“禁麻”。此次“禁麻”成功，关键原因在于武汉市政府充分考虑到了“禁麻”过程中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利益： 充分考虑禁麻对麻木司机可能造成的损失，由市政府出资，收购麻木。从4月1日开始，首先收购无证“麻木”，在4月份一个月内，一共有16511辆无证“麻木”司机主动交车。然后5月20日武汉市政府“禁麻”通告，收购有证“麻木”，有证“麻木”回收在6天时间全部完成，2232台车辆回收。 充分考虑“麻木”禁止之后“麻木”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市政府一方面鼓励“麻木”司机自我就业，与此同时市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帮助“麻木”司机就业。 在解决“麻木”司机后顾之忧的同时，市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改革出租车价格政策，出租车起步价格从7元下降到3元。 这些方法应该并不复杂，但过去的市政府为什么没有想到，而现在的市政府却想到了呢？这与武汉市新一届政府科学决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打好“禁麻”战役，2003年春节刚过就召集工商、城管、民政、残联、公安等部门成立了取缔“麻木”工作班子，他们总结十余年的整治经验和教训，邀请专家科学论证，修改《武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若干规定》，出台配套措施，补偿车主利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实施民主行政。市民警、社区、民政、残联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一千余个工作组，对全市“麻木”车主逐人逐户上门调查，宣传政策、了解今后的工作愿望等，基本掌握了34870名“麻木”车主的家庭状况、经济收入、详细住址和车辆类型等情况。 这些行动，不仅解决了“麻木”司机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解决了“麻木”司机心理上的障碍，对“禁麻”政策顺利实施，营造了一个认知共同体，各个方面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在利益上没有冲突对抗的基础。自然，“禁麻”行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胜利。 武汉市政府“禁麻”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改变观念，实施治道变革，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可能让利益相关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让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在制定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麻烦，但一旦政策制定出来，各个利益相关方面有了共识，就不会导致大的意见和利益冲突，公共问题就能够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可以想象，我们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公共问题，都能够摆脱过去的“治乱循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婚姻登记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 最近若干年，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层出不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治道。在中央层次，这样的变革往往以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是显然的：从方便管理到方便公民；从加强管理到走向提供服务，体现了服务政府的理念。 在过去，一对年轻人经过热烈的恋爱，终于觉得难分难舍，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想要结婚。但是，烦恼也即刻来临了，他们发现，结婚原来不是想结就结的，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过好多关卡，忍受好多难看的脸，还要交很多不该交的钱，还可能被卡不许结婚： 他们必须到单位去开介绍信，要单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虽然很多人拿着一包要结婚的喜糖给负责开证明盖章的人，就可以如愿以偿，但也有一些人发现，原来单位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有的规定，男方必须到25岁女方必须到23岁才能结婚，有的更规定男女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必须够50岁才可以结婚，否则不给开证明。有的单位则更因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拒绝开介绍信。这使得要结婚的人一波三折。 即使好不容易拿到了单位介绍信，在结婚之前还必须去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体检，并向婚姻登记机构出具其开设的医学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要结婚的人不仅要出一点血，也就是要交体检费，而且其隐私也往往得不到保障，有的医疗保健机构往往干涉隐私，检查与结婚无关的项目，比如对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也做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公开。有些女性先天处女膜不完整，往往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失去了男友的信任，有的结不成婚，有的即使结婚了也给婚姻带来了阴影，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爱情悲剧。 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这些麻烦其实都是工作单位和医疗机构违法管理、侵害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结果。因为《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就有权利结婚，这一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男性一旦到了22岁，女性一旦到了20岁，就有了结婚的权利，任何不正当的干预，都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单位敢于这样做呢？它们也有法律依据，这就是1994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持单位介绍信，持单位开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而医疗保健机构之所以能够借此机会，不仅收取高额的各种类型的体检费，而且对不必要的项目进行检查，并公开人的隐私，破坏年轻人的爱情，损人不利己，其原因也在于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有医学证明。 从理论上来说，婚姻登记本来是应该由公共权力机构管理的公共事务，不能随意授予非公共权力机关。一般来说，公共权力机构的行政行为，不仅会得到内部行政监督，如果违法不作为，公民还可以对人民法院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较少。但如果把公共权力交给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那样的群众自治组织管辖，就婚姻登记来说，一方面不必要，在婚姻登记过程中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个人的婚姻状况凭户口本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即使有假，在跳槽换单位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其单位提供的证明也未必完全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给非公共权力机构以公共权力，反而给其提供了很多违法的机会，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单位就利用这一权力，制定很多土办法，根据本单位控制员工的工作需要，甚至是发泄人际私愤，任意提高结婚的门槛，违法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而对一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仅拥有行政监督权力的行政机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其不是行政机关，公民也很难利用行政诉讼途径对其进行监督。即使公民要提出异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结婚权利，也往往因不得不担心自己的饭碗问题而作罢。很多有情人难成眷属，有种种原因，不体谅民意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制造了不少。 2003年10月1日开始，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2003年夏天国务院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该条例没有要求结婚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该条例也没有要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就等于是取消了。所以，有专家预料，2003年的9月，将是一个缓婚期，很多人将等到10月1日之后再去申请婚姻登记。因为在那天之后，很多复杂的手续都将取消，可以节约很多麻烦，节约很多时间，更可以省一笔资金。最近记者的调查也表明，婚检医疗机构原来每天婚检70多对的现在只有两三对了。对此，媒体都齐声欢呼，结婚将因此而真正变成快乐的事情，政府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从便于管理走向方便公民。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变化还不仅仅这两项。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变成了《婚姻登记条例》，省去了管理两字。这虽然只是省去了两个字，实际上却是政府职能部门观念的大变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为公民登记服务的角色，充分体现服务性政府的理念。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一是，政府给个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过去需要单位来证明的事情改为个人签名声明对自己的状况负责：结婚双方必须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也就是单身和非近亲声明书。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二是，离婚申请当场发证：原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必须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才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服务性政府理念的表现之三是，对于分散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整理，婚姻登记机关由行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统一负责，不再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涉外婚姻登记由省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管辖。这就解决了婚姻登记管辖过于分散，在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些婚姻登记机关利用婚姻登记滥收费的问题，也便于对婚姻登记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地行政监督。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完善： 缺陷之一是，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但另一方面，在条例里又不要求进行婚检，实际上很难执行。对此，民政部有关人员的解释是，因为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结果就是在婚姻登记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结婚需要体检，没有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公民的负担。因此，取消了婚姻登记需要体检证明的要求。不过，在技术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在法律上进行实体性的明确规定，但又在程序上不做要求，显然不合逻辑，有损法律的严谨性。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修改规定，建议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公民可以不申请结婚，而不是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另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实际上只是说明了医学上不应当生孩子，因为不适合生孩子而剥夺公民结婚的权利，其实质是想从控制婚姻来实现优生优育的政策目标，虽然政府多了一项管理的工具，却牺牲了公民的权利。这还是管理型的政府，没有真正转变为服务性的政府。 缺陷之二是，《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但条件是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其实，受胁迫结婚，就是婚姻不自由，应该无条件宣布其无效，至于可能涉及的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则应该另案处理。如果以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为由，承认受胁迫婚姻，只能迫使受胁迫者在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上作出无限制的让步。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胁迫者，牺牲了受胁迫者的婚姻自由权利。这一规定，也只是方便了管理，而没有考虑到受胁迫者的权利。需要进一步改革。 四、行政许可法的治道变革意义 《婚姻登记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婚姻登记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局部的意义。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实施。这一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来说，则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这一法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也规定了不许设置行政许可的事项；规定行政许可除非由法律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行政许可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得无限期拖延；只有法律和法规才能设置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和一般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一旦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的利益，并且给公民和组织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禁止行政许可转让；严禁资格考试强制培训和购买指定教材等等。 这些内容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因为这些规定，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很多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与政府打交道跑行政审批时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而且也针对性地控制了行政机关设租、企业寻租、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确立了从源头根除腐败的制度基础。可见行政许可法的意义非凡。不过，《行政许可法》的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使中国政府有限政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的权力有了法律的边界。过去，有关政府权力的法律，一般只是笼统地列举若干类别，说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治安、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而没有具体规定其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权力往往是没有边界的，可大可小，没有标准，在逻辑上就是无限政府，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天气”。《行政许可法》不仅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了哪些事项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且还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四类事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不仅为公民个人、法人和社会自治等组织，市场经济和中介组织留足了足够的空间，为公民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还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政府的行政权力终于进入了有限政府的境界。 使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终于开始依法规范自己。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主要强调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管治公民行为、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丰富和发展了依法行政内容，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设定、运作需要有法律依据。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要依法规范自己，然后才是依法去管理社会。 使中国政府的民主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时代。过去，民主行政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了高度管制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立，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听证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公开听证，而且费用由政府机关负责，等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民主行政的新内涵。这表明，民主行政不仅是在目的上要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上要让人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运作，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权力配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间权力配置得到了法律化、清晰化。在现有的宪法和相关组织法规定中，往往只有原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级政府之间有关权力划分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只有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这样原则性的规定。行政许可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立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法规只有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候才可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决定设定行政许可只限在必要的时候，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之外，国务院应当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个部门不能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在没有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时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法规，急需时省级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一年后若要继续实行，必须提请当地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设定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资格、自制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并且禁止为地方保护主义、分裂统一市场设定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明确界定了立法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在行政许可设立方面的权力划分，使得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入了法律化、清晰化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务信息公开有了具体的法律要求，而且政府需要根据公民的要求公开信息并作出解释。由于战争年代秘密行政的传统影响，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长期运动性行政的惯性，中国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政务公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所以，往往是上级要求一下，领导重视一下，政务就公开一些，时过境迁，又回到秘密行政的做法。其关键是政务信息公开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也没有法律要求。今年SARS危机时期制定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法律义务以及相关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在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在行政许可领域公开政务信息的义务以及具体做法，并且还必须提供公民要求提供的信息和解释：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式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又把中国政务信息公开推进了一大步。 使中国政府的服务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人民服务进入了制度设计和保障阶段。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施政原则，中南海新华门就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在具体行政领域，服务原则往往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便民服务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让公民和企业社会组织疲于奔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服务行政终于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比如，在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阶段，规定行政机关应立即告知申请人为什么不受理，当场告知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其申请材料的错误。在审查与界定阶段，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不能当场作决定则限期作决定；政府一致对待申请者，无论上下级关系、还是不同部门的关系，都是政府内部的事情，申请人只跟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不必挨个儿自己跑政府部门。在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时候，政府还必须告知第三方利益相关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当然，行政许可法要到2004年7月1日才正式生效，各级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在未来还需要根据行政许可法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全面清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在行政许可法真正生效之前，对其意义的探讨应该说还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要从现在开始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也可以很快实现治道变革，真正成为廉洁、高效、公正、公开、公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为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发展，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江苏和武汉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促进政府的治道变革。《婚姻登记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需要在积累日常具体公共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度层面，促进治道变革。只有在操作层面与制度层面一起努力，才有可能把新的政府治道变革落实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上，才有可能稳步推进政府的治道变革，才有可能让新的法律与法规，有现实的可行基础，而不会变成一个写在纸上的文字，没有实际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政府管理职能重构的选择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提出“公共管理”这一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又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这一思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今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思路。本文通过引入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这两个概念，阐明现代公共管理提出的根源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区别，分析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探索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途径，提出必须从多层次、宽角度来实现这一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 传统公共行政 ；现代公共管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公共管理”。这是第一次在党和国家正式的纲领性文件中引入这个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分析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的区别，认清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探索基本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冲击 传统公共行政实质上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官僚制”政府的职能，它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公共事务及公共服务的官僚独占模式，认为政府组织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形式。其二是注重官僚制组织机构的层级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组织运转的效率。应该说，传统公共行政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它的主要功绩在于把公共行政从一般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使公共行政专业化，特别是它注重行政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行政和效率研究，从而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它解决了人民当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稳定、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平、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例如，在信息社会，刻板、僵硬的规章就成为追求效率、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公共需求的最大障碍。同时，由于传统模式下的政府垄断和权力集中，导政公共管理领域效率低下。 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作为对公共行政的冲击，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一时期，许多英国学者都努力通过应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发展，来增强对英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分析。而在美国，公共管理的出现是对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者不满的产物。认为：进入新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这种官僚化组织显得行动迟缓而且程序烦琐，不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美国政府于1993年发表了《全国绩效评估》报告，对官僚制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重塑政府”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强调“从人人为遵守规定而负责的体制转变为人人为取得成果而负责的体制”。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之所以面临诸多“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无法有效地回应日益增多的公众需求。而现代公共管理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公共管理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提供私人产品，不干预私人领域的活动；政府负责执行市场经济法律，对市场秩序与市场运行进行平等的监管与公正执法，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现公共政策；除了必要的社会管制和经济管制之外，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不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行。它的理念包括： 第一，承认公众需求的合理性、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焦点，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注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更应当关注公众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公众的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 第二，诸多的社会问题虽然形式多样而且日趋复杂，但都与公众需求或切身利益相关。如果说公共行政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代公共管理就应该关注“社会问题如何才能通过政府及非政府的途径得到解决”。 第三，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公共管理主体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不是即时性的和功利性的，而应该看作是 “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或者说，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第四，吸收新公共管理强调有效性和结果取向的理念，现代公共管理更加关注这些基本理念，并且强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职能、政府与非政府等多种途径，以及绩效协议制度、市场或准市场的手段，以保证实现有效性和可能性。 二、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加快开放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由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演化，大力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国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全球化时展的需要。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解决矛盾与实现利益方式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具有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全球化是各国政府公共行政面对的新环境，它形成了一种面对和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要保持各国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政策的稳定性，使本土性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内运行，并意味着各国都要根据这种新关系进行改革，从而使本国公共行政的理念、政府职能和运作方式与之相适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能力已成为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因素，官僚制组织那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僵化的组织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政府公共行政正逐步向服务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的目标也由单一地追求行政效率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责任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 我国目前政府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传统阶段，特别是加入WTO后，由于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和限制，一些传统的、陈旧的行政方法必须改变，要实现行政方法的科学化，必须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必须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前提；必须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必须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行政方法、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强化服务功能，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强廉政建设，方便投资者、企业、市民办理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因此，我们必须切实转变观念，确立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对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 (二)从国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这是我国公共管理目前所处的最主要的国内环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政府公共行政方面，长期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指导思想。政府包揽一切，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按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们自主地做出经济决策，独立性承担经济风险；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宏观调控和提高公共服务。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架构。这种架构不仅体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内部各种关系之间，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各种外部关系之间。我们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重新对政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把握公共行政发展的客观规律，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设置政府的职能，重新设计政府的运行机制。 （三）从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理清改革思路、深化行政改革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公共行政部门一直被机构臃肿、队伍庞大、效率低下、财政危机、官员腐败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些问题，建国以后，我国曾进行过多次以精简机构、人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但却始终未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政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由于受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基本上还是处于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框架内进行，局限于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没有真正意义上涉及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国家等关系，以及政府角色、职能、行为规范、效率与质量、绩效评估等更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直到现在，我国公共行政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不容易冲破。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最大挑战就是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大有越来越高之势；二是有效的监管机制难于形成；三是没有把“游戏规则”的制定当作政府服务的主要内容，避重就轻，搞表面文章或者有了规则不按规则办事。对影响发展的利益结构视而不见，对阻碍发展的体制因素不敢触及甚至不惜拿公家的利益为自己买一分“保险”；四是政府政策的应对措施过于缓慢。 这些问题中有的已成为政府公共行政中的顽症，严重阻碍着行政改革的推进。这些问题是体制所固有的，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也不断分化。每增加一项职能，政府就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或部门来承担。职能越分化，政府的规模越庞大，随之财政预算也不断增加，机构膨胀和财政危机也就成为必然；而且在传统的官僚体制中，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和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经不能靠表层触及问题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的深层次来解决。 三、思路与途径：从多层次、宽角度实现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 （一）要在思想观念上突破。要破除政府干预观念，走出“政府万能”、“福利国家”的误区。根据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可得出如下公式：政府能力大小程度=政府能力/政府职能[1]。说明政府能力有限时，减少政府职能，可以提高政府能力的发挥，同时也打破了政府职能越多、包揽的社会事务越多，就越能体现政府能力的说法。因此，政府把精力集中于该管的事上，有利于提高政府能力。 （二）要在管理方式上转变。要从政府统揽一切的管理方式向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是政府对社会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的直接管理，而公共管理要求压缩政府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实现经济管理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政府应该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放手让市场与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使：一是积极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尽量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提供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发展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四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建立社会保障机制，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五是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要在政府能力上提升。所谓政府能力就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实施自己承担的职能、贯彻自己意志、实施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从目前来说，要提升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不断强化政府权威，强化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权威的政府绝对不可能有效管理好社会，绝不可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强调政府权威不是要强调中央集权专制，也不是要削弱其它职能主体的权力，而是要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操作保证公共事务中的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更好地实现。二是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政策具有特殊功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能力的高低，但由于以前我们决策程序不规范，主观意志较重，导致政策能力低下，进而使政策执行走样、变形。因此，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必须要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上作相应的制度安排。三是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MPA人员，是有效实施政府公共职能的当务之急。 （四）要在制度规范上完善。实现从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制度的转变，建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一是要加强人大工作立法，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加大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加大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范围，约束行政立法的范围和数量，并加强对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监督。二是要健全对行政领导与公务员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尽快完善对领导者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领导者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细化部门预算，实行绩效预算和零基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使用实行全过程的监督，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四是要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同时彻底清理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前置式审批，除保留政府必要的经济与社会管制外，各种审批制度均应改为自动登记制，不能改为自动审批制的，要改为专营权拍卖制或经营权招标制，对政府垄断领域要实行市场化改革。五是要建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高。 （五）要在途径方法上加强。特别是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努力加速政务信息化步伐，建立电子政府，实行网上办公，利用电脑网络平台公开政府管理信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发展电子政务，从现阶段的状况来看，就是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传统的组织界限，通过建立电子信息处理中心和电子文书传递及其他相关系统，在政府内部网上和因特网上履行政府的职能，使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政府的信息及服务，而政府机关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也是通过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从而构建一种跨越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公共服务体系。

行政类论文:关于酒类行政执法的调查 酒类行政执法是开展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酒类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眾的饮酒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及保证酒类生產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各类宾馆酒店、夜总会、KTV、酒吧和夜市异军突起，市一跃成為名符其实的饮料酒消费大市。加强酒类行政执法，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為此，市商务局酒管办历经几届人的努力，克服机构调整、人员异动、经费短缺，执法环境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為指引，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坚持依法依规，严查快处的原则，有效打击制贩卖假酒和倒酒扰市的违法违规行為，為规范我市区域内的酒类流通秩序，促进酒类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酒类生產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酒类流通现状 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6家，分别分布在我市的区和县境内，其中年產量在30吨以上200吨以下的生產企业有3家，年產量在200吨以上的生產企业3家。另有已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183家，零售企业2680家。根据年市酒管办收集的监测数据显示，年我市共消费白酒5620千升，黄酒2870千升，啤酒28468千升，红酒7950千升，累计共消费饮料酒44908千升。进口酒类由于营运成本较高，申请备案登记资料要求严格且市场需求不大，个别经销商虽有兼营行為，但均不愿主动向市酒管办提出许可登记和备案申请，业务往来基本都没有开具酒类随附单，故无法纳入监测统计。由于我市酒类生產企业基本属于中小型传统企业，生產能力低，品牌知名度不高，故我市目前酒类消费仍以外地品牌酒為主导。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流通的国產白酒品种数量有200余种，啤酒种类达到20余种，红酒品种多达40余种以上，价格高、中、低档齐全，其质量也是优劣参半，鱼龙混杂。虽然自开展酒类执法工作以来，市场较以往更规范，制贩卖假酒的行為得到了有效扼制，但由于我市推行酒类执法工作起步较晚，执法经验不足及执法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酒类行政执法工作推进速度慢，执法力度不强，执法影响不广，酒类行政执法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二、酒类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酒管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经费短缺是导致执法不到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共6家，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有183家，酒类零售企业2680户。而事实上，6家生產企业除索卡黄酒办理了生產经营许可证外，其余5家都没有办理酒类生產经营许可证，应登未登的酒类批发企业也远远不止183家，酒类零售企业更是多达3260户以上。而目前我市全部酒管人员（含执法人员）不过73人。个别县（市、区）的酒管部门还属于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经费短缺，酒管从业人员收入低微，相对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来说，商务酒管执法人员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受人员和经费短缺的影响，对偏远乡镇的酒类流通监管执法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 （二）执法主体不明，职能部门协调不畅是导致酒类执法难到位的根本原由。酒类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商务局酒管办，但打击假冒偽劣却归属于市工商局，质量检测又是技术监督局的职责。商务部门对无证经营和没有开具酒类流通随附单的酒类只能就地扣押，不能没收，这无疑削弱了酒类执法的权威。对于涉嫌假冒或者造假的酒类必须依靠工商和质监局的配合，才能执法到位，遇上暴力抗法，除了报警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行政手段，而事实上是，目前我市部门之间各自為阵，互不协调，仅凭商务酒管部门单打独斗，面对宠大的酒类流通市场，明显势单力薄，事倍功半。 （三）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发动不到位是导致酒类执法不力的重要因素。我市酒管执法正面临著群眾不知晓、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的困惑。从我省其他市州酒类执法现状来看，政府重视是关键。我省、、等地市，当地政府在参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都出台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酒类行政执法条例，并且充分利用本地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介资源，大力宣传酒类执法，广而告之，不仅让全市老百姓知道酒管执法是政府行為，同时也给当地的酒管执法部门找到了执法的依据。在培养酒类经营户增强持证经营、守法经营意识同时也从根本上起到了震慑制贩卖假酒违法犯罪的作用。 三、加强酒类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定期开展打击假冒偽劣酒类违法行為的专项行动。结合打击经销假冒偽劣酒类商品违法行為行动，大力宣传酒类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良好的形象对外展示酒管执法队伍，以“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為平台，向酒类消费者和酒类经营者宣传酒类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知识，定期举办酒类流通法律法规培训，同时全方位与有关媒体合作，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平台和全市各项专题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為开展酒类行政执法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政府支持，建章立制，為酒类执法提供执法依据。参照我省、、等地市的做法，在严格遵循《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省行政程序规定》和《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参照市直相关行政执法单位的经验和文本，制定《市酒类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实施，并在政府网站予以公布，从而使我市酒管执法做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 （三）职能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建立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酒类管理和行政执法涉及部门多，只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战斗力，将案件执法到位。遵循法律法规关于执法职责划分的规定，与公安、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并建立跨部门的信息通报、联合调查、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建立联席联审会议制度，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监察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努力提升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扩大商务综合行政法的影响。 （四）建立酒类行业协会，用行业标准促行业自律。我市是酒类消费和流通的大市，仅凭酒管执法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尽快成立酒类行业协会，运用行业标准去促进行业自律，从而杜绝或减少制贩卖假酒及倒酒乱市行為的发生，真正保护酒类生產企业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现行酒类批发准入规定对批发企业拥有资金要求不高，一般一个品牌或者其中的某个系列就能申办批发许可证，按照现行的酒类流通管理制度，批发许可证有效期為三年，期间不年审。事实上有些企业因為经营不善或资金周转问题而被迫提前中止经营，此时容易出现许可证转让或者租借等情况，由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变更，导致出现监管盲区。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既有利于酒管部门加强对酒类流通企业和酒类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又有利于扶持酒类批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產业。 （六）定期举办酒类从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目前我市酒类从业人员多达18000余人，应定期组织对酒类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发给培训证书。通过培训，增进从业人员知法、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和辨别真偽酒类的能力。规定所有酒类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不予核发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零售许可证。宾馆酒店，KTV酒吧、夜市等场所的酒类推销人员，未经培训，不予聘用。培训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列入年初预算并建立专门帐户，做到专款专用。 （七）严格落实酒类随附单和建立进销台帐溯源制度。对所有从事酒类批发、酒类零售店实行酒类随附单及销售台帐制度，加大对超市、宾馆酒店、酒吧及KTV、夜市等终端消费场所的监督和检查。让流向市场的每瓶酒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让消费终端的每瓶酒都做到有据可查。同时重点加大对国產名优名酒和进口红酒的监督检查。 行政类论文:德美行政诉讼种类之对比与借鉴 摘要：从法国国家参事院的建立算起，行政诉讼制度存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类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德美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有所借鉴。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类型化；比较与借鉴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因国而异，但一般来说，不外乎考虑以下因素：诉讼人的请求、当事人的诉讼资格、法院的判决权限及诉讼程序。本文中笔者着重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通过介绍、比较和分析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优劣所在，以期对于我国下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有一定的借鉴效应。 一、德国行政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的划分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按照权威的观点，基本诉讼类型是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各种诉讼类型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因此，期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对于同一事件，当事人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方式提出数个类型的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1．确认之诉，是指确认公法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诉讼类型。《行政法院法》采取简便的二分法：即一般确认之诉；继续的确认之诉，又称为事后的确认之诉。 2．给付之诉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提供特定的“给付”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诉讼，此种类型既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其中，典型的是的职责之诉，即公民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原先拒绝或者没有做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义务的诉讼，又被称为义务之诉。 3．形成之诉，是成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状态的事实，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诉讼类型，既适用于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其他行政活动形式。形成之诉可以分为诉讼上的形成之诉和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包括以下类型：变更之诉、强制执行之诉又称为反强制执行之诉、重新进行之诉、机关诉讼、撤销之诉。 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对于诉讼类型的规定从三个方面体现：（1）在《行政法院法》中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2）由《行政法院法》指示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形成。（3）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可特别的诉讼类型。不过后两种模式也可认为是在《行政法院法》规定的基本模式下的衍生产物。 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 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由于强调三权分立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因而和行政诉讼相似的制度在美国被称为司法审查。根据联邦司法审查的方法，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可以分为： 1．法定的审查。法定的审查是指法律对于行政机关的某项活动直接规定的审查，一般规定在机关的组织法中，法定的审查具体又有两种方式：一是特定的法定审查。二是普遍的法定审查。最典型的是霍布斯法。 2．非法定的审查。一切行政行为未明白禁止审查时，都可受到司法审查，这种法律所未明白规定的司法审查称为非法定审查。联邦法院的非法定审查主要有8种：侵权行为赔偿之诉、制止状、确认判决、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执行状。 3．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间接审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提起诉讼，而是在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的时候，当事人主张行政决定违法作为抗辩的理由，否认行政决定具有执行力量，法院在裁判以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成立。（2）当事人是否违反行政决定，或者是否没有执行行政决定。因此，执行诉讼的裁判也是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权力的方法。 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发生在两种情况：（1）法律对行政决定完全没有规定执行的方法。（2）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执行措施，但是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力。 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联邦行政机关的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有成文法的司法审查形式。在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没有规定司法审查时，只要法律形式没有明白禁止司法审查，法院都假定可以审查。这时，法院根据法院具有的一般管辖权限进行司法审查。当事人对法律的规定不服，能够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只限于行政机关的决定涉及到宪法问题的时候。 当事人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的权利出现在两种情况：（1）行政机关侵犯当事人的宪法的实体权利，如侵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2）侵犯宪法保障的程序权利，如剥夺当事人的自由和财产而没有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两种情况，如果受害人没有其他的司法审查权利，或者这种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时，可以根据宪法权利申请司法审查。 三、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比较 对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两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代表着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美国则沿袭英美法系的格式。虽然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行政诉讼制度又有某些普适的原则。 1．相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都遵循着相同的目的或是价值基础。不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最可信赖的司法最终救济手段，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法治及行政法律秩序。 （2）都注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有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认为国会为了维护公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申请司法审查，国会也有权以法律指定其他的当事人作为私人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在德国协会之诉和民众之诉，协会之诉指协会因其成员或他人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民众之诉指原告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3）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多样性。在德国有传统的分类方法，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将行政诉讼分为基本的3个类型。也有是根据诉的标的将诉分类为针对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和法律以下的法规三大类别。此外，还可以根据诉的提出系针对国家权力的消极防御还是积极要求，以及系针对不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正在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或将来才会出现的行政活动而对其进行分类。在美国由于英美国家没有公私法的划分，它的行政诉讼类型主要是根据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方式也将行政诉讼分为4种类型。美的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是多样化的。 2．不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标准不同。德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行政诉讼的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目的，是从实体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美国则是通过程序上的标准不同来划分行政诉讼的。 （2）行政诉讼类型宽窄不同。在美国存在着执行诉讼，在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或不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原则上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人如不履行法院的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美国执行诉讼的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地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把这种对公民权益极易造成损害的强制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而强制执行的发动权属于行政机关。而在德国则没有此类诉讼，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德国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无须向法院提起诉讼。 （3）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现了他们对私益和公益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在美国，制止状、人身保护状、禁止状及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体现对私人权益的保护，都以突出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在德国，撤销之诉和变更之诉则是体现对行政法治、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之上，体现对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对于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借鉴 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类型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非类型化使得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诉讼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行政争议相对于民事纠纷来讲，其性质较为复杂。例如“行政争议有外部争议和内部争议之分，行政争议还有直接争议和间接争议之分。因为行政争议的性质如此复杂，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的时候。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争议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然，现行的规定降低了行政争议的效率，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2．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其结果是使得公民的起诉范围过于狭窄，公民只有在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提出行政诉讼。使得那些被抽象行政行为损害合法权益的公民投诉无门，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我国行政诉讼体系的设置不科学。我国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类型，这使得法院在定位某一具体行政诉讼时通常采用结合《行政诉讼法》第5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的种类的方法，而将行政诉讼的定性分别对应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确认判决等，分为撤消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确认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这几种类型。从逻辑关系来看，这种由判决方式倒推诉讼类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做法，从而破坏了整个行政诉讼体系的科学性。 4．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建立。在法律上明确行政诉讼的类型，可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建设，促进宪政制度的建立，使对国家的管理建立在一个理性的规则之上，我国这种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模式有可能阻碍国家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建立。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已经是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大势所趋。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于类型化一直没有规定，但是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诉讼的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薛刚凌教授在其《行政诉权研究》一书中，以法院行政判决权的大小为标准，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分为撤销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四种类型。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成更为适应现实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我国区域行政类型分析论文 (1)中央直辖市区域与普通省制区域行政。它们基本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区不断推向全国,军管会逐步过渡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形成其基本蓝图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实施,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匹配,建立并推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统一,于是,在中央之下,逐级建立了省一县一区一乡四层级行政体系。此后一个历史阶段,地方行政建制趋于基本稳定,某些具体环节的变化并未从实质上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行政建制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趋势,行政层级以省(直辖市)——地市(区)——县——乡为主体框架,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相继进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序列,地方行政格局出现局部变动。不仅如此,中央实施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需要的行政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与措施,精减机构,简政放权,地方随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央与地方间权力重新配置,利益共享或分享。但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实际上只能在一定范围、部分权限内进行,中央政府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中的某些权限诸如外交、国防等是排它而不可划分的。中央向地方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放权让利,使得特区与非特区、沿海与内地等行政区域间政治、经济差异性增多,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而且地方主义、宏观调控不力,政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影响中央的权威,政府组织与管理社会的效率及政府行政能力,制约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区域整合。由于市场经济尚在发育和成长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仍具有较大的变动空间和潜力,蕴含着政治发展新的内容和走势。 (2)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就是在国家所辖领土的地区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以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赋予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及其所居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并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质的;其次,它又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在县级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乡是基层行政区域,因地小人少,则不具备有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法规定的全部自治权的条件,不能制定自治条例。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规模应当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西藏自治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西藏近代社会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西藏人民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几无人权可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规定了西藏各民族的基本人权,是西藏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其区域行政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藏族工作人员,而且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行政时,一般使用藏语文,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付诸区域行政,坚持“两个离不开”,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团结,共同繁荣和发展。在实践中为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民族进步及其政治发展的渠道。(3)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同样是区域自治却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域,已纳入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和政治发展轨道。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享有的各种自治权以及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新赋予的,只是由国家在法律上确认原有的而已,其政治不是“完全自治”,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就是比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力还要广泛得多。 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政制以“行政主导”为一大特色,行政长官实际上具有双重法律地位。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另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是香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负有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之责,他不同于过去的香港总督,也有别于普通省制、中央直辖市、民族区域自治等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悖,即政治从根本上不发展。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港人当家做主人,区域行政既消除了原来的殖民地因素和一些明显属落后、不合理的方面,又吸收其中与现代人类相吻合的积极进步的内容。这在香港发展史上是个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对于香港、澳门,中国是恢复行使主权,而台湾问题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特别行政在香港的运行和在澳门、台湾的现实可能性,是要长期影响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内容和基本走势的。 行政类论文:建设局综合类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按时对实施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并按要求报送执法情况。我局成立了××县建设局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二)结合实际，稳步推进 根据我局所开展的行政审批(服务)项目目录，将法定执法职权职责的依据明确到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并将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纳入执法目录，将执法责任职责落实、细化到具体领导和内设机构、执法人员。并以文件形式印发局属各部门执行，在××县建设局网站、××县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建设局橱窗内向全社会公开。我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德芳亲自抓行政执法工作，对我局的行政执法工作负总责，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 (三)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合法。所有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依法使用执法证。未出现无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现象。 (四)实行行政许可公示，制定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实施行政许可。我局全年行政许可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例，许可程序均合法，手续不完善。 (五)强化队伍建设。本年度末未出现1名执法人员违纪、领导违纪事件。 (六)结合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执法培训。今年我局法制员参加了县政府法制办举办的行政执法培训，同时派出执法人员参加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房屋安全鉴定、恢复重建技术培训、物业管理培训等。 (七)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未出现内容、程序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八)规范执法案件卷宗宗材料管理。 (九)抓好部门法的宣传、培训。我局今年抓好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法的宣传、培训。 (十)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今年行政执法工作中，未出现不作为和依法该立案而未立案的、超时限办案办事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的、越权执法或滥用职权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未予以或未按时限予以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律文书不符合规定的、重大行政行为未备案的十大行为。 (十一)按时办理人大建议、批评和意见，按时办理人大交办并要求反馈结果的重要信访案件，及时办理市长、县长热线电话交办的事项，及时组织和参与调处社会矛盾。 二、存在问题 1、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2、群众对执法不理解，抵触情绪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执法培训，加大执法力度; 2、完善执法程序，依法行政; 3、加大各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行政执法类职位考生申论写作技巧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关于申论考试的内容与往年相比有较大的变动。最为显著的就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分设为两类试卷——一类试卷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一类试卷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试大纲进一步指出，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申论考试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的“贯彻执行能力”特别引人注目：在笔试中如何考查考生的贯彻执行能力呢？针对此，华图教研中心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老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解读，希望能对广大考生备考有所帮助。 关于“贯彻执行能力”，考试大纲解释道：“能够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根据考试大纲的解释，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把握所谓的“贯彻执行能力”。 申论材料往往涉及一个或者两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同时，给定材料中也会包含一些解决该社会问题的具体措施。因此，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很可能会要求考生针对材料中提到的某一项具体措施提出（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考生在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实施方案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相关部门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对此，考生可以通过阅读材料来了解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其次，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简单来说包括六个方面：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在申论考试当中，考生除了要固守原来提对策的基本原则——可操作、合常理之外，还需要特别体现我们具有“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意识与素质。我们的主体要合法，我们的措施要合法、我们的程序要合法以及我们的执行措施要高效便民，而不能低效扰民。 再次，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材料，充分体会材料设定的“场景”存在哪些“客观实际情况”。针对这些客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地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 最后，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这项要求与前文提到的“高效便民”之“高效”重合，此不赘述。 专家认为，制作一份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基本上也属于对策措施题的一种，因此要贯彻对策题的作答原则——可操作、合常理。同时，李老师提醒各位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注意对“贯彻执行能力”这一要求的思考。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比较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向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此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新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借鉴国外和我国太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其类型异同的分析，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构建的一些想法。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宪政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处罚种类分析论文 行政处罚的种类分析和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有的人将罚金和罚款混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了“处以罚金××元”之类的文字，这是错误的。罚款，属于财产罚，是指行政机关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依法损害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某些财产权的一种处罚。罚款就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不管行为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危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可以依法予以罚款。在行政处罚中只能是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而没有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金钱的处罚，而罚金是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一种刑事处罚，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由人民法院实施和执行。另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司法上排除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的罚款也不同，后者是针对在诉讼程序中实施了妨碍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人进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与实施。 行政类论文:行政性垄断概念分类论文 这些年来，行政性垄断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见解仍然是众说纷纭。 一、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分类 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共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而行政性垄断对竞争的危害远甚于经济性垄断。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作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致于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及成因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植并保护经济性垄断。至于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看，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文件效力层次大多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对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太轻，且欠缺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反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机构设置不当，使得反行政垄断执法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要有效制止行政性垄断，应创建以下几项新制度和新机制：第一，应在充分总结本土经验基础上博采众长，制定包括反行政性垄断在内的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全过程中，建立能够充分发挥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作用的相应机制；第二，建立严格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并使其落到实处；第三，设立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具有准司法机构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并赋予其对行政性垄断禁令的权力；第四，赋予反垄断主管机构针对行政性垄断在特定的条件下提起诉讼的权利，包括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第五，在未来的反垄断法典中，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类论文:税务行政处罚种类论文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税务行政处罚管理现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然而在《税收征管规程》中，对警告和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得不具体，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中很不规范。急需完善现存的税收征管规程中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当相对人违反税收管理秩序，需要给予税务行政处罚时，除警告和罚款外，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理，例如对欠缴税款的出境前，需要阻止出境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缴税款情况及催缴文书报县级税务机关审理，县级税务机关将欠税情况及文书审理后向当事人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然后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后制作阻止出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当事人，并制作《阻出境通知书》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进出境管理机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的，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因此，现行税收征管规程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除警告、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的税务文书应当尽早制定，以便于税务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合理化。

浅谈生态文明建设:谈论生态文明建设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重要性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明；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将人与 自然 的关系纳入到社会 发展 目标中统筹考虑，反映了政府执政观念更加成熟。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必将有力的促进包括 政治 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进步，并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深刻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与和谐相辅相成，没有生态，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倡导生态文明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曾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全世界范围看，自 工业 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资源的索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其严重后果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过渡开发土地，垦荒种田、滥伐森林，炸山开矿，环境污染等所产生的其他负面效应。近些年来暴雨、高温干旱、沙尘暴等极端气候频繁发生，也就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正在急剧恶化。 2深入开展生态文明观念 教育 目前，在我国突出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贯彻 科学 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12.80%，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 经济 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前。甘肃省受盐渍化影响的土壤面积接近3万km2，荒漠化土壤面积达19.28万km2，全省2.60亿亩天然草原有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过度放牧依旧，草皮萎缩，黄沙裸露。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不论对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连续多年又快又好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如此速度是以能源高消耗和污染多排放为代价的。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节能降耗，污染减排，这是环保部门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经济总量小，社会物质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速度看的更重，更多地追求总量的增长。所以，我们吃祖宗饭，砸子孙碗，要了金山银山，毁了绿水青山；经济腾飞，环保欠绩；现在，生态就是政绩，生态就是文明，政府部门要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推动者，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教育。这是因为领导者的思想认识可以通过其决策和管理，使他们的思想认识转变为政府行为对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作用。使国家保护环境的目的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体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3促进公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参与 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所以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基础的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全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机制，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应结合我省实际，认真推进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建设，大力推动以“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环境优美村镇”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文明”创建活动，鼓励 企业 、单位、家庭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促进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目前，我国 经济 总量已跃至世界第四，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富裕，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在解决了这些紧迫问题，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 发展 的快、更要注重发展得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客观存在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差距大等基本国情，离生态文明、生态良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的发展，一定要注重质的提升，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浅谈生态文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摘 要】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 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态势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资源降耗困难重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污染已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生态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在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显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生态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1.生态文明的含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2.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形式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它在带给人们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3.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生态文明贯穿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中，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支持，并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生态资源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深地敲上绿色的印记。政府决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都将日益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中心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低成本、低代价的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增长。要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千方百计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对那些抱着传统增长方式不放、不顾环境代价的地方，要有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生态现代化。要从我国生态状况仍十分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也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化，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提倡从我做起，倡导绿色消费，形成节约消费光荣、挥霍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观念，批判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良好的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二是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承诺，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浅谈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经济法理念调整与重构探析 摘要：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得到国家的鼓励与支持，与经济法直接相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完善，同时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条件下经济法理念调整与重构的策略。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法理念；调整；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期性与战略性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所以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经济法理念，并充分发挥经济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法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条件，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紧紧把握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契合点，进一步明确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的差距，将其中存在的不足找出来，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调整经济法理念，这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有利，同时还能促进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果的统称，其前提在于人类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然要求，要求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调控经济运行、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法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一）在贯彻生态文明原则的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经济法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公平正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人文、地理条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况下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不符的，经济法可以充分发挥其制约性作用，对经济领域展开宏观调控，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通过支持落后地区等策略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对贯彻生态文明公平公正原则非常有利。 （二）经济法理念的观念性对生态道德的维护有利 从中国社会现象中可以看出，现在人民的生态道德观念发生了严重扭曲，因为高能耗的企业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很多经营者的追捧，这些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法可以对这些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诚信机制，在社会中形成一种生态道德氛围。经济法理念可以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还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 二、我国经济法传统理念及其调整 近年来经济法理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改进，并形成了与我国特点相符合的经济法理念，这些理念往往涉及到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内容，且这些理念基本都能够与整体经济价值及我国的相关政策目标相符合。但是，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来看，其中始终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被提出以后，很多理念已经不能与国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所以，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将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一）对公平理论进行调整 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传统经济法理念调整的重点，在这种理念下制度与立法都对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实现有利，缺点在于没有考虑到纵向的代际公平，从这一点来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严重不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生态资源进行协调和管理，利用一些经济和法律手段设置出更高的资源消费价格，以生态公平为基础实现实质上的公平。 （二）调整经济安全理念 传统经济法理念过于强调时间与空间，将经济安全观的焦点放在了规制市场主体及经济行为等内容上，严重忽视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等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协调，从全局发展的高度出发，对资源进行开发及配置，并对区域平衡进行充分考虑，基于等价赔偿等理念重视对研发领域的投入，减少对传统石化资源的依赖。在经济法建设过程中，应树立起整体生态观及循环经济法理念，不再受到地域等条件的限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的实现。 （三）调整经济效益理论 经济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也直接决定了人们会过多地关注在经济上的投入及产出，市场主体的热情会被激发，以此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现在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这种效益优先的理念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在社会本位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未合理地反映出环境成本，经济法的约束力也比较薄弱，没有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经济核算中，这种情况下获得的经济效益必然是不准确、不客观的。 （四）调整经济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法理论更加关注速度，而生态文明社会更加关注发展，更加重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利用高污染与高消耗来获得的高速发展必然不会长久，经济发展应该对社会、自然及资源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考虑。 三、对我国现有经济法理念进行重构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 在对生态自然观进行论述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中使用了大量“物质变换”理念，利用对这一理念的阐述，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通读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生态图景，并深刻阐述了在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出现的严重问题，还指出了物质变换断裂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很明显，资本惯性逻辑违反了自然观，此外，还提出了观念与制度的变化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路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经济技术理论的一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起到的指导性作用。经济法可以对配置社会资源的相关法律进行协调，将物质变换理论纳入到法律中，这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符合，同时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二）树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起到了主体性的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突出建设生态文明中人的主体地位，这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支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关键点之一，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们共享是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传统经济法过分追求经济发展，因为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认识不够，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现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能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将人与自然均看做平等的经济主体。这样才能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投入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如果人与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冲突，应该对各种危机和矛盾进行妥善的处理，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得到构建，使人们的物质和生态需求均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三）对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进行强化 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过程中，主要涉及到了经济、社会、生活及政治等方面秩序，这些秩序就好比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在社会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各秩序之间形成一种均衡发展的关系，在这种态势中使得我们在强调秩序的过程中不会过分地偏向其中的某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受到忽视，生态文明建设应充分强调均衡。 四、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只有几十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其中也不乏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积极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对经济法中的公平理论、经济安全理念、经济效益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调整，并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树立起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强化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等方面重新构建经济法理念。 作者：戴艳萍 单位：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浅谈生态文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反思 摘要： 全球视阈下，各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也四处扩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就惨遭污染转移、资源掠夺与环境壁垒等“输入性生态危机”。为解决以上危机，中国需要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步伐，积极参加国际生态合作三个方面入手。而这三个方面也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之所以能或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当今国际大环境及我国大国形象的树立密切相关。 关键词： 全球化；输入性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反思 一、全球化与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关键推手，因为资本扩张逻辑产生了全球化的驱动力。“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还是催生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强大的生产力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即强大的生产力产生了强大的“副产物”——生态危机。全球视阈下，为将来能有一个满意的、足以持续生存的环境，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人类到底该以何种方式从以前的破坏环境转到保护环境，并进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文明道路？生态环境的全球恶化，要求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踩刹车”来减少环境破坏，改变那种置他国利益于不顾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全球视野探寻平衡生态、栖居地球之路。所以，我们应全面保护和合理治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而全面保护和合理治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是，努力消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一个利于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全球视阈下中国遭遇的“输入性生态危机”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产物——国际经济旧秩序，它不仅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掠夺其资源，破坏其环境。 1、污染转移问题 20世纪末，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他们开始重视国内生态环境质量，制定出较为严格的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致使污染物治理成本高，产品竞争力受影响，而被紧紧催逼的中国因经济落后，频繁地出卖着自己的生态精华，有时甚至为吸引外资不吝降低环境门槛，使得发达国家将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夕阳产业通过国际贸易在中国“落地生根”。 2、资源掠夺问题 发达国家倚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所制定的各种利益规则，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投下长长的生态阴影。 3、环境壁垒问题 乍看起来，环境壁垒是一种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的、“合法的”国际贸易政策措施，所有主权国家都可以采用，但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发展中国家就目前发展水平不能或难以采用。很明显，环境壁垒其实是一种新花样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采用“严进宽出”的环境标准，指责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破坏生态安全，并加以限制或制裁，从而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往来。 三、全球视阈下中国逆袭“输入性生态危机” 1、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走出生态洼地 为防止踏上“输入性生态危机”恶性循环的转轮，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思路，以可持续发展模式代替传统发展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尺度。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产业结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无疑义的，它夯实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同样无疑义地，它也使我国成为世界的生态洼地。而现在，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加上深谋远虑的见识，我国应尽快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加强污染排放准入许可证的管理，加强污染排放的监督、管理，提高生态效率，走出生态洼地。 2、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步伐，消除生态逆差 全球视阈下，闭关锁国一去不返。这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对外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可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更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在国际上，主要表现为贸易往来中的生态逆差。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生态逆差，正中下怀，它们趁此大肆攫取我国自然资源，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迁移到中国，甚至把本国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耗所产生的电子垃圾也运到中国。此种情况下，我国应尽可能地采用国际标准，特别是ISO系列标准，加快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步伐，实现国内外成本的一致化，逐渐消除国际贸易中的生态逆差，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3、积极参加国际生态合作，维护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是保障生命共同体之“善”的一个关键话题。纵观历史，西方发达国家自1840年工业革命以来，就因极度收获而超额消耗自然资源、排放污物，严重破坏了全球生态环境。横观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和污物排放都遥遥领先，无论就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针对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只有联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的协商、制定与谈判，与各生态帝国作斗争，才能真正实现国际生态正义。毫无疑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是驾驶好地球之船的一支重要力量，很乐意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前提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不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当的义务。 四、全球视阈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 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分享了经济大发展的累累硕果，也尝尽了环境污染的种种烦恼。我们不能因为累累硕果而“依附全球化”，也不能因为污染之烦恼而“拒绝全球化”。我们应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良好环境的和谐并存，维护国人及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以己身实践陶染他国，促进全球生态危机的治理。 1、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制度密切相连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这说明，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制造者，却不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引领者。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引领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三大基本制度——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属于全体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包括生态环境利益在内的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当然，完美的生态文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是，“初级阶段”不会成为我们拒绝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托词。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不像资本主义与生态学那样二者注定是对立对抗的。 2、当今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坐等拐点的到来 我国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启动时间晚，世界资源越来越趋于枯竭，地球承载力也越来逼近极限，而且国际环境标准越来越走向严格。作为后发国家，我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不能与当年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我们既要应对发达国家环境规则的高标准，又要履行各种国际公约。在气温变暖举世瞩目的今天，特别是进入后京都时代以来，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愈来愈高。所以，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污染治理，中国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不宁唯是，如果不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妄想凭借发展中国家身份而获得宽限期，我们将无法摆脱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道路，无法赶上新一轮绿色经济浪潮，从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强的冲击力。 3、建设生态文明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当前，国际竞争的既定格局已完全改变，国际社会关注、博弈的热点和焦点不再是经济、科技、军事等传统问题，而是威胁与日俱增的、无国界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目前已经从“私人富裕，公共污秽”的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的时代，开始步入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化时代”。一方面，他们治理国内环境，为确保一个“退可以守”的余地，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纳污槽”、“下水沟”，甚至干脆将各种废弃物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他们提出“零发展”或“负增长”理论，借发展之名而妨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指责发展中国家是破坏全球生态的“头一号”。对此，我们既要反驳他们的无理指责，借鉴他们的治理经验，又要“俯视深渊”、自我约束，规避种种健康恶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平衡发展尽“绵薄之力”。很明了的，国际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环保领域的话语权，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利于我国承担起全球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应有国际责任。 作者：朱玉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浅谈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所谓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由人的盲目行为造成的，而要融洽这种关系，首先得帮助人们提高认识，继而将正确认识转化为自觉行为，现代教育必须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对于培养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和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使各阶层人民从小学年龄到成年都接受环境与发展教育”，“为求实效，环境与发展教育应当采用正规和非正规方法及有效的传播手段”。建设生态文明，应以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为根本前提，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基础。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要努力推动生态教育向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发展，在全社会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逐步把生态保护变成每一位民众的自觉行为。这样的理念与社区教育的基本服务功能相一致，可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社区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如果农村社区教育能有理有节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它一定会更好地促进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二、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 1.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政府要强化生态文明教育的主导作用，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化建设。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之中，纳入社区教育的年度计划之中。要有效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和单位既是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者，也是社区教育培训项目的指导者，更是社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宣传、教育、环保、劳动、科技、农业、文化、卫生、司法、公安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教育之中，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的引路人。建立生态文明教育的公众参与机制，将生态文明教育与“美丽乡村”建设、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争创“文明单位”、建设宜居环境、“星级家庭评选”等活动相结合，提高教育活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发挥培训学习的先导作用 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危害、生态保护的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也掌握了一些环保科学知识，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生态保护的规范，但还不尽如人意，对生态保护的参与意识较为薄弱，对自己行为的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充分认识。因此，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拟定或加强职业培训方案，不分社会地位、年龄、性别、种族或宗教，确保人们获得培训机会，以满足环境和发展需求”。首先，是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开展生态文明教育重在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帮助人们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失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要结合当地实际，着重在五个方面努力:一要开展普及生态知识的教育。重在介绍全球和我国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现状，传播最新生态环保动态，唤起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二要推进生态文明观念教育。如生态安全观、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道德观、生态消费观等价值观念。三要强化生态环境法制教育。进行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彰显生态正义，引导公民自觉履行生态环境道德义务，自觉地参与生态保护。四要注重生态文明技能教育。如日常生活中的节能减排绿色技术，养殖业中的防病防疫、排泄物无害化处理，种植业中的合理施肥和用药技术、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等。五要加强产业转型培训。为民众提供新型蔬菜、时令水果、特种养殖等绿色种养殖业技术指导，开展家政服务、保洁服务等新型职业培训，保证民众具有更多的绿色经济收入渠道。其次，是教育载体的多样性。要在民众中进行生态文明的普及宣传教育，需要开展必要的培训学习，如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以生态环境知识、生态文明观念、生态环境法制、生态文明技能为重点，形成培训菜单，供受训单位选择，开展专题讲座与培训。教育内容要灵活多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学习与培训，以提高广大民众生态知识知晓度，增强生态文明道德观，遵守生态法制的自觉性，培养生态技能的科学性。还要借助各种有效载体，如案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读本、板报宣传、广播影视、标语横幅、文艺宣传、先进评选等，使生态文明教育成为全体民众的必修课，让全社会都重视和行动起来，共同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要充分利用每年十多个生态环境教育节日、纪念日的作用，把宣传教育活动引向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位民众。要将教育活动深入到最基层，特别要重视发挥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作用，让农村的广大民众在家门口得到生态文明教育。 3.发挥健康舆论的引领作用 要让全社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舆论的引领是不可或缺的，那些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舆论可以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正能量。我们要利用多种途径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梦、美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内容。举办“人美•家美•乡村美”生态教育周，通过植树护绿、征文演讲、小品汇演、下发宣传资料等活动，大力倡导珍惜耕地、保护资源、绿化美化、合理消费、循环利用等行为，坚决反对违章搭建、乱排乱放、毁林毁草、过度消费、粗放产业等行为，逐步实现“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在提高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方面，我们同样要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多种途径，广泛开展绿色人物、绿色企业、绿色村庄、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的创建评比活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发展;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弘扬积极向上的生态文明观、价值观;对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等领域为生态文明做出贡献的人物、单位给予表彰鼓励，营造一种“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积极推动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 4.发挥民众参与的自治作用 当前，农村中除了违章搭建、超规模养殖外，还存在夏秋季大量焚烧秸秆，污染大气;垃圾随处乱扔，河道成为天然垃圾箱;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破坏有益生物生存环境;除草剂大量反复使用，破坏土壤结构，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乱砍滥伐，损害绿化等现象。要消除这些影响生态环境的陋习，仅靠政府的一般号召或单纯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我们需要将民众组织起来，让他们加入到自治的行列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也许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农村社区教育的开展，必须充分发挥民众参与的自治作用，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深度。自治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不是放任，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在自治上，他们可以养成几种主要习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自治可以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首先，应成立民众自治的组织。如农村养殖业协会、绿色农业专业合作社、环境保护巡防队等，形成服务民众的网格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让这些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日常管理。选用具有较强责任心的人担任垃圾收集员、河道清洁员、环保监督员、土地监察员、科技指导员等，为民众提供无偿的或低偿的服务，同时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把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不良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其次，应通过广大民众的讨论，制定自我约束的规范。尽管国家对生态保护方面有好多法律法规，但众多的条款，民众却不太好记。因此，非常需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形成民众好记住、能记住的规范，如卫生公约、土地保护守则、水源保护准则、生态文明家庭评选条件等，“至于自己共同所立之法就不然，从始到终，心目中都有它在;平日一举一动，都为大家自立的法律所影响”。当广大民众有了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行动并逐渐养成保护生态的良好习惯，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目标定会实现。 三、结束语 如果说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是一起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偶发事件，其中则有着许多必然的联系，当我们把教育、把农村社区教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抓手，把一些可能性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性，那么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也许会减少一些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明智行为，多一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举动，“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必将会利在当前，功在千秋。 作者：陆明荣 单位：平湖市钟埭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中国 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 (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经济论文:对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一些探讨 【摘 要】中国的经济正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阶段,本文主要对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及中国经济后续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和预测。其中对涉及的流动性过剩及“刘易斯拐点”等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本文能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提供参考之用。 【关键词】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商品和物产在世界投资者心中的概念正发生着巨变。保护物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中国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贸易大额顺差,投资环境稳定,人民币币值在世界对中国经济良好的预期下大幅升值。 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较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经济失衡问题需要严肃面对。 一、与全球经济联系的中国经济失衡 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和国外资本流入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二十年来年均增长高于9%,增长水平高于全世界GDP的平均增长水平约一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由中国非常高的投资率决定的,这是由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国资本流入支持的。中国经济对贸易有较高的依存度,国际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从中国的贸易结构中便可见一斑。中国的进口国主要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出口国为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但其中又有不少为三来一补,所以上述各国对中国也有着同样的依赖度。 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大规模的投资让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国,2003年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到4%,但我国消耗的石油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钢材占27%, 煤炭占31%,水泥占40%。[1]而这些又造成了原材料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的剧烈波动。我们可以从商品期货市场查阅到,各种原材料价格在短短数年内竟有了骇人的涨幅。于是,我们清晰地发现在与全球经济联系中,中国经济形成了高速投资和生产的失衡结构。 二、经济失衡直接表现出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 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便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追溯中国货币流动性的源头,笔者认为是负债经营思维的解放。这种负债经营思维的解放虽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也最终拉开了资金大流动的闸门。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理解到资金流动威力的是起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紧接下来是股市。当然,其中也穿插着国际资本的流动。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负债的理念。思想的解放导致数以亿计的人将未来的财富通过银行转化到了现实。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一波又一波地推向了高处,使这些未来虚拟的资金得到了锁定。同时,负债经营的理念不仅存在于个人,同样为企业的扩大规模打开了空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将短期未来的资金转为了真实。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也大大加强了相对远期未来资金的安全性。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惊呼短短六七年间突然冒出大量巨资的原因。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汇率和宏观经济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是不能兼得的。中国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对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就必须加以权衡取舍,以找到一个最优点,从而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三、失衡的解决 中国经济内部的不平衡,使市场机制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反应和调整,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敛。市场正通过调整资源配置、价格、汇率及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如过去十年来的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便是价格机制对不平衡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解决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政府需要更加切实地制定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1.政府应该更好地平衡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国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储蓄与国有企业储蓄方面,可以加大调整力度,降低政府与国企的储蓄率。将这些资金用到教育和卫生等公共开支上,并更多地用在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动对节能、节水环保等行业的改革,加大在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2.完善医疗保险、退休制度,使老百姓老有所靠,能更好地抵御经济风险。 3.政府应实行比较积极并偏向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主要目的是为降 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而不是要把储蓄率降下来,将储蓄引向其他金融领域。 4.资本市场双向扩容,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包括红筹股的A股回归),加快规范国有股减持。 5.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真正形成资本做空机制。从根本上遏制过分地做多,化解风险的单向聚集。 6.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财政发债等各种有效手段。 7.适当增强汇率的灵活性,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QDII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 三、经济失衡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失衡中有许多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着名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到过的“刘易斯拐点”,按照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解释:“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2]虽然该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并没有定论,但是,笔者从建筑劳务市场等现状明显地感觉到,该拐点实际已经存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始成为过去时。 相对于我们以前针对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制定的政策,政府必须对之全面清理和加以调整。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土地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养老制度等。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本人认为对我国最具影响的是:在这种前提下,我国应逐步改变按照粗放增长发展的模式。而粗放增长发展模式的改变将对解决中国的经济失衡产生重大的意义。 四、对中国07年上半年至08年经济的一些预测 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07、08年的增长率仍将超过世界的平均增长达到两位数。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延续07年上半年的涨势,但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房产价格涨幅在08年下半年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不容乐观)。股指期货将在07年下半年适时实行,其会对A股市场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国家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QDII的推出,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都将大大引导过剩资金的流向,居民消费水平会持续提高, 08年可能会出现较小的通货膨胀。同时,中国将加大推进节能减排政策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货币政策上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可能会做出某些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试探(仅限于试探)。 中国经济论文:对当前国际经济走势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2006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拐点性变化,其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的5.6%猛跌到二季度的2.6%,三季度又下降到2.2%,据预测四季度的增长率在1.8—2%之间。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拐点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显着衰退迹象,使由房地产市场旺盛引发的“财富效应”大为减退,相应导致自“9·11”以来始终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现颓势,始自2005年9月美联储第11次加息,当时美国的基本利率被提高到3.5%,终于打击到了房地产市场近4年来的飚升。自那时以后,美联储又连续进行了6次加息,把基本利率提升到目前5.25%的水平,也使房地产市场的颓势越加明显。 美国的加息行为实属迫不得已。自2003年初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元对欧元一直在走贬,到2004年末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已经跌到1∶1.3667,与2002年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70%以上。在美国日益拉大贸易逆差,又无法改变逆差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只能用本国资产价格的不断升值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此来寻求获得弥补贸易逆差的资金,而美元贬值则导致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同幅度下跌以及资本外流。自2004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月份美国所吸引的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小于经常项逆差额,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使用加息手段提升美元的币值。但是加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提升美元币值,但也会打击到本国资本市场,包括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最终还是要压低本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可以看到,在进入2006年后,欧元再次出现了对美元升值的势头,全年升值达7%,这也是美联储在进行17次加息后不得不停下加息的步伐的原因,因为靠加息也达不到提振美元的目的了。 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着进入衰退后,美国股市却出现了繁荣景象,道琼斯指数从年初刚过万点,飚升到年末的超过12400点。但是根据有关数据,2006年前11个月,美国股市基金总共仅吸收了147亿美元的新资金,为17年来最小规模,与2000年美国股市出现大繁荣时期吸纳的2596亿美元资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截止到2006年11月末,美国流入跨国基金的资金数量已高达1350亿美元,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说明美国的基金经理人也对本国股市缺乏信心,而把资金转移到海外。显然美国股市的繁荣仅仅是指数的繁荣,而且有明显的“作秀”迹象,也不可能出现以股市繁荣重新创造财富效应,继续拉大美国经济增长。 由于美国经济缺乏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的动力,2007年出现经济下滑已成定局,只是有“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分。现在看,不能排除硬着陆的可能,主要的看点是今年初欧元与日元加息后对美元的影响。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欧、日经济开始进入复苏轨道,去年全年经济复苏的势头更加明显。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欧洲与日本央行自去年初以来,已经分别进行了4次和1次加息。从目前情况看,今年初肯定要继续加息。欧洲与日本的加息行动,会不断缩小欧元、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利差,从而会沉重打击到美元的强势,而且在本轮国际经济景气周期中,战后60多年中美、日、欧经济景气同步的惯例已经被打破,在美国已开始进入经济衰退的同时,欧、日经济却仍在复苏轨道运行。美国为了应付经济衰退可能会被迫减息,欧、日却在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下要加息,这个格局就会导致有可能出现美元对欧元、日元的暴跌,从而更深刻地加大美国的经济衰退。 目前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对国际市场的需求明显萎缩后,欧、日的需求是否可以接替美国的地位,从而使世界经济可以保持一个理想的增长率,这个前景目前还很难说。 首先,欧洲的消费总额仅为美国的4/5,日本更低,只有美国的1/5,即欧、日消费需求之和等于美国。因此,只要美国消费衰退的幅度大于欧、日消费增长的幅度,全球消费需求总额就要下降。 其次,欧、日在本轮经济复苏中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消费复苏并不显着。去年以来,欧元区消费增长率始终在1.5%上下,相比美国近年来3%以上的消费增长率相差太多,而日本2006年的消费需求还处在下降趋势。所以欧、日即便在今年消费能保持增长,也很难接替美国的地位。 第三,美国经济衰退最终还是会影响到欧、日的经济复苏进程。欧盟虽然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5%,但是却对美国有着超过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盟的贸易顺差就会显着减小,从而会打击在相当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复苏。日本也是一样,去年对美贸易顺差仍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从时间序列看,可能应是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欧、日在半年、至多一年后也会陷入衰退。 综合以上分析,上述情况对中国经济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创历史新高,达到1774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7%,而2005年是4.5%,说明净出口至少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2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率。从某些产业看,出口需求增长的作用更加显着,例如钢铁行业,去年的净出口高达3500万吨,约相当于当年新增产量的40%。在国内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出口增长是避免中国经济陷入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重要条件。如果2007年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相应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停滞,而国内的大量投资项目在今、明两年又会集中到期,进入产能集中释放阶段,就会发生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 今年国际油价可能会继续延续去年8月份以来下降势头,这对中国经济是好事。在国际石油供求基本平衡的背景下,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不断飚升,其主要因素是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场,背后仍然是美国在利用抬高油价来打压欧洲经济复苏,以及欧元对美元出现强势。但事与愿违,根据有关分析,在本次国际油价上涨后,大量石油美元并没有像前两次石油危机那样基本流进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在近万亿美元的全球石油收入中,大约只获得了20%,而欧洲却获得了40%的石油美元流入。所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去年8月总结欧盟经济复苏的时候,把OPEC大量使用石油美元购买欧洲产品,作为了三个复苏因素之一。美国由于认识到这个结果,在去年8月以来,已经调整其国际油价战略,开始打压油价,到今年1月9日,油价已经比去年7月份的最高点下跌了近1/3,因此油价下跌的走势可能全年持续。 此外,除了国际粮食市场由于世界性歉收,价格在今年会持续上扬以外,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其他主要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会出现走低趋势。 今年还需要关注国际经济与政治和军事互动的情况。美国在缺乏用经济手段保卫美元霸权、防止美元暴跌的背景下,很可能在今年发动打击伊朗的战争。战争这种暴力行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从而使美、日、欧之间的经济衰退与繁荣,以及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强弱格局易位,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国际原油的供应流畅,这些都会对在资源、市场和外汇储备方面已经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环境变动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论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给力中国经济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势在必行 在各种运输手段都已取得较为充分的发展后,如何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由传统转入现代,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联合协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历史机遇期。 面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瓶颈”和存在明显的短板,交通运输部部李盛霖强调,如果不抓住时机,适时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以及建设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业,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交通运输就很有可能会再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提到要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如果各种运输手段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只能是空谈,而目前中国各种运输手段都已经取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综合使用各种运输手段,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李盛霖介绍,2008年国务院进行了大部制改革,虽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这种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已搭建起大交通运输部的平台,为各种运输方式最终实现协调发展,打下了基础。所谓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是指统筹规划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运输方式,并加以综合利用,以提高交通运输的总体效率。 交通运输业曾经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政府和交通行业内专家很早便诞生了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的设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业内人士向国务院等机构建议,将多种运输方式的管理职能整合在一起,组建交通运输部或交通委员会,并打造中国的综合运输体系,但这些建议都因时机不成熟而最终搁浅。 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的发展问题,往前一推都是交通或能源的问题。这两个瓶颈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基层部门反映最多的也是这两个问题。在“经济要发展,交通需先行”的理念指导下,各级政府集中精力大量建设基础设施,突破交通、能源等瓶颈。 李盛霖说,翻开《中国交通年鉴》,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交通建设狂飙突击的现实。 公路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路的通车总里程为89万公里,居世界第七位;而到“十一五”末,中国公路的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39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公路货运量位居世界第一。 铁路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铁路营业里程为5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 水运方面,2009年,中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57亿吨,已经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的内河航道总里程12.3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 民航方面,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第三十七位,现在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李盛霖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瓶颈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不过,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 据李盛霖介绍,他在一次出访英国时,与英国交通大臣举行会谈。李盛霖颇为自豪地介绍,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英国交通大臣却指出,英国的港口不但是信息化手段武装起来的港口,而且部分港口还增加了金融结算等功能,已经成为国际化的金融结算中心。这件事对李盛霖的触动非常大。 数据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运输效率亟待提高。通过数字对比,也可以看出中国交通运输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运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9%,而在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0%和6%左右。中国载货汽车油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30%,内河运输船舶油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20%以上。 李盛霖认为,在交通建设领域,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是高速公路。1988年,中国才开始建设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6.5万公里,到2010年年底则可以达到7.3万公里,2010年共建成竣工高速公路8000多公里。“十一五”期间,中国共建成高速公路3.2万公里,相当于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44%。 按照计划,2011年和2012年,中国每年将至少竣工高速公路1万公里。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年底或者最迟明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曾经长期存在的另一个交通瓶颈问题是农村公路建设。按照过去的体制,农村公路由当地的乡、村管理。有条件的地方修路,而没条件的地方只能望路兴叹。 进入新世纪后,农村公路建设被提上了日程。在持续的努力下,农村公路建设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到“十一五”末,中国全部的乡镇都通了公路,96%的乡镇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而且有94%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到“十一五”末期,西部地区98%的建制村通了公路,30%~40%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按照国家“先东后西”布局,“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农村公路建设将进一步加快。 近年来,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公路实现了衔接。国际大通道建设,为中国开发出新的出海通道,也促进了公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交往,实现了多赢。 从目前我国各个运输手段的发展来看,我国交通业服务的水平、通达的深度,还有整个基础设施的质量等跟先进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交通运输手段发展到今天,更要强调科学发展,强调运输方式的转变。而经过几年的反复思考,这种转变的方式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由过去传统的交通运输业,全面向现代交通运输业转型。 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势在必行 2005年年底,李盛霖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调任交通部部长。上任后不久,李盛霖便提出交通运输业不仅是基础产业,而且也是服务业这一理念,并很快在交通系统内形成了共识。 现代化程度低且效率低下的交通运输业,显然不利于交通部实现“三个服务”,即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标。 造成中国交通运输业效 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2008年实现大部制改革之前,中国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曾长时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交通部管公路和水运,国家民航总局管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归铁道部管理。 甚至在同一种运输方式中,运输管理职能也存在条块分割问题。例如,当时出租车在城市内运行,归建设部管辖;而出租车一旦出城行驶,便归交通部管理。 而管理职能的分割,使得各种运输方式在制定规划时便缺乏有效的衔接,容易出现运力投放盲目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进而导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联合运输难以组织,难以形成综合运输效益。而且各种运输方式在进行技术革新时,采取不同的标准,也使得创新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以铁路、公路、民航这这三种主要运输方式为例,以往这几种运输方式各自规划的枢纽大多是“自成一派”,相互之间换乘不便,大大增加了人流和物流成本;在山区以及其他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公路与铁路部门还曾经为争夺有限通道资源,产生过矛盾。 而要想建设更畅通、高效和更安全的交通运输业,首先需要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由独立发展到综合发展的转变。同时,需要在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技及管理手段,实现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 李盛霖表示,经过科学的研究、分析,我们制定了新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转变发展方式,由传统转入现代。什么是现代交通运输业?我们确定了5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各种运输手段发展的今天,如果不抓住时机,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将是历史性的错误。综合运输体系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人流零换乘,货物无缝衔接。 中国经济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 波澜壮阔的2004年即将拉下帷幕，充满希望的2005年正向我们走来。通过一年多来宏观调控的艰苦实践，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坚定信心，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保持更加清醒的认识。 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又快又好发展态势，人民群众将从发展中获得更多实惠，社会主义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宏观调控将继续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明年是不是要结束，是一个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不乏各种议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说明了两点：＿是从力度上讲，宏观调控是要加强的；二是根据经济运行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会有所不同.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基础还不牢固。他特别提醒，各方面期盼土地管理等有关政策松动的呼声比较强烈，而且投资的摊子已经铺开，运行的惯性很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任务还很艰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反弹。如果不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可能出现反复，我们的困难会更多，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电厂在建规模迅猛增长。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担忧，电力有可能在﹁段时间后重现过剩的局面。经济专家刘树成说，电力项目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显示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和紧迫。中央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现了对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全面把握。 有专家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不可或缺。只有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一些地方的宏观调控中，确实存在着‘一刀切’‘行政化’的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很有针对性。”西部地区的一位地方干部说。 人们注意到，在宏观调控政策中，变化最大的是财政政策。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全新登场。这种变化，既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与7年前大不相同，也体现了更多地发挥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原则。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些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将更加管用、有效。 “三农”：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收”。2004年的“三农”，无疑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年终岁尾，有人担心，“三农”亮点会不会是昙花一现？一些农民也有顾虑：明年粮价会不会落下来，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是不是会变？ 有关专家指出，当前，粮食虽然增产，但供求缺口没有改变；粮价恢复性上涨，但种粮比较效益低状况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增速加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巩固目前来之不易好形势，必须继续加强“三农”的扶持政策。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年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变化日新月异，农村面貌变化不大。扶持政策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全国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指向十分清晰，在力度不断加强的政策支持下，明年的“三农”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节约：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速度慢了不行，影响各项事业发展和上千万人口的就业；快了也不行，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为继。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调整结构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节约能源、资源是优化结构的重要目标。”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为43%；人均原油储量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仅为11%。我国也是一个资源使用浪费比较严重的国家，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以土地为例，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去年一年占补平衡后，还净损失耕地3806万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说，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这是难以想象也难以为继的。 据有关单位研究，目前我国的节能潜力约为3亿吨标准煤，这相当于去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近18%。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工作做了明确的部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马凯还表示，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节约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措施，也是老百姓希望看到的。 改革：贯穿2005年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 “着力推进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些权威部门的专家预言，2005年将是一个改革年。 李德水说，2004年宏观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投资盲目扩张、能源紧张、增长效率较低等，都与体制性机制性弊端有关。中央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认为，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后，需要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 新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组织框架初步建立，下一步需要加快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落实国有资产经济责任的业绩考核等相关制度、加强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工作，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系列改革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逐步消除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因素，走出忽冷忽热的经济增长怪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2005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带动全局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之处，成为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强行征地拆迁、收入差距过大、部分群体就业困难等等，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次把构建和谐社会列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引人关注。有专家评价指出，这一新提法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和谐社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的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词：“就业”、“社会保障”、“分配”、“社会事业”。 拿就业来说，尽管今年前10个月就新增就业岗位840万个，但新增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把就业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把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让更多的人找到工作岗位。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并将在资金上予以具体支持。 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此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有专家建议，在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时，应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加大对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 人们相信，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实到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将得到不断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取得新进展。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经济走势，新的一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将不断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将更加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论文:分析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中国的商业起源很早,并且不断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然而整体来看,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是始终处于封建政府的抑制之下。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古代都会的大量兴起。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主要特点有:(1)商业市场形式多样,城市中的市、夜市和早市,乡村中的草市出现并得到发展;(2)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各朝代都兴起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商业大都市,如汉代的长安、洛阳,唐朝的扬州和益州,宋代的开封,元朝的大都等都是着名的大都会,明清时期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3)货币种类不断丰富,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明朝时期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流通制度,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积累;(4)对外经贸发达,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对外贸易发达,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兴盛;(5)商人群体活跃,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人群体组成了商帮,如晋商和徽商等;(6)商人地位低下,古代商业发展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 和影响,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始终未能占据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初步的研究 经济增长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国也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伴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人们满意并且致力寻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着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着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着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 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 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5.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关键的因素——环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来F1、F2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来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步伐减缓。而F3其实代表了TFP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基本上属于投入型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 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 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环境损耗惊人,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1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中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在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较1997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亿元。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一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2年内，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数据表明，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下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的闲置，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投资的最大化，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几个地方政府同时作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热门”产业的出现，结果是用不着多久，热门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方直接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投资者以补贴，使得他们能在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过去五年中，中国利用的外资达186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是投资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以及零售业。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说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的投资体制下，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即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约束，负责投资的官员们认为什么领域需要投资，资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上述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作为投资主体时的利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造成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4反市场规律的悖论：商品过剩与消费者主动选择权的缺失 中国的商品过剩是在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率普遍低下、产品竞争力不强基础上的过剩。按照一般常规，在过剩状态下，买方会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生产领域中会逐渐优胜劣汰，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会不断强化。但中国的市场形态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买方有主动选择权的格局，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商品过剩状态的买方地位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市场形态下，消费者主权缺失，在商品过剩的状态下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财政启动为何难以奏效 从1998年开始，震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不断出现，甚至三峡工程也出现严重问题，希望小学最后也成了豆腐渣工程。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检查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而国家于1998年增发了1000亿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比两个1000亿元，“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国债投入的作用。据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或不进行公开的投标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现了“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怪现象。 上述情况说明为什么近两年加大财政投入启动经济却启而不动。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财政资金投入的总额达到多少，必须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强化政府财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租金，产生不经济的寻租活动。财政资金往往会通过政府各级部门流向寻租者，如目前相当普遍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即是明显例子。财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截留。如1998年对国有粮食部门进行审计，发现和查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案件1181起。过去六年来，中国粮食收购款总共产生了2140亿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亿元是挤占挪用，其余皆为亏损挂帐。由于寻租人与参与截留财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体，对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早已满足，部分“成功者”甚至早已达到“小车一部，房子两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这部分资金一般都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 寻租及截留的款项到底占财政投入多少？无法估量，据估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及各种政府拨款，约有40％左右在使用过程中流失到个人口袋里。换言之，上述事实只证明了一点：在政府未能形成防范寻租行为的有效机制时，加大财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只是使财富流向政治力量强的阶层手中。 倾斜的市场供给 今年5月份，政府以公开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于6月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公开动员全国居民参加炒股，亦即动员人民参加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赌博，同时配合以6月10日的降息。股市在政策的主导下飚升，又开始新一轮通过纸币进行财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钱赶到“市场”去消费，一些经济评论与传媒的标题已到如此程度：花钱就是爱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并未能将股市的繁荣维持多久，因为启动股市以后，这种经济泡沫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投机才能获得虚拟升值，而多层次的投机又必须靠不断增大货币投入才能维持。与此同时，居民存款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赶钱”的措施收效甚微。 这就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市场中的供需结构特点这一方面来分析。 与发达国家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竞争性产品市场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参与，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务部门则多由国家垄断，它们的存在有多个目标，既有经济的（如就业），也有非经济的，如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控制等。这里仅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分类： 第一类：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这类商品与服务不管是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百姓总得消费。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在中国还刚起步，其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其余数项，基本上是属于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完全向商品的供给者倾斜，买方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无效率与浪费，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低劣，但因其垄断性，这些年来其价格还一直上扬，尤其是教育与医疗，在改革前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的（长时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无这类费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来这几项改革相继推出，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收入一万元以上、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以上者进行过口头调查，他们对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都深感难以承受，在对国内外教育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后，大都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这些流出去的钱决不会再回流。 第二类，需求弹性较前一类大的商品。这一类商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达到市场饱和的产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另一类产品则为老百姓所需，但购买直接受其经济条件及购买意愿支配的产品，如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部分农村居民虽然还没有这类商品，但或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如缺电，没有电视接收系统等原因，或者不购买，或者无力购买。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业，早已引入竞争机制，企业一方面面临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行业由于地方利益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目前这方面的市场供给的主体对象，定位于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行升级换代。 第三类，百姓迫切需要，而价格与百姓购买力相差甚远的，如住房。中国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现在人均只有八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些年来中国的住宅建设发展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居高不下，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72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确实不够住。房价降不下来，是因为房地产业已完全进入一种“政策性陷阱”：开发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贷款80％以上来自银行。房地产价格只要一日不降，开发商的帐面资产价值就能保值，经营者的业绩也还放在那里——这一点直接与老总们的乌纱有关。而贷款是银行的，拖上几年不还，也都是公对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为欠债者开了一条新通道，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类，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引进的项目，如小汽车。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事实上，9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根本未能进入这一层次：养一台车的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等，一般国产车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间，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而且中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拥挤的情况，如果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使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更为挤塞，还有能源供应与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非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耐用消费品（最低消费周期3～5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多次消费品（如交通、水、电、煤气），但因其垄断地位而价高质次，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名义上现在未曾产业化，但因其垄断地位，则完全成了一个价高质次、买方完全没有选择自主权的卖方市场。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大多是为了购买后两类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作准备。随着这几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难以从银行驱赶到市场。 政府不灵与市场失灵的根源 上述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不灵。市场失灵有一个相同的重要来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中国因为多个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这成千上万个企业做出的生产决定，造成了重复生产与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是政府不灵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调控力度的原因基于两点：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调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间接调控的力量。但直接调控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不仅要具备大量信息，即拥有决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还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世界在变化，有关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至于有效的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因为每一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的渊源不同而很不一样。如美国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来可能会失效；而亚洲的专制政体也不能用来统治欧美国家。但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民众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都无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人民与企业相应采取种种措施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恶化，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有两个步骤：首先，政府必须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通过与 工商界和市民社会达成合作关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专家们对世界上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受损。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应用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等，使投资软环境得到改善——其次则是让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国家中，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一些政府开始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和提供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部门分开。 第二个阶段则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利用三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一、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二、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加强竞争。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如使人民获得发言权、让人民有更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管道、谨慎地下放权力等。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这方面来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确实面临重大挑战。但答案是明显的：改革有风险，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可能更大。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法是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产物 经济法概念是由国外引进来的，但绝非简单的舶来品，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在国外早有这方面的立法和理论研究，但在1978年前，我们都不知道经济法为何物。一些人对它不了解、也不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和我们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过度地在调整对象上的部门之争有关；和经济法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而带来的幼稚、粗糙及自身不统一有关；也和一些同志对经济法并未认真地研究就予以轻率的蔑视和简单地否定有关。用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和方法是很难理解经济法的。如果我们撇开简单化的部门、“领地”之争，从经济法的产生形成的社会经济根源、国家职能变革，以及法律、法学自身调整功能发展的历史，去认识和研究经济法，就会得出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法律学科都得到了革新和发展，经济法的出现，更是法律、法学领域内的一次突破、一场革命。有些同志总是批评经济法“保守”，是“计划经济的法”，是维护旧的政企不分管理体制的法。这些看法都是看颠倒了，应该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实，经济法在我国的出现，才正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结果。那些创建中国经济法学的人是在法律、法学领域内进行着一场思想大解放和现代化的改革，是革新而非保守，是前进而非倒退。如果我们仍然承袭西方的公法与私法截然划分的传统体系；如果我们囿于“纵向经济关系归行政法，横向经济关系归民法，内部经济关系归劳动法”的传统格局而不敢动其分毫；如果我们也一切唯古、唯外、唯本本，那么，中国经济法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大陆法系在法律、法学的历史发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功不可没。现在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法律价值和不少的法理精华。原有的法律、法学部门包括新兴的经济法都仍然应该研究它、运用它。但也必须看到，主要发源于欧洲大陆，成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大陆法系，其不少理论观点和方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实际和需要。它应该也必须有所改革，有所前进。这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应如此。在我国更不可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作为评断我们法学理论是非和法制工作成败的标准。 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一、把法律、法学与经济直接地、密切地结合起来。传统法学理论多半在原则上和抽象意义上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民法也只在微观上渗入到经济领域。经济法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面、整体的结合，使法对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二、突破了公法与私法绝对划分的界限。经济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 和东方的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纯粹”的公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社会经济法。” 三、正确解决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法在西方突破了国家不干预市场经济的传统观点，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参与和管理的历史过程。在我国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已经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过度的干预和管理，所以，中国经济法的任务是要解决国家干预过多、市场无法自转的体制问题。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济法早期的“国家干预说”，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法是国家之手的法”。其实，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法，还是东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都是在“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结合协调中产生的，都是两只手的产物，只有一只手是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法的。只有“市场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民法；只有“国家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行政法或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法的“双手说”，解决了现代经济法两家产生、形成的共同规律问题，也为现代社会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四、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主张。经济法认为，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关系复杂多变、相互交错；也由于法律、法学自身的变化，因此，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从不同层次上，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整。此种见解主要是就经济、民事关系而言的。刑法是典型的‘一对一“调整模式，所调整的关系在实质上不应混淆，但其调整方法却可由有关的经济法规规定和运用。 五、突破了国家身份的“一重说”（行政管理者）和“二重说”（行政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提出国家身份“三重说”（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说”（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以及“三次权利分离说”（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将经济管理关系从行政管理关系剥离出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基石。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有相同处和相通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上下层次性），有时也运用行政方法，但两者有着基本区别。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对物质利益实体进行管理的关系，必须承认被管理的相对方（经济组织等），是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在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国家 机关和经济组织，都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国家机关仍然可以发号施令，依法行政，但必须对相对方的经济组织承担义务和责任；经济组织应依法接受领导和管理，但也有权对上级国家机关主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应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为主……这些都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 六、突破了“法律只调整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外部关系）”的观点，提出“法也调整那些有着共性的和重要意义的经济组织内部关系”的理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内部条例、《公司法》以及一系列财务、会计规则，都是这一理论的法律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必须以法律手段对企业公司的“后院”，进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监督。这表明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和调整功能的加强。当然，对此应严格限定，不可把企业管死，企业大量的内部关系仍应由其内部章程调整。 七、提出了“经济法主体”概念，给纵、横、内部各类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组织以一个统一的主体资格。若能运用于立法、将可能解决现行法律、法规中许多模糊、疏漏之处，也有助于司法审判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转机条例》都规定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种纵向经济管理关系。在此种关系中的企业应属何种法律主体，上述法律和法规均未明确。很显然，叫行政法主体不行，叫法人更不可，因为企业不能以法人身份和政府发生关系；叫企业也不可取，因为“企业”不是法律主体概念。再如，《经济合同法》等几个法规定的“其他经济组织”，又属何种法律主体，很显然，它不是法人，但也不是合伙。诸如此类问题甚多，我们的立法不应再这样“模糊”下去！经济法主体涵盖了“内部组织”，这也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一个突破。传统理论是根本不承认内部组织有任何主体资格的，但是，从经济法所调整的内部经济理论中已经必然引伸出内部组织主体的概念。现行立法实践中将继续会出现这类问题。如两个银行法中的分行、支行，都应属内部组织，法规将会给予它们以统一、明确的规定。只称之为“分支机构”，由银行内部章程调整是不够的，无法满足其地位和活动的需要。 八、突破了“法只是打官司”的观点。持此狭隘观点的人可能已不多，但我们的法学教育中许多方面仍然突出着这种倾向。法律是要“秋后算帐”的，法律也是要为打官司服务的。但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可能有所缩小。经济法是天然的法系统工程，其系统调整的思想，将法律调整功能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在经济纠纷、经济违法事件发生之前即发挥作用。通过管理、监督、引导、指导，确立法律关系，保障依法运行，使经济纠纷和经济违法案件不发生、少发生，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当事人，对有关方面都是有利的。经济法当然也要“治于已然”，但更着重“防于未然”。其实，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国”的方针，其重点也不是依法追究责任，而主要是指导、引导经济关系的依法确立，依法运行。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不同于西方的产品责任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产品责任追究法，而是将其包括在内的产品质量管理法与产品责任法的统一体。加强质量管理，将产品质量纠纷消灭在其产生之前，这正是我国产品质量法较之西方的产品责任法更为先进的地方。 九、突破了“法只是确认、巩固已有权益”的观点，将法律调整的功能向前、向未来延伸。经济法是发展之法，是未来之法。经济法体系中的许多部门法都既调整着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确认和保护着当前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也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保护必要资源，如计划法、基本建设法、产业政策法、可持续发展法等等，经济法的这种功能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能取代的。我们还可以由此看出，那些主张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观点，是没有全面观察经济法体系，没有看到经济法的超前引导功能的。 十、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是正确的。它们在对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是都有侧重的。经济法则是“社会责任本位”。社会责任本位实质上是社会利益本位在法律、法学上的表现。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所以经济法绝不忽视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和等同的（特别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在一些方面也代表着社会，但其整体利益更多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经济法也绝不漠视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基础作用，绝不把企业视为完全被动的附庸组织和义务主体，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经济法不能没有企业。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经济法是既保护它们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又限制它们权利（力）的滥用和对对方的侵犯。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无论它们是处在纵向经济关系中，还是处在横向经济关系时，都应以社会为本，对社会负责，即都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实现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经济法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仍需要继续探讨，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中国经济法学还会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各个法律部门的扶持与帮助。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我们国家法律、法学的加强，都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让我们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思想旗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 刘文华 中国经济论文: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及路径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包容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要走上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经济改革毕竟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见,如何探索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认真应对的重点课题与难点课题。本文从基本原则和路径转型两个维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究,以期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 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中国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包容性增长要想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充分抓住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创新一套崭新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其次,在战略目标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实现由短期的、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向长期的、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再次,在战略创新方针方面,包容性增长要避免单纯追求制度创新,而要积极追求综合创新。最后,在战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长要转变以前的“市场化”单一性路径,实行“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等综合性路径。 综上所述,探索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具体而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转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式告别“八”时代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半年报”数据。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速定格于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 对于7.6%这个数据,乐观者认为二季度7.5%的增长好于预期,而悲观者则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很大,中国经济仍然没有脱离硬着陆的风险等等。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历来分歧很大,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放缓,多年的系统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引发的对中国经济看空的声音就会异乎寻常的大。但是,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除了GDP增速之外,还有更多的衡量指标。比如,先看三驾马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虽然出口在经历后两个月的打假之后回归正常,但整体上半年表现尚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2.3%,上年同期为下降2.4%,前6个月的PMI也一直在50%的荣枯线以上,说明工业生产平稳;从就业来看,根据人社部的数据,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700多万人,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目标是900万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超预期的数字。以上的诸多指标说明,尽管经济增速“只有”7.6%,但经济运行平稳,衡量宏观经济的诸多指标处于良好的状态。特别是,上半年这些数据的取得,是在中国经济很多矛盾和问题显现,高层下决心调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取得的。 然而,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看空者依然居多。对于7.6%的增长,之所以引发悲观情绪,原因不外乎三: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维和情结,只要经济增速低于8%,他们就会认为宏观经济跌破“荣枯线”。事实上,在历经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受资源、环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10年如果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长,已经非常了不起。正因为此,新一届政府一再强调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收入分配。但对一个习惯了飙车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驶的车里,还真有点不习惯。其二,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利益代言人颇多,特别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习惯于从看空的角度解读数据,并影响政策。其三,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上半年经济增长乏力,世界银行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为2.2%,将中国经济增速下调为7.7%。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低于很多市场人士的预期,制造业的先行指标PMI在6月份为50.1%,创下7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小企业的PMI甚至已连续15个月位于临界线以下。外贸形势错综复杂,在严厉打击虚假的贸易行为的措施出台滞后,6月份进出口数据大幅下挫,出口同比下跌3.1%,外贸形势极为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看空中国经济在情绪上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以创造了新词“经济学”的巴克莱银行的观点为例,该行将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速预测为惊人的3‰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硬着陆”的例子。但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共识已经远远多于分歧,大多认为在资源压力、人口红利以及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都趋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可以下滑至3%的水平。很显然,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的数字。 面对外界的恐慌和争议,总理最近三次提及稳增长,特别是在7月9日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明确提出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其实,克强总理所言的“上限”和“下限”并不难猜测。年初政府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900万人的就业以及3.5%的通胀是宏观政策的三个“触发点”,如果经济增速不低于7.5%。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严重的通胀,政府的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努力不会停止;最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破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仍然是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的3.0升级版,这将是“经济学”的核心。 中国经济论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几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海湾战争和突如其来的“SARS”，暂时转移了人们探究这种高增长原因的兴趣，然而6月份以来，海湾停战，“SARS”退去，随着6、7月份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公布，中国正在出现一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争论。起因在于，这些数字似乎显示出彼此矛盾的趋势：从经济增长与货币增长速度看，经济正在走向“过热”，而从市场、物价和就业形势看，经济走势又仍然趋“冷”，那么对于宏观调控当局来说，目前是应该踩“刹车”还是应该踩“油门”呢？下面笔者将对有关的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判断意见。 一、趋冷与趋热 1993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从1994年开始，连续8年中国经济增长走低，物价形势相应从通胀转入通缩，今年以来出现的高增长，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中国经济进入又一高增长期的标志，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缺电现象，许多产业领域的投资也上得很猛，因此有人担心可能出现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前三次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从宏观调控看，需要适当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8年走低，有两方面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二元结构”的影响，这是旧体制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能参与到城市现代经济活动中去，导致收入低下，农村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使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夹缝更加狭小。199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是抑制中国经济需求增长和物价走低的重要原因。从农村消费市场所占份额看，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1991年的48％和2002年的37％。所以，13亿人口，9亿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5年，市场经济早已在经济运行中确立了主体地位，改革也导致了社会分配关系的深刻变化。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90年代初期刚刚超过0?3，而目前已超过0?45。对比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才0?36，90年代初期才超过0?4，90年代末期才达到0?45，而在这个水平，美国只占5％的少数富人，已经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当代社会的财富集中度目前还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会出现现代市场经济的通病，就是储蓄过度与投资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进入长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趋势，这也可与当前居民储蓄大增和消费品供应普遍过剩的情况相印证。 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过热和通胀问题，但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共出现过7次过热，都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进行紧缩，至于发达国家的通胀问题，则常常是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过度财政扩张有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国际收支顺差很大，又有很多外汇储备，就没必要考虑“刹车”。 总之，从以上两方面看，导致中国经济连续8年走低的大的结构失衡背景并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更需要担心的是，在中长期内如何对付因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增长乏力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通缩。 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出现了显著快于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出现了一批高收入家庭有关。据有关资料估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在3千美元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大约4千万个家庭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些家庭的财产积累和年收入水平，已经使他们开始进入了住宅和汽车消费时代。目前高速增长的几大产业，无不与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有关，就是与住宅和汽车的消费需求增长有关。以汽车为例，1991年汽车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排名还在第15位，2001年上升到第8位，今年上半年已经排到第5位。汽车和住宅消费的增长又强劲拉动了钢铁、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产业的增长与投资。2002年，中国的私人轿车社会保有量约500万台，对4千万个高收入家庭来说，轿车拥有率不过才12?5％，离发达国家高收入人口的轿车拥有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4千万个家庭到2010年轿车拥有率上升到75％，未来8年就需要增加2500万台，年均增加300万台，汽车的年均销售增长率就可以达到30％。再加上住宅的拉动，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每年进入高收入家庭的人口还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 ?010年可能再增加1?1亿高收入人口和3600万个高收入家庭。 只占10％的高收入人口可能拉动中国经济出现近10年的高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1984～1988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5％，就是当时总数不到3亿人口，只占总人口25％的城市人口的家用电器消费拉动的。家用电器是千元单件级产品，而住宅和汽车是10万元单件级产品，怎么能拉不动呢？() 但是这种增长仍不会改变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平衡状况，因为90％的人口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档次的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以全社会的资源，保了只占10％人口的高消费，这与1985～1988年城市人口的主体都进入家电消费时代是不同的。 目前有许多关于投资过多的担心，比如担心钢铁和电解铝工业的投资过多。许多人总习惯用国外某些国家曾经达到过的产量历史高度来看中国，认为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过热”。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有13亿、将来还会增加到15～16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完成工业化，人均至少要一吨钢，就是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新型原材料的替代，中国未来30年内要实现工业化，至少也要7亿吨钢，对比现在的2亿吨生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9％，钢产量增长已经达到15％，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与国际的资金和资源还有利用潜力，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投资过度问题，就没有必要“踩刹车”。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可能会超过8?5％，接近9％，明年的趋势如何呢？ 首先，投资不会掉下来。住宅和汽车这些10万元级产品，都具有产业链条长和引致投资多的特点，会在一个长周期内引发以投资带动增长和以重工业主导增长的态势。日本学者把这称之为“高压”增长方式，在日本工业起飞过程中，这种增长方式持续了20年之久，中国由于人口多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工业起飞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以投资带动增长的模式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在这期间，投资增长也会有周期性波动，但中国投资高峰是刚刚到来，我认为至少在今后5年都会处在持续高涨期内。从上届政府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在启动民间投资需求，但民间投资始终没有跟进，是因为汽车和住宅消费还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已经呈现高增长势头，在市场需求带动下，也不会马上停下来。而若民间投资保持高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考虑“淡出”，或是改变使用方向。() 今年的出口增长比较快，许多人认为由于今年基数比较高，明年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也不够好，明年的出口不会有象今年的高增长。 我认为明年的出口增长率还会是较高水平，可能不会低于20％，甚至更高。美国目前是供给不足经济，政府、企业和私人部门的任何债务增加，都会直接导致进口的增长。美国今年由于海湾战争和减税，财政赤字可能要增加2000亿美元，这会导致贸易赤字相应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目前好就是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增加，要增加进口，不好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增加，也要增加进口。美国7月份的消费需求突然上升了4?2％，大大超过各方面预期，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减税支票寄到了居民手里。美国政府的减税效应主要体现在明年，预计政府的赤字明年还要增加，所以中国明年对美国的出口只会增，不会降。 至于消费增长，明年仍会保持平稳，不会有大的起伏。 如此，消费保持平稳而投资与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今年，在9％左右。 目前的缺电问题，是由于前些年计划安排过少，不是由于缺乏资金和生产能力。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基础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一个互相适应，彼此追赶的过程，不能指责计划缺乏预见性。只要不是象80年代那样的资金、外汇和生产能力等“硬”约束，缺电问题2～3年内当能解决。 二、通胀与通缩 今年以来，消费物价始终在低位运行，生产资料价格一季度呈上涨趋势，二季度却又下来了。据商务部统计，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绝大多数都是供给过剩，所以从商品供应方面看到的是“通缩”压力。目前关于通胀的担心，除了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主要是从货币方面说的，因为今年以来，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货币和贷款增长过快势头。1～6月，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高达20?8％，为近年来最高，按年计划，全年的贷款规模是1?8万亿元，但上半年就贷放了1?91万亿元，比全年计划多，也超过了去年的全部新增额。 关于贷款投放过多问题，许多人认为是银行的体制性原因，比如为了减少不良贷款比例而有意多贷，还有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如果是银行体制性原因造成了贷款增长过多倒不可怕，因为只要不是经济增长中的真实需求吸纳了贷款，顶多是贷款又变成存款，货币还在银行体系内打转，所担心者是贷款真的放出去又变成了新的坏账，或是流入资本市场变成资产泡沫。 中国的股市从2001年起一直走低，今年以来仍是如此，况且中国股市的可流通股仅占GDP的15％上下，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60～80％的水平相差很远，与发达国家100～200％的水平相差更远，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就是有泡沫也远没有到值得担心的程度，说中国今年的货币高增长又造成了新泡沫更是没有依据。 更多的担心是来自于房地产方面，因为今年的新增贷款中有70％以上是中长期贷款，而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短期贷款为主。但是应该注意，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财富的三分之二是集中在房地产形态上，这是普遍现象，也说明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金的流向，应该以房地产为主体。目前中国投向于房地产的贷款增速虽然也比较高，但根据有关资料，房地产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0％，所以目前提出警惕房地产泡沫虽然也有意义，但说已经到了酝酿着危机的程度就有些过了。房地产业中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结构问题，即适应普通居民的房产开发项目过少了。还有关于央行今年121号文件的讨论，是否应该限制高档住宅商品房的购买？由于目前高档房地产项目开发过度，应该限制的是新项目上马，对已建成的项目也限制购买就难以理解。本来就供过于求，再限制购买不是把潜在的房地产泡沫变成现实的泡沫了吗？中国已经出现了“富人”阶层是社会现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你让他有钱不能花，不仅限制了社会需求增长，也造成了已建成高档房产资源的浪费。所以对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总体和长远的眼光，而不应只从贷款增长过快这点出发就出台许多限制措施。() ; 如果在当前既没有实物价格的通胀压力，也没有资产价格的通胀压力，我们似乎可以不必紧张通胀问题了，但是且慢，潜在的通胀压力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巨大，是来自外汇储备方面。 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只有45亿美元，新吸纳的直接投资只有303亿美元，按往年规模，到位的外资总有一部分会用掉，大约占30％，也就是说上半年可以形成外汇储备的只有250亿美元左右，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增加了601亿美元，即便算上还有约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还多出250亿美元，就是目前议论最多的流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在中国目前的“强制结汇制”下，迫使中国央行以外汇占款形式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根据有关研究，中国基础货币的“乘数”约为2?5，也有估计是3?5，就以2?5计算，今年上半年从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广义货币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已高达60％以上，而90年代平均还不到30％。如果按3?5的乘数计算，则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量全部由央行收购外汇所形成，所以，目前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今年以来，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影响，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正回购操作，以致于投空了手中所有的国库卷，又不得不创造了投放央行票据的模式，仅7月一个月就投放了500亿元的央行票据，但对凶猛涌入的外资来说，还是难以遏制住为收购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的势头。() 外汇储备多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为储备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货币增长过多，形成通胀压力，但只要使用外汇就可以对冲这种压力。外汇储备的风险仅在于所收购的外汇是否会贬值，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所有风险就集中在美元的走势上。 前面已经说过，当代美国经济早已转入供给不足形态，标志就是已经有长达20年的贸易逆差，而且不断扩大，所以从理论上讲，对美出口所获得的美元，已经不能从美国得到等值的商品，所以美元是个泡沫。而如果美元是泡沫，中国央行以其所创造的货币收购美元，与收购美元所对应的人民币也是泡沫，就是泡沫化的美元导致泡沫化的人民币。目前的泡沫化美元对人民币的泡沫化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是因为美元有货币霸权，中国得到美元从美国拿不到等值的东西，但从其他国家可以拿得到，因为其他国家还接受美元，可是如果美元泡沫崩溃，美元泡沫就会导致真正的人民币泡沫，因为其他国家将不再接受美元，中国为收购美元所多发的人民币就失去了转成实物的可能性。而美国的资产泡沫和美元泡沫都具有真实的崩溃前景，一旦走到这一步，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会难以抑制，国际金融与货币风暴就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强烈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要准备好对策。 三、动荡与稳定 如果中国的实物运行链条与货币运行链条在当前都不会断裂，还需要关注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因为中国自1998年以来，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4?1％。1998～2000年中国经济仍在走低，失业率的上升好理解，问题是从去年开始经济已经表露出上升势头，失业率还在上升，就是奇怪的事情了。我在去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亟待破解缩长之迷”，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1996～2001年，我国总劳动人口增加了5078万人，同期， 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5万人，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061万人，即是说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万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减少的就业人口共计7200万人都涌进了建筑与服务业。1996年以来，建筑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就业只增加了350万人，服务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产业内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增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6年内，全部新增劳动人口和被农业与工业排挤出的人口达7000万人以上，都涌入只占不到全部GDP20％的有数的几个产业部门。2002年，中国劳动力又增加了715万人，同期农业减少了487万人，工业由于产值增长加快，吸纳了224万人，其余新增和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共978人仍然转入了建筑与服务业，而这两个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只占总产出20％的产业部门，连续8年吸纳了100％的新增劳动力和农业、工业部门排斥出的劳动力，这种就业结构是畸形的，在这些产业内部的就业情况也必定是不充分的，就是如此，还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如果已经有超过8千万人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作，还有8百万人口已经失去了工作，那么就是在非农经济领域，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不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考虑到农业部门的落后情况，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劳动人口就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半。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也会没有意义，因为对超过一半的社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收入的增长日益落后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净减少。()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社会动荡的前景，也看到了已经不能用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来保稳定，因为现在已与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不同，只要保持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有人提出，要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入手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机制问题。但就是解决了新增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障问题，解决了新增城镇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就能够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吸纳劳动力这个结构失衡问题吗？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和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而能够形成这个良好趋势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低工资的优势外，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保支出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如果在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搞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丢失，外资就会流向其他工资和社保成本低的地区。外资流入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如果因为提高社保水平而导致外资流入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就业就会更不充分，由此所形成的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严重。 所以，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不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健全，而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就必须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容纳就业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推动城市化。 自改革开发初期中国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已经成为共识，但还是说得多，作得少，始终没有大的动作。中国最大的结构矛盾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错位，今年上半年，农业产值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9％，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占到50％。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这就是中国会面临长期通缩趋势的原因，也是中国只有在出口带动下才能实现经济较高增长的原因。这个大的结构矛盾不解决，用其他什么办法也难以化解由此产生的就业不足矛盾。为什么目前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吸纳劳动力？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高增长部门，都是面向出口的部门，和为满足只有10％的富裕家庭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这些部门高度集中在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等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这些产业在增长中只大量吸纳资金与技术而较少需要劳动力。 我国城乡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支出差距大于3倍，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收入人口增加，而对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果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即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比现在增加2倍，这就是市场和经济增长。目前是城市有大量剩余资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空间结构看是沿海有剩余资金而中、西部有剩余劳动力，有资金和劳动力就可以形成生产力，资金与劳动力不能完好结合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关键，就是推进城市化。 农村人口进城，高收入人口增加不会提高工资成本，因为这是结构变化，不是人均工资上升，所以在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不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朝向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少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需要许多大的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认清了经济运行的矛盾现实，就不会盲目乐观与悲观，也不会彷徨和犹豫，而是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中国经济论文: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目此，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注：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56页。）。“现代”必然包孕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开放的合理性特征。在这一前提之下，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成为在变革时期新生的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参照系，由此，“法律移植”、“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但是，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 一、关注经济法本土资源必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经济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非凭空产生，应来源于现实，又运用于实践，无论经济法这座大厦建构的如何高大雄伟，其根基应落足于社会现实，否则，割断了与历史、现实的联系，经济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首先，人类社会法律现实的多样化决定了任何一种模式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具有“普适性”。法律现实即整个法律制度的确立，包括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所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现实，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背景，还包括一国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诸多要素。法律现实的多样性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差异性，涵盖了法律形式、法律运作、法律价值、法律精神等等的差异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实。而法律并非是脱离现实，孤立自在的本体，要立足于法律现实，同时也要对法律现实进行指导与规制。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均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普适性”的真理，而实际上，“西方法律制度仅仅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一些特殊的调节与安排，这些制度只有放在这些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理解并加以评价，而决非处于法律进化的高级阶段”（注：公丕祥：《法律现代化的现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因此，在借鉴他国的法制经验时，关注本国的法律现实，重视本土资源，有着特殊意义，经济法也不例外。 其次，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制度框架被不断突破并逐渐演变至最终独立的过程（注：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9页。），其产生有着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经历了上百年的渐进历史。而中国经济法产生于改革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同步发展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民商法也无法生成。因此，中国经济法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之不足而出现的，而是与民商法同时立法。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与西方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品格应沿着变革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这一思路去塑造。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动机与需求，功能与地位和西方经济法有不同之处，而简单的法律移植则难以顾及这些差异，因此，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资源。 再次，经济法是一种具有显著“回应性”特征的法（注：刘普生：《论经济法的回应性》，《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23～28页。）。法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反映经济基础，而经济法更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相联，这种紧密度是其它法律部门无法比拟的，这种特性正是经济法“回应性”的体现。经济法作为国家调控经济之法，必然与经济同步发展，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变动反映更为灵敏和迅速。每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会使经济法受到影响。对于这样一种具高度“回应性”的法，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取的。 二、对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的反思 笔者认同一种观点，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外发型的，是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注：杨耕：《传统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第3页。）。体现在法制建设上，则是一种“变法”式（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的；或者说“政府推进型”（注：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11页。）的法制现代化过程。而西方社会与法律的现代化过程则是一种“自发式”的，是经过几百年的逐渐积累与演变的渐进过程，那么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过程，移植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立法模型可能是一种成本支付更少的途径。但是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热情时，所导致的是对西方法律的“偶象化”或“神化”，急切与焦燥心理由此产生，“现代化”被偷换为“西方化”，企图通过“移植”和“西化”来尽快地实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法制建设的非理性由此产生，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也难脱此命运。 从80年代初的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地盘”之争，到经济法的独立，以及经济法各方面理论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经济法理论经历了艰难而坎坷的历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法理论研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法理论关注外来资源过多，而关注本土资源不足，重视东西方经济法的共性过多，而重视中国经济法个性不足。在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已趋于成熟与完善，因此，借鉴 西方经济法理论研究之成果无疑是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无疑是一条捷径。况且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法理论所植根的“经济法现实”无疑是纷繁复杂的政府权力的硕大、民商法的缺位，市场基础的薄弱，这一切都与现代经济法原理相违背，这无疑成为学者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研究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在学者们的各种论著中看到的往往是对价值、本位、体系等宏观论题的青睐，而缺少对于中国经济法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经济法学者对于中国目前一些改革的热点问题，如电信业改革中的法律问题，四大商业银行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的法律等问题闭口不谈。此外，学者们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缺乏依据中国的本土资源潜心求证的精神，往往是“立法一出而应者云集”。例如，1993年公司法出台后，学者们纷纷从纯理论的角度宣扬西方公司制度的优点，幻想着国有企业向公司制转轨从而建立起类似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反观现实，企业对此却并不热心，改制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挂着“公司”的牌子，实行的却是老一套的运作模式。这种缺乏对本土资源进行“回应”的经济法理论恐怕只能成为空洞而虚幻的“空中楼阁”，难以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下，中国经济立法的速度之迅猛，数量之庞大，堪称中国立法史上的一次空前运动。中国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建构起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立法的激进论开始鼓噪西方国家就是现成的“样板”，立法的“拿来主义”由此产生，追求数量与规模的扩张成为时尚。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及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成为中国经济立法的根本任务。七届人大于1992年通过的法律法规共16件，其中经济立法6件，国务院或批准的法规性文件84件，其中大部分为经济法规。1993年八届人大共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件，其中经济法12件。八届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12月召开座谈会，确立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该规划共列入立法项目15件，其中列入第一类法37件。1994年八届人大又通过经济法律20件，至此，经济立法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蔚为壮观的景象。然而，法制现代化决不仅仅意味着引进西方法制经验，立几个法就能解决问题，若无视这个法律产生的社会需求、文化底蕴，而仅将其结果“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毫无实际效用（注：田有成、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1页。）。我国目前这种片面追求数量与规模的立法方式往往使经济法的本土性难有体现，故而导致经济法的“货不对路”，从而无法产生预期效益，实效性也无从体现，一部破产法在中国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境地足以令人警醒。如此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土壤的经济立法往往沦为一种逻辑上的精品，抑或连逻辑精品都算不上。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立法一直表现为“早日建立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应急性”立法，往往无法考虑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况且，许多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均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尚未经过成熟的市场考验，大多是援引或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成内容，难以在短时期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现实条件相吻合。例如，中央银行通过降息来刺激消费增长是西方政府常用的经济杠杆，但中国在短短两年内，连续7次降息，消费仍然未被拉动，储蓄率仍然逐步攀升。究其根源则是由于我国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与目的性存款所占份额过大，这种存款结构决定了降息这种刺激消费的策略难以发挥作用。 三、中国经济法本土性要素分析 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难以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寻找到发展的土壤（注：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1页。），诚然，若无外来文明的冲击，我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演绎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但是，“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因此，我们应探究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我们至少可析离出几种本土性要素，这些本土性要素正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这些本土性要素必然有其自身的转变规律，也必然要求在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折射出它们转型轨迹。 地位特殊的政府。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法发展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如果说西方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失灵，弥补民商法缺陷，而赋于国家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中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薄弱的市场基础。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目标至今不过20余年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这种缺陷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的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作为市场机制灵魂的竞争机制难于发挥作用。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值信号，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市场的发育不良现象，在法律上体现为民商 法难于发挥正常功能，而经济法所推崇的政府宏观调控也就缺乏作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是为市场失灵所修的一条“防护之堤”，那么中国经济法不仅要为市场经济“修堤”，还承担起“疏通水道”之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法不应走一条“反民法”或“异民法”之路，而应为民法创造生存环境，与之相辅相成，共谋发展。 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历史上“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的逐利欲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而这种欲望一旦在市场经济条件释放，便得到空前的膨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权钱交易泛滥，竞争行为失范，伪劣产品横流。在中国市场发育不足与失灵现象同时存在，这样，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力量来控制这些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于中国，这种力量只能来自拥有强大资源的政府，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调控中枢，放任竞争只会导致恶性竞争。因此，中国不能象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充分信任市场竞争力量，政府只进行有限调控。因此，中国经济法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限制，并不意味着让政府成为一个“无为”的政府，而更应关注将政府经济权力纳入合理与科学的轨道，并保障政府经济权力的充分行使。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因此我们不应沉迷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美好设计，移植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现实模型，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各异，并不存在可供拷贝的经济法样本，只有立足于本土资源，经济法的发展才能把握住社会前进的脉博。 中国经济论文: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 键 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 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 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